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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 邓聿文:中国经济适度放缓并非不可容忍

邓聿文:中国经济适度放缓并非不可容忍 (2011-12-01) 早报导读 [时事漫画] 朝鲜加速推进核研发进展 [中国早点] 重庆园博会的民生蛋糕 [美返亚太] 伟达:美国在亚太是攻势还是守势? [金融风暴] 法央行行长:欧金融市场面临真正危机 ● 邓聿文   近期世界经济形势变得很严峻。欧债危机还在进一步深化与扩散,中国国内经济减速似也成定局。最新公布的汇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显示,11月汇丰制造业PMI初值录得48.0,为32个月以来最低。而在10月,这一数据还为51.1。作为经济好坏的先行指标,PMI数值仅仅在一月之后大幅回落,说明中国经济的减速比预料的快。与此相印证的是,其他国内外的研究机构也都预测,中国全年经济增幅可能在9%,明年经济增速会降到8.5%。   由此看来,在国际经济复苏充满不确定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要独善其身似乎已变得很难,一些人据此认为,中国经济恐怕要告别过去长期的两位数增长,而进入一个经济增速的下降通道,也即拐点已经出现;进而,许多人不免担心,中国经济的减速是否会影响到就业、财政乃至宏观经济和社会的稳定?面对着此种减速局面,又是否需要像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推出大规模的刺激计划? 经济减速的涟漪效应   这确是个棘手的考验宏观调控智慧的问题。经济减速是否预示着过去一段长周期的高增长嘎然而止,从今后进入一个低增长时期,仅从目前情况看,不好判断。但无疑,减速对中国经济全局乃至社会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考虑到当前的经济发展方式与高速增长时期并没有本质的改进,还是在延续过去那套拼资源、环境、劳动力和资本的手法,经济如果突然有一个明显减速,那么,过去被高速增长掩盖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就会因减速而暴露出来或进一步放大。   不过,笔者以为,对此过于担忧似也无必要。这里有几个问题需搞清楚。首先,明年经济若回落到8.5%的增速,也是一个正常水平。前30余年尤其是在改革开始后的前半段的经济高增长,是建立在中国经济体量不大的前提下,如今中国经济位居全球第二,体量比过去大好多倍,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求经济像过去一样两位数增长是有些不切实际的。去年的高增长只是一种偶然和例外,是经济大规模刺激的结果,而且它带来的副作用也正在困扰着中国。即便如此,8.5%的增速相对于同样经济规模的国家也是一个快速度,因此,这种回落是一种适度回落,不会对经济形势造成伤筋动骨的后果。   再从经济减速的结构因素来看,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过去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出口,今年有可能再次为负(09年的贡献率曾为负),这是拖累经济下滑的最主要因素。投资虽然对经济增速有较大贡献,但贡献程度也在减弱,惟有消费,相对于去年,贡献程度有微弱增加。这种状况,应该说既有全球经济减速的影响,然某种程度上也是宏观政策发挥作用、主动调控的结果。因为自去年年末以来,为控制通胀,国家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方面,一直在进行调整,尤其是人民币的升值,对出口增速的回落影响很大。就此而言,经济增速的适度回落,是符合宏观调控预期方向的。   第三,减速也有利于减轻通胀压力。如上所述,经济回落是宏调当局主动调控的结果,这个主动体现在处理保增长和抑通胀的关系问题上,就是选择了把后者作为宏观调控和经济发展最优先的课题。一般而言,经济快速发展时,往往伴随着较高的通胀率,因此,要压通胀,就必须牺牲一些速度。鱼和熊掌兼得的情况当然也存在,但很罕见,相反,倒是滞账的现象是历史的常态。而宏调当局之所以选择把抑通胀放在首位,是因为在如今的高成本生活时代,通胀对经济和社会的破坏,及对全体国民福利的影响可能比失业还严重。现在速度适度降下来,通胀压力减轻,就可很好抵消通胀给企业和消费者带来的成本压力。因为通胀的后果最后都是要消费者来承担的。从这一角度看,在通胀背景下,将经济发展速度控制在一个适度水平,不但不是什么坏事,反而有利于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经济减速有利于中国发展的转型   最后,也最重要的一点,是经济减速利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变。历史表明,当现有的发展模式能够运转和维持,且经济还能取得较高增长时,要转变发展方式事实是一句空话。因为在这一发展模式下形成的既得利益者有动力和能量及成绩干扰国家的调控,使调控偏离方向。改革的推进总是在逆境下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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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黑市之城——温州

译者 一林 Bradley Gardner from the December 2011 issue Chen Mingyuan has lived here all his life, but he still gets lost every time he drives into Wenzhou. “All the roads in this town were built by businessmen, so none of them make any sense,” Chen says as we back out of what we just discovered is a one-way street. For the last 30 years, private citizens in this southeastern China metropolis have largely taken over one of the least questioned prerogatives of governments the world over: infrastructure.     陈明远(音译)一直都住在这个地方,但是他每次开车进温州市的时候仍然会迷路。当我们回到我们刚才发现的那条单行道的街道上时,陈说到,“这个镇里的所有的路都是由商人们自己修建的,所以意义不大。”过去30年,在这个中国东南的都市里,私人已经接替了政拥有最少特权的领域:基础设施建设。 Driving down the cluttered and half-constructed streets of this 3-million-strong boomtown requires frequent U-turns and the patience of Buddha, but every road eventually leads back to a factory. Each factory is in turn surrounded by a maze of roads filled with hundreds of small feeder shops selling spare parts, building materials, and scraps. Every haphazard street in this town seems to have an economic 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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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何清涟 | 美资回流:中美友好的重要纽带开始松动-中美关系变化之回溯(二)

如前所述,中美关系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诸多美国跨国公司巨头相继从中国市场撤出。中国方面只承认美资有撤出的,但不承认撤资“成潮”。美国波士顿企管顾问公司(BGG)发布的研究报告《美国制造归来》(Made in the USA, Again)指出,中美生产成本差距缩小,美资企业已从大陆撤离回流到美国,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已变身成为美国制造(Made In America)。 中国市场已成美资眼中“鸡肋” 这里需要先对中国商务部公布的外商投资增加的数据作一解析。北京一直宣称外资还在持续增加,2011年1-9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407家,同比增长6.24%;合同外资金额1778.6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5%;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66.79亿美元,同比增长16.6%。如果仅看这些数据定会产生误解,即中国还被世界跨国公司视为投资宝域。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上述数据包括来自维尔京、开曼群岛、萨摩亚、毛里求斯和巴巴多斯等自由港的对华投资。维尔京、开曼群岛、萨摩亚等地正好是中国资本外逃的中转站和洗钱天堂。来自这些地方的所谓“新增对华投资”,其实只不过是中国人和中国公司在这些洗钱天堂漂白的资本回流。 早在四、五年前,美欧众多跨国公司就已经公开表露对中国投资环境恶化的严重不满。中国美国商会与中国欧盟商会连续三年发布的调查报告,都表示欧美商界对中国的保护性政策越发感到担心,认为它们在华工作的环境在未来几年将会更加恶化。外资的不满集中在三点:一是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新规定迫使外资企业将业务和技术诀窍转让给中资公司,以换取市场准入。二是政府采购规定有失公平,在华经营的外资公司“期望在公开招标中获得平等对待”。三是中国对外资企业并购采取的限制。要成立合资企业,外资方面必须寻找中国公司作为合作伙伴,双方的股权分配只能是一半对一半。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严重不足,这给外资企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美国政府与欧盟领导层与中国就投资环境进行多轮磋商,但未能有所改变。加之中国大陆近两年面临员工薪资上涨,土地成本增加,以及人民币不断升值等因素,造成整体生产成本大增。美资企业盘算成本之后,认为大陆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已不复存在,于是将企业回迁美国。BGG在《美国制造归来》中预测,到2020年将有15%针对北美市场的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流到美国。前不久,福特汽车公司宣布把1.2万个工作机会迁回美国,并将在美国投资160亿美元,包括62亿美元用于购买和升级在美工厂的配备。BGG高级合夥人希尔金(Harold L. Sirkin)指出,未来五年在美国一些地区制造的商品,生产成本将只比大陆沿海城市略高5%至10%。成本缩小的同时,美国的生产效率更超过大陆。 高盛从急欲联姻到绝袂离婚 撤资的不止产业界,还有金融业。最近几个月,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和高盛先后结束与中资银行的联姻。在它们采取行动之前,美银(Bank of America)和美林(Merrill Lynch)将其拥有的中国建设银行的10%的股份出售了大约一半。在所有美资的撤资当中,高盛的退出具有标志性意义。就我所知,高盛曾绞尽脑汁希望在中国扎根,为此充当了中国金融业最踊跃的战略投资者。为了获得北京青睐,高盛曾投入巨额公关费用进行巧妙的公关。这些公关手段当中包括采用北京最喜欢的手段:即帮助中国在国际社会宣传。那本罔顾事实、竭尽吹捧之能事的《北京共识》(2005年),就是美国高盛公司的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 (Joshua Cooper Ramo)执笔写成。这个报告不仅将中国这种罔顾社会公正与人权、严重透支生态环境的经济模式,说成“以平等与高质量的发展为其特点”,是“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的发展模式;还说“北京共识”包含的许多“非经济理念”(即“专制极权政治+市场经济”的政治理念与价值观)不仅值得发展中国家仿效,还将在全球范围内取代“华盛顿共识”。这种有点无耻但很有效的“公关”方式其它外资银行亦曾广泛采用,2004年在英文世界里发行并获得关注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作者就是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的花旗(银行)集团的执行董事库恩。这位既非传记作家,也非记者,更不是中国问题专家的金融界从业者,亲自捉笔写就这本传记,其公关意义自不待言。 花费如此投入公关而进入的市场居然被舍弃,只有傻瓜才会将这一信息解读成是出自于自身的困难。只能说,这些银行已经看到一点:中国市场的前景晦暗,该是全身而退之时了。 跨国公司:北京游说美国的重要盟友 这些对美国政界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跨国公司退出中国,意味着联系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纽带已经松动。以往的岁月里,由于在华投资的广泛利益,这些跨国公司一直力主中美友好,是美国政商两界“拥抱熊猫派”的主要社会基础。 多年来,跨国公司为了实现和保障在华投资利润,对国会进行了大量游说。它们在华盛顿有专门的游说人员,还结成了同盟。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他们热衷于呼吁美国政府无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面对中国恶劣的人权状态与专制政治,他们游说国会的主要理由是,“中国正行进在接近西方民主的改良之路上”、“经济发展将会促进中国的政治改革”、“网路普及将给中国带来新闻自由”等等。这些游说活动中有几项让中国政府受益匪浅。例如,2000 年美国国会对中国最惠国待遇表决之前,波音等美国数百家跨国公司结成团体,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游说行动。参与人员包括各公司的政府关系专家、行业联合会的游说机构以及共同雇佣的专门游说公司。在近一年时间里,他们举办大量讲座和会谈,向国会灌输开放对华贸易将会给美国企业带来的巨大商机的理念,最终获得成功。这次集体游说总共花费1.12亿美元--此前,美国商界集体行动的最高纪录是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游说,总额也不过3,000万美元。2007年美国出台《对华出口和再出口管制政策的修改和澄清及新的授权合格最终用户制度》,增加了47项出口管制产品,但最后促使美国减少管制产品的不是中国政府的抗议,而是美国的跨国公司波音、联合技术等企业的游说。 美国跨国公司对中美友好所做的贡献,中国政府基本不会公开承认。但北京心知肚明,尽管北京曾聘请20多家专业公关公司为其在美国游说,其效果却远不如这些在美国本土政界拥有盘根错节关系网络的跨国公司。当美国金融产业界与中国的紧密联系松动之后,中国与美国在地缘政治上的矛盾、以及中国与国际体系、中共价值观与普世价值的内在冲突等各种因经贸利益而被强行压制下去的摩擦性因素就会日益突显。 无疑,中美关系面临新变局。从目前的状况来看,美国对此似乎已有心理准备,中国方面明显准备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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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麻辣隔壁:“蠢援”逾2500亿却不买一辆校车

报载,2011年11月25日,中国大陆政府代表驻马其顿大使崔志伟宣布将援助马其顿的23辆校车交付马副总理阿里菲。对此,中国大陆民众予以痛骂,认为在甘肃孩子尸骨未寒之际,对国内孩子不管不顾,却将校车援助发达的欧洲国家。就在2011年11月16日,中国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接送幼儿园儿童的校车与卡车相撞,导致20人死亡,其中包括18名儿童。事故发生时,充当校车的面包车严重超载,本来是运载9个人的车塞进了64人。   甘肃校巴悲剧发生后,中国民众公布了甘肃省教育厅长白继忠的家产,指其一家三口在兰州有三个物业、一个车位、一辆丰田RAV4越野车及400万人民币存款,质疑其一家收入不过万余元何来如此身家。据悉,白本人至今未回应。而新浪微博上,痛骂中国大陆官方的留言迅速增长。截止11月26日清晨6时,留言已突破11万,且内容是一边倒痛骂官方。 中国驻马其顿崔姓大使在11月25日交接致词的时候表示,中国“虽然面临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模式创新等诸多挑战,但一直对外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此次援马校车将进一步改善马学生的学习环境,体现了中方对中马关系的高度重视。”今年是中国大陆建政后开展对外援助第61个年头。据官方透露,截至2009年底,中国大陆累计对外提供援助金额2562.9亿元人民币,其中无偿援助1062亿元,无息贷款765.4亿元,优惠贷款735.5亿元。但中国大陆的援外问题多多,尤其在毛泽东时代,备受诟病。当时中国大陆为支援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国,勒紧裤带,其中无偿援助越南达200亿,对朝鲜的援助是数以百亿计,甚至还搭上几十万条志愿军生命,但这些国家最后都几乎与中国反面,被外界讥笑为“蠢援”。 据马其顿政府网站透露,今次中方向马国捐赠校巴共23辆,为35座豪华配置,符合欧美安全标准,有自动车门、灭火器,每个座位都配安全带等。该车由郑州宇通汽车公司制造;该公司一名销售经理称,该款巴士国内售价约50万人民币,此次中方向马国赠校巴,总价值应超过1000万元。大陆媒体表示,2010年4月,宇通正式与马其顿政府签署202台公交车商业合同,“近期向马其顿移交了首批68辆双层大巴,而赠送校车是这桩交易的附属环节。” 据网络的消息,有人拨打宇通公司客服电话4006596666后确认,校车是大陆政府采购然后无偿捐赠给马其顿的,并非宇通公司的公司援助,亦非宇通公司此前与马其顿签署的202辆公交车的合同附属品。校车援助是政府行为,宇通公司只是校车生产商。…… 甘肃校巴惨案死者尸骨未寒,大陆官方就向欧洲国家马其顿援助校巴的消息,深深刺痛了国人的心。连自己孩子都照顾不好,还要向外国施以援手,这是不是本末倒置?是不是假仁假义?宁赠洋人,不予同胞,中国大陆若以这样的方式讨好洋人,代价实在是太高了。 作为一个大国,对外援助无可厚非,但前提是量力而为,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今次甘肃校巴惨案暴露出内地校巴量少质劣的问题,全国有多少学童每天像挤沙甸鱼罐头一样乘搭校巴,没有安全保障,堪比“流动棺材”。 这起交通事故引起中国网民的关注。一些网民质问,谁该对车祸负责? “谁来保护祖国的花朵” ?有网民发表评论说:“希望那些只拿钱不干实事的狗屁官员做深刻反思,别再出惨案了。”在中国用户最多的新浪微博上,署名“神厨”的网民说,“一而再的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的政府是否该好好反省反省?!”网民质问:“能让神八安全升空不能保证孩子们上学的安全?能拥有1万亿美国国债买不起能保障安全的校车?三千亿的公车消费,买不起校车?逼得80多岁的老人自焚,挤得18名幼儿丧命于上学途中。我所谓的祖国,你让尊老爱幼四个字情何以堪。” 媒体报道,近年来大陆校车伤亡事故总量,甚至超过黑煤窑矿工死亡数量。 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袁桂林在央视《新闻周刊》栏目中表示,最近这一两年,校车安全事故明显的变化是频率增加,频频发生;不完全统计,最近一年来,因为校车问题的伤亡事故,总量要超过中国报道的黑煤窑的矿工的死亡数量。据媒体报道,甘肃校车惨案发生后,乌鲁木齐教育局会同自治区教育厅检查组,对乌鲁木齐天山区、水磨沟区辖区内幼儿园校车进行专项检查,结果没有一所幼儿园校车达到国家规定标准;部份幼儿园或私立学校设有校车,基本都是普通的大巴或中巴车,符合国家规定的校车数量为零。陕西咸阳市地方当局在甘肃案发后展开全市校车安检专案,全市登记造册的校车有153辆,只有3辆真正达到国家标准。贵州省贵阳市金阳新区管委会购买了5辆“美式校车”,但让人意外的是这5辆校车并没有用来接送学生,而全是用来接送老师上下班。雅虎中文网报道说,发生校车事故的大都是一些私立的学校,或者是一些农村地区的学校。造成这种现象的背后是教育资源、教育经费的不均衡,公立学校、条件好的地区占据了较好的教育资源,占有大头的教育经费,而这些私立学校或是农村地区则显得十分艰难。大多数地方的校车都由民间力量承担,实行市场化运营。在河北省的接送学生车辆中,个体私营有8000余台。报道表示,中国大陆教育经费投入占GDP4%一直都没能实现,至今“欠账”超过1.6万亿。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日前公布的全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大陆进口各类汽车81.36万辆,同比增93.3%,累计进口金额306.40亿美元,同比增99.7%;而2010年中国大陆政府采购汽车金额攀升至800亿元,占总采购规模的14%,平均年增速超100亿元。公车也越来越豪华,有调查显示,奥迪的选择比例最高,占56.8%,其次是“大众”(29.6%)。“奔驰”和“宝马”分别有4.6%和2.3%的人选择。唯一的国产品牌“红旗”,只占6.8%。据国家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调研数据显示,中国大陆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为200多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2000亿元(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军队以及超编配车),每年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为20%以上。 而据估算,平均每个县配备300辆农村地区校车,花费3000万元,全国1600多个县,总花费近500亿,相对于每年10万亿元的财政收入,这笔钱不算多。有人测算过,现在大陆政府机关每辆公车,购置成本平均约为22万元,每年的维护和运营费用约为10万元,全国共有公车超过200万辆,可以说,减少一辆公车就可以增加两辆校车。 反观中国大陆的学校,鲜有正规校车。所谓“小车”多是经过改装的厢型车、中客车、大客车,甚至包括被称为“三轮大篷车”的三轮电动摩托车。中国客车网记者不久前专访大陆一客车企业高管,该高管说:“对于我国校车市场的未来,我深表担忧!因为我们缺乏相应的文化,目前很多学校用的是报废车,有的租黑车,有的校车司机责任意识不强,还有的校车严重超载……;据公安部2009年数据,我国每年有超过1.8万名14岁以下儿童死于道路交通事故,儿童因交通事故的死亡率是欧洲的2.5倍、美国的2.6倍。” 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大陆平均每41秒钟就会发生一起车祸,每天有近40名中小学生死于道路交通事故。大陆学者、《财经报刊》特约评论员徐昌生在11月18日,发表博客文章《杀死孩子的是冷血的教育制度》表示,“胡乱责怪指鹿为马,把私立幼儿园与超员视同与超载作为车祸的主要原因的那就过于简单粗糙……现行的教育制度在这些孩子面前早已是冷酷无情,尽然它们口头上说这些孩子是祖国的花朵,可是本质上是严重歧视这些农村的孩子,它们毫不犹豫地斩断了大部份农村孩子的进城梦想。”文章最后说:“当听到甘肃校车事故的新闻时,我就在想,要不了几天,教育部门肯定又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校车安全整治的活动,到时,不知道有多少民办学校会撞在他们的枪口上,不知道又有多少无辜孩子的读书会受到影响,结果上网一查,发现自己OUT了,教育部在出事的当天就下发了整治通知,动作真是神速惊人。不过,我总觉得这是一场贼喊捉贼的游戏!”徐昌生的这篇博客文章三天不到时间被点击阅读57000余次,跟帖评论逾440条。网民“w-d-p1985”跟帖表示,“是制度的问题不是教育制度的问题”。网民“风の方向”跟帖说:“与其说是教育制度问题,不如说是整个体制的问题!” 大陆时评家童大焕发表博文表示,中国的GDP总量俨然已经是世界第二,中国财政对孩子们的投入却远不如一些贫穷落后的非洲小国,他质问:“为什么孩子们的交通工具如此简陋,为什么孩子们坐不起不超载的车和船?甚至,为什么个别地区的孩子们,要手脚并用攀着岩壁、像蜘蛛侠一样行走在上学和回家的道路上?”“我们的官僚体系,又是一种怎样的铁石心肠的封闭运行体系?”而日本时事社从北京发出报道,和童大焕的博文形成照映,题目是“中国:能发射宇宙飞船却不能买校车 / 中国大陆政府因幼儿园幼儿发生的悲剧受到批评。” 报道说,在事故发生后,“在中国的微博上,人们持续发贴,批评政府。有人写道,中国无人驾驶的‘神州8号’宇宙飞船进行了太空对接试验之后返回地面,‘可以多次发射神州飞船,但买不起一辆校车。’” 用来运载学童的车辆车身单薄,严重超载,乘车的人所面临的生命危险是一目了然的。为什么中国各地还是有无数的家长、以及学校、幼儿园每天要让千百万学童冒这样的生命危险?财新网记者张艳玲和蓝方的报道,给出了平淡无奇而又令人惊心动魄的解释:“多位家长告诉财新记者,曾跟学校反映过校车挤那么多孩子不安全,但‘人家没理我们,学校就这样的条件,孩子愿意上就上,不愿意上也没人强迫’,为了让孩子上学,只能坐这种改装的校车。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家长认为,幼儿园也不应承担全部责任。他指出,校车超载也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幼儿园兼并后,收费没有上涨;都知道农民赚钱不容易,如果交通费增加了,农民可能就不会把孩子送来了。”正宁县政府宣传部门有关人士告诉财新记者,目前,政府对学前教育投入极少,对民办教育的补贴几乎没有,对校车更没有补贴。 网名“豫南帝_7o2”的网民则通过新浪微博发出评论,对普通百姓民不聊生、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当今中国现状表示了强烈的愤慨:“打开电脑,看见甘肃血色校车,看见南京满街垃圾,看见公车采购花费800亿……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吗?有优越感的都是谁呀?我优越吗?!” 这位网民所说的“公车采购花费800亿”是来自中国官媒的统计数字。 目前,全国中小学生乘坐不符合标准校车的情况非常严重,报废车、拼装车、微型面包车、两轮摩托车、甚至三轮农用车、拖拉机都被改装成了校车。中国大陆约9千万学生需要乘坐安全规范的校车,专业校车需求超过100万辆。然而到2010年,校车保有量才刚过1万辆。中国制造的国际标准校车大量出口到海外,然而在中国却极难见到它们的身影。 一方面是大陆政府钱多得到好似花不完,有大把大把的钱用于耗资巨大的面子工程和挥霍浪费,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公众在背负沉重纳税负担之后得不到基本的社会福利,在这种大背景之下,甘肃学童死于非命的消息传来,在中国公众当中引起广泛的愤怒。而在这个骨节眼上,官方对马其顿的外交“蠢援”,更在民众中引起广泛愤慨。 当局有钱向外国援助高档校巴,为什么就不能造福自己的孩子,为他们添置、改建合格的校巴?!中国大陆虽成为经济大国,但人民并不富裕,当局需要解决的问题多如牛毛,需要花钱的地方数不胜数,尤其是医疗、教育方面欠帐太多。校巴如此,校舍何尝不是?与许多酷似白宫的官府衙门相比,豆腐渣校舍遍及神州,为政者不着力作为,却要去非洲建“希望小学”,让人啼笑皆非。不扫自家门前雪,偏管他人瓦上霜。不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偏要在国际上出风头,倾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无疑是打肿脸充胖子。 以马其顿为例,虽是个欧洲小国,但无论人均国民产值还是生活水平,都比中国大陆要高,不可能连校巴都买不起而需要中国大陆援助。但为了所谓的“和谐世界”,当局不惜邀宠海外,将洋人视若掌上明珠,将国人视若草芥。事实上,这些年来中国大陆不仅慷慨捐钱给穷国小国,而且对周边国家大撒银子,甚至对美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也大手笔援助! 中国大陆人勒紧裤带,把最好的东西奉献给别人,以为对方会投桃报李,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当年中国大陆援助阿尔巴尼亚、越南,最后都反目成仇甚至兵戎相见!近来,中国大陆对菲律宾、越南频送大礼,同样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网民警告当局:你们所有通往天国的梦想,最后都会把我们领向奴役之路! 还有民众“新闻哥”制作了一个中国大陆的人均收入,GDP,购买能力和受教育程度的对比图表,更加引起了中国大陆大陆网民的愤慨—— ●我TM又一次为我们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感动了,感动得眼泪哗哗地呀!我们太TM伟大了,宁可自己家孩子挤在破校车里冒生命危险,也要省下钱给别人家孩子豪华校车坐,我们简直是一圣人啊! ●中国政府不知道怎么想的,自己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却打肿脸充胖子,自己强大了,谁还会小看你;看看美国给各个国家捐的款有多少?而你却用自己人民的钱巴结别人! ●宁与外邦,不予家奴……我D一贯的方针。 ●中国向欧洲国家马其顿援助校车——但愿这些校车的质量要过关,不然弄巧成拙,中国政府就成杀人犯了……。 ●宣传部早就被叫做真理部,劳动部民政部商业部财政部已经统称为劳民商财部,今天外交部因马其顿校车援助事件再被称为“援交部”,不愧为“殃殃”大国啊。期待网民们的下一个闪光点。 ●几个小时没上网,就惊闻“外交部”被网民更名为“援交部”了。挺好,挺好。 ●外交部,对朝鲜等而言,它是援助交际部,简称援交部;对美日等而言,它是口头交涉部,简称口交部。 ●这个外交政策好啊,把校车全送别人吧,我们的孩子需要锻练,多走一走路会比较好…… ●中国援交部:中国政府如果不援助马其顿校车,他们就可能要六十多个学生挤一面包车,一不小心车祸撞死二十个,马其顿人民肯定不干呀,就起来推翻现任政府,这样就影响了欧洲的稳定,大家都知道前南斯拉夫地区是欧洲的火药桶,中国政府是为了世界和平的大局着想才援交的。 ●中国为什么不把那些可以装64个人的“校车”援交? ●崔大使先生你对中国援助马其顿校车怎么看?在场的记者都愣住了,怎么美国记者会问这个问题?崔大使微微一笑:“宁赠友邦,不予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机智的回答让现场的记者一片欢声笑语,然后崔大使当着所有记者的面唱了一首《中国人》 。 ●美国总统说过,我们不知道哪辆校车里的孩子将来会是美国的总统,所以校车安全性是中国的40倍。中国领导人知道,不论哪辆校车里的孩子都不会是中国的主席,因为领导的孩子不会去坐校车。 ●泱泱中华真泱泱,慷慨豪情又大方,君不见北京民工小学拆,那边谈笑援助非洲忙,君不见安全校车国内缺,政府跨海送欧洋,下三滥仍知教育是百年大计,到这里却闷头放屁!百姓年年交税政府年年哭穷,少立些颜面婊子坊,多干点柴米油盐事。   ●中国人的命就是贱,自己国内不肯花点零钱买校车,搞得校车事故死了21个人,对外金援外交,向马其顿这个致力于加入欧盟和北约的欧洲国家援助校车,真他妈的当自己是世界大国呢,对菲律宾越南都不敢叫唤下,只会强烈谴责,严正交涉以及金援外交,养一群贪得无厌的白眼狼如今还学救世主援助欧洲去了,讽刺! ●看到中国大使向马其顿赠送校车,作为甘肃人,实在是羡慕啊,盼望甘肃也能早日与中国建交。 ●为了得到好校车,甘肃人民只好委屈改国籍了!要不……咱把甘肃划给马其顿得了。 ●即使他们辩解称“我们从马其顿得到了什么什么好处”,也只能说明,他们认为给中国的孩子合格的校车是一件没有任何好处的事情! ●几万元的校车,装60多个学生。几十万元的公车,装一个领导干部。 ●他们对医疗不重视,因为他们有高干病房;他们对教育不重视,因为他们的孩子留洋;他们对食品安全不重视,因为他们有特供食品;他们对堵车不重视,因为他们出行警车开道;他们对国家未来不重视,因为他们妻儿已经移民美国!他们对维稳很重视,因为他们怕失去这些!这就是我们的领导! ●能买光全世界的飞机,却买不起一辆校车;能把卫星送入太空,却造不好一座桥;能给别国花数亿,却不肯多建几所小学;一年能吃掉几十艘航母,却逼着孩子捐出午饭钱! ●马其顿孩子为感谢中国政府在高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校车。 ●哈哈……,60年代饿死国人3千万的时候,政府还送粮食给阿尔巴尼亚。 ●党国宁愿以孩子们生命的代价去换取所谓国际朋友,并且还无耻地瞒骗孩子们说,在这个国家里,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起,都无微不至地关心孩子们的成长,孩子们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孩子们是最幸福的!TMD,最大的骗子:“呸!” ●拿人民的血汗钱去舔洋大人的菊花,麻辣隔壁,麻辣隔壁,麻辣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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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 把员工变为“内部企业家” ——从海尔革命性管理实验观察到的

     把员工变为“内部企业家” ——从海尔革命性管理实验观察到的   胡泳   照我看来,海尔的“自主经营体”不纯粹是管理创新,更是一种社会性发明,因为它牵涉到给员工自主空间,满足他们更高的自我需求。不是只让员工每天很有纪律地准时上工、按需生产,更要让他们每天都能带着热情与想象力来工作   “执行力”在中国制造业企业当中,曾经是一个富有魔力的词汇。“鸿海的文化,是有严厉执行力,又有高度激励。”富士康科技集团副总裁程天纵曾对记者这样说。从富士康离职的前主管青桐称自己对富士康的企业文化的理解就三个字:执行力。 无独有偶。比亚迪的王传福也曾说过: “ 在比亚迪,人是每一个关键节点、每一种战略打法的最终执行者。对工人,高压、高薪的结合可以对效率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 ” 郭台铭和王传福有些什么共同点?他们信奉同一种动机哲学:没有人不爱好胡萝卜,而不恐惧大棒。面对这两样东西,人们会作出精明的反应,其行为依附于一系列刺激和外在的奖励。信奉这种哲学的人认为,不存在什么因热爱而去做的事情,或是因为认定某样东西是对的而去尝试的情形。他们甚至把企业社会责任都看作某种自利行为的伪装。   从“本能”到“意义”   与这种哲学截然相反的一种认识是:承认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但更相信,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其渴望归属感,渴望意义,渴望伟大的爱情或是新生婴儿所带来的福佑。 今日世界的最大机会在于,通过社会发明让人们过上能够充分实现自身潜力的生活。每个人都有行善、洞察、创造、示爱和工作的巨大潜力。但遗憾的是,如今这种潜力被大型的等级制组织深深限制。 张瑞敏有一句名言:“企业说到家就是人,管理说到家就是借力。”由此观之,海尔目前 孜孜以求的、在海尔打造无数的“自主经营体”的 管理转型,预示着一个伟大的转变:从执行力到创造力的转变。 换句话说,海尔要追求与富士康和比亚迪不同的东西:不能够把员工纯粹视为一种执行的工具,而要给他更大的空间,让他自己有自我发展的自主性存在,不仅是自给自足,也跟他人联合形成这种自足。在新的环境下,如果说执行力还有它的道理,那也必定如张瑞敏所说,“不是靠上级一级级下来的执行力,而是靠你怎么去执行用户的要求”。   不要简单的契约关系   关于什么是“自主经营体”,海尔方面有很多说法。最常见的解释是“三准则”说:端到端、同一目标、倒逼体系。“端到端”指的是一线经理从客户的难题出发,到客户的需求满足为止,从客户端再到客户端。“同一目标”,就是定下目标以后,它不再是个人目标,所有团队成员都要按照同一目标来满足用户需求。“倒逼体系”是指将用户的要求作为目标,倒逼海尔内部所有流程。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所谓的“三自”,即自创新、自运转、自驱动,归根结底是自组织。 近期,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马歇尔·迈耶带着西方管理学的眼光来到海尔,追问中国式自主经营体的实质。他试图用公司的契约理论来分析,即把公司定义为一个一系列契约的结合体,契约可以发生在企业和外部市场之间,也可以发生在企业内部之间,起关键作用的是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关系。 迈耶教授在海尔却有很多新发现。比如他发现,自主经营体是一种竞标的方式,获胜者主要是通过更好的实现目标的路径和方案,然后再将这个目标和薪酬挂钩;又如自主经营体的评价指标不是用销售来衡量,更多的是用市场份额、盈利来衡量,包括新产品开发,客户满意度等等。他最大的发现是,西方企业的委托-代理契约是静态的,签订之后就不再改变了;在海尔的自主经营体模式下,契约却会经过多次动态调整,由此可以看出,海尔的自主经营体不是一种简单的委托-代理关系。 传统的委托-代理关系可以看作一种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博弈:在第一阶段,委托人提供一种机制安排。第二阶段则是代理人决定是否接受这种机制;如果他拒绝,什么都不会发生,若是接受机制,则进入第三阶段博弈:代理人在机制约束下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行动。然而这恰恰是张瑞敏企图规避的博弈:在企业当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非合作博弈,要么企业输,员工赢;要么企业赢,员工输,无法达致双赢。自主经营体所要做的,正是要把员工和企业的博弈,变成为了完成用户需求,自己与自己的博弈。 张瑞敏对迈耶教授说:“海尔的自主经营体和和西方企业一个很大的不同,从本质上说,就是打造企业和用户之间的契约。用户需要什么,就必须满足什么,而不是没有用户的企业内部相互之间的契约。换种说法,企业内部的契约也是为了满足用户需求,和用户之间达到一种契约。我们是以用户为中心的企业,而西方企业是以企业为中心的企业。”这也是所谓“动态契约”的内涵:所有的经营体不是服从于企业给它的指令,而是服从用户的要求。   从管理创新到社会发明   不知道张瑞敏如此说法,令遵循西方管理学脉络的迈耶教授豁然开朗还是更加糊涂。照我看来,“自主经营体”其实不纯粹是一个企业的管理创新,而是一种社会性发明,因为它牵涉到给员工自主空间,满足他们更高的自我需求。这种社会性发明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能跟上时代、即时因应变迁的企业组织,不是只让员工每天很有纪律地准时上工、按需生产,更要让他们每天都能带着热情与想象力来工作。 如果说此前企业的做法,更多地是硬性规定工作程序,强制员工执行,现在则是设计一套公开、公平的衡量方法,让人们可以免除过多的束缚,热情地投入工作并发挥其创意,同时又能让大家知道每个人的表现如何,从而达成某种程度的约束。这要靠赋予人们自由,让他们去自我管理那些会影响工作绩效的变数;对最终获利会有影响的变数,管理者都可以授权。一旦授权,就让员工为自己的决定负责。只要能确保绩效衡量指标与员工的工作报酬相连结,公司制度清楚透明,那么,企业将不需要太多的管理,就达到“太上不知有之”的境界。   从分权到内部企业家   也许你会问:这样做和分权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在于,分权仍是在等级制框架下进行的,只是对等级制组织的改善,而不是对它根本的打破。如今大企业常因规模而饱受折磨。企业变得如此庞大,经理人在作决策时,常常不具备有关所要解决的问题的个人知识。而传统上应对这一情形的办法是分权。 不幸的是,单单依靠分权是不够的。在一个等级制组织中,晋升可能来自对老板的忠诚和政治技巧。勇气、创意以及观察明显但却被忽视的事实的能力,不一定能导致成功。在此情况下,大企业所需要的并非更多的半独立的部门,而是某种存在于组织内部、行事形近市场企业的“企业家”。 从这个意义上,我更愿意把海尔目前的这套做法叫做“内部企业家”。它不仅针对个体而言,也和企业的生产率和响应性息息相关。并且,如上所说,这种开展商业的新方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堪称某种社会发明。 归根结底,大型多部门工业公司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发明。没有这种组织形式,我们很难想象今日世界的工业化程度。然而,不论大公司如何成功地组织了复杂的生产和分销活动,它们失败的迹象已随处可寻:它们脱离现实,更多地对自己的需求而不是对变化了的时代作出反应,裙带关系和企业政治猖獗,惯性和盲目成为难以治愈的痼疾。 另一方面,企业家除了自己和企业的服务对象以外,不需要取悦于他人,而更多的是个人的努力和担当。这种个人化取向不仅不是一种限制,反而可以导向新生意的产生和新生意方式的浮现。在企业当中为这样的“企业家”腾出空间,是解决大企业病的良方。 海尔的探索价值在于,还从来没有一个大规模公司采用过这种模式。在西方,也有所谓内部创业战略,指的是企业在日常运营之外专门组织一个团队,让其像企业家一样运作,开发一个新产品或者创设某项新业务。而海尔的自主经营体,则是要在整个公司内部创造员工的企业家精神,由此打造企业的“倒三角”组织结构。 这种自主经营体,从开始提出到现在,已经由自主管理团队越来越向独立公司演变。张瑞敏希望这些自主经营体不仅能够独立地去发现市场的需求,迅速地作出反应,还能够创造需求;而且,它们逐渐拥有自己的用人权、分配权、独立核算的报表。海尔目前在做的实验是,在某些地区,根据“人 / 区 / 客”(即员工 / 区域 / 客户资源)三要素组成相关的团队,其中既有市场营销人员,也有开发人员,共同把这个地区的用户需求彻底开发出来。需求开发出来以后,直接与产品线对接,以用户资源交换产品资源。 这就彻底颠覆了旧日的销售逻辑:过去销售队伍是看今年完成了多少万,明年要提高百分之多少,为了完成承诺指标,常常以压货为己任;现在的思路则是,看这个地区人口若干、 GDP 多少、家电更新换代率几何,根据这些测算出该地区的家电消费量,并决定其中海尔的占有率要达到多高。这就把团队的所有目标集中在一个地方:怎样才能获取更多的用户资源?在市场驱动的情况下,海尔发现自己面临的绝不是一个同比增长的世界,而是十倍速的发展空间。 对于后台职能部门而言,这种地区经营体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触角,连接所有的职能部门并带动它们的转变。原来的财务、人力、流程等等都要和它融合起来。张瑞敏形象地把这样的经营体比作大树的枝子,永远来自于树干,不会是孤立的,因为如果孤立就变成一束插花了,一时挺好看,过一段时间肯定枯萎。所以,原来的职能部门要融合进入自主经营体,要提供资源把自己由后台变为前台。最后,当一个个自主经营体形成联合关系,海尔的组织结构就变成了一个矩阵结构,这个矩阵结构就像一张网一样互相交织起来,都服从纲的目标。 员工一旦获得了创造力,企业将得以变成自主经营体的联合体,一个 200 亿美元销售额的大公司,能够分解为 4000 个自主经营体组成的复杂组织。这些自主经营体不但为了实现客户目标、市场目标,同时还得实现其自设的目标,企业家精神因而扩散到整个组织当中。   挑战来自何处   这样的探索会不会产生问题呢?目前来看,它面临的挑战是一系列的。 比如,自主经营体在市场团队里最容易推动和执行,但在产品企划和研发团队里面,能否同样运转自如?客户的需求,包括收入和成本是最容易发现、也最容易衡量的,然而那些非财务的指标,比如创新又该如何确定?再如,怎样管理企业的知识型人才?在这一领域,机械的外部控制没有多大效用,需要的是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现场决策的本能以及边界清晰的自我约束。还有,作为一个国际化大企业,目前的自主经营体模式能否在海外复制?个人的空间与集团总的战略能否很好地结合起来? 归根结底,海尔会遇到两个问题,但实际上也可视作一个问题:一是怎样赋予创造力强的员工所要求的独立,与此同时又让他们不致罔顾企业的需要;二是如何令企业更加有能力迅速而敏感地对社会的要求作出回应。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建立一套体系,允许经过选择的员工在企业内部拥有类似社会中的企业家的那种地位,既给予这些员工独立,又让他们符合企业总体的技术、财务和信息目标。 这也将考验企业领导人的气度和胸怀。内部企业家的地位当然要由这些员工自己挣得,但一旦他们通过了考验,领导人就必须允许他们拥有独立行事的权力。不能用企业原有的约束去限制。唯其如此,独立的企业家精神才会在企业内部茁壮成长,而这也是内部企业家体系建立的初衷。 随着这种体系的成熟,内部企业家会遍布企业,取代当下企业中众多的效率低下、不如人意的功能,然而也需牢记,新的释放出来的能量会为中央式控制带来新问题,从而呼唤新的组织方式。   ************   美国管理学者加里 · 哈默曾经有个断言:新管理思潮的扩散,通常需要 20 ~ 25 年。美国大汽车厂花了差不多 25 年才真正了解丰田式管理的优越。六个西格玛差不多在 1980 年代中期就发明了,却在 20 年后才在全球成为经典的管理工具。 20 年后的竞争致胜关键不是产业科技,不是战略,而是如何领导、组织、筹划一个企业,如何配置资源。管理和组织的创新就像是科技的创新,需要长时间酝酿;而最大困难在于:企业管理者对原有范式、操作方式的依恋不舍。每次到企业演讲管理创新的主张,总会遇到一些公司经理人说,我们知道挑战很艰巨,我们也喜欢新的思考方向,但我们还是不能创新。还有一些公司说,如果已有成功的公司可以示范给我们看,保证可以成功,我们就可以来研究如何一步一步做出来。 这说明, 21 世纪的管理新典范,胆敢采取“管理 2.0 ”的公司,也可以说是管理创新的拓荒者,命中注定是少数。衷心期待 20 年后,海尔的管理理念与模式,在世界范围内能够从少数变成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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