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

围绕所谓的西方和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展开的讨论正在继续，一些评论人士最近将目光聚焦于中国的“任人唯贤”惯例，他们认为这种根深蒂固的政治传统，仍然是普通公民升入该国最高领导层的一条有效途径。 由于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的大部分席位将由中国革命英雄的儿子们，即“太子党”占据，很难证明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是任人唯贤的，不过这个问题应该留给研究中国现代政治的人去探讨。 但是，但是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对于将中国前现代政治文化形容为“任人唯贤”的说法，我不能视而不见，不去反驳。 政治学家、畅销书作家张维为在《 中国的选贤任能优于西式民主 》一文中表示，“中国共产党可能已成为今天世界上最重视选贤任能的组织之一。”无论是政治观察人士的文章，还是中共领导人的讲话，提到“任人唯贤”时都和张维为一样，不可避免地将其与中国著名的科举制度联系在一起，这种制度从公元7世纪开始广泛应用，直到十多个世纪后，才在1905年废除。 流行的观点认为，科举考试是客观的选拔方法，所有想谋得官职者都要经过考核，依据是他们是否有能力证明自己对大量的经典著述熟稔于心。据信，有关良好治理的必备知识都蕴藏在这些经典之中。 既然（几乎）所有男性都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按照这一理论，全国上下最优秀的人才，会定期通过考试跃升至精英阶层，为国家的政治体制注入新思想和新血液，确保那些聪明、有抱负的人有上升的渠道。 以这种观点来看，直到一个多世纪以前，一个没有关系的年轻人只要学习足够用功，就可以梦想成为大权在握（并且富甲一方）的大臣。张维为等“中国模式”的支持者，明显赞同这种观点。 这是一个值得赞赏的理想境界。但在实践过程中，科举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任人唯贤呢？ 在过去20年间，研究显示科举远非长期以来广受赞誉的“成功的阶梯”。例如，我们知道明朝（1368年至1644年）绝对不允许商人的儿子参加考试，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教授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Elman)明确地阐明，在清朝（1644年至1911年），“竞争官职的考核内容，无疑将90%的中国人排除在外，连成功阶梯的第一阶都登不上。” 换句话说，但凡想有一定的机会通过考试，就需要来自一个有古典文学素养的家庭，也就是说家中要有钱买书，或者与这种家庭有亲密的关系。只有10%的人有这种条件。 此外，我以前的学生张乐翔(Lawrence Zhang)在他的论文中，极有说服力地阐述到，以“买官”铺就荣耀之路的清朝官员，其数量被极大地低估了。不仅身在“权贵”阶层之外的家庭会花钱帮助儿子在竞争中胜出，即使原本就是官宦家庭，也会使用金钱随意操纵体制，虽然人们以往认为这样的家庭无须降格使用如此的低劣手段。既然通过层层考试晋升至最高层的比例只有区区百万分之一，这样做似乎无可厚非。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多数精英阶层政治上成功依靠的是“贤、能”以外的手段。他们依赖家庭关系和物质资源，很像是西方社会中的政治精英。由于极少有人有机会通过考试，然而依然有很多人参加考试，所以今天的共识是，科举制度的主要意义在于强化和复制特定模式的精英话语，从而在社会、政治、文化层面为国家需求服务。与张维为及持相似观点者的论述恰恰相反，科举制度与所谓的搜遍全国各地的每个村庄，广招人才辅佐朝廷，没有多大关系。 这并不是说科举制度完全无用。不管过去还是现在，的确有有才能的人被选中担任官职。但多数官员的选拔，并不是以“任人唯贤”的标准执行的，这里我们所说的“任人唯贤”指的是“根据客观的标准判断能力优于他人”（如考察哲学知识和文学技巧）。 与张维为持相同观点者，可能不会认同我对“任人唯贤”的这种理解，因为他们在论述中所用的语汇是“选贤任能”——选择有智慧的人，任用有能力的人。我想说，这两种概念并不是相同的，因为后者没有表明选择是如何进行的。我们对于所阐述的“任人唯贤”，从一开始可能就有不同的定义。 当然，在20世纪以前，中国社会的很多人都相信“谁都可以成功”，而国家也默许这种误解的存在。然而文献资料清晰地表明，只有天真的人才会对这种幻想深信不疑。 当下的评论人士仍然在宣扬这种过时的围绕帝国式“任人唯贤”的思维方式，这不仅显示出这种意识形态很难消亡，还显示出，中国官方对于中国（甚至中国以外的）知识界仍然有着很强的掌控力。这种掌控力，比所谓的“任人唯贤”，更好地展示了中国漫长的历史对社会的影响，这种影响至今可见。

杨支柱按：这是几天前我接受的一个书面采访，内容基本上是由被屏蔽或删除的微博构成的。应北京警方十八大期间不接受外媒采访的要求，我请求在15日以前不能公开。刚才搜索了一下，果然还没有公开。 赵：您好，杨老师，11月8号，中共十八大如期召开，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所作的《政治报告》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不同反响。与会代表一片欢呼，宁夏代表李健说自己在听报告的时候，“流了5次眼泪”、河北省委书记张庆黎则公开表示“胡锦涛的报告通篇都是关键的话、管用的话”，就差点说出“字字是真理、句句是真理”了；但民间人士则多有批评。您能否用几句话概括一下您对这个《政治报告》的总体印象？ 杨支柱：除了指别国走的是“邪路”外，我对报告基本上没印象。但对代表们的反应印象深刻，它印证了一句老化：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赵：：胡锦涛是1992年进入政治局常委、2002年成为“总书记”的，算起来他在“常委”任上呆了20年，在总书记位置上干了10年，这在后毛泽东时代是非常罕见的。按照他所接受的高等教育和所处位置来说应该能够对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当他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人们对他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您能否对胡锦涛这十年的作为做一个简单评价？ 杨支柱：这10年，不育率攀升、生育意愿下降，强制堕胎、绝育依旧，“社会抚养费”翻了几番啦；这10年，强拆风暴席卷神州大地，太多的人房屋被拆，祖坟被扒；这10年，民主和改革只是口号，未见动静，也不知他们想的是啥；这10年，经济政策像抽风，对楼市一会儿打压、一会儿拉抬、一会儿又打压；这10年，浪费和贪腐变本加厉，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继续恶化。 赵：：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八十年代还是比较健康的。但8964之后，对所谓“和平演变”的恐惧，使得政治体制改革被束之高阁，民主法治长期缺位，也因此使得开局良好的改革开放事业进入九十年代后逐渐蜕变成一场权贵集团瓜分国家社会财富的盛宴，并造成种种积重难返的社会危机，如今两极分化严重，官民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十八大报告几乎让所有关心中国政改的人士感到十分失望，请问您认为在政改问题上，十八大报告存在哪些问题和缺陷呢？ 杨支柱：我不同意美化上世纪80年代。上世纪80年代被强制堕掉的胎儿、被强制绝育、强制上环的妇女数量之多是空前绝后的。即使这样，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孩子还有差不多一亿被认为是“超生”的，要缴纳罚款才能上户口。80年代初刚刚包干到户的时候因为农民担心政策变化，砍光了自留山上的树木，山地裸露和水土流失的严重程度超过1958年大炼钢铁，更超过当年日本侵华时不时烧山。1983年“严打”对法制的践踏也远在薄熙来重庆“黑打”之上。我并不认为现在的中国大陆比上世纪80年代糟糕，但就政治体制改革而言，十八大报告确实远远落后于十三大报告（1987）。 赵：2008年12月18日，在执政党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的大会上，胡锦涛明确提出“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将近四年后在十八大报告上，胡锦涛再次强调“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强调要走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请问您如何解读胡锦涛的“老路”和“邪路”？包括欧美国家在内的民主化道路真是“邪路”吗？ 杨支柱：正邪之分，概括为一句话，就是专政者可以为所欲为，无论走什么路都是伟大光荣正确的路（正路），其他的路都是邪路。现在的正路，就是所谓“科学发展观”。前几天我给科学发展观总结了一个十六字诀：“立党为权，执政为钱，人口减半，收入翻番。”有人问，人口减半了收入翻不了番怎么办？这太简单了，既用不着国家统一估计局去搞什么普查，更不必像国家计划死亡委员会那样睁眼说瞎话，只需中央银行把货币发行量增加5倍，尽管分配不公，不信百姓收入不翻番！这个十六字诀又可以进一步精炼为六字诀：专政、谋财、害命。“一个中心”就是（枪、笔二杆子）“专政”，两个基本点就是“谋财”（强制拆迁、国企垄断、重税、强征所谓社会抚养费）和“害命”（强制堕胎）。 赵：自从89年学生提出“反官倒、反腐败”之后，执政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强调反腐败的重要性，十八大也一样，认为“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但实际情况是腐败问题已经成为执政党挥之不去的恶梦，“越来越腐败”几乎是执政党留给全世界的印象。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越反越腐败”的情况？怎样才能解决执政党的腐败问题？ 杨支柱：在缺乏政治自由和民主选举的前提下所谓反腐败，只能是上级反下级的腐败、正职反副职的腐败、胆大的反胆小的的腐败。所以越反腐败，地方一把手的权力就越大，中央集权也越强。同时办案人员也趁机捞一把。所以越反腐败越腐败。老百姓私下里都称“反贪污贿赂局”为“贪污贿赂局”，“预防腐败局”为“腐败局”。 赵：今年2月发生了王立军闯馆事件并进而引爆薄熙来的系列问题。执政党中央目前也将薄熙来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似乎只在谈到反腐败和党建问题时才间接联系到薄熙来问题。不仅强调“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而且特别强调“要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但薄熙来问题显然不仅仅是一个腐败问题，更重要的是以所谓“重庆模式”来挑战执政党中央的既有路线。我想请教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薄熙来问题”？执政党应该从薄熙来事件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杨支柱：张德江说没有什么“重庆模式”，我认为是对的。何处不红唱黑打，中国模式其实就是重庆模式。薄熙来跟别人不同的，只是他比别人调门高，胆子大。 赵：最后一个问题——十八大已经结束了自己的使命，执政党以习近平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集团也已经产生，您能否对新产生的执政党领袖谈点希望？ 杨支柱：真要改革，请立即废除强计（强制计划生育）、强拆，开放报禁、党禁，实行地方自治。开放党禁之初那些小党派根本没有实力与共产党竞争，只能相互竞争。各党派要发展壮大到可以与中国共产党竞争的程度至少得10到20年，对共产党的统治期限可能根本没有影响，但对于后共产党时期迅速结束动乱走上民主法治道路却有莫大的好处，同时也给中国共产党一个像台湾国民党那样的机会，脱胎换骨后可能重新执政。  

今天闭幕的中共十八大依然难以改变这么一个事实：官方宣传机器极力打造的中共的画像与其在民众中的现实形象常常形成鲜明对照。《新苏黎世报》记者以近期参观过的安徽一个模范村为例强调了这一现象。《日报》认为，中国军方同习近平的关系会比胡锦涛更为密切。 《德国之声中文网》11月14日一期的《新苏黎世报》刊登一篇记者从黄山发来的报道，记述他跟随一个欧盟的代表团新近参观被称为模范村的黄山市休宁县岩前村时得到的印象和感想： “共产党人看到，中国经济、社会的变动威胁到了自己的专权地位，从而以一种冒险的试验作出反应：假手良政使民主化变得多余。共产党人宣传的其实是那种本质上亘古未变的中国模式：国家命运由一个经选拔组成的官员阶层掌控。出于自利考虑，党重又强调按自己的口味解释的那种中国历史。人们从党员口中听到的不再是马克思的语录，而是孔夫子的箴言。……党力图显示出求知、明智、关心人民福祉的形象。中共宣传一种不同于俄罗斯的图景，强调，俄罗斯境内既无民主，亦乏良政。俄罗斯的官员们视腐败为自然，视国家为奶牛，只管挤便是。…… “中国干部们试图说服参观者们相信他们致力于建设清廉国家的决心。然而，与此同时，众多的腐败丑闻让他们十分难办。中国的媒体和互联网对这些丑闻也多有报道。在缺乏说服力的党的自画像同可怜的现实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再也无法否认。” “社会管理”的破绽 《新苏黎世报》的文章指出，生活富裕程度提高，百姓的满意程度并不随之提高，相反，期待值越来越高，这让不愿放弃一党专制的中共伤透脑筋： “不过，它知道，光打压于事无补。现在的魔幻词叫作‘社会管理’，也就是：每天都在小范围内满足一点社会的需求，以免一朝被顷刻颠覆。这里来一点儿法治，那里来一点儿参与权，再来一点儿行政管理方面的透明度，—绝对不多一点儿。” 《新苏黎世报》的文章就此对西方某些人赞扬中国有所谓“行政效率”提出批评： “人们越是细看，这个党挥之不去的生存危机感便越明显。对如何使自己的专权要求同越来越强烈的实施多元化的诉求相和解这个问题，这个党没有答案。” 随着十八大结束，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新一代领导人正式走上前台。《日报》确信，作为党的新总书记的习近平同时也将从胡锦涛那里接过中央军委主席一职，而鉴于他的特殊经历和家庭背景，他同军方之间似乎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 “中国军队虽然在技术装备和经费上尚无法与美国同步，但它现在已强大到足以让邻居们害怕。……习近平未来将掌控这个强大的机器。观察家们相信，中国的将领们对他的服从态度将超过对胡锦涛的服从。习是创始者一代的一个著名军事领袖的儿子。此外，小习的政治生涯便是从军事委员会中开始的。他熟悉这个机器。” 摘编：凝炼 责编：谢非 [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