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

（下面是我在最近两次会议上的简单发言，由于网友不是根据录音整理，内容可能与原讲话有出入，见谅。第一部分是 8 月 12 日参加“国际东西方研究学会（ IAES ）年会”时我主持冯崇义老师发言时的点评；第二次是 8 月 20 日在广州参加萧功秦老师讲座时的发言与提问。）   “中国模式”不能偏离人类文明的主流   下面一个发言者是来自悉尼科技大学的冯崇义老师，在座的各位都是我的老师，但我称冯崇义博士为“老师”还多出了一个意思，冯博士是我的博导，是我真正字面意义上的老师。冯老师是中国现代史专业第一个博士，本科是读的中山大学历史系，又在南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走过很多地方：在英国留学、讲学过，后来又到了澳洲定居。冯老师是自由主义学者，经历过很多，也一直在与时俱进，据说不变的只有他的爱国热情。还有他的两个“证”始终没有换过，一个是中国护照，一个据说是共产党“党证”。   冯老师看上去很资深的样子，其实他还很年轻，去年学生们才给他过了五十岁的生日；冯老师的个头不算太高，但在我们学生中的地位可不低。冯老师是过去五年连续被海外华人媒体评选为百大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位学者，不过，我现在说他是“公共知识分子”，都不知道是表扬他，还是损他。你们知道，“公共知识分子”最近可不是一个好头衔。   冯老师是澳洲的大学教授，生活优裕，桃李满天下，过得舒舒服服，可他偏偏没事找事，关心远在万里之遥的中国大陆。不过，正是他的爱国爱民情怀，给了我很大的影响。记得每次我们在悉尼聚会，大家本来都想谈谈风花雪月，享受一下没有地沟油只有蓝天白云的悠闲生活，可他偏偏滔滔不绝地大谈中国现实与改革前途，弄得大家都愁云满面。作为学生，我当然只有听的份。   因此，我要特意感谢主持人安排我来主持冯老师的这场发言，像这样我坐在旁边，他得站着发言可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而且，以前只有他打断我的发言，而今天我将严格限制时间，如果他超时，我会毫不留情地打断他。这可是我“报复”的好机会。   好，下面欢迎冯老师发言。他主讲的题目是：普遍真理与中国特例：一种思维的两难。   （冯崇义老师发言：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啦…… 26 分钟，发言内容请见： 世界华人网 ）   谢谢冯老师，你是今天唯一一个发言不但不超时，而且还没有用完半小时的主讲者，大概是不想给学生难堪。我爱我的老师啊，但我也爱真理，现在请在座的专家学者与媒体人用“真理”的炮弹向冯崇义老师开炮！提问环节开始。   （ 20 分钟激烈的提问与争论眨眼之间就过去了，到了会议茶歇时间……）   好，我爱我的老师，也爱真理，但累了和饿了的时候，我更爱茶歇。现在是茶歇时间，请大家到外面休息间。   20 年前超越“姓资姓社”，今天要超越左右？   萧老师好，我是专门过来听你演讲，请你在这本书上签名的。刚才萧老师提到公民社会很重要，但我们离公民社会还有多远呢？刚才你演讲前这里有歌舞表演，会场挤满了人，歌舞一结束，大家就纷纷离开，我心里挺难受的，你说这么大一个书展，有三分之一的书是关于养生的，另外三分之一是关于教人们如何发财的，像萧老师这本关心中国发展前途，以及诸位的孩子们将会在未来 20 年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里的书，少之又少，有时还乏人问津，人们真的都漠不关心了？我们离公民社会还有多远？不过，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正如萧老师所讲，公民社会首先就是多元与多样的社会，另外，看看现在的会场，依然是满满的。从这一点来说，我和萧老师一样是乐观的。   回头看看台子上这个大大的“ 2012 南国书香节”，我想起了整整 20 年前的 1992 年。当时也有一位老人，从北京经过上海，来到了广东，来到了南方，发表了一通讲话。那个老人叫邓小平，他的“南巡讲话”是要求大家超越“姓资姓社”的问题。大家知道，当时的中国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是否继续改革开放，能否搞市场经济，这些今天看来再简单不过的问题，当时竟被定性为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问题。我想，要不是小平当时提出来，诸位今天可能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逛书市，谈养生盼发财了，即便比北朝鲜强，也强不到哪里去。   今天——请原谅，也许是不是那么恰当的比喻，又从上海来了一位不那么老的老师，带来了他的新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如果说， 20 年前中国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当时的争论主要局限于经济领域，那么，今天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与经济体制的改革，而是政治问题与政治体制改革；如果说， 20 年前小平以绝对的权威，以“不争论”的方式让我们超越了经济领域“姓资姓社”的主义之争，那么，今天的萧老师给我们提出了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   每一个关心中国前途的人，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身体好固然是众人的愿望，金钱也可能是大多数中国人的信仰，但，这些东西哪里能够离开家、国、天下？中国不管向何处去，除非你全家移民海外，你终究是要跟着她走的……不管你的身体是好是坏，不管你的钱是多是少……   我想向萧老师提的问题是：你的书主要是写给谁看的？或者说，你希望普通读者看到你的书，还是更希望中南海的那些领导读你的书？如果是普通人读了你的书，你希望他们能够为中国的转型做些什么？   （萧老师的回答：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啦……大多已经在萧老师的这本书里回答了，你还不去买？）   多余的话   冯崇义老师与萧功秦老师是好朋友，但他们的观点很不一样。记得几年前在香港一同参加学术会议时，两位老师在会上剑拔弩张、针锋相对，好不热闹。上星期在上海同两位老师一起饭醉，他们也没有停止过争论。我喜欢这两位老师，他们都认真做学问，忧国忧民。我喜欢认真思考中国问题的人，虽然大家观点各不相同，但只要不是带着私心、为少数利益集团服务、昧良心说话，我都会认真学习，取其精华。我想，我这是以实际行动超越左右？   中国不管向何处去，除非你全家移民海外，你终究是要跟着她走的……但是，中国向何处去，难道不应该取决于你、我向何处去？！   杨恒均 2012 年 8 月 21 日 广州     推荐这两个星期读的几本书  参考阅读：   中国向何处去？   这样的民主，一定会带来混乱   民主离我们还有多远  

作者： 信力建   最近，东方之珠出了点波折：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于今年起增设国民教育及德育课程为中小学必修课，这门课的目的是加深学生对国家的认识及对国民身份的认同，以及提升学生的个人品德及国民素质。据了解，这一修订课程指引于今年4月推出后，社会上一直未有太多争议声音，但日前一本教育局资助、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编制的《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被发现内容大多描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国共产党多年来的成就，并且避开争议性内容，结果引发部分市民、家长怀疑，反对声音越来越大。其高峰则是 7月29日，约9万名香港居民在街头示威抗议，反对政府计划在当地的学校设立的爱国主义课程。抗议者质疑这种教育会向青少年灌输不当的政治倾向。有小朋友写着“我要思想自由，不要国民教育”；亦有内地来港读书的研究生参与游行，他们说，内地学校强制教正面资料，担心香港推行国民教育，会扼杀学生自由讨论。 照说，“国民教育”本不是什么坏事，国家认同是立国的基本条件之一，没有这个条件，一个国家就不可能有健康发展的路径。因此，现代社会在大中小学里都渗透着国民教育，欧美许多国家也有类似课程。可为什么在特别行政区香港设立类似课程就遭到如此强烈的杯葛呢？ 首先是这门课程的内容与香港这经受过民主自由风雨洗礼的大都市的基本价值脱节。 据《联合早报》报道，港方教育局局方每年资助近千万元营运的国民教育服务中心近日出版《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向全港中小学派发作教学参考，内容大篇幅唱好中国政制，形容执政集团“进步、无私与团结”，是社会科学所言的“理想型”；对美国的政党制则批评为“恶斗”，令人民当灾。手册还指中国模式内涵是“民本”，推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表现和考核为本设立官员遴选制，形成“进步、无私与团结的执政集团”；手册又说中国政府用人唯贤，有定期官员更替防止贪污及渎职等，称这些内涵是“社会科学所言的理想型（Ideal Type）”。这些说辞显然跟香港大众的观感和理念不合，因此有学者和教师均批评，手册一面倒唱好内地，属政治洗脑，不应用于教学。 其次，则是因为这种口径统一一边倒，具有严重意识形态色彩的所谓“国民教育”与香港这样一个国际化程度非常之高的城市格格不入。 香港不仅是中国的香港，也是世界的香港。世界对香港的要求不是它多能歌功颂德等因奉此，而是它对世界贡献出了什么样的服务产品甚至思想观念。历史资料显示：早在上世纪50～60年代，香港已成为区域金融中心，自70年代至1997年“回归中国”期间，当时的港英政府为谋促进金融市场“国际化”，曾采取系列改革开放措施，使各项金融业务不断扩大，逐渐具有“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事实证明，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香港已成为亚太地区主要的外汇、债券、股票交易市场，为区域最重要之资金集散地，截至2006年底，香港股市总市值超过1兆6,000亿美元，全球排名第六、亚洲排名第二，2006年全年新股上市（IPO）集资额达426亿美元，领先纽约、次于伦敦，跃居全球第二大。除股市之外，香港也是亚洲第三大银行中心，全球最大100家银行有近70家在香港设立据点，香港成为远东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是由多项因素综合形成，包括法治精神、市场制度、货币自由流通、专业人才聚集、知识产权保障、及市场“国际化”格局等（以上参见《经济日报》2011年6月15日“香港国际化的启示”一文）。 早在中国十九世纪洋务运动兴起之时，有人就主张将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洋科学民主来个嫁接——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然而，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失败，把这种如意算盘打个粉碎。思想界也因此觉悟这种脚踏两只船的作风行不通——严复于当时即撰文批驳“中体西用”论在逻辑上和实践上的谬误，以及中西学各自“体”“用”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和不可随意嫁接的道理，从而强调指出，若要以西学为用，则必需同时接受西学之体，否则就是一种“牛体马用”的谬想。他说：“善夫金匮裘可桴孝廉之言曰：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今天，想在香港这个自由港推行带有浓郁“中国特色”的国民教育的大人们，实在该三复斯言！ 而且，香港回归祖国之后，已经取代了上海逐渐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在国际社会和内地之间的金融合作等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如果说国民教育是帮助香港了解世界，那是比较无稽的说法。因为比起内地，香港有四通八达的资讯服务，新闻言论相对自由，以及成体系的法律制度，更有比较成熟的民主程序，在外交方面更获得144国免签证，香港早就走出了世界，与国际真正接轨。相反，内地还得多向香港学习公民教育。 如此的信息不对称，也难怪香港同胞杯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