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模式创造人类史上最大奇迹”一文的回复
什么是“ 中国模式 ”？“ 中国模式 ”的特点在哪儿？ 所谓“ 中国模式 ”，不就是市场经济吗？不就是自由竞争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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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博客：中国式资本主义的赢家和输家
发邮件到 xiaomi2020@gmail.com 为你的朋友订阅墙外博客：《 译者 》。We Are Together. 使用GREADER到 这里 在墙内订阅《译者》： http://is.gd/e1Mwd （用https打开） 译者精华杂志版下载大全 参与译者的多种方式：http://zxc9.com/2z0001 原文： The Winners And Losers In Chinese Capitalism 译文：福布斯博客：中国式资本主义的赢家和输家 作者： Gady Epstein 发表时间：2010年8月31日 译者、校对：@xiaomi2020 国有企业中石油是赢家之一。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外国人谈论中国复苏的经济最经常重复的话是这样的，“也许北京找到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秘方呢！”这种说法隐含的意思就是由国家领导的威权化资本主义也不是那么坏嘛。 好吧，我同意国家资本主义对赢家——中国的国有企业来说当然不那么坏，但是对输家来说呢？我现在脑海里浮现的是一群你可能不会特别同情的人，中国富有的（或 曾经富有的）私人企业家。这些年来，我见过农民石油大亨、煤老板、私人航空公司总裁和房地产开发商，他们都是对国家资本主义的缺陷感到后悔的人。他们的故 事大异其趣，但结局都一样：能赚钱的资产最后都落到了政府的手上，私人的风险承担者是输家。 《纽约时报》昨天也谈到了这一话题，参看 原文 / 译文 ，两位《福布斯》的“中国追踪”栏目的贡献者也发表了意见。（看 这里 和 这里 ） 无论所谓的中国模式是否值得嘉许，对国有企业的一面倒已经深入到中国内部的方方面面，在过去的18个月里，在经济主要是依靠国家引导的投资和贷款来恢复元 气和重新繁荣的时候，这一点比过去更为紧急了。在中文里，这一现象被称为“国进民退”，而这一词组在企业家们的眼里，正在成为一幕幕只输不赢的财富传奇的收尾专用词。 在2004年，当我作为《巴尔第摩太阳报》的记者，接触到中国的私人资本家的时候，他们的阵痛让我感到惊奇。私人的油田就这样被中国西北部的陕西省政府收回国有（详见 这里 ），过去一直在贫困的、不发达的地区讨生活的上万名的农民，把他们全家的积蓄都投入了几千口油井中，这是政府允许私人钻探的少有的例外。 当 不同层级的政府机构为私人油田争论不休的时候，这变得复杂了——北京命令地方官员将油井重新国有化，以配合国家的最大的石油供应商中石油。但这么做产生了一个确定无疑的结果：农民们不能再保有这些使油田。在2004年，新华社的官方消息这样说：“之前石油只能让一小部分人变得富有，现在，石油可以给所有的 人带来财富。” 利润可以从“一小部分人”手中（私营企业家）转移到“所有人”手中（国家），实现这一点的方法不胜枚举。互联网可能是 私营企业最繁荣 的 重大例外领域了，但即使是在互联网行业，象腾讯这样的企业也很难从大型国有无线运营商，如中移动和中国联通那里分得一杯羹。这两家企业有的是捞取丰厚利润 的寡头垄断权力。当煤老板们从世界上最致命的行列中变得富有但恶名远扬的时候，政府以表面上的安全名义强制性地关闭私营煤矿，把它们合并到国有大型企业中 （详见 这里 ）。 当企业家们为私人航空公司的起步而豪赌千金的时候，这本来就是一场艰难的开局了，他们不得不在所有可能的地方与国有经济的受益者竞争，比如为了飞机而融资的 时候，为了航班和航线，为了给飞机加油，为了雇用飞行员等等方面。春秋航空公司的创始人和CEO王正华去年告诉我，2008年，他不得不向国有航空公司支 付了1亿人民币（将近$150万美元），只为了雇佣30名飞行员。“我们为某些飞行员支付的成本是400万。这就好像把400万打了水漂。”他说，“国有 企业不喜欢我们挖角他们的飞行员。我们不希望与国有企业把关系搞僵。”（见 此篇 ） 事实上，私营企业家最好的方法是呆在由国有企业占主导的行业里，不要做大，这样的行业有许多。“我们的原则是不给国有企业找麻烦，他们也就不把我们当作竞争对手，”均瑶航空公司的总裁王均金这样告诉。“不要做他们不喜欢的事。不要让他们认为你想把他们挤出市场。你不能踩着别人往上爬。”这和你能在商学院学到的资本主义信条不大一样吧。 在以上情况中，在没有融资的情况下要扩张都是很艰难的，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借 款给私营企业的方面做得非常糟糕。在金融危机的时候这一点变得尤其明显：当国有银行在全球登上了头版头条，各种报导都着眼于他们大手笔借款给国有企业的时候，成千上万的私营企业正面临着破产、绝望到要求助于高息放贷的地下钱庄（更多可以查看 这里 ）。中国银行的董事长肖钢上周解释了这个扭曲但由理性驱动的银行放贷体系的运作。他在《天量放贷不要怪政府》（ 原文 / 译文 ）一文中说： 中国的银行在扩大贷款构成的时候，当然会考虑到规避风险的问题，重点就会集中在向大型国有企业放贷。这些国有企业通常在它们的领域内占有垄断地位，在行业内处在优势位置，并且能获得半官方的信用评级。 换言之，银行们认为大型的国有企业不会破产，让贷款有去无回。这并不是说他们大到了不可能失败的程度。而是它们已经与政府融为一体，因此不可能失败。这就是为什么又一家在挣扎的私营航空公司，OKay航空的总裁告诉我说，“国有企业这样嘲笑我们‘是啊，我们是政府的公司，当然政府会帮我们。’” 我说这些不是为了控诉中国的金融体系，或是任何模式—我们都知道美国的金融体系也正在努力克服自身的问题。北京的政策制定者已经严重依赖于他们的的体系，在全球经济放缓的时候为国内经济增加动力，到目前为止这一方法还是奏效的。 但是我心中的疑惑也和另外一些人，包括黄亚生提出的问题一致，要理解中国的混合经济，你需要读的一本书就是《 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 中文摘要 ），黄是这本书的作者。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政府为帮助私营企业成功而不是失败做得更多的话，中国的经济会不会更好呢？ 相关阅读： 纽约时报深度报道：中国经济“国进民退”的背后 政策评论：为什么中国成功了而俄罗斯失败了？ 来源说明：本文原文来自文中标明的出版公司，译文1.0版本来源译者团队。 收录说明：本文已经收录到“译者文集”中，同时进入“ 最新消息”、“ 译者频道—时事评论”、 “ 译者频道—中国经济”、 “福布斯”、“译者@xiaomi2020”索引。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CC协议2.5 您可以自由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创作演绎本作品。惟须遵守下列条件：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阅读更多人民论坛｜吴建民：我不赞成提“中国模式”
在演讲中，吴建民着重强调了天时地利人和三个因素是造就 中国崛起 的原因，并认为中国已经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本文摘编了吴建民演讲现场观众的提问部分。 我不赞成提“ 中国模式 ”.
阅读更多新书《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将在台出版 | RFI
出身中国大陆的美国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近期即将在台湾出版自己的新书《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对此，陈志武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对大陆的最大伤害，还不在于GDP数字，或者企业受损等等，而是政府决策者及学界越来越迷信那种“大政府模式”。他分析说，如果依据目前的发展态势，十年后中国大陆将可能出现财政危机。 本书作者陈志武，1990年取得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现为耶鲁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并在大陆出版过许多畅销书籍，包括《金融的逻辑》、《陈志武说经济》等。 据台湾《中国时报》的报道，谈到目前在大陆学界仍处于热议阶段的“中国模式”问题，陈志武表示：根本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儿！他认为，大陆改革开放的成功主要在于两个关键，其一是加入了全球化市场，其二是采用了西方的金融技术；换句话说，大陆只是把西方人早在工业革命之后就开始的经济发展，延后到1978年才开始而已。此外，虽然“中国模式”的说法源于西方提出的“北京共识”，但陈志武说，这并不代表西方学界面对大陆经济发展成功后的心虚。他认为，有关大政府模式与市场模式的大讨论，早在1930到1940年代就已展开，并已经有了结论，公认市场模式才是对的。陈志武表示，尽管大政府模式对一些国家早期的工业化是有帮助的，包括日本、台湾、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是如此。 报道又说，陈志武强调说，中国目前这种“大政府模式”的副作用很大，政府总会倾向于发展大工业、大项目，经常造成投资过多，且没有回报，最终压垮财政，巴西在上个世纪60～80年代的发展经验，就是一个前车之鉴。另一方面，虽然过去也有西方专家预估，大陆将会出现金融危机，但最终却没有出现，对此，陈志武解释说，大陆银行有政府的支持，因此在政府出现财政危机之前，银行体系的危机还不致于出现。但他估计，大约十年左右时间，在财政赤字过大的情况下，大陆出现高通膨的机会不小。 小档案－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 大陆改革开放的成就全世界有目共睹，就像一个企业家成功之后，总会有人试图总结出他的成功要素一样，大陆经济发展的成功，自然也有人想要整理出一种“模式”来。这种“模式”的最早说法来自西方，称为“北京共识”，而后经过大陆学界的发扬光大，成为“中国模式”。 这个名词主要是相对于“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而言的。“华盛顿共识”主要包含两个内容，一是民主政治，二是市场开放，让市场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大陆改革开放的成功，却显示在“华盛顿共识”之外，还存在一个既非民主政治、又非完全市场开放体制的成功可能性，即“北京共识”。“北京共识”的内容，透过大陆学界对“中国模式”的演绎，具体而言就是一个强势有效的政府，明确的指导思想，集中精力关注民生，妥善处理稳定、改革与发展的关系，以及渐进改革等等。 但此一“中国模式”的提出，也引来多方批评。有反对者认为，如果大陆这卅年的成功必须归因于这些要素的话，则根本无法解释为何在毛泽东主政时代，一个更为强势的领导人却在经济政策上遭遇的惨败。
阅读更多中国GDP总量迅速扩张的代价
日本官方星期一(8月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二季度经济总量低于中国，中国超过日本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有专家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张是付出巨大代价换来的。 *GDP总量超过日本* 日本内阁府(Cabinet Office)8月16日公布数据，二季度日本经济规模按美元计算为1·288万亿美元。根据中国已经公布的按美元计算的二季度经济总量是1·339万亿美元。中国二季度的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日本二季度GDP按年率计算增长0·4%，明显低于日本共同社此前对分析师调查后得出的2·3%的增长预期。 日本内阁府的数据显示，从今年上半年看，日本的GDP总量为2·578万亿美元，仍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上半年的经济规模折合美元是2·532万亿美元，略低于日本。 *只有象征意义* 有关日本和中国两国的经济总量对比，专家学者有不同的见解。美国摩根大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布鲁斯·卡斯曼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具有里程碑意义。 巴克莱资本国际驻东京首席经济学家乔平森田(Kyohei Morita)认为，应该更加关注人均GDP数据，中国GDP总量超越日本具有象征意义，仅此而已。 *中国学者：总量迅速扩张有隐患* 中国有专家学者对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持谨慎态度，认为中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张对今后的经济增长埋下隐患。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说，中国经济规模扩张符合中国多年来强调的大国概念，看重规模，跟很多国家比总量。他认为经济规模增长固然是件好事，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依赖高投资带动下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他同时强调，老百姓和经济学家看重的是人均GDP。 夏业良教授说：“做为老百姓，或者经济学家更多地关注的是人均的指标和概念，而不是太强调总量。总量这么大其实有很大的风险，对经济未来的增长埋下了很多的隐患。” 夏业良教授解释说，最近25年来，中国年均GDP增长都在9·5%以上，这种高速的增长是一种非常态的增长。中国的增长模式是高投资推动下，粗放型的增长模式，简称为中国模式，这种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质疑。他说，中国模式不仅仅包括经济增长，还包括政府把资源集中到国有企业的所谓主渠道，来压缩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 他说，由此造成了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隐患的担忧，我们都在关心中国经济是否存在泡沫，主要尺度是房地产方面。夏业良教授举例说，中国上半年经济增长了11%以上，而房地产的投资增长了38·1%。而且这个幅度是在政府对房地产投资实施了严格控制之后达到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也认为，中国这些年GDP的增长主要靠放大房地产泡沫拉动，如果不挤出房地产泡沫，中国GDP规再大也没有实际意义。 易宪容说：“现在这几年GDP的快速增长主要把卖土地，把住房交易做为重要的工具和手段。这是最大的问题。如果说中国能够把这个问题处理好，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就没有多大问题。所以，如果不把房地产泡沫挤出去，中国GDP增长再高都是没有什么用的。” 易宪容研究员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政府一方面出台政策，控制房地产市场无序扩张，一方面又把房地产业做为GDP增长的工具。他认为，从根本上讲是政府把GDP做为考核官员政绩的理念没有改变。 *人均GDP跟总量相差悬殊* 人均数据方面，尽管中国的总量GDP数据非常亮丽，但是它的人均GDP却仍然跟阿尔及利亚、阿尔巴尼亚等贫穷国家属于一个阵营。中国2009年的人均GDP接近3600美元，在世界上的排位在100名以外。 北京大学教授夏业良说，中国官方总是习惯用人口的因素解释总量和人均数据差距悬殊的原因，而且中国的人均GDP也仅仅是用根据人口数量把GDP总量进行分解之后得出的。 夏业良教授说：“现在中国经常宣传的数字说，我们的人均GDP已经达到3千多美元，将近4千美元。而且北京、上海、深圳和苏州等大城市都公布说它们的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而1万美元就可以被看成是一个中等发达以上水平的国家。这种虚幻的概念给人一种不好的联想。” 夏业良教授说，中国目前贫富差距愈来愈大，即使在人均收入高的北京地区也还有很多居民过的是一种贫困线以下的生活。他认为，使用人均可支配GDP方法则比人均GDP更进了一步。 *总量迅速扩张遗害子孙后代*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指出，中国经济总量的扩张反映出这个国家喜欢把资源集中起来使用，在短时期内让总量达到一个高水平，但从长远看这是不负责的做法。 他说：“反映出一个国家喜欢把资源集中使用，让总量在短时期内达到一个很高的程度。但是代价是，我们不仅要看产出，还要看支出的成本。支出成本不仅包括我们对工业原料，对能源的过渡使用，甚至说我们还预支了子孙后代可能利用的能源。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造成了大量的环境污染。对水，空气，土壤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这样的代价需要我们今后花数倍的投资才能部分地扭转。” 因此夏业良教授认为，如果我们按照绿色GDP或者可持续发展的指标来测算经济总量，就会发现中国的GDP增长有可能是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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