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鹏：民主就是有权出演眼前戏
我小时候有个特别急迫的理想就是游过去解放台湾，由于在新疆，同伴们常为找不到游泳池苦练潜水本领而抱憾。长大一些，电视上看到台湾议员那些令人鄙视的扔鞋子画面，就稍微放心一些，觉得这么差的素质，不需我去解放它就会自行垮掉。再长大一些，发现低素质的它并没垮掉，高素质的大陆同胞却去观光了，还常被抓到乱扔烟头随便插队。而今天，它正进行嘉年华一样的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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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左右 寻找共识
作者： 何仁勇 | 评论(4) | 标签: 民主 , 自由 1月7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在新浪微博发布消息称，“这些年来，在新浪开微博，受尽了窝囊气”，表示他要正式离开新浪，“别了，新浪不是朋友！”截至笔者写稿之时，张鸣的新浪微博已经停止更新。 该微博马上引发近7000名网友转评，目前讨论热度极高。意料之中，于建嵘、贺卫方、熊培云等“右派”知识分子转发评论予以支持，窦含章等一班“左派”大佬则冷嘲热讽。这让我想起几个月前，当吴法天、窦含章等人宣称要退出新浪微博时，大家也是不分男女老少，一律自觉站队。该支持的，一如既往的支持；该扔石头的，一如既往的扔石头。 两个更有趣的事件发生在2010年。2010年3月10日出版的国家级核心期刊《文艺研究》刊发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的长篇论文《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文章指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读书》杂志前主编汪晖写于20多年前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存在多处抄袭。无独有偶，在汪晖被指抄袭数月后，2010年7月8日，在清华水木社区出现了一篇名为《朱学勤——学术界的又一个“汪晖”》的帖子，帖主Isaiah等通过比对指出，上海大学教授、知名学者朱学勤早年的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存在抄袭嫌疑。这两桩抄袭公案，都引发了一场“左”“右”对阵的口水官司。 但是，如果你真以为“左”“右”双方都是在为学术问题而认真辩论，那你就错了。如同评论作者曹豫生在汪晖事件之后的评论文章《由汪晖抄袭门说开去》中所言，“有多少右翼人士认为汪晖没有抄袭？又有多少左翼人士认为汪晖抄袭了？”，“如果答案不出所料，那么你就会明白这不过是一场打着‘学术’旗号的派性之争。”没错，这就是一场屁股决定脑袋、旗帜决定方向的派性之争。在一片喧哗之中，大伙儿自说自话，彻底否定对方的观点，全力排除对方观点存在的背景和理由。并占据道德制高点，心理充满道德优越感。至于对方说了什么，是否有一定道理，谁管呢？因此一场争论结束，我们就只看到一块垃圾遍地的战场，却没有从中收获到包括真相在内的任何东西。 遗憾的是，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网络上发生…… 回到前面的话题，张鸣之所以离开新浪，与一场晚会有关。1月初，新浪举办了“微博之夜”。在这场没有张鸣参加的晚会上，新浪工作人员把曾经约架的吴法天和五岳散人互相介绍。五岳散人在“验明正身”后，欲对吴法天拳脚相向，被新浪工作人员拦下。未几，五岳散人又险些与窦含章“交火”。一个欢聚一堂的微博之夜，差点被搞成上演全武行的“斗殴之夜”，令人喟叹。我在想，新浪工作人员为什么要把吴法天和五岳散人互相介绍呢？无非是想两人坐下来好好谈一谈，毕竟“不打不相识”嘛。我有一个经验，在网上两个观点完全相反的“死敌”，在现实生活中相见，他们未必就会针尖对麦芒地吵起来。没准还会因为沟通得当，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呢。可惜，在五岳散人的挑衅之下，他与吴法天失去了一次交流的机会。说大一点，“左”派和“右”派的代表人物，失去了一次当面交流、互相沟通的机会。 “在中国舆论环境客观上没有取得开放和自由，其言论环境仍未成熟，颇有发展空间的阶段之下，知识分子的观点已经明显形成‘左’和‘右’两大流派，两者之间却严重缺乏交流，甚至相互排斥，我认为，后果不堪设想。”这段话是日本专栏作家加藤嘉一所说。这位在中国旅居仅仅8年的80后日本人，其对中国社会的洞悉能力，超过了大部分中国人，也超过了被许多人捧为“当代鲁迅”的韩寒。 综上所述，我认为，中国“左”派“右”派的交流对话迫在眉睫。当然，所有的对话交流都应该建立在一个平台上，否则的话，这种对话交流又将陷入自说自话的尴尬境地。这种平台，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共识”：必须要大家都认同，才有坐下来进一步讨论的前提。那么，什么共识可以让“左”派“右”派都接受呢？我认为，一是“政治民主”，二是“经济自由”。 首先来说“政治民主”。我认为，这应该是大家接受程度最高的一个东西了。如果连这个东西都接受不了，我想，大家真没有必要坐下来做倾心之谈，直接在加油站开打就行了。为什么呢？ 不久前，“乌有之乡”网站曾经评选了一个中国“十大汉奸”活动，里面罗列了茅于轼、袁腾飞、白岩松、吴敬琏等公众人物的名字。名单出台后，在网络上引起了一些讨论。总体上来说是弹大于赞。这个先不说。我的看法是，你看，连大家公认的“左”派网站都选择了用投票的方式来确定他们不喜欢的人物，而不是由网站领导拍板决定，这难道不是一个进步？不仅如此，我在网站上看了一下，“十大汉奸”的选举程序严谨，过程透明，大家一人一票，不存在“暗箱操作”的情况。缺点是选举成功后，网站没有向入选者颁发获奖证书，希望下一次评选时注意一下。这是否在表明，“左”派朋友也是可以接受“投票”选举这种方式？岂止接受，他们分明在身体力行的推行“投票”选举嘛。没错，以“少数服从多数”为主要内容的投票选举，就是民主政治的表现形式之一。 说到这里，上个月韩寒发表了系列博文，《说民主》、《谈革命》、《要自由》，表示中国人素质差，不适合搞民主（勉强搞，也只能搞出低素质的民主）。我想说的是，如果连“左”派朋友都在身体力行地践行民主，“右”派朋友不会比他们的素质还差吧？ 第二个“经济自由”。这个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比如，有朋友可能会“敏锐”地抨击我，“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太对了，世界上确实没有绝对的自由，但是，你对你的钱包的处置权，应该具有绝对的自由。这个没有疑问吧？当然，我说的“经济自由”，指的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交易双方应该遵循“自由交换”的原则。黄瓜喊价一块钱，你还价8毛，最后以9毛成交，这就是典型的“自由交易”。黄瓜贩子一定要以一块钱卖给你，或者你一定要以8毛钱买到黄瓜，那不叫“自由交易”，而是叫“强买强卖”。如果黄瓜贩子带一把锤子，那就叫“开黑店”；而你如果带一把刀去买黄瓜，那就叫抢劫了。 “强买强卖”有很多例子。比如，这些年经常发生的强制拆迁事件，往往就是生意还没谈拢，政府（开发商）就强行用推土机来解决了。这里面毫无市场经济的影子。因为政府（开发商）只是开出了价钱，而且这价钱毫无协商的余地，这算什么市场经济，算什么自由交易呢？这叫强买。另外还有强卖。这里面的例子就更多了。比如，我们经常使用的自来水。我们知道，城市里的自来水价格都是有水厂确定，用户没有讨价还价的机会。除非你不用自来水，或者换一家水厂。前者不具操作性，后者操作难度更大，因为一个城市的水厂通常只有一家——在行业垄断之下，用户失去了自由选择卖家的权利。 “自由交换”可以解决一些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你要想获取拆迁户房子下的土地，就应该开出合适的筹码。如果你没有能力开筹码，那就不要窥觑别人的土地。别说“城市发展需要土地”这样的傻话，中国西部有很多价廉物美的土地，请自便。自来水问题更好解决，打破行业垄断，允许企业进入参与竞争。你也别说“自来水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不能放开”之类的傻话，美国连导弹和隐形飞机都交给私人企业制造，谁价钱更便宜、质量更可靠，谁就获得订单，自来水比导弹和隐形飞机更重要？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4 个评论 何仁勇的最新更新： 向路人逼捐的柏万青是以道德之名耍流氓 / 2012-01-08 22:22 / 评论数( 10 ) 湖南卫视的傲慢与偏见 / 2012-01-04 23:24 / 评论数( 8 ) 所有人都在黑暗中互相撕“咬”着 / 2011-12-27 22:14 / 评论数( 1 ) 韩寒，我想和你谈谈革命和民主 / 2011-12-26 23:04 / 评论数( 3 ) 韩寒不能承受之重 / 2011-12-25 21:25 / 评论数( 1 )
阅读更多杜君立：遇到强拆怎么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先生早先去台湾访问，他问了台湾人几个“假如”： “假如官员把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 ——99％的台湾人回答说不可能，没有我的同意他怎么敢拆我的房子呢？只要这个房子是合法的房产当官的不敢的。假如拆了怎么办？就到法院去告拆房的人，法官会依靠法律给我判决，而且是判他们赔很多钱。比如是合法并且是我同意拆是10万块钱赔偿，而不经过同意，法官就会判他赔100万。 “假如法官不依法判决，怎么办？” ——不可能。我们的法官在很多问题可能腐败，但是只要我有明确的产权和证据，他不能也不敢腐败。 “假如法官腐败了，怎么办？” ——我找我的议员去告他。我的议员就会来进行调查，我的议员调查之后会就会开新闻发布会，我的议员就在议会提出建议，这个法官和这个政府官员麻烦就大了，他们呆不下去了，他们就完了。 “假如议员也腐败了，怎么办呢？” ——议员再腐败，也会特别高兴管我这个事情。因为议员就是希望发生这个问题，因为有了这个问题，议员只要进行了调查，再经媒体一报道，这个议员就会成为英雄，成了英雄不仅可以当县议员、国会议员，最终还有可能成为总统。一般台湾人家里面有名片，收的最多的名片就是议员联系卡。我就要他们给议员打电话，一打电话，议员只要在不远的地方马上就会赶到。台湾的基层议员一来，一般都很兴奋，问遇到什么问题，都表示会为选民主持公道。 “假若议员就不是管你的事了，怎么办呢？”。 ——这很简单，下次选举时不投他的票，让他当不了议员就完了。 如果让我们来回答这几个“假如”呢？ “假如官员把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 ——我们有5种选择：去法院起诉、去上级机关上访、网上发帖、默默忍受、玉石俱焚。 “假如法官不依法判决，怎么办？” ——我们去法院起诉有两种可能：立案、不立案。立案的结果有两种可能：依法、依规矩。依法判决的结果有两种：执行、未执行。 “假如法官腐败了，怎么办？” ——我们有5种选择：送更多的钱财满足法官、去上级机关上访、网上发帖、默默忍受、玉石俱焚。 “假如议员也腐败了，怎么办呢？” ——我们没有议员，有“人大代表”，代表一般都是大官，你根本见不着，见着了只能更令你绝望，因为你的房子就是他们拆的。 “假若议员就不管你的事，怎么办呢？”。 ——我们的“人大代表”……
阅读更多美国之音 | 对比新闻 : 博讯的“百大知识分子”和乌有之乡的“十大汉奸”
海外新闻网站博讯推出了2011年的“百大公共知识分子”，中国的毛派乌有之乡网站也推出了2011年的“十大汉奸”评选活动。 *博讯的公共知识分子评选活动* 2009年以来，博讯一直在评选百大公共知识分子。2011年的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基本和去年的差不多。 不过，博讯的评选和公布方式，今年和去年有所不同。去年是按照行业来划分的，比如，维权律师维权组织；新闻和传媒界；作家、记者；学者；政界人士；网络人士；等等。而今年则按拼音排列。去年第一位是莫少平，第二是滕彪。今年第一位是艾未未，第二位是艾晓明。 *中国国内的公共知识分子* 中国国内的知名人士如刘晓波、贺卫方、崔卫平、茅于轼、杜光、杜导正、江平、焦国标、辛子凌、吴稼祥、陈子明、夏业良、徐友渔、刘军宁、袁伟时、鄢列山、于建嵘、余世存、应克复、周瑞金、张思之、资中筠、沙叶新、张鸣、周志新、任志强、胡舒立、等均在名单上。 *海外的公共知识分子* 许多在海外的知识分子如胡平、蔡楚、陈破空、何清涟、廖义武、廖天琪、李剑芒、李晓蓉、刘亚伟、苏雨桐、吴国光、王军涛、王澄、万延海、萧强、夏明、杨恒均、杨建利、冯崇义、陈维明、郑永年、张裕，陈志武，陈丹青也在名单之上。 *港台公共知识分子* 另外，香港的北风、长平、陈平、金钟、闾丘露薇、钱钢、张成觉以及台湾的龙应台也被列入名单。 *CCTV的公共知识分子* 值得一提的是列入名单的几个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人：柴静、韩寒、李承鹏、刘苏里、王克勤、五月散人、熊培云、笑蜀、杨继绳、周志新。特别是柴静，是中央电视台的知名记者。 *方舟子首次进入排行榜，但“绝不接受”称号* 还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知名打假人士方舟子，今年也登上了博讯百大知识分子排行榜。但是，方舟子对美国之音说，他并不知道这个网站，不认同这个说法，也不同意被列入这个排名榜：“公共知识分子的称号在国内已经坏掉了，被一些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把名声搞臭了。我绝不会去接受这样的称号。” 方舟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密西根州大学拿到了生化方面的博士学位，是美国互联网站‘新语丝’创办人。 *乌有之乡网民选方舟子入十大“汉奸”行列* 方舟子虽然被列入了博讯的百大公共知识分子排行榜，但是，毛派网站乌有之乡也把方舟子列入“十大汉奸”候选人。乌有之乡12月20日推出评选“十大汉奸”活动，公布了一份候选名单，其中就包括方舟子。当然，这个名单还包括了也在“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名单上的贺卫方、辛子凌等人。 乌有之乡一网友(galysw)在评论方舟子时说：方舟子的主要“罪状”就是他“打击了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文中说，方舟子的真名就象他的国籍一样，很多人并不清楚。文中说，“此人在1990年为达到出国目的，伪造直系侨属证明，欺骗学校和政府，并因此赖掉了应交的12500元培养费。” 这名网友说，方舟子“此人在美学习一无所长，回到国内呼风唤雨，高举学术打假大旗，诬陷一批中国的科学家，打击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同时极力推销转基因伪科学，误导中国人食用转基因毒素，妄图毁掉中华民族的血脉传承，让中华民族亡国灭种，实现其主子的邪恶目的。” *乌有之乡：CCTV白岩松也列入“汉奸”行列* 乌有之乡虽然没有把“百大”之一的CCTV的记者柴静列入名单，但是，把柴静的同事白岩松列入了，排名第二。该网友的评论说：“白岩松，一个板着一副面孔夸夸其谈的伪君子，占据着电视媒体的黄金时段，不断向国人灌输奴化思想和汉奸思维，吹捧洋奴哲学，压制民族精神，妄评砸“日本开拓团”碑不值、不用、也不提倡，反对抵制家乐福称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此人尽管没有很突出的汉奸言行，但他利用央视平台对国人进行汉奸教育，危害极大。”
阅读更多瘦米中文网 | 乌坎村民并非为民主抗争，而是为利益
瘦米网摘导读 ：乌坎真的是中国民主进程中的“小岗村”？作者认为，他们的标语有反对独裁、支持民主、还我民权，但也有“响应中央政府号召，执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共有青天，广东有贪官”“求求汪洋书记救救我们吧”，综合来看，发对独裁的标语只是针对村委会，还我民权的标语也只针对村里的贪官，甚至代议制都在法律框架内。乌坎村民的愤怒，只是为了本身的利益。 抛开对峙思维和普世价值：乌坎，一切才刚刚开始 作者/张媛 乌坎为何敏感？不因其是群体性事件——每年因维权而起的群体性事件高达十万余起；不因其有警民对峙、流血冲突——意外事故总是意料之中地出现在由政府强迫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些都不够敏感，连外媒都觉得稀松平常。 乌坎的敏感，在于其规模、形式和隐喻。 如果用描述暴力革命的手法来描述乌坎，可以写成：一个人口1.3万的村庄，同仇敌忾地团结起来，以顽强的斗争精神掀起了“反对独裁”“要求民主”的维权新篇章；敌人（政府）对其进行了残忍的镇压，公然封锁入村道路，企图使其弹尽粮绝而缴械投降；乌坎的民主诉求是时代的伟大进步，政府的不人道行为必将受到正义的严惩。 这火药味像共产党艰苦创业初期的宣传语？乌坎事件中政府和民间都或多或少带有暴力革命式的对峙思维。陆丰市政府最初一直用对峙思维处理事件，抓住村民“打砸抢”“造谣”“妨害公务罪”的错误不放，非得抓几个带头人杀鸡儆猴。不过，乌坎人在对外宣传和申诉中也渲染着对峙式的壮怀激烈：“薛建波离奇的死”如此悲惨因而是政府暴虐的罪证，“乌坎女孩的眼泪”如此楚楚哀婉因而象征民间正义。政府和民间双方在互相“标签化”“敌对化”。旁观者在表达同情时难免也沾染对峙思维，不问事情经过便径直把政府脸谱化为粗暴的镇压者。所幸的是，哪怕是把政府骂成黑手党的人，也顶多只以暴力革命对峙思维说说狠话发泄愤懑，而并不真期待事态发展至革命。 如果用西方媒体的眼光来描述乌坎，或可写成：村民封村自保，设立了关卡和哨岗，与外界隔绝；党组织撤离了此村，村民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民主选举，实现了代议制；这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脱离共产党的控制的村庄，它仿佛一个孤立的民主小国，窘迫地僵持在权威主义国家之内。它的周围包围着上千的武警，有谣言说解放军正在靠近村庄，村民有些恐惧，但仍表示哪怕坦克压过身上也要坚持表达民主诉求。 听起来温和了一些，但有普世价值的味道？也难怪。民主国家好奇的是，权威统治将去向何方，市场经济和社会矛盾会不会导致民主；为什么土地纠纷引起的抗议示威在中国如此普遍而持久，却一直分散而无法联合成全国范围的社会运动？所以，好不容易这一次乌坎事件有了较大的规模、明确的自组织，他们必定要关心一下社会运动是否可能、民主是否见曙光。 国内的骂声则是对峙思维和普世价值的混合体。 人们对乌坎人是“哀其不幸，赞其敢为人先”，把“勇气”“英雄”“先锋”“良知”等等美好的词语贴于其身，赞赏他们在11月的和平抗议的组织化程度、克制理性程度之高，认为他们的抗争对政治改革形成了自下而上的倒逼，感慨民意的强大和公民社会的自我启蒙！这些赞美常常自然而然、不可避免地依赖于“人权、民主”等普世价值词汇而表达出来。 人们憎恶政府以对峙思维处理群体性事件，但却也不得不“以对峙制对峙”：因为官民对峙已经形成，正义在民间而其处于弱势，人们只能声援民间故而抨击政府。人们对政府是“耻其不仁，怒其死性不改”，骂政府你怎么这么愚蠢？居然还沿用文革的思维，动不动就给抗议者扣帽子说是“一小撮坏分子煽动”“被海外反华势力所操纵和利用”？你不知道这一招已经不管用了吗？你一定要官逼民反吗？ 不过对政府的清一色的责骂中却暗涌着一种潜意识：盼望政府改变处理方式、执政思维，最终官民和解、底层受益。@王小山（微博）在骂完“为政者不能安民，居然诉诸武力，是彻底无能、无智、无耻的表现，下场注定可叹、可悲、可鄙”之后，末尾加了一句“三思而返，还来得及”。@于建嵘则以丰富的研究经验提出了和解之道：“刚性维稳”必不可稳，唯有政府心软手软放低姿态才行。所以，在21日广东省委放弃对峙策略，宣布乌坎村民诉求合理，不追究一切过激行为之时，大家都由衷地表示满意释怀。 这些意味着，这不是最坏的时代。人们还可以保持“对峙思维”而不至于“暴力革命”，还可以寄希望于“普世价值”来改良社会。人们还可以翘首以待公民的自启蒙、民主的自发生和政府角色转变，还可以说“乌坎村民其实是在为整个中国探路。这探路必须赢，因为，乌坎输不起，广东输不起，整个中国输不起（@世界关注乌坎）”，还可以把乌坎村与小岗村相提并论，树为政治改革的先锋，还可以说“这不是结束，一切才刚刚开始……” 抛开对峙思维和普世价值的影响，客观地看一看，为何事件发生在乌坎？事件的本来面目是什么？ 学者最常感慨的莫过于“中国农民是一盘散沙”，无法团结地抗争，形不成谈判权；即使团结起来，只要政府采用擒贼先擒王、分化群众、各个击破的策略，集体行动往往分崩离析。然而为什么乌坎1.3万之众可以做到团结抗争如此之久甚至自行选举？答案无法从对峙思维和普世价值中寻找，因为乌坎村民的初衷既不是反政府也不是追求民主。 在同情乌坎之时，人们有些忽略了：这个村庄并不普通。它不是西部常见的穷村贫困村，相反，它是改革开放后沿海典型的从一穷二白发展到富甲一方的村庄。它有企业有资产，2004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1.3亿元，村集体经济收入285万元，人均年收入6418元；2007年村集体纯收入285万元，人均收入6688元，九成多农户建起了新房，百多户人家购置了轿车。 它的经济发展得益于村庄“强人”，即那位被歌颂为全国劳模：薛昌。他是改革开放后典型的好干部，懂得把革命理想、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都抛开，一股劲地发展经济。正是在像他这样秉持世俗理性的一代官员的行政作为之下，改革开放后共产党才得以维持经济高增长率。他提出依港兴村，创办了集体所有制企业，深谙资本运作之道。村集体富裕之后，道路、饮水、学校等公共服务也顺势发展，此村一度获得为全国、省、市各级的模范称号。 然而正是这么好的一个村，让村民如此愤懑；也正是这么一个好干部，成为村民控诉的“独裁者”。在政府和媒体用以描述该村的金玉之词之下，隐藏着什么样的生活真相？为何村民最近几年才发现真相并试图抗争？ 村民们近半在外打工，原本对村庄内部事务不敏感；本村“除了屋舍较为集中的村庄生活区域，乌坎村四周被大片荒废的土地所围绕”，农民较难察觉哪些地已被卖出；最重要的是，土地出卖以及利益分配的问题一直主要由薛昌操纵，村民从来无法过问，且惧怕薛昌的权势一直忍气吞声；直到最近几年，村民发现自己连想盖房子都没有宅基地了，看到其他村依靠“土地红利”便能过好日子，而自己辛苦打工却过不上好日子，看到家乡的土地上矗立着许多厂房，村干部经手的交易按千万计，然而自己得到的补偿款只按百计。 一言以蔽之，他们的权利意识上升了，认识到应当分享集体土地的收益。他们不愿意再让村干部和开发商独享经济发展成果，不愿再忍受“独裁”下的“官商勾结”“贪污腐败”和“贫富悬殊”。 基于这样的认识，村民的诉求也很明了：查改革开放以来的土地出卖记录，惩处违法交易。另外，有一个利益诉求他们出于抗争所需的道德策略而没有说明，但很显然：将几十年来属于村民的土地红利还给他们。2009年到2011年9月21日之前，村民一直在上访，虽然有几百人的抗议活动，但仍然是散沙式的抗争，如同陆丰市政府官员所称属于普通的群体性事件。那是何种契机使他们走向自组织和代议选举？（从现有资料来看）应是今年的选举。近年来村民因此有了选举意识，而恰逢今年薛昌又暗箱操作当上了村长。被控诉之人还将继续独裁，此事触动了全村人的神经，当此之时，乌坎人只能以不承认薛昌选举合法性来抗争，加上对联合抗争的需求，于是走上自组织、民主选举也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乌坎斗争虽然热血沸腾，也打出了“反对独裁”“支持民主”的旗号，但其显然为利益不为政治。村民很懂得在不触碰政治底线的前提下依靠法律来维权。他们在标语正面写“换我民权”，背面说明“拥护共产党”；他们的标语里有“响应中央政府号召，执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共有青天，广东有贪官”“求求汪洋书记救救我们吧”。他们要求利益是在政治正确的前提下，只不过为了保障利益长久而进一步要求部分政治权利，比如公平的民主选举和透明的行政过程。 从某些方面说，乌坎俨然是中国的缩影。在强人（官僚）的推动下，村庄（国家）迅速现代化，但在独裁（官僚）的主导下的经济发展导致腐败丛生、环境破坏、贫富悬殊、阶层固化。在现代文明的光鲜外表之下，在官方媒体的光鲜展示之下，底层在承担成本，社会在愤懑。乌坎人的利益诉求也正是大家所想的：所求不多，对反党反政府没有兴趣，对民主的认识也不多，初步的希望仅仅是政府财务公开、决策透明、依法选举、依法行政。但是，这些基本要求似乎得触动财政体制、官僚权力结构，损害依靠寻租维持上层生活的人的利益，显得困难重重。也正因为难，所以民间在上访、公法法救济等途径都无效的情况下不得不经常地以对峙思维寻求解决，公知们不得不反复倡导普世价值以表达理想谋求改革。不过，最好的莫过于，政府和民间都放弃对峙思维，如此公知们也不用谩骂政府空谈理想，而可以讨论如何一步步地构建民意约束政府的机制（或者用普世价值词汇表达为：如何对官僚体制进行民主化改革）。 如今，乌坎事件定性为合理的利益诉求，乌坎村民自发的选举已被承认为合法的组织。在事情妥善解决之后，它将怎么管理乌坎的土地和资产，怎么保证利益公平分配？村民在得到利益之后会不会全然忘掉当初对透明政府、法制、选举的诉求？乌坎、土地、资本与人民的关系，将来抑或又会是国家、土地、资本与人民的关系的缩影？ 一切才刚刚开始…… （来源： 爱思想 ） 查看评论(0)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AV，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AV，请移步原文页面享受 更好的阅读效果 FROM 瘦米中文网：做一个有态度的青年！ | BY 瘦米网摘 | 查看评论(0) | 投稿 | 官方 新浪 / 腾讯 微博 | CC. 阅读完本文的她/他还阅读了… 中国即将出现：经济增长和政治动荡 (1) 革命新发现 (3) 政府管理社会不能靠人民币 (0) 神的黄昏：金日成去世朝鲜民间实录 (0) 李承鹏：民主就是不攀亲 (0) 党和政府棋局中的民族主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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