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

盲目跟风倒薄不厚道 作者：赵进斌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3-21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2 0:48:27 阅读量：282次 　　薄熙来不在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国内外又是高度关注，连日来网络上一派云山雾罩、雾里看花，情势正应了中国那句古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针对重庆市党政军连日高调表态的报道，网络上形容是“树倒猢狲散”。此情此景，我在想，那几个在唱红运动如火如荼时，不惜在报刊电视上以身说法，口口声声印证唱红治好了他家人不孕不育之症，极力声言唱红治好了他家人身患不治之症的典型呢?家人不会怀孕流产或癌症复发吧?这个民族最悲哀的就是数百年来一直盛产这样的墙头草，这样的同胞在日本侵略中国时、在汪伪政权自治治下时，肯定就是“良民”、“维持会长”。孔庆东在骂对唱红持不同意见的同胞是“汉奸”时，不知他是否想起了那些和他一同助纣为虐的无脊椎奴才。设若外乱入侵，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汉奸。 　　在重庆市薄熙来亲自指挥的唱红打黑席卷中华大地时，我也和众多对唱红打黑质疑的时评作者一样，连写了几篇评论，表达了我的质疑和反对的一得之见，这几篇评论都被港台一些网站选载，引起一点反响。 　　如今面对网络一片倒薄声，看看那些连篇累牍充斥幸灾乐祸的文字，我到是时时提醒自己：要独立思考，反思根源所在。盲目跟风倒薄，无论是客观事实还是做人处事，都不厚道。 　　诚然，薄熙来在重庆，亲自指挥和部署唱红，一度导致唱红席卷中华大地，去年我所在的这个沿海三线城市，政府各系统、各单位都一度也红头文件指示乐此不疲，甚至连中小学校也都跃跃欲试。至今，我有几个做中小学校长的朋友谈起当时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要求学生要唱红，被他们用各种方式抵御时的情景时，还用“荒唐之极”来形容。现在回过头来看，唱红就是一出文革式的闹剧的定性，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由李庄案引起举国轰动的打黑运动，虽然内幕还有待披露，但从民意观点看，目前人民贬多于褒。在法治不彰，人治氛围浓厚的中国，采用类似严打运动式的办法，已经被历史证明，这正是造成历来冤假错案层出不穷的根源。 　　但薄熙来并不是一无是处，至少他在执掌重庆这几年中，敢于亮出自己的施政观点，敢于树立重庆模式(虽然这个提法值得商榷)高调宣传推广自己的施政观点，这一点不但是他是区别于其他高层领导的鲜明个性，也是目前执政党团体中十分欠缺并亟待倡导的施政风格。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由于执政党高层热衷于歌功颂德，中华大地已陷入一贯伟光正的汪洋大海，各级官员不唯实，只唯上已成盛行于党内外的潜规则。在这种潜规则指导下，信奉上级领导上级指示一贯正确，官大一级压死人，为人处事低调、不事张扬成为执政党内做官做人处事的准则。时至今日，官场台阶上，座位、排位一级比一级森严壁垒，党八股一言九鼎，会场内外万马齐喑，“开会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看一看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哪一个不是这种典范?有这些“主旋律”经年累月喋喋不休地示范，真个是歌功颂德人人醉，直把神州当汴州。 　　目前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由于官风沉疴积重难返，中华万马齐喑。所谓改革顶层设计，我认为，与其在小圈子内所谓的票决，不如首要要从顶层设计制定出破除党八股模式的官风痼疾，能否从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选举开始，进行公开竞争性施政观点演讲，让电视向全国人民直播，让竞选者公开亮明自己施政观点、政策，上任后的基本承诺，甚至可以搞俩人或三人公开当场辩论答辩。这样做至少让全国人民知道他是黑的白的，胜者胜得理所当然，退者也心服口服。至少让目前盛行于党内的“台上一团和气，台下互相沤气、斗气”的局面得到初步扭转、改观。想想薄在商务部长位上干得好好的，忽然被莫明其妙地弄到重庆市(这难道不是他唱红打黑，以求一搏搞得全国文革遗毒风生水起的根源所在)彻底破除几十年来由党内几个大佬退而不休垂帘听政在指定圈子内，矬子里面选将军的弊端，如果在政治局常委选举中也逐步试行推行这样的做法，选出的“核心”、“周围”才名符其实，才能让那些表面低调，实际上玩潜规则如鱼得水者、闷声大发财者无机可乘，也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唱红打黑”类似事件重演。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薄熙重庆模式，还是汪洋的广东模式，都是目前中共执政党亟待扩大试点推行的执政模式。只有各地方官员都敢于高调试点、宣传、推广这样的执政模式，改革开放大业才能显现出千帆竞渡，万舸争先的局面，由这种在实践中检验让人民群众真正感觉到执政为民的竞争胜出者的执政“核心”自然而然就会产生。 　　薄熙来在重庆的经验和作法，既有令人感到厌恶可怕之处，也有可圈可点的亮点。眼下最不该抹杀，最应该提倡的是他和汪洋俩人敢于公开亮相自己施政观点执政的风格。中国虽一向有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捶的习俗，但我还是要说“盲目跟风倒薄不厚道”。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布罗茨基的回忆是从他和他父母在列宁格勒分享的那一间半屋子开始的：父母一间，他自已半间，一道书架为他挡住了一切。而这个“小于一”（“less than one”）的所在，正是他作为一个诗人成长的世界，甚至书架上摆放的威尼斯小船和奥登的肖像，都奇迹般地预示了他的未来。 　　而我们“这一代人”或我自己呢？命运却没有给予这样一个位置。我们没有那样的幸运，当然，我们或许也不具备那种惊人的才赋。我自己在成为一个诗人的路上付出了太多的代价。现在，当我回顾过去，也不得不付出更艰难的努力，以从事一种自我辨认。 　　在收到一个杂志的约稿后，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现在，既然约稿的主题是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京的诗歌地理”，那我就从我来到北京谈起。1985年5月，我从湖北一个山区师专借调到北京诗刊工作（我是1982年大学毕业那年被发配到那里的）。其实，在这之前我和我的大学女友已在北京成了家并有了孩子。在武汉上学期间，我也来过北京两次，我至今还留有那时在长城和圆明园废墟间的留影。对于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浩劫的人来说，来北京必上长城（我记得我和我的一些同学在那时都会背诵江河这样的诗：“我把长城放在北方的山峦/像晃动着几千年沉重的锁链……”），也必到圆明园的残墙断柱间去凭吊一番。这在今天看来也许有点过于悲壮，但我们这一代人在那时的精神状况就是这样。 　　具体到在北京的生活，那时我每天从新街口马相胡同的家中骑车到虎坊桥诗刊社上班，虽然我对官方诗刊的那一套并不怎么认同，但这份工作可以解决我的“两地分居”问题，也使我有机会为诗歌做一些事情，这就行了。对于北京的市民文化尤其是那种拿腔拿调的“皇民文化”，我这个外地人也很难适应，常常有一种“被改造”之感，但北方在地理和气候上的广阔、贫瘠、寒冷、苍茫，却和我生命更深处的东西产生了呼应，也和我身体中的南方构成了一种张力。北方干燥，多风沙，而一旦下雨，胡同里那些老槐树焕发的清香，便成了我记忆中最美丽、动情的时刻。 　　更重要的是，在北京这个政治文化中心，在这个文革后期地下诗歌和今天派诗歌的发源地，我能“呼吸”到我渴望的东西。1979年早春，当我还是大二学生，从北京回来的同学带回了北岛、芒克他们刚创办的蓝色封面的《今天》，且不说它发出的人性的呐喊是怎样震动人心，它在诗艺探索上的异端姿态和挑战性，也深深地搅动了我的血液。在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氛围下，我们武汉大学和全国十多家高校的文学社团也创办了一份刊物《这一代》，我是它的诗歌编辑和文学评论编辑，也是它的最激进的一员。我们在办刊过程中和《今天》有了更多的联系，也准备在第二期上转载《今天》的诗歌。我们有几位来自北京的同学，如张桦、张安东等，也在《今天》与《这一代》之间来回穿梭，一时间颇有一种“南北呼应”之势。 　　由于过于激进，《这一代》只办了一期就夭折了。不过，夭折也有着它的意义，使它获得了我们都没预料到的强烈而广泛的反响。回看我们办的这份刊物包括我那首发在上面的惹起很大麻烦的《桥》，我现在肯定会感到幼稚（其实，《桥》写出后不多久，我自己就不再提它了），但我依然感到庆幸，那就是我们正好赶上了文革结束后那个要奋力冲破重重禁锢的时代！正是那个年代赋予了我们那样一份诗歌冲动和和精神诉求。诗，被禁锢的诗，地火般涌现的诗，如雷霆般在一个乍暖还寒的年代隆隆滚动的诗，它对我们的唤醒和激励，真如帕斯捷尔纳克一首著名的诗《二月》（荀红军译）所写的那样：　　　　　　　　二月。墨水足够用来痛哭！　　　　大放悲声抒写二月，　　　　一直到轰响的泥泞　　　　燃起黑色的春天。　　　　到北京后，这一切慢慢沉淀下来，我和今天派诗人们也有了更多的实际上的接触。在大学时代，我和北岛、舒婷、顾城、杨炼等就有联系，记得有一次在顾城情绪低落期间我给他回了一封十多页的长信，极力肯定他和其他今天派诗人对中国诗歌的意义，他在回信中这样说“你知道我爸是怎么评价你的吗？他说你是中国的别林斯基！”顾城他爸即是老诗人顾工。不过当时我对此并不怎么在意，因为我那时的兴趣已转向了现代主义，一册新出版的袁可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尤其是那上面艾略特、叶芝、里尔克的诗，不知被我读了多少遍！ 　　因此初到北京后的那些日子，我主要是和江河、顾城、杨炼、林莽、田晓青、雪迪、一平以及北大五四文学社的老木等人交往。杨炼住在中央党校，我那时很喜欢他的诗，也和他一样相信“太阳每天都是新的”。那时我们几乎每周都要见面，在他家里，他爱给我们展示他当年一次次穿着长风衣从党校图书馆里“顺”来的“战利品”（书），还慷慨地借给了我他珍藏的台湾出版的叶维廉的译诗集《众树歌唱：欧洲、拉丁美洲现代诗选》的复印本，并嘱我几天后一定要还。顾城则爱给我们讲他童年的故事，有一次还诡秘地告诉我他的名诗《一代人》乃为梦中所得（这句话刚出口，他又让我不要告诉任何人），说那两句诗本来放在一首长诗中，后来他单挑出来，并加上了“一代人”这个题目。江河则住在西四白塔寺的一个胡同里，离我们家较近，我和沈睿每次去都要带上两个大苹果，有一点朝拜大师的感觉。在江河那里我的确学到了不少，不仅了解了他们那一拨人的经历，他对艺术的见解也使我颇受益。只不过江河人很精明，谈事论人也比较刻薄，这和他的诗风有很大反差。不过对此他也无所谓，那时他最爱对我们谈的就是艾略特的“非个人化诗学原则”！ 　　在北京这拨诗人中，因为种种原因，北岛要难以接近一些。还在上大三时，我来北京，听北大的黄子平讲到北岛的中篇小说《波动》发表屡遭挫折的事情，我听说后，就把它带给湖北的《长江》丛刊，并极力给他们做工作，后来《波动》的未删节本包括马德升的配画全部在该刊上刊出。因此我来北京后，北岛在他位于前门西打磨厂胡同的家中请客，那晚他本来要和他的画家妻子一起参加一个聚会，他让黄锐陪着去，他自己则亲自掌勺，并叫来杨炼、顾城作陪。我很感动。北岛在这方面没说的，可以说他总能给人一种“老大哥”的感觉。他在那些年也的确顶住了、承担了很多东西。只不过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他也时不时流露出一种“美学上级”的感觉。记得下一次见面，他骑车到新街口马相胡同我家，送我一本油印诗集，那时正好杨炼也在，北岛便谈到了他前不久同艾青在电话中“绝交”一事，艾青说“别忘了你在我家吃过饭”，北岛说“那我把粮票给你寄回去！”后来不知怎的又谈到了江河，那时杨炼还有点和稀泥的意思，“朋友嘛”，他嘻嘻一笑，没想到北岛这样回了一句：“这样的朋友，多一个不如少一个！” 　　冷冷的一句，听得我不寒而栗。 　　我要说的是，在那样一个年代，北岛“肩抗黑暗的闸门”、对中国诗歌所起的作用无人可以取代；他们那一代人，作为诗人和叛逆者，也是历史上光辉的不复再现的一代。但是，这只是就诗和他们曾体现的“诗歌精神”而言。作为“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这里借用诗人柏桦的一个说法），权力和权力斗争，还有“唯我独革”那些东西，是不是也像毒素一样渗透到他们（或者说“我们”）的血液中了？人们与他们所反抗或厌恶的东西究竟拉开了多大的距离？对于这些，当然不会有回答，有的是北岛自己在那时的一句诗：“大伙都是烂鱼”（见《青年诗人的肖像》）。他比我们更清楚这一点。 　　话再回到80年代中期，正当“朦胧诗”在与诗坛“保守势力”的角力中刚刚站稳脚跟时，“第三代诗歌运动”已烽火四起了。我在诗刊（那时我在作品组，具体分管华东片诗稿和外国诗），经常收到这类刊物或宣言，似乎空气中也了一种莫名的兴奋。那时“圆明园诗派”的大仙经常到我家来“侃诗”（我家那台十四?寄档づ坪诎椎缡踊?褪峭ü??潜本┣嗄瓯ㄌ逵?钦叩纳矸莶怕虻降模??淮嗡?詹渭油暌桓鼍刍岬轿壹遥?患?婢托朔艿靥傅奖钡涸谏厦娼不埃?旅嬗腥送蝗缓?ldquo;打倒北岛”，并说把北岛“吓了一跳”。我问是谁喊的，他说是刑天。刑天也是圆明园诗派的一员。这一次刑天舞干戟了。 　　接着，徐敬亚他们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大展”的约稿也来了，虽然我支持这种倾向，但我本人没有参与。说实话，我对这种“集体兴奋”有点兴奋不起来。文革时期因为父母出身不好，我连红小兵也入不了，这倒也好，从此形成了我内向的性格。记得我从小还在小本子上抄有“小动物成群结队，狮子独往独来”这类“外国格言”，看来它对我毒害甚深。我虽然不是狮子，但我却渐渐认定了诗歌是孤独的果实，是一项个人的秘密的精神事业。在中国现代诗人中，我感到最亲近的是冯至，他翻译的里尔克的一句诗，多少年来一直是我的座右铭： 　　……他们要开花，开花是灿烂的，可是我们要成熟，这叫做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　　　　因此，一次黄翔带了六七个人闹哄哄地到了虎坊桥诗刊社，像红卫兵大串连似的，我给他们递上了水，但说实话，我和他们没有什么话要说。还有一次廖亦武和他的崇拜者一起到我家来，嚷嚷着要吃回锅肉，好，我带他们去买，但对于这路豪杰，我只是以礼相待罢了。我既不“结党”，更不想“入伙”。后来见到有些诗选或论述也把我的诗划入什么“第三代”，对不起，如果说起“代”，用欧阳江河的话来说，我也只能属于“二点五代”。更确切地讲，我什么“派”或“代”都不是。 　　80年代属于我的“练习期”或“成长期”，我知道我还有更远、更艰巨的路要走。因此我希望自己更沉潜一些。如果要做什么事，我也只是想为一些年轻而优秀的、不被更多的人认识或“认可”的诗人和诗歌做一些事情。凭心而论，80年代的诗刊是它办得最好、最开放的一个时期，担任过主编、副主编的邹狄帆、张志民、邵燕祥、刘湛秋以及王燕生、康志强（她是严文井的夫人，他们俩口子一直支持青年诗人的探索）、雷霆、李小雨、唐晓渡、宗鄂以及后来调入的邹静之等编辑，都为诗歌做了很多事情。只不过对一个“主旋律”的刊物来说，它受到的牵制太多，做很多事情都比较难，而且那时人们对诗的认识也在那个“份”上，比如我曾在诗刊送审过海子的诗无数次，我记得只通过了一首。还有一次诗刊作品组为1986年度“青春诗会”提名，我提了韩东、翟永明等，在场的另一位资深女编辑拿腔拿调地问：“这个翟永明是谁——呀——”。 　　但有眼光和勇气的人总是有的，1986年秋，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的资深编辑邓荫柯来信，约我编选一个青年诗人诗选或先锋诗选，这正是我想做的事情，于是我约在诗刊评论组的晓渡一起来编。我们一起确定了名单和编选体例，并分了工，经过一两个月的工作，最后在我新搬入的家——前门西河沿街196号那座有着上百年历史的老楼里定了稿，并确定了“中国当代实验诗选”这个集名。记得在定稿时，我和晓渡对欧阳江河的《肖斯塔科维奇：等待枪杀》一诗还有些担心，担心它能否在出版社通过，但我们还是决定不抽下这首诗。因为晓渡主要从事批评，我提出把他的名字放在前面比较合适，他最后也就同意了。顺带说一下，在这本后来产生广泛影响的诗选中，我们并没有编入自己的诗。 　　这里还有一件事是，这本诗选在1987年出版后，可能是听到什么风声，当时的诗刊常务副主编刘湛秋特意把晓渡和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要我们注意“倾向问题”。这个自由派副主编说得并不是那么认真，而我们依然是这个“倾向”。 　　这就是那个召唤我们、让我们为之献身的诗歌年代。难忘的是1987年夏在山海关举办的青春诗会。这不仅是历届青春诗会中比较有影响的一次，更重要的，是我在那里切身感受到一种能够提升我们、激发我们的精神事物的存在。与会的诗人有西川、欧阳江河、陈东东、简宁、力虹、杨克、程宝林、张子选等。不过，会前也有一段小插曲，我们的邀请刚发出去几天，有关部门就找到诗刊社，说“不止一位不适合参加这样的活动”。刘湛秋急得从诗刊社的四楼上咚咚地跑下三楼来找我，要我马上提供一份与会者名单，并介绍每位的情况，我一边列名单，一边说“我保证他们会没事！”但他哪里在用心听，“上面”还在等着他呢。 　　好在一切又“没事了”。诗会按原计划进行，我随同诗刊作品组组长王燕生一同前往山海关组织诗会。荒凉而开阔的山海关，以满山坡蓬勃的玉米和苹果树迎向整个大海的山海关。记得一次我们在山坡上散步时，有人随口就说出了一句“把玉米地一直种向大海边”！但我已记不清是谁说的了，是西川？也许谁说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体现了那个年代蓬勃的诗歌精神和诗歌想象力。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我们在暴雨下冲向海里游泳的情景，一张张灌满雨水的嘴中发出“啊——”“啊——”的声音，欧阳江河还站在雨中的海滩上当即作诗：“满天都是墨水！” 　　正是在山海关，欧阳江河写下了他的名诗《玻璃工厂》。那一天我们在白天参观秦皇岛市玻璃厂，晚上我和他去彻夜看护一个生病住院的女诗人。夜已很晚，我们仍守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我已困得不行了，欧阳江河灵感来了，但是没有纸，我就把我的香烟盒掏空给了他，他就在那上面写下了诗的初稿。这里还有一个细节，他的这首诗本来叫《在玻璃工厂》，我认为“在”字有点多余，他就把它去掉了。那时欧阳江河嘴快笔也快，最爱讲的玄学话题是“蛇的腰在哪里”（讲完就是他自己的一阵哈哈大笑），最爱谈论的是??德、艾略特、斯蒂文斯，因为不愿意听他“布道”，郭力家拒绝开会，整天穿着喇叭裤和尖头皮鞋在外面溜哒，我看他满脑子转悠的就是怎样和欧阳江河打一架，好在此事并没有发生。 　　现在看来，山海关的相遇和相聚，的确预示了诗歌后来在90年代的某种发展。我想正是因为在那里的交流，陈东东后来有了创办《倾向》的想法。而“知识分子写作”或“知识分子精神”这种与“第三代诗歌”有所区别的说法，在这之后也在西川等人的文章中出现了。 　　也正是在山海关期间，我抽空去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取回了刚出版的《中国当代实验诗选》样书，记得欧阳江河拿到这本书后就读里面张枣的诗，边读边赞叹“天才！天才！”在这本诗选中我们选了张枣的《何人斯》、《镜中》、《十月之水》等四首诗，在编选过程中我还写了篇读张枣诗的随感《朝向诗的纯粹》（后来收入我的第一本诗歌随笔集《人与世界的相遇》，1989），很可能，这是关于张枣诗的第一篇评论。张枣很高兴，到处给人看，包括给北岛看（这是北岛后来告诉我的）。那时张枣已出国，我时常收到他那有着一手绢秀字体的信，落款是“你的枣”。有一次他回国（应该是1987年冬），来到前门西河沿街二楼上我家昏暗的屋里，一进门，我放上了音乐磁带，他一听“啊，柴可夫斯基！”然后就坐在那里久久不说话了。我可以体会到他内心里的那种感情。说实话，我也真喜欢那时的面目清秀、裹着一条长围巾的张枣。但后来因为我回绝了在一件在我看来很严肃的、我的道德准则不允许我去做的事情上给他帮忙，我们的关系从此疏远了。

漫谈“唱红”、“打黑”以及“不怕左” 作者：龚是非 来源：转自贺卫方教授博客 来源日期：2012-3-17 本站发布时间：2012-3-17 18:16:11 阅读量：2585次 　　贺卫方按：这篇文章原始链接已经失效，也许是被网站删除了。发表时间仿佛是重庆“唱红打黑”高潮迭起的2010年1月。我当时读到，觉得写得很好，就下载到自己的硬盘里。在重庆局势峰回路转的此刻，重读此文，真是令人扼腕不已。实际上，对重庆当局的种种作为，批评之声一直是持续不断的。但是，主政重庆者一律斥之为别有用心的“说三道四”。假如那个时候能够有所收敛，降低红色文化的热度，强化司法过程的公正，抑制营造个人崇拜气氛的冲动，又何至于有今天。在文革之后，重庆又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历史教训。只是，以史为鉴，看来也是一个难以达到的境界呢。 　　一、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笔者本以为不值一哂的“唱红”，已经开始蔓延，居然成了气候。据新闻报道，唱红始作俑者重庆的邻居四川，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唱红”，资阳精神病院首拔头筹，勇夺唱红比赛第一名。接着，南方某省也计划于今年全力展开，要放声高歌。最近，广西不甘落后，在形式上有新突破。大冬天的，纠集了一干人等，打着“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毛主席我们不怕冷”等大型标语，令人喷饭地群起冬泳。 　　其实，我一直秉持这个观点：文革从来没结束，只是在形式上、程度上、技巧上有变化。我也一直乐观地认为，即使本质上是文革，但形式、程度、技巧上的变化，早晚会颠覆这个本质的。可惜，我还是太善良太轻率了。 　　唱红歌，本来就一直在唱，报刊上铺天盖地多年不衰的“主旋律”，骨子里不就是唱红嘛。这个关系不大，你提倡你的，只要你不假公权力非逼迫我唱。如果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唱红也好，唱黑也好，不违法就成。君不见北京的许多公园里，当年的红卫兵们，或者是追念“激情燃烧的岁月”，或者是靠歌声回味已逝的青春，或者真的就“心中想念毛泽东”了，总之，数九天寒他们也无所谓，照样唱得激情澎湃。我每每路过，听见看见，都莞尔一笑。 　　但现在不同了，从重庆开始，“唱红”成了当地执政者主导的必须参与的运动。去年回重庆老家，不但见识了唱红，还见识了发红短信。重庆各区都组织唱红歌，一时间，每单位组织红歌演唱团参加比赛，成员不但经常上班时间去练唱，还得到一套质地优良的演出服（可平时穿），个个心里乐开花。 　　最乐开花的是中小学音乐老师，他们平常几乎没什么机会捞外快，而今，各单位的红歌团，请他们去作声乐指导，有的中小学声乐老师一个月下来，报酬多的甚至上万。常年贫困的中小学音乐老师高兴地说：我们愿意红歌天天唱，月月唱，年年唱！ 　　老家的朋友还讲：几乎天天收到红短信。原来，重庆每个区都成立了“红短办”，红短办天天发些短信给市民，几个月下来，短信枯竭，于是，下令各基层单位，必须按定额编造上交红短信，其情形与当年小靳庄全体农民写诗一样。上交的短信经红短办审查后，再择优群发给各市民。许多人嘲笑而厌恶地说：老子一看红短办发来的骚扰短信就立即删除！ 　　写到这里，我悚然惊觉：唱红一旦成为个人无法自由选择的规定动作，动辄以公权和税款，想怎么唱就怎么唱，想唱多大规模就唱多大规模，想花多少纳税人的钱就花多少钱——那与文革又有什么两样呢？ 　　二、 　　果然，红歌甫毕，行动开始。 　　去年，重庆掀起比唱红得民心百倍的“打黑”。一时间，如风卷残云，整个重庆沸腾了。用某书记的话讲，打黑是被逼的，不打实在不行了。黑社会猖狂到了在朗朗共产党乾坤之下，居然逼迫执政者去横扫，可见其厉害。果不其然，不打则已，一打遍地皆是，几个月内，抓了小一万的黑社会分子，累得好几位人民警察活活死在打黑岗位上。 　　要是倒退四十多年，抓完就往劳改农场送，干净利落，人民还拍手称快；要是倒退五十多年，送都懒得送，太麻烦，罪大恶极看不顺眼的，就地正法就是了。当然，时间无法逆转，因此，这一次“打黑”，还必须经过法律的检验，而这正是我们社会的巨大进步。于是，赵长青律师出场了，打黑最著名的黎强案，赵律师依法逐条驳斥，虽然法院不采纳，但赵律师的结论是：没有一条证据能证实黎强是黑社会犯罪。这个结论令舆论哗然，网络上一时群情激奋，谩骂赵律师是黑社会帮凶。大戏演到这里，我开始怀疑。这样运动式的打黑，会不会再现83年严打甚至文革中那样大量的冤假错案呢？不过我还在期待和自我安慰，我想，这些年来，国家的法律健全了不少，司法、执法实践，也进步不小，应该说，只要经过了公、检、法、辩四方力量独立较量、彼此监督（奇怪的是重庆居然把这四方“联合”起来了），那么，错案和冤案的可能性就应该大为减少。 　　接下来，龚刚模案闪亮登场，我的期待落空了。 　　龚案牵引出杀鸡儆猴的李庄案，这些天来，成了舆论的焦点。正是这个焦点，使我终于有兴趣和机会，通过报刊及网络，了解到重庆打黑的太多瑕疵，这些瑕疵令人震惊。如果用不带情绪的准确的法律术语来描述这些瑕疵，那就是：在李庄案中，重庆司法执法当局，严重违背了法律，甚至践踏了法律。这不是我的结论，而是根据大量网络分析文章包括李庄案两位优秀的辩护律师的辩护词和起诉书，完全可以有理有据地得出的结论。在已经知道的事实面前，我认同这个结论。 　　三、 　　好了，猛然惊醒，唱红的必然逻辑结果是什么？就是现在的李庄案。 　　利用完全控制的舆论先行造势，利用民众的积怨借机进行道德审判，民众拍手拥戴，然后痛下杀手。文革就是这么红红火火地搞起来的。打黑不能成为黑打，这个道理许多网友已经分析透切。我非常疑惑的是，为什么只能选择以“黑打”的方式来打黑呢？ 　　李庄这个案件发展到现在，我特别不赞同一些网友的妥协，甚至，我觉得高律师那样谦和也没必要。那些赞成妥协的人，其实是太善良了。这个典型的案件，无妥协可言，无退路可言。实际上，打黑以来的种种违法事实，已经在预示这个国家和社会未来的走向，是重返人治的假借民粹的政治运动的“文革”来治理国家呢，还是向前进步，逐步明确法治，严格执法，以推进这个社会向法治转型。从这一点看，的确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回到人治，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将再一次回到动乱和极左专制之中，再一次回到鸦雀无声之中，人民将饱受摧残，前景一片黑暗；力行法治，我们国家才能走上政通人和、健康成长的坦途。以黑打来推进所谓的打黑，绝对是令中华民族堕入万劫不复深渊的末路！极左的殷鉴不远，我们要警惕。 　　蔑视法律，以为权力高于一切的人，最终会受到惩罚，我坚信这一点。因为这样的权力的傲慢和对权力的崇拜，完全否定了“一切权力来自人民”的宪法精神；无耻地塑像造神、为个人歌功颂德，也完全否定了《党章》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的规定；而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早就把“文革”钉上了“大浩劫”的耻辱柱，那些企图翻版文革的人，就是公然背叛决议——违背党纪国法，放肆践踏党的决议，怎么可能不受到惩罚！ 　　因此，我并不像很多网友那样，太多地看重李庄到底能否脱罪。李庄不能脱罪又如何，本来就没依循法治，李庄不能脱罪那不是辩护人的失败，也不是李庄的失败，那是其人治企图昭然于天下，那是他们违法胡作非为的彻底暴露。 　　四、 　　突然从一篇报道中看到，某人自信地宣称“不怕左”。好在我记忆力还不很坏。记得小平先生92年南巡讲话里有一句：“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小平先生当时语重心长地讲：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左这个东西害死人哪，好端端的东西，一左，就全部毁坏了。 　　“不怕左”，我不知道这个“左”的内涵是什么。但从唱红，发红短信，运动式践踏法治的打黑来看，这个“左”与党的历史上的“左”没什么两样。 　　固然，当今社会腐败盛行，贫富悬殊，社会不公。要解决这些问题，依靠什么？是依靠唱红歌，是依靠煽动民粹仇富情绪，不问青红皂白地消灭有产阶级因而全体变成无产阶级？是依靠胡乱地“打土豪、分田地”，瓜分那些“先富起来的人”的钱财？是依靠不讲法治抓人判罪的“黑打”？显然不是！这些手段，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都曾经使用过，结果如何，是获得了社会进步还是退步，是富裕了人民还是赤贫了人民，是促进了文明还是孳长了愚昧与野蛮？这些，早就有历史事实给出了答案。 　　毋庸讳言，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又到了一个历史抉择的关键时刻。在这个关头，如果我们走回头路，甚至拜人治之恶煞为治国之神圣，那么，从五七年反右、六六年文革等等以来，在人治极左社会钳制下痛苦呻吟的人民，在疯狂道德主义虚伪光环下野蛮践踏人权的封建专制政治的历史，就必然重演。 　　请一些盲目的激愤的网友，冷静地想一想：如果我们的生活中黑社会猖獗，我们需要依靠什么来治理？我们只能依靠民主，只能依靠法治，只能依靠每一个人自由权利的充分保障，包括我们思想的自由、表达的自由、结社的自由、游行示威的自由以及信仰的自由。如果非要我唱什么歌，我愿意为每一个人的自由权利歌唱，绝不愿意再去唱什么乌烟瘴气的“大救星”！ 　　自由、民主、法治、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是国家未来正确发展之路，舍此别无选择。那些文革余孽，别做春秋美梦了，历史不会重演，人民不会再愿被愚弄。

牛泪按：实际上，从去年4 月温家宝总理开批“封建残余”和“文革遗毒”等“两股势力”、从建党九十周年讲话时胡锦涛总书记搬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两大决议”开始，胡温二人已经从党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高度为薄熙来进行政治定性，并公开警告薄熙来不要乱来了。   记得王立军事件发生之初，在多维网看过一篇题为《薄熙来，中共党内第二高岗？》的评论文章 。 在这篇文章中，撰稿人援引党内退休高层坦指薄熙来可能成为党内第二高岗的评价，从高岗式机会主义、高岗式山头主义、高岗式政治赌注等多个层面，系统、深入论述了薄熙来和高岗的诸多相似之处。 老牛认为，此文对薄熙来所犯错误之性质、对薄熙来在中共党内之政治地位、对薄熙来可能面临的政治命运之判断虽有明显高估。但实事求是讲，就薄熙来在重庆期间的政治动作看，他的诸多举动的确有着当年高岗的影子。而且，综合目前各方情况分析，虽然不至于被打为反党集团，但从案件定性来看，薄熙来的确有加速滑向高岗方向的可能。 因为上述《薄》文已详细剖析了高、薄相似之处，老牛这里就不再拾人牙慧，仅从高层态度及目前局势，来分析薄熙来何以正迅速滑向高岗方向。我们先看胡温二人对薄熙来的政治态度。 我们知道，自2007年薄熙来被贬谪安排到重庆以后，胡锦涛就一直没有去过重庆，相反，总书记倒是抽出时间，连续三次去广东，而且每次都逗留多日。总理温家宝亦然，近五年来，温总理曾数次前往广东，对重庆却是爱理不理。重庆的“两江新区”，虽然是在薄时代搞出了一点成绩，但实事求是讲，能从中央搞下成立“两江新区”的批文，那功劳却是薄的前任汪洋的。我们抛开汪薄之争不提，仅从胡温行程，就能判断出他们对薄熙来的政治态度。这是其一。 其二，我们记得，在去年中共建党九十周年大会上，为解决政治上面临的严峻挑战和正席卷中国的左右之争，胡锦涛在告诫全党正面临“四大风险”同时，还特地从历史角度要求全党要正视路线选择和指导思想问题。 胡胡锦涛原话如此：“ 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我们曾经犯过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脱离了中国实际。我们党能够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纠正错误，在挫折中奋起，继续胜利前进，根本原因就在于重新恢复和坚持贯彻了实事求是。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党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进行了系统总结，我们必须牢牢记取。 ” 胡的讲话是不是指向薄熙来？是不是从去年开始就开始对薄熙来抱以警惕？如果仅从胡的讲话，还不能得出确切结论。但当我们把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记者召开会上批薄熙来开历史倒车的讲话拿过来，和胡在去年的讲话对比，相信任何稍有政治头脑者都能立刻发现问题。 温家宝原文如此：“ 我在这里想讲一段话。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也走过弯路，有过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正确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并且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 ” 胡、温讲话何其类似！这说明早在去年开始，在胡锦涛建党九十周年讲话和温家宝谈“文革遗毒”、“封建残余”之时，胡温二人就已经从党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高度为薄氏政治定性，并公开警告薄熙来不要乱来了。 只可惜薄熙来没有悬崖止步，老牛也不知道这是他没有政治悟性，还是他对自己的政治能量太过自负，还是像有些人说的是他的性格所致，这个恐怕就只有薄熙来自己清楚了! 其三，老牛说过，在中央对王立军事件的调查中，胡锦涛是通过国安系统亲抓此事。但在中央调查结果尚未出炉之前，薄熙来指派黄奇帆，透过香港某媒体开脱责任，试图影响舆论，倒逼中央朝着有利于自身方向调整调查结论，这使得高层极为震怒，立刻勒令重庆和这家媒体闭嘴。此举不仅使此华文媒体颜面扫地，也进一步恶化了薄熙来和中央高层的关系。 更为关键的是“两会”期间重庆方面的出格举动，在重庆团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薄熙来“相信胡锦涛会到重庆视察”一语非常没有政治水平，等同逼宫。此话一出，立刻将胡锦涛置于极端尴尬境地：胡如果去重庆，则是听了他薄的安排，如果不去，就会被人们认为是和薄公开对垒。胡的恼火可想而知，所以在“两会”结束之前，高层实际已经达成一致，决定先通过温家宝对外吹风，然后当晚就通过了拿下薄熙来的决议。 不为外界所知的是，根据中央领导建议，在李源潮、张德江到重庆宣布人事任免当晚，重庆市领导班子就被全体包机拉到北京，在温家宝总理面前逐个过关，被要求和薄熙来进行政治切割，并和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在会上，黄奇帆一反原来紧跟薄熙来的态度，积极主动深刻检讨，并表示完全拥护中央的各项决定，会和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另有一条未经证实的消息说，黄奇帆已向中央递交不少对薄极为不利的书面检举材料。 类似情况，“文革”结束后，只有“六四”期间在赵紫阳身上用过。即便是当年的陈良宇案，也没有搞到把全班人马拉到北京向中央当面表态的地步，我们由此可以判断出薄熙来事件的严重程度，以及以胡温为代表的新一届中央政府对薄熙来的严厉态度。   附稿： 薄熙来，中共党内第二高岗？   王立军事件猝然发生，让一路提携并委之以权柄之重的薄熙来一个跟头栽进暴风眼中。一直以来，王立军都被视为薄熙来铁杆心腹，是其麾下推行“毛左”政治路线和“运动式”打黑的核心人物，被国内右翼和法学专家批为开历史倒车，法制中国的破坏者。 但在王立军事发后，主流声音却一致认为，作为一个想干一番事业、且能干出一番事业的警界翘楚，王的做法无可厚非。他的悲剧在于以一介武夫性格身陷政治漩涡，明知有成为“口香糖”的可能，却以身饲虎，被人利用、操纵、抛弃，活脱脱表演了一场政治闹剧，把自己搞成了悲剧英雄。而这场闹剧的制造者，就是成就了王立军，后来又亲手毁掉了王立军的薄熙来，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不同的是，萧何作为开国元勋，以汉家兴衰为己任，以其忠心与智慧深得当朝倚重并留下千古美名。而薄氏其人，则被广泛认为是机会主义分子，在任之时就被冠以“政治野心家”之名，其政治路线、立场、动机等都饱受各界质疑。据北京消息，有位已经离退、在党内威望犹存的高层领导甚至直言指出，薄熙来有成为党内第二个高岗的可能！ 高岗何人？ 高岗者，陕西横山人。1927年加入中共。曾在军阀部队中从事兵运工作，是中共陕甘宁根据地创建人之一。中共到陕北之后，高岗曾任西北局书记。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高岗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13位核心领导成员之一。 抗战胜利后，高岗被派往东北参与领导创建东北根据地，于1949年起，任中共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集东北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了名符其实的“东北王”，养成独断专行的工作作风。就是在东北工作期间，因为路线问题，高岗和刘少奇等发生一些争议。 中共建政时，高岗被选为国家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并从1952年底，开始担任当时在国家体系中极为重要的计委主席一职。担任计委主席后，高岗一面紧跟毛泽东推行“左”倾政治，一面判断政治风向变幻，把矛头对准刘少奇、周恩来等，企图扳倒刘、周，取而代之。 为达到这一目的，高岗在党内四处活动，向邓小平、陈云等人封官许愿，编排官衔，制造党内分裂，触犯了中共党内大忌。1953年12月，高岗在中央会议上公开反对刘少奇，高、刘分裂表面化。在当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不指名点出了高岗问题，党内遂展开对高岗的批判，高岗命运逆转。 在接受批判期间，因私自封官事件被告发，高岗方寸大乱，自杀未遂，事件性质再度升级。再之后，在得知中共对其错误定性后，于1954年8月17日，在住处吞服大量安眠药，再次自杀身亡。 作为中共建国后第一个被打倒的高级干部，高岗死后所获罪名包括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制造党内不和、破坏党的团结、谋取夺取党和国家权力、搞独立王国、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破坏中苏团结等等数宗。其同党饶漱石也被一并打为“高饶反党集团”成员，二人迄今都未能翻案。 “高岗式”机会主义 那位退休中央领导为何把薄熙来比成高岗，普通人当然无从得知。但这个类比最起码可以告诉我们一个现实，就是薄熙来在重庆的做法，已经引起党内高层警惕。同时，这个类比也能部分程度解释为什么在薄熙来主政山城后，胡、温二人迄今为止连一次都不去重庆。 对中共政治规则了解者都知道，尊重老人是中共的一个光荣政治传统。所以，如果胡温继续和重庆保持政治距离，即便等到十八大新一届领导层上任，薄熙来的政治前程也几可预知。更遑论现在还出了王立军事件这样的大事，又发生在十八大召开之前的敏感时刻，搞得四海轰动，令中共颜面扫地，极为被动，当局之震怒即便用膝盖也可想象出来。 从薄熙来一方看，在把主旋律唱得山响的红都重庆，由自己一路提拔的心腹干将，此前的打黑英雄，居然私约美国领馆长时间谈判滞留，惊动北京，这实在是个莫大讽刺。 有分析指出，此事发生，标志着薄氏“毛左”路线全面破产，他借助“唱红打黑”和“运动政治”苦心经营的所谓政绩和他的政治前途也被顺势瞬间一扫而空，无论此后作再多补救，再强装镇静，心向北京，一切都已不可逆转。和高岗当年一样，在政治上等于已被判处死刑。 其实在王立军事件发生前，多维博客有不少观察人士从薄、王二人性格判断，已经预计到这一结局。在多维历史频道上，有了解中共高层党史者也指出，实际上从薄一波在中共十四大被邓小平委以重托，分管人事工作以来，凡薄氏两代人，历时十余年苦心布局，才有了薄熙来的政治局委员身份。而所有这一切，随着王立军进出美国使馆，一切都成过眼云烟。从这个意义上，薄熙来跌入目前窘境，可谓丧失薄家两代心血，其痛惜也哉，唯有薄氏明白！ 相比之下，我们可以对比同为红二代出身的习近平。习父习仲勋在毛泽东时代遭毛打压，在邓小平时代又被边缘化。一来命运多舛，二来高风亮节，父子二人皆秉良心、守纪律、胸怀国家，忍辱负重，一步一个脚印，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工作，才获得党内广泛认可，终有今日之成绩。 为何习、薄二人政治出身相同，政治命运却如此迥异？有分析认为，除了做人不同外，还必须在中共政治文化上找原因。 对中共文化了解者知道，中共政治文化强调的就是这种奉献精神和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讲究不予不取。对想尽办法，投机钻营，谋取个人政治权力的做法极为不耻，自中共成立以来，都被划为政治雷区。这些理念在今天虽然被执行者们运用的让人哭笑不得，但作为立党之本，仍然被置于道德制高点，被视为中共传统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任何人，不管有多大功绩，多高能力，如果在这方面犯下错误，都会遭党内同仁遗弃。 而高、薄二人，都齐刷刷折在这里。和高岗一样，薄熙来的确是一介才子，有不凡政治手腕，二人都曾权倾一方，声震朝野，如日中天，势不可挡。但可惜此二人都长于机会主义，与中共政党文化相违背，太过主动争取权位，长期苦心经营，临阵决策却都犯了高估自身的毛病，活生生断送了政治前程。正所谓“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此高、薄相同之一。 “高岗式”兴风作雨 作为一个在残酷武装斗争中崛起的政党，中共一直极其重视组织工作，强调党内团结，在这一点上，很多人认为中共至少领先现代管理学半个世纪都不止。 虽然中共法统的全面确立者毛泽东在世时提出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的说法，在中共党的组织生活中也可以进行正常讨论甚至争论，但在党的高层政治生活中，对可能形成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对可能造成党的分裂的言行都一贯保持着极为警惕的态度。 我们总结这方面的历史教训，从建国前的张国焘，到建国后的“四人帮”，再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赵紫阳，类似案例数不胜数，而且一旦过线，处罚都极为严厉。高岗当年也在这个问题上栽了跟头。在对高岗的政治批判中，宗派活动、制造党内不和、破坏党的团结、搞独立王国等等，都是极为严重的罪名。事实上，有很多党史专家指出，“高饶”之所以被冠以“高饶反党集团”罪名，就是因为他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共法统。 我们再把目光放到重庆，在王立军事件之前，重庆俨然成了搞“唱红打黑”和“毛式”政治运动的独立王国。他在重庆和黄奇帆、王立军、徐鸣等三人结成实质上的政治联盟，就有宗派主义的影子。他挑起的薄汪之争，往好了说可以看成是党内竞争，是党内民主进步的表现，但实际上，他在中国朝野造成的影响力已经远超当年高岗的“制造党内不和、破坏党的团结”。只是中共今天已走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执政党的成熟度和包容性正与日俱增，倘换个时代，说不定薄氏早已成阶下之囚。 更为重要的是，除非政治需要，中共对选择何种政治路线的讨论更倾向于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进行。而薄熙来在重庆却极善利用媒体造势，煽动群众参与。一段时间内，薄熙来在重庆和代表国内“极左”势力的“乌有之乡”等媒体一唱一和，遥相呼应，一个在政治中践行“毛左”主义，一个在舆论上予以吹捧支持。前者甚至主动向学界出击，纠合官帽知识分子和学界地痞如周其凤、孔庆东之流等，舞文弄墨，数黑论黄，搞的全国一片乌烟瘴气，颇有“文革”卷土重来之势！ 所谓当局者迷。搞政治其实最怕的就是装腔演戏，因为演着演着，弄假成真，编剧自己反倒失去判断能力，渐成剧中之人。薄氏其人，就犯了这个错误，最终把自己编排进去，闹到今天这个地步。 作为一个清醒的旁观者，我们都很清楚，不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在任何一个组织中，卷动朝野力量四面出击，都是最最愚蠢的行为。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公司，包括一个家庭，都不会希望有人内外勾结，卷动漫天烟尘。任何一个组织中的个人，哪怕再有能力，如果到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地步，出于组织整体利益考虑，也是一定会被清理出去的。 众多现象都告诉我们，事实上早从去年年中，薄的政治大戏已经无法再演下去。在去年召开的中共九十周年庆典大会中，应对薄氏挑起的政治争论，胡锦涛总书记甚至搬出“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应对。 能逼到党的总书记出手应对，薄氏此举，可以说和高岗当年在国家计委对刘、周四面出击的政治路数如出一辙，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构成了高、薄二人的相同之处。此其二也。 “高岗式”政治赌注 我们再从政治路线选择上看薄熙来和高岗的共同之处。 历史上，高岗一直是建国后某段时期“左”的路线的支持者。有专家指出，高岗到计委后向刘、周开炮，既有拉下刘、周取而代之的想法，也不排除有政治路线之间较量。而且历史也证明，因为急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当时也的确也犯了急于求成的“左”的错误，而高岗正是投毛之所好，在此期间跟风起势，极力营造“极左”空气，惹起众怒，才最终断送了自己。 我们再看薄熙来在重庆的做法，从行政命令式的全城唱红，到疾风骤雨式的“运动式”打黑，再到“分蛋糕”的均贫富做法，薄所推出的任何一项政策都有“毛式”极左主义和高岗重生的影子。 比高岗更绝的，是薄熙来似乎更懂中共政治，更懂如何运用现代传媒。他的“唱红”乃歌唱主旋律，“打黑”是为保证社会安宁，“分蛋糕”抓住了人们对当前中国社会不公和贫富悬殊普遍不满的心理。因而这些措施无论从中共执政理念上，还是社会舆论上都完全可应付过去，而且还可以毫无顾忌的把这些措施推向极致，既让中央无话可说，又可席卷民意，形成倒逼中央之势，为十八大晋升常委谋利。如此手腕，恐怕就连高岗也自叹弗如！ 遗憾的是邓小平说了“实事求是”四字。在此四字真理面前，别说高、薄之属，就连强势如毛泽东者，以开国之尊推行极“左”路线，也被现了原形。所以邓小平在后来总结历史时说过，中共“要警惕‘右’，但主要是反对‘左’” ，胡锦涛总书记说要“不折腾”。因为历史已经证明，搞“毛式”极左运动的瞎折腾不得人心，效之者形同玩火自焚。 曾记当年高岗出事，有一项罪名是“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而被高岗口头极力颂扬的毛泽东后来也曾说过，高岗明里拥戴，暗地里其实是反对他的。他老人家为此还发明过一个非常贴切形象的说法，叫“打着红旗反红旗”。据说高岗本人对此喊冤不已。 那么薄氏今日之为，又让党内高层、政界同仁作何解读呢？ 我们都知道，过去几年，薄熙来一直把邓、江、胡等中共三代领导挂在嘴上，但实际上，重庆所推行的各项政策，基本上都是已被历史否定的“毛式”极左主义翻版，改革开放、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被悉数雪藏冰封。中国有句古话要“阳奉阴违”，此话用在这里，可谓恰当之极！ 高、薄之同，此其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