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

《人民日报》评论部16号的一篇文章表示，领导干部与媒体打交道所表现的素养是其执政水平的体现。文章要求领导干部善待、善用、善管媒体。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人民日报》评论部16号的文章称，“一个治理媒介化的时代已经到来”。文章首先阐述了媒体或舆情的重要性，指出“舆情不是‘敌情’”。文章说，有了媒体， 政府的治理方式和理念才得以传播甚至放大。文章批评一些地方干部忽视、躲避或害怕媒体，指出“封、捂、堵、压、瞒五字诀时有出现。”文章说，领导干部“必须提高跟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切实做到善待、善用、善管。” 旅居纽约的华裔老作家董鼎山表示，“善待”一词仍有居高临下的意味，但是《人民日报》能够提出善待媒体就很不错了： “我觉《人民日报》大意是这么说的，善待媒体等于是指上级和下级讲话的善待。善待已经不错了。《人民日报》能这样说已经很好了。” 华裔时事评论家孟玄表示，《人民日报》所谓对媒体要“善管”的提法表现了中国“官场上的基本心态”。他特别提到《人民日报》16号的文章也提到并加以批评的某地方官员质问记者“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的那句“名言”： “什么是善管？ 换句话说它基本上认为媒体是它的工具，不过是要善待一点，懂得怎么去跟它打交道。这是它治理社会应该用好的武器。本质上它的心态就是我要把不谐和的东西要把它和谐化。做官的人最基本的动机还是保持自己的官位，然后怎么样的替自己去谋福利，完了以后才讲其他的事情。所以根本的体制不改革，一切还是朝着上面看的时候，你要求东改一点、西改一点。这是没有用的。太多的例子如：‘你是代表党说话还是代表人民说话？’这些东西是中国官场上人的基本心态。它把媒体当作应该接受管制的党的喉舌，就是替我讲话的。所谓舆论监督这个意义根本监督不了，因为你党是控制一切的。” 这位评论家说，《人民日报》最近也发表了某些表示宽松的言论，但是人民对政府终将会听其言、观其行：  “《人民日报》里最近也有一些跟整体紧缩的气氛不一样的，比方说要包容异质思维了这种话也出来了。可是老百姓听其言、观其行。你所有的形势实际上是加紧对社会的不是管理，是压制。” 美国博尔州立大学荣誉退休教授郑竹园表示，中国政府对于媒体、特别是互联网，一则予以重视，一则予以防范。他说，中国的新闻制度仍将是一个国家统治下的制度： “现在所有重要的消息都是在网络上面传达出来。过去大家是看报纸，现在谁还看报纸。现在都是在网络上面，手机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它现在也都了解，你如跳过这些东西跟民众接触，那就很难传达你这政令。但这个东西有个问题，网络在流通的时候，有人批评政府的话，马上网络上就流通了。所以，一方面要开放，一方面要监督。这是你刚刚提到的，所以谷歌中国是监视它们的东西。这是一个矛盾。即要传达政府的消息，鼓励官员跟民众接触，但又恐怕民间形成舆论以后，对政府加强了压力。所以现在它是处在两难的情况。所以讲它是一个国家统治下的制度，还不是个开放的制度，不可能开放的。尤其现在中东的教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它现在恨小心。” 作家董鼎山表示，媒体应当替人民说话： “作为媒体就是代表人民说话。没有媒体的话，政府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媒体就是要监督。在美国媒体不是白宫，不是国会，媒体完全是代表民间说话的。媒体要监督国家的事情。”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中国媒体人说，中国目前对媒体限制的程度令人堪忧，但他们对互联网这类新媒体在推动新闻自由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持谨慎乐观态度。 *资深记者：中国新闻自由出现退步* 曾经荣获联合国颁发的新闻自由奖的中国资深媒体记者高瑜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不但没有新闻自由，而且想要实现这一目标还是一件非常遥远的事。 高瑜说：”新闻自由日，尤其是今年，过起来总觉得和自己的关系非常遥远，如果我们幻想中国能实现这种环境，非常遥远。 ” 高瑜说，中国今年的政治环境导致新闻自由程度出现退步。她说：“因为要防止茉莉花革命，现在是一切收紧，尤其中宣部每天都要根据各种事件，就是官方怎么报导，反正大小事件，他们都是随时盯着屏幕，各地的电视台他们都在掌握之中。每发生什么事件，立刻就要做出指示，应该怎么报导。” 曾经以“泄露国家机密罪”罪名被判处六年监禁的高瑜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媒体现在的环境甚至还不如上世纪80年代。那时社会出现思想解放思潮，批判文革，包括人民日报这样的主流媒体都提出“人民性高于党性”的方针，倡导新闻自由。而当前媒体自我审查严重，似乎大家都知道国家正处于一个非常敏感的时刻，人人自危，谨言慎行。 高瑜说，中国媒体的管理者都是官，这些人为了保住乌纱帽会尽一切力量确保报导不出现闪失。 *独立作家：互联网为新闻自由带来希望* 浙江独立作家昝爱宗也对美国之音说，“官办”的新闻媒体没有竞争，不可能有新闻自由。但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还是为在中国实现新闻自由注入了新的希望。 昝爱宗说：“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我们可以说没有盼头，一直都处于不可能(有自由)的现实里面。但是因为90年代末有了互联网， 好多记者几乎都上互联网了，就等于说我们在国内媒体上不能发表的文章，可以通过互联网来发表。哪怕互联网发表一小时被删掉了，但是我们在一小时之内还是实现了一定的言论自由。” 昝爱宗说，他本人在网上发布信息时经常受到审查，用真实姓名注册新浪微博也被拒绝。但是昝爱宗说，他依然对互联网能推动中国的新闻自由抱着乐观的态度。他说，因为互联网实在太庞大了，再多宣传部的官员也无法审查每一个的信息，只能通过敏感词等一些技术性的手段来进行控制，但是这些手段都有它们的局限性。 昝爱宗说：“我想，互联网时代任何人都不可能把真相掩盖住，任何人都不可能一手遮天。” *无国界记者：中国是“网络敌人”* 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在今年3月12日世界反网络审查日到来之际，对网络信息自由情况进行清点。中国被该组织的审查报告定义为十个“网络敌人”国家之一。 联合国从1991年起，将每年的5月3日设定为世界新闻自由日，目的在于提高新闻自由的意识，提醒各国政府尊重公民的新闻自由和言论权利。 电邮此文   打印此页   发表评论   网友评论 (0) 提交评论 * 必须填写

我很奇怪很多网友的留言和质疑不 是针对我，而是针对半岛电视台

在这场波及到所有街道，动员了老少妇孺的历史性运动中，阿拉伯人得到了正义的支持，却被中国媒体误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