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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博国际 | 中国宪政之争趋向白热化:向左还是向右?

中国官媒《红旗文稿》和《环球时报》5月21日和22日发表的两篇有关宪政的文章,几日来在学术界和互联网上引发了大规模的争论,有关宪政“姓资姓社”之争日趋白热化。 知名学者张千帆在接受荷兰在线记者采访时表示,“宪政属资论”系官方御用文人和无良媒体在策划“造反”,挑战民间正在形成的宪政民主共识。中国当前的最大危险是缺乏体制共识,宪政改革的希望不在官方在民间。 “我们信仰的主义是宇宙的真理” 5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晓青在党媒《红旗文稿》上发表《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一文,称“宪政不符合中国国情”、“宪政的制度元素和理念并不适合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制度绝不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宪政’”、“中国没有必要为资产阶级的‘宪政事业’做贡献”等。 仅一日后的5月22日,人民日报社下属的《环球时报》刊登名为《宪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该文指出,这两年宪政概念突然走进舆论场,是中国主流政治发展之外的一个枝杈,它是从西方的话语体系出发,用新说法提出中国接受西方政治制度的老要求。宪政主张在深层上是与中国现行宪法对立,误导了部分知识分子,在互联网上引来一些追随者,但它对中国社会的真实影响不大。 无独有偶,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同日也发表了该报总编辑孙临平《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的文章。孙临平指出,共产党人要始终同心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仰,笃信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在党的引领下,我们靠中国精神战胜过千难万险,今天,也一定能靠中国精神成功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最终实现中国梦。 “官方御用文人策划‘造反’” 上述三篇文章一经发布,立即在互联网上引发了大规模的争论,在学术界大批知名人士集体批判的同时,网友也纷纷吐槽,各种以“宇宙真理”为题的恶搞段子在微博、论坛等平台疯转,“宇宙的真理”一词甚至一度挺入新浪微博的时事热搜榜。 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在接受本网采访时表示,上述几篇文章是公然对民间宪政共识的挑战,更是对习近平2012年12月4日在纪念宪法颁布30周年大会讲话的否定。“半年不到,就有人跳出来大张旗鼓攻击宪政,分明是有人在策动‘造反’”,张千帆对记者说。 张千帆指出,宪政简言之就是实施宪法,宪法获得了实施,宪法规定都得到了落实,宪政就实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12月4日大会上曾说“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这就是宪政。而近日某些御用文人和无良媒体打着“学者”的旗号,操着“文革”的腔调,攻击“宪政属于资本主义”,是“兜圈子否定发展之路”,这些人呼吸着浓重的PM2.5,喝着遭到污染的水,吃着含有农药毒素的食品,却在昧着良心地粉饰中国式“发展”,只能说明其道德人格已彻底变异。 张千帆还表示,中国当前的最大危险是缺乏体制共识,左派和右派之间打得不可开交,意识形态严重分裂,几乎可以说是“不共戴天”,这种共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价值立场,而是关于基本游戏规则的底线共识,尤其是关于这个国家的基本体制的共识。中国应该借鉴西方的宪政民主构建政府,而不是拒斥宪政文明。“中国今后至少需要达成党内民主化、选举规范化、言论自由、经济市场化、司法职业化和宪法实用化六点共识,只有形成这样的体制共识,中国社会才能避免大动乱的危险。” 在左右派“不共戴天”的当前,如何达成这种共识呢?对此,张千帆把希望寄托在民间,而非官方。他指出,改革的生命、希望和动力在民间,通过自由言论或全面讨论达成共识当然最好,但是官方和左派从来不是这么做事,他们总是喜欢抱政府大腿,中国右派也有这种倾向,官方的路基本上死了,如果没有民间触动,官方宪政是不会启动的。但中国民间现在这种状况是万万不行的,没有基本共识的改革肯定是要失败的。在中国,有三支推动改革的主要力量,律师、学者和媒体,三支力量能够联合起来,对一些基本问题促成强大的社会共识,中国才有希望。“现在官方用左派御用学者挑战民间宪政共识,这种做法当然很拙劣,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现象和人民没有太大关系,而是说明官民裂痕越来越大。官方宣传部门的思维越来越不靠谱,还以为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却激发了民间的热烈反弹,当然这也不失为另一种共识对话。”张千帆最后对荷兰在线记者说。 “极左势力是执政党最致命风险” 除张千帆外,许崇德、徐昕等大批知名学者也纷纷通过微博、博客等平台反驳杨晓青等人的论调。 与杨晓青同属人大的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宪政网”21日连续发表许崇德和李林两篇文章,被网友称之为是对杨晓青言论的回应。有“宪法泰斗”之称的许崇德在《宪法是法治国家应有之义》中指出,(有人)以极其革命的面目出现、打着反“西化”的旗帜的极左思潮,先悄然歼灭宪政这个提法,以便架空宪法,使宪法边缘化。这种故意撇开社会主义宪法,片面地把“宪政”定义为资本主义,然后编造出“宪政”提法会招致西化的神话,误导典论,欺蒙领导,其意欲挥舞大棒重启反右派运动的作派很不合时宜。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马长山则在微博中表示,反宪政逆流除了政治逻辑,就是“文革”口号;他们自命“匡时济世”,实乃祸国殃民。如果说执政党当下面临着很多风险和考验的话,那么基于垄断利益集团的极左势力,就是最致命的风险,他们高举“革命本色“的大旗,一步步把中国推入重蹈苏联覆辙的深渊。只有力行宪政与法治,才能赢得民心。 中国人民大学张志铭教授指出,我们已经有了宪法,岂可没有宪政!对于宪政概念的理解,对于宪政之于当今中国的具体含义,可以有不同的认识,需要探讨澄清,但是宪政犹如人权、法治、民主、科学等等,皆属当今人类的共同话语和实践,今日中国绝不可、也无可能弃之如敝屣,请当局者明鉴!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范忠信同样通过微博对杨晓青等文章提出批评,他指出,宪政是什么?就是宪法兑现的政治,就是宪法至上的政治,就是限制政府权力的政治,就是任何组织和个人受宪法约束的政治,就是人民权利不受任何法外限制的政治!一句话,宪政就是民主政治,就是现代文明政治!反对宪政,实质上就是恢复封建君主专制体制! 徐昕对此表示,环球时报社评及胡锡进,称宪政最终是要削弱否定中国既定的发展道路,在深层上是与中国现行宪法对立的,逻辑错乱,是其一贯手法。宪政,简言之,即落实宪法,保障公民自由,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正如习总反复强调的那样。 网友精彩点评:中国刮起“朝鲜风” 网友“木子老龙”:杨晓青教授的雄文刊发后,《阴曹日报》迅速予以转载。慈禧太后读完文章,抚报大哭:“哀家早就说过,宪政不适合中国道路,偏你们不听,要革命、要起义、要民主、要立宪,热热闹闹折腾了一百多年,死了几千万,如今你们明白了,哀家说话是有道理的。这杨晓青是谁?知己啊,快过来陪哀家。” 网友“北京崔卫平”:说个实话吧。一听见“宇宙的真理”,就觉得欢乐得不行,笑得弯下了腰。因为有人知道自己在地球上已经找不到同道了。 网友“童大焕”:宪政其实对中国各个阶层都有利,而且也已是当下中国的当务之急。它像清洁的水和清新的空气一样,是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必须。威权春梦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环球”风,故国不堪回首雾霾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海蜃罢?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指缝流。 网友“海天纯蓝”: 宪政姓资而不姓社,这些人说的理由可能自己都不认可。所谓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政治自信乃真不自信。君何时听到老美称其自信过啥,自信其实自己意淫而已。 网友“海伦民”:似乎又来到清末那个关口:维新还是守旧,立宪还是保皇,改良还是革命,冲突已白热化,必须做出选择。 网友“荒堂省三”:杨晓青通篇文革语言令人油然想起“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造反有理十年浩劫。刘少奇手持《宪法》衰叹,没有宪法,连国家主席的人身权利都得不到保障。这是老一辈含胡耀邦邓小平习仲勋等的呐喊,所以才有那一轮民主法治启蒙。不过三十年光景,就被忘得如此干净吗。 网友“温文尔雅哥”: 我怀疑朝鲜崔大使是来我国传授他们主体思想的学习心得的……从他落地那天开始,我国陆续就有了“宇宙的真理”和“无德无信美国人”……简直就是刮起了一阵子朝鲜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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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博国际 | 五月春城:中产阶级的觉醒

五月的春城昆明聚集着世界的关注。在前后两次对中石油PX项目的抗议中,中产阶级市民站起来担当了运动的主角。昆明的示威运动借鉴了国内类似抗争的经验,集非暴力、理性诉求、平等对话之大成,体现了中国中产阶级的素养。 文:H.Chen 长假梦醒“散步”去 虽然中国的中产阶级概念有争议,并有沦为新贫、被挤压成“屌丝”的趋势,但相对于农民和城市民工,中国城市的中产阶级还算衣食无忧,生存需求有所保障。随着公民知情权的虚设和环境全面恶化,尤其空气、水和土壤污染加剧,导致马斯洛理论中的各项需求都亮起红灯。 昆明计划开工的中石油千万吨炼油及配套的炼化项目,经当地环境组织四月的现场调查后,发现信息披露不充分,厂址存在隐患,极有可能全面污染昆明的水土气。在公民最基本的需求-生理需求都无法满足时,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昆明市民觉醒过来,走上街头抗争。任何涉及PX的项目都成中国梦下梦魇的发酵,激起居民的强烈反抗,居民关注的不仅仅衣食温饱,还有健康与后代。因此五一节假日期间,一些市民通过各种方式在五月四日到市中心集体抗议。由于休假,且是自发方式,参与的市民大概五六百人左右。网络照片证实了男女老少中青年都有参加,中小学生也没有缺席。参与者以家庭为主,很多父母还带着孩子一起全程参与。 五一假期结束后,昆明政府一方面召开市民代表恳谈会,另一方面在背后搞小动作,如针对职工和学生打一系列的组合拳:下行政指令不允许参加集会游行,下任务强迫签订同意PX项目,给项目做反宣传,喝茶谈话维稳……央企和地方政府的猫腻暴露后,激起市民更大的不满。5月16日,上万昆明市民走上街头,在市中心聚集并集体“散步”。时至今日,昆明市民还在坚持各种和平方式反对项目落户当地。而昆明的觉醒,必将激发全国不同形式的公民权益抗争运动。  中产阶级在行动 中国近年的规模化反抗运动,主要集中在土地、拆迁和环境破坏项目的抵抗上。这些运动的主体从受影响的农民,发展到把抗争信息发到互联网,获得国内外广泛支持的广东乌坎90后,再到什邡抗争中主导的80后,现已上升到城市中产阶级以及其发起的大规模街头运动。此次昆明PX项目直接影响到七百多万昆明人,而运动中呈现的一些特点是值得中产阶级骄傲的:  一、非暴力、理性诉求。与其他历次出现暴力的抗争不同,昆明的市民两次都坚持“不争执、不堵路、无拉圾”的原则来文明表达对家乡昆明的爱心,理性抵制昆明PX项目。而昆明的警察也相对温和,据说16日当天不少警察请病假,昆明市民也在散步中进一步分化警察,高喊“警察也是昆明人”。虽然事后有数个市民被抓,但很快被释放。诉求内容除了恳谈会要求的防范与补偿、问责捆绑外,还有活动内外提到的停止或迁址PX项目,公开环境影响评估报告(EIA),全民公投表决等。这与中国中产阶级接受的教育密切相关。借鉴历次经验,不被贡献,不被利用,要克制,进行正面行动。这正是中产阶级在觉醒后对民众环境权力的争取。 二、 中产阶级为主,没有领袖人物。抗争以中产阶级作为主体,并广泛结盟一切可能的力量。尤其第二次散步,参与者孩除了本地居民还有华侨。参与的市民有请假上街的,也有代替别的朋友站队的。而一些被限制在家的人,坚持给散步的市民提供网络和精神支持。16日下午4点左右昆明市长李文荣出现要求与代表沟通,出现很多个散步代表。群龙无首,可能是出于自保防止秋后算账,或是防止政府孤立领袖人物瓦解抗议,也可能是出于法不责众的机智。17日市长开微博进行网络沟通,显示出一定的沟通诚意。但同样存在警察盘问参与者等强硬手段,这些过分的措施很有可能导致或酝酿出更大的市民街头行动。以集体对抗国家机器,后续力量更强。 三、环保组织首次参与。昆明反对PX项目运动, 起源于四月份昆明本地环境组织对该项目的调查和座谈。虽然散步活动中环保组织没有直接参与,但中国避邻(not in my backyard)为主的环保抗议运动在学术、民间和官方已经掀起了大辩论。 四、网络对话成为抗议的一部分。虽然“昆明反对PX”的字眼在微博和主流媒体被和谐,但随着昆明市长开微博沟通,不少聪明的市民从各个不同的角度阐明反对的理由,从地缘政治谈中缅石油管道PX的选址,从水资源谈PX与云南干旱的不适宜……甚至有市民从权利游戏视角试图对市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中产阶级在网络对话中的素养和策略,加上坚持到底的韧性,这场有勇有谋的抗争才拉开序幕。 中石油作为央企在地方立劣迹斑斑,至今仍毫无悔改。在昆明反PX运动前巍然不动,至今尚未公布项目环境评估报告。昆明市民反对PX的抗争远没有结束。借用影片《成事在人》中的诗句,致昆明中产阶级的敬佩和支持:“我是自己命运的主宰,我是自己灵魂的统帅。” 注:以上文字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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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高放:政治体制延误改革导致苏联灭亡

步入2013年,中国新一届中央政府的执政取向出现了新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都不约而同地进入了一个”临界期”。各种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挑战与压力迅速放大。中国继续改革开放成为世人最关注的焦点。未来改革之路怎么走?中国改革要成功,需要汲取什么样的教训?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基本上是照搬苏联模式的中国,在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22年之后,重新审视苏联从兴旺走向衰亡的历程,无疑对今后的政治改革有着相当的启示。   苏联为何经历了兴旺之后又走向衰亡,乃至解体?是社会主义本身丧失了生命力还是苏联所施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苏联模式对当前的中国改革有什么借鉴意义?   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共运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高放。   86岁高龄、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的高放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教《苏联共产党党史》已经60余载。作为研究国际共运的资深学者和研究苏联历史的权威专家,高放24岁就在报刊发表评论苏联的文章,著作颇丰,至今有500万字,2011年出版了他的第十本文集《苏联兴亡通鉴–60年跟踪研究评析》。   高放教授也是当今少有的坚持自己信仰的学者,在位于北京张自忠路简陋的家中接受采访时,他明确表示:”我一辈子研究马克思主义,我一直深信不疑,人类社会迟早要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是要摆脱苏共模式,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我在中共十八大前出版的书《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新论》,表达了我的很多新见解。”      苏联实行的是”党主宪政”      《经济导报》:从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创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到1991年苏联解体,共经历了74年。在74年中,苏联制定了四部宪法。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这一本质特征,被苏联四部宪法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但您曾表示,”苏联制定了民主宪法,但苏联没有完全实现民主宪政。”如何理解?   高放:74年中苏联制定过四部宪法,即1918年宪法、1924年宪法、1936年宪法、1977年宪法。四年前我在中国政法大学讲演时说”苏联制定了民主宪法,但苏联没有完全实现民主宪政。”即是说,苏联有民主宪法,但未实现完全民主宪政。为什么这么说呢?苏联四部宪法有五个突出的优点和特点,但也有五个显著的缺点和弱点。   从优点来说,第一,四部宪法都肯定苏联是民主共和国,国家的权力中心是由选民选举产生的代议机关,而不再是世袭的君主个人;第二,四部宪法都是社会主义宪法,宪法名称上都有”社会主义”字眼;第三,四部宪法规定国家政权采取苏维埃形式,它跟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政治形式的区别是,三权(立法、行政、司法)统一于苏维埃;第四,四部宪法明确苏联是一个联邦制国家,不是单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第五,苏联宪法还是一个国际主义的宪法,具有很广的包容性,即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建立革命政权后都可以加入苏联。   从缺点和弱点来说,第一,根据苏联宪法,苏维埃政权集三权于一身,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产生中央政府,名为人民委员会,相当于中国的国务院。但行政机关的权力太大,苏维埃很难对其进行监督和约束。行政权太大主要是因为很多国家日常工作要处理,不能光靠苏维埃代表大会开会解决;还有一个原因是党最高领袖列宁不是担任苏维埃主席,而是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是党的领袖兼政府总理,很多紧急的事情都是总理处理,并没有经过苏维埃。比如1918年1月17日,当时政府没有经过审判就把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连同其御医和仆人都杀害,这是违法的。   第二,三权统一于苏维埃,司法不能独立,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特别是30年代苏联搞大清洗时,经苏联法院审判、镇压、关禁闭、判徒刑的有370多万人,表面上都经过法院审判,但法院都在党的严密控制之下,而且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都被作为人民公敌、特务处决,都是捏造的罪名。   第三,苏联宪法以至党章均未规定最高领导人的任期,给领导人终身制开了”绿灯”,留下了漏洞。斯大林担任政府总理12年(1941~1953年)之久,如果把当总书记的时间计算在内他当了31年之久(1922~1953年)。   第四,苏联宪法对于党如何领导国家政权没有具体的规定,其中第一、二部宪法根本没有写”党的领导”,到第三、四部宪法才写”党的领导”,但只简单提到”苏联共产党是国家政权机关和社会团体的领导核心力量”,给苏联形成一党专政、党政不分体制提供了法律上的漏洞。如十月革命初期,由于是党领导武装起义取得政权,所以国家的重要决策,派往各地的干部主要都是由党中央决定的,出现了以党代政的局面。政府的很多事情都提交中央政治局去讨论,列宁感到这很不正常。1922年列宁晚年就提出来,应该实行党政分开。但列宁没有解决这问题就过世了。   第五,苏联宪法没有监督宪法执行的机构,没有违宪审查规定,所以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多次违宪没有办法立案审查。   正因为苏联宪法有这样明显的缺点和弱点,所以苏联在74年中虽有法可依,但很难做到有法必依,实际上是有法难依,更难的是严格执法,更做不到的是违法必究。所以我说,苏联没有完全实现民主宪政。   《经济导报》:那么,您认为苏联实行的是什么宪政?   高放:我觉得苏联制定的四部民主宪法实行的不完全是民主宪政。我认为苏联实行的是党为人民作主、党替人民作主的宪政。这种宪政我归结为”党主宪政”,不是民主宪政。各级政府领导人都是由党委定下来,拿个名单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举手或投票通过。国家发展的各种战略、方针、政策都由党中央政治局定下,拿到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一下。所以名义上最高苏维埃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实际上苏联广大人民心中都很明白,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苏共中央政治局。   ”党主宪政”使苏联共产党在74年中没有处理好五种权力的关系:即党权、政权、军权、官权、民权。若苏联真正实现民主宪政,那就应该按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城乡劳动者。要不要党的领导?当然要,因为党的领导是前提,城乡劳动者当家作主是核心,法律是保证。结果苏联共产党把关系弄成:党的领导是核心,城乡劳动者当家作主是陪衬,依法治国是一种形式。简单说,苏联共产党垄断了政权,垄断了军权,垄断了官权,民权没有得到充分实现,民权是一个走过场的陪衬。苏联共产党治国实际上是党大于法,党权高于政权,所以实行的是一党专政、党政不分的体制。      苏共垮台根本原因是政治体制落后      《经济导报》:理论界有人认为,苏联解体、苏联共产党灭亡是由于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大反斯大林造成的恶果,赫氏是罪魁,戈氏是祸首。您是怎么看的?   高放:这三人或者两人固然要负主要责任,但是一种建立了74年之久、有两亿多人口的大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怎么会很容易被两三个领导人摧毁呢?这显然是要有更强大的社会力量作为后盾。早在十几年前我就提出:苏联自己培植的党政军高薪特权集团是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的掘墓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人无非只是这个集团的政治总代表。   直接促成苏联解体、苏共灭亡的是叶利钦,戈尔巴乔夫起了帮凶的作用。而斯大林等人所犯的错误正是被叶利钦用于摧毁苏联、苏共的靶子。因此,只有深入细致地透视斯大林的错误,才能认清苏联解体、苏共灭亡的深层原因。   《经济导报》:您一直坚持认为,社会主义是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新制度,为什么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会垮台?它与您刚才说的四部宪法的缺点和弱点,以及您提到的”党主宪政”有什么关联?   高放:正是宪法中的漏洞和弱点,使苏联共产党治国实际上是党大于法,党权高于政权。   就像我之前所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很大原因是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由党代表人民作主,由党替人民作主。可以说,苏共失败,根本原因是政治体制落后。苏联是专制政治,一党专制,一派专制,一人专制。   《经济导报》:政治体制落后体现在哪些方面?   高放:总结来说,苏联政治体制的弊病非常严重。   一是个人集权制。国家的党政军三大权由一个领袖掌握。斯大林是第一个苏共党中央总书记兼政府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权力过度集中,缺少制约。   二是职务终身制。国家的党政军三大权的领导人是终身制的。斯大林带头搞终身制,他从1922年开始担任党的总书记到1953年去世,一共任职31年。   三是指定接班制。接班人也是斯大林指定的。他原来选中曾任他秘书的马林科夫接班,后来他对马林科夫不太满意,嫌他太软弱,想换接班人,但还没来得及换,就去世了。   四是等额选举制。苏联有民主选举,但由苏共严密控制选举。苏联的选举并不尊重选民意见,不是自下而上的差额选举,而是等额选举。候选人是党委精心挑选的,而且只有一个候选人,大家没有选择的余地。   五是消灭异己制。斯大林之所以能掌握大权,是因为他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消除了党内的三个反对派,之后还镇压了很多被怀疑对他不忠的人。在他晚年,党内还有一些人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又准备清洗,但没来得及做就中风去世了。   六是监控干群制。苏联的克格勃不归国家机关领导,而是由总书记斯大林个人掌控,这个机关可以监控全国所有人,包括高级干部。   此外还有一党专政制、以党代政制、官员特权制。   尤其是,斯大林开创的”三制”: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对苏联历史有长久影响,而且有普遍广泛的国际影响,人们把这”三制”看成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正宗的政体。实际上这”三制”是君主立宪制的变种,君主专制的变种。民主共和制区别于君主专制制就是这三点:权力有制约、权力有任期,权力有选举。而斯大林这三制:权力没有制约,权力没有任期,权力指定继承,明显违背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制的原则,使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明显带有专制主义的色彩。政治体制落后为苏联留下了祸根。   《经济导报》:”三制”是怎么形成的?如何透过斯大林的错误,认清苏联解体、苏共灭亡的深层原因?   高放:要使社会主义国家真正成为劳动人民掌权的民主共和国,列宁还确立或者准备确立一系列政治制度,主要有分权制、任期制与选举制。事实上,列宁执政的六年(1917~1923年),初步实现了民主宪政,国家政治权力有分工有制约,没有过度集中。列宁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总理),斯维尔德洛夫、随后加里宁任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即国家主席),托洛茨基任共和国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苏共从未设立过党中央军委)。   列宁曾经对托洛茨基说过:”人到55岁开外就败事有余。”意即55岁就要退休,不搞终身制。列宁更没有指定接班人,临终前他只给党代表大会写信谈及各主要领导人的优缺点,同时却明确提及要调换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1921年列宁主张党政分开。1922年党中央才设总书记一职,意在设立专人负责党的建设工作,总书记不在政权机关兼职。   但列宁执政时期也暴露出严重缺点。当时列宁为了加强中央的集体领导,在党中央不设主席,如果党中央设主席,那么在列宁之后就要另选一个人担任主席。这一组织上的漏洞,使权力欲很强的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之后逐步独揽党政军三大权。列宁执政时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欠缺是政党制度。现代民主政治正常的政党制度应该是多党竞争,不能一党垄断国家政权。十月革命夺取政权后,1917~1920年的三年时间中,列宁实行过两党联合执政或三党联合执政,但后来这两个小共产党先后都并到大共产党里去了,苏联成为一党专政的国家。列宁时期还对民主选举、对群众言论进行严密控制。   到了斯大林执政时期(1924~1953年),列宁时期一党专政、控制选举和言论的弊病更为严重,一党专政进一步发展为一派专政、一人专政。斯大林执政的前几年就打倒了三个反对派:分别是托洛茨基反对派、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布哈林和李可夫反党集团。斯大林把一党专政变成一派专政后,在1937~1938年,搞大清洗,把反对他的人处决或判刑,严重破坏法制,最后变成总书记一人专政。尤其是1941年,该年5月斯大林以党中央总书记直接兼人民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主席就是政府总理,斯大林开始实行党政领导职务合一。同时斯大林又兼国防委员会主席,实际上党政军三大职务都集中于斯大林一个人身上。   如上述所说,斯大林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实行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高放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治体制改革 苏联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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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要闻解说: 中国人还记得“六四”吗?

法新社今天从北京发出一篇对中国中产阶级家庭的调查:“在北京郊区的一个有5个房间的公寓里,住着一对20年前从山东来的夫妇。现在他们家有两辆车,有一个保姆做饭,享受着良好的物质生活,同时急于看到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改善。像他们这样的中国人起码还有几千万,据统计:百分之十的中国人已经属于中产阶级,到2020年,百分之四十的中国人都将成为中产阶级。但中国的中产阶级和穷人一样担心污染和食品质量低下,对教育和医疗不满,对刚刚就任的中国领导人和政府更加不满,甚至失去信心。” 在法新社的采访调查中没有任何政治性提问,无法知道中国人是不是还记得“六四”。但实际上了解中国的人会看到:当下的中国并不是一个纯粹经济的中国,而是一个政治议题多多辩论激烈的国度。自从习近平班底正式上台后,“梦论”“鞋论”“七不搞”荡漾冲击于民间舆论中。临近“六四”,为了操控舆论,官媒《红旗文稿》、《环球时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分别在近日连串发表文章,围攻近年来被热议的“宪政”理念,一些官方理论家称“宪政”理念是兜圈子, 是否定中国发展之路,重申“中国梦”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梦,甚至是“ 宇宙真理”,信仰党性应当如同基督徒信仰上帝那样。官媒发表的种种“高论”却引起民间强烈反弹,人们大呼文革重现,网络讥讽斥骂声四起。 在这种敏感的政治气氛中,将要到来的“六四”24周年,无疑成为一个鬼门关。中国官方不断开展“净网行动”,关闭大量互联网站直到六月底。在中国社交媒体微博中拥有众多粉丝的敢言名人们的账号遭到大批封禁,包括政法大学教授何兵,以及著名作家慕容雪村等人。不少人都认为官方加紧封杀网络言论就是因为临近六四。但封杀不能彻底,有更多网民在各社交媒体上传播“六四”相关图片七百多张及其讯息,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六四”,说明中国人没有忘记“六四”。 据一些海外媒体报道:有中国网民表示:六四这天将用穿黑衣,点蜡烛,甚至绝食等方式进行悼念。比如 四川维权人士陈云飞就是其中一位,他每年“六四”这天都会自动绝食。广州的徐向荣,李维国、李文生三人本周三下午到越秀公安分局申请“六四”24周年游行,被警察警告威胁。据悉,他们多年来都会到公安局申请六四游行,即使不被允许,也要表明态度。 “六四”24周年在海外的纪念活动也正在积极准备之中,除了香港维园历年的烛光晚会纪念活动以外,香港的“六四临时纪念馆”也在本月20日开始在美国旧金山展出。美国各界华人纪念“六四”24周年活动也已经启动,旧金山还将举行仪式,宣布89民运“天安门民主大学”以网络大学形式复校。在法国也将有不同的纪念“六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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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赛萌 | 披着“宇宙真理”外衣的丛林法则

披着“宇宙真理”外衣的丛林法则     胡赛萌/文     “面对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艰巨复杂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党所面临的严峻考验和危险,极大地增强同心共筑中国梦的自信,首要的是始终同心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仰,笃信‘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这段令人作呕恶心的话出自《解放军报》5月22日刊登的名为《中国梦的自信在哪里》一文。作为由总政治部出版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解放军报》一直备受外界关注,此篇奇文见报后,诸多网络门户网站进行了转载。网易在转载该文之时,将文章标题改为了《解放军报:我们信仰的主义 乃是宇宙的真理》。     这种断章取义、寻章摘句式的标题党行为是网络媒体的一贯做法,简单直白,却能有效地抓住网民的猎奇心理。此次,网易编辑的这种做法同样见效。进过网易编辑的妙手,该篇奇文顿时火遍整个中文互联网,众多网友纷纷加入调侃“宇宙真理”的大军之中。就在我写这篇文章之前,#宇宙的真理#这一话题还牢牢占据新浪微博的“热门话题”榜。     《解放军报》中的这句备受调侃和嘲讽的“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最初见于中共党员方志敏的文章《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他在文章中深情地写道:“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也因为这个原因,方志敏领导下的红军策划绑架美国传教士师达能夫妇一案被网友扒出,大家纷纷谴责方志敏的死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随着事情的持续发酵,越来越多的网友加入了讨论大军,尤其是之前官方喉舌媒体发表一系列反对宪政的支左文章,网友早就憋了一肚子气,现在正可趁此机会一吐为快!名为“弹弓子E”的微博网友说:传说宇宙终极真理一共有7个。前苏联原来掌握一个,后来遗失了;朝鲜现在拥有一个;利比亚的卡扎菲曾拥有一个;伊拉克的萨达姆曾拥有一个;埃及、叙利亚据说也各拥有一个;现在我们也终于找到了一个。据《天方夜谭外传》记载,一旦有人凑齐了7个真理,就可以制成打开另一个宇宙——反物质宇宙大门的钥匙。     另外,也有网友扒出《人民网》在2001年刊登的一篇名为《邪教的十个特征》一文,该文中有一句极为醒目的话——“邪教的关键在于其‘精神领袖’都一致地自称掌握着宇宙最终真理”。许多网友将这两篇文章中的“宇宙真理”用颜色标记,拼在一起疯狂转发,笑称“新闻要对比着看才有意思”。托马斯•潘恩曾说过的那句——“一个人已经堕落到了宣扬他所不信奉的东西,那么,他已经做好了干一切坏事的准备”也被网友广泛传颂。     一句“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之所以能引起如此轩然大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习上台后尤其今年以来对舆论的收紧,从而引发网友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恰好表现在此次舆论反弹之上。     近一两个月以来,微博上活跃的学者、大V以及异见人士的账号相继被删或被禁言,高校推行“七不讲”,左派公开集会,要求“公诉”右派经济学家茅于轼。不久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中办发【2013】9号)的通知。这份通知已经在中共内部进行大范围通报学习,目前已下达至县团级。这两天,《学习时报》《红旗文稿》《解放军报》《环球时报》等一批中共喉舌纷纷发表文章,在“尊毛”、“宪政”、“信仰”、“社会主义”等问题上发表左倾观点,一时间,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此次由新领导层主导的政治舆论左转,很大程度上源于高层对于未来一段时间内的舆论恐惧和担忧。薄王事件虽然最终以薄的落马而结束,但此事导致各种社会思潮暗流涌动,尤其是随着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崛起,网络通讯技术日新月异,民众对于资讯的获取更加便捷,执政党对于网络言论监控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民智已开,政府对于舆论的钳制效果每况愈下,每每一件意想不到的小事都会在互联网上掀起滔天巨浪和汹涌的问责浪潮,许多地方政府部门犹如惊弓之鸟。更为麻烦的是,这种质疑和问责,开始逐渐威胁到执政党的统治合法性。基于这种舆论劣势,执政党企图通过行政手段来弥补日益流失的道义基础,以“政左经右”来整合左右两派的政治势力和民间力量。这也就是为什么习一再强调“不能以改革开放后的成果否定前三十年,也不能以改开前的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的现实原因。     对习而言,两个三十年不相互否定,除了担心彻底否定了毛会危及中共的执政地位之外,他也希望这个折中的表态能有效地整合左右两派的力量,从而都能为他所用。换言之,邓可以声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习只能说“我们的信仰是宇宙真理”。二者之所以有如此差别,除了个人在党内和国内的权威不同之外,二人所面对的对手和所处环境也已大不相同。     邓之所以敢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为与文革的那一套和四人帮相比,无论是在道义上还是理论上,他都有十足的信心和把握,所以他敢于发动舆论去讨论,也正是通过这种方法巧妙地破除了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对于他的限制,为他发动改革开放营造舆论氛围和奠定权力基础。习则不同,在面对民间汹涌的质疑和党内不满的声音,习不可能也不敢去来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辩论,讨论中国究竟该往何处去,因为他本人不但没这个自信,而且他也知道辩论下去的结果将对他和他的政党极为不利。因此,他只能授意官方喉舌以不容置喙的姿态来表态——我们的信仰是宇宙真理,希望以这种不讨论的方式拉拢住日益分裂的舆论两极。     从邓到习的这种变化,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道义极度虚弱的执政党,如今已经完全放弃了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以更加极端现实的行政手段和话语霸权,企图来整合在政治理论上完全对立的两派,而他们口中的“宇宙真理”,本质上是丛林法则,即要么就被被整合进去,成为中国梦战车上的一员;要么就被剔除出局,成为这个零和游戏的祭品。     总言之,执政党道义上的虚弱和在执政方向上的迷茫,导致了“政治向左、经济向右”的奇怪现象,而对于文革的态度更突显了其背后的现实利益考量。如果说邓掌权初期还有带一点理想主义的共同富裕,那么习上位之后,只能是一场早已知晓结果的零和游戏。曾经的共同富裕如今却变成了是零和游戏,被誉为宇宙的真理,其本质却是血淋淋的丛林法则。     行文至此,我耳畔不禁又回响起杜牧在《阿房宫赋》里的那句“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透过历史的迷雾,杜牧那富有穿透力的声音一直徘徊在神州大地上空,回响不绝,至今不肯散去……     我的新浪微博: @胡赛萌同学     我的微信公众号:saimeng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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