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

OhMyMedia | 法治周末:中国女工郑小琼:一种更为现实的现实主义

   郑小琼的诗   女工之刘美丽   十七岁的她,像简单的电子元件   插进生活中的线路板间未来像   前途不明的漩涡充满着诱惑与危险   她善良的本性正修正着泥泞的人生   正如她的微笑有着不可动摇的美好   她插着螺丝焊着晶片大大的眼里   闪烁着乐观的光亮白炽灯下   那些制品寂寞的伤口她摸索到   一些细密的力量在身体里生长   手指头机械的动作像她的一生   尽管在别人看来有些笨拙她却   热爱着这前景看来不那么明亮的人生   她用手插着这些元件蓝色的线头   一根细小的铜线从流水线探入   她来自乡村的内心一千多块工资   能满足她那颗少女的心她习惯节省   每月一百五十块的零花钱让她觉得富有   她把工资寄往湖南的乡下她成为   乡间外出女子的榜样手指的茧   像一条苏醒的河流带着她八年的   岁月和寂寞回家结婚是她唯一的打算   中年女工兰爱群   咳嗽、恶心……她遇见肺部   泥沙俱下的气管,塞满毛织厂的毛绒   五金厂的铁锈,塑胶厂的胶质……它们纠结   在胸口,像沉闷的生活卡在血管处   被阻塞的肺部,生活的阴影   她遇见肺部,两棵枯黄的树木   扎在她的肉体上,衰老的呼吸   她,四十二岁,在毛织厂六年,   五金厂四年,塑胶厂三年,电子厂二年   她的血管里塞满了生活的尘土、疾病   拖着疾病的躯体在回乡的车上   她疲倦苍白的脸上泛出笑容   1994年出来,2009年回家   她算着这十五年在广东的时光   两个小孩已读完大学,新楼已建成   剩下这身疾病的躯体,回到故乡衰老   最好埋在屋后的桔树下……   (选自《女工记》)    法治周末特约记者 小哑   郑小琼,一个打工诗人。   她以见证者的身份书写下了最真实的底层者的命运。她的诗是解剖这个社会肌体以呈现其荒诞与不合理的一柄快刀。   2007年6月,27岁的郑小琼获得人民文学奖“新浪潮散文奖”,这距离她南下东莞打工已有7年之遥。2001年,四川某卫校毕业的郑小琼,还是百万南下打工大军中无名的一员。青春的行囊中,有对未来热烈的梦想,也有迫于生计的无奈。几经辗转,落脚于东莞黄麻岭一个五金工厂。她在工厂里的编号是245,从此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取代了她的名字,她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那一年,她每天重复着在机台上取下两斤多重的铁块,再按开关用超声波轧孔。最多一天打过一万三千多个。手皮磨掉,长出厚厚的老茧。   然而辛苦只是打工生活极小的一部分。无望才是它残酷的本质。微薄的薪水、漂泊感、流逝的青春以及不公正的待遇,合力压迫着这位刚走出校园的女孩。不一样的是,她开始写起诗来。那些长短不齐的句子,仿佛云雀冲撞着囚禁它的玻璃窗,充斥着痛感与无奈。她的一些诗是在上班时偷偷写下的,仿佛机器的轰鸣,加速了灵感的到达。   2007年,题名为《黄麻岭》的组诗获得东莞年度诗歌奖,她用诗句记录了自己丢失在黄麻岭的青春。而这个丢失的青春,是千千万万个彷徨青春中的一枚。之后的几年,她创作了大量打工生活的诗歌,为我们揭开了被忽略的另外一种现实。她的才华赢得了文学界广泛的赞誉。例如,北京师范大学张清华教授对她如此评价:来自底层的真切的生活体验给了她沉实的底气,苍茫而又富有细节能力的风神,再加上天然的对底层劳动者身份的认同,使她的作品倍添大气、超拔、质朴和纯真的意味。   现在,郑小琼从注重自我感受的表达转向了关注他者的命运,拓展着灵魂内在的空间。历时七年,至今年创作完成的《女工记》(部分发表在今年第一期的《人民文学》上,诗集即将出版)正是这一转变的结果。关于这本诗集的创作缘起,她写道:从2004年起,我一直在留意一件事情,就是面对数量庞大的外来女工,很多时候她们被媒体、报告、新闻等用一个集体的名字代替,用的是“们”字。我是这个“们”中的一员,对此我深有感受,我努力地想把这个“们”换成她们个体,深入她们之中,才会感觉在“们”背后的个体命运……从今年起,我努力将这些人物还原成为个体,在我的笔下与诗句中……   《女工记》呈现了“中国女工”的命运和郑小琼作为亲历者和见证者的感受及思考。每一个女工都有自己的名字,每个名字下都是一个不可复制的生命,都意味着尊严。如果我们已经是盲人,就来听听这些来自中国女工们的声音。    每个人的名字都意味着她的尊严   法治周末:首先祝你和你的工友们节日快乐,同时表达对你的敬意。因为你的诗歌为我们呈现了中国女工在现代工厂中的存在场景。请你介绍一下你的工友们的生活状态吧。   郑小琼:如果从旁观者看来,她们上班、加班、休息,跟普通人没有区别。一些从来没有在工厂生活过的朋友羡慕女工们的生活,为此我跟不少人有过争论。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流水线高度紧张的作业,没有了解到加班、没有双休日、微薄的工资、集体宿舍、夫妻分居、家人长期各在一方的分离之苦。可能因为视角不同,会造成很大的差异性,在这些旁观者看来,工友们是一个劳动者的群体,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女工常常会忽视个体的真实的感受。   中国女工群体,视野焦距调远一些,支撑着庞大的中国制造,是高速发展GDP的需求;焦距调近一点,是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在忍受着过度加班、低薪、家庭的分裂、职业病、工伤……对富士康这样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制造企业,它既是郭台铭的辉煌而成功的商业神话史,也是令旁观者胆颤心寒连续“十几跳”的中国农民工的血汗史。而这些中国制造的企业,有一半是中国女工支撑起来的。她们忍受着超负荷的劳动、低工资,他们在企业工作十年、二十年,都不能在企业所在的城市安居乐业。这是她们最为真实的现状。   法治周末:你在你的诗里说:“每个人的名字都意味着她的尊严。”这对你和你的工友来说意味着什么?   郑小琼:我在流水线上做过许多年,深深了解在流水线上叫一个工友的名字,而不是叫她从事的工序名称所带给她内心的感受。叫我的名字我感到的是温暖,人性的尊严,而用工序名称替代我的名字,我感受到的是冷漠与隔膜。   名字饱含了一个真实的人的体温与感受。我一直反对将农民工这些年的生活写进群体辉煌史,我更关注的是一个个的个体,她们有什么喜乐哀愁,她们真实的生活如何,这一个个的个体才是时代最为真实的面孔,比如她们的工作、婚姻、家庭、苦恼……这些才是构成个体生活的尊严。   在现代国家,个体之权利与尊严,在某种程度上表征着国家的权力与尊严,而一个名字背后,意味着一个人的尊严、责任、权利。现实中,她们很多人无法享受到法律赋予她们的权利,她们的利益不断地被损害,正是她们的故事让我感到我们更需要尊重个体的权利与利益,不要用庞大而虚无的集体或者国情来搪塞个体应有的权利与利益,捍卫每个个体的尊严与利益,就是捍卫一个国家的尊严与利益。         法治周末:在现实面前,文字是无力的。其实如果我们真的如此相信,我们就不会再写下一个字。我们还是相信,书写中有一种意义,对不对?   郑小琼:是的,这是中国的现实。很多时候,文字对现实来说是无能的,也是脆弱的。但至少,我认真地记录了我周围人群的感受,他们的幸福与不幸,虽然无力改变,但是作为见证者,我们需要认真地记录与思考。   在任何时代,文字都是无能的,屈原的文字不能改变楚国灭亡的命运,杜甫的文字也不能改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实。但是如果没有他们的文字,我们便无法触摸到那个时代的真实。    现实教会我更为现实的现实主义   法治周末:《女工记》的写作历时七年,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地做这件事,你的动力是什么?中间遇到过什么困难?   郑小琼: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几年前,我从做了数年的工厂出来,有一次感冒了,去医院,碰到一个工友去医院做人流手术,交谈起一些女性工友因为恋爱怀孕去堕胎的事情。这也让我回忆到一个女工友曾把小孩生到女厕所里,有一个工友去小诊所堕胎,第一次清宫未尽,第二次也清宫未尽,连续清了三次宫,可能导致以后没有生育能力。   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回老家离婚了。我当时失业了,便想做一个女工生育与婚变方面的小调查。我花了一两个月时间找到很多这方面的女工,了解她们的故事,比如为什么离婚、如何认识男友的、为什么要去堕胎、到哪里去堕胎的,她们告诉我许多关于她们的故事,我觉得我可以写一个关于女工的东西。因为在这之前,我的写作基本是关于自己的,我当时是想作为散文或者纪实来写的,但是总觉得少了些什么,于是开始收集这方面的素材。   我是一个很传统的女性,比如面对生育,包括现在乡村还存在性别差异的观念。当我开始进入女工群体做这个调查之后,很多女工会向我倾说她们的故事,她们对人生与生活的看法,当自己越深入,就越觉得我自己不应该仅仅只是做一个生育与家庭方面的记录,我可以记录得更多一些。而我本身就是女工中的一个,有很多感受,我和我的工友们都一样,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个群体的现实表达出来,这可能就是最初的动力。   这些年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这个群体的流动性太大了,而我只能花业余时间去做这件事,想观察更久一点时间是很难的。有很多人因为流动,消失在我的视野之中。现在看来这事可能还有相当大的困难,因为流动性,很多人没更深入地交流就消失了。   法治周末:流水线、加班、背井离乡、疾病、卖淫、遗弃、流产……单单是这些词语的堆叠,已令人感到现实高密度的倾轧。这也是《女工记》让人震撼的地方。你对这些现实的认识是什么?比现实更残酷的是什么?   郑小琼:这只是《女工记》的一部分,我也写了很多温情,包括一些坚强的女工走向了世俗的成功,成为时代需要的励志史与成功史的一部分,我也写了很多人生看上去不光鲜,有的甚至灰暗的女工的故事,比如你提到的疾病、遗弃、流产等,这些都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现实的一部分,其实我对现实的看法,在《女工记》的诗句中多次有过表达,现实教会我更为现实的现实主义。   我知道在现实生活中,对于大多数农民工来说,他们的努力是如此地无力,无论他们如何地挣扎,他们的青春与生命,都会被拖入一个巨大的泥淖之中。无法改变的现实像泥淖一样将他们的青春、梦想、希望吞噬,他们曾有过的不屈服命运的念头,也这样被消除掉了,他们变得平庸,服从了命运。他们的一切努力在现实面前都显得那样徒然无力。   这种现实主义让人变成机器,不断被物化,被命运的无力感折磨。虽然有少数的成功者作为一朵朵鲜花点缀着现实这个巨大的沼泽。但是面对现实的迷茫,一种内心与精神上无根性的迷茫,像浮萍一样无法扎根。我曾跟农民工一代与二代都交流过,发现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如果说他们的父母一代还有一个家可归,“回去修一幢好房子”这是老一代农民工的精神信念。但是对于年轻这一代人来说,这样的信念也没有了,家乡没有任何值得他们留恋的了。他们从价值与情感上,早就不认同家乡了。   作为“农民工二代”的他们在城市的工业区长大,在城市的边缘中生活,一直生长在这里,从内心上,他们更认同于城市,虽然这些工业区离真正的城市生活还很远,而且他们生活的城市从来不认同他们。如果说,老一代在情感与价值认同上属于有根的漂泊一代,在那一代的心里,还有一个故乡的根在,他们知道自己要回老家,起大房子,是他们的眺望。那么对于年轻这一代,他们属于无根的、混的一代,就这样混下去吧,反正不会回老家,也无法在城市安家,那就这样混下去吧!    当我面对一个个分离破碎的家庭,我常常感到一阵寒冷   法治周末:你的诗中用了“碾压”这个词。不仅有老板和员工间的,也有同宿舍的成员间的。前者涉及具体的经济利益、不同立场,后者呢?后者是不是更令人寒心?   郑小琼:无论是底层还是上层,这种碾压一直存在着,当下社会依然是一个缺乏秩序的地方,或者制定秩序却没有多少人遵守的地方。   比如,面对劳工,我们制定了相当完备的劳动法规,却没有多少工厂愿意遵守。   同样到了底层,排队先后,打开水和吃饭都会出现碾压的情况,有的为了一个先后顺序打架,欺侮弱者,弱者常常被欺侮,从宿舍卫生到宿舍私下交流都会出现弱者被碾压的现象,弱者常常是不出声的,她们是沉默的,也不敢在宿舍里大声说话,怕被人抢白。   我在《女工记》里曾描述过两个女工,一个自己本身很弱者的童工,我跟她交流时,她常常会面带鄙视的神色去指责另外一个比她更为弱小的童工,我在诗歌中是如此写的“有时她黝黑的脸/会对她的同伴露出鄙视的神色/她指着另一个比她更瘦弱的女孩说/’她比我还小夜里要陪男人睡觉’”。   而那个比她更为弱小的童工在她面前不敢出声,当这个童工说出,这个更弱小者夜里要陪男人睡觉时,那个更瘦弱的童工脸上的惊恐与不安给我留有很深的记忆,我心里在流血。   另外一个叫亚芳的河南女孩,她是一个孤儿,跟随着叔叔一起长大,他们很多老乡一同进电子厂,是家乡劳务中介介绍进来的,我的诗中写道:“她沉默而容忍她说话被人抢白/……/直到有一天/她的老乡告诉我她失踪了她没有回家/所有人都找不到她’也不知到哪里去了’/'估计被人拐卖了那么蠢’她的老乡/仍在嘲笑着她她们冷漠的交谈中我想起她的眼神/胆怯她的孤独与寂寞……”   现实生活中,弱者会把刀伸向比她们更弱小者的身上,在对更弱小者的碾压中找到内心的满足与虚无的胜利。我在流水线做过,作为新进员工,我最害怕的不是组长骂人,而是上下工序流水线工人之间的碾轧与恶骂,我经历过。速度跟不上,个个工友都骂你,或者用半制品推你,还有一些工友故意打你一下,喊你快一点,让人心惊胆颤。我从来不认为是哪个更寒心,其实本质都一样,弱肉强食式的生存。   法治周末:你的诗中提到,年老的女工用流水线上的毛线为儿子在乡下编织起楼房,娶上媳妇。伟大还是悲哀?总觉得老年人背井离乡是很悲凉的一件事。   郑小琼:如果从个体来说,我认为是一种伟大,但是对于这个国家来说,我认为是一种悲哀。这几年,因为写《女工记》,我遇到很多年纪比较大的女工,她们很多在这边工作了十几年,有些女工工作了二十多年,依然不能在这边安居乐业。我知道一些女工,上世纪90年代刚生育了小孩,就到这边打工,她们在毛织厂、电子厂做工,有的两三年都没有回过家,回家了小孩都不认她。她们真正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相当之少,跟丈夫也很少呆在一起,家庭处于一种隐性破裂的状态中。   有时候看到很多女工,夫妻长期分居,孩子长期得不到父母之爱,社会以一双“无形的隐性的暴力之手”将家庭中的夫妻关系扭曲,父母与子女关系的扭曲……他们充满暴戾的自我情绪会不会成为另一种暴力将我们社会秩序破坏,当我面对一个个分离破碎的家庭,我常常感到一阵寒冷,它来自我内心的深处。   这不仅仅只是悲凉的事情。夫妻长期分离,被压抑的肉体的欲望,母子分离,被压抑的亲情,这种长期的压抑背后会造成一种人性与人伦上的扭曲。在《女工记》中,我写到数个女工因为这种长期分离造成夫妻情感的出轨,尽管他们彼此深爱着。有的双方都出轨了,出轨的对象也是有婚姻的人,他们选择了一种搭伙式扭曲的生活。每当看到他们,想起他们的家庭,我都感到心酸。   法治周末:女工们的青春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流淌,对于未来她们都怎样考虑?比如,嫁人似乎是一条出路,她们所出来的乡村是她们的一条退路吗?   郑小琼:是的,我遇到一些女工就有这种想法,她们努力去工作,去拼一下,如果能成功就成功,不能成功就回家找一个人嫁了,我在《女工记》里写过两个这样的女工,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婚姻似乎成为了女工一条不错的退路,另一方面,我看到男性的悲剧,男性没有这条退路,因为打工时代人员流动,一些中国贫穷的村落估计会形成庞大的找不到对象的光棍村落。    写诗,让我常常思考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的打工生活变得如此沧桑   法治周末:在《女工记》后记中,你说“一切都在改变,但是她们在底层的状态没有改变”,那么希望又在什么地方呢?   郑小琼:我关注的依然是阶层流动性。我写过一个叫熊曼的女工经历,她上世纪90代中期出来打工,把小孩留在家里跟随公婆长大,儿子大学毕业之后,她老去了,儿子又让孙子跟着她长大。   这个家庭让我看到一种命运的轮回,一种无奈与辛酸。当农村人上升的途径被越挤越窄,越来越艰难之时,当中国阶层不断固化,底层向上流动的力量不断地被扭曲、压抑,而越积越深的愤怒情绪、不满情绪等不断地在积聚,我感受到一种来自暗处无形的暴力不断地在扩张,这让我深深担忧着。   面对数量庞大的熊曼们,她们命运的轮回,这些年我唯一的感受是:“当初美国挤进纽约的农民放弃乡下的八间大房而选择进入纽约住在狭小的蜗居,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最终会变成纽约人,这是他们希望所在,也是一个城市的活力所在,而在同样现实的中国,当我们选择放弃乡下楼房来到城市,我们却看不到我们会变成城市人的希望,没有了希望,剩下的只有绝望!”这句话,我经常说,也经常提起。   要让底层人民有一个向上流动的机会,要让他们有一个可以预期的未来。   法治周末:你在诗里写到:“打工,是一个沧桑的词……在海洋里捞来捞去,捞到的是几张薄薄的钞票和日渐褪去的青春。”2001年你到深圳打工,沧海桑田,现在的你与当初的你有了哪些变化?诗歌给你带来了什么?   郑小琼:我常常会反问自己,如果不写诗,我会做什么,其实我多次思考过这个问题,我在《女工记》中写到我几个朋友的生活,我们几个人一起进了一个流水线玩具厂,做了一个月之后,那个工厂老板将那条流水线关了,我们一同失业,然后租房居住在一起,这么多年,我跟她们中间断断续续有联系,有人在出卖肉体,有人赚了一点钱,开个小铺面,有人还在工厂打工,有人出了车祸,命丧他乡……也许我只是她们生活中的某一个。   写诗带给我比较开阔的视野,它让我学会了思考,在我的那些工友们看来,这些问题不是我们应该思考的,我们只需要赚钱,将自己的生活过好就行了,但是因为写诗,我不能不思考一些在她们看来无用而徒劳的问题。或者她们努力让自己的生活过得不那么沧桑些,她们努力地学习技术,或者想通过肉体积累原始资本,很多时候,她们的努力在现实中是徒劳的。   而我写诗,会让我常常思考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的打工生活变得如此沧桑。 链接: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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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述思 | 苹果和乔丹都救不了中国公司

   苹果是目前世界上最值钱的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可谓一路高歌。在2011财年的前三季度,苹果公司在中国的收入超过88亿美元,为去年同期的6倍。    然而它的麻烦却出在IPAD上。这个苹果支柱产品第二代IPAD2生产了4000万部,第三IPAD3将生产6500部。     随着一家名为的唯冠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浮出水面,苹果公司遭遇空前的商标危机。    这家濒临破产的中国大陆公司声称,自己是IPD在内地市场的合法主人,并向苹果索赔四亿美元。 费者并不认同,且需要最终获得公正的第三方认定。 本质上,在中国社会出现如此纷争,是一个重大进步。背后凸显出公众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规则意识的提升。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加速,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和整体升级的逼迫,也会成为越来越多企业的共识。 耐人寻味的是,即使中国公司目前在这两场纠纷中都大获全胜,都难掩深层生存发展困境。 唯冠已名存实亡,负债累累,绑定苹果,利用有中国特色的法规胜出——中国与美国在商标所有权认证上遵循的原则并不一致,前者奉行“注册在先”的原则,后者则习惯认定“实用在先”,也只是为了还债求生,看不出对中国公司任何有价值的借鉴,倒是在深切提醒苹果这个全球市场的独孤求败在进军中国时能多些谦卑,认真考察中国国情。另外,在中外商标博弈史上,如此案例也是小概率事件,难以复制。 乔丹体育的教训则更为深刻。像多数传统中国制造那样,在缺乏核心竞争优势的前提下,为了完成最初原始积累,往往重市场而轻研发,重规模而轻效益,重营销而轻品牌,重模仿而轻原创,在残酷的大浪淘沙中或有少数侥幸幸存者,但仍面对艰苦的二次创业甚至重头再来。一个佐证是:在急功近利的挣快钱浪潮中,中国民营企业的寿命已从2004年的平均3.6岁锐减到2009年的2.9岁。 其中一个惯常的手段是产品山寨化和品牌傍大款模式。在技术、管理、质量、服务、品牌都存在先天不足的情况下,将生产制造成本优势发挥到极致,获得迅速的市场扩张和灰色的利润原始积累。 如果置身于市场无比广    目前部分城市的IPAD产品已经下架,整场纠纷对苹果造成的损失目前尚难逆料。    有人说,苹果正在为自己的傲慢付出代价。     但平心而论,相较于输死一搏的唯冠,苹果出路更为宽广:一是可以通过谈判继续收购商标,二是将官司战线拉长,将唯冠拖垮,三呢,可以放弃内地市场的IAPD商标,毕竟产品的市场认同度不仅仅由logo说了算。 袤、制度监管严重缺失的改革开放初期,如此崛起尚情有可原,但结合今天全球竞争格局的形成,制度规则日益完善,市场消费全面升级,仅仅如此粗放简单竞争思路越来越难以奏效。 众所周知,多数苹果产品是中国工人靠辛勤劳动乃至超时加班制造的,但中国企业只能分得微薄的利润。美国人拥有着全世界制造业70%左右的知识产权,而这样的优势会将中国制造牢牢地挤压在产业链的最下游,不幸的是,我们的生产运营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又上升了。 无论是山寨产品还是山寨品牌,都会验证一句老话: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乔丹体育真正的敌人不是乔丹,而是自己的消费者——他们已经开始由于被欺骗和误导在发起对这个中国知名体育用品公司的诉讼。 乔丹说:作为一个企业家,诚实也是我经商时最最重要的原则之一,一刻也不能忘记。 即时乔丹体育有信心赢得较量,也该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品牌没有乔丹,未来将会怎样?      唯冠显然没有更多博弈的筹码。    这场战火愈演愈烈之际,中国一家著名体育用品生产商乔丹体育陷入商标危机。目前乔丹品牌专卖店已达5715家,正在进行上市前的IPO。    对其完成重重一击的是来自美国退役NBA巨星迈克尔.乔丹。 费者并不认同,且需要最终获得公正的第三方认定。 本质上,在中国社会出现如此纷争,是一个重大进步。背后凸显出公众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规则意识的提升。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加速,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和整体升级的逼迫,也会成为越来越多企业的共识。 耐人寻味的是,即使中国公司目前在这两场纠纷中都大获全胜,都难掩深层生存发展困境。 唯冠已名存实亡,负债累累,绑定苹果,利用有中国特色的法规胜出——中国与美国在商标所有权认证上遵循的原则并不一致,前者奉行“注册在先”的原则,后者则习惯认定“实用在先”,也只是为了还债求生,看不出对中国公司任何有价值的借鉴,倒是在深切提醒苹果这个全球市场的独孤求败在进军中国时能多些谦卑,认真考察中国国情。另外,在中外商标博弈史上,如此案例也是小概率事件,难以复制。 乔丹体育的教训则更为深刻。像多数传统中国制造那样,在缺乏核心竞争优势的前提下,为了完成最初原始积累,往往重市场而轻研发,重规模而轻效益,重营销而轻品牌,重模仿而轻原创,在残酷的大浪淘沙中或有少数侥幸幸存者,但仍面对艰苦的二次创业甚至重头再来。一个佐证是:在急功近利的挣快钱浪潮中,中国民营企业的寿命已从2004年的平均3.6岁锐减到2009年的2.9岁。 其中一个惯常的手段是产品山寨化和品牌傍大款模式。在技术、管理、质量、服务、品牌都存在先天不足的情况下,将生产制造成本优势发挥到极致,获得迅速的市场扩张和灰色的利润原始积累。 如果置身于市场无比广    2月26日,这个目前已转型为NBA球队最穷老板的人发表声明称:“在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的情况下,用我的中文名字在中国开展业务,这种行为令我受到了伤害,除了通过法律手段维权,我别无选择。”     乔丹体育随后称,过去十几年来公司始终注意强调与飞人乔丹无直接关系。    但这样的辩解消费者并不认同,且需要最终获得公正的第三方认定。 费者并不认同,且需要最终获得公正的第三方认定。 本质上,在中国社会出现如此纷争,是一个重大进步。背后凸显出公众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规则意识的提升。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加速,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和整体升级的逼迫,也会成为越来越多企业的共识。 耐人寻味的是,即使中国公司目前在这两场纠纷中都大获全胜,都难掩深层生存发展困境。 唯冠已名存实亡,负债累累,绑定苹果,利用有中国特色的法规胜出——中国与美国在商标所有权认证上遵循的原则并不一致,前者奉行“注册在先”的原则,后者则习惯认定“实用在先”,也只是为了还债求生,看不出对中国公司任何有价值的借鉴,倒是在深切提醒苹果这个全球市场的独孤求败在进军中国时能多些谦卑,认真考察中国国情。另外,在中外商标博弈史上,如此案例也是小概率事件,难以复制。 乔丹体育的教训则更为深刻。像多数传统中国制造那样,在缺乏核心竞争优势的前提下,为了完成最初原始积累,往往重市场而轻研发,重规模而轻效益,重营销而轻品牌,重模仿而轻原创,在残酷的大浪淘沙中或有少数侥幸幸存者,但仍面对艰苦的二次创业甚至重头再来。一个佐证是:在急功近利的挣快钱浪潮中,中国民营企业的寿命已从2004年的平均3.6岁锐减到2009年的2.9岁。 其中一个惯常的手段是产品山寨化和品牌傍大款模式。在技术、管理、质量、服务、品牌都存在先天不足的情况下,将生产制造成本优势发挥到极致,获得迅速的市场扩张和灰色的利润原始积累。 如果置身于市场无比广     本质上,在中国社会出现如此纷争,是一个重大进步。背后凸显出公众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规则意识的提升。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加速,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和整体升级的逼迫,也会成为越来越多企业的共识。     耐人寻味的是,即使中国公司目前在这两场纠纷中都大获全胜,都难掩深层生存发展困境。    唯冠已名存实亡,负债累累,绑定苹果,利用有中国特色的法规胜出——中国与美国在商标所有权认证上遵循的原则并不一致,前者奉行“注册在先”的原则,后者则习惯认定“实用在先”,也只是为了还债求生,看不出对中国公司任何有价值的借鉴,倒是在深切提醒苹果这个全球市场的独孤求败在进军中国时能多些谦卑,认真考察中国国情。另外,在中外商标博弈史上,如此案例也是小概率事件,难以复制。 袤、制度监管严重缺失的改革开放初期,如此崛起尚情有可原,但结合今天全球竞争格局的形成,制度规则日益完善,市场消费全面升级,仅仅如此粗放简单竞争思路越来越难以奏效。 众所周知,多数苹果产品是中国工人靠辛勤劳动乃至超时加班制造的,但中国企业只能分得微薄的利润。美国人拥有着全世界制造业70%左右的知识产权,而这样的优势会将中国制造牢牢地挤压在产业链的最下游,不幸的是,我们的生产运营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又上升了。 无论是山寨产品还是山寨品牌,都会验证一句老话: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乔丹体育真正的敌人不是乔丹,而是自己的消费者——他们已经开始由于被欺骗和误导在发起对这个中国知名体育用品公司的诉讼。 乔丹说:作为一个企业家,诚实也是我经商时最最重要的原则之一,一刻也不能忘记。 即时乔丹体育有信心赢得较量,也该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品牌没有乔丹,未来将会怎样?      乔丹体育的教训则更为深刻。像多数传统中国制造那样,在缺乏核心竞争优势的前提下,为了完成最初原始积累,往往重市场而轻研发,重规模而轻效益,重营销而轻品牌,重模仿而轻原创,在残酷的大浪淘沙中或有少数侥幸幸存者,但仍面对艰苦的二次创业甚至重头再来。一个佐证是:在急功近利的挣快钱浪潮中,中国民营企业的寿命已从2004年的平均3.6岁锐减到2009年的2.9岁。    其中一个惯常的手段是产品山寨化和品牌傍大款模式。在技术、管理、质量、服务、品牌都存在先天不足的情况下,将生产制造成本优势发挥到极致,获得迅速的市场扩张和灰色的利润原始积累。    如果置身于市场无比广袤、制度监管严重缺失的改革开放初期,如此崛起尚情有可原,但结合今天全球竞争格局的形成,制度规则日益完善,市场消费全面升级,仅仅如此粗放简单竞争思路越来越难以奏效。 费者并不认同,且需要最终获得公正的第三方认定。 本质上,在中国社会出现如此纷争,是一个重大进步。背后凸显出公众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规则意识的提升。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加速,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和整体升级的逼迫,也会成为越来越多企业的共识。 耐人寻味的是,即使中国公司目前在这两场纠纷中都大获全胜,都难掩深层生存发展困境。 唯冠已名存实亡,负债累累,绑定苹果,利用有中国特色的法规胜出——中国与美国在商标所有权认证上遵循的原则并不一致,前者奉行“注册在先”的原则,后者则习惯认定“实用在先”,也只是为了还债求生,看不出对中国公司任何有价值的借鉴,倒是在深切提醒苹果这个全球市场的独孤求败在进军中国时能多些谦卑,认真考察中国国情。另外,在中外商标博弈史上,如此案例也是小概率事件,难以复制。 乔丹体育的教训则更为深刻。像多数传统中国制造那样,在缺乏核心竞争优势的前提下,为了完成最初原始积累,往往重市场而轻研发,重规模而轻效益,重营销而轻品牌,重模仿而轻原创,在残酷的大浪淘沙中或有少数侥幸幸存者,但仍面对艰苦的二次创业甚至重头再来。一个佐证是:在急功近利的挣快钱浪潮中,中国民营企业的寿命已从2004年的平均3.6岁锐减到2009年的2.9岁。 其中一个惯常的手段是产品山寨化和品牌傍大款模式。在技术、管理、质量、服务、品牌都存在先天不足的情况下,将生产制造成本优势发挥到极致,获得迅速的市场扩张和灰色的利润原始积累。 如果置身于市场无比广    众所周知,多数苹果产品是中国工人靠辛勤劳动乃至超时加班制造的,但中国企业只能分得微薄的利润。美国人拥有着全世界制造业70%左右的知识产权,而这样的优势会将中国制造牢牢地挤压在产业链的最下游,不幸的是,我们的生产运营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又上升了。    无论是山寨产品还是山寨品牌,都会验证一句老话: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乔丹体育真正的敌人不是乔丹,而是自己的消费者——他们已经开始由于被欺骗和误导在发起对这个中国知名体育用品公司的诉讼。 袤、制度监管严重缺失的改革开放初期,如此崛起尚情有可原,但结合今天全球竞争格局的形成,制度规则日益完善,市场消费全面升级,仅仅如此粗放简单竞争思路越来越难以奏效。 众所周知,多数苹果产品是中国工人靠辛勤劳动乃至超时加班制造的,但中国企业只能分得微薄的利润。美国人拥有着全世界制造业70%左右的知识产权,而这样的优势会将中国制造牢牢地挤压在产业链的最下游,不幸的是,我们的生产运营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又上升了。 无论是山寨产品还是山寨品牌,都会验证一句老话: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乔丹体育真正的敌人不是乔丹,而是自己的消费者——他们已经开始由于被欺骗和误导在发起对这个中国知名体育用品公司的诉讼。 乔丹说:作为一个企业家,诚实也是我经商时最最重要的原则之一,一刻也不能忘记。 即时乔丹体育有信心赢得较量,也该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品牌没有乔丹,未来将会怎样?      乔丹说:作为一个企业家,诚实也是我经商时最最重要的原则之一,一刻也不能忘记。    即时乔丹体育有信心赢得较量,也该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品牌没有乔丹,未来将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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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潜伏”两年 美破中美走私大案

涉案的假名牌货在中国制造 美国当局说,破获了一个从美国到中国的国际走私集团,涉及3.25亿美元的走私大案。 美国官员说,在美国新泽西、纽约、德克萨斯三地和菲律宾展开了抓捕行动,29名美国和中国公民已经受到起诉。 美国新泽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发布声明说,这些被告试图通过新泽西的一个口岸将价值3亿美元的假货从中国走私到美国。 同时,侦探此案的潜伏警员还在同一个新泽西口岸发现了涉及这一犯罪集团的另一起案件:罪犯试图从台湾向美国走私冰毒。 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移民及海关部门对此案进行了长达两年的秘密调查。 美国当局说,目前就此案在美国逮捕了美国新泽西、纽约、德克萨斯三地抓获22人,在菲律宾逮捕一人,还有6人在逃。 涉案的假货在中国制造,包括耐克运动鞋、鳄鱼牌衬衣、路易威登的手提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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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十 | 高潮:面对凌辱与残酷

作者: 神了旁逸斜出  |  评论(1)  | 标签: 《金陵十三钗》 , 影评 , 面对凌辱与残酷 , 拯救 , 没有高潮的作品 ——关于《金陵十三钗》之影评 吕嘉健 1/3/2012 看完了张艺谋的电影《金陵十三钗》,觉得需要为它写点什么。这部电影还算老张的一个靠谱之作,之前看过他的《英雄》和《满城尽带黄金甲》,感觉比较恶心,一个曾经的艺术导演,堕落至此,也是“政治盛世”和经济暴发户的中国制造时代闹的。如今老謀子终于再度面对残酷的真实,不再为暴力一统和权力丑陋演绎盛宴,也算人性软着陆之诚实反省。 然而还是遗憾。因为《金陵十三钗》缺失了最重要的人性心理过程和惊心动魄的高潮表现,因此它成了不可弥补的苍白艺术,没有深度和灵魂的震撼。自从张艺谋走火入魔进入“商业大片”与“政治颂歌”之岐途,已经迷失了艺术的灵魂。在本年度奥斯卡竞赛中,老謀子的这部商业大片遭遇伊朗的小片《一次别离》,碰撞之下,他非常豪爽地让9600万美元(6亿人民币)悄没声息地滑进大西洋去了。美国批评家认为《金陵十三钗》是借日本人施行南京大屠杀的人性灾难背景,贩卖低俗浪漫,是大杂烩式的肥皂剧, 而《一次别离》却获得这些批评家们的交口称赞,认为该片在一个简单的剧情中深刻、细致地揭示了既具有伊朗特殊性,又具有全球普遍性的当代生活的内在矛盾和心理困境,它让每个观众被剧中人朴素的生活细节感动的同时,反观自己的内心,与剧中人一切的纠结和思考。《一次别离》是一部非常简单却令人难以抛舍的电影。 《金陵十三钗》整部情节之核心涉及“变身”(由妓女变身为女学生,象征着灵魂的蜕变)、“顶替”、“挺身而出”、“牺牲与拯救”之焦点。十二个青楼女子(加上一个少年男子假扮女子,是为十三钗)为了救助十二个尚未成年的女学生,而艰难赴死、代人献身。如果张艺谋死死抠住、集中全部艺术精力在这个焦点上,着力于人物心理困境和艰难考验,进行深度的人性、命运和性格、心理之撕裂性刻画表现,而不是枝蔓丛生,则该影片之学术与文艺之震撼性会使人无法逃遁的。 张艺谋已经不自觉地纠缠于商业大片和文艺浪漫片之间,摇摆不定,而两面想讨彩,兼而有之,却因贪心不足,两处缠夹而难讨好,不能专注于深刻的焦点去挖掘,这是一派浮躁的中国文艺通病之典型症。本片的宣传意图是什么“战争大片”,“战争史诗电影”,这样的定位已经与题材严重错位;然后张艺谋自己也说,“故事的视角很独特,从13个金陵风尘女子传奇性的角度切入,表达一个救赎的主题,反映了崇高的人道主义。《金陵十三钗》着力表达的,正是在大灾难面前中国人的抗争和救赎,相信这部电影不仅会让观众感动,更会让大家感到震撼,因为它融入了国家的命运,表现的是民族的精神。” 张艺谋透露,与原著相比,影片中加入了表现中国人浴血抗争一条故事线索, “需要表现中国人的血性、不屈不挠的精神。”“善良、救赎和爱是这部电影的主题。”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张艺谋用了“救赎”一词,这是严重出错的思想偏向。 原作对于导演的定位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我没有看过严歌苓的原作,但是我看了严歌苓关于对影片的问答,我知道她对这个题材的思想认知深度并没有超出张艺谋的地平线。严歌苓是根据一段史料创作了小说《金陵十三钗》的。金陵女子大学教务长魏特琳一段日记披露:南京陷落的时候,日本人要求金陵大学必须交出 100个女人,否则就要在学校驻军。当时有20多个妓女站出来,使女学生们逃脱了厄运……张艺谋在电影中保留了这个故事核心。据采访记录,严歌苓自述,在《金陵十三钗》中篇小说(2005)里,表达的是她对民族那段苦难的反思与追问。她力图以虚构的方式,去呈现写实的意义:在小说里,她把故事的发生地放在一座天主教堂里,13位妓女翻墙进来避难,庄严肃穆的英格曼神父不得不让她们住下来。日本兵来索要唱诗班女学生,秦淮河的妓女们梳上辫子,洗尽铅华,扮成女学生样子, 白衣黑裙,跟着日本兵离开了教堂。 严歌苓说:“我要突出的就是这些女人的行为,还有教堂里面发生的事件,日本兵把女人逼到最后地步,然后她们采取这个行为。”玩味严歌苓的话,她只不过震惊于妓女挺身而出的“行为”。她只是留意于写实,是对苦难的反思与追问。那么张艺谋与严歌苓的精神高度是一致的,除了可以把影片拍得更真实、更华丽和风格化,老张的本领就仅止于此了。原作和编导都没有更大的主题企图,那么奥斯卡之滑铁卢是注定了的。不是说奥斯卡的奖项有多么的唯一性,而是诚如上文所说的:与一部伊朗的小电影《一次别离》之精神拷问相比,张艺谋的大片就显得肤浅通俗了。 中国文艺之艰难其实就在于每一个人的灵魂、精神拷问之艰难:小说家、编剧、导演和演员,其实都是我们每一个观众的化身,我们在严峻面前无可逃避地承受着灵魂的拷问,必须要把自己彻底地摆进去,而非居高临下地为历史做伸冤的写手。这个题材之最艰难的拷问是3个连环套的问题:1,假如是你,你愿意义无反顾地为他人去献身么?2,假如是你,你会反复追问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为什么要拯救他人而牺牲我?Why?3,假如是你,你如何去面对凌辱和死亡?作家和编导都不可以回避这3个难题,那么每一个观众也不能够回避这3个难题!严和张都是回答了一个“愿意”的问题,然后草草回答了“为什么”的难题,最后都逃避回答“如何面对”这一最大而最直接的难题。 现在需要插入一个本片以及中国道德学中绕不过去的另一个难题:谁的生命更有价值?张艺谋用了“救赎”一词,这个词有两个意义潜台词:赎卖自己而救助他人;精神救赎(抵消罪过)。张艺谋的潜意识里有妓女精神救赎的意义寄托,遂亵渎了青楼女子的生命尊严,还是传统中国道德的不平等观。不能认为女学生要比妓女高尚,就可以用妓女的生命去换取。所有人都不自觉地默认了女学生要比妓女高尚的伪命题。既然说“救赎”,那么青楼女子就是灵魂的罪人了?需要精神救赎?把妓女和处女放在一起来比较高下,这是中国人习惯性的道德灾难。但是,我的想法是:第一,从生命的尊严和权利来说,谁也没有资格说谁更高尚和谁更有权利获得生存下去的优先权,生命是平等的。第二,从自觉赴死的行为来看,似乎妓女们在忏悔:我们愿意用肉体的死亡来换取我们灵魂的得救,那么就是说,我们之前是罪恶滔天的女人。不知大家还记得《圣经》中的一段否:文士和法利赛人带了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到耶稣面前,说要用石头把她打死,其实他们是想试探耶稣,要得到告他的把柄。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结果试探者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地都出去了。所以我们都是罪人,没有谁更高尚。据说好莱坞市场发行专家给出本片的英文译名是《拯救》,可是严歌苓和张艺谋都没有接受,可见在他们的意识中,都没有人类普世价值的“拯救”观念。在这个事件里,“拯救”比“救赎”要更合乎公平性和高尚性之精神史诗特性。“拯救”是合理的:成年人牺牲自己而保护少年儿童,正如在泰坦尼克号沉没之际,让妇女和儿童享受得救的优先权一样。这是强者的人道主义精神。 这是一个关于“选择”的戏剧性难题,“谁去谁留?”面向凌辱与残酷,谁更有勇气承受和将怎样面对?选择的主动权在谁的手里?影片把选择权交给了我们的传统文化观念。让女学生们接受了让妓女们“代辱”和“替死”的结局,那么就是说她们默认了“我们的生命比她们更尊贵”,“我们的身体比她们更清洁”这样的观念。然后这样的观念与观众及国人的观念一起得到共鸣,于是一场生生不已的“不公平”生命观继续传播下去。从影片的角度来设想,我想可以有以下情节的可能性:1,妓女们和女学生们集体自杀;2,次日面对日军的逼迫而绝不屈从,所有人遂饮弹而亡;3,女学生们感到绝望而宁愿自杀,绝不可让她人代辱与替死。如果女学生们愿意接受妓女们的牺牲,那么必须要有值得女孩子们信服的理由,她们都是接受了天主教信仰教育和西方文化影响的新女性。不然,除非妓女们必须用绳子把女学生们绑起来才行。否则,女学生们难逃自私和不公平之嫌,然后她们会终身陷入自责的忏悔情结之中。可惜影片没有表现这一选择的难题之戏剧性冲突,太轻易地解决了选择的难题。妓女们担当了拯救者,拯救者要比被拯救者更有能力,是精神和命运的强者,她们应当为女学生们给出宏大的理由,选择表示着价值评判。可惜张艺谋轻轻掠过了。 然后重头戏就应当在妓女们的选择性角色转换和悲剧性的心理接受了。对于即将来到的凌辱和残酷,妓女们是怎样想象恶魔以及恶魔的恶作剧以至自己的结局的呢?每一个人都应该会有不同的想象,然后会有关于自我选择的角色设定和心理状态。这是人性最艰难的处境,艺术就从这里诞生。可惜这部电影再次轻轻地滑过了,张艺谋把这段值得大书特书的关节概念化地、轻薄浪漫地处理掉了:妓女们仅仅陶醉在化妆、变身的惊艳和身份复活的情境之中,甚至不无幼稚地回归纯情,而丝毫没有设身处地地想象如何面对次日的魔鬼悲剧。这显然是不真实的。凡是叙事逻辑不够充足合理的转折,一定是叙事艺术的致命缺陷。张艺谋给出的解释只是:妓女们说,反正我们都是过来人了,反正我们以前见识过的,这比小女孩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要强。玉墨等秦淮河女子都道,自从不幸成为失足妇女,一直被人轻视,这次,也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好洗清自己的这些污名。—单凭“过来人”与“洗清污名”(赎罪)的理由,绝对不能够代替得了一个人愿意面对凌辱和死亡的理由。而且这里隐含了编导的卑鄙观念:反正她们也是妓女,接待日本士兵和接待一般嫖客,将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张艺谋的问题还在于群像性格、心态的模糊化,把十三金钗仅仅当作一个“妓女”的概念符号,这里本来存在着不同生命背景、不同性格和不同观念的戏剧性面对,选择是落实到并针对每一个人的,也是对每一个人的人性考量、性格考验和命运遭遇,这是牺牲自我拯救她人,每一个人是否认同你所谓的“救赎”,人道主义,爱,牺牲,必须充分地展开多数人甚至每一个人的内心冲突和行为矛盾,以及转变和接受的戏剧性过程,可惜张艺谋全部忽略了这个最有价值的过程,因此其所有人物的转变缺乏合理性和信服力。从根本上来看,是张艺谋始终没有将她们看成是真正的人。 这部电影还有另一个致命的缺失:没有高潮。回避高潮和逃避高潮是严歌苓和张艺谋共同的缺陷,也是中国叙事艺术最容易犯的致命伤。据史实,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甚至在中国的一大罪行,是把中国妇女和慰安妇摆在操场的桌子上,让日本士兵排队轮奸,整天下来,被凌辱的妇女不能离开奸床,连大小便和饮食都在被奸污的过程中,有些妇女被当场糟蹋至死,部分人事后也不能幸存或被杀害,幸存者都落下终身残疾。按照小说和电影的情节发展,那些前去参加日军祝捷大会的妓女们,一定会在会后被日军士兵轮奸,然后杀死。这是凌辱和杀戮的悲剧场面。严歌苓和张艺谋都不敢正面表现这些震撼人类心灵的痛苦和罪过,而且可能还有妓女们的抗争和自我尊严的捍卫,编导们也没有足够的艺术能力去委婉表现这样悲剧性的场面,那么就是间接给日本战争罪犯遮蔽了他们的野兽行为和灭绝人性的丑陋灵魂。我认为“在战争中如何面对命运的残酷与人性的丑陋”,是全人类每一个人最窒息性的困局。严歌苓和张艺谋仅仅在“挺身而出”之处戛然而止,从叙事艺术来讲,是最大的遗憾。中国传统艺术最讲究回避高潮的含蓄艺术,讲得好听是含蓄留白,说得不好听就是没有勇气面对艰难的挑战,也确实没有更好的艺术功力表现震撼人心的高潮,含蓄留白在诗歌尚且是余韵袅娜,逗人想象,但是在叙事艺术则是“断尾”大忌。这是最艰难、最惨烈、最伤感、最疯狂、最狠辣又最悲剧性的顶端,是所有人灵魂震颤和撕裂性的难题场面,绝对无可躲避,更不能遮蔽。如果这些妓女们是英雄,那么她们一定会唱上一曲悲壮或者凄婉之歌,然后与之肉搏,用柔弱之躯去迎接枪弹,而绝不愿意忍受凌辱。假如其中有软弱之女子,那么她们忍辱负重,也是人性中之情理。金陵十三钗应该有各各不同的性格、心理和行为面对暴行,这是人性和人物的大戏,完全可以拍得非常诗意和悲壮。或悲慨以泣,或委屈求全,或轻蔑冷笑,或嬉笑怒骂,或咬牙沉默,或癫狂失性,或圣母受难,或玉石俱焚,或自我毁灭而绝不让强盗玷污!我认为,这部电影最精彩的地方应当全部表现在这个高潮的创造性上,而所有观众在开场的时候都期待着一个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石破天惊的高潮大戏出现,把我们每一个人投入进去,让我们一起经受一次灵魂的考验和精神的拷问。可惜,严歌苓和张艺谋都没有这样的勇气和艺术才能,而取消了所有观众一次经验如何面对凌辱与残酷的现场机会。这部没有高潮和躲避高潮之作,实在是软弱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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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华尔街日报》改革的新推动力

核心提示:一份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撰写的报告《中国 2030》将于下周一公布,该报告旨在为新领导层提供中期的政策建议,报告提出缩减国有企业的规模,部分建议引起了激烈的讨论,预期也会遭到官僚机构的强烈抵制。 原文: New Push for Reform in China 作者:Bob Davis 发表:2012年2月23日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视频:点击 这里 查看本文作者录制的原声视频《华尔街日报》的Aaron Back有关于这份新报告的详细信息。该报告呼吁要减少巨型国有企业的规模,否则可能要经受严重的经济后果,图片来源:STR/AFP/盖蒂图片社】 北京——我报独家披露一份预览中国的经济报告,本报告由世界银行和政府内部人士准备,会提交给中国的领导人。报告所言令人吃惊:中国如果不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则会面临经济危机。这些改革包括减少巨型国有企业的规模,使其运作更类似于商业组织。 根据六名曾经准备和审看过《中国 2030》的人士说,这份由世界银行和中国的政府智囊撰写的报告周一即将公开,其中谈到了中国最有政治敏感性的一些经济问题。 这些人士说,这份报告的目的是为了影响准备在今年接过权力的中国领导人。报告挑战了过去十年在胡锦涛主席领导下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模式,在这一阶段,国家在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的角色扩张了。 报告警告说中国的发展正面临着快速减退的危险,并且不会给出什么预兆。这在其他高速发展的国家,如巴西和墨西哥都发生了,一旦它们到达某一收入级别,就出现了经济学家们所称的”中等收入陷阱”。发展速度急速下跌会加深中国的银行部门和其他问题。根据参与这一项目的人说,该报告警告说,这可能触发一场危机。 【图:中国的一家煤矿。煤矿是国营领域。图片来源:路透社】 报告建议国有企业要受到资产管理公司的监督,还呼吁中国要勒住地方政府融资,促进竞争和创业精神。 一家北京的投资公司Primavera资本集团的总裁Fred Hu说:”中国的国有企业正在十字路口。” 中国政府必须决定”是要走让大型国企占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还是发展自由市场的创业之路。 【图:国营企业占中国经济的比例 原图:WSJ 图片汉化:译者】 还不清楚《中国 2030》是否会在下周公布的时候预测出某个增长率。但是一家美国的智库Conference Board当前的预测是201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8%,从2013-2016年年增长率会降到6.6%。在伯克利的加州大学的经济学家Barry Eichengreen,亚洲开发银行的Donghyun Park,韩国大学的Kwanho Shin在研究了其他国家的增长率历史之后,认为中国的增长率在2015年左右会开始”下滑”,至少2个百分点。 尽管增长率的下滑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已经以10%的平均增长率发展了三十年,这种下滑对于世界经济来说关系重大。欧洲和日本都在对抗萧条,美国则在经历疲软的复苏,中国成为全球增长最可靠的源泉。在拉丁美洲、亚洲、北美和中东的大宗商品厂家依靠中国来发展,欧美的资本密集型商品制造商、农民和时装品牌也是如此。 这份报告会在多大程度上重新塑造中国的经济还不得而知。即使在它发布之前,也已经受到了管理国企的官僚们的强烈反对。那几位参加了讨论的人士这么说。 中国的政治预备继承人习近平现在是副主席,他的经济政策会怎样没有给出什么蛛丝马迹。分析家们预计这份高调推出的报告会鼓励习近平和他的盟友讨论对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进行改变,现行模式已经让中国的私营企业家们产生了警惕,也让中国和主要的贸易伙伴,包括美国产生了紧张。 报告的作者认为,有世界银行和发展研究中心的认可,后者是中国最高决策机构——国务院的智囊,会加重报告提出的建议的政治份量。中国的政府圈内人士普遍看重世界银行,特别是世行在帮助中国早期进行市场改革时曾提供过建议。 他们还认为,有发展研究中心的二号官员,刘鹤的影响力也能协助确保这些发现会被高层领导严肃考虑。刘鹤是给最有权力的政治局常委提供建议的一名高级顾问。他拒绝就此置评。 刘先生是起草中国现在的五年经济计划的高层中国人员之一,并被认为和中国的现任领导人及未来的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习近平都有紧密联系。刘先生定期与美国官员会面,并公开地说外国的压力和想法可以帮助中国达到改变的转折点。 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研究专家李成说:”刘决定给他们什么信息、给政策制定人提供建议,并组织安排会议议程。” 世界银行的主席Robert Zoellick在一份声明中宣布这份报告会被发布,还说:”本报告给出了在中期的时间内进行发展的路径建议,帮助中国完成成为高收入社会的转变。” 世界银行和发展研究中心都不愿就《中国 2030》报告中的发现进行专门评述。 在Zoellick先生于2010年9月在一次北京之旅中提出要做这份报告时得到了中国副总理李克强的支持,他预计会在明年成为总理——这是又一线索说明新的领导班子会好好地读这份报告。 目前,国有企业凌驾于中国经济之上,主导了中国的能源、自然资源、电讯和基础设施行业。它们还能从国有银行轻易地获得低息贷款以及其他优惠。 美国的财政部长Timothy Geithner和其他的西方官员们认为给这些企业提供的补助扭曲了国际竞争。从国内来看,有批评说这些企业遏制了内部竞争,利用垄断利润扩张到别的行业,并只支付微薄的红利。美国财政部的一名官员周三说美国支持可以增强私营企业能力的改革,来和国有企业竞争。 世界银行和发展研究中心认为资产管理机构应该监督国有企业。资产经历会力图确保这些企业都在商业的范围内运营,而不是为了政治目的。他们会出售判断为无关的企业,让私营企业在被排挤的领域更容易竞争。 上个月, Mr. Zoellick在芝加哥与经济学家们的一次对话中说:”中国需要限制国营企业的角色,打破垄断,让所有权分散,降低私营企业的进入门槛。” 当前,许多国有企业都有房地产分支机构,这些机构倾向于为土地出高价,帮助吹大了房地产泡沫,而中国政府正在力图给房地产降温。 与报告有关的人士说,这份报告建议国有企业要向其所有人——政府缴纳大幅调高的股息。这会增加政府的收入,有财力支付新的社会项目。 巴克莱资本的经济学家黄益平说:”这是一份有创意的建议。”世界银行和发展研究中心都没有提出要让国有企业私有化,认为这在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 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学家们说从利润滚滚的国有企业获得的股息现在常常被国有资产监管委员会(SASAC)转移到无法盈利的国企中,SASAC是规范国有企业,并努力要让它们有盈利的机构。 【图:赶超 原图:WSJ 图片汉化:译者】 SASAC和中共的人事机构任命国有企业的领导,也可以更换他们,这让政府在国企做决策时有了很大的影响力。该报告是否会建议改变这种安排,还是会提出资产管理者如何雇佣和解雇的建议则不清楚。 一名参与《中国 2030》报告的人士说,如果处理人事问题是”最有争议的议题,直到最后时刻还有争论,”他补充说参与人经常在国家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政府和党应当持续扮演多重要的角色方面出现意见分歧。 即使如此,一名报告参与人说,SASAC在《中国 2030》小组会议上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预期会努力阻止该报告的意见被采纳,可能是担心它的权力会丧失。的确,许多建议都被认为太有政治争议性,一些中国人坚持要在报告上写上”会议版”——意思是在周一的北京会议上听取了评论意见之后再做修改。 周三,SASAC没有立刻回应我们的评论要求。 对中国的商业目前面临的挑战,信号之一是二月份的全国制造业活动的指标稍有抬升,但是仍然连续四个月处于收缩区域。周三,恒生控股说,二月的恒生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预期会是49.7,一月则是48.8。如果这一指数低于50则说明经济活动比上个月有所收缩。 德国银行的中国经济学家马军(音)说,如果中国出现快速经济下滑,则会非常脆弱,因为中国严重依赖复制国外技术的行业,而没有足够的自己的创新。韩国在人均收入达到$5000之后(和中国目前相似)还可以持续快速增长因为它鼓励创新。他说,但是,中国在人均专利上远远落后于韩国。 【图:2012年2月,习近平重访爱荷华农场】 中国的当地政府常常从卖地中获取大量收入,而不是税收。报告呼吁中国的社会指出由国有企业的股息和房地产税、公司税及其他税收支撑。Zoellick先生在芝加哥会谈中说:”我们建议所有的收入都要计入预算,公共财政应该是透明的,可信的。” Kersten Zhang和Aaron Back对本文有贡献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 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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