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奇迹

重庆风云考验中国政治模式 作者：宋鲁郑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3-28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8 10:58:56 阅读量：184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成功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政治、军事、航空、核大国。此时又恰逢全球经济危机把“华盛顿共识”拉下神坛，光环尽失。于是一时间，中国模式亮丽登上舞台，被世人热烈追捧。应该说，中国做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传统的超大型国家，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文明衰落而又重新复兴的纪录，怎样美誉都不为过。严肃和公正的学者也都承认，中国模式成功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和中国六十多年来政治体制的变革密不可分。简单说来，中国以集体领导、任期制告别了前三十年的一人核心和终身制，从而实现了政局稳定和权力的制度化传承。可以说，没有这个政治层面的演进，就不会有中国奇迹。2012年，中国再度进入“新老更替”时分，被认为是建国后出生的一代领导人即将走向前台。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场匪夷所思、突如其来的变故，给中国模式投下了阴影。这就是震动全球的王立军事件。 　　直到现在为止，没有人知道昔日的打黑英雄王立军究竟为了什么私自进入美国领事馆，也没有人知道他在美国领事馆究竟做了什么—-两个知情者：一向被西方批评不透明的中国和一向自诩十分透明的美国均联手保持沉默(白宫面对媒体和国会反对党议员的质询，就是尊口免开)。但人人都知道“事情很离奇，后果很严重。” 　　王立军，做为中共副部级干部、而且是声名享于海内外的打黑英雄，竟然私自进入他国驻外机构—-而且是一向被认为对中国颇不友好的美国，把党内争端曝于外人，甚至还有求助美国之嫌。此种行为，不仅党纪难容，就是中国“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也难国人以接受。这由不得世人会想，中共现行体制难道已经失去解决内部分歧的能力?或者这种政治水平的官员竟然能够提升到如此高位，难道中共的干部培养、任用机制也不再有效? 　　3月15日，随着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王立军事件迅速升级，数年来赢得无数掌声和民心的重庆模式宣告终结(历史定位尚待时间)。至此王立军事件引发的冲击波终于直达中国模式的核心：政治制度。 　　薄熙来的去职，打破了中共党内的派系平衡。众所周知，中共建政以来，向来追求代表全体人民。江泽民时代提出的“三个代表”固然是对新时期社会发展现实的反映，但根本上讲，也是中共传统的延续。今天的中国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各阶层也有了极大的分化，相对应的，左中右在中共党内均有代表。如以李锐为代表的党内自由派和以薄熙来为代表的左派。正是由于社会上各个群体都能在党内找到代言人，其利益诉求都有相应的表达空间，才保证了社会矛盾复杂而尖锐的转型期的总体稳定，也确保任何一个群体都不会走向极端。另外，左右对峙和相互制衡，也令主张稳定和发展的中间派(即改革派)左右逢源。然而，王立军事件引发的连锁反应，打破了这种平衡。目前中共的主流派面临双重的压力：一是左派的强烈不满和反弹。二是右派借机施压，试图进行他们所希望的改革。左派不管怎样讲，本质上最多只是反对政策而不会反对这个体制，而右派则是政策和体制都反对，他们才是中国稳定大局的真正隐患。但由于左派刚刚受到重创，主流派失去了一个对右派制衡的力量，假设对右派强硬以对，又有可能同时成为左右反对的目标。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往左走还是往右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重建平衡。 　　薄熙来的去职，还标志着中共改革开放以来全力打造的权力交接制度化的努力和成果受到了挑战。应该承认的是，中共建政以来，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真正实现了制度化的权力正常交接。这种制度化，带来了社会稳定的预期，将可能的政治风险担忧降到最低。尤其是在阿拉伯之春之际显示了其强大的优越性和生命力。但薄熙来，这位中共党内出镜率最高、海内外最引人注目、能力确实出众的地方大员和政治局委员的突然去职，表明中共目前的权力交接体制仍有相当完善的空间。假设薄熙来这样的官员无法通过党内正常途径得到上升渠道，他必然会寻找其他突破口。这种尝试的分寸稍有差池，就会酿成震动全国的政治事件，从而损害甚至动摇世人对这种体制的信心，这种信心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外来投资者来讲，是最重要的大环境。薄熙来的命运也同样表明中共今天的体制还需要更大的包容度和柔韧性。 　　薄熙来及其创立的重庆模式对中共有双重积极意义。一是在弱势群体重建道德高地。二是展现中共体制的生命力。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取得巨大成就，但贫富差距、腐败、环境污染、黑社会沉渣复起、教育、住房和医疗市场化改革都引发百姓强烈不满。虽然中共早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实际和有效的应对措施难符百姓期望。薄熙来主政重庆之后，以过人的政治敏锐、勇气(家庭背景有关)和能力，从中共的传统中寻找意识形态资源，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民生，倡导共同富裕和“分蛋糕论”，打造风生水起的重庆模式，使他也使中共在低层弱势群体层面上重建了道德高地。所以也有理论家认为，重庆模式“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公平与市场经济效率的结合，这应该是中国未来三十年的方向”。在他主政的这几年，重庆成为西部吸引外资的第1名、年均GDP增长超过10%，经济增速连续三年居全国前三，2011年跃居全国第一、工业产值连翻四倍，2011年达到1万2千多亿元、预算支出连续4年保持50%以上用于民生。在有争议的打黑之后，群众安全感指数2010年达到95.89%，成为全国最安全的地区之一。可以说薄熙来和他的重庆模式，给中共的执政增添了更多的合法性、增强了民众的向心力。 　　相对而言，薄熙来在中共党内颇有些特立独行，也被海外认为最具西方色彩的政治人物。他的不同于中共传统的执政风格以及取得的成效，反而展现一个有着近百年历史大党的活力和多样，令人不由感到中共体制的旺盛生命力。所以尽管他过于张扬的风格和颇有民粹色彩的做为有违中共传统，高层对之仍是默许和支持。但受王立军事件影响，薄熙来失去了重庆的舞台，他所创立的重庆模式迅速褪色。但受到损伤的不仅仅是薄熙来和重庆模式，还有中共本身。包括他为中共撑起的道德高地和体现的体制活力。 　　重庆风云发生于互联网时代，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考验了现行体制对信息时代的适应性。自从2003年非典以来，特别是2008年的“西藏三一四”事件之后，中共对突发事件的公开和透明度大幅提高，在迅速满足民众知情权、掌握事件话语权的同时，也展现了其强大的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但这一次，可能是由于王立军事件几十年未有，或者过于重大和复杂，难以迅速做出判断，致使信息的公布远远跟不上时代的节奏。一时间海内外谣言四起，更有反华势力借机大做文章。中共此次不仅对王立军事件本身反应过缓，对出现的谣言更没有及时的反击，以致竟然出现几十辆军车包围美国领事馆的荒唐传闻。 　　薄熙来事件对中共现行体制的另一个影响可能是潜在的，发生在未来的。由于他的成就和去职，使他完成了从一个领导者到左派殉道者的转换。左派也由此有了自己的精神领袖(相对而言，右派仍然是四分五裂)。以他的性格，未必就此沉默。假如时机来临，他可能会寻求东山再起。这也是为什么海外有人将他比做当年被苏共清理出去的叶利钦。假设如此，薄熙来就走向自己的反面。 　　不过薄熙来事件也不全是负面影响。首先，将促使中共更大力度的关注民生议题，采取更有力度的措施回应民意。只有这样，才能减少薄熙来事件对中共在道德合法性和民意流失的损害。否则，民意将会产生更强烈的反弹。事实上，重庆模式能够迅速崛起和被百姓认可，和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背景下出现的问题密不可分，否则仅凭一人之力是根本无法做到的。实是时代需要重庆模式，时事造英雄。其次则促使中共进行更大力度的体制性改革。如果一个政党无法吸纳内部的精英，怎么能够更广泛的吸纳体制外的精英呢?另外，重庆风云也意外的令自由派有了反思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在中国是否可行的机会。正如西方媒体所报道的，薄熙来在美国肯定胜选。薄熙来得到下层民众如此高度的支持，对自由派的民主理想显然是一个考验。 　　最后，还要讲几句重庆模式。重庆模式值的肯定，但未必应该全国照搬。真理都是有边界的。超过这个边界可能就走向谬误。比如重庆卫视可以如同英国的BBC一样不播广告，但CCTV却未必可以。薄熙来做为重庆的第一领导者自然可以全力浑洒，但到了中央就未必可行。简单说来，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手段很多，适合重庆的模式未必适合其他地区。重庆模式最可贵之处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得到百姓认可的解决办法，这不仅为其他地区提供借鉴，更为不认同重庆模式的其他模式造成了必须行动的压力。 　　重庆模式争议最大的是打黑的方式。确实，如果从纯粹的理论上讲，王立军铁腕式打黑自然有可议之处，但是放到现实中却可能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在重庆打黑之前，黑社会竟然敢于公然袭击武警，负责治安的最高行政官员竟然是黑社会的保护伞，在这种情况下恐怕也就只有个人色彩的铁腕才能治黑。还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严打，其可议之处远胜于今天的重庆打黑，但在哪个时代，却也是必须的，可能也找不出更好的办法。当然还有一点必须指出，中国有着漫长的人治历史，其影响无所不在。就是自由派，在这次重庆风云中，也一样原形尽显。王立军被宣布免职时，北京律师和宪法专家吴革指出，中共中央直接任免地方行政长官的做法不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组织法的规定，王立军是重庆市副市长，副市长的任免在人大闭会期间应由(人大)常务委员会决定， (中共)中央只能处理他的党的职务问题，不能处理他的行政职位。所以程序搞错了，应该说中央建议免去他的职务，然后说正在按程序办理。” 　　然而，一向把法治放到嘴边的自由派群体包括法学专家贺卫方—-他曾公开炮打重庆模式是践踏司法的文革，却保持沉默。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说，他对中央免去王立军副市长职务的方式没有太大质疑，认为这符合党内外很多人的愿望。可是他们为什么不讲，“重庆打黑的方式没有太大质疑，因为重庆打黑是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呢?当然自2007年重庆模式横空出世以来，自由派并不是第一次违背人民的愿望。在重庆打黑之前，听不到他们为民众发声，而当重庆向黑社会开刀全面打黑之际，他们却为一名律师的命运积极奔走，并借此事件否定重庆模式。显然，在他们眼里，低层百姓受到黑社会的威胁并不重要，但社会地位远高于普通百姓的一名律师的命运却珍贵无比。 　　不过，不管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有多少问题，都无法改变这是近两百年最适合中国的模式。这不仅从六十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得到验证，而且放眼全球进行对比，也同样如此。美国的制度已经历两百多年的发展和演变，但几十年来仍然无法避免重大的宪政危机。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全球转播之下，肯尼迪总统众目睽睽之下被暗杀，被抓获的嫌疑犯又在警察重重保护之下，在电视镜头前被枪杀。随后相关人员离奇死亡的高达上百人。上世纪七十年代，时任总统的尼克松竟然违反游戏规则，派特工窃听竞争对手的总部。事件发生后又百般阻挠调查，拒不配合司法，直至最后酿成辞职这一美国历史上空前的宪政事件。相对而言，王立军事件甚至文革时的林彪事件，都远远无法和上述事件相比。何以美国如此重大的危机都不会令人否定它的制度，中国就会被如此兴师动众呢? 　　正如危机向来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有效力量(当然这句话对于今天的西方似乎已经不太适用，经济危机四年多了，西方可做出多少改变?)，今天的重庆风云也将令中国未来的道路走的更稳健，崛起的更加迅速和平衡，这不仅仅是海内外中国人的良好愿望，也是历史的必然。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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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奥巴马政府款待来访的中国国家副主席，同时也是下一任领导人习近平。世界上最强大的选举民主国家与最大的一党制国家在面临政治过渡之时相会在一起。 　　许多人都会把这两个巨人的竞争看做是民主与专制间的冲突。但事实并非如此。美国与中国对于政治体制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美国将民主的政府看做政治制度本身的目的，而中国则将其现今的政府体制，或任何其他政治制度仅仅看做实现其国家目标的手段。 　　在跨越千年的人类政治史中存在着两种民主制度。一种是延续了一个半世纪的古代希腊；另一种则是现代西方。如果我们将民主定义为一人一票的话，美国的民主也只有92年历史。从实践来看，如果我们从1965年的投票权法案算起的话，美国民主的年龄则只有47岁，这比中国历史上很多王朝都要短暂得多。 　　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大胆地宣称他们为全人类发现了完美而永世不朽的政治制度呢？ 　　答案源于当代民主经验形成的根源上。 当代民主制度诞生于欧洲的启蒙运动。 两个基本的思想构成了其核心：个体是理性的，个体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 这两个信念构成了对现代性的世俗信仰，而这种信仰的最终政治表现形式是民主制度。 　　在民主制度的早期，民主思想在政治治理中推动了工业革命，并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和军力强盛的西方世界。然而即使在民主思想的开端，一些推动民主的人就在民主实践中注意到其中隐含着的致命缺陷，并设法将其限制。 　　美国联邦党人曾经明确表示，他们所要建立的是一个共和国，而非民主国，并作出无数设计限制大众的意志泛滥。 然而，如任何宗教一样，信仰总是强过制度的限制。 　　政治投票权利的扩展带来大量的民众参与到越来越多的决策之中。 就像人们在美国常说的， “加利福尼亚就是未来”。 而未来意味着无穷无尽的全民公决，社会瘫痪与入不敷出。 　　在雅典，越来越多的民众参与致使权力被煽动家篡取。 在今日的美国，金钱则成为了煽动的助推器。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家迈克尔· 史宾斯所说，美国曾经历过“一份财产一票，一个男人一票，一人一票，目前正滑向一美元一票。” 以任何标志来衡量，美国这个宪政共和国都是徒有虚名。被选出的代表失去了自己的思想，只为获得连任而迎合民众的一时兴致；特殊利益集团更是操纵民众为更低的税率与更高的政府支出投票，一些时候甚至支持自我毁灭的战争。 　　西方与中国在当代的竞争并非民主与专制间的竞争，而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政治观念的竞争。 现代西方视民主与人权为人类发展的巅峰。这个理念基于一个绝对的信仰。 　　中国则走在一条截然不同的路上。当广泛的政治参与有助于经济的发展与实现国家的目标之时，它的领导人便会让更多的民众参与到政治决策之中。在过去10年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然而，当条件与国家需求发生变化，中国的领导人将毫不犹豫地去限制那些自由。 上世纪八十年代，民众政治参与的扩大有利于打破具有破坏性的“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枷锁。 然而当它走得太远时则带来了八九风波。 　　那次风波被果断地扑灭。中华民族为这次风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然而如果不那么做，结果将远为糟糕。 　　随之而来的稳定则开启了一个增长与繁荣的时代，一个将中国推向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代。 　　华盛顿与北京在理念上的根本分歧在于认为前者认为政治权利是天赋的而且绝对的，后者则认为它是根据国家的需要与条件而被赐予的。 　　西方似乎已经无力减少其民主的程度，即使是在它的生存都依赖于这样的转变之时。 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美国与旧日的苏联颇为相似。两者都笃定自己的政治制度是终极的。 　　历史并不站在美国道路这一边。 诚然，基于信仰的意识形态上的自大也许会很快将民主制推下悬崖。 【译后记】 　　不想去讨论那些诸如过去十年中国政府做了多少扩大政治参与的工作这样说不清楚的实证问题。 只想谈两点作者在这篇短文中思路上似乎未完成的东西。 　　作者开始对西方的民主制度做了一个个性化的诠释，而提炼出民主制基于一种信仰或者意识形态，而非真理。其批判民主制的路径似乎用了精英主义的套路，提出民众参与政治是不可靠的。然而作者又不愿意明确的提出精英主义的主张，即政治权利应当掌握在少数“贤者”手中，而在谈论中国体制时则滑向了实用主义表述。而实用主义并非民主或民粹主义的对立面，因此，作者会说：“当广泛的政治参与有助于经济的发展与实现国家的目标之时，它的领导人便会让更多的民众参与到政治决策之中。” 这说明作者所认定的中国的理念并非与民主相冲突。民主只是一个根据“国家的需要与条件”给予或收回的东西。 　　然而关键在于什么因素决定“国家的需要”？怎么界定国家的需要？由谁来决定什么时候民主权力应当被给予，什么时候应当被收回？ 如果西方民主制是基于对个人权力的信仰之上，那么中国体制在界定“国家需要”之时似乎也不可避免的要基于一个世俗的信仰。 这个信仰是什么呢？ 作者那里没有答案。 因为在作者看来，什么是“国家的需要”似乎永远是明确的。八十年代打破意识形态枷锁，九十年代至今的经济发展都是理所当然的“国家需要”。同时，那些其他可能的选项，诸如公平与正义，则应暂时放在一边。 　　作者的陈述中隐含着的是，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基于一个绝对的信仰，因此是意识形态的，是非真理的。而中国的体制走的是实用的道路，中国的领导者们永远知道民族真正的需要在何方。 英文原文： Why China’s Political Model Is Superior 　　By ERIC X. LI 　　Published: February 16, 2012 　　Shanghai 　　THIS week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is playing host to Xi Jinping, China’s vice president and heir apparent.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electoral democracy and its largest one-party state are meeting at a time of political transition for both. 　　Many have characterized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se two giants as a clash between democracy and authoritarianism. But this is false

特殊利益集团已成为中国避免转型陷阱的心腹大患。2012年伊始，清华大学一份长篇研究报告，再一次清晰地发出“中国正在陷入转型陷阱”的警告。1月4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则称：30年前搞改革，主要是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现在搞改革则要打破既有利益格局的制约。如果只是根据这个利益格局决定改革的取向，那么改革就不可能进行下去。 事实上，破除既有利益格局的制约，与特殊利益集团打一场硬仗，正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改革型官员的新共识。如何对待既有利益格局，是决定改革能否继续深入的关键。直面难题是跳出转型陷阱的基础。不过，真正消解特殊利益集团对改革的强大阻碍，并不容易。 其难不在别处，在于这些特殊利益本就形成于改革进程之中，甚至一度代表了改革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讲，继续推进改革就变成了一场刮骨疗毒式的自我革命。 1980年代，从计划向市场过渡初期曾引入“双轨制”，为的是避免一步到位引发不可承受的震荡，于是从计划轨拿配额转手市场轨，成为腐败寻租的温床；国企改革由放权让利而抓大放小，甚至有激进的“卖光”试验，不免有掌勺者私分大锅饭；为保证中央财力推行分税制，客观上造成地方对土地财政的畸形依赖，强制拆迁就此起彼伏…… 目前“既得利益”不外乎这三强：一是“权”贵，“多从事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二是“绝大多数分布在要素市场”，“在获得资金、资源支持方面享受各种优先照顾”的国有垄断企业；三是掌握“垄断资本市场的融资权”的强势金融资本利益集团，以及利用监管漏洞、信息不对称等进行内幕交易的特权者。 这些特殊利益集团，主要不是在公平市场上通过生产性努力来获取利润，而是通过垄断、不当补贴与内幕交易来取得额外收入，本质上是一种分利集团。其所获得的收入，皆与不受制约的权力有关。无论寻租抑或设租，都由权力之手不当介入市场所致。 必须承认，这种介入有其历史正当性。改革，市场的诞生，在中国都源于权力或主动或被动的放手。从权力支配一切社会资源与组织形态始，改革大致等同于放权的过程。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企业放权，集体向个人放权。如此，才有所谓县域竞争机制，才有民营企业的兴起，才有市场经济的起步。 正是放权，放出了一个经济高速成长的“中国奇迹”。但既然是“放”权，便说明改革的过程毕竟是由有权者主导。放多少，节奏如何，哪些领域放，哪些领域要“国有主导”甚至放了又要收，都由一只“有形的手”在最后掌控。 说是“一只”有形的手，实际运行时却又必须由许许多多的部门与机构分头实施。他们代表着国家权力，在土地、能源、金融资本及无数具体行业，与个体和社会重新确定权利与义务边界。在权力界定不清晰或未受到足够监督的领域，强势者必然利用这些漏洞谋取自己的最大利益，甚至努力俘获规则制定者，制造更多更大的漏洞，以攫取更多利益。 在任何一个承平日久的社会，分利集团的出现再正常不过。它们的行为逻辑就是力图在已经生产出来的蛋糕中，多分一份给自己。这种分利集团越多，创造财富的空间就被压缩得越厉害，分配正义被扭曲的程度就越严重。于是，民间的不满也就慢慢积聚起来，甚至最终变成把一切的不公都归咎于改革。 对转型中国来说，特殊利益集团是社会强势的少数，组织起来的成本极小，而获得的利益却极大。他们有强大的动力固化这种分配格局，阻止改革继续向前。执政者要考虑长久的执政地位和社会的和谐，那么自然要避免跌入这种转型陷阱，但与此同时还要在避免直接挑战分利集团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改革，实现社会公平。那么，如何在其中达成平衡呢？ 改革到一定阶段，那些受损于转型陷阱的利益相对人，会成为打破日益固化的强大分利集团的天然动力。每一种特权都对应着特定民众的权利受损，放开民众维权，让他们也组织起来对抗已经组织起来的分利集团，推动司法公正、政府中立（尤其需要告别逐利、回归服务本位），整个经济与社会秩序才会更好地拨乱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