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

核心提示：随着缅甸展开激动人心的改革，其与中国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在某些场合中，长期以来不断恶化的怨恨情绪突然爆发出来。 原文： Insight – As Myanmar opens, China alliance starts to fray 发表：2月14日 作者：路透社记者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路透社缅甸曼德勒电】当官员们首次出现要求陈清风（音）撤掉她位于缅甸北部最大城市的服装店的中文招牌时，她没有理他们。 这位曼德勒的华裔居民用普通话说：”几天后他们再来询问为何中文招牌还在时，我说我一直很忙。他们让我立刻把它们取下来并签署了一份不把它们挂回去的保证书。” 其他华裔店主表示接到了类似要求，尽管执行得并不彻底。 缅甸首都内比都的政府官员说，并未正式取缔中文广告，但要求在曼德勒——一个由中国商人控制的城市——撤掉它们表明人们日益对北京不断扩大的影响力感到不安。 随着缅甸展开激动人心的改革，其与中国——缅甸这个东南亚国家最大的投资者和第二大贸易伙伴——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在某些场合中，长期以来不断恶化的怨恨情绪突然爆发出来。 在数十年的孤立期中，缅甸依赖中国，把中国当作自己最亲密的外交和军事盟友。西方在1988年亲民主的示威活动遭血腥镇压后实施的广泛制裁迫使缅甸不得不加深与中国的经济关系。 但随着缅甸走上重返民主之路，一场探讨中国的角色、一度受压制的争论的音量正越变越高。自从奥巴马政府跨越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十年占领，重新将”重心”转向亚洲以来，美国和中国的地缘政治对抗加剧了，缅甸的改革恰恰是在此刻展开的。 历史上的摩擦 不管怎么说，在一个历来对其他强国持怀疑态度的国家，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影响力从来都不是那么受欢迎。人们对北京据称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支持缅甸共产党的记忆挥之不去。中国也有自己的牢骚。散布在中缅边境的缅甸士兵和各叛乱组织间的冲突导致无辜中国人死亡，令难民争相穿越边境。 曼德勒的餐馆老板胡杰驰（音）说：”政府过去曾试图取缔国外的影响。这种情况似乎又出现了。”胡杰驰和服装店老板陈清风一样也是华裔缅甸公民。 在离此地车程两小时的地方，人们正在组织民间活动，试图阻止中国在缅甸最具战略意义的投资：从孟加拉湾延伸至中国渴望能源的西部省份，将石油和天然气输送至中国最不发达地区的双管管道。 在接受本社采访时，这些激进分子说，缅甸去年9月30日迫于公众压力出人意料的决定搁置中国出资兴建的36亿美元的密松大坝项目，这鼓舞了他们。美国官员告诉本社记者，响应公众要求的态度是促使华盛顿去年底与缅甸进行历史性和解的一个关键因素。 这个项目对中国利害攸关。缅甸为人口众多、被陆地包围的中国西南部地区提供了关键的出海口。友好的缅甸有助于打消越来越担心被美国及其盟友(从日本到澳大利亚和印度)”包围”的北京的疑虑。 两条管道的故事 【人们骑着摩托经过油气管道建筑工地。照片：路透社】 从可以俯瞰一座殖民地时代的高尔夫球场的房子望出去，觉迪哈清楚的知道在他看来是什么阻碍了改革：中国。 这位将作为反对党、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所在党派全国民主联盟的候选人参加4月1日的议会补选的前政治犯说：”这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把我们差来差去的中国人并不民主。” 【油气管道建筑工地。照片：路透社，2012/01/23】 这位说话温和的大学历史教师在1988年起义失败期间入狱，他希望政府终止这个管道工程；这一工程长达790公里，穿过这个国家的，经过他居住的 英国殖民时期就已闻名的山城彬乌伦 （殖民时期名为眉苗）。 人权组织说，这些管道会让成千上万人背井离乡，破坏农民和渔民的生计，中国得到的好处超过了缅甸，缅甸长期能源不足。 对北京来说，这些管道是一处必不可少的能源安全资产，它们将降低中国对穿越马六甲海峡的运输活动的依赖。北京已招募了成千上万中国工人来修建它们。 觉迪哈在一次采访中说：”我们希望议会停止兴建管道。它并未获得人民的允许。” 一年前，在这个批评家常常被1962年政变以来掌权的将军们关押起来的国家，说这种话是危险的。但由一个执政一年名义上的文官政府领导的改革已开始为多年的独裁主义和自己强加给自己的孤立状态松绑。 政府已放松了部分媒体审查制度，允许建立工会，开始和少数民族叛乱分子和谈，释放了成百上千异见分子，显示出脱离中国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势力范围的迹象。去年12月它受到了褒奖，希拉里·克林顿访问了缅甸，这是1955年以来美国国务卿首次访问这个国家。 互联网上的抱怨 缅甸能源部长吴丹泰承认公众对这些管道感到担心，但说它们明年会按计划完工。 他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说：”我们解决了管道沿线的每一个问题，我们支付的土地使用赔偿金比以前高得多。我在考虑所有反政府组织可能会提出的问题。我每天都在互联网上看到许多组织提出问题干扰我们的工程。” 对缅甸许多人来说，这些管道恰恰包含着中国影响力散发出来的腐臭味：破坏环境，侵占土地，任人唯亲，贪污腐败。 【农民丹伦和他的稻田。照片：路透社】 当被问及上述情况时，丹伦（音）就是心中充溢着不满的众多农民中的一员。中国的推土机把他家稻田撕成两半，就为了给油气管道和配套公路开道。 “就因为中国人，我们面临很大困难。”丹伦在他家的农田边说，他家位于 彬乌伦附近的农村。 “如果管道项目被取消，我会非常高兴。”丹伦说，”但我觉得这种事不会发生。这并不是恨不恨中国的问题。我只能接受现实。我无权无势。绝大多数人都不敢站出来反对管道项目，因为这属于政府工程。” 当地一名和尚，广受尊重的 Candobhasa 则讽刺了所谓管道项目将给受影响的村庄带来急需的资金与发展机遇的说法。他盘腿坐在寺庙的地板上，对记者说：”这些是我们的自然资源。我们应该留给自己，帮助自己发展，而不是卖给中国。我们的权力不够大。政府没有和我们分享从管道赚来的钱。我们想知道钱都流到哪里去了。” 和尚自己的土地被其中一条管道切成两半。项目责任方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的母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另一些人几乎开始为对抗中国而摩拳擦掌了。 一位来自缅甸北部的人权活动人士 Khon Ja 说：”当我们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一道站起来反对他们的时候，中国会大吃一惊的。” 她喜欢向来访的人展示电脑里的一幅图片。这幅图片能够恰如其分地解释中国觊觎缅甸的原因，因为图上详细标注了今后有望把中国西南部与外界联系起来的公路与铁路线。 “我们拥有众多自然资源，处在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而且与中国拥有一条很长的边界线，全长超过2000公里。”她在仰光咖啡馆告诉我们。 缅甸同样需要中国 然而，中国无处不在的影响力并不容易被驱散。 虽然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但缅甸是亚洲最穷的国家之一。刚刚起步的缅甸企业家需要繁荣的边境贸易以及中国的投资。缅甸军队需要中国帮助结束两国边界上的动乱。 根据官方数据，在2010年4月/11年3月财年，中国和中资公司承诺在缅甸投资140亿美元，将外国总投资额从一年前的3亿美元提高到200亿美元。 广州暨南大学的缅甸问题专家林锡星说，”缅甸无法承担损坏缅中关系的后果。” 而在中国的慷慨之下，华 【在腊戌，华裔儿童在阅读汉语佛经。照片：路透社】 裔并非唯一的受益者。 在离中缅边境4小时车程的城市 腊戌，一位印度大家庭的老奶奶，面露喜色，骄傲地向记者展示她的设施齐全的大房子，并与一张褪色的照片上，10年前居住的茅草屋相比较。 对这一切变化，她用一个词解释：”中国”。 “他们给我 【腊戌一个售卖中国农历新年喜庆货物的商铺，腊戌有大量的华裔人口。照片：路透社】 们带来了好生意，”她说到她家的修车铺。”很多车到中国去搞商贸。我们修车，生意好极了。” 腊戌的市场充斥着中国制造的商品。由于几十年来的华裔移民，多数来自邻近的云南省，中国成为市场上的主要语言。 由于几乎没有自 【腊戌公共汽车的缅汉双语标牌。照片：路透社】 己的工业，甚至缅甸最基本的商品都得从中国或泰国进口，从洗衣粉到酱油。与之竞争的本地商品通常更贵。 例如，一大瓶中国大理牌啤酒在腊戌卖500-600缅币，价格是差不多大小的缅甸酒的一半多。中国经济的规模效应和良好的物流意味着其商品能够很容易击垮本地对手。 中国供应的后果 在腊戌通往中国的大道上，整天车来车往。从中国过来的车辆满载着冰箱、电视和其他消费品；而它们带走木材、廉价煤炭和其他资源。走私犯则将毒品、玉和宝石运往中国及更远的地方。 许多人疑问，如果西方制裁取消， 【在腊戌，工人正在修理一辆货车。这样的车在中缅间运输货物。照片：路透社】 这是否会发生改变？对欧洲和美国的贸易会将中国挤出去吗？ 那不太可能，Aung Zaw Win说，他在曼德勒制造机械，大部分生意是和中国和华人达成。 他在曼德勒中心告诉我们，”中国仍会是我们重要的市场。中国有良好的供应链和基础设施。我们无法在短短几年内替代他们。” 但是他也在为此做准备。意味美国外交官最近访问Zaw Win，问及制裁对他的生意的影响。一个日本公司在咨询合作事宜。 “我已经为取消制裁准备好了。我正在新建一个出口美国和欧洲的工厂。我无法直接购买美国造的零件。我只能到中国，从街头贸易商那购买。” 他的朋友，Sein Win，相信市场会决定谁在缅甸生意做得好：中国、欧洲还是美国。 “每个人都知道美国和欧洲的产品比中国制造价格贵。市场会起作用，我们还是会和中国做生意，因为中国货便宜。”他说着流利的普通话。 新加坡 经济学人智库的亚洲分析家 Manoj Vohra同意，取消制裁开始并不会有太大不同。”我们不会马上看到欧美公司的大量投资，缅甸将会继续依赖中国作为地区经济发展和投资的盟友。” 然而，中国公司虐待当地工人已经引起”巨大的不满和愤怒，”Vohro说，他认为来自西方国家的竞争将会最终鼓励中国在和缅甸交易时”达成更好一些的协议”。他说，在密松大坝事件后，对中国投资者的信息发生了一些变化：”是的，我们欢迎你们——但是你们得付出更多。” 移民潮 华裔已经令人惊奇在缅甸生存了数个世纪。 移民自1842年到1948年的英国殖民时期就已经膨胀。1949年结束的中国内战带来了另一波移民潮。当中国共产党赶走国民党，很多人逃到缅甸和泰国，然后和缅甸政府作战，直到最后撤离到台湾。 他们在奈温将军统治下面临着残酷的歧视，他禁止华裔和其他外国人拥有土地，禁止中文教育，挑拨反华暴力活动。 在缅甸的经济首都仰光，1967年血腥的反华暴乱还令人记忆犹新。暴乱烧毁了一所学校，大量华人店铺被抢劫。 “那时太糟糕了。自那以后，对我们来说什么都变了，”店铺主吴彦顺（音）说，他的父亲1949年移居仰光。吴先生担心最近的政治变化会弱化政府和中国的联系，使得他和其他华裔容易受到攻击。 “你不知道，一些对中国人不满的人会不会再次将矛头对准我们。现在和中国的关系不坏。如果缅甸开放，这可能会变化，会有更多有关中缅关系和中国对缅甸影响的讨论。” 与华人的对抗以前曾经在东南亚爆发过，最著名的有1969年马来西亚和1998年印尼前总统苏哈托下台之前的反华事件。 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仰光的华人社区看起来很没有华人风格，有点奇怪，特别是和其他东南亚城市相比。其”唐人街”几乎没有中餐馆，店铺也不播放华语流行音乐，几乎没有中文书店，中文也用得很少。 不像马来西亚和泰国，仰光没有政府批准的华人学校。这个城市只有几所私人办的”补习班”，实际上只不过是语言学校。 30岁的教师李林（音）出生在缅北，父母是华人，说很难得到教材。 “政府严格限制从进口中文教材，”她在一个旧店铺楼上的教室里说。”我们只能用影印版。我们叫去中国的人试着偷偷带几本新书回来。” 很多华人觉得深深地与缅甸相连。 “我做出了很大努力和邻居们搞好关系，”杂货店老板蔡同衡（音）说，”如果谁来烧我的铺子，我想要他们知道，他们也会毁了我周围所有缅甸人的生意。” 【在曼德勒，一位男子站在一家宝石店门口，店里的中文字招牌被罗马字母代替。照片：路透社】 在曼德勒，对中文广告的禁令令人回想起奈温时代的反华暴乱。 它也令人回想起印度尼西亚一个类似的对中文招牌和出版物的禁令；自1965年一场归咎于中国支持的印尼共产党的未遂阴谋之后，印度尼西亚颁布了这一禁令，此后数年内一直有效。缅甸新政府已派出官员到印度尼西亚学习民主之路。 【曼德勒一幅广告，汉字被删除（译注：似乎是东航的广告。）照片：路透社】 “你能做什么？这是他们的国家，”咖啡店老板刘奎有（音）说，他是缅甸公民，祖先来自云南省。 一家摩托车店也受到禁令影响，尽管这家店的老板不是华人，以前只是在英语广告旁边加几个小的中文字。当我们问店里的缅甸裔工人Bein Nei Tha，他笑了。 “这好像有点蠢，”他说，”我认为政府想限制外国人的影响，但是为什么还留着英语在那？” (Andrew R.C. Marshall参与报道; Jason Szep 和 Bill Tarrant 编辑)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本文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同志2011年12月15日在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整理而成。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作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李克强 　　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温家宝同志作了重要讲话，科学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系统总结了2011年经济工作，全面部署了2012年经济工作，提出了总体要求、大政方针和主要任务。在此，我就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这一问题，谈些认识。 　　一、在新的形势下继续处理好速度、结构、物价三者关系，为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创造良好环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动2012年经济社会发展，必须突出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前瞻性，继续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着力加强自主创新和节能减排，着力深化改革开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总水准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在新形势下，统筹处理好速度、结构、物价三者关系，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事关当前和长远发展，对于做好2012年经济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过去一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科学决策，把控制物价总水准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正确处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使国民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呈现增长较快、价格趋稳、效益较好、民生改善的良好势头。全年经济增长率9.2%，居民消费价格涨幅5.4%。同时，经济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实现了“十二五”时期的良好开局。 　　新的一年，国内外经济形势更为复杂严峻，处理好速度、结构、物价的关系，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从国际看，国际金融危机远未结束，一方面，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发酵，西方主要经济体失业率居高不下，世界经济增长动力明显减弱，风险因素增多，经济低迷可能是一个长期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主要国际组织都调低了对2012年世界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当然，美国等国也出现了一些复苏回暖的迹象，对此我们也要高度关注。另一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物价上涨较快，一些发达国家通胀率也处于较高水准，宏观决策面临两难选择。目前，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已互联互接，世界经济增长下滑、通胀水准抬升和发达国家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会通过多种渠道对我国发展产生影响。 　　从国内看，经济增速缓慢回落与物价涨幅仍处高位的问题相互交织，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是经济增长存在放缓压力。在外需下降的同时，制约内需增长的因素也在增加，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的难度加大，企业投资能力和意愿下降，扩大民间投资还存在不少障碍。二是推动物价上涨的影响因素仍然较多。既有劳动力、土地、能源资源等要素价格上涨造成的生产成本上升的压力，也有国际市场部分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形成的输入性通胀的影响，还有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疏导突出价格矛盾的影响。三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内外需结构仍不合理，一二三产业不协调，城乡和地区发展不平衡，能源资源消耗多，环境污染重，经济增长方式仍然粗放，这些都成为制约我国发展的重要因素。 　　2012年，处理好速度、结构、物价的关系，关键在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总水准基本稳定。我们要保持的经济增长，是物价总水准基本稳定条件下的增长，是总量平衡、结构优化的增长;同时，我们要保持的物价稳定，是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下的稳定，是发展中的稳定。但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总体上往往是一对矛盾。只要增长速度、不顾物价稳定，或只要物价稳定、不顾增长速度都相对容易，难的是二者兼顾。当前，国际上流动性过剩和市场预期低迷并存，国内货币存量也较大，给“两个保持”带来很大压力。 　　处理好速度、结构、物价三者关系，必须加快调整经济结构。推进结构调整，有利于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促进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转变，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有利于增加市场有效供给，抑制高耗能、高排放等不合理需求，消除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的制约因素;有利于推动经济转型和模式创新，提高发展品质和效益，形成经济增长由内外需、三次产业协调拉动和科技教育管理支撑的新格局。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长期占优势的压力，其他新兴经济体要素潜力正在发挥的现实，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竞争，都要求我国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对结构调整也形成一种“倒逼机制”。总之，发展必须转型，转型也是发展，是内生增长、创新驱动和结构优化的发展。我们必须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变被动为主动，下大力气推进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向纵深发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2012年经济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推进改革开放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按照中央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把握好调控的重点、力度和节奏，根据形势发展变化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处理好速度、结构、物价三者关系，有针对性地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积极发挥规划、计划的导向作用，加强财政、信贷、产业等政策的协调配合，努力实现经济发展预期目标，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为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创造有利条件和良好环境。 　　二、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中，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成为国际大趋势。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已高度融合，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的大背景下推进现代化建设，必须不断提高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准。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进一步扩大开放中加快转方式、调结构。 　　调整经济结构最重要的是扩大内需。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基点。其一，扩大内需是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举措。过去两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们主要依靠扩大内需，实现了经济回升向好。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受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的影响，我国出口增长出现明显回落态势。据有关方面预测，2012年国际贸易增长仍呈放缓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更需要发挥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其二，扩大内需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要求和首要任务。我们调结构、转方式，很重要的就是调整和转变需求结构。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出口大国，贸易依存度高于世界许多国家。随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扩大出口遇到越来越多的摩擦、壁垒和障碍，国际竞争更趋激烈。国际经验表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国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内需。只有立足扩大内需，才能使我们的发展立于不败之地。其三，扩大内需是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人口众多、国土辽阔，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市场空间大，回旋余地大，内需潜力大，对经济发展具有持久的拉动作用。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总结经验做法，针对现实问题，建立健全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 　　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于城镇化。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是内需的一大源泉。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50%，这是巨大的历史性变化。但总的看，我国城镇化依然明显滞后，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准。据有关方面统计，发达国家城市化率一般达到80%，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率也在60%以上。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城镇化不仅可以扩大投资，而且能够促进消费，对扩大内需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国际上有经济学家曾经预言，中国的城镇化和美国的高科技是21世纪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有关方面数据表明，2010年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准为　4455元，城镇居民为15900元，城镇居民消费水准是农村居民的3.6倍。按此测算，一个农民转化为市民，消费需求将会增加1万多元。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吸纳1000多万农村人口进城，进而带动1000多亿元的消费需求，而相应增加的投资需求会更多。目前我国农民工总量达2.4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约1.5亿人，农村还有相当数量的富余劳动力，城镇化蕴涵的内需潜力巨大。在城乡之间二元结构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的同时，城镇内部“二元结构”现象又在显现，后者既包括城镇居民与进城农民工及其家属之间在生产生活条件上形成的差异，也包括城镇历史遗留的棚户区困难群众与大多数市民之间在居住条件上的差异。这是我们面临的矛盾和困难，也是潜力所在。推动解决这种“双二元结构”问题，有利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减少社会矛盾，释放出城镇化带来的需求潜力。 　　稳步推进城镇化，必须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维护农民权益、严格保护耕地的基础上进行。要研究制定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出台综合性的政策措施。加强城镇规划和管理，遵循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考虑不同规模和类型城镇的承载能力，合理引导人口流向和产业转移，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科学布局、合理分工、功能互补、集约发展。要抓紧制定并有序实施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政策措施，推动城镇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农民工并逐步实现均等化，帮助他们逐步解决就业、住房、医疗和子女教育等方面实际问题，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把在城镇已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要研究出台规范的市政建设投融资政策，进一步完善土地管理制度，搞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与城镇化布局体系的衔接，加强公共交通、污染防治、水电气热供应等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应当指出，房地产市场能否健康发展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必须解决好的重大问题。要继续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巩固调控成果，积极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有效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给，加快建立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使城镇化稳步向前推进。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扩大内需的又一源泉。要进一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在推动东部地区转型发展的同时，更好地支援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尤其是加大对老少边穷地区扶持力度。区域发展与城镇化密切相关。欠发达地区发展滞后，一个重要表现就在于城镇化滞后。在那些发展条件好、环境容量大的地区，应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引导要素合理集聚、企业集中布局、土地集约利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国家的区域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不能一刀切，要坚持分类指导、有保有控。对西部地区一些国家重点开发区域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在严格节能环保、确保品质安全、科学合理布局的前提下，实行差别化政策。 　　扩大内需的最大产业潜力在服务业。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已成为制造业大国，许多工业品产量居世界前列，“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未来发展有很大空间。相对来说，服务业发展滞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块“短板”，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较低，据有关方面统计，2010年我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3.1%，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平均水准，而且也低于中等收入国家53%左右的平均水准。应该说，无论是生产性服务业还是生活性服务业，在我国都有着旺盛的市场需求，发展潜力巨大。服务业绝大多数属于实体经济，同样能够创造社会财富和增强综合国力。服务业是最大的就业容纳器，是科技创新重要的驱动力量。工业化不仅要发展工业，而且需要发展服务业，工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也有利于提高工业发展的品质和竞争力。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五年提高4个百分点，我们要努力工作，努力实现服务业发展的目标。 　　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所在。要采取有效措施，为服务业发展创造有利环境，扩大服务业规模，提高服务业水准。加快发展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科研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大力发展旅游、健身、养老、家政等生活性服务业，扶持中小型服务企业发展。同时，要积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发展，努力掌握核心技术，形成竞争新优势，开拓市场尤其是培育国内市场需求，促进产业优化升级。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必须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实现“三化并举”。无论是稳增长、控物价，还是扩内需、调结构、推进城镇化，都要靠夯实“三农”基础来支撑。要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新农村建设，严格保护耕地，继续稳定粮食种植面积，着力提高主要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和农村全面发展。 　　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无论是从应对当前挑战的实际需要看，还是从长远发展的根本目的看，都必须把扩大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放到扩大内需更加突出的位置。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投资率高，消费率低。按有关方面数据，2010年我国消费率为47.4%，远低于美国的87.7%、欧盟的80.7%、日本的78.6%，也明显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67%左右的水准。我国消费潜力巨大，但还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在实际工作中，扩大投资的办法较多，扩大消费的办法较少，这种状况必须扭转。要完善鼓励居民合理消费的财税、信贷等政策，着力改善消费环境，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尤其要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为此，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多渠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在初次分配中，鼓励群众就业创业，合理提高劳动者报酬;同时，发挥好再分配的调节作用，健全养老、医疗、失业等保障制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构筑社会保障安全网，为就业创业者解除后顾之忧。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扩大消费是基础，稳定投资是关键，要善于发挥投资手段的直接拉动作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践表明，方向正确的投资见效快、关联度大，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2012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要重点保障在建和续建项目的资金需求，防止出现“半拉子”工程，积极有序地开工建设国家“十二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要在保持投资合理规模的同时，把工作重点放到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品质效益上来。要把投资与消费更好地结合起来，形成增投资与扩消费的良性互动。要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继续向“三农”、水利、欠发达地区、社会事业、科技创新、节能减排以及铁路、公路等公共基础设施等领域倾斜，释放内需潜力，拓展发展空间。 　　扩大内需，调整结构，需要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在当前外需疲软的形势下，要保持外贸政策的连续性和基本稳定，保持出口平稳增长，推动出口结构升级，努力拓展新的市场。同时，要继续把扩大进口作为战略措施来抓，积极扩大进口尤其是先进技术装备、关键零部件和重要能源原材料进口，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整体水准。要着眼全球范围配置资源和要素，统筹“引进来”与“走出去”，扩大境外投资合作，并以此带动贸易、技术、能源资源等合作，积极防范境外投资风险。 　　三、把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 　　民生连着内需、连着发展、连着公平。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拉动消费，又增加投资，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和有效途径。目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 5000美元，人民群众对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需求日益增长，民生领域巨大的内需潜力会持续加快释放。加大民生投入，本身就是结构调整，是转方式的应有之义。要适应群众的新期盼和形势的新要求，把民生工作放到经济工作的重要位置，把重大民生工程摆在发展工程的优先序列，努力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 　　实施好重大民生工程，要按照保基本、广覆盖、可持续的原则，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因地制宜，做到积极而为、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逐步扩大基本民生保障的覆盖面，并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提高保障的水平。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既关系民生也关系发展。加快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是中央的重大决策，具有惠民生、稳房价、扩内需、促发展的多重作用。过去一年，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积极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实现了新开工建设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目标，为“十二五”时期建设3600 万套保障房开了一个好头。通盘考虑总体任务和各地情况，2012年将新开工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700万套以上，基本建成500万套。新开工加上结转的项目，保障房在建规模大，质量要求高，资金需求多，任务更加艰巨。中央财政资金和预算内投资将继续加大对保障性安居工程的支持力度。地方政府债券的使用，要更多向保障房倾斜。允许符合条件的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发行企业债券，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及其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房的土地供应实行指标单列，由国家直接下达到地方。要抓紧落实2012年保障房建设计划，安排好所需资金和土地，确保按时开工和如期竣工，确保工程建设质量，确保公开公平公正分配。 　　棚户区改造是保障性安居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居住在棚户区的群众大多收入低、生活困难、住房条件窘迫。近几年各地区和有关方面棚户区改造取得积极成效，但随着工作深入推进，需要改造的量可能比原来预计的要大。2012年要继续把棚户区改造作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重点任务，加强沟通协调，完善棚户区改造政策，搞好统筹安排，扎实加以推进。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我国新医改既是一项重大改革举措，也是一项重大民生和发展工程。医改实施近三年来，五项重点改革稳步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惠及全国95%的城乡居民，基本药物售价明显下降，改革取得了阶段性重要进展和显着成绩。2012年是深化医改新任务的起始之年，也是攻坚之年。随着医改进入深水区，难点问题将集中显现，体制性矛盾将集中暴露，工作难度还会加大。下一步，要认真总结医改的经验和做法，抓紧制定“十二五”期间深化医改规划，按照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思路，加快推进各项重点工作。要推进基本医保由“扩大范围”转向“提升质量”，在继续提高参保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政府补助标准和报销比例，推进付费方式改革，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和补充医疗保险制度。要巩固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健全基本药物定价机制，建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新机制。要全面推进公立医院改革，重点实施县级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在大医院推行便民利民措施，优化诊疗流程，创新管理体制机制，探索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的公立医院发展新模式。同时，要推动形成多元办医格局，适应和满足群众多样化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 　　在实施重点民生工程过程中，要按照“十二五”规划的要求和部署，全面推进就业、社会保障、教育、文化等领域的改善民生行动计划，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服务为先，通过增加政府投入、完善政策措施、创新体制机制等手段，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使发展和改革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四、坚定不移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是发展，发展必须转方式，而转方式最大的瓶颈制约在体制机制障碍，许多方面不改革就难以转变和发展。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面临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改革。要把发展与改革更好地结合起来，统筹谋划改革思路和举措。要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尊重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研究制定改革的思路和政策，力求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 　　深化价格体制改革。价格是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信号灯”，是调节市场行为的有力杠杆。我国价格改革已取得重要进展，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价格已由市场决定。但在能源资源、公共事业、环保收费等领域，价格不合理的问题仍比较突出，必须深化改革。我国能源资源短缺，同时消耗和浪费却很严重。2010年我国煤炭产量达32.4亿吨，占全球的48%;粗钢产量达6.37亿吨，占全球的45%。我国已成为世界能源消费第一大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高于世界平均水准，这种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为继。破解资源环境难题，既要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抑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也要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从根本上还要靠体制机制改革。要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理顺煤、电、油、气、水、矿产等资源性产品价格关系，使其更好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如试行居民阶梯电价制度，就是考虑兼顾公平与效率，促进节约与环保，是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方向。与此同时，对水、天然气等产品的阶梯价格改革方案，也要抓紧研究。对居民基本需求范围内的价格，应合理控制，对非基本需求方面的价格，则应更多采取市场调节的手段。要继续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通过采取这些改革举措，保障经济平稳运行，推动节能减排和结构调整。需要注意的是，实施价格改革，不能把经济增长速度打得太满从而使经济关系绷得过紧，这样才能为改革留出空间。 　　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要把财税体制改革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更好结合起来，加快构建有利于转变发展方式的财税体制。同时，要健全金融体制，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和安全。一是按照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要求，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加强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财力保障。二是完善预算编制和执行管理制度，提高预算完整性和透明度。三是合理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和税率，研究将部分高消耗、高排放的产品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逐步扩大房产税改革试点;研究制定环境保护税费改革等方案。四是继续深化国有控股大型金融机构改革，积极培育中小金融机构，促进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健康发展，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有序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 　　深化投资体制改革。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扩内需、调结构的主体。要正确处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充分发挥企业的自主权和积极性。要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认真落实好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的“新36条”，抓紧研究打破垄断、公平准入、鼓励竞争的具体政策，鼓励民间投资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社会事业等领域。还要进一步减少投资审批事项，国家只审批或核准政府投资项目与关系国家经济安全、涉及整体布局和影响资源环境的事项，简化审批环节，规范审批程式，强化服务监督，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30年来中国的经验的确证明，未来绝不是宿命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只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来被实践证明做对了的事情，继续推进尚未完成的改革事项，未来的历史将有机会再次证明人们关于中国的乐观断言。 　　本来我为会议准备的是另一篇论文。可是，6月3日科斯（R. Coase）教授的助手来信转述了以下意见：“他认为如果没有一篇关于邓小平的论文，这次研讨会将是不完美的”。来信还说，“你可能是提供这样一篇论文最合适的人选”。这当然不是我可以承受的荣耀。不过，我倒愿意说明，为什么自己愿意冒着不自量力的风险，也要尝试着完成已经97岁高龄的科斯——这次研讨会的发起人和主持者——指定要求完成的任务。 　　第一次看到科斯的名字，是在一本小书上。那是1985年夏天，北京四通公司的一位朋友悄悄给了我两本小书。翻开一看，是张五常著的《中国的前途》和《再论中国的前途》，由香港信报出版。但落在我手上的这两本，却显然是盗印的：开面很小，纸质奇差，有照相翻拍的明显痕迹；封皮上没有字，里面印有“内部读物”的字样。 　　不知道谁是张五常。可是翻开他的书，就不能放下。在《中国的前途》的第148页，五常这样介绍：“高斯对经济制度运作理解的深入，前无古人，且对中国的经济前途深表关怀”。书中提到了科斯的两篇大文，用产权（property rights）与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的概念阐释了制度和制度变迁的理论。那时我自己对市场交易没有多少感受，因此对“交易费用”不甚了了，特别是对把交易费用似乎假设为零的“科斯定理”，感到有理解方面的困难。但是，对于“产权界定（delineation of rights）”，却立刻觉得它有非凡的解释力。 　　为什么独对产权界定别有感悟？容我交代一点背景。我是1978年从黑龙江农村考到北京读大学的。此前，我没有机会上过高中，不过是1966年的一个初中生毕业生，经历了三年停课文革后于1968年上山下乡。等我拿到入大学通知书的时候，已在邻近俄罗斯的边陲之地上山下乡十年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邓小平时代的第一页，就是他于1977年8月做出的恢复高考的决定。这一页改变了我们一代人的命运。 　　1978年十月后的北京，是中国伟大变革的漩涡中心。我们为重新获得读书机会而奋发学习。不过在那时的北京城，似乎也摆不下一张完全平静的书桌。我们到西单看过大字报，传阅过当时一切可得的有关日本、美国、欧洲、香港、韩国、新加坡现代化情况的报道，也聚在一起收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新闻公报，以及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著名谈话。站在那个中国开放时代的端口，为了消化大量扑面而来的新鲜信息，我们在自发组织的读书小组里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 　　不过，最打动我们的，还是在一个聚会上听到的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消息。那是亲到现场调查的人带回的第一手报告：大旱天气增加的饥荒威胁，逼得农民悄悄把集体土地分到了户；结果，粮食大幅增产，但“包产到户”却不合法，农民只在底下秘密推进。这个故事让我们兴奋。在贫困好像与生俱来、无可更改的中国农村，原来也存在迅速改善生活的路径！我们的困惑是：为什么被实践证明可以促进生产、解决农民温饱的生产方式，却得不到“上层建筑”的合法承认呢？ 　　1980年，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学生为主、自发成立一个农村研究小组，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由于全部有过上山下乡的亲身经历、其中还有几位本人就是农民出身，大家志同道合，心甘情愿地重新走进农村和农民的生活，观察、询问、调查、分析、研究和辩论，提升了对真实世界的认知水平。机缘巧合，这群“北京小子”的工作，得到了杜润生先生等前辈中国农民问题顶级专家的欣赏、指点和支持，把我们带入改革政策的制定过程。其中个人最离奇的经历，就是身为一个非党人士，也参加了80年代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改革几个政策文件的准备、起草、修订、成文的全过程——按规矩，这些党内文件一旦下发，是不可以让我这样的党外人士阅读的！仿佛在不经意之间，我们见证了历史：对于8亿中国农民来说，包产到户才是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伟大活剧的第一幕。 　　一、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 　　包产到户并不是“新生事物”。调查表明，早在1956年下半年，浙江永嘉县就出现了包产到户——刚被卷入高级社的农民发现“大锅饭”带来出工不出力的消极倾向，就把集体土地划分到农户，以此约束集体成员努力劳动。后来我结识当年主政那个地方的县委书记李云河，他因赞成包产到户而被革职、遣返老家务农长达21年之久！1959－1961年间，包产到户出现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所有省份，其中仅安徽一地就蔓延到全省40％的生产队，农民把能够有效抵抗饥荒的责任田称为“救命田”。问题来了：既然包产到户不是邓小平主政中国以后才出现的现象，更不是邓小平自上而下“发明”或推行的一种土地制度，为什么要把农村包产到户改革看成邓小平伟大戏剧的第一慕？ 　　答案要从包产到户本身寻找。“包产到户”的学名是“家庭承包责任制”（household contracted responsibility system）。在这套制度下，集体的土地分给农户，以农户承担一定的责任为前提。在开始的时候，农户的责任通常联系着“产量”——以相应土地面积的常年平均产量为基线，农户承诺将交多少给国家、多少给集体，以此交换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很明白，这是一个“增加的产量归农民”的合约，对生产积极性的刺激作用不言而喻。另一方面，承包到户的土地，并没有改变“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它们还是公有的，只不过按照约定的条件交给农户使用而已。 　　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发明了家庭承包责任制，也证明了这套办法能够有效地增加产量、抵御饥荒。但是，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并不能决定包产到户能不能得到合法的承认。这是苏式中央集权体制的一个派生物：任何经济组织、生产方式的变动，都被看成事关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的大事、因而都必须由最高权力当局决定。在中国，从“三条驴腿的合作社”到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组成的超级人民公社，从要不要办集体食堂到可不可以由社员私养集体的母猪，一切皆由中央和中央主席定夺。可是，毛主席对集体土地承包给农户经营的办法抱有很深的成见。有记录说，虽然严重的饥荒也曾逼迫主席默许包产到户，但只要“权宜之计”产生了效果，经济情况有所改善，他老人家就一定高举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旗予以无情打击。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包产到户屡起屡背。 　　自发的合约得不到法律承认和保护，对当事人的预期和行为就有不利的影响。我们看到，自发的包产到户固然可以让农民尝到增产和温饱的甜头，但此种好处究竟能不能持续？未来继续承包的条件有什么改变？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承包模式又可能被批判？——所有这些疑虑都影响着农户的生产和投资（农地保护和改良）决策。这是来自合约本身性质的一个实质性的困难：作为有待兑现的一组承诺，不稳定的预期无可避免地要增加合约的履行成本。 　　邓小平的贡献，是把国家政策的方向，转向了对促进生产力的自发合约提供合法承认与保护。这并不是这位伟大政治家一时心血来潮的杰作。据杜润生回忆，早在1962年邓小平就谈到，“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见杜润生回忆录，第332页）。这说明，邓小平早就明白“合法承认”对特定生产关系（产权与合约）的意义。当历史把他推上了执政地位之后，邓小平就用“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农民和基层创造的家庭承包责任制。 　　在邓小平路线下，农民家庭承包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家庭承包制由落后边远地区扩展到发达地区农村、进而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农村生产队；土地承包的期限由一年、三年、十五年、三十年扩展为“长期不变”；合约的责任从联系产量开始，逐步演变为联系土地资产。农民家庭承包责任制不断得到更高规格的合法承认：从基层的秘密存在，到地方政府的承认，到中共中央政策文件的肯定。最后，2002年，中国的人大通过了《农地承包法》，确立了农户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法律地位。按照这部法律，全部农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都长期承包给了农户；“集体”仍是农地在法律上的所有者，但其全部经济职能就是到期把所有农地发包给农民。随着承包户拥有续订合约的优先权，“长期不变就是永远不变”。 　　中国人创造的这个经验，让我们想起了科斯在1959年提出的一个命题：“清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中译见《生产的制度结构》，第73页）。我们可以说，产权界定也是合约的前提——要不是双方或多方各自拥有清楚的资源产权，他们之间怎么可能达成任何一个合约？可是，中国的实践却提醒人们：恰恰是承包合约才界定出清楚的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因为在订立承包合约之前，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户究竟对集体土地拥有何种权利，通常是模糊不清的。这是不是说，农户的产权反而是经由合约才得到界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可以得出一个新的结论：合约缔结与产权界定根本就是不能分开的同一回事。 　　合约可以经由再合约（re-contracted）得到调整，而经由合约不断界定的产权也就可以不断进一步明确其经济含义、并逐步提升产权的“强度”。我们在中国看得清楚，后来被列入宪法保护范围的私人财产权利，最初就是从城乡公有经济的承包合约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私人承包获得的公有资源在约定条件下排他的专用权，不是私产又是什么？按照承包合约，超出约定产量的部分一般归承包人所有，这难道不正在创造更完备的私产吗？随着承包私产和超越承包形成的私产不断由少增多、由弱变强，公有制成员不断扩大对外缔结合约的范围，循序渐进地积累起更多的私产，也进入更丰富多样的市场合约网络。这套经由合约界定出清晰产权的办法，从农业扩展到非农业、进而扩展到城市，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 　　来芝加哥参加这次会议的时候，正是中国春小麦的收割季节。此刻在华北农村的田野上，有一副壮观的画面：成千上万台拖拉机和收割机，顺着庄稼成熟的路线跨村庄、跨市县、跨省份移动。这些拖拉机和收割设备，有私人的，有多个私人拥有并集合到一个合作社或一个股份公司的，也有“公司”承包给私人经营的。他们作业的范围，早就超越了一个个“集体”的狭小范围，惟有一个复杂的市场合约网，才把他们与数目更加巨大的农户、合作社、公司制农场的收割服务需求连到了一起。甚至政府也参加了进来，一道道紧急颁布的命令，不但要求沿途高速公路对这些农机分文不取，而且要求提供良好的服务。这是经历了30年改革的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产权与合约构成了所有活跃的生产活动的制度基础。 　　邓小平本人不一定看到过“产权界定”的理论表达。可是，邓的改革之道就是坚持产权界定并寸步不移。这套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一直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批评。一种批评说，邓的改革逾越了“一大二公”经济的最后边界，因而背离了经典社会主义。这个批评忽略了继续维系一个不断支付昂贵的组织成本的体制的巨大代价，这一点，人们通过比较改革的中国与拒不改革的那些国家经济表现上的显著差别，就可以获得深刻印象。另一种批评认为，基于承包合约的产权改革远不如“全盘私有化”来得彻底和过瘾。这种批评则看轻了制度变迁所要付出的代价：只要过时的观念和既得利益缠住了相当多的人群，任何“激进和彻底的改革”在实际上寸步难行。甚至，制度选择的“最终目标”也受制于交易费用的状况。例如，这次我们大家到芝大开会，都要借助属于芝加哥市政的“公共通道”。为什么不把天下所有的“公路”都彻底化为“私路”呢？答案是费用。每人一条专用的道路显然太过昂贵，于是社会退而求其次，在保留“公路”的同时约束人们的行路规范。 　　邓小平不为任何批评所动。他始终坚持一点，无论如何也要容许中国人在实际的约束条件下从事制度和组织选择的探索和试验。任何产权、组织或合约形式，只要被证明可以促进生产的增加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邓小平就乐意运用自己的政治威望动员国家机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标题下为之提供合法承认。这看起来似乎只是一套非常实用主义的策略。但是，有了科斯以来经济学的进展，我发现在中国改革的实践经验里，包含着具有很高普适性的道理，这就是广义的交易费用决定着制度的存在及其变迁。 　　二、把企业家请回中国 　　2006年，我访问了浙江东部台州市松门镇的一家民营公司。创办人叫江桂兰，是位农家女，中学毕业后打工10年，1991年靠私人借贷来的20万元，办起了这家塑料制品厂。四年后，江桂兰在广交会上向别人转租来的六分之一展台上，与外商签订了第一个出口合同。又过了十年，江的公司已成为肯德基全球用餐具的主要供货商。等我到访的时候，江的公司有1000多名工人，每年出口600个集装箱制成品。 　　江的故事在今天的中国非常平常。比起华为的任正非、阿里巴巴的马云、吉利汽车的李书福、蒙牛的牛根生以及其他大牌明星般的民营公司老总，江桂兰过于普通了。不过，要是在改革前，江的公司就是比现在小一百倍也容易“举世知名”——在那个时代，任何“自由雇佣”工人的企业，绝对都有机会作为“资本主义的典型”而登上政治新闻的榜首！同样是私人办公司，从被看作“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到被戴上“民营企业家创业”的挂冠，满打满算也只不过30年——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当然要提到来自实际经济生活的压力。一方面，在“短缺经济”下商品和服务的长期匮乏，满足不了城乡居民家庭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单一公有制经济又容纳不了日益增长的就业要求，特别是不能吸纳包产到户改革后释放出来的巨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两方面压力的汇集，逼迫中国以更灵活的方式组织经济。 　　于是，在单一的公有制制经济的身边，出现了野草般顽强成长的“个体户”。当年北京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回城的下乡知青在路旁摆摊出售“大碗茶”。他们自我雇佣或利用家人劳力，靠私下筹集的小资本捕捉种种市场机会。一些个体户取得了成功，而日益扩展的市场要求他们进一步扩大生意的规模。结果，“个体户”开始越出了“家庭劳力加二、三个帮手”的规模，向着雇佣更多工人的“私人企业”方向演变。挑战来了：社会主义中国怎么可以容许“资本主义剥削”的复辟？ 　　对传统思维而言，私人拥有生产资料，自由雇佣、特别是雇佣工人超过7人以上的企业，当然就是“资本主义剥削”，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这条马克思和前苏联模式划下的这条铁的界线，中国自1956年完成了“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也再也没有逾越过。现在，改革突破了传统戒条，是不是“走资”的疑虑笼罩中国。 　　同时高举改革开放与坚持社会主义两面旗帜的邓小平，抓住了一颗瓜子破解难题。80年代初，安徽芜湖个体户年广久炒卖的“傻子瓜子”受到市场追捧，生意迅速扩张。1981年9月，年氏父子三人从雇4个帮手开始，两年内发展成一个年营业额720万元、雇工140人的私人企业。“傻子”当上了老板，争议也从芜湖一路到了北京。如何定夺小小一颗瓜子里面的大是大非？ 　　我当时供职的农村政策研究机构是杜润生领导的，他组织了关于“傻子瓜子”来龙去脉的调查，并把有关材料报到了邓小平的案头。记得当时传回来的小平指示，斩钉截铁就是“不要动他”四个大字！其中，最了得的还是那个“动”字，因为这一个字就包含了“运用国家机器的强制手段给予取缔和打击”的全部意思。既然历史经验显示过去那套做法效果不佳，小平的意思就是多看看、多试试，再也不准用专政手段对待像年广久这样的民营企业家。 　　邓小平的办法就是允许实践、并从实际出发来观察和分析。冷眼看“傻子瓜子”，并不难厘清其中的是非曲直：年广久雇佣的140名工人，原本都得不到国有公司的工作机会；年广久付给工人的薪水，不低于当地国有工厂的给付水平；这些工人原本或失业，或从事其他工作但收益还不如给年广久打工。更重要的是，“傻子瓜子”的市场成功，刺激了更多的瓜子供给——老板与老板的市场竞争加剧了，不但是顾客的福音，更是工人的福音！可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公案又作何处理？ 　　没有人指出，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是交易费用为零。马克思在理论上坚持，当资本在“流通领域”雇佣劳力时，双方交易遵循的是等价原则。在这里，一切商品包括劳力商品的价格等于价值，因此就排除了资本对劳力的剥削。奥秘发生在其后：当资本家带着雇来的工人进入工厂的大门以后，通过组织、指挥、命令工人生产出高于其劳力价值的产品；最后，企业主带着这些产品回到商品流通领域，再次通过等价交换而完成剩余价值的实现。 　　很明白，在上述各个环节，都没有交易费用这回事。不是吗？资本家似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顾客及其需求的各种细节，从而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资本家也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待雇的劳力和其他生产要素，从而决定以什么价格、什么合约形式雇多少要素；资本家甚至无需付出监督和管理的努力，就可以使团队产品自动大于团队成员个人产品的算术之和。在这个前提下——也仅仅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当然同意马克思的意见：“剩余价值”不但是“多余”的，而且还带有道义上不公正的剥削性质。 　　问题是，真实世界里的交易费用绝不为零。一般如商品和服务的买家与卖家，特殊如资本家与工人，他们之间在市场上的互相发现、订约和履约，都要付出昂贵的费用。交易费用不为零，就既不存在自动的“等价交换”，也不存在不需要经营、监督和管理的经济组织。从这点看，发现市场、协调供求、组织生产等项职能，绝不是“多余的”。资本家们获取的报酬，部分是投资于企业的财务资本的利息，部分是作为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服务回报。至于这些收入的水平高低，是由市场竞争——企业家与企业家的竞争、工人与工人的竞争、商品买家与买家的竞争、以及商品卖家的竞争——决定的。 　　资本家当然要利用自己的相对稀缺性谋求更高的收益。像任何市场中人一样，资本家也可能在履行合约的过程中，侵犯、损害各相关利益方——其他股东、各种债权人、工人、上下游供应商、产品经销商、甚至顾客——的利益。人们可以用“剥削”之名囊括所有这些侵权行为，但是无论如何，“剥削”并不是资本家的唯一职能，正如可能的假冒伪劣行径并不是商贩的全部职能一样。在真实世界里，人们节约交易费用的行为与增加交易费用的行为——两者皆可图利——经常混杂在一起。究竟哪一种行为主导了经济，取决于现实的约束条件——习俗、道德、法律及法律的实际执行。 　　那么，究竟怎样对待真实过程里的资本家呢？前苏联模式得出的了一个革命的结论——“消灭资本家，消灭一切剥削”。但是，这样一来，把资本家节约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的职能也一并消灭掉了。问题是，交易费用并没有随着资本家的被消灭而消失。社会主义经济仍然面临节约建设成本、生产成本、制度成本和组织成本的严重问题。结果，把资本家打翻在地的社会主义国家，只好由自己来扮演“总资本家”的角色，即用“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法权”（列宁）来管理国民经济。几十年的实践结果表明，中央计划体制不但运行成本奇高，也并没有完全消灭“剥削”——作为等级制替代产权与市场合约制度的产物，官僚特权替代了资本家的剥削；在“大锅饭”的体制下，多劳不能多得的，天天受到“不多劳却多得”行为的剥削。这个结果应该出乎革命家当初的预料，它当然要被反思。邓小平不允许把重新冒头的民营企业一棍子打下去，坚持多试试、多看看，意在探索把复杂问题分开来处理的路径。前苏联和中国自己的历史教训时刻提醒着中国改革的决策者，为什么社会主义经济非要把资本家连同创业精神、市场判断力、组织和协调生产的能力一起抛弃呢？ 　　邓小平把企业家请回了中国。他执掌中国后不久，就高度肯定了历史上“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容毅仁，并大胆决策划出一笔国有资本交付荣先生全权打理——这开启了“国有资本＋企业家”的新经济模式。邓小平还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威，多次对“傻子瓜子”这个事件表态，不准再动用国家机器鲁莽地扼杀民营企业家。这位革命老人一次又一次耐心地问：允许这些企业家的存在，难道真的就危害了社会主义吗？ 　　越来越多的人得出了正确答案。随着企业家的存在被广泛认为是“对的”（right），创业当企业家就再次成为中国人的一项权利（the rights）。改革以来，中国发布了多个政策文件、通过了多部法律，并数度修订宪法，逐渐承认并保护了普通人自由缔约、创办各类企业、按投资要素分配收入的合法权利。据一项权威发布，到2007年底，中国的民营经济约占国民生产总值50％，非农就业的70％，税收的30－40％。这是改革前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的。 　　三、重新认识看不见的手 　　从1985年5月开始，邓小平连续几年推动“价格闯关”。这意味着，原来由国家规定和控制的物价，要放开由市场决定。此前，中国已形成了一种“价格双轨制”，即按计划指令生产的产品由国家定价，超计划增产的产品则按市场供求决定价格。这个过渡性的体制，在显著刺激增产的同时，也造成分配方面的混乱：同一个产品的“市场价”高于其“计划价”数倍甚至十数倍，以至于任何有“门路”的人，都有机会把计划轨道上的产品倒卖到市场上而大发横财。一时间，“寻租”盛行，公众反感。邓和他的同事们决心推进价格改革，解决问题。 　　价格改革之所以被称为“闯关”，是因为此前的波兰，因放开食品价格，影响工人生活，导致大罢工和波兰共产党的下台。中国“价格改革”的代价究竟有多大，能不能平稳推进，没有谁可以打包票。邓小平决心用自己的权威推进价格闯关。他甚至说，乘我们老同志还在，勇敢闯过这一关。 　　1988年7月，国务院宣布开放名烟名酒价格。这其实是一次试探性的前哨战。8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方案》。不料，会议公报发表的当天，全国各地就出现居民抢购食品和生活用品、又拥到银行挤提存款的风潮。十天以后，国务院宣布加强物价管理、不再出台物价调整项目、提升银行存款利息、全面整顿市场秩序。9月，中共政治局决定开展全国范围的“治理整顿”。第一波“价格闯关”搁浅。 　　事后我的理解，在累计发放货币过多的条件下“放开价格”，势必把原先“隐形通胀”转成为群众不可能接受的显形高通胀。这证明，即使得到了政治方面的强力支持，在高通胀环境下也难以顺利推进价格改革。中国进入了为期三年（1989－1991）的“治理整顿”期，政府用行政手段抽银根、压投资、管物价；经济增长减速，经济改革停滞。让中国和世界大吃一惊的是，邓小平在1992年春天再次奋力推进中国改革。他以一个88岁退休老人的身份，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特别提出了长期困扰中国改革的问题：坚持计划体制是不是就等于“姓社”（会主义）？走市场之路是不是就等于“姓资”（本主义）？他的答案石破天惊：计划和市场都不过是配置资源的方式，社会主义同样可以走市场之路。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国于1992年再度勇闯价格关。是年，新放开的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价格达648种，农产品价格50种，其中包括在全国844个县（市）的范围内，放开了长达几十年由国家统购的粮食价格，并放开了除盐和药品以外全部轻工业产品的价格。到1993年春，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的95％、农副产品收购总额的90％、, 以及生产资料销售总额的85％，全部放开由市场供求决定。“价格闯关”最终成行，“用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从此成为中国经济制度的一个基础。 　　经济学家通常会不遗余力地推崇市场价格机制。这不足为奇，因为有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传统的鼎力支持。可是，为什么邓小平也对“看不见的手”情有独钟？这位曾经指挥过百万野战大军、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大政治家，分明拥有一双“看得见的手”！他难道不知道，扩大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范围，总要在某种程度上收缩“看得见的手”发号施令的范围？大权在手，又坚决推进价格闯关，这究竟是为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涉及三个层面。第一，苏联式计划体制的实质，是把整个国民经济办成一个超级国家公司。这个超级国家公司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组织运行成本：收集需求和生产全部信息的成本，决策和指挥的成本，以及发现错误并加以纠正的成本，等等。作为改革前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一员，邓小平多年负责处理国家一线事务，几乎就是这个超级国家公司的执行长。正因为对原有体制不堪重负的成本压力有切身感受，也对原体制的运行效率极不满意，才迫使邓小平比局外批评家更明白，权力过于集中的主要结果，恰恰是无法有效行使国家权力。历史把这位执行长推上了决策人的位置，邓小平决意改革，顺理成章。 　　第二，邓小平倡导的开放，启迪了一代中国人，也启迪了他本人。作为1978－1982年一位北京的在校大学生，我感受到那几年涌动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想法、新冲动，无一例外都来自多年封闭后对外部世界的观察、比较和思考。无论欧美日本，亚洲四小龙，还是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兰，所有当时在经济成就方面令中国羡慕的经济体，没有一个套用苏联计划模式的。这些经济体都允许“看不见之手”发挥基础的资源配置作用。他们的经验说明，价格机制并不是洪水猛兽，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大胆试一试？ 　　最后一个层面最为隐蔽。邓小平的哲学，是相信每个普通人都具有改善生活的持久动力。国家要富强，要推进现代化，就必须充分发挥每一个社会成员和所有基层组织的积极性。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才产生了上文提到的中国式权利界定和把企业家请回中国的改革政策。新的问题是，当改革开放释放了个人、家庭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之后，如何协调（coordinate）十数亿人口爆发出来的竞争致富冲动，就成为新的经济体制必须解决的问题。邓小平倾心于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是因为他认识到仅靠国家计划之手，根本不足以应对改革开放后如何协调整个中国经济的新课题。 　　叙述至此，我们也许要为一件事情而感到遗憾，那就是科斯教授从未访华，因此也没有与邓小平先生谋面的机会。不过，我猜想他们俩可能会互相欣赏。科斯在1937年创立的公司理论，出发点是覆盖整个经济的“完备的市场”，由价格机制配置一切资源——这也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理论出发点。但是，年轻的科斯早在1937年就发现，价格机制并不免费，因为完成市场交易的成本常常极其昂贵。为了节约由科斯在科学上首先定义的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内部似乎不用价格机制、靠企业家的权威和计划来协调的“公司（firm）”就应运而生了。 　　邓小平的出发点是另外一极，即囊括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在这里，国家用“看得见之手”的权威和计划协调整个国民经济，固然因为消灭了一切市场交易而不再受到狭义“交易费用”的局限。但是，科斯定义的另一种成本即“组织成本(organization cost)”，却每日每时困扰着这个超级国家公司。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出发点就是降低超级国家公司的巨额组织成本。为此，他提倡分权改革战略，通过对重新界定权利的合法认定，激发了个人、家庭、基层组织和地方的积极性，还同时把企业家协调和价格机制协调一并请回到中国经济的舞台。 　　我们有幸目睹了历史性的一慕：一个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离开了“看不见之手”支配一切的理论原点，向企业家协调与价格机制协调并用的真实世界出发；一个实事求是的政治家离开了计划经济的教条，向市场与计划并用的体制前进——他们“会面”的地方不是别处，恰恰就是改革的中国！当然，在“看得见之手”与“看不见之手”之间，边界尚没有完全厘定，摩擦和冲突时有发生。但是，“两手”之间充满意识形态敌意、非白即黑的那一页已经翻过去成为了历史。新的认知是，计划组织与价格机制可以在一个经济体里共存并用，并以实际的运行成本为依凭来划清彼此之间的界线。 　　四、向腐败的挑战 　　邓小平关于中国的许多预言都已经实现了。不过，有一点至今还是例外。1985年春天，我在随杜润生先生前往温州调查的路上，听到传来的邓小平指示，大意是中国不能出现百万富翁，不能走两级分化的道路。到达温州的时候，当地人也正在热烈讨论。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温州一些民营企业家的身家财产早就超过了百万，分明已是百万富翁，怎么办？讨论得出的结论是，企业家的私人财产只有很小的一部分用于自己和家人的消费享受，大部分还是用于生产——如果把消费资料与生产资料恰当地分开来，温州和中国就“还不能算已经有了百万富翁”。既然如此，邓小平的指示就不算被违背了吧？ 　　仅仅过了十年，个人的消费性财产超过百万的例子在中国就不胜枚举。数千万的世界级名贵跑车在中国热卖——那可不是“生产资料”。2000年的前后，全球顶极奢侈品的专卖店纷纷在北京上海深圳开张，市场说这里是成长最快的奢侈品市场。由于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力量，很多专业人士包括工薪家庭，也进入了百万富翁的行列。所有这些，可以不无理由地被看成经济成就的象征。但与此同时，官方统计和报道、国内外学界的调查、以及对社会生活的直接观察，都表明今天的中国还有不少生计艰难、平均每天收入不过1美元的贫困人口。 　　学者们用“吉尼系数”描述收入分配差距的状况，发现改革后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有拉大的趋向。这类测度可能忽略了一点，即“收入的获取是否合乎公义”并不是定量技术可以描述的。姚明的高收入是一回事，贪官们卖官鬻爵的收入是另一回事——公众舆论真正痛恨的是后者，因为其收入不合公义。可是，关于收入差距的测算并不能划分这个及其重要的区别。其实，真正威胁改革存亡的严重问题是，即使根据反贪部门公开发布的腐败案例，人们也看到利用公权力腐败——显然不合正义的收入——的趋势在中国有增无减。 　　除了当事人的道德水准外，贪污腐败的趋势到底与什么有关？对此，张五常曾提出过一个理论。在本文开首提及的《中国的前途》里，五常指出，就竞争稀缺资源而言，人类社会形成了两种基本的经济制度。一种以等级制特权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防止稀缺资源被彻底滥用。另一种就是产权制度，即以财产权利的界分来划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空间，以刺激生产、交换、分工与合作。张五常更推测，当第一种经济制度转向第二种制度即市场经济的时候，腐败将大量发生，因为原来的等级特权无可避免地要争取最高的“权力租金”。这个过程甚至可能形成一种独特的“秩序”，即“制度化腐败”（institutionalized corruption）。后来的中国经验的确表明，腐败不仅仅是改革启动的一种伴随物，也是瓦解公众支持改革的腐蚀剂、甚至是终极改革的致命杀手。转型经济怎样应对制度化腐败，是一项严重的挑战。 　　邓小平的答案是多手并举：道德教育、党的纪律和法治。我不认为还可以想出更多的办法来遏制腐败。问题是，在上述分权改革、重新界定权利、承认并鼓励民营企业家、大规模利用价格机制的每一个过程中，腐败不但形影相随，且有更快蔓延之势——腐败跑得似乎比改革还要快！1986年9月，邓小平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改革体制继续前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180页）。为此，他开始部署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远为复杂和困难。最主要症结是，经济改革触犯的经济既得利益，还可以用经济手段补偿，但政治改革触犯的既得利益，拿什么来做补偿？举一个例子，原来“享受低价好处”的居民家庭，一旦价格放开后受到损害，政府可发财政补贴给予补偿。但是，原来主管物价的政府部门，价格放开后就面临权力缩减、部门撤并、甚至官员下岗的现实威胁。对于一辈子管物价的官员来说，他身上的专用人力资本一夜之间全报废，他能接受吗？用经济办法来补偿“丧失权力的损失”吗？出价低，不可能被接受；出价高，国家财政不堪负担——等级制其实是非常昂贵的。听任掌权者自己补偿（贪污腐败是也）？公众不可能接受，而那样“补偿”的结果，一定是更舍不得放弃权力。那么，可以不予补偿就取消权力吗？可以，但改革因此就等于革命。 　　邓小平多次讲过“改革也是革命”。不过他面临另一项约束。作为“权力过于集中”的派生物，中国的党政骨干系统发达，但其他社会软组织发育不足，行政系统实际上负担着社会经济体系的运转。这本身就增加了消化政治体制改革副产品——重新安排官员——的难度。另一个连带的后果，就是国家权力体系一旦失稳，整个社会就容易动荡。所以，推进“也是革命”的政治体制改革，又不得不以“稳定”为边界。于是人们看到，1986年重新提上日程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实质推进。一年以后的中共十三大，通过了酝酿已久的政治体制改革纲领，但没等到切实实施，“价格闯关”的失败以及随后发生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就再也没有给中国推进政改的机会。即使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也限于推动经济增长与经济改革，而并不是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未竞的事业。 　　五、小结 　　中国经济增长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为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无可更改的背书。如果用最多数人口的日常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作为评价标准，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一定会被写入历史。当然，伟大成就的成因是复合的，人们对此也常有不同的看法。我的观点是，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才使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机会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 　　有观察家以为，“廉价劳动力”是中国竞争力的根本。对此我的问题是，改革前中国劳力和其他要素的价格更为低廉，为什么那时候并没有影响全球市场的“中国制造”？更深入的分析表明，知识扩展才是中国经济成就的基础。不过若问，为什么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中国人对知识的态度有了根本的转变？答案是，改革激发了中国人掌握知识的诱因，而开放则降低了中国人的学习成本。综合起来，早已存在的要素成本优势、改革开放显著降低制度费用、以及中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储，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其中，制度成本的大幅度降低，是中国经验的真正秘密。 　　邓小平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之路，也开启了中国经济增长之路。不过，他并没有完成中国的改革开放。无论在产权的重新界定，企业家职能的发挥，市场经济框架的完善、还是国家权力的约束与规范方面，中国都有面临大量未完成的议题。作为渐进改革策略的一个结果，很多困难而艰巨的改革任务留在了后面，并面临改变着的社会思想条件。就在科斯先生主办的本次研讨会举行期间，全球金融动荡和油价高企，正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前所为没有的新考验。受汇率、利率、资源价格和行政垄断部门等重大改革滞后的拖累，中国经济能不能顺利应对这场新的挑战，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是未定之数。 　　前年在深圳，我有幸听到张五常的如下见解：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以来创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经济制度”。我自己得到的观察，不容许我像他那样的乐观和肯定。不过，30年来中国的经验的确证明，未来绝不是宿命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只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来被实践证明做对了的事情，继续推进尚未完成的改革事项，未来的历史将有机会再次证明人们关于中国的乐观断言。 　　作者附记： 　　科斯教授指定的题目，是The Unfolding of Deng’s Drama，直译回来，就是“邓小平戏剧的展开”——在中文语境里是另外一回事了。于是改用便于理解的本文标题。考虑到报纸的发表习惯，原文注释全部删去，留在以后关于中国改革的学术论文里再仔细交代。本文草稿得到宋国青、汪丁丁、卢锋、薛兆丰、朱锡庆、梁红等人的阅读意见，对作者多次修订文稿帮助很大。英文稿在讨论会前夜才传到芝加哥大学，蒙97岁高龄的科斯教授亲自审阅，并通过他的助手多次传递老人家的评论意见。在7月14日开始的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研讨会”上，科斯的致辞，张五常的主题报告以及R.Fogel，H.Demsetz，R.Mundell和D.North的评论，以及王宁、Roy Bin Wong，史正富、许成钢、张维迎、李俊慧、黄亚生、周燕、何东、朱锡庆等提交的论文、发言和讨论，不但增加了作者理解中国改革的视野和深度，更直接推动作者对本文的修订和补充。关于这次芝加哥学术盛会，作者和其他参与者应该还有文字报道与读者分享。这里谨对科斯及各位会议贡献者致以谢意，当然文中尚存的错失之处仍由作者本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