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

中国选举与治理 | 韩寒背后的利益链条

韩寒背后的利益链条 作者:祁大夫 来源:观察者网 来源日期:2012-1-30 本站发布时间:2012-2-1 0:32:56 阅读量:1454次     我是媒体人,也算接触过出版界的人,所以是这样看韩寒这条关系链条,利益链条的。   中国出版界有三大波,路金波,沈浩波,张小波,他们都算出版大亨了,分别控制万榕书业,磨铁出版和凤凰联动。这是出版链条。其实很多作家都是恨韩寒的,因为写作者都明白这是个草包,肚子里没东西,写出来的东西也垃圾。但是他的书得到铺天盖地的宣传,个人更是被包装成天才、民主斗士、意见领袖,得到了特等待遇。这是一条很肥的利益链条。图书出版是个暴利,销售3万本就算畅销书,韩寒的书基本在50万以上,一本书卖30块,成本3块钱,抛去版税,算算这收入。   中国近10年来,火了的书基本是路金波出的,或者和他有关系,我是说小说类,比如慕容雪村、石康、宁财神等大神。他们自然是和路金波站在一起的,指哪打哪。其他的写小说的作家敢怒不敢言,只是远远观望这场恶战,因为他们确实可怜,就靠出书吃饭的,职业作家,职业写手不红是很惨的,出本书就指望着书商作为重点类图书包装,包括媒体宣传,包括在报纸网站上连载,包括铺货渠道,都很有讲究。   作家们是万万不敢得罪路金波和明确表态支持韩寒的沈浩波的,因为得罪了这二位,以后别指望出书了,都得饿死。   宁财神和”李寻欢”路金波当年是并列的网络写手,他走了编剧之路,在演员圈里面也是不能得罪的人,比如姚晨就指哪打哪了,所以姚晨明明知道自己智商低,但是也趟这个浑水,就这个道理。   再说说媒体,包括新浪、网易、腾讯之类的。我先说网络媒体。中国的网络媒体是没有底线和道德可言的,只要吸引眼球就可以,说实话,新浪是最厉害的,别人腾讯搜狐什么的都是花钱请名人,比如于建嵘就是和新浪微博明确要钱,结果没给,高调搬家到搜狐微博,不几天就出消息搜狐给他钱做什么公益平台,其实这是一门生意。   再说腾讯,和新浪进行微博大战,出钱让韩寒开微博,这是很可能的,因为他们一直这么干。我熟悉的奥运报道经历过,请名人,请明星姚明刘翔黄健翔什么的开专栏,写博客,这都是钱。新浪是培养了名人扎堆的风气,明星们在新浪都不拿钱的,这就很危险了,因为你得罪了韩寒,那么韩寒马上搬博客开微博去腾讯了,反正腾讯又出钱。所以新浪根本不敢挺方舟子,这是高层的意思。   透露个内部消息,新浪微博发了通知,不许讨论和参与韩寒和方舟子的大战。   媒体都不敢得罪这些名人,因为名人也是资源。资讯大战就是资源大战,花钱请还请不来,更别说旗帜鲜明地反对了。   方舟子真的不算名人,他的人气差,人缘差。尽管网站的编辑有些暗地里欣赏方舟子,但是不能得罪韩寒。包括这次倒韩大战,有很多人站在方舟子这一边,不是因为方舟子人怎么样,纯粹是想干掉韩寒而已。等到方舟子打另外一个不相干的人,他们马上就从方舟子的粉丝阵营里离开了。   我不怕方粉骂,我就是纯粹看不上韩寒,所以现在支持方舟子。等这件事结束后,我不一定就是方舟子的粉丝。   报纸杂志更是如此,你得罪了明星,都不接受你采访,你还搞个毛啊。   出版界控制着作者,媒体惧怕明星搬家,不接受采访。这些都导致中国的信息传播不对称,不正常。也就是在天涯,在这种草根为王的平台里,大家都披着马甲说真话,畅快淋漓地揭露丑恶的韩寒集团。   所以,要推倒一个偶像,根本不能指望在新浪微博实名制的那些名人。现在方舟子阵营中那几个带V的名人,彭晓芸离开南都系了,不加V已经破罐子破摔了,十年砍柴是专栏作家,和出版业关系不大,王志安是央视的,和这些人没有利益上的纠葛,有个认证是娃娃亲什么的书的作者的王增杰看来也没打算当作家,应该是圈外人,都不忌惮媒体或者出版业,他们才敢旗帜鲜明地支持方舟子。   李承鹏不出声,不代表他支持方舟子,路金波的一条微博说了,大眼忧心忡忡地打电话来,说韩寒有麻烦了。李承鹏和路金波是作者和出版人关系,他是被方舟子打过的,有七寸,不敢出声而已。   那个所谓草根写段子的作业本最恶心,这次主动献媚,显然是为未来的出书做铺垫,讨好路金波。   大家看到挺韩派,只要稍微一动脑筋,一打听,就能弄清楚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   说到底,大家都是为了钱。方舟子是损人不利己,我们是悲壮的看客,连吐痰带吐血地等猛料,催进度,为正义而战吗?不是,都他妈有点闲得蛋疼。 * 转载一段来自文学城的评论:  这场“韩战”爆发的时机也耐人寻味,早不来,晚不来,就在这“韩三篇”抛出的当口,大炮机枪一起开火了。   这个问题,比韩寒的“造假”其实更耐人寻味啊!   韩寒“不可思议”的神话地球人看了好多年了,连这小娃娃上了《时代周刊》都没有人质疑,怎么一谈民主自由就触动了某些人的神经?这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在韩寒用犀利的文笔向专制开火的时候,也没见什么人“打假”,而一旦韩寒变得温和了(只要稍微有一些阅读能力和公正眼光的人就可以看出韩寒并没有否定民主,而只是否定了实现民主采用革命的方法),就接二连三地跳出几个人来横挑鼻子竖挑眼,上来就走下三路,你难道不能光明正大地指出“韩三篇”错在哪里,韩寒又何罪之有?你要是还相信言论自由的话,难道诺大一个互联网,就容不下一个韩寒吗?   由此看出,我们不少口口声声提倡民主自由的人,其实内心还是唯我至尊,容不得“异己”,容不得不同的声音。说到底,“极左”和“极右”是同一种文化思维所培养出来的一对孪生兄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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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网 | 武汉飞越疯人院者徐武到北京向各界求救

(维权网信息员蒋理报道)元月28日,本网信息员接到知情人士告知,武汉飞越疯人院者徐武到达北京后,得到维权学者于建嵘的帮助,给他介绍了一份看守仓库的工作,准备元月30日中国农历初八去上班。徐武在北京说:“我现在北京,生活比较困难,请求社会各界帮助我度过难关。我就是要求给我一个说法,武钢集团同工不同酬是错的,应该退还我被克扣10年的工资。我没有精神病却被精神病名义强制关押多年,我要求赔偿。”希望各界关注! 下面是徐武的自传:《飞越疯人院的徐武自传》 ———–作者:徐武 2012年1月20日于北京 1989年我从技校来到武钢工作,刚开始与所学专业还算相符,没多久就强制调离工作岗位,我不服却没有办法,老百姓总受压迫,我认真工作,贪官污吏不赞同,让我下岗,在工会干部的干预下,我又有了工作。中国不象都是坏蛋,总有好的。我开始研究法律。武钢搞工作相同报酬不同也就是同工不同酬,我向上级控告被克扣三年工资,把武汉市劳动、司法局、市政府等告上法庭。我跟武钢打了十几场官司,从03年达到06年,法院说如果调解结案,从关心职工和人道主义援助角度,我可以领到全额工资还有一部分补偿,但我坚持要一个对错的输赢结果。 因为此事,武钢把我打伤,我要求报工伤,劳动局不同意,我申请武汉市政府行政复议,政府维持,我就又告了武汉市政府,当中,我跟武钢合同到期,让我自己写不愿续签与武钢集团的劳动合同,但被我拒绝。06年11月、12月,武钢保卫科科长在保卫科长办公室用警棍打我胳膊、头等部位,保卫科科长的父亲就是武汉市钢城分局政委,我报案,不给我立案,我一直在家里养病。 此时到了2006年12月,全国维权人士在武汉召开联谊会,维权人士在此期间被殴打,强制到外地旅游,选举法专家姚立法老师从湖北潜江偷偷赶来,谈起他在当地被监控,我有同感与他谈起我这几年的经历:因和武钢打官司,我和武钢劳动合同到期,武钢不愿续签合同。逼着我承认不愿续签劳动合同。我拒绝,就把我关在办公室用警棍把我打得浑身是伤,拘禁10多小时;我找武钢总经理反映,在总经理办公室门口又被打,毁掉病例,打110报警多次无人理;武钢还曾拘禁我3天,我绝食抗议才放回;还有一次被打,送进医院,抢救15天,公安机关无人管。姚立法老师听到我的经历,鼓励我坚持。 2006年12月4是全国的法制宣传日。宣传日刚过,我就来到北京,但到北京各部门反映无结果。我在北京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给武汉的朋友联系我告武汉市政府的案子,问结果是输还是赢,朋友说输了,并告诉我武汉警察和武钢的人在找我解决问题。我研究法律岂不知其中的奥妙,我让朋友不要理他们,朋友一个劲地和我联系,告诉我他不会害我,他在帮我,我感到朋友的危险,就告诉了我的位置。结果刚出北大校门,就被一帮人扑倒在地,铐回宾馆,手都要断了,铐回武汉公安局武钢分局坐铁板凳式的老虎凳,殴打几天不让睡觉,逼问什么炸药之事,我没搞爆炸,到哪里搞炸药,我包包里有了不少东西,他们需要什么就可以搞什么,但他们也没有证据,就让我抄一份声明,我把不属实的东西删除,警察很不高兴,马上送我去武汉青山看守所,晚饭都不让吃,饿了一晚上,在看守所关了十六天。 2006年12月31日武汉公安局钢城分局警察采用欺骗手段将我送到武钢第二医院精神科关押。当时,一帮警察拿张纸让我签,我说看看再签,警察说签完再看,我说不看不签,警察无奈让我看。纸上写道我有精神病,我拒签,警察说签完就回家,我说我没精神病,我要回家,警察把我绑架到车上铐起来送到武钢二医院精神科,亲朋好友不能看我。后来我偷偷联系到朋友,与他讲了情况。后来过完春节在警察监视下,父母来看我,我告诉他们我没有精神病,要求做精神病鉴定,但他们受了欺骗,他们欺骗我父母说我去炸天安门,他们害怕,就不给我做,他们还告诉我父母说关我几个月我就可以回家了。弟弟来看我,进不了门,我隔着栏杆对他说要做鉴定,他说胳膊拧不过大腿。 精神病院关了个武钢技术员,他告一次状,就关一次,这次是第8次,他说用锯条锯锁可逃走,无意间我找到锯条偷偷锯几天,快锯完时技术员放回家了,我独自逃走,那是2007年3月底。我逃出来,逃到北京,靠睡桥洞、捡瓶子卖维持生活。07年国际劳动节5月1日,我在天安门白天点蜡烛,因为我认为湖北政府太黑暗要光明,又被北京警察抓住交给武汉的警察,武汉警察又将我用两幅手铐拷回武汉,直接送到武钢第二医院精神科,对我进行电击,要求我交代我如何逃出去的。 然后一直就将我关在那里,开始也禁止父母来看我,父母知道警察不肯放我回家,请了武汉的律师到法院去告,法院不给立案;也请了北京方面的精神病专家来给我做精神病鉴定,但医院不让进去。这样,一直到2011年4月19日,我一直被关在精神病院,被强行吃药,如果不吃药就用电击,或吊起来殴打。5年中我被吊起来殴打多次,有时候长有时候短,要看医院的心情。伙食比医院的民工都差,还不如看守所的伙食。 2011年4月19日我弄开窗户又一次逃跑,逃到广州精神病院做鉴定,鉴定认为我有忧郁情绪,但并不构成精神病。4月26日、27日当时我在南方电视台做节目,控告武汉当局迫害人权,武汉的警察和武钢工作人员十几个人闯到电视台,当时镜头都录下来了。之后,我准备去另外一家媒体接受采访,但被他们强行带到广州一个宾馆。我知道贪官不会放过我,备有刀片玻璃,为抗议,我就吞了刀片玻璃,但还是被连夜押回武汉,又用手铐送到武钢第二医院精神科。因为我吞了刀片玻璃,他们把我强行麻醉后将刀片玻璃取出。2011年5月12日我们家父母再一次被人欺骗,说政府是为我好,我要是做了鉴定就可以回家,父母就同意了。我说做鉴定跟政府没有关系。我说要在湖北省以外的地方做鉴定,父母也同意了。但5月14日有一帮人带着仪器要给我做鉴定,因不是在湖北省以外做鉴定,我拒绝,我父母也反对,就没有做鉴定。但他们出了一个假鉴定,说我有精神病。我还是被关在精神科。5月16日武汉解放62周年我绝食抗议要回家,但没有用的。南方电视台公布了武汉警方的行为后,媒体都到武汉采访我,警方派警察守住,深圳律师黄雪涛来了四次到武汉为我提供法律援助,但一直没有见着我。武汉当局对收买不了的记者进行殴打,后来武汉当局迫于压力于6月10日零晨1:00时,把我押回家进行监控。派一帮人24小时监控,不让我出门,还在我家门口阻挡亲戚朋友来看我。 8月份我试着从家里跑出来,又被监控人员绑架我回家。后来监视松懈后,我于12月29日坐汽车离开武汉。我现在北京,生活比较困难,请求社会各界帮助我度过难关。我就是要求给我一个说法,武钢集团同工不同酬是错的,应该退还我被克扣10年的工资。我没有精神病却被精神病名义强制关押多年,我要求赔偿。 但在北京,我见到关注精神病专业律师黄雪涛,但黄律师说,现在体制下无法解决,只是因为全世界关注您,您才能出来,要不还不知道关多久呢。 徐武 的联系方式: 开户银行:农行北京分行太平庄分理处,户名:徐武,账号6228480010871704119 Email:13871100094@139.com徐武手机13871100094 公民身份证号42010719680720051X 住址:武汉市青山区新沟桥21街坊22门41号,邮编43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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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高军:维稳陷阱及其破解之道

高军:维稳陷阱及其破解之道 进入专题 : 维稳 和谐社会 群体性事件    ● 高军       【摘要】畸形的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指标催生了片面维稳的盛行,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已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尴尬处境。片面维稳模式下,通过金钱收买或打压,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损害了社会公正,压倒了民权与民生,伤害了政府的合法性。现阶段,维权就是维持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法律的尊严,就是最大的维稳。最终破解维稳陷阱,根本之道在于民主法治建设。     【关键词】维稳;和谐社会;群体性事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体制的变革带来了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深刻的调整和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各种具体利益矛盾,特别是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地大量表现出来,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惯性思维以及自上而下层层加码的“稳定”考核硬性指标压力下,目前在某种程度上,维稳已成为悬在地方官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清华大学课题组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1笔者认为,能否成功突破维稳陷阱,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能力、民主法治建设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一、地方官员陷入维稳陷阱          近年来,社会稳定问题牵动着整个社会的神经,特别是各级官员更是高度紧张。学者孙立平指出,稳定问题之所以成为关注的焦点,与长期以来在我们社会中形成的一种“不稳定幻像”是有直接关系的。而所谓的不稳定幻像,其实就是一种以为社会矛盾很多、很严重,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很大的主观感觉。这种“不稳定幻像”是导致社会稳定问题泛化的一个重要因素。2     在“不稳定幻象”的支配下,自上而下各级政府如临大敌,把本来是正常的利益诉求当作不稳定因素,把本来不是敌人的人看成是可疑分子,限制他们的自由,维稳事实上确已压倒了一切。对于目前的维稳模式,学者于建嵘认为是一种被动的、压力型维稳,具有“重视事后处理胜过源头预防;重视基层,注重‘实战’;政绩考核功能异化;成本高,投入大;基于短期利益考量”等特点。3笔者认为,具体展开,当前维稳主要呈现以下特点:(1)机构上实现体制化。近年来,各地纷纷成立了“维稳办”、“综合治理办”、“应急办公室”等机构,建立了信访、公安等部门的联动机制,由地方重要领导亲自担任负责人,采取“首长挂帅”、“全民动员”、“政治运动式治理”的领导方式。只要进入“敏感时期”或者遇到“敏感事件”,一些地方政府就会开展大规模的政治动员,一切都要给维稳让路。(2)内涵上任意扩大。在维稳问题上,地方政府兼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执行者与监管者,对稳定的内涵常常做扩大解释,对于只要可能影响地方政府“形象”或主要官员仕途的公共事件,往往当作影响“稳定”的事件来对待,甚至将其上升到政治高度,动用公权力予以打压。事实上,稳定已被泛化,成为一些官员不作为、乱作为的借口。(3)认识上奉行简单的对立思维。当前一些地方政府维稳思维的一个最大误区,就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把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4)目的上掩盖矛盾。上访、群体性事件等背后的原因通常比较复杂,一些地方官员往往并没有把精力花在解决问题上,而是采取一切办法隐瞒,不让上级知道。(5)手段上软硬兼施。即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一方面,“花钱买平安”,近年来随着各级政府财政逐渐宽裕,各级政府普遍设立了“维稳基金”,“花钱买平安”遂成了一些地方政府处理问题的首选方式。另一方面,对于一些“钉子户”或参与人数较多的群体性事件,由于不好花钱或花钱“摆不平”,则采取硬压的方式,在堵与疏手段选择上,选择简单化的堵。     事实上,目前各地已经形成了几乎固定的维稳模式:对于群体性事件、矿难等天灾人祸引起的公共事件,地方政府首先想到的与采取的措施就是掩盖真相,花钱买平安,尽快处理,维稳已成为一些地方官员隐瞒事故的遮羞布。这种维稳是被动的、消极的、“灭火式”的维稳,其短时间内有效,且操作简单易用,但治表不治里,作为不稳定内在因素的社会矛盾只是被暂时压抑,并未消除。这种模式一旦形成,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将进一步封闭并自我强化。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陷入了手段与目的之间的本末倒置,把本来只是一时手段的维稳当做了目的,导致维稳扩大化、产业化,法律的尊严,社会的正义,都让位于稳定。但维稳不但没能稳定,反而增加了紧张与敌对情绪,结果就是进一步增加维稳的人员和经费,形成恶性循环,从而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二、维稳陷阱如何形成——地方官员的行为逻辑          维护社会稳定固然重要,但如今却被一些地方政府歪曲、篡改,成为欺上瞒下的幌子,上面说稳定压倒一切,一些地方政府就用稳定把一切压倒。4这种治理和行政层面的稳定问题被泛政治化,杀鸡取卵、不惜一切的维稳行为方式,不仅严重增加成本,而且会破坏全社会的是非观、公正观等价值理念,削弱了政府公正的形象,非但不能促维持长治久安,反而加速了社会基础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失范,这明显与政策制定时候的基本原则相背离。5但问题是,为什么地方官员普遍选择如此荒谬的方式?     必须承认官员是理性人,在给定的时空、制度前提下,必然会权衡各种利害得失,在制度缝隙中选择对自身最有利的方式来进行。社会稳定归根结底要靠缩小贫富差距、建设公平正义的民主法治社会来实现,但这是投入大而见效慢的艰难工程,而且还受制于宏观层面的国家体制。在“稳定压倒一切”已经成为我们多年的惯性思维,“稳定”已被泛政治化的背景下,片面维稳现象看似荒谬,但实则合理,是地方官员的制度理性选择。     事实上,在现行体制中,地方官员主要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积极方面的发展经济,具体则表现为提高GDP数字,这关涉政绩,直接影响地方官员的升迁。其二是消极方面的确保在其任内“不出事”,而这根神经近年来越绷越紧,其原因在于: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社会稳定问题,例如《关于实现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即规定了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造成恶劣影响的官员将被问责。中央强调稳定的出发点在于以此来约束基层官员的不当行政行为,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自上而下层层加码的现象,一些地方甚至要求所辖地区实现“零非访”、“零群体性事件”,并在对官员的考核中实行“一票否决”。事实上,这种刚性维稳实践中已经异化成为维稳压倒一切的现实考量,在“领导包案”、“属地管理”下,很多基层官员不得不用极大的精力来应付与维稳相关的事项,对稳定问题过度的敏感已经带有强迫症的特点,特别是在每年的“两会”或重大节日、国家重大活动等“敏感时期”,地方官员的神经更是高度紧张。     鉴于官员是被上级而不是被本地民众考核的,于是所谓“不出事”就被进一步异化为“不被上级得知出事”。这个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一些地方政府往往并不是去解决实际问题(事实上,客观来讲,有很多问题涉及深层次的体制问题,确实不是地方政府所能够解决的),而是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去维持一种表面上的、虚假的稳定。特别是,《信访条例》规定不得“越级上访”,周永康在加强维稳的工作的报告中提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的要求,虽然其本意均在于强调从基层预防,将矛盾在基层尽快解决,但实践中往往却成为地方官员不作为、乱作为的“尚方宝剑”。地方官员通常采取的手段主要有:(1)隐瞒。极力隐瞒征地、拆迁、病情疫情等可能引起“不稳定”的事件,近年来,从紫金矿业污染瞒报到“金浩”问题茶油瞒报再到信阳蜱虫疫情瞒报,“维稳”已经成为瞒报的最佳理由和托词,“瞒报维稳”似乎已经成为“先进经验”被各地政府纷纷效仿。6(2)打压。对上访群众采取截访(甚至雇用所谓的保安公司来“暴力截访”)、销号(即用财政资金“攻关”上级信访机构,使其拒绝给信访者登记,或者从记录中抹去上访登记,不将其列入统计通报范围)、办“信访学习班”、罚款、拘留、劳教、判刑、连坐、关精神病院等控制手段压制上访人员。(3)收买。即“花钱买平安”、“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币解决”,无原则地妥协、让步,息事宁人。综上,本意在于约束地方官员不当行政行为的政策,实践中竟然异化为一些地方官员不作为、乱作为的借口。事实上,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一些地方官员如此作为,稳的不是民心,而是其自身的权力、政绩与地位。     地方官员如此违法胡乱作为,为何能畅行,以致成为一种普遍的形象?原因在于:(1)地方官员事实上由上级任命,听命于上级而无需顾及非本辖区居民的选票,因此对上而不对下负责为常态。虽然我国有众多的权力监督机制,但都存在独立性不强的缺陷,难以有效的发挥监督作用。(2)中央与地方信息不对称。我国是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在权力结构上地方政府处于劣势,但是由于在地理上中央政府离地方较远,而中央的各项政策又必须通过地方官员来贯彻执行,与中央政府相较,地方政府具有信息上的优势。由于新闻管制以及地方新闻媒体体制化与地方化,使得其难以有效地揭露本地区问题。因此,容易发生“代理人危机”,事实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直是我国官场的痼疾。(3)对片面维稳的官员问责乏力。实践中,对于发生群体性事件等稳定问题的问责是钢性的,但对于隐瞒这类事件的问责却很乏力,例如像湖南省质监局对“金浩”问题茶油瞒报这样的劣行,竟然至今都没有一个说法,更没有问责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瞒报维稳”遂难免成为官场的“传染病”。          三、维稳陷阱的危害          实践中,层层加码、严格的维稳考核机制已被严重异化,使一些地方政府对稳定问题产生过敏性反应,遂导致乱政昏政迭出,其危害巨大,主要表现在:     1、掩盖矛盾。一些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无论是打压还是收买的维稳手段均超越了法治的范围,动用警力等专政工具压制和牺牲了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而“花钱买平安”式的临时性的安抚措施,往往仅凭负责官员的个人判断,其所体现出的政府行为明显缺乏原则性和规范性,这种“权宜性治理”方式已经脱离了法律轨道,“往往忽视、扭曲甚至排斥法律的作用”。7这种靠牺牲公平正义与法律尊严的所谓维稳,只能遮掩矛盾和问题,从而导致矛盾不断积聚。     2、压制维权。现有稳定思维的最大误区之一,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8一些地方官员动则利用专政的手段打压维权,甚至限制律师对维权群众的法律援助,例如,2011年温州7·23动车事故发生后,正在事故的抢救、善后过程中,温州司法局、温州律协即下达了《关于加强“7·23”动车事故法律处置报告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所有接到寻求法律帮助要求的律师所和律师,在第一时间向市局律管处和律师协会报告,不得擅自解答与处置”。9     3、挤占民生。近年来,各地维稳的人、财、物投入惊人用处于不断攀升的态势,有数据显示:拥有170万人口的山西太原市,有人民调解委员会2622个,调解员18442人;广西贵港县乡两级维稳工作平台专门从事维稳工作的人员600多人、村级维稳信息员3500多人。10巨额的维稳经费已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据公开信息,广州市2007年社会维稳支出44亿元,超出当年社会保障就业资金35.2亿元许多。就全国范围来看,权威数据显示,2009年维稳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令人震惊:全国内保费用达到5140亿元,已接近军费的数额,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47.5%。112011年中国公共安全预算为6244.21亿元,高于国防预算的6011.56亿元。12维稳资金挤占了民生份额,从而官民矛盾更加激烈,于是又得增加维稳资金,形成恶性循坏,维稳遂成为财政投入的“无底洞”。     4、鼓励闹事。目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得过且过、息事宁人式的维稳机制,所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其实就是鼓励大家去闹事。地方政府“饮鸩止渴”式维稳,在花钱买平安的心态下,经常会做一些无原则的让步,甚至还发生了众多啼笑皆非的荒唐事情。13一位在基层从事维稳工作的官员指出:“大量事实证明,若以非法制化手段来解决问题,也许暂时可以取得维护稳定的效果,但是由于地方政府在维稳过程中存在诸多争议行为,这会助长一些民众不闹不解决的心理预期”,“表面上看起来原有的矛盾暂时化解了,但更多矛盾又会接踵而来”。14     5、怠政乱政。一些地方官员以维稳为借口,不积极解决矛盾,解群众于倒悬,而是将所有治理层面的问题均纳入维稳工作的范畴内,以“运动式治理”替代真正的制度化建设,混日子、得过且过的“官场哲学”盛行,即所谓的“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无事就是本事”。这种做法,无疑降低了政治与行政的品性,损害了政府的形象。但是,官员对上不对下负责的体制以及任期制的缺陷,决定了政治领域极容易发生“公地悲剧”,即官员在地方为官一至两任,到期即异地为官或退休,于其自身利益无损,其怠政乱政所造成的干群关系紧张,政府合法性基础遭受损害的政治责任却由中央、由整个体制来承担。     6、阻滞改革。众所周知,我国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先行。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释放了巨大的经济活力,短时间内我国的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未能同步跟上,在权力来源、权力合法性依据以及对权力的制衡与监督等方面未能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与法治的制度。当前,我国出现了庞大的既得利益者,特别是官商结合的利益集团,他们往往从维稳的角度来渲染政治体制改革会带来动荡,破坏稳定,从而丧失经济发展的大好局面等危言耸听的言论,以此来干扰和阻滞政治体制改革。而这种短视、苟且的消极维稳模式大规模的扩散,将可能形成一种常规的政治与行政,从而顾不上根本性治疗。          四、维稳陷阱的破解之道          破解维稳陷阱的前提是必须对形势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当前,我国已进入了网络信息化时代,特别是微博等新型传媒的出现,使得公共事件一旦发生即迅速呈现到公众面前,从而显得社会“不稳定”情况貌似增加。但官员们显然还未能适应信息化时代,对之过分敏感从而导致“不稳定幻象”严重。学者指出,目前国内不稳定事件主要还是下岗、失业、农民负担、拆迁等与人们切身相关的利益问题,因此不要把它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也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刑事治安案件,而是要当做一个利益的问题来处理。15当前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往往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目前一些地方政府所奉行的维稳模式是行政化的、人治的、靠压制权利、打压公众维权来取得的“不让人出声”、掩耳盗铃式的所谓“稳定”,而这种表面上稳定的背后却埋藏了深刻的社会危机。因此,科学的维稳应当是法治化的维稳,政府必须在宪法与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各级政府必须树立没有权利就没有稳定,维权就是维稳的观念。     破解维稳陷阱的关键在于必须科学地设置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与问责形式。我国宪法、法律所设计的基本制度,其本身即具有稳定的功能,如果严格执行宪法与法律,保障公民权利,社会自然不会不稳定。造成维稳陷阱的直接原因就在于当前畸形的“零上访”、“零群体性事件”稳定考核指标,以及在稳定问题上“一票否决”这类简单、粗暴、绝对化的问责形式。地方官员在上级考核的强大压力下,为了在任期内“不出事”而只好选择金钱收买或动用公权力打击公民合法的维权。政治学常识告诉我们,好的制度能扬善,而坏的制度却只能激发人性之恶,因此必须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废除当前畸形的稳定考核指标和问责形式,确立地方官员政绩好坏由当地群众考核的制度以及基于事实与法律的官员问责制。     破解维稳陷阱的根本在于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深层次问题。笔者认为,当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社会不公正现象成为新时期、新阶段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二是“权力结构”失衡现象加剧,“官本位”现象日趋严重。破解维稳陷阱,必须针对这两对矛盾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     首先,必须着力解决当前突出的民生问题,构筑社会稳定的坚强基石。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政府通过“甩包袱”将医疗、教育、住房等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推向市场,忽略了民生福利建设,我国公民在税收负担方面高居世界前列但在享受的福利方面却居于世界末位,民生问题非常突出。前已述及,巨额维稳经费投入更是挤占了民生,使本已可怜的民生更是雪上加霜。事实上,如果转换思路,将巨额的维稳经费用在民生福利上,则足以保障民众拥有“稳定的生活,稳定的职业前景,稳定的收入,稳定的物价,稳定的晚年保障……”,如此,则何愁社会不稳?     其次,必须改革观念。(1)正确看待社会冲突。社会冲突和矛盾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现代的社会冲突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16社会学研究表明,社会冲突并不必然导致社会不稳定,冲突可以起到一种安全阀的作用,即起到发泄释放的通道的作用。17如果政治体系具有高度的消化能力,社会冲突和抗议运动往往变成政治进步的动力。(2)正确看待稳定。从政治学角度来看,政治稳定可以划分为强力控制型和动态平衡型两种形态。强力控制型把稳定看成是静态的、凝固的,而动态稳定的主要特点就是把稳定理解为过程中的平衡,并通过持续不断的调整来维持新的平衡。维稳所维的不能只是一种“传统的静态稳定”,而应当是“现代的动态稳定”。18(3)确立正义的最高价值。在秩序与正义问题上,必须认识到“正义是政府的目的”,“尊重人的人格的自主性乃是正义的基础”,那种“花钱买平安”的苟且行政以及压制公众维权所换来的谓“稳定”牺牲了公平正义,不仅没有起到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反而是制造社会动乱之源。(4)去除“单位人社会”思维。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经济和社会结构决定了在社会管理方面,官员奉行的是“单位人社会”思维,即把社会看成是封闭的、静态的社会,采取的是全面控制型模式。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是自由人联合的社会,是开放多元的社会,因此,在社会管理模式选择上必须实现从社会控制型向自治型、回应型转变,摒弃那种让民众生活在真空里的维稳。     再次,控制权力。(1)控制权力的前提在于民主。在权力来源上,我国宪法明确宣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是,正如波普尔所言,现代社会,关键不在于权力的所有制,而在于权力的具体行使方式。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具体操作层面尚存一些缺陷,影响了其优越性的发挥,必须加以完善。完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点在于:规定现职官员不得兼任人大代表,减少人大代表人数,逐步实现人大代表的专业化、专职化,逐步实现各级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等等。(2)控制权力的根本在于政府的科学定位。我国市场的建立最初由政府强力推进,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被诱发出逐利的本能,最终导致市场的权力化和权力的市场化,公共权力在很多场合已沦为谋利的手段,地方政府“公司化”现象严重,直接参与经济,与民争利,甚至公权力发生异化而直接牟利。19控制政府权力的根本在于政府必须回归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科学定位,采行“租税国”体制,政府的责任不是赚钱,财政收入也不是越多越好,政府的任务在于“量入为出”,通过法定的税收征集资金,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20以此为基础,建立法治政府、有限政府、中立政府,让经济事务回归社会,民间自治,培育我国的公民社会,政府无需包办一切,社会的事务则社会处理,避免政府在社会矛盾中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强化政府作为规则和程序制定者以及矛盾调节和仲裁者的角色。(3)建立合理的权力结构模式。虽然我国有具体的国情,西方的三权分立并不适合我国,但其中所蕴含的控权这一人类政治文化的精华部分可以为我们所吸收。目前,我国有全世界各国最多的权力监督机构,但由于都存在着独立性不足的缺陷,难以有效地行使监督的职能。事实上,权力监督机构不在于多,而在于必须独立,因此必须在体制上对之进行改造。(4)开放新闻。新闻媒体作为“第四种权力”,在限制权力,揭露腐败方面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因此应当尽快制定《新闻法》,保障新闻自由。(5)以权利限制权力。即尊重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保障公民宪法与法律范围内的表达权利与自由。其实,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并不可怕,它们是弱者手中平等交涉的工具,如果剥夺了弱者手中的这些工具,社会将失去重要的减压阀。     最后,司法独立。“无救济则无权利”,“救济先于权力”,宪法和法律中写入多少权利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权利能切实得到保障,在权利被侵犯时能获得公正的救济。而在法治社会,司法被誉为公众权利的保护神,其奥秘就在于其根据宪法与法律,司法权拥有独立的地位,“司法机关的独立表现在它只遵守自己特有的司法规则,表现在它的观念和行为不被其他政治机构和社会团体的观念和行为所左右。”21当前,我国司法机关独立性不足,地方化、行政化现象严重,为了“顾大局”、“保稳定”、给地方经济“保驾护航”,往往对征地、拆迁、国有企业改制等“敏感”案件不予立案,利益受损的群众告状无门。更有甚者,个别基层法院沦为行政意志的附庸,其主要功能不再是用来保护公民的权利,相反却以“扰乱公共秩序”、“妨碍公务”、“敲诈勒索政府”、“诽谤”、“聚众扰乱交通秩序”打压维权群众。民众维权成本非常高,通过正常渠道解决诉求很难,迫使人们维权时必须把事情闹大,甚至采取开胸验肺、22断指自证清白23这类激烈的维权方式才能实现维权的目的。而这类维权方式一经报道,公众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对司法失望的心理,从而加剧公众的愤懑与不满,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当前,政府必须确立维权就是维稳的理念,而维权的关键在于完善权利救济渠道,因此必须在体制上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地位,惟如此才能使积贫积弱的权利尽快走出贫困的境地。          高军,单位为江苏技术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注释】     1清华大学课题组.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J.领导者2010(4).     2孙立平.“不稳定幻象”与维稳怪圈J.人民论坛2010(7)上.     3于建嵘.从刚性到韧性,变“维稳”为创稳N.南方都市报2010-4-4.     4晏阳.“瞒报维稳”是最可怕的“疫情”J.浙江人大2010(10).     5孔祥勉.“天价维稳”现象的政策浅析J.改革与与开放2011(6).     6,晏阳.“瞒报维稳”是最可怕的“疫情”J.浙江人大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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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照网络舆情监测-《财经网》

探照网络舆情监测-《财经网》 探照网络舆情监测-《财经网》 2012年1月7日,山西省疾控中心科员王烨连续五年“吃空饷”累积10余万元的新闻被曝光,引发网民的大量关注。同时,这条信息也开始进入网络舆情监测者的视线,成为他们用来分析的典型案例之一。 这些网络舆情监测机构,利用网络舆情监测软件,动态监测网民对此事的帖子、评论转发等情况,从而绘制出一份每日该事件网民关注度的折线图。 折线图形象地反映出网民对官方回应的态度,亦为机构应对危机处理提供决策指引。当山西省疾控中心回应称此事并无不妥后,网络舆情达到高点,直至山西省纪委表态成立调查组进行调查,热点才被另一个新的话题替代。 通过对浩如烟海的互联网信息进行监测、分析,从而把握网络民意的走向,这项工作正在成长为一个庞大的产业。这有点类似于民意调查,只不过调查对象是躲在电脑背后的网民,官方称之为“网络舆情监测”。 这个产业的发展得益于愈来愈“猛烈”的网络民意。近年来,因为微博的崛起,网络舆情更加汹涌澎湃。民众通过互联网发布信息,发表意见,参与对公共事件的讨论,并逐渐形成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现象。 而在2012年初,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已率先发布了2011年度网络舆情报告,未来一两个月间,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亦将发布类似报告。显然,这种现象既对官员获知民意的渠道进行了重塑,改变了官民之间的互动,同时也催生壮大了一个专门从事网络舆情监测的产业。自2011年至今,从事这一行业的各类机构开始显性化,进入公众视线。 网络舆情新变化 对于网络舆情的新情况,几乎所有的舆情监测机构都注意到了微博的崛起。 微博——这种WEB2.0时代的产物,多中心、扁平化的信息传播方式,正在逐渐改变过去的传播规律。网络舆情的主导权,正在由过去以传统媒体或门户网站控制,转变为千万个公民意见的聚合来影响。 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截至2011年底的数据,中国网民规模已达到 5.13 亿,其中48.7%的网民在使用微博,而2010年同期使用微博的人数仅有6311万。 微博用户的迅猛增长开始改变网络舆情生态。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等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归纳了2011年网络舆情出现的四点新变化: 第一,微博的大规模使用降低了网民发表意见的门槛,让各个阶层人士都可以利用微博,发布信息和发表观点。因此,参与网络表达的人群在迅速扩大,网络舆情的力度空前增强。 祝华新称,对比两起热点事件,2010年9月,江西宜黄拆迁户钟家姐妹在南昌机场被宜黄县委书记率队拦截在女厕所,记者邓飞实时播报的一条微博被转发8000多次,成为当天的热门新闻;而2011年“7·23”动车事故后,珠海市政协委员陈利浩一条为小伊伊捐款的帖子,24小时内转发超过90万次。不到一年时间,舆论的燃点已成十上百倍增长。 第二,移动互联网得到迅速发展,并与微博相结合。截至2011年底,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56亿,占整体网民比例为69.3%。在这一年,由学者于建嵘发起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活动,得到公安部打拐办的积极回应和各级公安部门的支持,在微博上引起警民合作的热潮。 同时,2011年的多起群体性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发布消息的不再是传统媒体的记者,而是网民,他们综合运用图片、视频、文字,通过微博等方式发布丰富多彩的内容,这其中包括发生在广东汕尾陆丰县的“乌坎事件”。 第三,参与对公共事件发表意见的人士增多,过去很少发言的人群,也开始发言。 2011年,由学者、知识分子来担当公共意见领袖的时代逐渐被打破,各个行业,诸如演艺明星姚晨、韩红,商人任志强、薛蛮子等都积极参与评论公共事件;此外,一些平民例如上访者、江西抚州爆炸案犯罪嫌疑人钱明奇,以及沈阳刺杀城管的小贩夏俊峰之妻张晶,均利用微博求助于社会。 正源于此,言论的空间被迅速放大,并且呈现多元化特征。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沈阳还注意到,微博不仅仅吸纳了国内人士,来自海外的中文用户也开始积极使用微博,并且使更多事件具有了国际比较的视野。包括“北京农民工子弟小学拆迁”与“中非希望工程援建非洲1000所希望小学”、“甘肃正宁校车事故”与“外交部援助马其顿校车捐赠仪式”,等等,可谓实证。 第四,源于网络动员的“线下”行动逐渐增多,包括一些群体事件的联络,同时各种公益活动也通过微博获得更广阔的舞台,如随手送书下乡活动、免费午餐活动,等等,均在短短不到一年时间里,取得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对于网络动员,部分人认为这会激化社会矛盾;还有人则认为,网络动员不过是社会矛盾整合的一个表达渠道,其实减少了社会摩擦。 这种网络舆情新形势被祝华新称为“大众麦克风”时代——人人手中均握有“麦克风”。 微博崛起之后,部分传统媒体开始有意识地追随网络舆情热点进行新闻操作。据北京艾利艾网络口碑咨询有限公司(下称艾利艾)发布的中国网络舆情2011年上半年分析报告,同期以微博为源头的15个热点事件中,人民日报即对其中7起予以了回应。 因为诸多负面网络舆情针对各级政府部门或官员,政府部门亦开始积极应对,政务微博成为2011年的一大亮点。据2011年新浪政务微博分析报告统计,截至2011年10月31日,经过认证的党政机关和公务人员微博达到18132个,其中公安系统占据43%,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因为拥有超过194万个粉丝,成为最活跃的政务微博。 不过,面对汹涌而来的网络舆情,政府的应对仍显不足。2011年,“7·23”动车事故和“郭美美事件”在两家微博服务商——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上的主贴和转发之和各自达数百万条,给铁道部和中国红十字会带来巨大压力。 网民的批评不仅仅会使政府部门或企业的声誉受到损失,而且很可能带来直接的“线下”抵制或抗议行动。对于随时可能出现的突发网络舆情,潜在的可能被批评者——政府、央企或其他公司,需要第一时间了解舆情,把握其走向,以免情势进一步恶化。 由监测发展到分析、研判,并提出应对策略,网络舆情监测行业应运而生。 对接资本市场 2011年,网络舆情监测行业中的佼佼者开始登陆资本市场,小公司则遍布全国各地。目前,针对这个行业的规模,尚缺乏具体、权威的统计,通过一些公开数据可以窥知一二。 2011年中,以网络舆情监测服务为主要业务之一的北京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300229.SH,下称拓尔思)进入资本市场,登陆上交所创业板。拓尔思近年积极进入这个行业,提出要“像预报天气一样预报网络舆情”。 据其内刊《拓尔思》介绍,该公司互联网舆情管理系统“广泛应用在政府、公检法、电力、石化、军工、通信、媒体、医药等各个行业”,并为某电网公司打造了“国内最大的企业级舆情项目”——覆盖31个省市3000多用户,采集超过3000个站点,每年可以监测1亿条数据,3TB的数据量。 随后,另外一家以舆情监测为主业之一的公司也顺利通过发审会审核,即将登陆资本市场。于2009年2月注册成立的北京人民在线网络有限公司,隶属于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人民网)。人民网IPO招股说明书显示,该公司2011年上半年的营业收入已超过1300万元。 与人民网类似,新华网于2011年下半年推出“舆情在线”,并成立了网络舆情监测分析中心。 一些学术机构或独立创办、或与其他机构合作,也纷纷成立舆情研究机构,如艾利艾同时也是中国传媒大学的科研机构,其官方网站介绍为14个部委和地方政府部门、国家级电视台和通讯社、十余个电信、金融保险、房地产等央企与知名上市公司提供服务。 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和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合作成立舆情部门,客户包括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河北省委宣传部等。 其他一些更小的公司遍布国内各地。中国政府采购网的检索结果表明,来自江苏、甘肃、福建、广西、宁夏、天津、四川、浙江、河北等地的各级政府部门,为采购类似系统,耗费十几万元至数十万元不等。以今年1月13日发布的一则公告为例,江苏省监狱局花费22万余元采购了南京擎天科技有限公司的互联网舆情监测系统。 2011年,伴随着网络舆情高涨,这些从事网络舆情监测的机构开始进入资本市场,获得更快发展,但是这个新生的行业仍需要规范。 经营生存法则 这些以舆情监测、分析和应对为业的商业服务机构,各有其经营法则。 它们中一部分以技术服务为主,主要依靠销售相关监测软件或搭建监测系统获得收入;另一部分则以分析、研究和提供应对策略为主要特色,技术服务不是其强项。还有一类为公关公司,监测并不是它们的主要业务,应对已经出现的负面舆情,并帮忙化解为其主要业务。 但不少舆情服务机构是上述三者的“结合体”,既包括技术服务、分析和研究,而且还提供应对策略。 许多机构身兼不同的身份。如艾利艾作为一家公司,既自主研发舆情监测软件,又承担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子课题的研究工作,是中国传媒大学的科研机构。它们一方面承担公益性研究任务,另一方面则以商业机构面目出现,提供收费服务。 不少机构还会举办各类官员或企业人员培训班,推广其服务项目,比如书籍和刊物的出版、计算机软件的销售、为客户提供危机公关对策等。 由于政府部门是主要的客户来源之一,为赢得订单,不少机构会强调其政府背景。作为中央级媒体下属机构推出的舆情监测产品,人民网主办的《网络舆情》杂志定位为“帮领导干部读网”,新华网“舆情在线”栏目的定位则是成为领导干部和企业主的“秘书+顾问”,帮他们监测研判网络舆情,提出应对之策。检察日报社下属的正义网舆情监测系统,“专为政法机关、纪检监察机关而量身定制”。 在政府危机公关方面,一位不愿具名的舆情监测机构的负责人介绍,在一起越狱事件中,当地监狱管理部门起初在媒体批评声中非常被动。在向他们请教之后,得到的建议是:让“中央主流媒体”记者去现场,还要特别向记者强调监狱经费不足的困难。据此操作之后,“网络舆情热度马上下降了”。 政府客户之外,针对企业客户,各机构亦提供行业细分产品,如房地产行业、食品行业网络舆情报告,并在此基础上为客户提供一对一的服务。 相对而言,这个行业中的佼佼者往往能取得许多大客户的订单,如各大央企、中央部委、省级政府部门等等。还有一部分企业,则以本地业务为主。 全国各地以公安系统与宣传系统为主的各级党政机关,已经或正在建立网络舆情监测系统。如云南省公安厅有关人士称,他们内部的网络监测系统安排了六七十人,自2008年起即已启动,尽管如此,仍要外包一部分业务给专业机构。 由于上述系统的建设,需配备专门的设备和人员,而大量设备的采购催生出监测软件市场的兴起。此外,面对舆情还需要分析、研判和应对,中央媒体、传播学专家则有了发挥作用的平台,他们活跃在官员培训讲堂,顺带推销自己的产品。 不少大型网络舆情监测服务机构认识到,这一行业不等同于公关行业。一些从业者认为,公关行业重在协调关系与解决问题,而网络舆情监测更多为日常服务,提供预警及危机应对意见。在他们看来,网络舆情宜疏不宜堵,因此更多主张通过信息公开来积极回应网民的关注。 不过,不少公关企业也加入到网络舆情监测服务的行列中来,这些公关公司的主要服务项目是帮助客户删除网络负面舆论,并根据不同的客户及信息删除的难度,收取费用。这又形成了网络舆情监测服务业的灰色领域。 虽然舆情井喷为这个行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但是如何建立共同的职业伦理与规范,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财经》记者记者 谭翊飞/ 文 【作者: 《财经》记者记者 谭翊飞/ 文 】 (责任编辑:吕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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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已经改变了中国

  赵鼎新,1953年生,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自1996年起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任教。长期致力于政治社会学及其社会运动方面的研究,所形成的学术观点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大影响。   2011年初,于建嵘、薛蛮子等人在新浪微博发起“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网络行动。这场微博打拐吸引了上百万网友参与街拍,并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由于国家与民间社会力量空前默契的配合,推动了官方救济制度的规范和完善,展现了微博网友强大的“反向议程设置”能力。   微博打拐”活动标志着公民行动从网络围观推进到了网络参与阶段,给“网络倒逼改革”愿景带来更丰富的想象空间,并且自然演变为“随手拍照解救相关部门”,将社会监督的目光从街头民间推进到公权力与垄断机构。随后涌现的多起针对微博行动,都可以在网络时代行动参与的框架下得到解读。   针对当前中国社会现状,赵鼎新教授认为,影响中国社会变化的有两大关键性因素:一是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二是政府应对民众诉求的方式与方法,而最为关键,则是政府要增强其制度化解决社会矛盾的能力。   在现阶段,微博等新媒体手段已成为民意表达和公共参与的重要手段,当然,民粹主义情绪也值得关注、警觉。而在未来,发展经济、致力社会公正特别是程序公平、重建福利国家、在法制的框架下促进当前中国社会的集体诉求的活动等等都是应有选项。   主动型表达成为中国社会新动向   时代周报:你曾提到,在目前的中国,从农村到城市,社会上各类集体事件层出不穷,那么,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整个社会出现了哪些变化?   赵鼎新:在我看来,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一个分水岭。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当时的中国尚没有体制外左派势力,再加上百姓维权意识未起,大多数人一心只想发财,整个社会的经济在阻力极小的情况下进入了一个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主导期。   试想一下,一个社会在何种情况下“发展”最快,那一定是在没有社会阻力的情况下—社会阻力可以来自左派,也可以来自保守派或者是自由派,前者可能觉得你的政策会导致不公正,后者会觉得你还有其他的问题。但是,正是社会阻力的缺乏给了政府以很大的自主性,使得中国经济在1992-2002年间有了极大的发展,迎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   政治和思想层面上缺乏均衡使得中国经济能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指导下得以迅速增长,可高速增长的代价则是环境污染问题、贫富差距加大问题、地区不平等问题、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的问题、官员腐败问题、农民的税收问题、工人的下岗以及城市扩张进程中的拆迁等问题。   随着这些问题的出现,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民众表达意愿、维权现象就越来越多了。但是他们和8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无论是工人的失业、环境污染,还是土地征收拆迁等,老百姓都不好直接找中央政府闹,只能是找当地的政府或老板解决。如此一来,尽管矛盾已经十分尖锐了,但是地方化、小型化和经济化的趋势明显。   而在新世纪,特别是最近这些年,和之前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人们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烈,主动型的意见表达和公共参与日益增多。   特别是随着这几年网络、手机特别是“微博”的兴起,维权意识的提高,再加上政府用钱买安定的思路,导致了社会公共参与从反应型朝着主动型的方向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民粹主义的抬头的现象。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无理取闹式的社会抗争。确实有一些人利用政府“怕出事”的心理,想通过闹事来获得不应该获得的赔偿。譬如,最近上海一些买房子的业主因为房价下跌闹事就是如此。   另外,未来一段时间其他的一些诸如维权运动、中产阶级环保运动和NGO的活动可能会增多。比方关于第二代农民工子女受教育、农民工女子被老公打的问题等,在不少地方有各种各样的NGO组织专门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   最后,群体事件持续频繁发生也是大家可以看到的。在国家的控制力较强,闹事群众的组织力较差。因此,无组织群体事件就成了社会上各种怨恨的一个主要发泄渠道。   时代周报:在许多人看来,目前中国群体性事件已经很严重。但是,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才刚刚开始,因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才进入起飞阶段,而按照过去的说法,这一进程需要100年时间且不可逆转。对此,你怎么看?   赵鼎新: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世界历史发展,目前,中国社会抗争并不严重。   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中国社会的抗争和欧洲社会工业革命阶段的抗争不能比。当年欧洲的社会抗争,受到马列主义、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大型世俗意识形态的支持,其产生的社会力量无论是在组织形态、还是价值目标上和行动能力上都是今天中国所不能比的。   当下中国的诉求表达,基本上没有大型的话语和意识形态支持,只要政府在各类集体诉求表达面前表现得不要太糟糕的话,这些集体诉求表达就只会停留在经济和利益层面上。当然,中国集体诉求事件解决特色会引发民粹主义,并需要持续的经济快速发展和国库的充足作为背景。   有人认为中国目前问题严重,那是因为几乎没有人感觉好,官员、百姓,农民、知识分子皆如此,都认为社会矛盾很大。为什么没有人满足,主要是在社会变化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东西没有制度化。你拥有1000万元,富吗?可是,很可能明天这些钱就不值钱了。另外,至少在人民的感觉中,中国的腐败不可小视。毕竟人人还是有些“正义感”的。   微博并非必然是“良药”   时代周报:最近这几年,很多事件通过网络与舆论的放大,特别是推特、“新浪微博”等工具,最后演化成全民关注的公共事件—譬如“郭美美”事件正是如此目前国内流行诸如“围观改变中国”等鼓励公众参与公共事件的呼吁与口号。在你看来,这种方式的公众参与能否成为解决公共事件的良药吗?   赵鼎新:公众参与无可厚非,根本不能说哪种公众参与好,哪种公众参与坏,这是他们的自由。目前中国社会价值观已经走向多元化,百姓对政府官员以及国内的媒体在某些方面的报道有着不信任感,因此,网络、微博等充当了百姓揭露社会黑暗、伸张正义的渠道。   但网络也是一个一哄而起的地方,是谣言传播的温床。   警察打人拍照上微博,可能会被解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两年微博的确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但是,如果网络上公众的广泛参与可以被看做是民主的一种形式,那么它只能算是一种“非程序的民主”。   这种“非程序的民主”一旦和容忍性很差的文化结合,就会产生“多数暴政”。当前网上经常出现的恶意性的人肉搜索就是“多数暴政”的一种轻度体现。   总体说来,网络在公共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并非“良药”二字可以界定,但它肯定会促进政府的执政思考力。在目前情况下,它是起到很多正面作用的。但是,它并不能让社会矛盾走向良性化。   还有我想指出:与中国不同的是,网络在当前美国绝不是政治信息传递的主要平台。   时代周报:从网络的影响看,目前有两大趋势,一是社会抗争中民粹主义有抬头的倾向,一是知识分子似乎也分化得厉害?   赵鼎新:中国目前的状况不能简单地被称之为“民粹主义过浓”。老百姓有表达情绪和追求利益的权利,对出现的群体性事件我们也不应该一味从负面的角度来考察。   但另一方面,比如袭警事件,当事人在杀掉了五六个警察后却被很多人视为“英雄”,包括很多媒体人、学者都在半公开场合表达了这种情绪,这就比较危险了。   任何东西都有两面性,以美国为例,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程序合法性在其政治生活的重要性过大,而绩效合法性在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却太低—因为美国左派势力太弱,老百姓不会闹。咱们中国三十年来经济发展得好,不但是中央的领导正确,而且是咱们的老百姓会折腾,每个人想发财得厉害,而且和政府斗得也厉害,搞得政府不得不小心做事。   但是,一旦民粹主义发扬光大就麻烦了。好在现在崩掉的可能性不大。原因有两点:第一,经济发展势头好,一俊遮百丑。第二,知识分子分化得厉害。   对于知识分子分化,我们也得一分为二地看。首先,知识分子堕落肯定会影响社会的风气,毕竟他们被看做是社会的良心。但是,分化也有好处。知识分子一分化,老百姓就没有大型的意识形态,老百姓也不相信知识分子,大规模的动乱就难以发生。   制度化解决矛盾是长远之道   时代周报:如你所说,西方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也曾出现过大规模的集体抗争事件,但目前基本已经走出了这个“现代化的阵痛期”,在你看来中国需要从它们那里借鉴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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