中俄关系

 　　6月5日至7日，俄罗斯总统访华期间，俄中两国签署了11份合作文件，涵盖了经济、能源、技术、金融等多个领域。尤其是在大飞机制造、能源贸易和核能等领域，俄中实现了突破性的合作，堪称是两国加强全面合作的表征。 　　撇除石油、天然气、核能等能源领域，即使在制造业方面，俄中双边贸易具有巨大的互补性。俄罗斯需要中国的工程机械、汽车、船舶、通信设备、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中国则对航空航天器、核反应堆、机床、集成电路等欧美禁运的高技术产品渴望已久。只要两国高层具有加强经济合作的诚意，双边贸易是不难做到急剧增加的。 　　假如评估一下俄中在政治、经济、安全层面的互动趋势以及普京在华期间的言行，即可发现，两国业已提升了外交协调的层次并扩大了经济合作的层面，这是不言而喻的。对此，普京表示俄中关系已经到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胡锦涛则指出双方都同意要优先发展中俄关系。 　　普京旋接任俄罗斯总统，即对中国展开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北京峰会，并视为重头戏。这表明了他对强化区域安全和上合组织反恐的高度重视，显示了他对两国加强合作以抗衡美国的期望。 　　惹人注目的是，普京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如今全球和区域安全遭到严峻的挑战，国际法准则遭到擅自解读，而俄中两国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几乎是一致的。普京还提问：既然中国有经济实力，俄罗斯有科技潜力，中亚地区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两国何不利用这些有利因素加强双边合作呢？ 　　今日俄罗斯经济活力远逊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仅占中国的三成，可是俄罗斯手中的核武力却足以同美国相颉颃。其实普京是希望中国读者在解读他的文章时，引伸一下：既然中国有钱，俄罗斯有与美国匹敌的核武力，在面对美国战略挤压时，两国何不实施战略策应呢？ 　　普京所言，画龙点睛地凸显了莫斯科对俄中在安全领域加强合作的期待。在全球大国博弈中，借力使力，隔山打牛，本是司空见惯之事，不足为怪。 　　按照俄中两国判断，两国面临最大的境外威胁源自美国。莫斯科指责美国鼓动俄罗斯反对派挑战普京的权威，并正在欧洲加紧部署陆基、海基反导系统，以抵销俄罗斯战略威慑力量；美国将在2020年前把美国海军六成战力部署在亚太地区，包括六个航母战斗群和大部份巡洋舰、驱逐舰、濒海战斗舰和潜艇，围堵中国似乎势不可遏。 　　对俄中加强合作的势头作一番评估，可以预计今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至少包括俄罗斯为中国大飞机项目提供技术支撑，并在石油、天然气供应方面给予保证；在外交领域双方在涉及各自核心利益时在国际舞台上加强策应；在国家安全领域则加强双边军事安全协同性。 　　南沙争端是试金石 　　概言之，今后俄中在反制美欧日挤压两国的战略空间时，大大拓宽了活动的余地。在消极层面上，双方都去除了后顾之忧，可以全力同西方国家周旋；在积极层面上，则双方可以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一言以蔽之，亦即俄中两国增加了底气。 　　果不其然。6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上海合作组织北京峰会上指出，“本地区各国内部事务应该由各国人民自己做主，我们坚决反对以任何借口干涉成员国内政。”外交部副部长程国平则在峰会期间明确表示，“中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也涉及到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的利益。我们对维护中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我们绝对不允许中亚地区发生像西亚、北非那样的动乱。” 　　普京刚结束访华之行，中国政府即指出，“绝对不允许中亚地区发生像西亚、北非那样的动乱”。如此明确而强硬的表态，在过去是得未曾有的。北京底气之充足，于此略见一斑。 　　假如普京健康没有问题，他在莫斯科执政可能长达12年之久。值此期间，俄中两国为确保各自战略空间而做出的努力，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不同。如今俄中两国走近，主要是反制美欧日的战略挤压，估计在相当程度上属于权宜之计。一旦美国放松挤压，两国出现裂痕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话说回来，俄中两国走近的主要缘由，亦即促使美国放松挤压，两国能做到这一点，就已经达到既定的战略目的了。 　　从过去毛泽东、邓小平处理中美、中苏关系时的策略看来，有时在双边关系上采取的若干战役层面的动作，实际上是做给第三方看的，促使第三方做出反应。不过，这一点可能不适用于今日的俄中关系，因为普京访华促成俄中两国加强合作，属于战略层面的动作。 　　想深一层，在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层面，俄中两国彼此之间的依赖程度仍然小于对西方世界的依赖程度。单以南沙群岛主权争端而言，美国的立场就是北京经营南中国海方略能否施展手脚的前提。美国或者硬出头，或者不选边，对北京南中国海方略的成败几乎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 　　相对说来，俄罗斯同越南之间的合作源远流长。越南在南沙群岛周边海域招标开采油气资源时，俄罗斯又捷足先登，拥有不容忽视的既得利益。况且，越南锐意组建南沙舰队，日后用于南中国海海战的新锐武器几乎全部购自俄罗斯。南沙群岛争端可能就是俄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否经得起考验的试金石。 　　下笔至此，不由感叹：扑朔迷离，亦即形容大国博弈复杂进程的合适的字眼。 　　作者是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

刘江永：国家模式决定大国兴衰 进入专题 ： 国家模式 大国兴衰    ● 刘江永       摘要：战后迄今，两制并存状态经历了冷战时期的“对立共存”和冷战后的“包容共存”，在21世纪，多种国家模式竞争是否会催生两制“合作共存”的历史进程，值得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认真研究。展望未来，国家模式竞争仍将是决定大国兴衰与世界格局的关键因素，多种国家模式竞争将直接影响两制并存的态势。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国家模式的自我完善，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不是社会形态、社会制度或国体的改变，而是国家模式的调整、完善和发展。     　　     早在1986年，笔者曾撰文指出，当今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两种社会制度并存与多种国家模式竞争”，国家模式竞争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大国兴衰和两种社会制度的前途。当时还特别指出，苏联虽然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但其国家模式问题严重，必将失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本国国家模式的完善与发展，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变革，有可能走出一条新路。25年来的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了当年笔者的学术假说，并将继续检验它的可信度。     在预测未来20年大国兴衰的时候，国家模式竞争规律仍将产生作用。如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已经过去20年，国家模式竞争的结果更加清晰。2011年爆发的欧债危机、“占领华尔街运动”等一系列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危机，西亚北非发生“阿拉伯大变局”、利比亚战争等，似乎又揭开了未来历史的帷幕。与其相比，近20年来，中国在这个纷乱动荡的世界“闹中取静”、“乱中稳行”，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长足发展。美国《新闻周刊》惊呼，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美国“生活在恐怖时代”，而“这10年真正的大事是中国从第三世界国家崛起为地球上第二大重要国家”。①展望未来20年的国际大趋势，国家模式竞争还会继续决定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上演大国兴衰的新剧。     本文着重从时代特征和国家模式角度探讨当代大国兴衰的某些规律，从理论上解释世界主要大国在社会制度性质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兴衰起伏的根本原因。文章提出国家模式竞争是决定大国兴衰的重要因素。为论证这一点，笔者对苏联(俄罗斯)、美国、日本和中国等不同国家模式的特点及竞争结果做了案例分析和比较研究。为在理论上进行探讨，本文还对“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等概念的区别做了理论上的说明。笔者希望这项研究能有助于对国家兴衰规律的探讨，对大国未来趋势的预测，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及未来国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支撑。     　　     国家模式竞争决定大国兴衰     　　     作为理论探讨，就不能不首先说明所述主题的基本概念。当下，或许有人并不情愿使用“国家模式”，特别是“中国模式”的说法，而情愿使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之类的表述。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并非同一个理论概念。“中国道路”是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质上涉及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社会形态的概念，主要是相对资本主义而言的。而“中国模式”绝不是“中国样板”的意思，因为模式也有失败的，如“苏联模式”、“美国模式”等。“中国模式”实质上讲的是国家形态概念，即政治学上的概念。事实上，相同社会形态的国家有不同的国家形态，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也有类似的国家形态。“中国模式”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国家形态上的集中体现。因此，在学术理论的探讨中，不宜对“中国道路”还是“中国模式”采取二者必居其一的简单做法，而要认真研究这两个概念不同的理论内涵，并用于指导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     当代国家不平衡发展现象的实质，主要是当今时代国家模式竞争的结果。国家模式，即国家形态是一种客观存在。国家模式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样，都不是绝对固定不变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质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条件下，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国家形态与治国方略。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实际上就是对本国国家发展模式不断完善与改进的过程，也是借鉴其他国家模式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而与时俱进的过程。     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相互关联，又有其各自的特定范畴。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社会形态是指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社会形态分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及共产主义社会。其研究的范畴包括所有制的性质、国家政权性质等。与其相比，国家模式则是相对社会形态而言的国家形态范畴。它主要包括国家结构、国家政体、政党制度、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对外战略等与国家发展相关的诸多重要方面构成的国家发展形态。由于世界各国国情不同、社会制度、国家自然条件、历史文化背景各异，所以各国国家形态便自然会出现不同的模式。     列宁生前谈到时代变革进程时曾特别指出国家形态的重要意义。他在《统计学和社会学》提纲中曾提出，“国家的类型是这种更替的历史阶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一种新型的国家”、“最高类型的民主国家”。②遗憾的是，由于列宁过早去世，没能完成他那部宏大而富有创意的著作，而他那独到而闪光的思想火花又因为过于微弱而很快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成“最高类型的民主国家”，还需要在实践中探索。     笔者认为，列宁所说的“国家的类型”就是指国家形态，即国家模式，包括某一国家(地区)所特有的发展方式和发展道路。国家形态与社会形态相联系，同时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社会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形态具有决定意义，而国家形态的成败又会反作用于社会形态。只要有国家就会有国家形态。由于世界各国国家形态各异，各国决策者治国方略不一，所走道路不同，因而世界上不可能有一个固定而统一国家模式。但是，不能因此而否认国家模式的客观存在，以及国家模式竞争的客观现实。国家模式竞争理论涉及到走本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规律探讨与总结，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问题。     二战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在“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多种模式竞争”时代，正是国家模式的竞争导致了大国的兴衰。未来30年，这种并存与竞争时代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能够确保本国国家发展模式在改革中不断完善的国家将巩固和发展自身的社会形态，而在国家模式转型中失败的国家则可能滑向衰落。     　　     苏联解体与斯大林模式破产     　　     二战后以来，两种社会制度与不同国家模式竞争在大国之间普遍展开，并引起国际格局大分化、大改组。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决定的，相当复杂。从理论根源上讲，苏联解体正是这种国家模式竞争的结果，是苏联模式，即斯大林模式的破产，而绝非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失败。     1917年“十月革命”后诞生的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战胜了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多次武装干涉，于1922年正式建立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没有被纳粹德国的入侵摧毁;在战后初期阶段，苏联取得了快速发展，并成为与美国鼎力的世界超级大国。从1946年到1980年，苏联实行了七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据苏联公布数据，1982年与1950年相比，苏联国民收入增长了8倍以上;工农业总产值分别增长了12倍和13倍。苏联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从1950年的12.6%升至1982年的20%。这期间，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7.4%，总量从相当于美国的31%上升到67%③，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苏联则开始走下坡路。     从理论角度看，当时苏联只强调其社会形态同资本主义对立，而没有国家模式的概念，因而从理论上不可能允许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走自己的路。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绝对化，把自己的观点作为真理的标准，“而不许离开半步”。④当时的苏联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形成后，世界出现“两个平行与对立的市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日趋衰落，活动范围日趋缩小，“并必然要遭到彻底失败”。⑤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苏联一方面不断通过僵化的计划经济加强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另一方面企图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依附或服从苏联的所谓国际分工。然而，这种斯大林模式不仅造成苏联的畸形发展，而且导致苏联与东欧国家、中国等国家关系恶化，最终造成社会主义阵营分裂。苏联解体的重要理论根源之一也是由于在理论上没有对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作区分，没有做到在坚持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同时扬弃苏联模式的历史垃圾，而是把者两者统统抛弃。     从实践方面看，苏联国家模式的失败最终导致了社会形态的历史性倒退。由于缺乏对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做必要的理论区分，对于何谓苏联模式也有不同看法。有的中国学者认为，“苏联模式，应是指苏联的社会主义形式，其特点是高度集中”。⑥其实，所谓苏联模式，是以高度集中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过度的军备竞赛、对外结盟扩张、推行强权政治等为特征的国家模式。其虽以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示人，但在军事、对外战略模式方面则与美国的国家模式没有多少区别。苏联军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一度高达14%，而轻工业日用消费品和食品供应却长期紧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而特权阶层则作威作福。     前苏联工业基础好于中国，但因优先发展军事，与美国争霸世界，国家经济结构严重失调、资源能源空耗，引发了一系列深刻的矛盾。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苏联模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经济长期落后，粮食严重依赖进口，官员腐败蔓延，党的威信扫地，国家凝聚力下降、离心力上升，国内民族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激化，国际处境孤立。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成为苏联走下坡路的助推器。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所谓“新思维”， 开启了全面否定苏联的“公开化”，在展开有效经济改革之前首先启动所谓“政治改革”，结果就像按错了改革顺序的按钮，造成无政府主义的“大民主泛滥”，⑦不仅搞垮了苏共，而且最终搞垮了苏联。     总之，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缺乏经验，而战争期间遗留下来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沙俄时代的民族利己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对外扩张战略等，也是导致美苏冷战及西方社会对社会主义偏见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反对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之争，在很大程度上也由于缺乏对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概念的区分而陷入极大的盲目性和内耗，最终导致中俄关系分裂，东欧国家放弃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甚至是苏联自身和平解体。     　　     金融海啸折射美国模式的弊端     　　     2008年9月15日，在美国经营了158年的雷曼兄弟证券公司申请破产保护。这是有史以来美国最大的银行倒闭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称：“此次危机甚至可以说是百年一遇，要比我之前见过的都要严重”。鸠山由纪夫指出，“这次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是由冷战后美国推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的破产所导致的。”⑧     美国这场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是房地产泡沫经济引起次债危机，金融投资缺乏监管，金融衍生产品过度投机等造成的。实际上，这场百年未遇的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国自由金融经济模式的弊端。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指出，“资本主义不受任何阻碍而横行于世”，结果使人们“生活在恐慌型经济的新时代”，“阻碍通向世界繁荣的巨大障碍只有一个，只有那些造成人们思考混乱的落后于时代的教义”。⑨他预言，“这种状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其他的意识形态或理想肯定会出现。这种大萧条持续的越长，越严重，便越可能早日诞生。”⑩     小布什政府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基础上推行新保守主义政治。，对内放手让石油、军火、金融大亨赚钱，少数利益集团和权贵暴富，制造了虚假繁荣;对外以强权甚至先发制人的战争手段推行“自由”、“民主”，颠覆别国政权，占领战略要地，制造了悲惨世界。美国模式失败实际上起源于2003年3月布什政府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这一点与当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有相似之处。它证明，无论采取何种社会制度，一旦国家发展模式出轨，对外发动战争，都会自食恶果。     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完成了从伊拉克撤军，放弃了“单边主义”而改为暴力的多边主义，在发动利比亚战争后把指挥权交给北约，让盟国承担更多的战争预算开支。然而，美国尚未从阿富汗撤军，又与伊朗处于紧张对立状态。21世纪以来，美国模式的失败表现为“四升四降”。     “四升”是：第一，美国军费开支与安全成本上升。美国国防开支从2001年的2800亿美元增至2011年的约7100亿美元。据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测算，美国为伊拉克战争耗资可能达4.3万亿美元，若包括阿富汗战争可达5万亿美元。 第二，美国财政赤字与内债外债上升。2010年美国财政赤字高达1.43万亿美元，超过印度经济总量，相当于全美人均负债4700多美元。第三，美国失业率上升至9%以上。第四，美军伤亡人数上升。据美国国防部统计，在过去10年里，美国超过46000名士兵受伤，6200多名士兵身亡。仅驻伊拉克美军就丧生近4400多人，超过“9·11事件”2973人的死亡人数。     “四降”是：美国经济地位下降、美元地位下降、美国安全感下降、美国软实力下降。2010年美国贫困率为15.1%，贫困人口达到4620万人，为52年来最高。社会财富高度向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少数富有的美国人集中，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有数据显示，5%最富有的美国人拥有全国72%的财富。     美国的高财赤、高债务、高失业率达到一定限度，必然造成国内社会矛盾尖锐化。2011年9月17日起蔓延之今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一个月内扩大到美欧日澳等全球82个国家951座城市。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演变为社会危机。面对住房、医疗和教育价格飞涨，一方面成千上万的人遭辞退或停发工资，另一方面银行却接受大量救助，忙于高薪分红，人们对此强烈不满。     与此同时，欧债危机的发生与欧洲经济不景气，也使“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另一种形式在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等国上演。整个西方发达国家发生的这场经济与社会危机，反映出西方各国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危机、阶级矛盾的深化，彼此拖累大，相互救助难。这堪称是苏联解体以来，西方国家遇到的最深刻的复合型危机。     　　     日本衰落与国家模式转轨失败     　　     从1868年明治维新算起，140年来日本国家发展模式经历了三次转型，既有成功也有失败。这期间日本的资本主义制度没有改变，但国家形态则发生根本性变化。     第一次国家模式转型是明治维新，日本从封建国家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随即走上帝国主义道路，采取了军国主义国家模式，终遭到惨败。第二次国家模式转型是1945年战败后，日本采取了“轻军备、优先发展经济”的“贸易立国”模式，于1968年成为西方第二经济大国。为保持社会稳定，日本通过遗产继承税等手段防止贫富差距扩大，也颇有成效。从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在经济发展如日中天的情况下，再次进行国家模式转型，放弃了“轻军备”路线，接受了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造成泡沫经济。     20世纪90年代起至今，日本多次出现政局动荡，经济萧条。其根本原因之一是日本的国家发展模式转型失败。日本正经历一场战后以来前所未有的经济、金融、政治全面危机。其主要标志是：第一次出现长期萧条，20年来经济年均增长率约为1%;第一次经历“泡沫经济”破灭，房地产价格持续20年低迷;第一次造成政局如此动荡，20年内日本首相平均不到一年半更换1次，近5年居然换了6位首相，经济、财政政策难以保持连续性。     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冷战后日本背离了战后“富国、轻军备”的国家发展模式。这与美国的经济衰落与外交施压关系密切，但主要取决于日本的国内决策。例如，日元被迫升值，企业改变终身雇佣制和持股结构，通过立法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协助美军作战，为应对“中国威胁”购置大量美国武器等。这些必然使日本丧失出口导向型经济的优势。风靡一时的“日本模式”几乎成为失败与衰落的代名词。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前会长小岛明指出：“日本脱离了不断改良变革、适应变化的模式，便会面临失败与危机。过度信奉富国强兵的‘强兵’模式是失败例子。另外，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泡沫景气时，许多人误以为空洞的泡沫是实力，自我陶醉于日本经济会永远繁荣”，结果也失败了。“日本发展模式不是固定不变的”，应“认清时代潮流”，建立一种“不断适应情况变化的有活力的模式”。民主党前代表小泽一郎指出，冷战时期吉田茂“轻军备、优先发展经济”的路线创造了战后日本的经济奇迹，但那是在技术、市场和安全等方面全面依靠美国才实现的。冷战后，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此时，“领导人的作用是指明新时代的蓝图，并引领整个社会，但却出现了小泉首相这种做秀的政治家，对内造成贫富差距扩大，在外交上毫无批判地追随美国”。美国模式的失败使日本失去了传统的大市场，而中国模式的成功则使日本获得新的海外最大市场。然而，问题在于，日本在经济上视中国的发展为机遇，在安全保障方面则把中国作为对手，这种扭曲的对华政策必然妨碍其进一步通过中国经济增长拉动本国经济回升的进程。     　　     中国的国家模式有待不断完善     　　     塞内加尔国际大学校长克劳德·恩亚福纳2009年3月在该校举行的“中国文化日”活动中说，中国的发展模式已成为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战略研究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如果从国家模式角度看，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既有教训也有经验。     第一阶段，新中国的前30年“高开低走”，遇到了曲折和挫折。其根本原因在于采取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和计划经济的国家发展模式。在这30年，无论是模仿还是批判当时的苏联模式，都没能使中国走向辉煌。在冷战时期，中国的国际环境恶劣，国内极左思潮盛行，“10年文革”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阶段，新中国的后30年突飞猛进，从1978年底开始，中国成功地踏上改革开放之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完成了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发展模式转型，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成为近年来全球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大陆的国内生产总值(GDP)1990年不到日本的13%，2010年则达58786亿美元，同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03年的4.6%上升为2009年的14.5%，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大贡献国。2011年，中国外贸总额达36420.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2.5%。2000年至2009年，中国外贸年均增长16% ，远超过同期世界贸易3%的年均增长率。     从2006年起，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和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外汇储备在世界外汇储备中所占比重，从2001年的10.3%升至2009年9月的27.6%。按市值排名，世界前三大银行为美国花旗银行、美国美洲银行和英国汇丰银行，2009年则让位给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近20年来，在苏联国家解体、日本经济萧条、美国金融海啸等历史性重大变故和冲击面前，中国模式的成功巩固了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存在，成为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大亮点。     有一种解释认为：中国模式可以称为“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特指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主动创新、大胆实践并从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社会的协调发展、国家的和平崛起的一整套思路、经验和理论。也有人指出，中国模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整套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较为协调发展的模式，是现代中国在数十年的现代化进程中摸索出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科技模式、文化模式、社会发展模式等子模式的综合和升华，是当代中国各级各类组织模式的抽象和概括。     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指中国在保持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前提下，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发展模式。中国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称，他多年研究得出一个结论：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这种看法符合系统唯物主义“多合为一”的事物结构法则。当代中国的国家形态，即中国模式具有“多元一体”特征。国家发展形态是个大系统，由若干子系统所组成。各国的国情与历史逻辑决定了该国国家类型的结构特征。例如，“一国两制”便反映出当今时代特征及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为实现国家统一而允许在一个国家内的局部地区保留不同的社会形态，而且两制可以在一个国家内 “合作共存”。这既符合当代“一球两制”的现实，又高于全球“两制对立”的现实。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初步形成“多元一体”的国家发展模式，即“多元”组成“一体”，“主体”汇聚“多元”，相辅相成。如上图所示，它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1)经济制度和所有制形式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和所有制形式并存;(2)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实行多种形式的分配方式与合法收入来源多样化;(3)经济体制运行是以市场经济为主体，采取法制、规划、行政、财政、税收、货币等多种手段进行国家的宏观调控;(4)国家政体是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国家权力主体，政府各部门分工合作，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5)政党制度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主体，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多党合作制;(6)民族人口结构是以汉族为主体，56个民族团结统一，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7)社会形态与国家结构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局部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国两制”;(8)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主体，借鉴世界上的所有进步文明。(9)文化艺术是以中华民族传统中精华为主体，吸收全人类所有健康、卓越的文化艺术成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0)中国外交是以政府总体外交为主体，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党、议会、民间、经济、科技、环境、军队、公共外交等与之相互配合，相辅相成。     过去30年中国模式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是不断进行改革创新。中国的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模式的自我完善，中国未来的发展，也要继续依靠国家发展模式的不断完善和创新。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不是社会形态、社会制度或国体的改变，而是国家模式的调整、完善和发展。其中包括通过合理的税制改革和依法治国，实现公平正义，缩小贫富差距，努力改善民生;通过不断完善符合本国国情的国家发展模式，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造福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国际战略环境预测与国家应对战略研究”阶段性初步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9JZD0040-2)     　　     【作者简介】刘江永，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国际关系、国际战略、国家安全。主要著作：《当代日本对外关系》、《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中日关系二十讲》等。         进入专题： 国家模式 大国兴衰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372.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5月，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俄罗斯新任总统普京结束了上任后的首次中国之旅。国际舆论对中国和俄罗斯在面临国际压力之下全面合作表示关注。不过海外媒体和有专家认为，中俄两国关系隐藏诸多问题，很难建立起长期密切的合作关系。 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5至7号对中国进行了访问。事实上，普京上任后首轮外访的国家是白俄罗斯、德国、法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此后才是中国和哈萨克斯坦。 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说，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后首轮出访就选择中国，充分表明普京在新的任期内，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并希望与中国领导人一起，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的外交意图明显，即对美国暂作“冷处理”，对欧洲的德国和法国等国增进沟通、求同存异，对独联体的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国解疑释惑、加强团结，对中国则大力发展友好关系、深化合作。 法新社星期五发表评论表示，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主要在于共同抵抗美国和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并在全球范围内抵制美国的势力扩张。原美国《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现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访问学者的赵岩表示，中俄之间的合作主要基于两国领导人在国际事务上的共同立场。 “普京也是在集权专制下产生的官员，胡锦涛也是在集权专制下产生的官员。所以在全世界民主浪潮，从埃及到利比亚，一直到叙利亚、也门，在不断发生革命的前提下，两个曾经在独裁政权担任过高官，而且现在还在维持着独裁发展着的独裁的两个领导人当然有共同的语言可谈了。” 法新社发表的评论说，除了在国际社会上有合作对抗美欧势力的共同点之外，中俄之间也有诸多问题尚待解决。一些专家分析认为，这些问题包括俄罗斯对中国军售的限制，显示俄罗斯对中国的担忧并没有减缓。 赵岩认为，中俄之间历史恩怨纠缠难解，也是两国合作的障碍。 “我个人认为，两个国家不可能真正地好。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原来是个荷叶型，现在为什么变成了一个大公鸡跟当年的沙皇帝国跟大清帝国签订的不平等的条约有直接的关系。后来在斯大林时代，把关系强逼着毛泽东基本上认同了这些东西，使这两个国家表面上走的近，但事实上是不可能走近的。” 中国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俄罗斯问题专家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表示，这次普京访华，预定的俄中就石油和天然气合作计划达成协议，并没有实现，反映出两国的合作还有很多问题。 “天然气管道的事情这次普京来两国想趁着他访华期间有个突破。这样对外可以有个交代。但是仍然达不成协议。利益还是围绕着价格，价格也是反应出相互信任度的问题。以前在石油方面也是，双方可以谈得很详细，因为十几年，从叶利钦时代就开始谈。但是他还是没搞明白，他们之间还是没有信任度。” 这位专家介绍说，石油和天然气项目是中俄两国最大的合作项目，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能源进口国，而俄罗斯是最大的能源出口国，正好有一种互利合作的可能，但这种合作关系历经多年，至今没有达成默契，显示中俄双方都不信任对方。除此之外，俄罗斯还在严防中国势力在中亚的扩张。俄罗斯最近向一些中国周边国家出售武器，也反映了两国难以达成更密切合作的现实。 “首先在上合组织里面谁是老大，尤其是中国急需贷款，打算成立上合组织内部银行，包括给每个国家单独成立账号。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内建自由贸易区，最后被俄罗斯方面封杀；另外一方面，像南海同中方有争议的国家大量提供最先进的武器，而且这些武器像中方它都是不提供，根本不考虑中方的感受吧。” 这位长期关注中俄关系专家认为，俄罗斯的政治战略精英对中国并不信任，俄罗斯对中国的防备比比皆是。 “在俄罗斯境内有很多精英军事战略家，他们经常在俄罗斯的报纸上发表一些看法。直截了当地公开地得出结论说俄罗斯特别需要担心的对手恰恰是中方，而且是对远东加大军事部署。最先进的驱逐舰、直升机它们叫航母，新的Ｆ４导弹都在远东。它一直在防着一手。” 他介绍说，今年的上合组织会议，中方原本希望宣布一个一揽子对中亚各国的经援及政经合作方案，但却因为俄罗斯的全力反对而没有达成。可见中俄双方的合作目前还十分表面化，虽然两国高层基于国际局势希望深化合作，但双方的精英互不信任，加上两国的政治制度已经不相同，因此双方合作关系的基础并不牢固，一旦国际局势变化，这种合作也可能发生较大改变。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今年2月中俄联手在叙利亚问题上投否决权后，许多人认为中国上了俄罗斯的当，认为俄罗斯是不可靠的国家，故此反对与俄罗斯结盟。针对当时这种看法我写了下面的这篇文章。然而，没有想到反对与俄结盟的看法在官媒体中具有不容讨论的地位。我向一家官媒投送此稿后，得到的答复是因为我国执行不结盟政策所以不能发表此稿。我再向一家发表过反对中俄结盟的杂志投稿，再次被拒。其后，又先后被两家刊物拒稿。然而，这四家杂志拒稿的理由完全相同。第五次投送《国际经济评论》被接受了。我以为，此稿四次被拒后才能发表的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官员们对俄罗斯的普遍看法。我的问题是： 　　1、为什么反对中俄结盟的观点在官媒体中具有不容置的硬道理地位？ 　　2、为什么官媒体喜欢发表反对中俄结盟的文章？ 　　3、媒体官员的个人观念对中俄关系有什么影响？ 　　 俄罗斯可靠吗？ 　　2011年10月4日和2012年2月4日，中俄两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两次联手否决了美、法及阿盟关于叙利亚问题的决议案。2012年3月28日，胡锦涛主席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梅德维杰夫举行双边会晤，提出，双方更加积极地“加强在国际事务中协调配合”，“共同努力将双方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到一个新水平”。许多网友认为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政策是被俄罗斯拽下水，中俄结盟是个危险的趋势，因为俄罗斯缺少战略诚信。近日媒体又讹传普京组织撰写的俄罗斯战略报告公开将中国视为长期战略威胁。本文就中俄结盟可靠性的问题谈谈看法，以供讨论。 　　 同盟可靠性最主要取决于共同战略安全利益 　　“朋友”（friends）与“盟友”(allies)是两种不同的关系，前者以情感为基础的关系，后者是以利益为基础的关系。朋友的支持是不以回报为目的的，而盟友的支持是以回报为前提的。盟友是指两国在安全上进行战略合作的伙伴，但他们之间不必然有感情上的友谊。二战时期的美国和英国都是苏联的盟友，但他们对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没有好感。冷战时期，美国严防德国和日本两个盟友的军事力量的发展，特别担心他们发展核武器。2003年，法国和德国在与俄罗斯联手，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美国在国际战争这样的重大问题上也无法确保法、德的支持，不得不组织自愿者同盟。 　　由于盟友的基础是共同的战略安全利益，因此盟友的可靠性主要取决于共同安全利益的大小。大则可靠性强，小则可靠性差。共同战略安全利益的大小可依据其基础层次排序，如国家生存，政权生存、民族统一、领土完整、海外权益等。同盟的建立、延续和解体的利益基础是不同的。建立同盟需要成员国有巨大的共同战略安全利益，延续同盟则只需要成员国的安全战略利益不受损害即可，而成员国退出同盟则需要退出同盟所带来的安全战略收益大于保持同盟关系。 　　1964年中苏同盟彻底破裂，1966年法国退出北约。两者虽然具体原因不同，但根本原因一样，即中、法都意识到只有退出同盟才有可能提高全面的战略安全能力，并获得世界大国的地位。中国当时面临的情况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要求成员国把共产国际的利益置于本国国家利益之上，这使得成员国无法独立自主地发展。按照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分工原则，中国就无法建立独立的和全面的工业和国防体系。法国在北约内部面临美国的控制。美反对法研制核武器，只同意在欧洲部署核武器，但要由美国控制的北约来控制在欧洲的核武器。法不退出北约就无法发展独立的国防力量，特别是独立的核力量。历史已经证明，中、法当初的判断是正确的。 　　盟友是以共同安全战略利益为基础的，因此同盟者承担的相互支持责任限于战略安全领域。盟友在经济、政治制度、宗教信仰、意识形态、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利益冲突不改变他们的盟友性质。盟友的诚信限于在战略安全问题上的相互支持而不是所有国际事务上事事都支持。盟友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他们之间不可避免存在利益分歧或冲突，因此盟友在非战略性安全领域互不关照的事是经常发生的。美日经济摩擦自1980年代以来不断发生，1997-1998东亚金融危机时，美国不为其韩国和泰国提供金融援助，然而，日、韩、泰都不认为与美国的同盟不可靠。当时，中国给泰提供了10亿美元金融援助，但中泰也未成为盟友。盟友关系可保证在绝大多数战略安全问题上双方相互支持，而非盟友国家的关系则没有这种保障作用。 　　中国能否相信俄的同盟可靠性，需要从战略利益的角度进行分析，即中俄目前有无巨大的共同战略安全利益，这种利益可持续多长时间，中俄退出战略同盟有无更大战略利益可图。上世纪50年代，中苏将盟友关系定位于朋友+兄弟，忽视了盟友是主权独立国家的本质，于是苏联要以老大哥身份管束小兄弟，这是造成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只要，中俄明确盟友的责任是战略安全领域的相互支持，而不是在所有问题上相互支持，其他领域的分歧就不会造成同盟不可靠的问题。 　　 中俄结盟的共同战略安全利益日益增大 　　在目前国际环境下，中、俄没有选择加入西方阵营的条件，因为美国无法接受中、俄任何一方为盟友。美国如果同意俄加入北约，欧洲国家不再相信美国安全保护的可靠性，北约难以生存。美国如果接受中国为盟友，东亚国家则不再相信美国安全保护是可靠的，其东亚双边同盟体系将无法维持。从戈尔巴乔夫开始，中、俄两国都有人不断地提出新思维。迄今为止，由新思维指导的政策都未能改变中、俄与美国之间的战略对立本质。 　　俄罗斯是否可靠主要取决于中俄同盟对俄有多大的战略利益。冷战结束后，俄罗斯误以为可以加入西方阵营，从此摆脱国际孤立。然而俄罗斯做出的所有让步，包括销毁核武器和大量常规武器，都未能使其实现这一目标。北约最终东扩到其边境，俄罗斯也意识到西方是无论如何都不接受俄罗斯的。为了摆脱这种战略孤立，1999年叶利钦总统访华时就提出过与中国结盟的设想，但因我国的不结盟原则而未果。普京在2000年任俄总统后，西方对俄的态度更加不友好，因此他比叶利钦更加体会到与中国结盟的战略意义。2001年中俄在“上海五国”的基础上组建了上海合作组织。目前，俄罗斯面临的西方压力比2000年更大，西方舆论普遍认定普京当选总统后俄罗斯将是一个更坏的国家；北约在波兰部署反导系统决心已定，不再与俄进行谈判。无论俄罗斯对中国友好与否，俄都没有比与中国结盟更好的战略选择。 　　我国的世界第二地位使我国也面临着没有比与俄结盟更好的战略选择。自2010年以来，我国面临的周边战略环境是北面和西面好于南面和东面。北面和西面的战略安全环境主要得益于上海合作组织这个半同盟机制，以及我国与巴基斯坦带有同盟性质的双边关系。这就解释了，为何美国在我国西侧邻国阿富汗进行战争，在我国东面和南面没进行任何战争，但西侧外部战略环境仍好于东面和南面。从2008年起，我国世界第二的地位日益突显，中立政策开始对我弊大于利。与此同时，我与美、英、法三国的客观战略利益分歧决定了我无法在绝大多数国际事务上得到他们的支持。在此情况下，中俄结盟可保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国在安理会的立场处于最差为2：3的格局，否则将是经常处于1：3（俄弃权）的格局。对比这两种格局，若是前者，我国通过外交努力在具体事务上争取对方中的一国调整立场，从而形成2：2（一国弃权）或3：2的概率比后者高。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中、俄都面临着战略合作关系弱化和国际压力国内化的威胁，这使双方的共同安全利益增强。美国虽仍是世上最强大国家，但正如美前总统克林顿2011年所说，美已无1991年海湾战争时的那种全球能力了。由于美国主导全球事务的实力相对下降，于是奥巴马政府采取了收缩战略，将美国的力量从距离美国较远的中东收缩，努力巩固美国在欧洲和东亚的主导地位。在经济实力短期无望大幅提升的情况下，美国利用其军事实力优势，巩固和扩大在欧洲和东亚的同盟，是正常的理性选择。然而，这一战略使中、俄面临了战略合作关系的数量或质量下降的威胁，增大了外部压力转化为破坏国内发展的危险。这种战略压力的上升增加了中、俄以结盟应对美国新战略的需求。 　　中俄防御型型同盟的可靠性大于扩张型同盟。行为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防止损失的决心大于扩大收益的决心。在额度相等的条件下，扣工资比发奖金更有能防止员工缺勤。在目前形势下，中俄结盟是为了应对国际战略压力上升，防止战略环境恶化的防御型同盟，这与上世纪50年代在全世界推行共产主义的拓展型同盟不同。扩大收益型的同盟不仅对成员可靠性的促进力弱，而且还会因利益分配不均而破裂。然而，损失规避型同盟则无利可分，没有这方面的危险。 　 　中俄结盟对双方至少无害 　　我们无法预知，如果中俄结盟，这个同盟可以延续多少年，但原理是只要同盟无害即可延续，只有更大的战略利益才能诱惑他们退出同盟。在此分析一下今后十年国际环境变化趋势可能对中俄重大战略利益产生的影响。 　　上海合作组织已经存在了11年，目前中俄在其中的共同战略利益呈现为进扩大而非缩小趋势。双方不仅享受着避免腹背受敌的战略安全好处，而且共同战略利益正从双边交界地带和中亚向两侧扩展。在防止西方对伊朗发动战争、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东海岛屿之争等方面，中俄的共同战略利益都有增强之势。随着东亚成为世界中心，俄罗斯必然要加强在东亚的存在，而中俄结盟则可为其增加在东亚的存在提供有效帮助。 　　普京于今年3月再次当选俄总统应是有把握的。如果普京再执政12年，这意味着西方对俄的战略压力只会增强而不会减少。即使普京不能连任，6年后戈尔巴乔夫式人物上台再次把俄罗斯搞解体，俄仍难被北约接受。为了团结从俄罗斯再次他离出来的国家，北约仍需要俄罗斯扮演他们共同安全威胁的角色。 　　今后十年，中俄综合实力将进一步拉大，但在军事力量上双方难有质的差别。目前俄罗斯仍是世界第二军事大国，中国军事实力与俄尚有差距。即使今后十年中国军事实力赶超了俄罗斯，双方也是同一级别。这意味着在中俄同盟是军事实力对等的同盟，而不会形成美日或美欧那种主从型的军事同盟。因此中、俄都不会面临当年中国在共产主义阵营中受压制的伤害。 　　今后十年，中国的世界第二的地位不断突显，在全球战略利益拓展越来越广泛，面临的战略安全问题会越来越多，对盟友的需要将不增长。中俄同盟对中国的战略价值也是上升趋势而不会缩水。中俄联手对联合国叙的利亚决议投否决票不过是双方共同战略利益上升的一个表现。 　　本文强调共同战略安全利益是同盟可靠性的根本，但并不否认盟国战略诚信对于同盟可靠性的影响。同盟中强者的诚信是核心，而非弱者。作为盟主，苏联的诚信不如美国，这也是华约可靠性弱于北约的原因之一。荀子言：“信立而霸”。这是说，作盟主的国家有诚信才能称霸。如果中俄结盟，双边实力对比将向我国倾斜，因此中俄同盟的可靠性受我影响将大于受俄影响。这如同美日同盟的可靠性主要靠美国的诚信而非日本的诚信。 　　除了诚信的理由外，认为与俄结盟不可靠的另外两个理由是与俄结盟的危害。一是与俄结盟将使我与美形成冷战式对抗，二是与俄结盟容易被俄拽入战争。对这两害的担心主要来自是对多极化的渴望及对两极化的恐惧。然而，冷战结束以来二十多年的历史是，中国一直坚持韬光养晦和不结盟政策，但中国威胁论经久不衰，与美国的结构性矛盾依旧。中、俄2001年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其后7年中美结构性矛盾并无变化，而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才深化的。由于美国的全球战略需要中、俄为其盟友的同共威胁，因此中俄结盟与否对中美结构性矛盾都无质的影响。核武器足以防止俄与核国家或有核保护的大国发生战争。冷战结束以来，俄与邻国发生的战争都在俄自己军事能力之内，无需要他国军事支持。十年内看不到俄有卷入需要中国出兵支持的战争。 　　俄罗斯的战略家们善于战略利益分析，无论他们有无诚信，他们都不会选择与已不利的战略。美国不接纳中、俄为盟友的国际环境、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以及中国的战略合作诚意，三者能使他们很容易地看到履行盟友责任利大于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