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与国格

每次和舅舅谈话，都会从他曲折的人生经历中反思历史事件的成因，最终往往指向体制。我昨晚对舅舅说，体制不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中国文人太喜欢宏大叙事，应该从微观细节上下下功夫。舅舅认为体制就是根源，他说，如果他写回忆录，他不会控诉，但对当局来说，可能比控诉更坏，因为他要探究根源。 我们这两天的谈话集中在人事家事国事的根源探究。舅舅谈了少年轻狂时的处事方式和部分导致的后果，他也提到他被打成小胡风和右派时一些人所发挥的作用。他说，其实这几百万人的遭遇可能无关重要，最重要的是，通过反右毛打断了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的脊梁，而这是毛精心策划的。我认为舅舅又开始宏大叙事了，不要说几百万人，一个人的遭遇对于那个人及其所涉及的家庭都是天大的事，不可能微不足道；而且结论是怎么得出的？这个过程是如何进行的？毛真的料事如神吗？还是他不过是启动者，但其后的发展根本无需他导演，自有其发展规律？ 舅舅提到，他读中学时心仪的一个女同学曾经对他说某位先生有点故作深沉，于是舅舅上了心，然后发现那位先生好像真是如此。有一次舅舅违背了那位先生的课堂纪律，先生严肃地要求舅舅跟他到办公室，在那里对舅舅说，“你觉得因为我喜欢你，你就可以违背课堂纪律？”舅舅冷冷地回答，“我没觉得你喜欢我。”先生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还是挺喜欢你的。”舅舅读大学时，有位来自农村的室友正在和农村的妻子闹离婚，但同时却照样接受来自妻子的汇款，舅舅直言不讳地当面批评这位同学，“你这个人道德品质有问题，既然要和人家离婚，为什么还收人家寄来的钱？”令那位同学当众难堪。后来在反右中这位室友偷取了舅舅心仪的中学同学给舅舅的来信并在宿舍中宣读，之后舅舅被组织要求交出这些来信，这些都触犯了舅舅的底线，导致他激烈反抗，这直接影响到舅舅还在大学读书时就被划为右派。 我对舅舅说，他们兄弟姐妹年轻时处事都有点“虎”，这是否和养育和教育方式有关？似乎他们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道德标杆，却不懂得如何行为适当？我甚至认为这是儒家文化的问题。《万历十五年》中提到 朱熹“在 1188 年谏孝宗：‘陛下即位 27 年，因循荏苒，无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这已经相当唐突，而他接着又解释皇帝之无成就乃是修养的功夫不够——‘无乃燕闲蠖濩之中（退朝无事的暇时），虚明应物之地（心灵与外界接触时），天理有所未纯，人欲有所未尽’，以致‘一念之倾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机，交战于其中’。他的建议则是‘愿自今以往，一念之顷，必谨而察之，此天理耶？人欲耶？”完全占在了道德制高点。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提到，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尽管当时执掌实权的重臣同情以康有为为首的革新派，但遭革新派鄙夷而拒绝与他们合作。从舅舅少年轻狂之小事到国家变革之大计，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行为不当之关键，都在于占据道德制高点。 在西方，道德是私人领域的，介入他人的私域本身就是错误的，是侵犯他人的不当行为。当然现代社会中政客的道德已经不再是其私域而是公众可以批评和监督的——从这点看来，朱熹似乎没什么错？我不这样认为，朱熹不是现代媒体和公众之陌生人，而是皇帝信赖的臣子，这样兜头一顿道德批评，徒令皇帝反感，而不会有什么正面作用，其行为不能说是得体。有位网友说过，“自古清官皆怪物”，我理解就是违背人之常情。 从古希腊起，西方哲学的道德之善就包括行为适当。所谓行为适当，就是要考虑到人性的本质而给予人应有的体谅和尊重。古罗马哲人西塞罗在论慈善时就提到，施者要考虑受者的感受，而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主流媒体仍然在鼓励忽视受者感受的高调施舍——美其名曰“慈善”。同时很多网民在网上对他人进行道德批判时毫无自省及羞愧之色。 我在探究公民社会的问题时发现，公民社会的最高道德是，人的天赋权利和自由不得侵犯，这是具有神圣性的道德价值，其次就是诚信。美剧《绝望主妇》中好像有这样一个情节：十分自我中心的 Gaby 在得知丈夫 Carlos 因从第三世界的血汗工厂获利而被检控时，说，他为什么不学麦道夫去诈骗呢？似乎在她看来，宁肯骗取本国人的金钱，也好过把外国人当奴隶使役，虽然都犯法，但从道德价值上，人（即使是外国人）的生命尊严显然在金钱物质之上。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主权高于人权”是多么有悖于文明社会的道德价值。 在中国，道德价值到底是什么？许多人对于李银河言论的痛恨不亚于甚至可能超过了对人贩子的痛恨，很多痛恨李银河的人甚至可以无视暴力拆迁导致的对人的生命和财产权利的粗暴践踏。我发现，按照公民社会的道德价值观，许多中国人热衷之道德批判本身可能恰恰是不道德的。 言归正传，舅舅当年的室友对于舅舅的道德批判耿耿于怀，并且在恰当的时机给他以还击，在政治是最大的道德之时代，或许他终于站到了更高的道德制高点。 毛不是孙悟空，他不可能拔一毛而变群猴实现他的意图，但他比历代统治者都更了解中国文化传统对人的影响。中共成功地利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斗私批修”等让自己占据了道德最高点。毛不用如同希特勒和斯大林那样下屠杀令，但令人们彼此屠杀却达到有过之无不及的效果。

  有位作者在另一位作者的作品发布会上半开玩笑地说，感觉那本书应当是他自己写的。读汉娜 – 阿伦特《人的境况》，我也有这种感觉，当然我知道，以我的学术背景和学术能力，我不可能写出这本书，甚至要完全读懂，也不容易。这样说是因为感觉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和观察的方式和她很有相似之处。 虽然这可能不是她的原创，当我从阿伦特的笔下读到，家庭关系是奴役关系时，我很意外，却又有被人说出秘密的感觉。继续读到她涉及权力的阐释后，我终于豁然开朗。 权力，是一个政治概念，更准确地说，是民主政治的概念，是一种公众在公共领域言说和行动的显现空间所产生的力量。但是对于非城邦国家或者说没有民主传统的社会，权力，指的显然不是这种权力，而是强力。当然即使在民主国家，具体执行时，权力也会以强力的面貌出现，如警察等公器所行使的权力，但这种权力同时受到媒体的权力、舆论的权力和司法的权力的监督。换言之，民主社会，是各种权力互相制衡的社会，因此使得权力成为权力，而不是强力。 在这里我想用一个我熟悉的家庭谈谈家庭关系中的权力与奴役。 一个革命时代多子女的家庭，日子不好过，父亲有点趋乐避苦，常常躲避多子女的负担而“独善其身”，母亲是能干的人，几乎只身挑起养和育的责任。于是母亲是有权力的。不要以为奴役关系就一定是奴隶主作威作福而奴隶就悲惨哀号，这并不是全面客观的真相。更本质的是，奴隶主限制了奴隶们表达和行动的自由，而这不妨碍奴隶主对奴隶是有责任的，就如同大部分人会爱护自己的资产，并设法令其增值。 在一个日子艰辛又多子女的家庭，父母就必须发挥长子女的作用，“长子当父，长嫂为母”，“一根筷子易折，一把筷子不易折”其实都是为此而提出的理论依据。某种程度上，长子女失去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和少年，从小就看着父母的脸色度日，并承担起家庭各种劳作。不知是否在这种生活模式下，母亲的权欲日盛，即使大部分子女各自成家、家庭生活日渐转好之后。母亲开始创业，当时成家的子女各自在为自己的生存而奔波挣扎，母亲常说，“我把青春献给了子女，我的子女现在应该帮助我。” 子女们目睹妈妈抚育的辛苦和能力，对母亲是有敬畏的，不同程度地响应。长女即使结婚生子，日子艰难，却大把钱往家拿，延续以往的家庭模式，服从母亲的权力，取悦于母亲。因此忽视了自己的家庭，最后干脆将自己的家庭放一边，回去为母亲工作。 然而，在全部子女各自成家之后，家庭关系是有变化的，一把筷子再怎么放在一起，也是一根一根的。如果提醒母亲将子女各自投入在事业中的比例分清，她会立刻勃然愤怒，“我所有的东西都属于我的全部子女”。这其实和公有制很像，全民所有，一人或几人把握。直到母亲驾鹤西去，没有任何遗嘱。家庭权力处于真空状态，结果可想而知。 这还没完，弱序的子女继续着母亲的行为模式。某种程度上，他们从母亲建立的家庭模式中获益，长子女早早光身离家，日后也在继续付出，而弱序子女则由家庭（包括了长子女的家庭）负担了更长的时间，即使他们早已成家立业并生育子女，他们有的甚至喜欢将长兄姐的家当成自己的，抬脚就进，起脚就出。“长子如父，长嫂当母”继续是他们的正当理由。长兄姐是矛盾的，付出了很久，难免疲惫，而且步入中年，精力有限。 某种程度上，即使这个家庭还没分裂，权力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由弱序的争掌权力、提出要求。长子女善良纯正，就会有负疚感，觉得愧对母亲，但是无论他们如何努力，其实很难满足争权者的要求，因为问题在于，他们不肯接受，“自己的是自己的，他人的是他人的”，当然他们还有一柄旗帜，老病糊涂的父亲。分清界限，是他们不愿发生也不能容忍的。 家庭如此，国家更甚。   外一篇： 这世界有普通人真好！   偶然在网上看到一集东方卫视《妈妈咪呀》的视频，是一个妈妈们的歌唱选秀节目，想不到我看完了一个多小时的节目，很开心，也很放松。 那些普普通通的人，那么真实自然，那么平和开心，那么热爱生活，我心里由衷地说，这世上有普通人真好！ 虽然很少看，但似乎时下流行的选秀节目也不少，偶尔在电视上看几眼，很少有能让我看下去的。但这一个多小时飞快地过去了，除了选手们歌唱得真不错，难得的是真实、不做作，虽然看上去应当是彩排或者至少是安排过的。选手的言谈举止和精神状态，感觉是装不出来的。 年轻活泼的出租车女司机、罹患尿毒症的年轻妈妈、口无遮拦的乡村女理发师、幸福靓丽的十姐妹、怀孕 34 周的准妈妈，她们幸福的笑脸、歌声中洋溢的爱和美以及对人生的热爱和眷恋，十分打动人心。其中一对选手，丈夫将因中风坐在轮椅上的妻子推上舞台，他们是曾经的北大荒知青，曾经的毛思想宣传队的小提琴手和首席女高音，丈夫说他们那个时代没有情歌，他们是把红歌当情歌唱。当丈夫拉着妻子艰难地站起来唱出深情的女高音，着实令人震撼。看得出来，他们真是当成情歌在唱，那种相濡以沫、彼此扶持的爱情，毫无矫饰、深厚纯正，令人感动。还有那个在济南夜市摆地摊、模仿韩红的胖妈妈，一家六口住在 45 平米的房子里，生了两个孩子，她说摆地摊上瘾。看她大大咧咧的开心讲述，不由得觉得生活其实很简单，幸福开心很容易。 这世上要都是能抢会夺的“精英”或自以为精英，即使物质极大丰富，他们也能把日子弄得苦不堪言；要感谢这些普通人，顺服地接受命运的幸运和不幸，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过着简单的日子，让爱情简单真纯美丽。 好玩的是，所有的选手都过关了。那三个评委也挺可爱，大概这就是要展示母亲的自信和幸福的节目，开心第一，比赛第二。

梁文道：有意思吗？ 作者: 梁文道 2013-01-16 添加评论 阅读460次 　　几年前，一位香港朋友刚替南方报系的刊物撰稿，知道我是《南方都市报》评论版的「老人」之一，便与我交流经验：「每五、六篇稿就有一篇登不了，登得了的又多半要删改，你怎么可以忍受？写东西写到这种样子又还有什么意思呢？」 　　要讲写作的「意思」，那就得看你觉得写作的目的是什么了。如果你认为写作就是表达自我，是要言能尽兴，以作者尊严为重；那么在这种环境底下就真是没什么意思了。不妨再想想那些替我们处理稿件的编辑，那些东奔西走的记者，那些在上头主管其事面对官府的高层，他们每天花的时间心力要比我们香港同行大，遇到压力要删稿撤稿时的痛苦要比我们这些人深。每日绞尽心思就是为了说多点真话，把边界推得远一些，在重重雷区之间找出可以种花的空地。做好的版面可能要在夜半起床回去重做，辛苦了几个月的深度调查可能会尽付东流。最后，有些人还是会被撤职，有些人会被恐吓（甚至恐吓到家人头上），有些人更要入狱。说不定境外还有人要讲风凉话，说他们是「喉舌」，「小骂大帮忙」（尽管说这些话的人从来没说清楚他们到底「帮了什么忙」）。你觉得这有意思吗？ 　　老实讲，我正是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一种我永远无法在香港看到的做传媒的「意思」。原来这个行业是有效果的，清清楚楚，每一则禁令都在提醒你一个消息一种观点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原来这个行业是有风险的，有时候你要用自己的青春、自由甚至性命去相搏。每次和同行聚会，偶而受到恭维，说我出了某一篇东西写得真好，我都会羞愧难过。因为是那些编辑在替我把关，是他们在里面付出代价。有一阵子，我认真考虑过要不要彻底搬进去住，就是因为这种不能和他们真正在一起的惭愧。 　　然后在里面你就要接受扭曲的环境，挥之不去的恐惧，以及无日无之的细碎羞辱。这有意思吗？那意思就在一点一滴的观念改变，就在近日微博上头被狠狠删掉的无数鼓励，就在南方大院铁栅栏外那一束白花。 来源：蘋果日報   梁文道：当官的逻辑 作者: 梁文道 2013-01-16 添加评论 阅读713次 　　关于《南方周末》的一切纷扰，至此画上句号。报纸照样出刊，撤走一个本来就由上头派驻下来监管大家的总编，其他员工不被追究。在他们最后发出的声明里面，尽管始终不提庹震的名字，但至少鲜明曝露了监管审查的存在。日后，《南方周末》的日子会变得比较好过，再也不用预先报上选题审批。根据目前的消息来看，新任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为了人心和威信，大概会在不久之后调走惹事的庹震。就连曾经拒刊《环球日报》社论的《新京报》与《潇湘晨报》，或许也都不必担心秋后算账。 　　以我对国情的认知，这简直可以说是个令人喜出望外的「阶段性胜利」了。 　　首先，它正面展示了时代的变化。在这场89年**以后未曾见过的媒体公开大摊牌行动里头，我们可以看见各地媒体或隐或显的声援，网络上从豪商明星到一般网民的表态，乃至于直接走上街头而无所畏惧的市民百姓。即便对掌权者来说，这也是一个太过鲜明的民心风向标。 　　最有意思的，或许是广东省宣传部长庹震的命运。要知道近十多年来的宣传官员多半没有什么真正的政治理念，如果他们保守，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信仰很「左」，而是因为最简单的当官逻辑。活在今天，他们自己都不会太相信宣传的正面效用，所以管宣传的最高目标无非就是消极地别闹出事，出了事便乌纱不保。基于怕丢官，而非有表现的逻辑，这类无助于GDP成长的官员的终极目标就是言论维稳，尽力阻止手下管辖范围出毛病。近年来大陆新闻自由渐趋缩窄，正好和大家对宣传能积极吹出大好局面的信心下降同步。 　　庹震的个案说明了另一种情况，那就是维稳太过反而不稳，太怕出事却闹成大事。南周事件演变到这个地步，丢了新上台没多久的习近平的脸，责任一追究下来，还是这位宣传部长的错。一方面，上头不想风波扩大，于是不愿扩大打击范围。另一方面，这大概也给了其他地方宣传官员一个教训。我不肯定此后媒体形势会不会好转，但至少有个希望。我肯定宣传官员更不好当，要怎么把握才不会出事呢？ 来源：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