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

选举观察工作室授权维权网发布 当前，中国大陆各地正在进行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为了深入了解这种选举，我们对中国某市的人大代表选举进行了一次调查。与北京、深圳等地因为独立参选人而形成的争议和热闹气氛相比，这里的选举要平静得多，基本上没有所谓独立参选人。但这里的状况，却正反映了当下中国最普遍的政治现实。毕竟，即使全国有数千名独立参选人，相对于几百万的基层人大代表来说，也是微不足道的。而这个普通的样本，却反映出了中国社会基层最具普遍性的政治生态。 我们的调查是从选举的组织者、人大代表、选民这三个方面来展开的。 选举工作者眼中的选举：组织上交给的政治任务 选举的组织者和主持者，基本上是政府行政部门、事业单位的负责人。我们所接触的选举工作负责人，全是中共基层组织的党务工作者，如某局的党委委员、学校里党的副书记等等，是中共党员和中共基层组织的官员。所以，虽然在选举法里对此没有专门说明，但在现实运作上，我们可以说，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实际上是由党组织来主持和操作的。而由党组织来主持和操作，实质上也就是由官员来主持和操作。 人大设选举委员会，但具体的选举事务是由各选区来实施的。选区按选举法来说有两种，但实际上有三种。一是居民选区，是按照居民集中居住的社区来设立的；二是单位选区，是在人员较多的工作单位设立的，而所谓“单位”，都是公办的，如行政部门、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即使再大，也不可能成为单独的选举单位；第三种就是社区和单位混合的选区，即在一个选区中，既有居民小区，又有公办单位。 在社区居民的选区，选举工作是由街道办事处来实施，主持者就是街道办的某个负责人。在选举中，街道办再把一些具体工作，如选民登记等等，分派到各个居民委员会。在法律上，街道办事处是城市里最基层的一级政府组织，而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治组织。但在实际上，居委会所承担的工作大多是基层政府下派的。 在单位选区，选举工作是由该单位的某个负责人，多是党务工作者，如党委委员、副书记，来临时主持。有的是曾经主持过上届选举，那么这届就还由其负责。 在居民社区和单位混合的选区，总体上的选举工作是由街道办来负责，但具体上街道办一般只管居民社区的选举工作，而把单位里的选举工作由单位自己来组织。 在选民登记上，我们看到一种不成文的规则，就是尽量使选民在单位登记。虽然选民在法律上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登记选区，但在实际操作中，如果一个选民既在某个公办单位工作，又在某个居民社区居住，那么社区一般都会让他在单位登记。而剩下来在居民社区登记的选民，很多是退休人员，也就是说，多是老人。 在今天的城市，人户分离是很普遍的，就是一个人的居住地不是其户口所在地，即使二者是在同一个城市里。而选民要在居民社区登记，则取决于他的户口。这就是说，如果一个选民的户口不在他的居住地，那么他就无权在居住地成为选民。他要想在居住地被登记为选民，要么把户口迁到这里，要么回户口所在地办理选民资格证明，还要具备在居住地登记的一些条件，如居住达到一定时间等等。很多选民为了省去这些麻烦，就选择不登记，从而放弃选举权，大量的选民就是这样流失的。而这样的选民大多是中青年人，正是应该具有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的群体。 人大代表的名额分配到各选区，那么，如何确定谁是代表候选人呢？首先，候选人的标准有时是上面“计划”好了的，例如，要求是中共党员，或者参政的民主党派成员，或者无党派，因为要体现多党合作，体现“民主性”，需要一些“非党员”的代表；要求是群众代表，因为不能让“人代会”看起来像是“官代会”；要求是女性，因为要体现妇女是有政治权利的；要求是少数民族，因为要体现民族平等；等等。通过这种“计划”，人大代表的成分比例就会体现一种“政治正确”，而选民要做的，就是通过投票的“民主仪式”，来确认这种“计划”的意志。由此所显现出来的“民主性”，当然也是在“计划”之下的。 具有一定标准的代表名额分配到各选区，怎样来确定候选人呢？在法律上这个过程叫做“提名推荐”，在实践操作中就是由“组织”决定，而组织决定在实质上就是领导说了算。在很大程度上，人大代表候选人的提名推荐与单位里的“评先进”等等活动，没有本质区别。人大代表是领导和组织给予的政治荣誉和头衔，如同“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等等。而这些荣誉和头衔，也往往是在领导们之间分配。所以在正式候选人名单中，我们看到的大多是官员的面孔。 从基层选举的组织者方面来说，组织和主持选举是一项政治任务。由于在这次基层人大选举中各地涌现出很多独立参选人，政府内部对这次选举是相当重视的。该市范围内虽然几乎没听说有独立参选人，与北京、广东相比要平静得多，但从这些选举组织者方面可以看出，官方仍然不敢掉以轻心。选举的组织者要确保选民的参选率和一次投票选举成功，并且要确保整个选举过程的稳定，防止意外。一位投票站的主持者说，他们把选举的程序演练了好几遍，甚至在投票的前一天晚上，还加班重新预演了一遍选举的整个过程，把可能发生的问题，都提前做好了准备。 人大代表——领导和组织上给予的政治荣誉和头衔 我们在前文提到，人大代表候选人的提名推荐与单位里的“评先进”等等活动，没有本质区别。人大代表是领导和组织给予的政治荣誉和头衔，如同评选“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等等。从下面这个某人大代表候选人推荐表中对候选人的介绍和推荐理由的内容，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 “某某同志政治上成熟可靠。该同志自觉坚持党性锻炼，注重提高自己的政治修养，注重改造世界观、人生观，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权力观。政治立场坚定，始终旗帜鲜明地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政治理论水平，工作中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用党的基本理论和方针、政策指导工作，根据形势和任务的要求，不断变化的新情况，处理问题，解决矛盾。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宏观上把握工作方向，微观处安排细致周到。 “组织领导能力强，能独当一面开展工作。该同志长期在一线工作，基层工作经验丰富，后担任一线领导岗位工作多年，思路清晰，判断敏锐，长于沟通，善于组织协调、驾驭全局的能力强。理论水平高；刻苦钻研信息化新业务、新技能，具有适应当前工作新形势、新要求、新发展的能力；善于进行理性思考，富于改革创新精神，有效推动了工作发展。 “为人谦虚真诚，处事正派、严谨、踏实。该同志心胸宽容大度，不计较个人得失。待人诚恳、友善，在不同的工作岗位，都尊敬领导，团结同志，较好的处理与领导和同事的关系。对办事群众，热情周到、积极服务。对群众提出的困难和问题，能主动的帮助解决，对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也能给予耐心地解释并及时向上级反映，对展现了良好的工作作风和精神风貌。 “具有较强的廉洁自律意识。该同志以身作则，廉洁自律，始终按照《党政干部行为准则》严格要求自己，自觉抵制各种不正之风，注意自身良好形象，坚持率先垂范的做人准则，按照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从不搞特殊化，凡是要求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禁止别人做的事，自己坚决不做，自觉的接受党和群众的批评和监督，时刻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立，坚持和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有民主作风和大局观念，善于集中正确意见，善于团结同志，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在干部群众中树立了良好形象。 “该同志作风过硬。从学习、思想、工作、生活作风等方面抓起，全面加强了作风建设，提高了自身素质。加强思想作风建设，加强党性修养，始终坚持讲党性、讲政治、讲正气、讲奉献；改进工作作风，坚持深入一线、深入群众，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同群众一道加班加点，带着同志干，干给下属看，充分发挥了表率作用。” ……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人大代表候选人提名推荐的标准，如同评选“优秀党员”、“优秀干部”的标准。 我们接触了一些往届的人大代表和现在的代表候选人，他们在面对媒体的时候，都能够把“不负选民重托”之类的话挂在嘴上，但在私下里，在思想意识里，他们是把人大代表看作一种政治荣誉和头衔的，而这是领导和组织给予的。对于一些供职于公办单位的人大代表来说，尤其如此。 而某些作为私营企业主的人大代表，相比起来就不那么含蓄，例如，一个私营老板在私下里就直言不讳，他说之所以让他当人大代表，就是因为他有后台，他的老丈人是政法委书记，因为他有钱，每年给政府交几百万的税，“那些当官的不都是我养着的吗？” 从这些人大代表那里，我们可以看出，代表职位是能够给他们在某些方面带来便利和他们能够炫耀的资本，但对于代表工作的内容，他们显然是没有热情的。一些人大代表对代表工作的印象，似乎就是开会，而开会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负担，就是坐在那里听报告，是浪费时间和精力，所以对开会他们能不去就不去。 虽然无法进行专门统计，但在访谈接触中可以发现，有些代表是从来没有写过代表提案的，有些代表的提案是由秘书代劳的。 作为人大代表，为选民做了些什么事情？对某些人大代表来说，这个问题似乎只应该在正式场合提出，如果在私下里提出，就显得相当“古怪”。我们真切地感到，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存在着两套语言，在会场上、在电视上，人们说的是一套语言，那是冠冕堂皇的；而在酒桌上、在私人空间里，人们说的则是另一套语言，这些语言粗糙、不加修饰，但却真实地反映了这个社会的现实和人们的思想状态。在某些人大代表的意识里，的确没有“选民”这个观念。而我们在所谓的“选民”那里，也感到在其意识里，实际上也没有“人大代表”的观念。代表者和被代表者，彼此都不把对方放在心上，二者之间的联系，似乎只存在于“投票”仪式上的那一瞬间，除此之外，二者之间就再没有任何关系了。 选民眼中的选举和人大代表 一些社区选民说，是社区居委会人员或居民楼的楼长挨户到家里给他们进行了选民登记，发放选民证。但仅此而已。很多选民反映，他们没有参加过选民小组会议，没有与代表候选人的见面会，对代表候选人一无所知。很多选民只是在投票现场才看到了对正式候选人的简介，而对候选人的简介基本上也只是罗列了他们的工作履历。那么，选民怎样在这些自己不了解的候选人中进行选择和投票呢？一些选民说，他们就是按照候选人名单排列的顺序进行投票，例如，如果是在五名候选人中选三名，他们就“选”第一、二、三名候选人。选民说，无论选谁其实都是一样的，都和自己没关系。 选民怎么看选举呢？我们调查了一些选民，他们认为，选举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在选举投票日，天正下雪，一些已经领取了选民证的选民也没有去投票，在选民看来，投不投票都无所谓。的确，一个小小的天气因素就使得选民放弃了所谓的“选举权”，由此也可见选举在选民眼中的分量。 选民怎样看人大代表呢？对于人大代表能否为群众代言、给群众办事，选民说根本不会指望他们。当权利遭到侵害时，选民会去找人大代表吗？选民说，找了也没用，所以不会去找。一些选民提到某个人大代表，其人是私营企业主，他兼并了一家国有企业，但把一些职工应该享有的政策福利给取消了，职工去向他要，他就问，你们根据什么来要？职工说根据党的政策，他回答，那你们就去向党要吧。选民认为，人大代表只代表他们自己，代表官员。某些人大代表所提的议案，反映的是其私人的利益，例如某个人大代表，其本人是一家大型奶品企业的私营老板，而他曾经提出了一个议案，要求提高该市奶品企业的准入门槛，让人们喝到高质量的奶品，但人们认为，其实际目的是企图通过行政手段进行行业垄断，排挤中小奶品企业。 总结 在选举投票日，官方媒体热烈地报道选民踊跃投票，选举组织者兢兢业业，工作一丝不苟，描画出一幅热闹的民主景象。但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却是另一幅景象。选举成为一种计划下的政治仪式，代表候选人与选民形同陌路，而选民报之以冷漠。 在当今中国大陆，基层人大代表是唯一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政治职位。这本来可以成为沟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桥梁，但是，当这种选举成为一种计划下的政治仪式，成为纯粹官方意志的体现，就意味着割断了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联系，整个上层建筑也就漂浮起来，形成巨大的社会鸿沟。虽然这会暂时缓解人民对政府的压力，但是压力本身并没消除，只是被蓄积起来。 真正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当然会对政府和官员构成压力，但这种压力是在法律框架之内的，它会促进政府工作的改进，加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联系，从而在根本上保证社会的安定。在民主国家，虽然各方在选举中彼此攻讦，在议会中争吵指责，但整个社会却保持安定。把政治斗争纳入法律框架之内，这就是政治文明。 选举组织者自身的中立，这是选举公正性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其它的选举技术和细节都谈不上。没有选举组织机构的中立，这种所谓“选举”只能变成空洞的政治仪式，对政府治理的改善不会起到丝毫的作用。而政府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进行这种政治仪式，难道就是为了装潢一个民主的门面？

（维权网信息员姚立法报道） 2011 年 12 月 20 日 ，是河北省邯郸武安市康二城镇洞上村农民选举该镇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日。 28 岁、初中文化的农民杜全兵，当选为该镇第十六届人大代表，在当地是一个大新闻。 选票上没有杜全兵的名字。他在选票上的另选他人栏获赞成票 290 张，超过选区参加投票选民二分之一的选票，即获得了法定的当选票数而当选。 两位选票上的中共党员身份的正式候选人，一位获赞成票 133 张，另一位获赞成票 18 张而落选。杜全兵所在的第 28 选区的选民是由两个村民小组的农民组成的。 选举日，发出选票 478 张。 杜全兵的竞选方式是到各家各户拜票。选民们对他知根知底，不是看着他长大的，就是和他一起长大的。 此前，杜全兵曾是村里争取村务公开、民主理财和公平选举的骨干。 2006 年底，他曾竞选过村官，以失败告终。 2007 年，他曾竞选过镇人大代表。在被 10 人以上的选民联名推选为初步候选人并张榜公告后，未能被确定为正式候选人。 上一次换届选举时，杜全兵同村不同选区的李海顺也是在另选他人栏获得法定的赞成票而当选镇人大代表的。 在中国，像杜全兵、李海顺他们这样当选为人大代表的，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叫做——从票箱里跳出来的人大代表。 在他们之先，有四川的工人曾建余、湖北的教师姚立法、重庆的教师姚少凡、湖北的农民吕邦列和广东的教师王亮。他们五位都是县级人大代表。 从选票箱里面跳出来的人大代表，在中国称得上如凤毛麟角。 今年 5 月份，杜全兵曾到江西新余渝水区，准备观察独立候选人刘萍所在选区的投票过程，但未亲临会场就被人送出“境”。 今年 9 月份，杜全兵还曾到湖北潜江姚立法家，但未见到人。因姚立法被当局控制着。杜也是被人送出“境”的。 今年河北邯郸著名的网络作家田奇庄竞选区代表，其遭遇比其 07 年竞选时更难应对。 07 年暑期田奇庄、李海顺、杜全兵等人竞选时，姚立法长住邯郸，给他们这些独立候选人“出谋献计”。其经历的惊险和遭遇的荒唐够作家写一篇报告文学作品。

N0.1 如何加强对人大代表的全程监督 《学习时报》 2011年11月28日 程正明、曾庆辉 （原文摘编） 人大监督“一府两院”，但个别人大代表却成为无人可管的“超级权力者”。法律应详细规定监督人大代表的形式、手段和程序。 其一，建议实行“人大代表候选人的公示制度”，保障选民能在源头上把不合格的候选人拒之门外。选举中存在缺乏透明度、差额选举流于形式等问题。一些地方人大代表候选人考察由组织部门敲定，官员富豪代表占很大比例。应把酝酿产生的正式人大代表候选人信息向选民公示。 其二，建议细化人大代表联系选民的法律规定。不少选民五年没和代表见过面，怎样监督？法律要明确规定，如每年参加原选举单位组织的活动一次以上等，为保障代表履职时间，可以设立代表活动周。 其三，建议完善罢免制度，细化罢免程序。该代表没提出议案和建议，联系选民次数及人数不够，或选民反映的意见和要求没得到转达或答复等，选民可否提出罢免建议？法律应有明确标准。选举法应明确规定什么可以成为罢免理由。 法律对罢免的条件、启动机制、罢免流程等规定在实践中难以操作。建议在法律中做如下程序设计：人大常委会收到罢免要求后，对提出罢免要求的选民资格和人数予以形式审查；选民资格和人数符合选举法规定的，予以受理，并向提出人发出受理通知书；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予以退回，并说明理由；审查期限不超过5日；人大常委会应于受理后10日内将罢免要求书面转达给被提出罢免要求的代表，该代表应于收到后10日内提出书面申辩意见；未提出申辩意见的，不影响罢免程序的进行；人大常委会应自受理罢免要求后30日内实施罢免工作等。 【推荐理由】 全国人大地位尊崇，“一府两院”都得对人大负责。理论上，经由人大代表，“民意”在整个权力体系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只不过，“民意”若想不被偷换成“官意”，就需如上述，在人大代表的选举、履职与罢免三个环节把细节做足，法律不仅要保障代表的履职时间，更要让代表逐渐成为专业政治家。 N0.2 以市场经济来减少无知与无耻 在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上的讲演 2011年11月26日 张维迎 （原文摘编） 人类历史上多数人的无知导致的灾难是非常多的，由于无知导致最大的灾难是什么呢？就是在那么多国家实行过的计划经济制度。现在很难想象当时那么多的人居然相信中央计划机关能够告诉全社会应该生产什么、怎么生产、为谁生产、定多少价格。 在1983年我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的政府官员都认为正确的价格是可以计算出来的。政府买了大型计算机，1981年成立的国务院价格中心，有五十多位研究人员，根据投入产出数据计算。大领导等着，什么时候正确的价格算出来了，就可以搞价格改革了。 我是说，如果我们认识到人类本身的好多无知，解决体制问题可能就有不同的思路。这一原则也适用于今天。根据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好多人认为我们对货币、就业、通货膨胀知道得很清楚，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降低或提高利率。过去几年的历史，证明全世界对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很无知。无知的情况下最好的政策是什么？以不变应万变，不要那么瞎折腾：一会儿看着经济有问题了，大量放水；一会儿看着通货膨胀来了，猛抽，这些都带来巨大的代价。 为什么要市场经济呢？很简单，有市场经济才可以避免人类的灾难。如果搞市场经济可能有大跃进吗？在市场经济下，除了地震可能死人，不会因为粮食短缺而死人。 市场经济也能减少相当一部分无知。在市场当中，知识、对未来判断准确就决定输赢，这就给企业家一个动力，怎么样减少自己的无知。市场是企业家不断地探索发现的过程。 【推荐理由】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袭来，为了救经济，国家出台了“四万亿”，地方配套更是达到十几万亿之巨。经济学说，这等于是降暴雨于童山，泥石流很快就要下来了。2010-2011年，通胀的泥石流果然飞流直下，糖高宗、姜你军、豆你玩、蒜你狠、油你涨、苹什么你方唱罢我登场。这就不得不收了呗，但又出现中小民企融资难、温州老板跑路等。现在再放？可调控的空间似乎越来越小。由此寄望于即将召开的为2012年定调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能出新思路。 N0.3 吕氏乡约，乡人自治的创制 《华商报》 2011年11月27日 吴钩 （原文摘编） 中国历史演进，有两大线索，一是皇权专制的强化，至明清达到高峰；一是民间力量的成长，在宋代，随着士绅的崛起及理学的传播，由地方士绅倡立、组织、领导的民间结社出现空前的繁荣局面，作为村社自治组织的乡约、作为民间互助团体的社仓、作为民间教育机构的书院等，都诞生、兴盛于宋。史上第一个乡约是陕西蓝田的吕大钧在家乡创立的，所以又称吕氏乡约。 吕大钧是大理学家张载的弟子。大约在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吕大钧为了“成吾里仁之美”，建立符合儒家理想的乡治秩序，开始有了成立乡约的计划。乡约由地方士绅倡立，乡人自愿进出。众人推举出一位正直公道之人担任“约正”，为乡约最高领袖，执掌约中赏罚、决断之权；日常管理由“直月”负责，“不以高下，依长少输次为之”，一月一换。这乡约，既是自由的（自愿出入），又是民主的（公选领袖），也是平等的（“直月”以年齿为序，不分地位高下）。 乡约的功能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乡约每月一小聚，每季一大聚，聚会不仅是联络众人情感、维系乡约认同的仪式，更是议事机制、自治平台，聚会之时，入约之人近期的善行或恶行都要记录在册，并据此进行赏罚。众人有事，也可以在聚会上提出，大家协商解决。可吕大钧设立的乡约，是一个建立在自愿联合基础上，有着教化、救济与公共治理功能的村社共同体。通过共同体的自治，达成儒家“仁里”的道德理想。 萧公权对吕氏乡约评价：“吕氏乡约于君政官治之外别立乡人自治之团体，尤为空前之创制……此种组织不仅秦汉以来所未有，即明初‘粮长’、‘老人’制度之精神亦与之大异。盖宋明乡官、地保之职务不过辅官以治民，其选任由于政府，其组织出于命令，与乡约之自动自选自治者显不同科也。” 【推荐理由】 事实上，过去对传统社会的描述常常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说皇权专制如何厉害，一方面又说社会“一盘散沙”，这两种说法根本加不起来。其实，囿于技术条件、儒家机制的制约，传统专制只是“有限专制”。又由于包括宗族和乡绅阶层在内的种种共同体的存在，传统社会有自生自发秩序，绝非一盘散沙。因此乐见学界涌现的这股对传统再发现的“明流”能扩大流域。 N0.4 言论自由的边界是一组同心圆 《时代周报》 2011年11月24日 鄢烈山 （原文摘编） 2006年，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黯然去职。要是以某些国人的标准，他真是太冤了，他不过是说女性在学术上的成就要比男性差一点，这是一个事实判断，但在讲政治正确的哈佛，却犯了天条。这事要是发生在中国，什么事也没有，而且，在中国，大学教授污言秽语、搞人身攻击，没事；就是连喊打喊杀、搞人身威胁，也没事。 你会吃惊：原来中国教授的“言论自由”度比美国同行大多了。更可笑的是，许多人说要对这些惊人言论宽容，理由是大学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在许多人眼里，这句力挺学术自由的话，还赋予了教授的言论特权：你辱及人母，甚至搞人身威胁，都不会下课，尽管日前有一网友人身威胁吴某被拘，但谁叫他不是教授呢？ 为这些惊人言论辩护的另一理由，非常洋气，如拿美国的判例来说明：只要言论没有触犯“明显而即刻的危险”的原则，就可以。这话可笑，言论自由的边界是一组同心圆，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标准（宗教团体的戒律，政党的党纪，企业的员工手册），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职业伦理（如教师为人师表的道德规范，服务行业对顾客的礼仪），“明显而即刻的危险”作为言论自由的“边界”，那只是适用所有社会成员的最大的最外边那一个圆圈——刑法！ 也拿美国案例说理。最近，23岁的名模海斯勒，受访时称她与卡扎菲之子穆塔希姆交往4年，为这前男友说好话，她所代言的公司立即宣布与她解约，并删除公司网站上她的所有照片。是的，不同职业的人行为规范是不一样的，美国早就禁止师生恋，台湾也效法了，你能斥责人家缩小了婚恋自由的边界吗？ 【推荐理由】 某些国人对言论自由有一种粗鄙的理解，认为我的言论自由是我说什么都可以，不用承担任何代价和后果，这纯粹是以牺牲别人的言论自由为代价把自己的言论自由变成了无法无天的“言论特权”。你当然可以说任何出格的话，但你得承担后果：别人批评和反驳，有可能降低对你的社会评价；如果你搞人身威胁，就有刑事责任。Freedom is never free，自由不是免费的，就言论自由而言，意味着你得对自己说的话负责。在这样的规则之下，才可能有良好的对话和辩论氛围，才会有真正言论自由市场的出现，真理才能战胜谬误、理性才能驱散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