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

王安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4月13日  10 版） 　　我开车不爱按喇叭，聒噪烦人。但如果车子在路上趴窝了，不想烦人也得烦了。要是遇到更烦的事，比如困山里了，饥寒交迫，唱《国际歌》也不管用，怎么办？ 　　4月3日晚北京理工大学等39人在北京房山猫耳山迷路被困，警方和消防等300多人进山搜救成功。7小时后，警方又接报警，有17名北京回龙观社区网的驴友在门头沟灵山被困，警方再次施救成功。两次营救都有直升机助战，共56人。 　　这是现代故事。远古时若有人困山里，那时没有手机，可能放条狗或老马下山求救。古时民风淳朴，钱算个球。 　　当社会渐渐发达，人们的社会关系日渐紧密，便出现了领导，比如乡绅、长老，他们是以自己吃盐的数量以及貌似正直的做派获得领导地位的。乡绅当领导是不拿工资的，至于逢年过节给领导送个猪头，那是孝敬。遇到哪位困山里了，一声招呼大家就呼啸上路了。有时候为了某个具体的项目，比如修路，乡绅也会号召各家出钱，但这是专款专用，一事一征。 　　有强人盐吃得不够数，自家形象也不佳，但就是想当领导，于是便结伙用暴力强迫大家承认自己的领导权。有了领导权第一位的是要收费权，有政治就有经济，政治经济学就是这样诞生的。公狮子不捕猎，但它从来不缺吃的，自有母狮子为它服务，这就是政治，是经济。 　　以今日的说法，这强人是黑社会。如果住在山里，他们就是土匪，是强盗。史上有很多例子说明，黑社会和土匪并不都是罪大恶极的，比如梁山好汉，人杰地灵呢；比如《让子弹飞》，奔共产呀。土匪收了钱，也不是嘛事都不管，比如有人困山里了，找到土匪，兴许他们也会帮忙的。尤其是当外人来骚扰时，当外族来侵略时，他们必定要出头的，且不怕流血牺牲，不计成本。那时候，我们就不叫他们土匪了，而是爱国人士，是开明乡绅。 　　解放了，黑社会和土匪消亡了。如果有人困山里了，不要指望土匪来救，而要依靠党和组织。秋菊生孩子，就是村长代表组织召人把她扛出去的。孩子胜利地来到人间，热泪盈眶，感谢谁啊？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但毛主席老人家住在北京，老远老远的，怎么谢？扛猪头过去早就馊了。只好遥拜了，毛主席也就心领了，这其中没有直接的钱的往来，也没法计算成本。 　　改革开放，要数目字管理了。1980年开始收缴个人所得税，月入800元起征。31年后，起征点变成2000元。后来大家发现，交给政府的钱不止是个人所得税那一点，睡在床上喝口凉水也在缴税，还有费，吃盐越多交钱越多。钱交得多了，不能都打水漂吧，机会终于来了，当困在山上唱《国际歌》依然饥寒交迫时，便想到了政府，政府便派来警察，热泪盈眶…… 　　下了山才知道，一架直升机飞3小时油费近万元，两次营救共动用了5架次，这得好几万呢。要是再加上总共500人的费用，这得多少钱？56个人一辈子缴的税和费能抵消这些成本吗？何况之前之后这56个人都已经并还要继续麻烦政府呢。这数目字实在不好算。有喝道：驴友们拿钱来！ 　　拿多少？其实现代社会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警察施救费用已被公众一笔买过单了，而不必在具体救助时再核算，这类似商业保险赔付的大数定理。所以在处置汶川地震和利比亚撤离时，政府不具体核算成本，飞机军舰到处跑。 　　施救驴友与救援汶川地震和撤离利比亚有共同点：被救者不违法，主观无从预料困境。某日我开车上路趴了窝，有警车过来拖车150米到路边，要收200块钱。咦？警察不是纳税人养活的嘛，怎么纳税人遇到困难找警察还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像小作坊。后来全国人民都认为警察这样做不妥，于是大部分城市都取消了拖车费。 　　不计成本的一个极端例子是美国前总统海外捞人，卡特和克林顿都曾干过。想想吧，在美国请人搬个家还得付费，如今劳动前总统大人出面，还搭上了飞机和保镖，反倒分文不出。这是什么游戏？——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请个大人不花钱。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16.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中国青年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为了解决农民工打工难的问题，这个云南沾益县劳动局的副局长“自降身份”， 隐姓埋名，前去义乌的各家企业卧底，了解农民工们的真实生存工作环境—— 陈家顺 本报记者　李润文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4月13日  10 版） 　　这段时间，陈家顺突然成了沾益县的“形象代言人”。10天内，他前后去了两次北京接受采访，这让这个云南沾益县劳动局副局长“有些意外”。 　　从外表上看，这个43岁的男人，衣着随便，头发凌乱，窝坐在一张破旧的、似乎随时可能歪倒的转椅上，实在够不上做“形象代言人”的条件。 　　但原本不为人知的沾益县，确实因为这个局长而声名远播。四年来，陈家顺为了给前往浙江义乌务工的老乡们找到好的企业，不惜“自降身份”，五次到企业卧底。消息传开，他瞬间走红网络，引来网友们一面倒的“好干部”、“好官”的好评。 　　“这是我的职责，本分的事儿。”他颇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事实上，给老乡们找到好工作，确实是他的本职工作。在他的名片上，曲靖市驻义乌工作站站长、沾益县劳务产业办副主任、沾益县人力资源和保障局副局长、沾益县驻义乌工作站站长，四个职务自上而下占了名片一大半面积，都与外出务工有关。 　　2004年，云南沾益县把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确定为该县的七大支柱产业之一，原本在乡里当中学校长的陈家顺，被借调到劳动局出任就业中心副主任，开始组织乡亲们到广东、浙江等沿海经济发达省份打工。 　　但前三年，“情况很不好”，政府刚刚把老乡们送出去没多久，很多人就回来了，有些人甚至比当地政府官员“还早到家”。回来的人，都说外面不好挣钱，有人甚至说“政府在骗人”。这种现象日益蔓延，有时候，一个偌大的行政村，连一个愿意外出打工的人都找不到。 　　每次乡亲们“出征”，沾益县县委书记、县长都亲自送行，出征仪式搞得轰轰烈烈，可效果却很差，这让陈家顺压力很大， 　　2007年春节过后，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带队，陈家顺随行，一行人专门到长三角考察劳务市场。一圈下来，考察组分析认为，义乌中小企业大大小小3万多家，企业对员工素质、年龄都放得宽，不管是大学生还是文盲，也不管是18岁还是50岁，只要能干活，就能在义乌找到工作。这很适合沾益县。 　　于是，县里决定在义乌设立劳务工作站，陈家顺担任站长，专门负责劳务输出工作。他主要负责三项工作，考察核实用工信息；组织护送务工人员；推荐安置就业，跟踪服务维权。 　　说是站长，实际上是“光杆司令”。刚到义乌，陈家顺便首战失利，考察推荐的厂子，老乡们不满意，当年的返乡率，高达60%。 　　回顾起这段失败的经历，陈家顺总结道：“情况不明主意多，好心办了坏事。”毕竟，他以副局长身份去考察企业，得到的情况并不全面，“这会影响农民工对我的信任。” 　　这不得不逼着他去“卧底”，他的想法是，“只有和农民工一样在企业干，才能真正全面了解情况。” 　　可他在一家大食品厂“潜伏”了一个月，却半途而废。 　　在这家企业，他发现了三个问题，一是考勤严，迟到5分钟扣5元钱，迟到15分钟算旷工，旷工3天算自动离职，连工资都结算不到，二是请假难，生病请假要医生出具证明，三是辞工难，辞职找不到人，工作时间也长，有时甚至长达14个小时。 　　沾益县的经济支柱，原本以农业、畜牧业为主，对于习惯了在“土里找生活”的村民们来说，在家时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休息，他们不适应现代化工厂的工作程序，不习惯被人管着，干不下去，自然也不奇怪了。 　　这下子，陈家顺算是找到了问题所在。于是，他又找了一家食品厂，卧底了一个月，他发现，这家企业管理相对宽松，加班时间也不多。 　　“卧底”之后，他介绍了22个老乡过去，结果在他意料之中，没人中途跑掉。这些人春节带钱回家，还带了更多的人来到厂里。 　　有了这一次成功经验后，他开始了有计划的“卧底”。 　　2008年9月，县里来电话，有一批50多岁的老民工来义乌找他打工。这些农民收完庄稼，卖了耕牛，拖家带口过来，一辈子没出过门。他们只能从事种植、养殖方面的工作，当地种植业不需要人，只好找养殖场。 　　“如果找不到好工作，对他们的打击会很大。”陈家顺说。 　　于是，他找到了当地规模最大的养殖场“卧底”，取下400多度的眼镜，找了一套破旧的工作服，让自己更像一个“没文化”的农民。 　　养殖场老板一眼就看出他不像养猪的，“太斯文”，他告诉老板“干得不好不要钱”，老板最终被他的诚意打动，决定留下试用。 　　那段时间，是陈家顺最艰难的时候，“看到猪粪就觉得恶心，饭都吃不下”，他硬着头皮坚持，干了20多天，正好县里领导来义乌，他只好提前回站里。 　　“家里有事，老婆孩子在家，需要回去。”面对他的辞职理由，老板承诺，老婆可以带过来，安排孩子在义乌读书。最终，他推荐了一个人顶替他，才得以脱身，他走后，老乡向养殖场老板泄露了他的身份，“他是我们劳动局副局长”。 　　老板大为称奇，并表示，只要是陈家顺介绍来的人，一律可以进养殖场。几天后，11名老民工从火车站下车，直接进入这儿务工，现在，仍有15个老乡在那里打工。 　　去年春季，云南大旱，他带着老乡到扬州开拓劳务市场，在皮鞋厂和老乡们一起工作了一个月，结果，120多个人，一个都没跑。 　　“我都能干下去，你们没理由干不下去吧？”这是卧底时，陈家顺常给老乡们说的一句话。 　　做思想工作，正是陈家顺的强项。在接受记者采访中途，一位农民工打来电话，说不想干了，准备回家。 　　“人要自强自立，除了父母，没有哪一个人能一辈子呵护你，不能遇到困难就让，形成习惯，你这辈子就完了。 　　“成功的路有两条，做事做好，做人做好，失败有好多条，为什么要走呢？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我提。 　　“我明天让黄主任去看你，带两盒药给你，这是从云南带过来的。” 　　十多分钟的电话，陈家顺就这么劝说这个农民工留下来，继续工作。 　　在县里出来打工的农民中，陈家顺的威望很高，“你跟着他打工，就等于进了保险箱了。”有人这么评论陈家顺。 　　但这种威望，是他一步一步干出来的。今年春节的大年三十，他还在下乡寻找可以出门打工的剩余劳动力，初一那天陪父母在家过年，初二又出发了。 　　连续四年，陈家顺在沾益和义乌两头跑，直接带来的有七八千人，间接带来的有一万多人。跟他打工的人工资也逐渐提高，去年保底1500元，今年保底1700元，夫妻两人打工一年可以拿到3万多，有的甚至可以拿到4万余元。 　　去年，仅是劳务输出这一项，给县里增加了4.5亿元的收入。投资少、见效快，劳务输出已经成了县里效益最明显的支柱产业。 　　“现在我已经不用再去卧底了。”陈家顺坦言，工作站网络格局基本成形，他还在老员工中设立了信息员，信息员负责搜集核实用工信息，关心员工生活，调解矛盾。 　　到底调解过多少劳务纠纷，陈家顺已经不记得了，只要老乡们没错，他就一定能让民工拿到钱，“我把劳动条例一条一条给老板讲，他们也是要面子的人，实在不行就去劳动监察大队，都能解决。” 　　如今，在整个义乌，陈家顺已经打造出了一个初步的“产业工人培养计划”。一家当地企业已经答应，免费为县职校提供20台针织机，并派人培训学生，另有四家企业也和县里达成了合作意向。 　　一家企业慕名打来电话招工，陈家顺底气十足，要求保底工资必须达到1700元，并提出要求，“不但要培训他们的技能，还要培训他们的职业思想，这样才能长期干下去”。 　　“我品德也不高尚，本来我是不想来的。”陈家顺自嘲说。 　　当初，县里动员大家报名到义乌驻站，有21人报名。但陈家顺没报名，因为孩子还在上初中，需要辅导。可县委副书记亲自找他谈话，说工作站需要一个“做事踏实，稳重办实事，有沟通能力的人”，让他必须去。 　　三年来，他每年都打申请报告，想回县城去。每次，领导都让他再坚持一年。2010年，陈家顺在日历上记下回家的日子，年底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他只在家里呆了47天。后来，站里事务越来越多，需要一个女工作人员，当老师的妻子也被派了过来协助他工作。 　　归他直接领导的只有三人，包括妻子李凤仙和县里的两位工作人员。三个人一年工作经费仅为8.5万元，可每个月光电话费就1000多，吃饭坐车得自己出钱，起初配了一辆车，最终局里缺车，又被他开回了县里。 　　可他依然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立足义乌，拓展扬州，辐射长三角。”从椅子上直起身来，陈家顺一副运筹帷幄状。 　　但面对自己简陋的工作生活条件，他又露出不好意思的神情。 　　在义乌市劳务市场五楼，一间十几平方米散发着霉味的办公室，水泥地面，一张破旧的办公桌，一张皴裂露着白点的人造革沙发，两把转椅，一个几乎没什么东西的文件柜，两部漆面斑驳的手机和一台旧电脑，这就是陈家顺的办公室和办公设备。办公室后的卧室内，除了一张高低床，一副灶具和一些衣物，别无他物。 　　这天中午，陈家顺决定请记者吃饭。他大步流星地带着记者，走了两三里地，到一家路边简陋的小饭店吃火锅。他热情地邀请记者点菜：“这顿算我的。”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16.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中国青年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本报记者 林 衍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4月06日  12 版）  蒋庆泉在自家房前 蒋庆泉和老伴儿在集上卖鞋垫 蒋庆泉（右）、洪炉（中）和陆洪坤 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剧照和蒋庆泉的复员证          今年春节，辽宁省锦州市大岭村的蒋庆泉老汉接到北京老战友洪炉的电话，对方告诉他，“美国要再拍一部《英雄儿女》，想请你去开机仪式现场。” 　　蒋老汉爽快地答应了这个邀约，甚至开始筹划，让正在上高中的孙女教自己几句“简单的英文”。 　　但家里人有点担心这个83岁老人的健康。去年年底，一个电视编导专门带来一张电影《英雄儿女》的光碟为老人播放。片子刚放了几分钟，蒋老汉便开始不停地发抖，随后大喊着“不看，不能看”，冲出了屋门。 　　在场的孙女惊慌失措地跑出去追爷爷。她不知道，为什么黑白电影中的那个叫王成的年轻战士出现的时候，爷爷会如此激动。 　　事实上，即便是这个家庭中对“王成”耳熟能详的那些成员，也直到最近几年才知道了老人隐藏半个多世纪的往事——抗美援朝战争中最为著名的英雄形象，王成，其最初的原型便是在朝鲜战场第一个喊出“向我开炮”的步话机员蒋庆泉。 　 　父亲与王成 　　天刚蒙蒙亮，蒋庆泉就从住了20年的老房子里推出一辆满是铁锈的“倒骑驴儿”式三轮车，将几百双老伴儿缝制的鞋垫一点点塞进几个黄色的纸箱，再用麻绳将几块木板绑在三轮车上，勒紧，然后招呼老伴儿坐上来准备出发。 　　为挣钱补贴家用，一周三天的集市，他一天也不敢落下。1块钱一双的鞋垫，卖几十双的时候有，卖一两双的时候也有。家离集市只有二里地，却是个坡度很大的下坡路，赶上下雪天，车翻过好几次。回家的时候，蒋庆泉一个人蹬不上去，老伴儿就下车和他一起推。路不远，却要推上半个小时。 　　蒋庆泉83岁了，这样的日子，他已经过了11年。 　　如果不是因为亲戚偶然间看到的一个电视节目，或许永远都不会有人注意到这个生活在辽西偏僻村庄里的老人。 　　那是2004年的一天，蒋庆泉的儿子蒋利接到舅舅冯自元的电话。冯自元说，看到一个叫《电影传奇》的电视节目，里面的一位老嘉宾说《英雄儿女》中喊“向我开炮”的那个王成是有原型的，名叫蒋庆泉。 　　“我问你爹了，他说是媒体炒作呢，炒作呢。”冯自元在电话里焦急地问，“可电视里说蒋庆泉是23军的，你爹不就是23军的吗，哪有这么巧的事情?” 　　对于47岁的蒋利来说，《英雄儿女》并不陌生，这部战争影片曾影响了几代的中国人。 　　蒋利不在父亲身边，他在葫芦岛市当小学老师。但他很早就知道，父亲参加过朝鲜战争，是一名老兵。父亲桌上常年备着《抗美援朝纪实》、《志愿军战事全纪录》、《三十九军在朝鲜》这些书籍，大多翻得已经掉角。然而对于当兵时的故事，蒋庆泉从不愿多谈，甚至不允许自己的子女过问。 　　在蒋利的记忆中，父亲唯一一次主动提起打仗的事，还是在40年前。那次，蒋庆泉从村里带回了一张泛黄的报纸，指着里面一篇描写志愿军攻打石岘洞北山的文章对儿子说：“这场仗爹打过。” 　　挂了舅舅的电话，蒋利当晚就赶回锦州，向父亲提出了这个疑问。 　　“喊了又怎么样，他们没有开炮啊！”蒋庆泉沉默许久，说出了这样一句让蒋利觉得“没头没尾”的话。随后，老汉开始浑身发抖，却再不发一言。 　　蒋利没有继续追问，但已确定父亲身上一定有着一段特别的经历。回家后，抱着试一试的心理，他将“蒋庆泉”三个字输入搜索引擎。 　　这个沉默的老汉在网上并非默默无闻。以寻找蒋庆泉为主题的文章竟然有好几篇，累计达数万字，题目包括《关于王成原型》、《“向我开炮”的又一轶闻》、《呼唤“王成”：你在哪里？——“向我开炮”英雄故事后面的故事》等。 　　这些文章明确指出，23军步话机员蒋庆泉在石岘洞北山阵地上喊出了“向我开炮”。文章的作者是同一个人，一位叫做洪炉的老作家，他曾经是23军《战地报》的一名记者。 　　蒋利随后又在网上搜到了舅舅所说的那一期《电影传奇》，节目中提到父亲的老嘉宾竟然也是洪炉。 　　“这么多年过去了，居然还有人一直在寻找我的父亲。”蒋利还记得，当时自己“眼泪差点掉了下来”。随后，他在一个论坛的转帖《呼唤“王成”：你在哪里？》下面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并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和电子邮箱。 　 　州长与小兵 　　两年前，洪炉在北京的家中接待了一位来自香港的朋友。聊天中，朋友无意间提到的一个故事却触动了老人多年来的一个心结。 　　朋友说，他认识美国内华达州前州长迈克·奥卡拉汉。这位州长是一位残疾人，只有一条腿。州长告诉他，残疾是在朝鲜战场上落下的。 　　奥卡拉汉回忆，1953年在三八线附近，他带领100多个美国士兵攻上了中国军队的阵地，发现只有一个小兵还活着，也没有武器。“按照战争的游戏规则”，奥卡拉汉让大家不要打死他。围拢到跟前时，他们却发现这个中国士兵拿着步话机在喊。美军不知道他在喊什么，结果喊着喊着，炮弹来了，这个中国兵和几乎全部美国兵被炸死在阵地上。 　　最终只有3个美国人幸存下来，奥卡拉汉就是其中一个。他曾经对中国人很愤恨，觉得对方不遵守战争规则，“我们不打死你，你却调来炮火把我们都打死”。 　　“这不就是《英雄儿女》的现实版吗？”朋友随口开起了玩笑。 　　朋友没有发现，此时洪炉的双肩开始微微颤抖，他也并不知道，这一幕画面已经在对面老人的心中演过无数次。 　　1953年4月的石岘洞北山战场，一场惨烈的攻坚战结束后，22岁的年轻记者洪炉听说志愿军中有一名叫做蒋庆泉的步话机员，在坚守阵地的过程中，面对几乎攻到面前的敌人，曾在暗堡中向指挥所大声呼叫“向我的碉堡开炮”。 　　他很快找到了当时在指挥所与蒋庆泉直接通话的两名战士进行采访，并完成了一篇战地通讯。 　　然而就在部队准备为蒋庆泉报功，并向军内外宣传其英雄行为的时候，一个消息传来：在与“联合国军”在板门店协议交换战俘时，我军被俘人员名单中出现了蒋庆泉的名字。 　　按照规定，凡被俘者不予宣传，烘炉的这篇通讯也被压下不能发表。 　　“整个步话机排都知道蒋庆泉的故事啊，大家觉得他可怜，被俘了就什么都没了。”洪炉一边说着，一边从抽屉里取出一本纸张已经泛黄的笔记本，翻到其中的一页手稿。这页手稿写于1953年5月18日，题目是《顽强的声音——记步话机员蒋庆泉》。 　　如今80岁的洪炉说，过去的许多年里，每当翻到这份手稿，便会想起那位未曾谋面的“故人”。 　　1953年7月，在另一场战役中，通信连的步话机员于树昌同样喊出了“向我开炮”，并在战斗中牺牲。洪炉将两位战士的相近事迹融合在一起，写出了《向我开炮》一文。 　　后来，这篇报道被《英雄儿女》的编剧毛烽和导演武兆堤发现，又结合了英雄杨根思抱着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情节，塑造出了经典的人物形象王成。 　　在那次与朋友的交谈中，经过时间和地点上的核实，洪炉发现美国州长口中“调来炮火”的小兵，竟然就是在蒋庆泉之后也喊出“向我开炮”的于树昌。 　　于树昌已经牺牲在战场上并成为战斗英雄，那个因被俘而被禁止宣传的蒋庆泉，如今身在何方呢？ 　 　真假王成 　　从1964年《英雄儿女》在全国放映开始，洪炉便尝试着寻找蒋庆泉。但23军在后来的裁军中整编到了其他部队，并没有保留这些战士的资料。 　　“为他抱不平，他是活着的‘王成’，却因为被俘而被剥夺了所有的东西。”洪炉这样解释自己寻找蒋庆泉的动机。 　　他曾找到过民政部门的负责人，希望对方帮助寻找这位“或许尚在人间的战士”，结果负责人告诉他，“电影中的王成已经死了，怎么还能让他活过来？” 　　更让洪炉觉得“特别难受”的是，从1990年代初开始，至少有5个不同的“王成”原型站了出来，并纷纷召开专题座谈会，接受各大报刊的“典型人物”采访。 　　这些典型的制造路径大多相仿：《英雄儿女》改编自巴金的小说《团圆》，而巴金曾下到部队中体验生活，因此便出现了一些“对号入座”的“英雄”。 　　事实上，在巴金的《团圆》里，王成只是一个过场式的人物，对其战斗画面的交待只有“王成没能回来，他勇敢地在山头牺牲了”这一句。 　　1994年，《英雄儿女》的编剧毛烽专门给洪炉写信，表示自己在塑造“王成”的过程中，曾经“整整一个礼拜没有动笔写成一个字”，直到和导演武兆堤看到《向我开炮》的故事时，才决定塑造这样一个英雄形象。 　　“我始终相信，真正的历史总有一天会浮出水面。”洪炉说。 　　从1990年代初开始，洪炉在《解放军报》、《中国文化报》、《北京晚报》等多家媒体上发表了关于“寻找王成”的文章。 　　2000年4月，在那篇《呼唤“王成”：你在哪里？》中，他首次提到了曾在指挥所与蒋庆泉直接通话的谷德泰和陆洪坤两人的名字，并希望找到两位老兵，还原那段被淹没的历史记忆。 　　近10年的时间过去，蒋庆泉仍然音讯全无。洪炉几乎要放弃了。 　　 向你开炮的人找你来了 　　蒋利也几乎要放弃了。在《呼唤“王成”：你在哪里？》这篇网帖下留言后，整整4年，他没有收到任何回馈。 　　直到2008年9月，他接到了一个来自江苏的长途电话。电话是陆洪坤打来的。 　　当时正值暑假，陆洪坤的孙女正在家中上网。老爷子突发奇想，让孙女在网上搜搜爷爷的名字，无意间发现了《呼唤“王成”：你在哪里？》这篇帖子和蒋利留下的联系方式。 　　多年来，陆洪坤同样没有忘记那个当年住在同一间屋的老战友。2006年，江苏宜兴官林镇文化馆搞志愿军老兵聚会，他便提出了寻找蒋庆泉的想法。但一说到蒋庆泉后来成为战俘的事情，在座的老兵们便不再接话，“一个都不讲了”。 　　通过蒋利，陆洪坤获得了蒋庆泉家的电话。电话打去，当听到老战友的声音时，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向你开炮的人找你来了！” 　　蒋利当时也在锦州的家中，据他回忆，交谈的时间并不长，父亲几乎是在“大喊”一样地和老战友叙旧。电话中，陆洪坤叫父亲“小鬼”，父亲则叫陆洪坤“小胖子”，那是两位老人50多年前对对方的称呼。 　　放下电话后，蒋庆泉“激动得浑身发抖”。这个20多年没出过远门的老人当即决定，让蒋利陪同自己下江南，去看老战友。 　　国庆期间，父子俩坐了20多个小时的硬座火车赶到宜兴。在陆家，蒋利终于听到父亲亲口讲出了那段在心中深埋了50多年的历史。 　　那是1953年的朝鲜战场，在狭窄的三八线两侧，密集部署着双方200多万人的大军。每一块阵地都被反复争夺，“人肉堆成山”，战士们没有时间修筑工事，就把尸体堆成坎，趴在上面打仗、进食、喝水。 　　4月18日，蒋庆泉所在的23军67师201团5连接到命令攻占石岘洞北山，然后“扼守阵地，组织炮火大量杀伤反击之敌”。 　　出发前，连长便开始指定若他死后谁来指挥，一直从排长指定到了年岁最小的一位班长。攻山成功后，165人组成的加强连，已经只剩下十几名战士，连长阵亡，排长阵亡，班长阵亡。 　　在阵地的暗堡中，幸存的战士围着担任步话机员的蒋庆泉，以保护他可以顺利向炮兵指挥部通报“撒花生米（炮弹）”的位置。 　　“就看着战友扑通扑通地倒下去，一个接一个。”蒋庆泉说，他亲眼看见一个拦着他不让他出碉堡的战士，头被打碎了，胸口也喷着血。 　　敌人则越来越近。 　　陆洪坤至今仍记得当年步话机中蒋庆泉的嘶吼声，“最后他不喊暗语了，就喊向我碉堡顶上开炮。我问他那你怎么办，他说你别废话，废话，向我开炮，向我开炮！” 　　然而蒋庆泉并未等到他要的炮火，却被敌人的弹片轰中了后背的步话机。后来他得知，我方炮兵在那个当口的弹药供给出现了问题。 　　负伤的他在地上爬，想找枪自杀。他看到另一名战士也在爬着找枪。 　　蒋庆泉回忆，当时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不能当俘虏”。后来，一枚瓦斯弹打入碉堡，他晕了过去。 　　蒋庆泉睁开双眼的时候，正躺在一辆卡车里——被俘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朝鲜战争结束后，6000多名志愿军归国战俘被送到辽宁昌图的归来人员管理处。 　　在管理处的一年时间里，他与另外15名战士分在同一个班。在他的印象中，每天的生活就是“认罪和检讨”，“不讲功，只讲过”。 　　16名战士仍然穿着军装，用着印有“抗美援朝”的陶瓷缸喝水，却不再被认为是军人。负责教育审查归俘的干部有这样的论断：“人民军队的字典里没有被俘，被俘就等于变节。” 　　最终蒋庆泉被组织上给予了保留党籍、党内处分的结论。 　　在“文革”中，档案被造反派翻出后，他又一次受到了冲击。运动的时候要斗争他，说他是叛徒。公社屋里都是批他的大字报，墙上是，绳子上挂着也是。 　　1981年12月的一天，民政局和组织部来了两个同志，宣布取消他的党内处分。 　　那一天，在朝鲜战场上一滴眼泪都没流过的蒋庆泉，大哭了一场。 　　从那一年开始，民政部门每个月都会给蒋庆泉发放一定额度的补贴，一开始是4块钱，如今涨到七八百元。 　 　恨不死在战场上 　　“你父亲这些年什么都憋在心里，委屈啊！”从陆家离开的时候，陆洪坤偷偷对蒋利说。 　　为了让父亲能够“宽心一点”，2009年夏天蒋利专程陪他到丹东给当年的老战友曹宅水扫墓。57年前，部队过鸭绿江大桥时，蒋庆泉看到路边有一块木制的墓碑，写有“曹宅水之墓”几个字，那是曾和他在同一个连队战斗过的吹号员。当时蒋庆泉二话没说就从队伍中跑了出去，对着木牌敬了个军礼。 　　57年过去了，蒋庆泉倚着栏杆，向鸭绿江对岸举起右手敬礼，久久没有放下。 　　随后，他们去抗美援朝纪念馆参观。一进馆，蒋庆泉便开始急迫地寻找与23军有关的图片。结果在石岘洞北山战役的展台，他看到的只有一幅炮兵阵地的照片。 　　蒋利回忆，当时老父亲就犯了倔脾气，愣是要把那张照片撕下来。再三劝阻后，他才将父亲拉了出去。 　　“我恨啊，为什么没有死在战场上。”坐在屋里的炕头边，当年的年轻战士已经变成了83岁的老人。他的头发和胡子都已经白了一大半，脸上满布皱纹，脑门上还留着一道弹片的疤痕。 　　“战争，把我爸的一辈子都打没了，他却记了战争一辈子。”蒋利说。 　　蒋庆泉的确老了，很多事情已经记不大清楚，看过的书转天就记不住了，连日子都要每天重新问问儿媳妇才能搞得明白。但只要一提起那段与战争有关的岁月，老人的语气就会变得急促而亢奋，有时说着说着就得捂住心口，休息很长时间。 　　老人说，有些事情，他永远都忘不掉。 　　1948年春节刚过，为了能吃上口饭，20岁的蒋庆泉跟着在国民党辽西师管区当兵的堂兄蒋庆云加入了国民党部队。后来，辽沈战役打响，他们随着大部队坐船向南溃败。 　　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大举过江，前一天的白天，蒋庆泉找到蒋庆云，他告诉堂兄，自己想家，想爷爷和奶奶，“就是枪毙了我也要回家”。蒋庆云举着枪犹豫再三，最终放走了他。 　　兄弟俩这一别竟是整整41年。直到1990年，蒋庆云才从台湾回乡探亲，那次，他给蒋庆泉带来了一个金戒指和一套西装。 　　当年，蒋庆泉一路往家的方向跑，结果在一个叫老虎桥的地方，看见一队解放军在烧火做饭。饿极了的蒋庆泉喊了一句，“老总赏我碗饭吃吧。”结果一个首长模样的人挥着手招呼他，“小鬼过来过来，吃饭吗？管够！” 　　就这样，他加入了解放军，掉过头开始追击国民党军队。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的战斗足迹踏过了江苏、浙江等几个省份，因为在解放上海的战役里表现英勇，还荣获了一个三等功。在浙江剿匪期间，他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蒋庆泉一度以为自己可以回家了，但他的军旅生涯还未结束。1952年，部队开赴朝鲜，准备接替当时的38军。从浙江坐火车到丹东，途经锦州站，蒋庆泉没下车，只在车上喝了两杯家乡的水。 　　入朝前，蒋庆泉由通讯员被调入步话机排当步话员。那段时间，他觉得自个儿是“一步登天”，不出操也不站岗，一门心思地研究、练习步话机的操作与联络。 　　年轻的士兵当然不会想到，这部步话机将如何烙进他的命运里。 　　从战场归来，除了脑门上的一道弹伤，肚脐上的一块刀伤，便只剩下那段难以碰触的经历。如今蒋庆泉还能清楚地记得，回国时见到家里还挂着烈属的牌子，结果发现他没死后，补助烈属的小米就没了。 　　他再也不愿向任何人提起那些往事。 　　务农的日子里，村里常有一些复员回乡的老兵，聚在一起聊当年打过什么胜仗。每当这时，蒋庆泉总是说“我没打过多少仗，我就会唱歌”，然后他就开始哼革命歌曲，把话题遮过去。 　　1960年代放映《英雄儿女》，蒋庆泉也带着儿女去看。看到王成喊出“向我开炮”的情节时，他开始偷着抹眼泪，回家后，又躲在被窝里哭。打那以后，他再也没看过这部电影。 　　陆洪坤曾问过蒋庆泉，为什么不把这段经历告诉家里人？ 　　“那不是我，那是英雄。我是战俘啊，一辈子都烙在心里，抠不掉的。”蒋庆泉这样回答。 　　蒋利一度以为，父亲心里的这个疙瘩，永远都解不开。 　　 荣誉与耻辱 　　2010年的一天，刚上完课的蒋利打开电脑，一封新邮件出现在邮箱里。发件者是记者山旭。他也看到了洪炉那篇《寻找“王成”》的文章。 　　生于1970年代的山旭在东北的一个工业城市长大，厂里有个巨大的电影院。在他的印象中，过去的英雄往往是在影片的最后牺牲，而只有这部电影，往往孩子们还没在座位上坐稳，英雄王成“向我开炮”的呼喊声便会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时值抗美援朝60周年，山旭渴望跳脱“宏大的历史叙事”，去找寻这个“活生生的人性故事”。 　　但寻找的过程却是一段让人近乎绝望的经历。 　　尽管知道蒋庆泉的部队番号，但对他的籍贯年龄却全然没有了解。后来山旭得知，67师的前身是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第10师，其主要人员来自苏北。整整3个月时间里，他几乎打遍了江南地区所有省市甚至县的新四军研究会的电话，又联系了北京地区的新四军研究会和志愿军老战士组织。 　　他一无所获。 　　转机出现在2010年4月，一个军事爱好者朋友激动地找到山旭，说在一篇网帖上发现了一个叫蒋利的人，他说自己的父亲就是蒋庆泉。 　　此时，蒋利7年前留下的电话已成了空号，山旭尝试着向他留下的电子邮箱发了一封邮件。 　　当天晚上，他便收到了蒋利的回复。 　　几乎在同一时间，山旭也联系上了住在北京部队大院里的洪炉。他清楚地记得，当自己把这个消息告诉洪炉时，这位稳重的老作家突然站起身，开始在狭小的屋子里不停地踱步，用手指头盘算着时间，急不可耐地问他，“带我去见见蒋庆泉吧！” 　　两天后，山旭开车来接洪炉，结果烘炉几乎把家里能找到的所有保健品都搬进了车里。 　　一进大岭村的蒋家院子，山旭回忆说，蒋庆泉便“腾腾腾”地从门口的石阶上跑了下来，绷直身板敬了一个军礼。 　　在蒋家，两位老人长谈了近10个小时。洪炉给蒋庆泉带来了一件特殊的礼物——当年在战地为他写的《顽强的声音》的手稿。 　　这是时隔50多年后，蒋庆泉第一次见到代表着往昔荣誉的证物。 　　在去蒋家之前，洪炉和山旭先到锦州市松山新区民政局查阅了蒋庆泉的档案。他们发现，在泛黄的档案袋中，大部分材料都是被俘人员的登记材料与认罪书。其中，“这是叛变行为，完全辜负了党对我的培养教育”、“感觉没脸见人，愧对党的教育”……这样的认罪语言随处可见。 　　洪炉将其中一些材料复印后带到了蒋庆泉面前。看到这些当年亲笔写下的字句，蒋庆泉用双手扣住头，半响不语。 　　洪炉记得，他颤抖着肩膀，噙着浑浊的眼泪对自己说：“我是俘虏，但我不是叛徒啊！” 　　对蒋庆泉来说，那段战俘营中的经历像刀子。 　　被俘后，因为重伤，他被送到汉城的后方医院，一位美国医生对他进行了治疗。一天，一个瘦高个儿的中国翻译陪着一个大肚子的美国传教士来到病床前。 　　翻译告诉蒋庆泉：“出于怜悯，出于对你的爱，出于联合国军的人道主义精神，给你三条路，第一条去日本，送你去学习；第二条上台湾；第三条你回大陆。” 　　蒋庆泉当即选了回大陆，翻译提醒他：“共产党对俘虏是最痛恨的，比恨我们还邪乎。” 　　“就是剐了我，我也得回家！”蒋庆泉记得，他当时这样回应对方。 　　和其他坚持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一样，他随即也遭到了对方要在他胳膊上刺下“反苏反共”以强行令其就范的威胁。 　　“要想刺可以，取刀去，这两臂你砍去，你随便刺。你这是断了我回家的归路，要硬给我刺，我宁可把舌头咬断了！”回忆到这里时，老汉挺直了腰板。 　　字最终没有刺成，他随即被剥夺了所有优待条件，送往釜山战俘营。在战俘营中，他用发来的药向韩国伙夫换来铅笔头，在纸上写下“我要回家”，还组织战俘营的志愿军们一起唱歌，唱《团结就是力量》。 　　1953年8月的一天，蒋庆泉和部分坚持回国的战友，突然被带出战俘营，押上了一艘登陆舰，被关进了铁笼。他们一度以为自己要被处决。 　　实际上，朝鲜战争已经宣告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和联合国军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 　　蒋庆泉回忆，在交换战俘的现场，大伙“炸了锅一样地哭”，祖国的同志过来了，递给每个战士一盒大中华烟。他把上身的囚衣和鞋子都脱下来，狠狠地扔到了地上。 　　他觉得，回国了，要把所有耻辱的印记都扔掉。然而他最终发现，有些印记是永远扔不掉的。 　　如今蒋庆泉的桌子上，常年摆放的一本书叫《荣辱悲歌——一名志愿军女俘的坎坷人生》。 　　 让我重活一回人 　　洪炉决定帮助蒋庆泉解开心结。 　　他曾经和几个志愿军老兵去过一次美国首都华盛顿，发现在城市的中轴线上，林肯纪念碑的西侧立着韩战的纪念碑，东侧则是越战的纪念碑，纪念碑上面刻有所有战死士兵的名字。这让他感动不已，“对于失败的纪念，是对战士生命价值的尊重”。 　　“战或许是错，但败不是错。战争或许有错，但战士没有错。”洪炉说。 　　离开蒋家半个月后，洪炉和山旭把蒋庆泉请到了北京。这是蒋庆泉第一次参加志愿军老兵的纪念聚会。 　　在那次聚会上，有这样一幕场景令洪炉感动不已。当主持人在台上讲出蒋庆泉的故事时，台下坐着一位志愿军某兵团的老政治部主任。这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执意要起身上台，身旁的两位助手阻拦，结果90多岁的老将军说：“就是死，我也要上去。” 　　吃过两片药后，老将军被搀扶上台。他颤颤巍巍地握住蒋庆泉的手，然后把自己胸前印有“和平万岁”的纪念章摘下来，交到了蒋庆泉手中。 　　“你是真的英雄！”老将军说。 　　“谢谢首长！”蒋庆泉敬了个军礼大声说道。 　　“这一天不晚呐，不晚。”每当提起这一幕，蒋庆泉的声音便开始颤抖，“让我重活一回人，真正在人前当个实实在在光明磊落的人。” 　　从2010年开始，由于洪炉和陆洪坤这两位当年的亲历者站出来为蒋庆泉“王成般的英雄事迹”作证，多家媒体都跟踪报道了此事。慰问电话纷纷从全国各地打来，最远的甚至包括旅美的华侨。 　　但蒋庆泉的生活依然平静，他仍然要和老伴儿推着三轮车上集卖鞋垫，仍然抽着1块钱一包的大丰收牌香烟，仍然要照料院外种下的小葱和韭菜。 　　不过子女们说，一些微妙的变化正在父亲身上悄悄地发生。 　　他管小孙女要来了破旧的新华字典，闲了便写上几首关于那场战争的“对仗句儿”。不到一年的时间，稿纸便堆起了半米多高。他还常常念叨起一个美国大兵，那是在一次近身肉搏战中被他打跑的对手，他会指着自己肚子上的伤疤笑着对老伴儿念叨：“这就是他留下的呀，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 　　洪炉曾跟蒋庆泉讲起过关于美国州长的故事。 　　他告诉蒋庆泉，奥卡拉汉州长在看过《英雄儿女》后，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进而觉得，双方的立场和价值观不同，“那个中国兵只是坚持了他的价值观”。 　　后来，奥卡拉汉一家都成了促进中美友好的积极人士。他也一直在筹划，想以自己的经历拍摄一部美国版的《英雄儿女》。前几年奥卡拉汉因病辞世，去世的时候还特意交待家人，一定要完成这部影片。 　　最新的消息是，电影的第一个镜头将在联合国大厦前开拍，那里有一座给枪管打上结的反战雕塑。筹备组的工作人员专门托洪炉转告蒋庆泉，“这将是一部为了历史和人性而拍摄的反战电影”。 　　“好事，这当然是好事。”提起这件事，蒋庆泉朗声笑起来，“我还想去给那个州长扫扫墓，替于树昌，也替我自己。”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08.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中国青年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本报记者 赵涵漠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4月06日  10 版） 赵亮 　　 从外表上看，纪录片导演赵亮是个打扮光鲜，走在时尚前线的“潮人”，但十多年来，他一直在用摄影机执著记录下那些苦难的人群。抬起摄影机时，这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工作狂，但放下摄影机之后，他却始终流露出一种精疲力尽的无力感—— 　　在德国柏林波茨坦广场一栋极具朋克风的电影院里，当来自中国的纪录片《在一起》放映结束后，等待导演赵亮的是500多名观众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在如此热情的表达方式前还不太自在的导演，甚至不由得感觉“让我站在那儿半天，挺尴尬的”。 　　两个月前，这部反歧视艾滋病纪录片成为第61届柏林电影节全纪录单元中唯一一部华语影片。“这是一部真诚的作品”，一名坐在观众席的德国记者赞叹道：“它让我看到中国人对艾滋病人的态度。” 　　当回到北京的最近一次放映，能容纳100多人的影厅里座无虚席。仅仅85分钟的影片结束、灯光缓缓亮起时，仍然没有人起身离去。墙壁上贴着不太显眼的电影海报，春天里，漫山遍野开着粉白色的杏花，3个身患艾滋病的主人公在杏树下微笑着谈论生死和未来。 　　“我想下辈子投胎变成鸟，飞到哪儿都能去。”一个在外企工作的女孩就在这海报前重复着11岁男孩胡泽涛的愿望。她有点不好意思地眨巴着哭红了的眼睛，“我从没想过艾滋病人会是这样一群人。” 　　巨大的电影幕布上，是曾经被刻意忽视的感染者。云南、黑龙江、上海、四川……赵亮几乎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在这些城市寻找这个人群。防艾组织向他推荐感染者，上百个人与他在网络上联系，他们因共用吸毒注射器、母婴传播、卖血、宫外孕手术输血或不安全的性行为，感染了这种可怕的疾病。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依然卑微而顽强地生活着。 　　云南的一个大男孩，迫于经济压力，只能吃最廉价的药维持生命，每天卷起裤管，用蘸着碘酒的棉花棒一点点地涂抹正在腐烂的双腿。“那种味道我到现在也忘不了。”赵亮说。 　　一个一辈子生活在农村的老人，生活节俭，一辈子连烟都不抽，在山里植树造林。可一次去医院输血感染艾滋病，同村人都嘲笑他“搞破鞋了”才得这种怪病。老人生命里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躺在床上等死。过年时，只有暖气包上几个皱巴巴的小苹果陪伴着他。 　　还有一个黑龙江的女孩，“结实又漂亮”。在正式拍摄前，人们都想当然地以为这“肯定是个小姐”。可在镜头面前，这个女孩哭着说，自己的第一个男朋友、也就是之后的丈夫，在结婚前就因卖血得了这种病。对她来说，保持活下去的勇气是很难的事情，“每天晚上做梦都在哭”。 　　看起来，那是一个和赵亮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40岁男人戴着黑框眼镜，穿着黑色皮衣和米白色窄腿裤，即使安静地坐在电影人扎堆儿的咖啡馆里，也是打扮最潮的人。有时，他每分钟就会用iPad“织条围脖”，并不忘记用自己的iPhone4手机上传“山花烂漫野长城”的照片。 　　“我喜欢穿得好看一点。”他笑起来。随后又歪着头反问，“难道外表光鲜的人，就不能去拍那些苦难吗？”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用镜头记录苦难。1995年，这个生长在边境小城丹东的男人，从丹东电视台来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认识了一些“主动放弃国家分配，以‘盲流’身份寄住在圆明园一带的流浪艺术家”。在那里，他记录下圆明园画家村被强制解散的事件。 　　此后，他又用12年的时间拍摄北京的上访村。这个长发青年，每天骑着自行车寻找拍摄对象。苦难是那里生活的主菜，他常常“一边扛摄影机一边流眼泪”。 　　“憋12年拍一个片子，这得是个什么人啊，我挺想不通！”《在一起》的录音师施谦感叹。 　　但赵亮声称，就是在长达12年的拍摄过程中，他“变成一个老爷们儿了，不再轻易被感动，更多时候会在脑子里思考”。但那段回忆已经无法抹去，这个工作起来总是“苦瓜脸”的导演，曾经认真地问录音师：“我十几年都和这样的人交流，面相都变苦了吧？” 　　3年前，顾长卫筹拍与艾滋病有关的电影《最爱》，并打算寻找到一些艾滋病人进入剧组。顾长卫找到了已经在独立纪录片界颇有名气的赵亮，试图为这些病人拍摄一部纪录片。 　　对于赵亮来说，这几乎是一个“完全不了解的小世界”。《最爱》和《在一起》两个剧组的成员都难免会生出担忧，布景部门的人担心，“盖房子、搭景常会有伤口，这会感染吗？”还有人担心，夏天男人们都打赤膊，流汗会不会引起传染？ 　　剪辑师冯章顺还记得，第一次和感染者们吃火锅，他心里一直犯嘀咕，“吃完一顿饭，连菜是什么味儿都不知道”。施谦最早见到的则是一位异装癖，“当时我得在他身上别话筒，可我手一直抖，怎么都别不上。” 　　“我们对艾滋病只有最粗浅的了解，一开始时，心里难免会害怕。”导演助理耿军回忆，那时赵亮只是扯着脖子喊了一句，“操，没事，不传染！” 　　“虽然没人知道他心里到底怕不怕。”耿军笑着补充了一句。 　　渐渐地，这个“不K歌也不闯夜店”的导演发觉，“就这么在一起生活，像亲人一样，真没什么。”但当恐惧消除后，另一种更复杂的情感又出现了。 　　“特别纠结。”他叹了口气，再一次在镜头之外产生焦灼的无力感。 　　2010年除夕，赵亮前往山西临汾拍摄胡泽涛的家乡。全家只有这一个孩子是病人，母亲早逝，父亲续弦，在那个穷困的小山村里，这种病足以让家人难堪了。镜头中，煮着粉条、腐竹、青菜的火锅就是这家人的年夜饭。但那一张脏兮兮的小脸吃得再起劲儿，也从来不敢把筷子伸进火锅夹菜。 　　“爸，给我夹块豆腐。”孩子举着碗怯生生地喊着。 　　同行的人还记得，当时这个东北男人“气极了”，他甚至大声质问那位父亲，“是你不让他在锅里夹菜吗？” 　　如今，这个小男孩就像《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里的童星一样，坐上飞机，参加柏林电影节、香港电影节，和国际明星一起走过红地毯。 　　但赵亮总还是会担心，一旦他们回到家，将要面对的还是低矮的土房和破旧的土炕。可他相信，“尽管这个片子不可能一下改善个人的命运，但让更多人看到他，逐渐或缓慢地让感染者的生存处境稍微改善，总有些现实意义。” 　　而对于小男孩胡泽涛来说，影片拍摄结束后，他终于可以和家人同锅夹菜了，这或许就是最现实的意义。 　　没有人知道，这个仍然常常被称为“新人导演”的40岁男人，究竟为什么会如此执著地对灰暗的现实感兴趣。因为在生活里，他无疑是鲜亮的，“挺时尚的一个小伙儿”。 　　工作伙伴们还记得，在拍摄《在一起》的4个月时间里，尽管那片山区甚至没有网络，但这个导演从来没有忘记“臭美”，“总穿特别紧的T恤，有点英伦范儿，一天一件新衣服，连颜色都不重样”。 　　但是，当他扛起摄影机，一切就改变了。在同事们看来，他是“对待工作最认真的人”，漂亮的衣服“蹭得满身泥也不在乎”。平日里，虽然“很真诚，掏心窝子”，可是一旦走进镜头的世界里，就“常态性歇斯底里”。 　　“你傻啊，这么好的镜头，全被你毁了！”这个工作狂不只一次对不小心穿帮的工作人员大喊大叫。 　　可当他卸下自己的摄影机，却常常感到精疲力尽，“做纪录片真的太苦”。因为他所关注的常常是这个世界不愿被人曝光的角落，《在一起》之前，他甚至没有一部能够登上电影院线的作品。他说不清自己为何偏偏要关注这些令人痛苦的现实，“可除了这些，还能关注什么？我想不出来。”这个总将自己定义为“一个普通文艺工作者”的男人相信，“只要是个人，有点良知和正义感的话，都会去关注这些，否则，就是愚昧和懦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 　　如今，他40岁了，他的纪录片第一次真正走进电影院，排队等候的观众将整个影厅坐满。而在电影人聚集的咖啡馆，这个男人在接受采访时连续吸了5根香烟。一个朋友走过来调侃他，“哟，主流导演来啦！” 　　“马上就回归了。”他看着对方的眼睛一本正经地回答。“能让更多人看到自己的作品是件很愉快的事，可我的立场和观点不会改变。”他更坚信，自己关注的苦难，其实“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这个社会的主流”。 　　“每个人不都在遭受着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吗？”一个短暂的疑问句之后，他吐出一口烟，“这是一个多么粗糙的世界啊！”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08.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中国青年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接到一个记者的私信，说到这样一件事情。接到上司的采访工作安排，联系新西兰地震中被困中国学生的家人。对方接到电话，明确地表示，自己不想接受采访，并且提醒记者，不要老打电话，因为他正在等待中国驻新西兰使馆打来的电话，等待亲人的最新消息。 记者当然理解家人的心情，但上司却不这样想，对于上司来说，最迫切的是能够获得对这位家人的采访机会，让自己的报道和版面显得丰富，或者在他眼中，更加有人情味，于是要求记者要拿出“磨”的精神，甚至是“忽悠”，务必要说服家人来做这个访问。 年轻的同行觉得很无助，因为她清楚地明白，自己不想再去打扰对方，可摆在面前的现实又让她很难选择，因为对抗上司的结果，很可能被视为不够进取，意味着不再能获得好的工作安排。 这样的困惑，这样的冲突，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在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在如何报道灾难事件的同时，顾及灾民或者受害者家 人感受的问题，曾经有过一些讨论，不多，很零碎，但是至少已经开始。这是因为到第一线采访的记者人数多了，不像以往只有几家媒体，加上网络传播的延伸，使 得越来越多人关注到记者在前线的采访手法。所有的讨论其实就是集中在这样的问题上：采访到底是为了什么？ 采访这些突发灾难事件，为的是让外界能够了解到灾难的状况、灾民所受到的影响，这样可以让外界提供更多更有效的帮助。采访灾民也好，受难者家人也 好，是希望透过她们的描述，让远离现场的人，能够有更加深切的感受。但是所有的这些访问，除非对方是官员，或者是为了揭露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不然的话， 都需要获得被访者的同意。 这样的讨论，最近在香港会有不少，特别是在菲律宾人质事件的报道中，是不是一定要想尽办法采访到受害者家人，在媒体人当中有不少的讨论。因为在后方 上司的压力下，有的记者选择尊重家人的意愿，有的则选择听从上司的安排——不过，这样的访问播出之后，遭到了不少的批评，也有媒体人在网络上发起“向上司 说不”的行动，因为如果说，关系到公众知情权才称得上是新闻的话，那些受害者家人的眼泪和悲伤，对于媒体来说，只是提升收视率的手段，对于有的受众来说， 只是一种挂着所谓同情心招牌的消遣。 做还是不做，除了媒体中有决定权的那些上司，其实受众也能够施压一定的影响，让媒体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展现人文情怀。因为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大部分人，总是希望看到这些灾难中受害者的眼泪和悲伤，以为这是展示自己同情心和爱心的良机，媒体就会毫不犹豫地迎合这种需求。 遭受了灾难，有的人可以通过其他人的聆听，来分担心中的苦痛；而有的人，不愿再提及伤痛，因为一次次的提起，都是一次次的揭开伤疤。正因为这样，他 们对于媒体，对于关心他们的别人，会有不同的态度和期待。作为公众，作为媒体，如果分不清楚这些，常常会带着好意伤害其中的一些人。 而这种伤害，相信没有人希望发生，除非真的把灾难看成媒体的机会，或者让自己远离灾难，将其当成一部大片来看。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3/03.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中国青年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