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

张千帆：宪政民主是最高国家利益 进入专题 ： 宪政民主    ● 张千帆 （ 进入专栏 ）   　　 　　一、引言 　　 　　改革三十年后，中国走到了十字路口。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工业、军事等“综合国力”迅速上升，似乎彻底改变了自鸦片战争以来被动挨打的弱国面貌，渐渐步入世界大国甚至强国的行列，以至“中国崛起”、“中国模式”、“中国震撼”等自我膨胀的话语不绝于耳。另一方面，国内群体性事件也在同步增长，公权滥用、贪污腐败、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各种危机此起彼伏。由此可见，中国的“国力”似乎在崛起，但是人民尚未崛起。然而，在一个宪法规定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国家，一个没有人民的“崛起”不可能是真正意义的崛起，因为这种所谓的“崛起”只能让少数既得利益者在国家主义话语体系下堂而皇之地攫取公共利益，广大民众却得不到任何好处。曾几何时，德国和日本也迅速崛起过，但是他们的富强给这个世界以及本国人民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战争的灾祸。今日中国显然不能重蹈国家主义崛起的覆辙。 　　既然人民是国家的根本，中国崛起的关键在于中国人的崛起。这种崛起不是航天飞机、航空母舰或GDP所能代表的，甚至也不是人均GDP所能代表的，因为人不只是经济动物，一个没有政治权利的人也保不住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是为什么我把乌坎事件作为乌坎人崛起的标志，因为通过和平集会并成功改选村委会，乌坎人真正站起来了。虽然长年积累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但至少兆头是好的。乌坎事件表明，中国人是有能力实现自我管理的。目前绝大部分地区之所以未能真正实现民主自治，根本在于宪法未能落到实处。只有落实宪法规定的宪政民主制度，中国才能真正崛起，因为只有这样，人民才能站起来维护自己的各项权益，侵吞人民利益的官僚腐败和公权滥用及其衍生的种种社会不公才能得到有效遏制。简言之，宪政民主才是关乎广大人民利益的最高国家利益。 　　然而，正如清末出国考察的满清大员载泽指出：“宪政有利于国，有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清末宪政改革也正是因为满清既得利益作祟而功败垂成，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当今中国汲取。事实上，在宪政改革因屡遭既得利益阻碍而长期困顿难行的今天，中国当前正面临着制度、道德、物质三重危机。制度建树从来不是中华文明的强项。首先，中国自秦以降一直维持着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这套体制本来就有不可克服的内在局限，近几十年来更是凸显出种种弊端，根本无力制止各地各级官员的公权滥用。其次，如果说传统儒家道德曾有助于约束制度不能有效约束的官员行为，那么这套价值体系也早已被历次政治运动摧毁。取而代之的马列正统一度很有战斗力，但是改革三十年来，随着国家有限退出人民的道德与社会生活，正统意识形态很快为物质主义所替代。在一片信仰真空下，道德危机此起彼伏，不仅官场腐败十分普遍，平民百姓也往往唯利是图、以邻为壑。道德危机和制度危机加在一起，让今日中国人陷入了第三重困境——物质危机。频繁爆发的食品安全危机是国民道德滑坡直接造成的， 当然也和政府监管不力有关；环境污染同样是政府不作为和企业缺乏道德责任的结果，资源浪费乃至耗竭则是不惜一切追求GDP增长的“中国模式”的题中之义。如果继续以此不负责任的模式“发展”下去，等到整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被破坏殆尽，那时无论如何修复道德和制度，都将为时已晚。 　　当然，物质是死的，摧毁物质生存基础的是人，是一群没有道德责任的国民以及不对国民负责的官员，也只有人才能挽救自己的物质生存环境。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华文明的生存危机，必须重建道德并改革制度。本文限于篇幅，只能从制度改良的角度探讨宪政民主之于中华文明复兴的重要性。通过总结宪政民主的四大要素，本文论证了中国社会所应共守的底线原则。改革三十年来，中国已经成为各种思潮纷呈的多元社会，但是要形成一个健康的文明秩序，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必须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形成共识。正如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化保守派指出，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国是”。美国以任何标准来衡量都够放任自由，每次大选民主党与共和党打得不可开交，但是如果仔细观察，其实两大对立政党争论的只是医改、税收、同性恋合法化等具体细节问题，对于国家宪法体制的基本“国是”问题则是没有分歧的。相反，德国魏玛共和时期，自由与保守、民主与专制势同水火，尤其是官僚和平民、上流和下层社会分歧严重，最后纳粹势力乘虚而入，将德国和整个世界推向战争深渊。如果中国社会不能在宪政民主等宪法体制问题上达成基本共识，则很可能重蹈德、日覆辙。对于中国来说，这样的“崛起”不是复兴，而是覆灭。要避免国家主义悲剧重演，只有毫无保留地接受宪政民主，尤其是支撑宪政大厦的四大基石：宗教与信仰自由、言论与新闻自由、民主选举、司法独立与司法审查。 　　 　　二、宪政基石之一：宗教与信仰自由 　　 　　宪政的第一块基石是现行宪法第36条规定的宗教与信仰自由，因为宗教信仰能否在中国自由传播与发展，直接决定了中华道德文明秩序的兴衰。中国儒家传统之所以衰落，根本原因在于这套相当复杂的世俗主义传统带有内在的精英贵族气质，不容易深入到平民阶层。尤其是儒家礼制等级森严，对于平民百姓来说缺乏亲和力。这也是为什么学者（包括今天的一些学者）喜欢这套理论，而中国传统的特点正是学者治国。这样，少数文人士大夫确实有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但是被动接受统治的绝大多数老百姓却与国家政治无关。在没有人民主动拥护的情况下，儒家只有依靠国家的力量来推行自己的“道统”，从汉初开始就形成独尊儒术的格局，严重抑制了中国社会的思想与道德发展。两千多年后发生辛亥革命，清朝的垮台意味着儒家失去了自己的保护人，儒学的衰败也就成为历史必然。 　　一个没有道德信仰的社会必然陷入无所不在的“囚徒困境”，人民出于短期自利动机彼此伤害，最后危及自己的基本生存。在这样一种人人各自为战的“自然状态”中，不可能存在任何文明，因为文明的基本条件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至少避免相互伤害。且不说任何高科技，今天我们所消费的任何必需品，哪怕只是一杯自来水或一只水杯，都是极其复杂的人类合作的产物，中间涉及诸多环节，哪个环节出点错都会出问题。自由主义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认为，社会分工要求合作，合作让众人得利，所以人类会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驱使下自然合作，无需政府干预。然而，卢梭却挑战这个说法，认为合作确实使人得利，但是背信弃义者会得利更多，因而理性人是不会自动合作的。换言之，一群没有基本信任和道德底线的人处于一种“囚徒困境”；无论对方合作还是不合作，自己不合作总是最有利的。当然，博弈论告诉我们，重复游戏可以建立信任；如果我们之间不是“一锤子买卖”，以后还要长期相处，我的不合作会招致你的报复，那么选择合作对我是理性的。问题在于，现代社会很大，陌生人很多；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并不期望下次还会和对方遭遇，因而重复博弈并不能杜绝普遍的背信弃义行为，不合作仍然是上策。更糟糕的是，各人也都知道对方这种想法，因而合作是傻瓜，背信弃义、短期自利才是无往而不胜的“纳什平衡”策略，虽然这意味着所有人活在十分悲惨的“自然状态”中。 　　要逃脱自然状态，中国法家早在战国时期就开出了国家主义药方：理性设计的法律可以改变人的收益结构，进而改变行为方式。譬如要防止偷盗，只需要重刑去刑；如果盗贼偷了东西不但不会得利，反而会受到重罚，当然也就没有人偷盗了。反之，道德是没用的，因为你费了半天劲，最后也只有少数“君子”才学会儒家那套东西，绝大多数人还是唯利是图的“小人”，而统治是“众人之事”，只能依靠国法而非道德。韩非的《五蠹》很精辟地指出：“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诛也。”然而，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如何保证“明主必其诛”？法家治国的逻辑前提是严格执法，但是官员为什么要执法呢？如果有人污染环境，违反了环保法，执法官员前去开了张十万的罚单，但是污染企业和执法者“私了”，私下给他个人5万，这对于企业和执法者来说不也是“双赢”安排吗？法家很明智地看到，官员是靠不住的；无论上级、下级，各级官员都靠不住。惟一靠得住的就是君主，因为国家统治不好，自己要“下课”的，所以法家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国王一个人身上。法家原本提倡法治，现在却走到极端的人治。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讽刺。但是且不说许多统治者是庸君甚至昏君，即便统治者是符合法家标准的“明主”，那么大一个国家，他一个人再英明，能统治过来吗？因此，现在轮到儒家来讥笑法家：秦始皇那么“英明”，秦朝的法律那么严苛，但是传到他儿子就完蛋了。由此可见，治国光靠法律是不够的。事实上，一个没有道德的社会根本不可能支撑起法治秩序。 　　在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法家这套逻辑很吃香，但是当今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法，却还是没有法治？症结正在于我们的道德秩序已经瓦解。今天中国社会上发生的许多事情表明，国人的道德状况已经沦落到令人忧心的地步。一方面，人民对自己的职业没有基本操守，为了蝇头小利可以为所欲为，即便严重损害他人的健康与安全也在所不惜，诸如毒奶粉、毒蔬菜、毒大米、死猪肉、地沟油充斥市场，生态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对于陌生人的生命与安危时而表现得麻木不仁，譬如广东佛山的两岁女孩小悦悦被汽车碾压，周边十几位路人竟来来往往、视而不见、见死不救。由此可见，许多国民已经沦落为只顾自我、惟利是图、胆小怕事、缺乏担当的经济动物。这样的一群动物在一起不仅会彼此伤害，而且因为缺乏相互信任和道德勇气而根本不会在公共事务上集体合作，因为合作需要付出——虽然未必需要巨大的付出，譬如在选举日出来投票、拒绝贿选、拒绝以违法形式不当得利。换言之，一个没有道德信仰的社会也不可能支撑起民主与法治大厦。要构建民主与法治的制度文明，首先要重建国民的道德信仰。 　　儒学衰亡及其之后的历史教训表明，要重建真正的信仰，政府是靠不住的。一个人的道德观念或信仰通常是从孩提时代开始，在家庭、学校和社会等教育经历的交互影响下自由形成的。政府不可能强迫我们信或不信什么，当代中国也不存在强制信仰的社会和政治条件。如果由政府强行灌输某种道德价值，那么不仅灌输的价值和社会现实之间通常存在很大反差，而且灌输者本人也绝非圣贤；昨天还在市委大会上高调“唱红打黑”，明天可能就是被“双规”或“打黑”的对象。这种言论和行为之间的巨大反差将刺穿任何“高贵的谎言”。即便政府一时有能力垄断信仰，譬如在“伟大领袖”呼风唤雨的五六十年代，这种权力也是极不正常、极其危险的，因为只有在高度极权的体制下，政府才可能享有这种极易滥用的权力。中国的“大跃进”、“文革”正是在这种体制下发生的。在整个社会付出惨痛代价之后，人民已经不再盲信；正统信仰衰落了，却并不允许其它信仰自由传播并取而代之，从而造就了今日中国的道德和信仰危机。当然，改革三十年来，中国在宗教信仰领域放松管制，信徒空前增多。据官方统计，目前各类教众已达3.6亿之多，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些不必要的管制仍然存在，从而限制了国民的道德发展。在一个高达十亿不信任何宗教的人群中，难免会发生各种道德失序和社会问题。 　　道德信仰的重建对于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来说至关重要，而重建道德的基本条件是落实现行宪法第36条规定的宗教与信仰自由。在这方面，基督教是比较超越的，耶稣从一开始就主张信仰和权力的分离。宗教或道德信仰必须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自然、自由地产生、传播，政府灌输或压制都同样是徒劳的，最后必然失败。归根结底，道德不是管出来的；政府越管，人民越不信。专制与垄断是信仰的天敌。中世纪欧洲由天主教会垄断信仰，反而形成万马齐喑的局面，上帝才真正面临“死亡”的威胁，因为一旦宗教和教会绑定在一起，人们会把教士的腐化算到上帝的账上。新教革命打破了中世纪教会对基督教义的垄断，对《圣经》的理解出现了多个版本，甚至可以说基督教本身出现多个“上帝”，以至尼采曾经断言“上帝死了！”然而，上帝并没有死。几个世纪过去，基督教依然兴旺发达，而且似乎教义越多元，宗教反而越发达。 　　只要放开宗教与信仰自由，让各种思想或学说自由传播，必然会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格局，进而大幅度提高人民的道德觉悟。事实上，信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信，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可怕的就是什么都不信。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认为，几乎所有宗教对文明社会都是有利的，因为都能够帮助人们抑制过度的物质欲望；专制社会也许不需要宗教，但是自由社会一定离不开宗教，(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4 页： 1 2 3 4 进入 张千帆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政民主   

徐贲新书《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2 ）   目录：   序 前言    公民教育和民主政治 一、从臣民到公民 二、“国民爱国”和“公民爱国” 三、公民教育与社会制度的“再生”和“重建” 四、政体与“好生活”、“好社会” 五、从治理与教育看政体与国民教育   1   斯巴达国家主义教育的教训 一、从“经验”到“教训” 二、残酷的统治和保守的社会 三、国家制度与教育 四、儿童教育 五、对国家有用的技能教育 六、组织和恐惧的教育力量 七、兽化是人的教育失败 八、极度与极权   2    “善”和“法”的教育 一、共和美德死了 二、共和的理念还在 三、美德与公民平等 四、民德与法治 五、公民荣誉与美德教育 六、品格教育与法的教育 七、法的教育：国法与神法 八、小写的“神” 九、古典共和的“更高法”和“自然法” 十、作为现代普遍更高法的“人权”   3   从“高贵的罗马人”到帝国的官僚 一、共和的品德和荣誉 二、谁是罗马的“贵族”？ 三、罗马人的“品格培养” 四、希腊化教育的开始 五、西塞罗的“演说者”教育 六、罗马教育与希腊教育的不同 七、修辞造就“演说者”，文法培养“官吏” 八、罗马国家机器需要的教育 九、昆体良和他的《演说术原理》 十、教育匡正不了腐败   4   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教育和人文教育 一、“君主”的必要与人文主义教育 二、伊拉斯谟的“君主教育” 三、马基雅维里“君主教育” 四、人文主义教育的个体本位和自由精神 五、贵族教育与谁是贵族 六、作为“廷臣”的“高贵绅士” 七、人文主义教育的新知识观 八、人文主义的教学方法 九、退隐的人文主义教育 十、选择怎样的“古典” 十一、开明君主时代的终结   5    从古典共和到美国民主共和教育 一、制度与美德，孰为优先？ 二、“自然人”的教育 三、自然义务和自然法 四、个体本位的公民政治启蒙 五、公民教育必须去除恐惧 六、公民教养 七、没有民主的美德会被专制绑架   6   美国早期大众文化中的共和教育 一、现实经验和零打碎敲的共和教育 二、罗马共和的影响 三、共和教育与美国“民情” 四、美国早期的两种民间共和观 五、美国共和的危机和帝制诱惑 六、美国共和是启示，不是模式   7     美国建国初期公民社会和杰弗逊的“民主教育”理念 一、宪法与共和政体 二、 1790 年代的民主 – 共和协会 三、民主公民教育的启蒙和自我启蒙 四、学校和社会同步进行的公民教育 五、民主公民教育：杰弗逊与民主 – 共和协会的共识 六、小学是公民的大学 七、精英教育与自然贵族 八、“政治是每个公民的副业”   8     安分守己的国民与民主的公民教育 一、公民教育应该教些什么？ 二、品格教育未必培养积极参与的民主公民 三、安分守己的“好人” 四、美国的保守主义与好国民教育 五、自然秩序中的人的教育 六、从个体本位到“群众人” 七、公民教育不能代替民主的公民教育 八、教育者不是“知识保镖”   9    “成人儿童”将成为怎样的成人 一、成人秘密和羞耻 二、“成人化”的儿童是长不大的成人 三、“童年”的构建 四、什么是“好的童年”   10   公民教育和党化教育 一、美国的基础民主公民教育 二、美国教材中的思想性和政治性 三、美国教材中的核心价值 四、学校关于如何抵御宣传的教育 五、宣传与党化教育 六、党化教育的“前宣传”和“宣传” 七、党化教育的“国文”和“历史” 八、高度组织化的党化教育宣传 九、民族主义包装党化教育   11   二十世纪的宣传 一、全方位宣传 二、正确思想和正确行为 三、呼吸肮脏空气的知识分子 四、宣传和民主 五、宣传的中国模式   12    纳粹德国的党国主义教育 一、从国家主义到党国主义 二、党国教师首先必须成为党民 三、生活在谎言中的教师们 四、党国教育的课程和教材 五、日常行为配合党化教育 六、党化教育的“生物科学” 七、党化教育中的“历史” 八、党化教育中的“英雄故事” 九、培养党国事业的接班人 十、党国主义的精英教育   13   德国纳粹的宣传和国民再造 一、极权统治的三大要素 二、纳粹极权宣传与青年运动 三、纳粹的应用性宣传技艺 四、极权宣传的内在权力逻辑 五、领袖和后领袖时期的极权宣传 六、纳粹宣传和它的政治组织机器 七、党国的“宣传员” 八、极权宣传塑造“新国民” 九、极权的“新文化”和谎言秩序   14   东德的“宣传教育”为何不能成功？ 一、庞大的宣传机器 二、缺乏特色是最大的特色 三、一个制造焦虑和谎言的体制 四、“党宣传”为何难以成功？   15   沉默和失忆的国民是怎样教育成的 一、里里外外的“一致”营造沉默的假面 二、层层叠叠的“组织”制造沉默的牢笼 三、互相监督维持“沉默”的必要   16    罪、耻、惧与道德教育的困境 一、一个有关罪、耻、惧的故事 二、罪、耻、惧的道德选择 三、从传统“耻 – 惧”到红色“耻 – 惧” 四、两条走不通的老路 五、一条需要下决心才能走的新路   17   公民社会需要说理教育 一、中国的公共话语与宣传 二、诸多种类的宣传和非理性话语 三、被宣传洗脑是一种比无知更可怕的境地   18 “好生活”的教育 一、国家主义和威权的好生活 二、人本主义和自由民主的“好生活” 三、当少数人的“好生活”与多数人抵触的时候 四、“好生活”的知识教育和公民教育 五、好生活是感觉，更是价值观   后记   《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部分前言 （徐贲）   我在本书中讨论治理与教育、政体与国民的关系，关注的是三种与国民教育有关的基本“政体原型”（ regime archetypes ）：古典共和、现代民主共和、现代极权，其中后两种是对立的，而第一种则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程度上渗透在后两种政体类型中。这三种大的政体类型中的后两种对当代不同国家的国民教育理念和运作具有直接影响作用。尽管政治学家们可能有别的的政体分类方式，但对我来说，这三种大的政体类型已经足以帮助讨论我所关注的基本问题，那就是，民主与专制的政体区别（当然在程度和形式都会有不同的变化）如何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国民教育。 古典共和最宝贵的国民教育理念是 “ 德行 ” 和 “ 法律 ” 的教育，德行或法律都不能偏废 “ 虔诚 ” ，虔诚并不只是对神的崇拜，而是承认并充分尊重一种可以称之为 “ 自然 ” 的神的道德法则。这个高于国法的 “ 神法 ” 理念成为对国法并不至上的最早觉悟形式。作为更高法的 “ 自然 ” 或 “ 神法 ” 在今天世界许多国家的非宗教的道义和道德观中已经转化为普遍的 “ 人权 ” 观念，人权不会是人类最后一个关于更高法的观念，但它是迄今最为广泛地被接受的一个。雅典哲学中关于 “ 德 ” 和 “ 法 ” 的教育，我们可以在今天的公民权利与责任、自然法、更高法，以及公民教育理念中感受到了它留给当代人类的不朽遗产。人权成为一种现代人类能够理解，也能够接受的自然法。当统治者违反自然法，不能保护人民对生命、自由、尊严和财产的自然要求时，就会失去合法性，人民也就有权利推翻他们，建立一个新的、与人权一致的国家。（第二章） 在希腊世界里，斯巴达是一个异类，正如历史学家劳森（ E. Rawson ）所说， “ 斯巴达的制度太异常（ anomalous ），以致不能成为一种被别国学习的模式 ” ，相反，雅典则成为一种可以学习的楷模， “‘ 雅典制度 ’ 有一个政治的方面，那就是，它的民主是一种辩论型的政府，把所有重要的事情都放到公民大会上来解决 ” 。在雅典从事公民辩论技能教育的智者（ sophists ）们，斯巴达不需要他们，他们对斯巴达也没有兴趣。斯巴达的军事化政体要培养的是绝对服从，随时准备为国家牺牲的战士，这些战士在被培养成 “ 斯巴达人 ” 之前，先被培养成罪犯和野兽。斯巴达人具有一种非常美好、宏大的忘我、团结精神，成为二十世纪 “ 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国家 ” 最古典的表述。它先是锻造了一个高度集中的、有铁的纪律的坚强政党，在取得政权后，又由这个政党把整个国家和所有的国民按照这个模式变成一个极权的整体。斯巴达教育在历史上没有传人，所有的现代极权教育都是重新发明的。（第一章） 雅典的哲学家们关注教育，但都没有专门的教育著作，他们是在关于伦理和政治的哲学著作中议论教育的。他们对教育提出的是有关伦理和政治的问题，也是从伦理和政治的作用来看待教育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知道思辨性知识与实用知识的区别，教育理论如果要有实用价值，就必须具有从理论到实践的操作性。希腊的理想教育是文学和哲学的，也是博学的。罗马人区分了希腊人不愿区分的 “ 博学 ” （ erudition ）和 “ 教育 ”(education) 。罗马人也不接受希腊人把文学和哲学当作道德老师的观念。在罗马人那里，道德教育的老师是 “ 传统 ” 。在罗马教育希腊化以后，教育从传统道德向学校技能传授（文法和修辞）转化，教育逐渐变成了帝国官僚的技能训练。在罗马帝国体制内设计教育改革，根本无法匡正帝国腐败，成为后来一切腐败政体中的体制内教改的共同宿命。（第三章） 文艺复兴时期是君主政体的时代， “ 那个时代，无论是在佛罗伦萨，在意大利，还是在地球上的任何其他地方，都不是共和国的时代；君主政体正在上升，方兴未艾；共和国毋宁说是时过境迁了 ” 。这是一个君主教育的时代，也是一个人文教育、绅士教育和臣民教育的时代，普通公民教育不仅是无关紧要的，而且是不相干的。臣民教育的核心是 “ 安分守己 ” ，安分守己的教育可以是 “ 好人 ” 和 “ 良民 ” 教育，但不可能是 “ 好公民 ” 教育。尽管文艺复兴 “ 个体本位 ” 的人文主义使得 “ 自由 ” 成为这个时期对人类自觉和尊严意识最了不起的贡献，但是， 十六世纪的人文主义者接受君主制，他们并不反对君主制，更不要说是设想一种与君主制对立的民主制度了。人文 教育在文艺复兴时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这是一种包括君主和绅士在内的 “ 完美之人 ” （ perfect man ）的教育。那时候， “ 讨论理想统治者的论述，内容主要是道德的；到了人文主义者那里，他们比以前更强调教育。在论及君主教育或绅士教育的书籍之间并无绝对的区别。最杰出的教育者往往是君主的私人教师。完美的君主享有独特的机会展现慷慨、仁爱等美德，他也是完美之人。因此， ‘ 君主之镜 ’ 也使得所有那些以杰出和负责自许的人士学习 ” 。一直到今天还有人在憧憬一种上尊下卑的统治理念，在上面的是永为统治者的 “ 开明君主 ” 、 “ 开明专制 ” 、 “ 开明一党 ” ，在下面的则是永为被统治者的 “ 良民好人 ” 。民主的公民教育所致力于改变的正是这样一种统治观念和精英教育。（第四、八章） 现代民主共和的公民教育不仅是公民教育，而且是民主的公民教育。它的最杰出的代表便是美国革命所缔造的美国民主共和。它吸纳了古典共和的一些价值观，但对古典共和的国家主义和专制倾向保持高度的警惕。这种公民教育发生在美国革命前后，不是通过国家的力量或是经由教育体制的努力，而是发生在公民社会之中，是一种公民自我教育。它同时也是一种民主宪政的制度教育，约翰 · 亚当斯（美国第二任总统）曾这么写道： “ 最好的共和是具有美德的共和，以前也有过；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美德是完善的宪法所造成的（教育）效果，而不是造就宪法 ( 政 ) 的原因。而且，如果能让坏蛋们相互看管（不做坏事），也没有理由不相信强盗们也能建立起共和。而且，就算是强盗们，也能从他们相互争斗的经验学会诚实。 ” 民主宪政对国民的教育作用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政体对权力的限制和平衡来间接地发生作用的。古典共和设想，人可以通过教育和规范变得能够尊重生活中的义务，把自重和敬人当作人生的乐事，到那时，好的社会就会自动出现。但是，现代民主共和认为，教育不可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每个国家都会出现想要践踏法律，用暴力夺取政权（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歹徒，任何从教育学来的原则和情操都无法阻挡他们。只有让人与人相互监督和平衡，以权力制衡权力，以利益制衡利益，才有望形成人的秩序。造就好的政体和教育好的国民，必须是造就好的政体在先，惟有如此，教育好的国民才有可能。而且，就算如此，也不要对教育抱不切实际的期待，指望教育把所有人都变成道德完美的国民。（第五、六、七章）。 儿童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开始，也是国民教育的基础。儿童教育不仅要知道以什么是好的方式去教育他们（如洛克的《教育片论》，第五章），而且还要知道应该避免用什么方式去教育他们。儿童们不该知道的 “ 成人秘密 ” 便是一些对儿童成长有长远毒害的教育。这些成人秘密除了过早暴露给儿童的 “ 性 ” ， “ 也包括有关金钱、暴力、疾病、死亡和社会关系，甚至还发展出语言秘密，即大量不能在儿童面前说的话 ” 。 在 “ 社会关系 ” 中，最严重的一种便是权力无限，滋生腐败的党权统治。它使得学校的 “ 党化教育 ” 成为对儿童和青少年有毒害作用的教育方式。党化教育是一种 “ 宣传 ” ，民主国家中的学校教育告诉学生如何防御宣传，而专制国家中的学校则利用宣传对学生进行洗脑和党义灌输。针对国民党在台湾推行的党化教育，台湾学者任鸿隽曾归结它的两个特征 “ 一、把党的主义或主张，融合在教课中间，使它渐渐地浸灌到学生的脑筋里去。二、教育的事业，由党的机关或人才去主持，使他完全受党的指挥。 ” 这些也是其他国家里党化教育的普遍特征。（第九、十章）。 二十世纪是一个党化宣传得到空前发展和运用的世纪，不仅在学校教育中，而且在整个社会的每一个思想、文化、新闻、学术领域，形成了社会学家埃吕所说的 “ 全方位宣传 ”(total propaganda) 。只有在国家政治权力力图全方位地控制民间社会的极权 (totalitarianism) 国家里，才有这种必要，也才有这种可能性。不管是否能够充分办到，极权国家权力都想要彻底、全面地掌控社会，而这正是极权宣传在不断致力帮助进行、力求实现的。（第十一章）。 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以它非常成功的党化教育和党化宣传成为现代极权的范例。在倒台之前，前苏联和它在东欧的模范盟友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 “ 东德 ” ）都曾经是 党化教育和党化宣传非常成功的极权政体国家。民主政体培养人们持久而积极的公民意识，而极权政体则在训练消极服从。成功的民主，它的必要条件是全体公民对一切可能出现的问题都自己思考；而成功的极权主义则要求人们服从替代他们思考的人。纳粹德国培养了无数不能自己思考的国民，把他们变成为纳粹罪恶事业大胆作恶的机器。在前苏联和东德这样的极权国家里，无数的国民不但不能自己思考，而且不能记住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的灾难。党化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对什么应该保持沉默，对什么应该刻意忘却，或者至少装着不再记得。极权看起来似乎有一些古典共和的特征，如国家主义、爱国主义、公民奉献和责任、限制个人自由，遵纪守法、服从权威。但是，古典共和培养的是 “ 公民 ” ，而党国极权培养的则是 “ 党民 ” 。在任何一个真正的共和中，党不能凌驾在国之上，更不能等同为国。背离这一原则的共和主义蜕变为党国主义，党国主义是一种打着共和主义幌子的专制极权。（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章）。 政体中的国民教育不只是人们一般理解的学校教育，而是伦理和政治的延伸。这就是为什么一直到今天，作为一门学术研究，教育学，即便是教育哲学，仍然是相对于伦理学和政治学而言的 “ 次等学科 ” 。对政体中国民教育来说，重要的不仅是学校里教什么、怎么教、由什么样的人在教，而且更是国民们生活在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文化和道德生态之中、接受的是什么样的价值观、他们的相互交往和交际使用的是什么样的公共语言和说理方式、他们是否有共同的 “ 好生活 ” 和 “ 好社会 ” 理念、如果有，又是一些什么样的理念、这些理念是从哪里来的、又是如何形成的，等等。所有这些既是国民教育的问题，也是与人们生活世界息息相关的伦理和政治的问题。只有通过对这些和类似问题不断的公共讨论，才有可能实现一种能够改善人们现实生活状态的公民教育。（第十六、十七、十八章） 公民教育关乎伦理、关乎政治、关乎责任、关乎法治、关乎爱国。公民教育还关乎教育自身的作用，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 ? 是为了按照某个权力意志的规定去树立正确思想、坚持某某主义 ? 还是为了造就更智慧、更道德的公民 ? 如果是后者 , 那么公民教育的目的与民主政治的目的便是一致的。如果是前者 , 那么所谓的公民教育或国民教育便只能成为专制政治的臣民训练。公民教育的核心价值是自由、平等和尊严 , 而保证这些价值不受政治权力侵范的便是公民的政治自由。在公共交流、讨论和共识形成过程中实现的公民教育 , 它必须以民主宪政的公民自由和权利为条件，因为它本身就离不开公民们在现实日常生活中的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交往和自由参与。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