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奇迹

　　作者:Yasheng Huang书名: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出版年:2008 　　前言 　　一九九八年，我正在上海为撰写我的上一部著作《出售中国》（Selling China)进行实地考察。期间，我问一位政府官员是否能为我介绍一些私营企业家。他满脸困惑，并且问：“你是哈佛的教授吗？”（彼时我正任教于哈佛）他继续问：“身为哈佛的教授，为什么你会对那些在街头卖西瓜、茶叶和烂苹果的人有兴趣？” 　　他的反应多少令我吃了一惊，我心平气和地提醒他，诸如微软和惠普那样的公司也是由私营企业家创立并经营的。然后我大着胆子告诉他，上海的私营企业家只是在卖西瓜和茶叶，原因或许是，只有那些行当才是政府允许他们从事的。 　　那位上海官员的看法令我久久不能忘怀，并激发了我写作本书的最初灵感。（本书中有一章的标题就叫“上海出了什么问题？”）他的看法与西方对中国改革的相当多的理论阐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西方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学家之间盛行的一种观点是，在中国，国家致力于缔造基于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但这种改革受制于政治障碍。作为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决策者采取了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以达到同样的目标：比如将国有企业部分私有化、引入境外竞争，并在保留国有企业的同时鼓励新的创业。 　　真实情形接近于那位上海官员看法背后的精神。至迟于一九九八年，大多数中国官员对私人创业还是持有全然轻蔑的态度。倘若中国当局选择压制私营部门这一点确凿无疑，我们将遭遇好些重大的难解之谜。其中之一是，怎样解释私营部门实际上随着时光荏苒而茁壮成长这一毫无争议的事实？我在我的上一部著作《出售中国》中提供了一种解释，即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作用不是带来了工业技术和实用诀窍，而是以向受压制的企业家提供融资的方式扮演了风险资本或者私募股本的角色。这是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从高技术产业到低技术产业，从这个国家的富裕地区到贫穷地区——如此普遍的缘由所在。自从拙著出版以来，数篇实证研究论文业已较为系统地确证了这一假说。 　　外商直接投资并非故事的终局。外商直接投资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涌入中国，倘若外商直接投资解释了九十年代私营部门的成长和经济增长，人们该怎么解释八十年代的十年呢？这个关于八十年代的问题暴露了我自己对最近的中国历史的无知。我和其他一些学者一度认为，中国改革遵循一条渐进式的轨迹——始于从不显山露水的小步前进，然后随着时间推进，经济转型的速度加快、力度加强。有很多年，我都持有这样的看法：九十年代的改革远较八十年代激进，影响也更为深远。 　　本书读者将发现，本书的主题恰恰相反。本书表明，中国真正的奇迹发生于八十年代，这一奇迹是由自下而上的创业努力和很多改革前沿值得关注的自由化缔造的。九十年代，改革事实上发生了实实在在的逆转。 　　我是在有机会与张伟博士探讨与争论之后，才开始怀疑我本人的看法的。张伟博士目前任剑桥大学讲师，讲授中国经济，他对中国改革的历史有极其广博的了解。八十年代，正值风华正茂的张伟主管着天津的一个经济开发区，是中国政府部门中新成长起来的明星人物。张伟温和而坚定地告诉我说，我的渐进主义视角显然低估了八十年代改革的速度。自从那次对谈之后，我开始注意到相当多的局内人，即任职于中国官方体制中的人士，也持有类似观点。对于改革在九十年代的逆转，我在第三章中提到的农村官员李昌平是最为直接指出这一点的学者。 　　但对这一议题进行学术研究不能仅仅提供局内人的观点。这一看法必须由数据来证实，这是个挑战。要获得准确的中国统计数据——特别是有关八十年代的数据——有多么艰难，极少数社会科学研究者才能体会到。文化大革命完全破坏了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搜集体系。有报道说，一九七六年，仅有四十六人供职于国家统计局；迟至一九八六年，百分之九十的中国经济数据还是人工处理的。（一九八五年，国家统计局进行了一项经济普查。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查证该普查原始数据获取情况时所得到的回复是，保存数据的磁带掉到了水中，已经被完全毁坏。） 　　在麻省理工学院，我的一些同事通过设计精确的实验，有时是把他们的学生当作研究对象，以此来为他们的研究生成数据，他们的这种能力令我惊讶并羡慕不已。在我的一个同事设计的一项实验中，他会为在饭厅吃饭的学生拍照。（从某种程度上讲，或许我也只能惊讶而已。）出于实验目的而生成数据，类似那种奢侈享受我不曾拥有，并且对一些人溯及既往并不是件容易事，特别是当相关人士是前总理或政府部长（包括相当多政治上不受欢迎的人士）时。 　　我于是另辟蹊径——研究政府文件。中国不缺文件。有一种来源特别的文件——银行文件汇编，被证明对我的研究计划极有助益。为完成本书的写作计划，我查阅了数千页的银行文件，其中好些文件早至八十年代初期。正是基于逐步积累起来的银行原始文件证据，我开始拒斥对中国改革的渐进主义解释。 　　有怀疑精神的读者或许会质疑，基于银行文件证据而得出的结论尚不够慎密严谨。（除了文件证据，我还搜集到了数量可观的调查数据。）在回应这一批评时，人们应被提醒的是，渐进主义的视角似乎从不曾被系统证实。支持渐进主义视角的最有说服力的一条证据是，私营部门产量所占份额在不断上升。在第一章中，我深入解释了何以这种指标对于研究政策演进来讲是有问题的。 　　当我们试图作出表示因果关系的推论而不是要尝试确立某些事实时，研究方法的慎密严谨最为重要。这里有个研究中国经济与研究美国经济之间的重大区别。研究美国经济时，学者们或许会就比如说“里根减税”的效果这样的问题争论不休。而在研究中国经济时，最关键的问题会是：政府真的是在减税吗？本书大部分篇幅是对事实的记录，包括对乡镇企业作出了精确定义并就针对私营部门政策的演进提供了分析性的恰当评估。 　　鉴于两位个人在我获得关于中国改革的原始文件时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帮助，我应专门提到他们。一位是熊景明女士，她当时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图书管理员。熊女士搜集的关于中国的资料令人着迷。我在她那里用到的一部书表明了她搜集资料的广度和深度：那书仅印刷了二十四本。她搜集的资料可以上溯至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早期，并且分类精当。我对她不胜感激。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图书馆的南希·赫斯特（Nancy Hearst）女士对我的研究贡献同样重要。她供职的图书馆毫无疑问是亚洲之外研究当代中国的最佳之地。南希还以其他方式帮助了本书的研究。她编辑并校阅了本书的初稿并纠正了我犯的一些错误。我非常感谢她。 　　过去那些年，我身边有不少能干的研究助理，这些人包括Lu Gao、Yu Lu、Heiwai Tang、Yanbo Wang、以及Wendi Zhang。其他一些人搜集并提供了关键的数据。香港岭南大学教授张轶凡慷慨地与我分享数据，香港大学的杨治协助我进行了数据分析。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本书编辑Scott Parris以及我在阿普塔拉（Aptara）的项目经理Ken Karpinski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提供了最有效率的协助。我对他们深表感谢。 　　让我同样感谢那些与我讨论本书中观点的个人和同事，以及那些对本书初稿提出宝贵意见并贡献诸多想法的人士。这些人包括William Baomul、Pranab Bardhan、Suzanne Berger、Kristin Forbes、傅军、Simon Johnson、Devesh Kapur、Tarun Khanna、Nicholas Lardy、Don Lessard、李祥林、 Rick Locke、裴敏欣、Guy Pfeffermann、Ed Steinfeld、Lester Thurow、Laura Tyson、 Ashutosh Varshney、Eleanor Westney以及Alan White. 　　没有来自我的夫人Jean Yang始终如一的支持和鼓励，本书将不可能完成。我曾多次外出，当时在一家医疗保险公司担任高级行政人员的她毫无怨言，照顾我们的两个小女儿Kunkun 和Nanan。她是我的很多想法是否在理的最初验证者。当我的两个女儿拿走我的手提电脑并写下或以涂鸦的方式表达她们自己对我的写作的看法时，或许她们也间接改进了我的这部著作。 　　最后，我要将本书献给三位个人，我相信他们代表了真正的中国奇迹。我在本书的不同章节提到了他们——第二章中提到了年广久，第三章中提到了郑乐芬和孙大午。这三人均为农村企业家，他们所遭遇的是由九十年代不开明政策导致的那种常见的悲剧性命运。在这里，我以这种低调的方式提到他们的贡献。 　　黄亚生 二零零八年六月六日于印度新德里 　　 提要 　　自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显著。这是毫无争议的。中国经济究竟通过何种机制得以增长得如此之快？这一问题有更多讨论空间。经济学家之间接近一致，或者说最引人入胜的看法是，中国凭借独一无二的、特定于地方实际情况的制度革新，比如地方政权对乡镇企业的所有权、地方分权以及有选择性的金融管制来实现其增长。诸如私有化、产权保护、金融自由化和政治制度改革之类传统的增长机制并非中国增长故事的核心内容。 　　大量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围绕如下问题进行：鉴于中国经济的低效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如何解释其增长？通常由齐整的数理模型支持的解答是，表面上看起来低效的好些政策实践和制度——诸如乡镇企业的公有制和金融管制——在中国特定语境中具有潜在而高效的功能。这一思路是典型的逻辑推演式的：一望而知是低效的体制的这些高效功能，系由中国经济的一流表现推导而出。 　　本书采取了不同的基于事实的思路。本书经由如下一组问题展开：乡镇企业果真是公有的吗？中国推动金融改革是早于还是和八十年代早期最初的经济起飞同步？本研究基于对有关决策、行政机构和银行的档案文件以及数次对家庭和私营企业调查所得资料的详尽查考而进行。有关定性和定量数据的时间跨度从一九七九年到二零零六年。本书所研究的事实是大量而细密的——我查阅了数千页由中国的中央银行、所有重要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机构的负责人签发的协议书、批示、工作手册以及人事考核规章。这些原始文献被编入一套总计二十二卷的银行文件汇编，可在哈佛和香港查阅到，但不曾被西方学者研究过。我还有利用了农业部建立的有关乡镇企业的原始数据库。农业部负责搜集有关乡镇企业的数据，并且其数据较《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乡镇企业数据在所有权细分方面做得更细致。基于如此体量的研究，以下是本书的主要发现： 　　·八十年代，明显属于私营的企业在中国农村地区的非农业部门中发展势头迅猛； 　　·还是在农村地区，八十年代的金融改革是实实在在的，并且中国银行系统在八十年代为私营部门提供的信贷层次之高令人惊讶； 　　·传统的产权保护问题重重——现在也是如此，但在经济改革伊始，对业主即财产持有者的保护却有实质性改进； 　　·八十年代早期的中国决策者强烈、直接而自觉地确立了政策的可信度和可预期性； 　　·尽管缺乏正常的制度性制约来保证善治，改革年代早期的政治体制从大方向上看是趋向自由的。 　　本书对以下观点和话题有所澄清，并提供了新的信息和解说性的数据： 　　·乡镇企业的中文定义指向企业成立和注册的所在地（如某家工厂位于农村地区），而不是其所有制；而另一方面，西方研究者依据其所有制状况来理解乡镇企业； 　　·这种认知差距是巨大的：早在一九八五年，一千两百万家被归为乡镇企业的工厂中，有一千万家很明显完全是私营的； 　　·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乡镇企业界的几乎每一家新成立的企业都是私营乡镇企业；这样，不论是静态还是动态，乡镇企业现象本质上是私营的； 　　·在中国最为贫穷、最依赖农业的省份，私营乡镇企业最有活力（私营乡镇企业的这一特点还能解释一般墨守成规的汇报中对其规模的低报以及农村私营企业与缓解贫困之间的关联） 　　·有报道显示，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在八十年代早期有过私有化，贫穷省份发生过大规模的私有化； 　　·八十年代的农村金融改革——向私营部门提供信贷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私人进入金融服务业——得到了中央银行行长和主要商业银行行长的支持。 　　·中国的改革事实上具有强烈的实验性质而非依赖于既定蓝图，但这一实验的结局却是私有制和金融自由化。 　　对中国经济增长历程恰如其分的阐释应当既能解释其众所周知的成功，也能解释其同样众所周知的失败（比如银行部门的脆弱、日益上升的收入不均、对私营部门发展的制约等等）。对我们理解中国故事而言，关键之点在于中国背弃了好些始于八十年代早期、成效卓著的农村改革试验和政策。九十年代，中国决策者在投资和信贷分配方面更加倾向于城市，并且为给国家领导的城市繁荣提供资金支持而对农村部门课以重税。九十年代的这种政策变化并非实验性的，毋宁说其根源在于技术官僚的工业政蓝图策及其对城市的强烈偏好。本书表明： 　　·以私营部门的固定资本投资来衡量，到目前为止政策最为自由的时代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有关政策遭到背弃，好些有行之有效的农村金融实验被中断； 　　·农村的行政管理在九十年代实质上是集权化了； 　　·九十年代，对包括私营乡镇企业在内的农村企业的信贷约束力度有实质性上升； 　　·九十年代，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及八十年代的一半，农村商业收入增长的下降在当时被特别提出。 　　·九十年代，政府的规模——以官员的人头数和政府所控制的固定资产的价值来衡量——有极大扩张；

近来，国资委党委撰文称“理直气壮地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又刺激了各种反对的声音，国企改革的论战进入白热化程度。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数据的全面下滑，国企改革已经刻不容缓，中国经济应该开放由国企垄断与行政管制的市场空间给予民间资本，才有可能产生新的经济增量。 其实，有关国企改革的分歧，主要发生在政府部门内部，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人民日报》经常发出自相矛盾的文章，以及国研中心与国资委观点对立。民间舆论关于国企改革的纷争，更多体现的是由上而下的一种意识操纵。 中国执政党合法性的巩固，是通过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即“以发展求稳定”的逻辑。当经济增长放慢时，这种政绩型合法性就会受到挑战，并暴露出社会不公等深刻矛盾。 以目前的发展模式，如果不打破政府管制与国企垄断，让市场自由配置资源，令人炫目的“中国快车”将很快熄火，政权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影响。因此，政府改革派希望通过国企改革继续推动经济增长并实现社会公平，而保守派披着意识形态的外衣维护团体的既得利益，这种逻辑的尽头是重返计划经济与经济崩溃。 但是，国企改革之所以艰难，也不全是既得利益部门的阻碍，而是其关系到中国权力结构的变动，从而形成事实上的政治改革的格局。因此，国企改革是表，政治改革是里，改革变得更为谨慎，在体制内的争议也就更加激烈。 党国体制的基础是党（党政不分）控制一切资源（所有权）。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直接掌握企业所有权并通过这种产权来控制企业与职工。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国出现了产权结构的双轨制，即公有制与非公有制。政府可以将党组织建立在国有部门并直接控制这些资源（所有权），赋予他们垄断租金和特殊政策照顾，但在非公有制经济部分，党因不掌握所有权而无法直接管理。 中国政治教科书长期传播马克思的一个观点，即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中国政府不会放弃对经济资源的直接控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但是，中国的权力体系在结构上与非国有经济部门没有联系，这形成了一道独特的中国景观，社会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部分，而区分它们的是政府直接管理和控制权。 在启动改革之前，公有制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基础，但是公有制的低效又在削减政权的治理能力与合法性，就像苏联那样处于短缺经济的穷苦之中，这构成了改革的最初压力，但对国有企业治理上的“放权让利”并未涉及产权，国家财政越来越无法负担沉重的国有企业成本。 1990年代后期，中国被迫推行了“抓大放小”的国企产权改革，其重要的逻辑是，放弃对庞大的国企职工的社会保障责任而将资源转移到对经济“制高点”的控制，并让出部分市场刺激经济增长。为了防止垄断导致低效，中国政府在同一垄断领域设置了两家或多家国有企业构成内部竞争（比如通讯、电力、能源等领域），试图保持活力。 尽管市场部门在国家权力结构中没有位置，对市场发展而言这是一个重大缺陷和障碍，但是，由于中国政府释放出来的市场增量空间快速成长并实现规模膨胀，而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吸引力大量国际产业资本以及政府大规模进入市场投资，政府失去了改革动力而享受“中国奇迹”带来的荣耀，甚至有人陶醉在“中国模式”之中。 在1990年代后期启动的大规模国企改革之后，在产权双轨制的市场里，政府在经济快速发展中本能的重新扶持缩减后的国有经济，以防止外资公司与民营企业相对过快的增长主导经济，从而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在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中共提出了“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第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等等。 市场感受到国有经济重新崛起，是在2004年实施的一场具有争议的宏观调控之后。一家民营钢铁企业被强制关闭，第一次引起市场关于“国进民退”的讨论，这种质疑一直持续到今天。 而在本世纪的前八年，全球处于一轮繁荣周期之中，刺激了对上游资源的庞大需求，出现持续的大宗商品牛市。中国入世带来的外部需求、基础设施建设热潮以及重工业投资，让处于资源垄断地位的央企水涨船高，为财政大幅增收做出了贡献。这种顺周期的繁荣，让一部分人误认为是央企经营能力的成功。 2008年爆发西方金融危机，让体制内对国有企业的崇拜达到了高潮，华尔街陷入“大而不倒”的困境，中国的官僚们则看到了央企对于经济稳定性所起到的作用，拥有信贷优先权与政策资源的央企被各地政府请去投资，“国进民退”现象在煤炭、电力等领域明显增加。 一种被西方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国模式成为全球争议的对象，有的后发展国家开始模仿，而市场国家则抨击这种模式的不公平性与不可持续，这又被意识形态者加以排斥并认为是阴谋。这是一种明显的误解，是被意识形态与利益蒙蔽的假象，事实上，中国模式已经暴露了不可持续的危机，生产要素的垄断与行业管制，已经让这个国家的生产效率越来越低，并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的研究认为，国家需要提供博弈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应该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他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第二个目的则是在第一个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并增加国家的税收。 但是，诺斯发现，统治者寻求租金最大化的产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且不可调和的冲突，从而难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因为，政府面临着在保持租金最大化的国有垄断性的低效率产权与能使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以及国家收入最大化的有效率的产权之间进行选择。 他推论说，为了使垄断租金最大化，统治者将避免触犯有势力的选民，因为如果这些有实力的集团财富与收入受到产权的不利影响，会威胁到统治者的地位，因此，统治者会同意这些集团的产权结构而无视它对效率的影响。在中国，最有势力的选民无疑是具有垄断地位的国企集团，而且他们几乎等同政府本身。 事实上，随着来自市场部门的资本存量迅速增加，使得现存体系变得不再稳定，固有的政治权力结构会被削弱。如果继续打破国有垄断与行业管制，国家权力基于产权结构的安排必然陷入更大的不稳定性，这就是执政党在当前国企改革中的政治困境与潜在的不安全感。由于改革停滞、国进民退以及社会矛盾激化，相当一部分民间资本随着移民潮而出逃，因为他们与执政党同样缺乏安全感。 在此之前，执政党巩固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在江泽民时代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想从党的组织与国家权力结构上与非公有经济的部分发生联系。但是，这种联系是非制度化的而缺乏实际内容，仅有安慰性的政治安排。正如中国所发生的，民营企业家与社会精英移民的数量远远高于进入体制内的规模。 近日，中办要求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要求实现50人以上非公企业有党员。这种在非公企业加强党的力量的做法在很早之前就开始推进，但收效甚微。在非公企业建立党组织不可能处理好党对社会的控制与产权保护、经济增长、阶层和谐等之间的关系，而且只会增加非公企业的不安全感。 问题的根源在于，党以产权为基础，很容易演变成特殊利益团体。执政党真正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应该超越产权结构，为全体国民与市场制定一系列民主的和法治的公平规则，并接受国民的监督。也就是说，党应该是“全民党”，其执政基础是国民的支持而非对资源与产权的控制，否则，市场经济的演变必然与上层建筑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 相关日志 2012/06/11 — 华尔街日报:中国建筑业巨头兵败欧洲 2012/06/04 — 图解央企员工真实收入 2012/06/04 — 法国总统强令大型国企高管减薪 2012/06/01 — 《时代周报》国家电网投资菲律宾“不务正业” 2012/05/31 — 刘植荣:谁扰乱了中国的工资秩序？ 2012/05/22 — 安邦-每日经济-第4177期 2012/05/21 — 路透社:中国为避免国有企业破产付出高昂代价 2012/05/21 — 经济观察报:30家央企将向重庆投资3500亿元 2012/05/05 — 重大实质突破 中国承诺取消国企保护 2012/05/04 — 大宋国营和民营公司揭秘

　　要渡过当前的难关，需要做的应该是重振民营经济，加强产权的保护，否则企业家不能预期未来，就不会有长期的投资计划，也不会投入资源进行研发与创新。 　　在“中国奇迹”的欢呼声中，我们的GDP增长从2010年一季度12%的顶点一路下滑，到今年一季度的8.1%。我认为这不是常规的经济体系循环，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标志着投资驱动的传统增长模式已告终结。我最近拜访了东南沿海的一些企业家，他们认为现在的形势较2008年更严峻。在经济下滑之际，人们又将希望寄托在财政刺激上。 　　就像吸毒上瘾，每次讨要鸦片，而且剂量一次比一次大。但这一次真的不一样了，不仅我们的鸦片存货见底，而且到了真药难救的地步。 　　在过去十年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约为GDP增长的1.3倍，形成了大量的过剩产能，供需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为此，我们不得不大力开拓海外市场，但是现在外部需求萎缩，传统的投资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 　　此时，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因素不再是资金，而是投资机会的缺乏。当大型的钢材企业种菜养猪、当造船厂因订单不足而裁员停工，银行的贷款对他们有什么用呢？即使企业使用这些贷款投资，也不过是在增加一些没有销路的产能。 　　要渡过当前的难关，需要做的应该是重提市场的作用，重振民营经济，加强产权的保护。否则企业家不能预期未来，就不会有长期的投资计划，也不会投入资源进行研发与创新，因为他们不知道风险巨大的投资创新能否得到应有的回报。 　　用诺贝尔奖得主诺斯的话说，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并非因为它当时的蒸汽技术最为先进，而是因为英国第一个建立了保护私人产权的制度，有效的产权保护，刺激了民间的投资和金融创新。诺斯因此称“工业革命”的实质不是技术革命，而是制度革命。工业革命的成功已经证明是和私人产权的有效保护密切相关。没有私人产权的保护，就不会有工业革命的产生，也不会有持续不断的革命性创新。 　　回顾我国产权保护的状况，我们很遗憾地看到，趋势与愿望是相反的。 　　首先，在法律上和现实中，国有产权和私有产权的地位和待遇不同。近年来国内就发生过多次侵权事件，地方政府以低价强行收购民营的油田、矿山和企业，有些地方甚至动用了公检法没收和处置民间资产，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对私人产权的保护在弱化。 　　第二，由于司法改革的滞后，司法体系不能独立有效地运行，产权纠纷的界定往往因当事人和官员个人关系决定，而官员个人利益的卷入和个人判断的任意性，实际上使法治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水中月”、“镜中花”，法律不能提供可靠的产权保护。 　　第三，在加强征管的政策背景下，各级政府开展收税和收费的大竞赛，巧立名目，或者执行过时的规定，企业不堪其扰。据我所知有企业成立专门的办公室，负责打点各类收钱的官员，这类竞赛已经成为侵犯企业的方便工具。 　　第四，政府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制定了日益繁琐的管理方法。为了生存或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源，企业不得不按照潜规则与政府打交道。我非常赞同企业要“守本分”，但是要想企业守本分，首先政府要守本分，“逼良为娼”还不是最可怕的，回过头来的“扫黄”才是致命的一击！ 　　第五，社会上的仇富心理严重，民粹主义泛滥。国内目前财富资源分配状况在不断恶化，原因是资源和市场占有的不平等，以及制度造成的机会不平等。国内各种因为身份和地位造成的差别，是起跑线上的不平等，是第一次分配中的不平等。如果不去纠正，而将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重点线上，用行政和税收的手段进行二次分配，则治标不治本，非但无法缩小贫富差距，反而会削弱社会对产权的尊重，鼓励隐性和显性的“打土豪分田地”。让资产所有者没有安全感， 　　对经济的发展和转型不可能有长远的打算。 　　经过30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拥有财产，因此产权保护就是保护我们每个人的利益。如果我们一味地空谈，拖延时间，经济和社会的问题不断积累，有可能超过我们脆弱的社会结构所能承担的范围。所以，我再次呼吁及时启动改革，回到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上来。

张军：中国经济再十年 进入专题 ： 中国经济    ● 张军   　　     其实，经济学家很不善于谈论未来，也缺乏做预测的能力。不过，我今天还是选择了这样一个“朝前看”的题目，希望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做一些探讨和展望。特别是希望知道，中国经济从现在到未来数年是否可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的势头，增长主要依靠什么；如何才能在超越日本经济总量之后不断缩小与美国经济的距离，并最终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我也顺便讨论一下，达到这个目标大概需要多少年。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何在     　　     中国的投资有没有过多、过度，不能只简单地去看投资率是不是上升了，最好的答案在于投资是不是帮助了结构变化，是否加速了劳动力与资金跨部门和跨地区的流动与转移，是否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些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     我们知道，中国经济现有的增长能力主要还是因为我们能够利用高储蓄而实现资本的快速积累。这是一个核心，其他的东西，比如开放与自由贸易、金融与企业改革以及教育的普及等，都是有利于资本的积累而不是相反的。不过，很多人对过快的资本积累还是忧心忡忡，担心快速的资本深化会拖累经济的增长。从理论上说，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资本积累太快，会导致投资的回报递减，阻碍经济增长。     我还记得，在2000年前后，海内外很多经济学家，包括我在内，对中国经济后续的增长势头都并不看好。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看到资本积累的速度越来越快于它的产出速度，这样就导致年度的资本对GDP的比率，在1995年以来从1.6持续上升到 90年代末的 2以上。而且同时，GDP的增长速度一度有放慢的迹象。于是，在2002年我自己也发表了论文，认为资本的快速深化可能导致中国经济的增长出现长期下降的趋势。但是后来我发现，我们都错了，因为中国经济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平均而言不仅持续高速增长，而且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真正的实质性的变化反而是发生在过去15年里的。这是有目共睹的。张五常先生甚至把这一时期称为真正的中国奇迹。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想一定是经济学家错了。     那么错在什么地方呢？我反思了许久，终于有所明白。被我们忽视的事实是，年复一年的高投资在事后却产生了长远和持久的回报，不断放宽着资本的瓶颈。由于种种原因，这一点并没有被更多的经济学家所重视。其实到现在为止，多数人还是认为，不改变高投资的模式，中国经济未来就不能持续增长。可能大家注意到了，纽约大学的卢比尼最近说中国经济2013年就要崩盘了，原因就是投资过度。还有，大家最近谈论较多的所谓消费不足，或者说劳动者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包括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似乎也都预示着我们的增长不再可持续。     我把持上述观点的人称之为结构主义者，因为他们把所有这些“结构变量”都看成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障碍。在我看来，用这些比例尺度来检验增长是否可以持续的做法是有很大的问题的。这些比例变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是会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而改变的。关于这一点，已故的哈佛大学教授库兹涅茨在上世纪60年代通过对跨国经验的研究就发现了。他指出，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之间存在双向关系：经济增长会引起经济结构的改变，而结构的改变也会促进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当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之后，很多经济变量的原有比例关系就会出现改变，甚至包括今天特别关注的收入的分布状况也会出现改变。     库兹涅茨教授发现，收入的差距跟经济增长之间似乎呈现出一个倒U字形的关系。换句话说，收入的差距扩大往往发生在人均收入增长强劲的阶段。根据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来考虑问题，我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就没有那么悲观。我们需要调整的是看问题的时间尺度，把眼光放远一些，就会看到不同的东西了。当前的这些结构性变量(投资比例高、消费比例低、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以及收入差距扩大等)本身不应该看作未来增长的障碍，相反，今天的这些比例关系，恰恰是因为经济的增长引起了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的。     举个例子吧。统计上看，最近十多年以来劳动者的收入与GDP的占比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大多数人把这个现象看得很负面。但我们的研究发现，其实这个现象背后反映的是经济结构的良性变化。为了揭示这一点，我们做了一个测算，发现工业部门的劳动者收入占比是最低的，而农业部门最高，服务业介于两者之间。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农业是更加劳动密集型的。当经济增长引起农业的份额逐步下降而工业的份额上升的结构变化时，就会出现总体上的劳动者收入占比的下降趋势。可以肯定，将来随着服务业的份额在我们的经济中大幅度上升之后，劳动者收入的占比就会逐步上升了。所以这些现象是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如果我们计算一下各个省的劳动者收入占比，我们发现上海是最低的，而西藏最高。这就再次证明中国经济的结构变化是解释收入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结构的变化导致了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占比关系的改变。只要我们不是静态地去看这些结构变量，它们就不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障碍。     过去15年，我们的投资的确比GDP增长得快，导致投资率较高，几乎占GDP的一半。这么快的资本积累是否必然导致投资回报的下降和投资无效呢？不一定！关键是要分析每年新增的投资用在了什么地方。其实你到中国各地去看一下就会明白，我们每年的投资大多数是在新增基础设施上的，其次是更新或替换旧的资本设施和设备的。对扩大和更新基础设施的投资，虽然短期看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回报，但中长期看却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它促进了生产要素在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的流动，也有助于吸纳更多的生产性资本的投资。所以，从中长期来讲它有助于明显改善投资效率和经济整体的生产率。     因此，中国的投资有没有过多、过度，不能只简单地去看投资率是不是上升了，最好的答案在于投资是不是帮助了结构变化，是否加速了劳动力与资金跨部门和跨地区的流动与转移，是否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些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          如何有效提高人均资本水平          只要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和资金能够从低生产率的部门和地区向高生产率的部门和地区不断转移，我们整体的生产率水平和人均收入就会大幅度地提高。这就要求未来的政策鼓励生产要素在部门和地区之间进一步流动。     前面我已经讨论过，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依然需要资本的快速积累。这意味着快速提高人均资本水平，是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在经济总量上赶超美国的唯一途径。那么，在未来的数年，我们应该怎么做？怎么来提高人均资本水平呢？让我算笔最简单的账。中国跟美国在经济总量上目前大约是3倍的差距。具体来说，去年中国GDP的总量将近40万亿人民币，按当时的汇率来换算差不多是6万亿美元，美国的GDP去年是15万亿美元，我们其实是美国的40%左右，而在1978年的时候中国的GDP只有美国的6.5%。按照人头计算，我们去年是4400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11。但是因为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所以要赶上美国的经济总量，我们只需要把中国的人均GDP提高到美国的四分之一就可以了。     提高到美国的四分之一是什么意思呢？差不多就是提高到现在上海的人均GDP的水平。实际上，人均GDP的差距反映的就是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所以，中国要能够把全国的人均GDP提高到上海今天的水平，就需要考虑如何提高全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3倍以上，因为上海的人均GDP是全国人均GDP的3倍。     怎样把全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3倍呢？一种可能是，各地区的劳动生产率都提高3倍。但考虑到沿海发达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已经很高，在很多制造业行业，其生产率水平与高收入国家的类似行业差距很小，所以在不远的将来生产率大幅度提高3倍的可能性不大。务实的方案是把希望寄托在生产率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以及生产率落后的那些行业，比如农业和服务业。     的确，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在行业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分布非常不均匀。不仅农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比制造业落后得多，而且总体而言，中西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与沿海地区相比也显著落后。不仅同一个行业在中国的地区之间劳动生产率差距非常之大，而且在不同的行业之间生产率差距也非常大。比如说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要比工业低两三倍，服务业也要低40%。     这么大的生产率差距当然就会反映在人均GDP上。不可否认，中国的人均GDP在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但是动态来看，这些生产率的差距包含着未来人均GDP增长的一个源泉。因为只要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和资金能够从低生产率的部门和地区向高生产率的部门和地区不断转移，我们整体的生产率水平和人均收入就会大幅度地提高，而且这个提高的过程是各地区和各部门的生产率水平与收入不断缩小的结果。因此，提高劳动生产率3倍以上的这个方案，从总体上来讲就要求未来的政策应该是鼓励生产要素在部门和地区之间的进一步流动而不是相反。     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农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以及中西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水平需要大幅度地提高。这个提高靠什么呢？前面我谈到，在相当长的发展阶段上，中国是要依靠提高人均资本水平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而提高人均资本水平就特别需要不断改善中西部地区物质基础设施的水平，需要加快落后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步伐，需要不断提升农业跟服务业的资本装备水准。按照这种方式来改善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有助于缩小我们的收入差距。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猜想     　　     已经过世的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先生曾经复原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在1820年占全球28.7%，而200年以后，到2020年，中国经济如果能够回到25%以上的占比的话，我想这件事情对所有中国人来讲都是值得激动的。     最后我想来做一个简单的预测。可能大家都注意到了，最近国际国内关于中国何时成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的预测接连不断。而早在2003年，“高盛”就有一个预测说，中国经济的规模在2039年可以接近美国，2041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个预测今天看起来是太保守了，因为它当时认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会降低为大概5%，之后只能增长3%。显然，这是一个被证明是错了的预测。当然，它也没有估计到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化的速度。     实际上，尽管对投资过多的诟病一直不绝于耳，但中国经济在2003年之后的增长速度依然强劲，着实让很多经济学家汗颜。按照名义值计算，GDP每年增长14%。根据指数增长的“70法则”， 14%的名义增长率就使得我们的GDP总量每五年翻一番。扣除价格因素的GDP保持了9%以上的增长，经济总量基本上7年就翻一番。再加上人民币从2005年开始以平均每年5%的速度升值，结果， 2005年的时候我们就超过了英国的经济总量，2007年超过了德国，去年又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根据“70法则”这样一个简单的原理来推算中国需要多少年能赶上美国，就要考虑这样几个问题，一个是经济在未来的增长速度可能是多少。要估计未来的增长速度，就要考虑“雪球效应”。经济总量越大，未来增长越慢，人均GDP越高，增长越难。前一个问题是自然规律，基数大了，增长率就会放缓。而后一个问题，即人均GDP越高增长越难，则是更重要的问题。中国的人均GDP超过了4000美元之后，未来还有多大的可能性能继续保持比较快(如7%-8%)的增长率，这对于我们预测未来中国何时赶超美国至关重要。     自从亚洲开发银行2006年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之后，关于一个经济进入到中低收入行列之后，如何还能朝中高收入乃至高收入行列迈进的讨论开始多了起来。“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问题是，一个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的经济是否还能在未来继续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率。预测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率，当然不可回避这个可能的陷阱。     现在经济学界似乎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比如投资过度、消费不足、劳动收入占比过低、城市化率过小、收入差距过大、工业比重以及贸易依存度过高等等，很可能让中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那么，这些看法是否有道理？那些结构性的问题是否必然把中国拖入这个陷阱呢？     北京大学的蔡洪滨教授最近做了一个研究。他用跨国数据的回归来考察什么因素会影响一个国家能否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具体而言，他想了解，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达到了3000美元之后，什么因素会影响其接下来20年内是否进一步增长至15000美元。他的研究结果显示，以上我提到的所有的结构变量，在统计上都不显著，说明没有一个今天所看到的结构性因素能够决定一个经济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因此，他认为简单地看一个结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甚至更简单地用一两个国家的经验说明某个结构因素的重要性，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甚至还可能误导政策。根据他的分析结果，如果把中国当前的特征代进去，可以计算出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之后的第20年，人均GDP达到15000美元的概率大概是64%。很容易推断， 20年内人均GDP从3000美元提高到15000美元， GDP的年均增长率是8%左右。     基于这样的分析，未来10-15年的中国经济可以保持7%-8%的增长率应该不算太离谱。那我就暂且接受这个结论。然后我们来做一个最简单的推算。假定中国经济未来平均增长8%，美国是2%，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保持3%的升值速度。另外，我们假设中国的CPI通胀水平小于5%，美国小于2%。这样的话，可以推算出中国在2020年之前就可以达到和美国一样的经济总量了。     如果我们假设未来 10年的头 5年，中国经济保持8.5%的增长率，后5年降至7%，那么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是7.75%。假设美国头5年增长3%，后5年增长2%，那么美国未来10年的平均增长率是2.5%，人民币对美元每年升值3%，这样推算下来中国在2019年就赶上美国了。这其实就是《经济学人》年初的预测方法。     这些推算利用了我刚刚讲到的“70法则”。大家可能注意到了IMF前不久也公布了一个预测结果，当然它是用一套所谓购买力平价方法换算的结果，与按照现行的汇率换算不同。所谓购买力平价，就是假设一个美元在全球的购买力都应该是一样的。这样来换算，中国现在GDP的总量应该是比按照官方汇率换算的数据要高出一倍，差不多是12万亿美元的这样一个水平。所以根据他们的测算，中国去年的GDP实际上应该是11.2万亿美元，而美国的GDP则没有什么变化，15.2万亿美元。 IMF在它们的假设条件下预测，到5年以后，就是2016年的时候，中国GDP的总量就在19万亿美元的水平，而那时候美国是18.8万亿美元。这样的话，中国5年后就赶上美国了。到那个时候，中国经济的总量占全球的比重大概就差不多是18%了。     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推下去，到2020年的话，中国经济增长的总量按照购买力评价的换算结果，占全球应该是接近25%了。这是什么概念呢？已经过世的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先生曾经复原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在1820年占全球28.7%，而200年以后，到2020年，中国经济如果能够回到25%以上的占比的话，我想这件事情对所有中国人来讲都是值得激动的。就在前不久，美国的一个投资者告诉我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对全球而言其实有很多含义，比如说，我们做投资的就要考虑十年以后我们是买黄金，买美元，还是买人民币，这个当然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中国经济能不能赶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这件事情的确值得我们想象。在英国即将出版的一本书的题目就叫《中国2020》，它试图让人们设想一下，十年以后中国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后，全球的格局，包括外交、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会逐步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让我们期待吧！          张军 1963年生。“当代中国经济”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世界经济文汇》主编，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人事部“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曾在伦敦经济学院、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以及联合国大学经济发展研究院(UNU-WIDER)等从事研究工作，担任国内外多种经济学期刊的编委或学术委员。致力于研究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和增长，在国内外权威期刊发表数十篇论文。最近出版的著作包括《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改革、转型与增长：观察与解释》以及《这样的故事最中国》等。     　　     (演讲时间：2011年5月28日)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学演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3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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