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

本报记者 王波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2月16日  12 版） 　　 董丰均在办公室 中学政治课本 董丰均当年收到的张道旭的信 董丰均在马基雅维利墓前 董丰均的书籍和发表文章的刊物 董丰均用过的教学大纲        告别中学讲台已近两年，但59岁的董丰均始终觉得自己在政治教学上的“最后一课”，至今还没上完。 　　这一课的内容，是要纠正中学本中他认为有待商榷的一些表述。为了补好这一课，他的办公桌上，长年备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资本论》、凯恩斯的《货币论》，以及多种版本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和中学政治教材等书籍。身后的报架上，夹着他爱看的几份报纸，倚着书柜堆放的旧报纸，高过了他的头顶。 　　在湖北省十堰市郧阳中学这位政治老师眼里，这些书报，都牵扯着他未竟的政治课教学。从2009年秋天至今，他大部分时间都埋首于这些书报间，寻找答案。 　 　一封信带来的改变 　　困扰董丰均的问题，出现在2003年10月22日。 　　那天，他拆开了一封写着“董丰均校长收”的信，随后这个教了27年政治课的老师便开始“寝食难安”。 　　写信人是十堰市房县一中政治教师张道旭。那年暑假，他参加了全市高中政治教师暑期培训，主讲老师就是十堰市中学政治学会会长董丰均。 　　刚教了3年政治的年轻人在《思想政治课教学》杂志上看到，有人在《纸币的职能》一文中的观点，与高一政治课本上的提法互相矛盾。 　　“我有疑问，便给董老师写信请教。”张道旭回忆说。郧阳中学是十堰市最好的中学之一，董丰均时任副校长。 　　此前，董丰均教过的高三学生中有多人的高考政治成绩列鄂西北地区第一。在张道旭眼里，董是整个十堰市最优秀的政治老师，应该可以解答自己的疑问。 　　信中，执弟子礼的张道旭问道：“纸币到底有没有价值尺度、贮藏手段、世界货币的职能？” 　　课本的标准答案很明确：没有。但这一次，董丰均没有像过去那样直接回答，而是把自己手里的政治课本又仔细翻阅了5遍。他发现，书里说纸币没有价值尺度、贮藏手段、世界货币的职能，但隔了没几页，又说美元、英镑、日元等纸币有世界货币的职能。 　　“这不是前后矛盾吗？”他摊开双手，用手指敲着办公桌厉声道。 　　董丰均一直颇为自豪的一点是，自己在课堂上从来没有被学生的问题难倒过。但这一天，他发现自己第一次被“问住了”。尽管有些难以接受，但他还是承认了这一现实。在给张道旭回信中他说：“这个问题容我研究后，再给你答复。” 　　在女儿董蕾的记忆里，爸爸喜欢跟人争辩，并且很少有争输的时候。因为他做什么事情，都喜欢从理论上搞清楚。然而这一次，自认为说服能力比较强的董丰均发现，自己教了20多年书，这些理论却依然没搞清楚。他打心底里难以接受。 　　更何况在他看来，张道旭是执弟子礼郑重提出这个问题的，学生问老师问题，老师不能不闻不答，而且必须给出负责任的明确答复，这是老师的职业道德要求。 　　不问对错的27年 　　如何答复这个问题，从此成了董丰均的心病。他开始四处寻找答案。 　　他从家里的地下室里，找出了《马列著作选读·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程》等已经发黄的书。这些书是他上世纪80年代初在华中师范大学进修时的教材和读物。 　　看到这些书，董丰均想起来，那会儿教他政治经济学课程的黄思谦教授，似乎也曾对如今张道旭提出的问题有过疑惑。不过，教授在当时只是留给了台下听讲的学生们一个思考题，并没有给出自己的答案。 　　30岁出头的董丰均当时也没有思考出个所以然。回到郧阳中学的课堂上，这个已经教了8年政治课的老师告诉他的学生们：“一切以参考答案为标准，因为高考只认参考答案。” 　　这种策略收效明显。董丰均所带的高三学生，陆续在高考中出了好几个鄂西北地区的政治单科“状元”，其中一个班的高考综合成绩更是创造了该校历史上“难以逾越的奇迹”。 　　虽然在备课时会发现有些地方自己想不通，在教高一学生学习、带高三学生复习时，也发现有些地方讲不通，但这位政治老师觉得，让这些山里的娃子们背好参考答案、高考考出高分，才是最大的“政治”。 　　“所有的不通，也就放下了。”董丰均回忆说。 　　并且，他当时很真诚地认为，“教材不是一般的书，代表着已经公认的文化、科技和思想成果，代表着国家意志。不仅印量最大，而且通过最正规最有效最强制的渠道，经老师向学生灌输”，“教育部门在编写教材时，肯定是慎之又慎的”。所以，教了27年政治课，他从来没有怀疑过教材会有问题。 　　也是在这不问对错的27年中，董丰均一步步由学校的团委书记、政教处主任、校办主任，最后升任副校长。而他的政治教学水平，也在整个十堰市得到认可，被选为市中学政治学会会长。 　　27年下来，董丰均手里的中学政治课本内容和高考重点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初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简史”和“时事政治”等5大块的内容。后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科学社会主义”这一部分被取消，再后来“社会发展简史”被“政治学”所取代。 　　上世纪80年代，为了让学生了解“时事政治”，董丰均曾把家里好不容易凭票买来的日立牌电视机搬到教室里，让学生们看新闻。他旋转摇晃着天线，尽力让画面变得更清楚，然后自己站在那里扶着天线。 　　近20年后，董丰均到宜昌旅游时，一位当年的学生动情地向董蕾讲述了这些往事。那个孩子已经上中学的学生说，他还记得有一天雷雨交加，自己一直担心扶着天线的董老师会被雷电击中。 　　董丰均自己则顾不上担心这些，他当时正被一些问题困扰着。尤其是在“苏东”剧变之后，这种困扰越来越大。“我当时对教材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说法确实有疑问，怀疑帝国主义到底会不会灭亡啊。”他笑着回忆道。 　　不过这种困扰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他的这种疑问就出现在了学生的考题里，而从这些考题的参考答案里，董丰均找到了新的理论逻辑，疑问自然也被打消了。 　　在学校入党积极分子的党课上，这位旁征博引的主讲老师也变得更加应付自如了。他的讲课风采，折服了不少学生。 　　“他讲党课，不仅让人觉得这个老师学识渊博，而且说话很真诚。”目前正在中国科学院读博士的吴胜涛回忆说。他还清楚地记得15年前董老师给自己上党课时的情景。 　　几节党课之后，当时的高二学生吴胜涛在一天下午放学后，敲门走进了董丰均的办公室。在张口说话之前，吴胜涛先给这位仰慕已久的政治老师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说明自己的来意。他刚刚从理科班转到文科班，感觉自己的政治课跟不上，很多考题不会做。他听一些毕业学长说，董老师不像有些政治老师，上课只会念课本，而是看马列原著，然后结合课本深入浅出地应用到讲课中。所以他冒昧地希望副校长能给自己补课。 　　学校里有这样肯学好学的学生，董丰均感到很高兴。他告诉这个怯生生的孩子：“没问题，只要我不开会，你下课后随时可以来找我。” 　　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董丰均除了教自己班上那些高一、高二学生的政治课，还在每天下午放学到上晚自习之间，义务辅导自己眼中的这个“可造之才”。每当有会议的时候，他会提前告诉吴胜涛，或是在办公室里留张纸条。 　　最终，吴胜涛以全市文科第三名的成绩，考进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这番师生情，也成为郧阳中学校园内的一段佳话。 　　 看得见的高考，看不见的政治 　　2002年，吴胜涛大学毕业后，选择到北京一所很有名的重点中学做了政治老师。他坦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董老师的影响。 　　初执教鞭的年轻人，从他的老师那里吸取经验，尽力扩大自己的阅读面。在上政治课时，吴胜涛欣喜地发现，“只要不照本宣科，言之有物，学生还是很买账的”。他的努力，也让他在校内教学考评中，成为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 　　然而在备课的时候，吴胜涛常常发现，有很多问题自己想不通，背下来很容易，跟学生讲清楚却很难。 　　他经常就这些问题跟人讨论，发现不少老师也有同感。但也有人开导这个年轻人：“想那么多干吗？中学政治课，对老师来说，只是一个饭碗；对学生来说，也仅仅是为考试而学它。” 　　有时候，吴胜涛会把课本里那些自己想不通的问题，跟教研员讨论。但他发现，进行一般的探讨还可行，一旦这些问题成为考题，有了参考答案，再要讨论就很难了。 　　几年的任教经历以及与同行之间的交流，让他越来越觉得，很多老师根本不相信自己所教的东西。“他们觉得政治老师就像电视台的播音员，稿子已经写好了，照着念就行。”当然，更让这个年轻人难以理解的是，不少政治老师不仅不看书，而且认为课本里那些东西完全没有讨论的必要。 　　没有了“对知识的深信”，这顿时让吴胜涛失去了授业、解惑的快乐。他甚至觉得，政治老师处境尴尬——“官方说政治很重要，实际上，无论是学校、老师还是学生，都没把政治课当回事，也没把课本里的理论当回事。” 　　他时常把这种感觉跟董老师交流。但董丰均总是告诫这个曾经的学生，当政治老师一定要有优越感。 　　在湖北省的一次教研会议上，董丰均主动起来发言，话题便是“政治老师一定要有优越感”。他的理由很简单：孔子能成为万世师表，不是他语文和数学教得好，也不是他艺术教得好，而是他政治教得好。 　　但是董丰均也很明白，政治课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并不是像他认为的那么重要。 　　有一次，省里一位教研员到十堰市传达中学课程改革的有关精神。在会上，董丰均提出了自己关于政治课教学的一些想法。他说罢，那位教研员随口嘟囔了一句：“政治不就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吗？” 　　更让董丰均一直耿耿于怀的是，从1993年起，理科高考便不再考政治了。他认为这是“国家政权削弱了对政治课的重视”，因为中学政治基本处于“不考就不学”的状态，而理科学生多，聪明的学生相对也多，这些聪明的大脑大都抛弃了政治课。那些没法抛弃政治课本的文科生，很多人对政治课也提不起兴趣。 　　董丰均为此忧心忡忡。“政治课除了教娃子们考试，更重要的是要教他们人生哲学。”他强调道。 　　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更多的时候，政治老师和学生们只是为了考试在学在拼。他们不得不依赖参考答案，进而不得不依赖政治课本。 　　 不知对错的7年 　　所以当年轻的政治老师张道旭提出疑问时，董丰均意识到，这个问题需要严肃对待了。 　　除了翻出自己当年的进修课本，这个在妻子眼里“一辈子爱抬杠，钻牛角尖”的人，还跑到市图书馆借出了马克思的《资本论》。 　　在通读这些书籍之后，他写出一篇文章《纸币到底有哪些职能》，认为“教材应做适当修改”。文章后来发表在2004年第8期的《中学政治教学参考》上，他还收到了70元的稿费。 　　回到课堂上，他手里的教科书并没有如他所愿“做适当修改”。他在论文里所思考的问题，也从来没有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过。 　　虽然已经认定课本有自相矛盾之处，但董丰均在给学生讲课时，还是紧扣课本，“即使错了也要按照课本来”。 　　“没办法，娃子们要参加高考，要升学，而高考只认参考答案，参考答案则以课本为标准。”他感慨说。虽然深刻感受到，这种只背标准答案，不问问题的教学与考试，会禁锢创新精神和思想，但他无能为力。 　　让他感到遗憾的是，在教学过程中，虽然自己发现有些地方讲不通，不主动去讲自己的疑问，但学生也很少提出问题。 　　董丰均特地将2010年12月24日的《人民日报》第12版收藏起来。因为上面刊有原国家总督学柳斌的文章《当前教育最缺“问”》。文章写道：“我们现在教育模式最大的弊，不是在学‘问’，而是在学‘答’。”董丰均特地将文中类似的语句，用红笔划了出来。这一弊端，他感受颇深。 　　自己的文章在2004年发表后，董丰均把文章寄给了敢于提问的张道旭，算是老师给学生一个“负责任的回答”。 　　在思考怎样回答张道旭的过程中，董丰均对货币有了更多的思考。2005年，他写成一篇论文《试析哈耶克 的不可行性》，拿到一家期刊发表。由于驳斥的是诺贝尔奖得主的观点，编辑疑虑重重地问他，“会不会闹笑话？”董丰均告诉对方，“绝对不会，你要相信我。”这篇论文最终发表了。 　　一年后，他又写出论文《对当代货币的理论阐释》，针对马克思提出的“货币天然是金银”一说，他提出“货币天然是信用”。 　　因为这篇论文，董丰均在2006年12月收到一所重点大学学报编辑部的用稿通知。通知说，他的“大作”将会刊载在该刊2007年上半年的“专辑”里，但他需要在收到通知的7天内，交纳版面资助费800元。 　　得知自己的论文可以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董丰均喜出望外，随即寄出800元。论文如期刊载在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专辑上，这一度让他认为自己“解决了前人未能解决的问题”，也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 　　然而这种快乐在当年暑假就匆匆消失。一位校友回校看望老师，董丰均跟她聊起了当下的社会现象，感到痛心疾首。不知不觉中，他们的话题转到学术腐败上。校友提及，一些学术刊物为了挣钱，常常以出增刊和专辑的形式收取版面费。尤其是“专辑”，印刷后一般只寄给文章作者，而里面的文章，很多在期刊文献的数据库里根本检索不到。 　　听到这些话时，董丰均想到了自己的文章，虽然尽量不动声色，脸上却是一阵又一阵的滚烫。 　　回到办公室，他迅速在网上检索，结果真如对方所说。 　　“我被愚弄了！”董丰均至今仍难以掩饰当时的惊诧与愤怒。 　　他随即致信该刊编辑部，愿意再出800元钱，要求将论文发表在正刊上。编辑部未予理睬。他再次致函询问，编辑部终于回信说，“董先生在信中所阐述的文章的学术价值，至少本刊相关编辑对此并不认同”，故只能发在注有“专辑”字样的增刊里，“只是普遍地，专辑的订阅量很少”。 　　“不认同学术价值，但只要给钱就发表，这难道不是惟利是图、不负责任并且学术良心泯灭吗？”董丰均愤怒地说道。 　　他找到自己在武汉当律师的学生，试图跟编辑部打官司。但学生告诉他，“这种事儿太多，打官司没什么意思”。董丰均只好作罢。 　　就这篇文章，他还曾在朋友的介绍下，与一位经济学教授取得过联系。 　　打通电话后，教授上来就问：“你是不是想发表文章提职称？” 　　董丰均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告诉对方，自己已经“船到码头车到站”，关心的不是职称，而是自己对政治教材的一些想法。教授听完后，告诉他：“这个问题理论价值不大。” 　　另一位经济学教授，在某知名大学主办的期刊里担任编辑，是郧阳中学校友。董丰均给他寄去论文后，打电话告之自己的这篇论文“是要纠正政治教材的错误”。 　　电话那端，教授略有迟疑：“教材，教材？……”董丰均顿时领会到，中学教材里的错误，在教授们看来实在是个小问题。 　　但在董丰均看来，这不可接受。以他的经历，他知道在教学过程中，中学师生对教材的依赖程度。 　　“理论界有争议的东西，我们教学中得按教材上讲的处理。教学是为了参加高考，高考得靠正确答案得分。”张道旭说得更直白。 　　这个当年勇于提问的政治老师坦言，大部分政治老师都是教书匠，对很多问题都没有思考，或者认为没有思考的必要，不会像董校长那样去思考。他介绍说，跟语文、历史等其他学科不同，即便是在全国范围内，真正教得好的政治老师也很少。有影响的中学政治老师，大都是编高考复习资料，或者是研究高考命题的老师。 　　这一点也得到郧阳中学政治教研组组长丁仕国的认同。“政治老师确实没有特别有声望的。”他说。 　　丁仕国介绍，稍微有点名气的政治老师大都热衷于编资料、搞讲座，没人像董丰均这样跟政治教材较真。 　　2008年，董丰均发现已经使用了3年的高一《思想政治》教材上，有两处表述错误，一处是“纳税人”的定义里掉了一个关键的字，另一处则是将定期储蓄的存期种类搞错了。 　　发现这些错误后，董丰均及时写了一篇小文章，刊登在当地的一家刊物上。他坚持认为，“教材是最权威的知识载体，不能容许出现可以避免的错误。” 　　 我只是追求真理和思考的权利 　　2008年，董丰均曾托人将自己的论文发给国内一份权威的经济类期刊。在等待了3个多月之后，他得到的答复是：“因版面紧张，无法刊登。” 　　这样的拒绝没有让董丰均灰心，反而让他心中有了更多的希望。他认为权威期刊以“版面紧张”而非“没有学术价值”的理由拒绝自己的论文，或许说明自己的思考和研究并非毫无价值。 　　在几张已经起皱的稿纸上，董丰均将自己收集来的各种正规期刊的联系方式和地址，很详细地记录下来。他先后给这些期刊投稿，最终都换来了同一个杳无音讯的结局。 　　2009年4月，这篇论文终于在一本名为《现代经济》的刊物上发表。不过，为此董丰均支付了900元的版面费。3个月后，他的另一篇论文在《中国教育发展研究》上发表，花费了他460元。 　　这期间，在吴胜涛的联系下，北京师范大学的“师范教育·名家讲坛”系列之“光荣的人民教师”讲座，邀请董丰均讲述如何成为一名优秀教师。组织者误将他介绍为中学特级教师，结果他一上台就纠正，声明自己只是高级教师。 　　据他的同事介绍，在最有机会晋升为特级教师那年，身为学校领导的董丰均将机会让给了一位普通老师。再后来，评特级教师有了课时量的要求，作为校领导的董丰均因为代课少而失去了机会。 　　这也难免让外面的人认为，他发表论文是为了评职称。实际上，在2009年秋天被定为正处级调研员后，董丰均应学校的要求，才首次将自己发表论文的情况汇报给学校。 　　在2009年6月8日的高考文科综合考试结束后，57岁的董丰均送走了他所带的最后一届高三学生，也告别了他坚守33年的政治课讲台。被定为调研员后，他可以不用再上课，也不用每天打卡上班。 　　不用教课，让董丰均的日常工作比以前轻松了许多，但这多少也让他觉得有些遗憾。 　　“把知识讲给学生，让学生理解，看他们会心地笑了，这是一种享受。”董丰均翻着那些自己曾经用过的教科书说道。 　　说到激动处，董丰均常常会撅着嘴，双目圆睁，满脸通红。他经常跟年轻人说的一句话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2009年初冬，他在街上遇到一位老同学。同学问他在忙什么，他回答在研究货币。对方很意外，他竟会对钱币感兴趣，于是热情地说，自己认识十堰市钱币学会的人，可以介绍他认识。董丰均马上纠正道：“不，我要联系的是金融学会。” 　　结果，在听了他“货币天然是信用”的提法后，这位曾经担任市社科协领导的同学，直斥董丰均竟然提出跟马克思不同的观点。同学说了一句，“你这叫狗胆包天，无知者无畏”，然后挥手离去。 　　接下来的冬天，董丰均几乎一直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写出了10余万字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并打算出书。在写作的过程中，他一直充满着自信。因为在他告别讲台之时，拿到的新政治教材上，谈到纸币时已经不再讲纸币没有价值尺度、贮藏手段、世界货币的职能。 　　书稿完成之后，董丰均几经辗转，通过北京一家文化公司联系到一家出版社，出版了这本名为《货币天然是信用》的小册子。他需要为此支付3万元。他的6个学生得知这件事情后，共同捐助了3.1万元。 　　书出版之后，有毕业生提出要把董丰均手里的几百本书全买了，算是对老师的支持。这遭到了董丰均的拒绝。他的理由很简单：“我不是为了卖钱。” 　　每次碰到自己认识且觉得有见解的人，他都会主动送给对方一本书。不过送之前，他都会先问一句，“读不读？不读就不送。”送之后，他还会追着问对方读没读、有何感受。 　　他先后已经送出了几十本书，只有那位说他“狗胆包天”的同学很认真地给他反馈。这多少让董丰均有些失望。 　　侄女在武汉一所高校经济学系读研究生，董丰均希望侄女的导师能看看他的这本书，评判一下他的研究。但侄女回答：“导师忙得不得了，哪有功夫读你的书！” 　　到上海参观世博会期间，他特地带着书到一所著名高校，想向该校经济学院院长请教，但刚进学院大门便被保安拦住了。在他说明来意后，保安告诉他，院长“忙得很”。他只好到学校的大门口照了一张相，以证明自己来过。 　　这一次的遭遇，让董丰均很难受，甚至觉得屈辱。“如果专家们论证我是错的，我认，而别人也就可以从我这里吸取教训。但是，你不能认为我是鄂西北小山沟里的一个普通老师，就认为我没有思考的权利，并且对我的观点不闻不问。” 　　从世博会回来后，董丰均跟随旅游团去了意大利佛罗伦萨。团里只有他一个人专程去了圣十字大教堂。他特地花5欧元买了一张票，在马基雅维利墓和伽利略墓前面，分别照了一张相。“这是个求真的民族。”董丰均这样解释自己的动机。 　 　这种形势下，政治怎么教？ 　　经常有当中学政治老师的同学、同事、朋友和学生向董丰均诉苦：现在的政治课越来越难教了，学生们对课本越来越不感兴趣。 　　董丰均则告诉他们：“我们现实的问题，一个是腐败，一个是缺乏民主。政治课本里对这些问题，没正视，没解释，政治课上谁又敢讲呢？学生自然说你空对空。”他认为，政治课在学校里比较尴尬的原因，一是课本与现实脱节，二是政治老师自身素养也有问题。 　　对此，吴胜涛也深有感触。“政治课上得一直比较拘谨。很多人认为，只要讲的东西和课本上不一样，就是反动的，搞得一些比较好的政治老师也觉得在政治课上‘探讨是没有意义的’。”他说。 　　最终，当了4年中学政治老师的吴胜涛辞职离开了讲台，因为“满腔热血地干，最后不知道有什么意义，连自己也困惑”。 　　董丰均则不肯就此放弃，因为有一些经历让他记忆深刻。有些他教了3年的学生毕业后，他问对方：“你说世界上有没有鬼？”学生回答：“有鬼，有鬼。”而当他与一些政治老师聊起这个话题，得到的也是相同的答复。他将这视为政治教育的失败。 　　“政治课上的道理如果不讲通，那些只知道背答案，然后说自己懂了的人，只能是假懂。”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政治课本上更不能出现错误。这也是他与政治课本较真儿的原因。他比喻说：“这就好比大庭广众之下，有领导不小心裤子开了一个叉，很多人不好意思或者是不敢提醒他，但我得说出来，不要让他丢人。”末了，他又补上一句，“不然现在这种形势，政治怎么教啊？” 　　2010年12月31日，董丰均带着他的书和教师资格证到了教育部，想找负责教材编写的有关部门。他在传达室被拦住了。他告诉对方：“教科书很重要，但上面写错了。”对方则回应：“你说错就错啦？” 　　他没能进去，只能退而求其次，打算在教育部门口留张影。但他刚掏出相机，还没摆好姿势，便被保安喝止：“这里不让照相！”他只好去后门照了张相，然后略带失望地踏上了回十堰的列车。 原文链接：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2/16.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中国青年报 OhMyMedia@新浪微博──“ OMM通讯社 ”，欢迎关注！ 另： OhMyMedia@Twitter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Related posts 中国青年报：124个尘肺病患者的冬日童话 (0) 中国青年报：为他们，也为时代疗伤 (0) 中国青年报：李刚门危机列地方应对舆情能力倒数第二 (1) 中国青年报：社会学家李强：中国亟待开放农民工步入社会中间阶层的通道 (0) 中国青年报：西海固没有新闻 (2)

我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到上海学习，并留在这个大城市里工作。我的家乡位于中部某省，一个千人村庄，人均4亩地，村子里也有穷人，但普遍的生活并不很难。 我曾经在许多时候，在许多人面前，表达过对家乡的热爱。捉过鱼的小河，翠绿的麦田，甚或是田野里的一座座坟，都曾是我无数次情感停留的所在。 只是这些都留在了记忆里。如今，我要讲述我眼见的家乡。 这些文字来自我这些年的返乡见闻。它们只是在讲述，讲述我所见到的农村图景，而这样的图景更多的时候是被忽视和遮蔽掉的。 一、早婚早育和农村养老 不得不先从早婚这个事情说起。 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法定最低结婚年龄是男22周岁，女20周岁。可在我们村以及周边的几个村，结婚的年龄一般都在20岁以下，除了在外读书的之外，很少有超过20岁还没有结婚的。过了这个年龄若不结婚，也就意味着可选择性很小，或很难找对象了。 像我这样二十大几还没结婚，在村里几乎就是异类。按我父母的话说，因为我到现在还没结婚，在村子里，他们就被别人瞧不起，抬不起头来，被人嘲笑。 早婚在这里俨然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一个看一个，一个比着一个。你20岁结婚，我就19岁结婚，你19岁结婚，我就18岁结婚，且基本上是没有领结婚证的。在父母看来，早点给孩子完成了婚事也就早点完成了任务。 我的邻居中，一个1991年出生的男孩，和网恋的18岁女孩在2009年正月里“奉子成婚”了，没有领结婚证。我问，那以后生孩子怎么办？他说，到时候再说呗。 我知道，所谓的到时候再说，也就是请客送礼花钱，修改年龄，补办结婚证，不然怎么给孩子办准生证和户口呢？ 和村书记一个桌子喝酒时，我问他农村的早婚事情，他说很普遍，不仅我们村，在我们县，甚至隔壁的几个县都是这样。对于这种事情，他也没办法管。“想管也管不了，这些孩子结婚之后就常年在外打工，找人都找不到。”这个书记如是说。 在农村，一般结婚后一年内就会生孩子，而若在一年内没生孩子的，就会被嘲笑，被歧视。农村女人，可以说是没有青春的，在结婚、生育之后，很快就变得苍老。刚20岁出头的女子，看起来老得像40岁一样。 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在我们这里，头胎是男孩的，不允许生育二胎。但是在最近几年，这些头胎是男孩的，并且已经结扎过的妇女，都接近40岁的年龄了，又纷纷去再做手术，再生孩子。 这就是农村，真实的农村，45岁的女人和18岁的女人，共同怀孕待产，有了网恋，有了未婚生子，有了高龄产妇，与城市“接轨”了。 父母有时候会半开玩笑半生气地说，当初，还不如不让你去读书呢，不然，现在我们也就可以抱孙子了。你看村子里和我们差不多大的，都已经抱上孙子了。 闻此，我很难过。因为父母说的不是他们的观点，而是正在农村流行的观点。 把眼光放到农村养老问题上，就不难理解早婚早育的现象了。 在村里，老人的生活还是要靠儿女的赡养。不过，老人们把自己名下的或多或少的田地，交给儿女打理所得收入，并不足以负担他们的生活，以至于养老在农村逐渐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使得老人的生活质量下降。 更多的情况是，老人还是自主生活，除非是衣食完全不能自给，不然还都是一人或老夫妻两人住在一处小房子内，儿女每年给些粮食和零用钱。有些老人得了癌症一类的病，其本人和家人基本上是主动放弃治疗，然后等待死亡。甚至有些被疾病折磨的老人，恳求自己的儿女用农药将自己药死。 我父母常与我笑言，他们把我送出来读书，而他们将来则面临老了的时候无人赡养的局面。对此，我只能沉默，或许努力在这个城市挣些钱，买个房子，存些钱，再祈求父母的身体可以一直健康。十几年后，将年迈的父母接出来在身边，才是唯一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办法。这固然是一条艰辛的路，但责无旁贷吧。 二、医疗和火葬 这两年，农村也有了合作医疗，每人每年交几十块钱，在村卫生所看病可以报销30%%。这的确是个好事情。 这次回家，却听闻好多人提到合作医疗的时候，都有怨言。诸如虚开药价，同样的药，在县城的药房买只需要两元钱，在村卫生所开出来却要3元钱；是个小病，也先让你打几天吊针。由于农民长年打工在外，你不可能让一个农民工在外得了病而跑回去治疗。所以，村卫生所的主要病人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妇女和孩子。你不可能指望这些人来纠正卫生所的错误。 还听说，村上的卫生所，每次开药时从来不出具电脑打印的明细账单的，而都是在每天的营业结束后，重新做一份新的明细账单，以备上报或检查之用。因为有些药是被纳入合作医疗的，有些药没有被纳入。至于农民最后用到的到底是什么药，是否享受了国家的福利，无从知晓。 合作医疗的卫生所是自负盈亏的。医生的月收入，据说是每人都有六七千元，而附近另一个村的卫生所因为交通便利，那里的医生的月收入，每月都有近万元。而我们县城高中一个老师的月工资不足 2500元。 每次过年回去，我都会问父亲，这一年，村里死了谁。整个村庄都在老去，村子里那些我熟识的人、长久地停留在我记忆深处的人，都会在某个我所不知道的时刻死去。 癌症这几年在农村的发病率特别高，很多人都突然得了癌症，然后死去。隔壁的邻居常说：“以前也没听说过这个癌症，那个癌症，怎么现在这么多。”2008年，我们村子里死了3个人，除了一个女人是因为从一户人家新盖的两层小楼上掉下来摔死的之外，另外两个死去的男人，一个59岁，一个60岁出头，都是因为突然被检查出来得了癌症，而且到了晚期，在熬了不到半年后就死去了。在死去之前，他们都是村子里做农活很厉害的人，当然，他们不会去想着检查身体，就像是自然界的动物，安静地存活，安静地等待疾病的突然袭来。 在农村，经常会听见这样的一种幸福定义“有吃有喝，没病没灾”。而若是一旦得病，也就常意味着死亡，因为，每每总是小病拖成大病。然后就是等待死亡。 顺便再提一下火葬问题。前些年，政府强制实行火化，这也使得在我们县的各种厂纷纷倒闭之际，火葬厂竟然存活了下来，据说效益还不错。但是由于农村的习俗，火化了之后仍然要用棺材，将骨灰盒放进里面，然后办丧事，下葬。所以，后来这里面就产生了猫儿腻，只要出钱（据说是好几千，当然数额多少，也要看是否有关系），就可以不用火化，火葬厂收了钱之后，也会出具证明。查也查不到，除非开棺。而开棺是很危险的，很容易造成警民冲突。当然，若是有权势的，不交钱也可以堂而皇之地不用火化尸体，直接下葬。 火葬，原本是为了节省耕田，现在看来，起码在我们这里，成为一种形式，甚至成为权钱交易的灰色地带。 三、教育和观念改变 邻居的一个小女孩，1994年出生，小学没有毕业，身体都还没长成，在外打工已经一年了。春天的时候去采茶，后来去了南通的一个家庭工厂内做箱包，包吃住，一个月500元钱，从来没有星期六星期天，每天早晨7点多开始做活，晚上什么时候结束不一定，有时候干到晚上10点多。和她一起的还有两个差不多大的小女孩，都是夏天收完麦子后去的，大半年挣了2900块钱回家。 2900元钱，一个16岁女孩辛苦大半年的收入。在我和她谈话的时候，她并没有一句报怨，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命吧。她们是认命的孩子，顺从的孩子。 她的头发拉直了，有点都市的影子，只是那双手，粗糙得像个老人一样，满是伤口和茧子。她没有经历花季。 在农村，流行的一句话是“读书不读书都一样，反正都是打工”，或“读大学又怎样，出来还不是打工？” 每每回家，最怕的是别人问我工资多少，因为在他们看来，我在上海（上海对于他们，成为一种文化想象，一个遍地是黄金的大城市）读了所谓研究生了，毕业后，起码也要上万元的工资，还会有人给你分好房子。 等我照实告诉他们挣得没有这么多的时候，他们会说：我看读书也没什么用，某某初中没毕业在外面打工，一个月都好几千。 对于这些，我能争辩什么呢？ 我们县高考升学率之低，很难想象，估计是全省最差的一个县了。全县人口80多万，2008年参加高考的只有7000多人（还包括大量的复读生在内），考上的本科（三本以上）才1500余人，其中大量的是三本。其中复读生占了大多数。 那剩下的那些人呢？无非复读，或是外出打工。 在我们县，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开了许多，不仅县城里，乡镇里也有许多。培训的技术，无外乎缝纫，电焊等。然后，他们就进入沿海的一些工厂内。 在更多的孩子和家长看来，这才是人生的正确道路。读高中，花钱又不一定考取大学，考取了大学也没啥用。 能挣多少钱，在农村已经成为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父辈乡邻之间的谈话，大多是关于谁在外挣了多少钱，谁家挣钱在县城里买了房子。古人云，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现在则是，无论是英雄还是狗熊抑或是奸诈小人，有钱才是真好汉。 无论你人品怎样，即使你之前是个流氓泼皮无赖，倘若你能挣到钱，也是会被尊重和肯定的。你出手阔气，抽的烟好，穿的衣服好，家里房子盖得好，就可以将其他的一切都给遮掩过去，这真可谓是“一钱遮百丑”了。 父亲常说到村上某某时，有这样的感叹：“唉，无论怎样，人家现在能捞到钱哦。”我跟父亲说，人活着不能单单为了钱考虑。父亲说，人活着不为了钱，还能为了啥呢？ 一切向钱看，无论其他。诸如目前在家乡特别流行的观点：谁家让孩子上大学，谁家倒霉，花了钱，出来还没啥大作用，又不是铁饭碗，现在到处都是大学生。还不如及早出来打工，赶上好机会，打工一个月也能挣好几千。 由此而形成一种“宁愿打工也不读书”的社会风气。但试想，倘若将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主要是城市的孩子，而农村的孩子只能高中毕业就以出卖体力的身份出去打工，或是受过一两年技术培训就被输入进现代化的生产线上，那么，长期如是，农民只能是一代又一代打工，这与以前的那种一代放羊，生了孩子养大了还是放羊又有何异？ 当然，我并非是歧视体力劳动者和打工者。但我想，一切不应该这样。 四、农村低保和“人命不值钱” 在农村，有许多事情的发生，的确是你所想象不到的，比如低保。 申请农村低保的基本程序是，由户主向乡（镇）政府或者村民委员会提出申请；村民委员会开展调查、组织民主评议提出初步意见，经乡（镇）政府审核，由县级政府民政部门审批。乡（镇）政府和县级政府民政部门对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进行核查，了解其家庭收入、财产、劳动力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结合村民民主评议意见，提出审核、审批意见。在申请和接受审核的过程中，要求申请人如实提供关于本人及家庭的收入情况等信息，并积极配合审核审批部门按规定进行的调查或评议，有关部门也应及时反馈审核审批结果，对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原因。 而在我们村，有的一家四口人，包括几岁的孩子，全都享受着低保，有许多青壮年的劳动力，也在享受着低保，而一些80多岁的爷爷奶奶却没有低保。 父亲和我说这件事的时候，很愤慨：“谁送礼给书记，谁就有低保，谁上面有人，谁就可以有低保。” 在我们村，低保成了权力这根大棒之后的那根胡萝卜，成了安抚与拉拢的工具，村书记想给谁就给谁。低保一年有近千元，完全成为一种额外的福利待遇。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却有了：谁家权势大，有；谁家上面有人，有；谁家送礼了，有；谁家是刺儿头，容易闹事的，有。 回家还听说两件“人命不值钱”的事情。 其一，是我们后面村的一个老人，念过私塾，写得一手不错的毛笔字，会算命测字打卦，懂一点孔孟之书。经常在赶集的时候，去镇上给人算命，虽然80多岁了，身体还算硬朗。几年前的时候，有一次在去赶集的路上，被一辆摩托车撞了，然后死了。最后，两家私了，肇事者赔偿了1万块钱。回家，我问父亲，怎么才这么少的钱，我爸说“他都80多岁了，还能活几年？”——生命的价值，是用年龄来衡量的。 其二，去年，在距离我家不远的一个村上，一个女的，年龄是60多岁，去村里的医务所打针。针头还没拔出来，人就死了。这明显属于医疗事故。最后，赔偿4.5万元私了此事。 试想这两件事，若放到城市，会怎样处理？ 五、对权力的崇拜和对政治的冷漠 说到崇拜，不得不提农民对权力的崇拜，通俗地说，就是对当官的崇拜。 “当官的哪有不腐败的？还是当官好啊！”村人如是说，当官不仅意味着有钱，还意味着有势力，甚至可以鸡犬升天。时常可以听闻有讲述某村的某人在外当官，然后将全家都接走了，又帮谁谁安排了工作，又几个电话就摆平了某件事情。 这样的观念，大多停留在四五十岁以上的村民那里，至于年轻的一代，由于长年迁徙式地往返于城市与乡村之间，似乎自主远离了政治。或许更是因为，他们自知自己无缘于政治参与而主动放弃。 我们村的那个书记，今年69岁了，被称为“不倒翁”，在村书记的位置上，起码已经干了有近20年了。也有人说其很会糊弄，上面有人，在村上又不得罪人，得罪人的事情，都会暗地里指使别人去做。 农村发展党员，谁想入党，必须要经过村书记这一关，先送礼，再表示忠心，于是，发展党员，也就成为培养个人亲信的渠道。起码要确保入党者不会危及其地位。而有几个所谓的刺儿头，怎样也无法入党。 韦伯曾批评德国边境的一些农民，不关心国家政治，是市侩。我家乡的村民，似乎也如是。当然，对此我无意批评，或许他们是聪明地远离了政治，或许他们为了生活之艰辛，只需要对金钱的追逐。 最后说一起发生在我们县的杀人事件。某人的一个儿子在省内的某个市做一官职（据说好像是政法委副书记或其他），其依仗儿子的权势，俨然成为村中一霸。后，村内一人愤然将其杀死，沉尸水塘，案破，其曰，我是为民除害。这则故事，在乡里传为奇谈。 六、土地和进城 我们村的土地，是人均有4亩左右，重新分配过一次土地，之后就一直没动过，这使得有的人家娶了媳妇，生了孩子，都没有土地，而像我这样的，户口早已经迁出，但在家里还有一份土地，那些死去的也包括在内。 农民对于土地的眷恋正在逐渐下降，村里许多有钱的人，都去镇子上或是去县里买了房子，平时都住在县城里，只有每年两次农忙的时候才回来。 在我小的时候，我们村种植了许多经济作物，诸如棉花、薄荷、西瓜等，可现在，都是一季麦子、一季大豆。省事，完全的机械化操作。雇用联合收割机，直接把粮食拉到家，有的户，收完粮食就当场卖掉，带了钱走人。然后将秸秆在地里烧掉，再种下一轮。有的人家不愿意种地的，或是常年在外的，就将土地租给别人种，租金300元/亩/年。 有一条正在建设中的高速公路经过我们村，修路占用农田分为两种，一种是路面占地，另一种是取土占地（要取土垫路基）。取土占地的面积很大，有好几块，一块就有80亩。村上有的户是摊到了，有的没有。摊到的就很庆幸，没摊到的就很沮丧。能够卖地的，都很开心。 人们不再稀罕土地。只嫌弃卖少了，没有说多的。 一些三农学者常说，土地目前成为农民的束缚，成为阻碍农民现代化的桎梏，也有人说土地是农民生活的最后保障，是返乡之后的最后栖息地。但无论是怎样的看法，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就是：农民已经不再深深地爱着这块土地。 不再需要土地的农村人也正在抛弃农村，甚至是厌恶农村。或许这是城乡之间的差距在这二十余年来逐渐被拉大的结果，或许是持续二十多年的打工潮，使得农民对于城市的生活越来越向往。无论是年轻的一代，还是五六十岁上了年纪的人，村庄更像是一个驿站，每年只有夏收、秋收和过年的时候，人们才会回去几天。等忙完了之后，又迅速撤回到了城市之中，只剩下孩子和老人，有人甚至将孩子也带走了。 在美国的华裔里，有一个词叫“香蕉人”，而农村的这些年轻一代，在进入了城市之后，也迅速地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城市人，甚至是更像一个城市人。如是的行为，是在掩饰自己的农民的身份，还是隐藏着一种巨大的渴望？ 对城市的渴望，也带来了我们县城的城市化的巨大推进，尤其是房地产的兴起，而这些房子有很大一部分是卖给了农村的那些打工富裕者。 他们在向城市靠近，离农村越来越远。 七、黄赌毒 每年回去，从县城下车开始，到回到距离县城40里路程的村庄，一路上，我都会努力去寻找变化的痕迹。 县城里新修建了一个某某会所，楼下停放了一排的车。城里的那几个洗浴中心还是那么红火，据说是楼下洗澡，楼上卖春。在我们镇上的一个洗浴中心，去年冬天竟然有了“男女共浴”的服务，按小时收费，一个一个的小房间，吸引了周边村上的许多青年男女和小情侣。村上的人说，生意是特别的红火，价格也不是很高，15元/小时。看来，人们的观念真的是变了。 镇上的网吧也很热闹，放眼望去，全是十五六岁的孩子在玩游戏，嘴里叼着烟卷，神情专注。 十七八岁的男孩子，留着长发，染了颜色，并且还带了耳钉。十六七岁的女孩子，说自己喜欢的人是李宇春，在课本前面写上“非主流”三个字，作为自己的人生信仰。他们不知道WTO，但知道麦当劳，知道网恋，会用QQ找女朋友。 农村没有报纸，基本上每家一户电视，最近两年刚通了有线电视网络（许多人家因为收费，而不装有线）。县电视台里永远都在播放着性药和丰胸广告，用词非常具有挑逗性，大人孩子都在看。 最近几年，我们那里还兴起了一种很另类的唢呐文化。遇到红白喜事，基本上都会请一个唢呐班子到家，谁家不请，就没面子而被瞧不起。在我的小时候，唢呐班子吹的真正的唢呐，有好多种乐器，都卖力地演奏。而现在，只有三两个唢呐，配之以电子琴。 当然，我要说的不是这个，而是这些唢呐班子都会请一个女人，年龄一般都在30岁以上，到晚上的时候，就会浓妆艳抹，登台唱一些黄色小曲，说一些低俗笑话，然后和一个搭配的男人打情骂俏。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性爱”为主题。有些时候，还会玩脱衣舞游戏。 台下的看客，有大人，有孩子，有老人，有男人也有女人，遇到精彩处，都齐声叫起好来，或高喊着“脱啊、脱啊、脱啊”。即使是丧事，也会有这样的演出，无论是亲人还是村人，脸上都看不到一丝的悲伤。若不脱，众人都会说这个唢呐班子不行，不过瘾。 有许多人都说到农村的赌博问题，的确，我们那里也很多，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外出打工的人挣了钱回去之后，就聚在一起赌。赌得很厉害，有的人能把一年在外面挣的钱都输掉。各种赌博的方式都有，甚至妇女老人都参加，从掷骰子，到麻将、牌九、斗地主、诈金花。 说到赌博，就不得不提抓赌问题。我们镇上的派出所，简直就把抓赌当成了一种创收方式。无论是赌多大的（就连五角、一元、两元金额的掷骰子也抓，我老妈有一年冬天就因为掷骰子，而被抓了一次），是在赌的还是在旁边围观的，统统抓进去，然后通知家里拿钱赎人，这么多年来一直是这样。当然，若是有点关系的，打声招呼，就没事，也不敢抓。 毒品，我原本以为离我们那里的农村很远，但却未必。 这次回家才听说，村里有一户人家，有两个儿子。小儿子辍学后，外出打工，在浙江某地，短短四个月，带回了17万。至于这钱的来路，其父母不仅不去过问，反而责骂其大儿子无能，最后让大儿子也跟着小儿子去了，钱是被其父母拿来盖了两层小楼，以备将来给他们兄弟俩娶媳妇用。结果后来事发，两个孩子目前都无踪影。楼房还没盖好，只是毛坯。父母也外出，年没在家过，有人说是去寻儿子了，有人说是出去躲着了。回去听父亲说，原来那小儿子在外是跟人贩毒的。至于其两个儿子的下落，有人说被逮捕了，有人说是被同行给“做掉了”，具体无从知晓。 我确信，我所见的农村，并不是一个健康的的农村。 我全然明白，当下农村之问题，既是现代化的发展所带来的，也将必然会在现代化发展之中解决。我并非是号召农民都固守在家园，反对工业化，过着一种“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生活。我知道，工业化的席卷或许是现代化的必然之途，也是目前唯一的“解救之道”。 我亦知道，中国的乡村之沉重，农民之艰辛，非是一朝一夕就可治愈。 但我想，总会有办法的。无论是早婚，赌博、教育的贫瘠、环境的恶化、乃至农村基层社会的政治问题、治安等都只不过是问题的具体呈现。就像一个病人，会有发烧，头疼等多方面的症候。至于怎样治病救人，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疾在肌肤还是病在膏肓抑或是持一种“讳疾忌医”的态度？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 总而言之，希望农村越来越好吧。 未来，孩子还能这样在乡村玩耍吗？ （  CFP供图）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Oh My Media!!! , 2010/09/09.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中国青年报 OhMyMedia开通新浪微博──“ OMM通讯社 ”，欢迎关注！ 另： OhMyMedia@Twitter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Related posts 中国青年报：新闻传播的“次生伤害” (0) 中国青年报：且看中石油如何“正确引导舆论” (1) 中国青年报：多家媒体记者声称遭遇紫金矿业公关 紫金矿业坚称没有给记者“封口费” (0) 中国青年报：百度竞价排名属什么性质 (0) 中国青年报：网络实名制从网评员做起 (1)

【中青记者发言】今天是个出离悲愤的日子。本报8月11日批评四川温江违法占地的报道发表后，导致温江地区中青报订户收不到报纸。 今天上午一位四川温江订户来电：昨天11日我们订阅的中国青年报一直没有收到，有关方面说是停刊了。但是四川其他地区的贵报订户都收到了11日中国青年报。至此才听说是中青报昨天刊登了批评四川温江违法占地的报道（六版《谁把万亩良田变成了别墅和厂房》），因此导致整个温江地区中青报订户收不到报纸。希望此事能够得到相应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