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

法广:世界人口日:每个人都很重要

2010年7月11日是第21个世界人口日。1987年7月11日,全球人口已达到50亿,为纪念这个日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在1990年召开的第 36届会议上建议,将每年的7月11日定为世界人口日,来唤起各国对此问题的关注。今年世界人口日的主题为“每个人都很重要”。今年中国的世界人口日活动主要围绕2010年11月1日的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工作展开。 2009年9月,人口计生委主任李斌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宣布:“中国近30年少生了4亿人,中国创造了世界奇迹”。但中国专家说计划生育使中国“30年少生了4亿人”的说法,却并非严谨的科学论证,而且这种说法更经不起推敲。 此外,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根据联合国新标准规定,一个地区65岁以上的人口比率超过总人口的7%,就可以被称为“老龄化社会”,而超过14%就被称为“老龄社会”。其实,中国在2001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专家预测,在2024—2026年前后中国将进入老龄社会,至本世纪中叶,65岁以上人口将占中国总人口的1/4。对此,有人提出放开二胎政策,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   tags: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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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中国城镇人口将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中国“城里人”将很快超过“乡下人”。中国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李斌说,中国城镇人口将在2015年首次超过农村人口,突破七亿。不过,农民进城并非都能融入了城市。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流动人口高达两亿一千一百万,他们大都从事低薪或高危行业。 中国有关当局估计,中国人口将在2015年增加到13亿9千万,2008年中国公布的人口总数是13亿2千万。其中最重大的现象是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显示中国城市化过程加速。直到七零年代末期,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口都居住在乡下。持续三十年的工业化进程,老城市膨胀的同时,涌现出许多新城市。据统计,200万以上人口城市由1978年的10个发展到41个,小城镇则有2000个增加到将近两万个。大量的农民从乡下进城,改变了这个农业大国的面貌。 不过,农民进城并不见得全部融入了城市。根据中国官方的数据,目前中国的流动人口高达两亿一千一百万。“八零后”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二线”城市和城镇人口流动活跃。他们大部分从事低薪或高危行业。官方承认:流动人口的生存发展面临重大问题。 城市化带来的另外的一个严重问题是,不断扩展的城市侵蚀田园,环境污染和破坏日趋严重。 中国人口学会会长张维庆认为:中国人口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人口形势更加复杂,人口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建设人口均衡性、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意义重大”。如何解决城市社会问题,将是中国当局未来面临的重大挑战。 另外,除了人口城市化以外,中国人口发展出现的一个重大趋势是人口老龄化提速。老年人口出现第一次增长高峰。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从目前每年平均净增480万大幅提升。从2015年起,每年将有平均800万人加入到60岁以上的老年人大军中。在2015年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两亿。   tags: 中国 – 人口 –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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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周刊:中国的人口贸易——盗卖儿童

原文: Kinder stehlen, Kinder kaufen 译文:明镜周刊:中国的人口贸易——盗卖儿童 作者  : 安德列亚斯洛伦茨( Andreas Lorenz ) 发表时间:2010年5月23日 译者:Anton 审校: Gabriel @gabrielvoo 在中国 , 人口贸易时常发生。警方也无能为力,绝望的父母们团结起来,自己寻找他们的孩 子。然而大多数时候他们无功而返 —— 因为人贩卖人口象毒品贸易一样存在暴利,象毒品贸易一样有利可图。 郭刚棠(音)在北京的义乌城市购物中心里卖南瓜瓢。这些黄色的容器被印上历史人物,仙 女或者格言,这个创意是他的爱人在网上发现的。 生意经营的一般,摊位 位于后面偏僻的角落里,但是这的租金相对便宜。 郭很少能赚到 每月 1000 多元,大约相当于 120 欧元 。所以只能租住在商场地下室仅有 1 平方米的小屋内,而这每个月也需要大约 35 欧元的租金。 摊位的承租人 同情他, 最近免了他的租金。因为郭遭受了命运的沉重打击:他的孩子被偷走了。 13 年来,找回孩子的念头一直困扰着他。 每当这个 40 岁的 男人攒够了钱,就在他的摩托后座上绑上两面旗,然后全国各地 到处跑。旗上是一个小孩子的照片,他的儿子鑫振(音)。 郭与他的妻子世界破碎的那一天来的悄无声息。那时郭住在沿海省份山东的一个村子里,开拖拉机运输建筑材料。据目击者说, 97 年 12 月 21 号那天,他两岁半的小儿子和邻居家的小姑娘在门口玩, 这时一位妇女向孩子们走来。这个陌生人用一块布蒙住小男孩的脸,然后她转身慢慢的走向大约 100 米外的街道 , “ 我立即预感到,鑫振要出事了 ” 小孩应该跟在她后面 —— 然后就象被大地吞没一样消失了。 “ 当我 回到家时,门口站了好多人 ” ,郭回忆道。 “ 我立即预感到,鑫振要出事了 。 ” 郭跑到派出所。邻居们也帮他找孩子。接下来的几周郭和他的妻子花了不少钱:往路灯柱子上贴寻人启事,印传单,给帮着在附近村子找孩子的人每天大概1欧元的酬劳  。 此后郭继续在全国奔波: “ 除了西藏,台湾,青海和内蒙古,我跑过遍了所有的省份 ” ,他说道。报纸和电视开始关注并报道他的不幸。 拐卖儿童在中国经常发生。所以在全国范围内,只要一到放学,学校大门前就站满了接孩子的家长。他们不想给人贩子任何机会。 这 是当代中国众多悲剧的其中之一。 专家们估计,每年都会有 3 万到 6 万的婴儿,儿童和青少年失踪。他们被绑架然后被卖掉,很多还会被送到车间或烧砖窑受到奴隶般的虐待,或者被卖到妓院。 “ 他们问我是否卖过孩子 ” 在去买家的路上,人贩子通常会将偷来的孩子麻醉,防止他们喊叫。有时候孩子们经不住折磨。中国的媒体有报道说,人们在 公共汽车或者铁道上发现了小孩的尸体。 在距北京两小时飞机行程的海港城市连云港,在鑫振失踪11年后又发生了一起失踪案件,2008年11月30日,2岁大的鲍童在家门前的小巷内失踪。父亲李寿山在他的小作坊里制作运动鞋,然后 通过住房的走廊运出销售。 图: 李寿山夫妇手里拿着他们被拐卖的儿子的照片。绝望的父母一直在抗议警方的不作为。 这天在院子里来了几个客户。在墙旁边隐藏着一个男的,趁没人注意的时候将孩子拐走了。 院内的小树下只留下了几个烟蒂。 李猜测他的孩子应该在邻省山东的某个地方。  “ 在唐山有个贩卖儿童的市场 ” ,他从警察那了解到 。他在附近的一个村庄转悠的时候,这的人把他当成了人贩子。 “ 他们问我,是否要卖孩子,要价多少 ” ,他说道。 “ 在他们的眼里,贩卖人口不算犯罪,这在中国有很悠久的传统 。” “ 生孩子来 替代养猪的产业 ”  在 农村,儿子是非常重要的。农村的传统习俗是儿子和儿媳 赡养父母。但是即使象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也有买孩子的人。许多不能生育的人仍奢望能有个孩子。而领养又很麻烦,此外在孤 儿院的孩子大多有残疾。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限制不了这种人口贸易 —— 相反,那些已经得到再生育证的家庭,却自己买儿子或女儿。对人贩子来说这个生意有利可图,一个男孩他们可以卖 4000 多欧元,一个女孩通常折半。对于不是很富有的客户他们还提供优惠,一个孩子便宜80欧元。  警方已经成立一个针对绑架儿童和妇女案件的专案小组, 每年都捣毁不少人贩子团伙 。按照官方统计, 2009 年警方成功从人贩子和买主手中解救出 3400 名儿童。 许多地方在孩子失踪 24 小时后才被认定为失踪,而那时罪犯早就逃的无影无踪了。                                                                                       “村 子里出现了陌生面孔的孩子。没人提出疑问” 图:在 2008 年 和 2009 年 间,东莞大约有 1000 名儿童失踪,父母们游行抗议,以引起社会对他们被拐子女命运的关注。 在南方的农民工大都市东莞,绝望的父母们一次又一次的抗议警方的不作为, 2008 年和 2009 年,这里有大约 1000 名儿童失踪。只有 200 名受害人被收入警方的档案,其它的则被拒绝,因为这些不能被证明是犯罪行为。 能找回孩子的机会微乎其微。 在 村子里有很多家族,他们的关系盘根错节,正如制鞋商李说道。当地的官员也属于这个大家族。妇联代表,党的领导,地方警察 — “ 所有人都知道,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陌生面孔的孩子 ” ,李说道, “ 没有人提出疑问 ” 。 这就是腐败,中国的根本问题,如果没有腐败,也不会发生如此大范围的人口贸易。如果所 有都按正规程序运行,一个孩子如果没有出生证和其它的材料,就 必须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但是如果有关系,并用钱疏通疏通,这些障碍都不是问题。 然而不仅犯罪团伙参与人口贩卖,许多父母自己也参与其中。有些农民非常的穷,他们不能或者不想又多添一张嘴,所以卖掉他们的新生儿。 另一些人则把生孩子,卖孩子当做一项收入来源,这是一项辛苦的工 作。在中国西南的云南省,在农民中流传这样一句话: “ 生娃比养猪赚钱 .”   图: 只有 200 名受害人被收入警方的档 案,其它的则被拒绝,因为这些不能被证明是犯罪行为 。      护士是怎样参与到儿童贩卖中的 连云港 300公里 以西的庐山, 王 先生坐在人造革的沙发上。他是一位帅气的年轻人,中学数学老师。现在他被派到一所山区小学任教。他的爱人也是教师 —— 他们就买了一个孩子。老师不会叫他的本名,整个家庭都围着他转。 他们不相信记者。虽然按照中国的法律他并没有犯罪:只有拐卖人口的人才会受到惩罚,而买的人却相安无事。 然而这件事还是他不光彩的一面,毕竟教师应该是社会的楷模。 王 先生 决定开口,他要证明自己也是受害者。 “ 我们在生下第一个宝宝后,还想再要一个孩子, ” 他说道。 “ 我们喜欢孩子,当这个机会出现时,我们抓住了 ” 。这个婴儿又瘦又小。新的父母用奶粉喂养 她 。 “ 有时候我们想, 抚养这个孩子并不顺利 ” ,这位教师的母亲说道。 “ 我 曾去 孤儿院看过这个孩子。 她 没有认出我 ” 在沙发椅上放着一个相册,里面有孩子一岁生日宴会时的照片:一个 干净的小姑娘,时而戴着帽子,时而戴着太阳镜,有时手里又拿着手机。这种天伦之乐没有持续多久:有一天许多官员站在门外。他们是西南部贵州省的铁路警察。 几天前在开往北京的 508 次列车上,有两个怀抱三个婴儿的男子形迹可疑,其中一个承认,卖给 王 先生一个婴儿。这个儿童贩子的妻子在庐山的一家医院做护士,她参与了这笔买卖。就这 样,铁路警察又 从王 先生家里接走了孩子。他们把她送到贵州的一家孤儿院。因为不能确 定谁是这个孩子的亲生母亲,所以自去年 9 月以来她就一直生活在孤儿院里。这位教师认为这是不光彩的,他愿意留下这个孩子,直到她的真正的父母出现。 “ 我曾去孤儿院看过这个孩子。很可怕,她已经认不出我了。她变得内 向,不再说话了。 ” 许多被找到的被拐儿童,或者自己寻找父母的儿童的境况正 和王 先生夫妇所买的女儿一样。警察也很少能找到这些孩子的亲生父母。在警方去年在网上公布 60 个获救的孩子的照片后,只有 7 个找到了他们的亲人 与此同时,全国 230 多个实验室正检测父母和被发现的孩子的 DNA 。国家为每个检测承担大约 200 欧元的费用。目前为止已收集到了 2 万多个标本 —— 这对于在大范围内有效地 让被拐儿童和父母团聚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许 多人从来都不知道,抚养自己长大的那些人并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为了能使父母有更多的机会找到他们的孩子,许多 私人团队开办了网站,在这里父母们可以搜索他们失踪的孩子。 为防止儿童被拐,警方做了什么? 图:带有失踪孩子相片的扑克牌 中国中部长江边上的城市重庆,火车北站的喇叭里传出肯尼吉吹奏的弗 兰克 ·西纳特拉 (Frank-Sinatra-Klassiker )的古典曲目 “ 我 以自己的方式做到了( I did it my way )” 的萨克斯曲。 12 位年轻人举着条幅: “山城 志愿者共同努力,寻找失散亲人。 ” 这个行动的创始人沈浩, 41 岁,来自安徽的电脑专家。 9 年前当他在报纸上了解到 3 个失踪女孩的命运时,就投身于寻找失踪儿童的事业。从此他跑遍中国的大都市, 向行人发放 “ 寻人扑克牌 ” 。   一直停留在孩子的视野中 在扑克牌 “ 红桃 Q” 上的是王桠枫(音), 1987 年 4 月 20 日生于内蒙古, 2008 年 10 月 7 日失踪。她的鼻子很大,右手的食指上有一个疤,扑克牌上的小字写道,而且 “ 她说普通话 ” 在 “ 黑桃 9” 上是一个模糊的小男孩图片,大约生于 1984 年。他要寻找他的亲生父母。 “1990 年 5 到 6 月间被绑架 ” ,他写到。那时他的 “ 眼睛很大,鼻子很小 ” ,现在他身高 1.76 米,穿 41 号的鞋。 据他回忆,他出生于城市,可能在 湖南,也可能在重庆。 “ 街道的两边是市场,父母都穿制服 ” 。他还回忆道,他被 陌生人 用长途客车运到 福建省。 在扑克牌上还有许多建议,如,怎样防止孩子被偷: “ 一直停留在孩子的视线内 ” 。还建议给孩子纹身 —— 这样以后可以更容易确认孩子的身份。 “ 大约 800 人在我们的网站和扑克牌的帮助下找到了他们的亲人 ” ,积极分子沈浩骄傲的说道。现在为止他已经印了 1 万 6 千套扑克牌。他穿一件绿色的外套, 浓密的头发一直翘着。刚刚有一位妇女找到他,她的 13 岁的 儿 子几天前失踪了。如果他 还找不到,就会出现在下一版的扑克牌中。   “ 我们不会强迫他回到我们身边 “ 沈浩没有从国家得到钱,他必须自掏腰包,靠家庭和公司的捐赠来维持。官方不相信他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尽管如此,官方还是在他 周游全国 的时候给他提供了几个帮手。 “ 拐卖儿童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因为它象毒品贸易一样存在暴利 。” 沈浩说道。 5 月初,卖南瓜瓢的老郭骑着红色的豪爵摩托,沿着湖北省 106 乡村公路向武汉进发,那是长江边上一个百万人口的大都市。汽车扬起的灰尘包围着他,他 戴着银色的帽盔,穿着牛仔裤,瞪着布鞋,戴着护膝,下巴下留着长长的胡子。在过去的两周内他走了 4000 公里。 “ 我要走遍所有我没到过的地方 ” 他说道。 他在街边的一个小餐馆稍作休息,几个当地人看着摩托上的旗子。 “ 我的孩子被绑架了 ” ,老郭解释道。如果碰到有和他同样命运的人,他就把自己的经验传授 出去: “ 警察那有个网站,可以到那做 DNA 测试 . “ 最近他在报纸上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街边流浪孩儿,看起来很象他的儿子。他立即赶去那个地方,可惜却不是他的儿子。 老郭和他的妻子又生了 2 个男孩,一个 12 岁,一个 3 岁。 如果几年后他找到了鑫振,而且是在一个完好的家 庭, 会是什么样呢?“我不会强迫他回到我身边”老郭说,“我只想知道,他过的很好” 图:一宗拐卖案的美好结局:贵州农 民王浜银(音)抱着几天前 失而复得 的儿子 。 然而能找到被拐孩子的父母,是少之又少。 相关阅读: 更多来自《 明镜 》的德语译文 更多来自译者 Anton 的译文 来源说明:本文1.0版 本来源译者的志愿翻译者团队。 收录说明:本文已经收录到“译者文集”中,同时进入“ 译者频 道——看中国” 、 “明镜”、“译者Anton”索引。   © 译者遵守 CC协议2.5 您可以自由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 传播,创作演绎本作品。惟须遵守下列条件: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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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迪周刊] 昆明对流动人口的限制规定比较极端

评论(1) | 标签:时事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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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对流动人口的限制规定比较极端 王寿臣

  4月17日《昆明市居住证管理规定(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草案明确规定:“任何单位不得使用和聘用无居住证的流动人口。单位招用、聘用流动人口,应当对流动人口的居住证、《婚育证明》等有效证件进行登记”,若出租房主或用工单位违反相关规定的,公安机关将给予5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2010年5月8日中国青年报)

  《宪法》规定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劳动法》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就业促进法》各级人民政府要创造公平就业的环境,消除就业歧视;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享有与城镇劳动者平等的劳动权利,不得对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设置歧视性限制。

  一个外乡人到昆明来,这是宪法赋予的迁徙权利;一个外乡人到他的祖国的地盘上寻找谋生的机会,这是《劳动法》给予的权利;一个外乡人到大城市来找工作,城市要提供给他各种方便,而不是歧视、刁难和处罚,这是《就业促进法》规定的。然而,昆明市对外乡人进入她的地盘因为没有居住证便无视上述法律,以最高罚款5000元给予惩罚。

  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动物可以在地盘上跑来跑去,不需要出具任何证件。而人不同,不管在哪里,首先要有一个本本——居住证或者居留证,这是很奇怪的事情。难道一个身份证还不足以证明一个中国人吗?

  凡是到大城市谋生的人,都是最底层的人。他们如果拥有丰衣足食的生活,你的城市再繁华,他们最多是逛逛而已,不要以为他们会赖在哪里不走。他们怀揣一点谋生钱来到大城市,首先是考虑在钱用完之前把工作落实到位。在这期间,他们不可能去住豪华的酒店,能够蜗居避雨就不错了。你让他们必须持有居住证,什么居住证?是备受诟病的暂住证还是昆明市户口证?

  我猜想,昆明出台的这种草案,实际上为了昆明的和谐安全,也就是说流动人口因为没有居住证,他们就是假想敌,是发生治安混乱的导火索。

  实际上这是一种偏见。到底是流动人口给社会治安带来了威胁大,还是其他,很值得认真研究一下。有的地方,一场无视民生的拆迁案轰动全国,对社会和谐的破坏力远比流动人口流动所造成的危害大。至于“躲猫猫案”就更不用说了。

  现在,城市不是十几年二十几年前的城市了,翅膀硬了,胖了肥了,再也不需要那么多外来工了。改革开放开初那几年,城市里流动人口比现在多了去,为什么不制定这样的惩罚规定?有句话可以形容这种状况,太不好听,这里就不说了。

  更为离奇的是,同样是流动人口,昆明对外国人却高看一眼。草案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台湾地区居民不适用本规定”这样的条文在写的时候,脑壳不觉得嗡嗡作响吗?

  在国外,人家的国家政府,一事当前,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国民待遇,其次才是外国人。他们知道他们国家的强盛是本国人民奋斗而来的,不能得罪了自己的国民。以国人为本,是他们根深蒂固的理念。要让人民爱国家,国家首先要爱人民。在日本机场,安检通道首先通过的是他们的人民,等人家安检完了,外国人才可以安检。在一些中国人的骨子里,崇洋媚外心理依然很严重,仰脸看人的感觉仍然良好。

  这几年,昆明屡出新政,深得民众欢呼。这一草案的出笼,实在是自己给自己脸上抹黑。

  那些出台规定的公职人员,如果换个角色,你们是流动人口,得知这样的排外规定,你们会怎么想?

  给底层人员一条谋生的活路,就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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