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

《中国合伙人》是中国电影史的奇葩，从艺术角度来说很难说它不是烂片，但它却是那种值得一再回味和引述的堪称经典的烂片。陈可辛的这部电影，就其与社会现实相指涉的意义而言，或许并不亚于贾樟柯的《天注定》。《中国合伙人》不只是成功学的狗皮膏药，它还是一部足以横扫横店所有抗日影视剧的爱国主义大片，更有趣的是，它俨然还是中国“改革开放时代”民族企业家的一份电影白皮书。 《中国合伙人》放映期过后这几个月，发生在中国企业家身上的形形色色的戏剧性新闻故事，令人不得不重新回顾这部神片，尤其一一确认了片末致敬的民族企业家名单——影片用片尾曲《光阴的故事》来向他们致敬——嗯，没有任志强潘石屹（地产商太多老百姓会反感），当然也没有薛蛮子（即使不嫖娼，他似乎也只能算美国企业家），没有宗庆后（当然更没有前首富黄光裕），也没有马化腾（却有张朝阳）…… 树立这么一个民族企业家群像丰碑，使得《中国合伙人》更担得起“中国”二字了。名单中只有两个女性：一个是老干妈陶华碧，但片中干脆省去老太太的名字，直呼其为“老干妈”，另一位是杨澜。而号称跟撒切尔夫人老公吃过饭的高端装逼神人吴征不幸被省略。总之，这个企业家封神榜绝大部分由男性构成——一个民族主义的雄性图腾。 新东方的俞敏洪、徐小平、王强，这三剑客正是《中国合伙人》的原型，王石的女友田朴珺则是该片投资人之一，而据田朴珺说陈可辛是她的闺蜜。这条八卦如果在影片放映期曝出，票房至少还可以再飙升几千万。我是想说，这部电影本身也是“中国电影合伙人”的商业成功榜样。 女性角色在片中，是为了衬托“民族主义的雄性图腾”而存在的。《中国合伙人》将中国文艺史上性压抑（以及性挫败）与爱国主义源远流长纠缠不休的孽缘，又推至一个新的高潮。 请允许我把镜头拉回到小时候。我小时候经常梦想自己如何一个接一个地捅死或砍死日本鬼子，而在我接受的教育里，刺刀和砍刀似乎比枪炮显得更酷，原因我不说您大概也懂。至今横店依旧在不断满足我儿时的梦想，可惜我已经老了。小时候遗憾和纳闷的是，咱的队伍里女兵那么多，而鬼子却几乎没什么女兵（准确地说是女鬼子）。十几年前有一部古怪的电影，大概讲的是一帮日本女兵和我女游击队员交战的故事。横店抗日片要创新突破，必须在日本女兵而不是中国女兵身上下功夫，比如，就不能让日本女兵下河洗澡给我们瞧瞧吗？ 小时候我都还不知道什么叫手淫，就稀里糊涂地翻越了中国文学史的两座大山——《红楼梦》和《少女之心》——接着又看了郁达夫的《沉沦》之类，郁达夫的主人公在日本偷看房东女儿洗澡，在被窝里手淫，当然还嫖了一把日本女人，但无济于事，他最后发出绝望的嘶喊：“祖国啊，你什么时候才强大起来？”祖国害死了他。 那时候正值八十年代初严打，读《沉沦》还好，毕竟郁达夫是爱国烈士，但读手抄本黄书《少女之心》可就有流氓罪的危险，那时候没准跟姑娘说一句我爱你，都可能因流氓罪被抓，所以电影《庐山恋》中郭凯敏不去向张瑜示爱，却冲着庐山呼嚎：“祖国，我爱你！”一旦祖国母亲大人驾到，青春期情感问题和性压抑问题似乎就手到根除。 二十几年前王朔在一篇小说中无形中遥相呼应了郁达夫，说是一位赴日打工的哥们很想好好嫖一把日本女人以解心头郁闷，没想到床上撞上的竟然是个中国女孩。 2002年在东京歌舞伎町，一位站街发小卡片的中国女孩告诉我，她工作的地儿是中国人开的，小姐则是韩国人。我问她：“咱同胞去你们那儿应该都是冲着日本女人来的吧？没有日本的光韩国的不行吧？”女孩笑而不答。 在从郁达夫到王朔的小说，民族主义一直处在勃起的冲动和阉割的焦虑之中。而貌似阳光励志的《中国合伙人》，与之构成鲜明对照，文雅地说是构成了“跨世纪的互文性”，通俗地说是系在同一根裤带上晃荡。但郁达夫式的国族主体意识在日本人面前遭到压抑和挫败，只能以自杀了断，而《中国合伙人》中，新梦想或者说新东方，在美国人面前昂然崛起或者说勃起。从《沉沦》到《中国合伙人》，正是百年中国遗梦。 请允许我把镜头再拉回到四十年前。能否设想一下40年前，有1000万名中国妇女浩浩荡荡越过太平洋移民美国？中美从乒乓外交走向人口贸易，美国将经历自非洲黑奴贸易以来最大的人口贸易，这1000万勤劳勇敢的中国劳动妇女将完全改变世界，中美人种的杂交，成为遏制冷战的和平演变。 关于1973年毛泽东向基辛格提议向美国输出过剩的中国女人的新闻，最近在网上传播甚广。其实那是旧闻了，2008年北京奥运年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已经将当时的会谈记录档案解密。 毛指出：“我们可以让她们在你们国家到处制造灾难，损害你们的利益，在我们国家有太多女人，而且她们有自己的做事方式，她们很会生孩子，但我们的孩子太多了。”他建议美国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此事。 基辛格只好礼节性搪塞。而周恩来在旁插话，强调输出中国妇女“要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海容更是在旁提醒。周恩来随即要求基辛格保密。他们都很明白这番话的杀伤力。另外，毛泽东当时显然对“人多力量大”的人口政策产生了怀疑。 最有趣的是当毛泽东和基辛格谈到苏联时，没说两句，毛泽东又把话题兜回到“出口”中国女人的话题：“我们国家的女人太多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他从何而知中国女人太多，以至于过剩达1000万。如今中国男女比例严重失衡，据说到2020年，中国将有3000万适龄光棍找不到老婆，那么这3000万光棍该往哪儿输出呢？ 毛泽东对基辛格说的这番言论，堪称“第三世界红色娘子军人口革命贸易理论”。在人口调节和性别比例平衡方面，中国早有革命经验，比如解放新疆后曾陆续征召十万女兵到新疆。 尽管俞敏洪发表声明，与《中国合伙人》撇清关系，但拦不住人们把片中的“新梦想”当作新东方，而“新东方”这个名字其实比“新梦想”好一千万倍。作为英语搬运工，新东方已经协助将数百万乃至上千万中国人搬运到美国，从而促进了中美之间的和平演变，更重要的是它在美国上市了，换句话说，是把红旗插到美国了。那么新梦想的梦想究竟是什么？这部电影的核心价值观究竟是什么？邓超，佟大为，黄晓明这无敌中华三侠究竟输出了什么价值观？ 这是一部猥琐的电影，但却成功地定义了这个猥琐的时代。从艺术角度说这部电影或许不值一提，但要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它简直是完美无缺的例子。《中国合伙人》要输出的价值观无非就是：金钱爱国主义。它强有力地捍卫了这个体制，捍卫了中国模式。“祖国啊，你什么时候才强大起来？”——到了中国改革开放时代，“强大”的定义首先是“富强”，只有富了才能强大，甚至富了就等于强大。 片中出现1999年反美游行示威一幕，黄晓明怒斥爱国贼“和三十年前（指文革）有什么区别？只会窝里横！”，这已经堪称电影审查制度的一个突破，这倒是值得赞赏。而黄晓明接下来的一句话，令爱国主义就此一举进入了2.0时代——“去向那个打你的人学习，直到你比他更强。” 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华三侠怒闯纽约在谈判桌上痛击美国佬的经典一幕，相信无数人会在这段戏中达到爱国主义的高潮，这真的堪称中国电影史上最猥琐的场景，他转身之一。爱国者看到的是三剑客如何口若悬河地用英语降服了美国佬，而我看到的是美国佬打响发令枪后，三剑客奋力在通往傻逼的路上一路狂奔。谈判中佟大为起身宣布要去小便，牛逼哄哄地问美国大姐：“你想跟着我去吗？” 戴上爱国主义套套的猥琐男，其爱国主义阳具，不幸只是用来撒尿的。这是近百年以来中国新文艺中国族主义男性阉割主题的一个奇妙变奏。 作为谈判对手，作为被侵权一方的代表，这位无辜的美国大姐就这样充当了中华大侠羞辱的对象。关键是，陈可辛精心设置了这么一个人老珠黄的美国大姐去让中华三侠尽情羞辱。佟大为睡了美国妞，准确地说是被美国妞睡了，而且是女上位，但又不幸被甩了，于是最后娶了个会做菜的老婆。女上位的美国妞，在佟大为心目中象征了强势的美帝，而他的挫败感，唯有在东方伦理的温暖怀抱中得到平复；邓超的老婆则是个摆在钢琴上的花瓶，她向邓超伸出一双据说是弹钢琴弹出老茧的手，用以控诉美国的非人生活（把钢琴家变成洗碗工）。这几个女性形象在片中完全是面目模糊粗糙的傀儡。 苏梅倒有点女神模样，这一次又是女人扮演了始“睡”终弃的主动角色——她在出国前睡了黄晓明又在出国后甩了他，最后把他活活逼成一个留学教父。女神最后给黄晓明颁发了成功学毕业证书——“我为你后来的成就感到骄傲”——然而，苏梅的这句话也只是黄晓明的意淫。 或许片中那些爱国主义高潮，连陈可辛自己也实在架不住了，于是在片尾来了个自嘲：“中国土鳖”，而这一自嘲多少挽回了一点形象——很难相信一个拍过《甜蜜蜜》的导演看着中华三侠傻逼呵呵的样子会兴致勃勃，只能说陈可辛戳中了观众的G点，老谋深算地预谋了观众高潮的频率，而自己在最后打算通过自嘲来抽身而退。从反讽的意义来说，《中国合伙人》确实可以叫做《中国土鳖》。 片尾以佟大为的画外音评论，说黄晓明用演讲来取代性生活（或者不如说，用口水取代了精液）。通过性压抑，爱国主义事业得到升华。 《中国合伙人》通过对女性的漠视乃至歧视和弃绝，达到爱的升华，美国的摩天大楼被象征性地转化为爱国主义的阳具图腾，上市已经远远不止是一个商业行为，新梦想要上的不只是市，而是美国——把美国给狠狠地“上”了，这就是新东方商业梦想的爱国主义叙事神话。与郁达夫和王朔小说主人公通过嫖娼来爱国的屌丝行为相比，《中国合伙人》显得大爱无疆大义凛然。 邓超在片中要么气急败坏要么悲愤欲绝，他油光可鉴的发型，衬托了一张被爱国主义仇恨所扭曲的脸。黄晓明通过捐赠，让曾经炒邓超鱿鱼的美国大学实验所以邓超的名字命名，为其报仇雪恨，个人终于和祖国系在同一条命运的裤腰带上，一起崛起。 我能理解郁达夫和王朔小说中的爱国嫖客，无非是用金钱买春来发泄，来暂时谋求摆脱种族歧视的屈辱感，也能理解八十年代《娶个外国女人做太太》之类畅销书，那是长期自卑压抑后的正常反应，就像从没吃过肉的人一朝吃上了难免吃相难看四处揩油，但我难以理解用金钱去买一块爱国主义牌匾挂在自己脖子上的行为。 邓超认为刷盘子低人一等，认为在实验室喂小老鼠低人一等，因此咬牙切齿地要到美国当人上人，这种屌丝逆袭的暴发户心态如此扭曲而病态，再次证明了革命教育的成功：爱国主义仇恨和阶级仇恨合体。当邓超在这块爱国主义牌匾面前喜极而泣时，我简直快爱死标哥了，人人嘲笑陈光标，但陈光标和新梦想，到底谁更值得嘲笑？陈光标在华尔街派发钞票，只不过将爱国主义企业家的梦想推到极致，变成一场滑稽的行为艺术大秀，他至少令人发笑，而邓超涕泗横流的悲情爱国秀只能令人作呕。 我不得不专门向了解俞敏洪的朋友打听，究竟俞敏洪有没有干过类似的买爱国主义牌匾的事。好在答案是没有。消息人士指出：首先，俞敏洪不会花这种冤枉钱，他很勤俭。 这令人想起另一部经典意淫大片《功夫足球》，它和《中国合伙人》一样开口闭口“为了梦想”，而这个梦想其实不如说是“为了现实”——为了赢球奖金。用功夫去拯救足球，这个国族主义神话虽是一大卖点，但毕竟这个神话本身暗含了反讽，而周星驰式无厘头喜剧也远远比《中国合伙人》式的爱国悲情主义轻松，更重要的是，星爷和赵薇在戏里戏外也发生了一段真挚感情，不像《中国合伙人》最终要靠取消性与爱，来换取爱国主义事业的勃起。 在周星驰式的草根现实主义价值观几乎一统天下的时候，陈可辛这样的导演本来曾经提供了与之截然相反的香港电影另类选择，但现在，陈可辛也开始摈弃港产片传统，拍出了自己的“长江七号”，拍出了《中国合伙人》这么一部“大中华电影”。当香港电影人文化人纷纷大做中国梦，你不得不叹服金钱和爱国主义的天作之合。 《中国合伙人》一上来就用唐朝乐队的国际歌来渲染那个沸腾的八十年代，并借佟大为之口说：它（理想）死于八十年代的一天。至于是哪一天无须多言，但用《国际歌》确实精准地提示了时代的分裂和断裂，《中国合伙人》其实是用九十年代的商业梦想去取代八十年代的政治情怀和文艺情调，并简单粗暴地用八十年代来为九十年代陪酒——佟大为宣称“没有人出版我的诗歌”，傻逼呵呵地焚烧诗稿，而黄晓明说“我有一瓶82年的拉菲”——用崔健罗大佑苏芮唐朝beyond，来为爱国主义成功学暴发户伴奏。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成功人士老男人那么喜欢这些老摇滚，爱国主义春药有助于上市美国或者说上美国，而摇滚春药则提供了一种“梦回青春”的幻觉和假象，尽管黄晓明作为演员在片中表演出色，尽管导演陈可辛也在片末让他们用土鳖来自嘲，但崔健罗大佑还是被一帮服用爱国主义春药和成功学大力丸的中年猥琐男给利用了。 这部电影及其引发的舆论攻势对于梦想、理想、信仰这些大词的滥用堪与汪峰媲美，奇怪的是为什么没有用汪峰的《我爱你中国》作为插曲呢？ 我爱你中国(希望你能够知道) 亲爱的母亲(你对我的意义) 我为你流泪(无论在何时何地) 也为你自豪(你就像我的生命) “你就像我的生命”——祖国母亲与自我的合体，造就了《中国合伙人》式的自恋神话，在祖国母亲的笼罩下，似乎活生生的女人都不再重要。女人的抛弃只能促使他们实现性压抑的升华——向着永恒的祖国圣母。 然而请问《中国合伙人》的所谓梦想和理想到底是什么？不就是去当年刷盘子的餐馆暴吃一顿吗？不就是去当年喂小老鼠的学校花钱买尊重，充一回耀武扬威的大尾巴狼吗？就这么一点卑贱的出人头地的愿望，被活活上升为梦想、理想、信仰。与《中国合伙人》相比，我宁可选择《功夫足球》，人家摆明了只想捞点钱出人头地，没想着进军世界杯为国争光；宁可选择《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人家只想着谈谈情说说爱，不去骚扰祖国母亲大人；宁可选择《小时代》，人家就想着踏踏实实把该挣的钱给挣了，不去玩大中华主义的滥情。 我写这篇文章时看到俞敏洪有一条微博是这么说的：“任何人都会追求名利，这是没有问题的，追求名利也是社会的推动力，但是一个社会只认名和利，就是一个大问题。成功的本质不能说是名和利，名和利只是成功的一部分，甚至是很小的一部分，但中国把它扩大成全部，整个社会价值取向都在说明，精英层就是有钱有权的人，精英层不停宣示拥有这一切就是成功。” 说的没问题，问题是他自己是否真的能提供超越“精英层”的价值取向？而这个价值取向究竟又是什么？新梦想或许不能完全等同于新东方，但问题是俞敏洪在微博上时常会毫无逻辑地用冷战思维大煲爱国主义心灵鸡汤，这很难不让人划等号。迄今为止，俞敏洪提供的价值取向和所谓主流意识形态是高度一致的，很新东方，也很大国崛起。“去向那个打你的人学习，直到你比他更强。”问题是学习什么——学习英语？学习上市？ 连岳曾经毫不避讳地承认1994年他曾买过四本《中国可以说不》送朋友，韩寒也承认1999年美国轰炸我驻南使馆那会儿他恨不得跟美国佬打战，李志则承认1999年参加反美大游行是他大学时代最大的污点，而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的李承鹏2008年还在撰文大骂CNN主持人患了口蹄疫呢……爱国主义的1.0时代似乎过去了，黄晓明或者说俞敏洪好歹进入了爱国主义2.0时代。我绝不是要反对爱国主义，我只是在想爱国主义何时才能提升到3.0时代。至少，当我们爱国的时候，吃相能不能不要那么难看，那么猥琐。 消费主义和爱国主义合体，是这个时代的真理。据说当当网卖口红远远比卖书更赚钱，其实，爱国主义也已经越来越沦为消费主义时代——或者说粉红乌托邦时代——的口红。《小时代》遭到了人民日报的批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引导社会思潮，小时代遮蔽甚至替代大时代，个人或小团体的资本运作或许成功了，但一个时代的人文建设却失控了。至于究竟什么才是“人文建设”，正如究竟什么才是“新梦想”，主流媒体和《中国合伙人》一样扯不清。 但不管是人民日报还是新梦想还是郭敬明，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中国。去年9月9日，也就是毛泽东逝世的日子，郭敬明发过一条微博：“你们就当我是中国的脑残粉好了。我就是曾经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哭了的人，我就是每次看奥运听见国歌就眼红哽咽的人，我就是曾经半夜看网上北京奥运圣火传递时，中国人保护火炬的图片，看得嚎啕大哭的人。你们不用怀疑，这种人是存在的。我的祖国确实有很多问题，但这并不影响我毫无保留地爱它，为它自豪。” 他这条微博还配上一面国旗的图。国旗，似乎足以掩盖这个时代——不管是小时代还是大时代——的一切问题。 李国庆八十年代曾作为北大学生会领袖，邀请崔健去北大食堂演出。《东方企业家》杂志曾经把崔健和李国庆拉到一起对话，他们聊的不亦乐乎，梦想啊理想，似乎要什么有什么。但如果阁下问：当当网的梦想和理想究竟是什么？我除了说买书真便宜，就只能想起一件事：去年上当当买东西，会得到附送的小国旗！ 从《中国合伙人》到《小时代》，或者说从李国庆到郭敬明，时代精神其实有一个顺理成章的逻辑发展——用崔健的歌来说：“红旗还在飘扬，没有固定方向。”用他去年的一句名言来说：“天安门只要挂着毛主席像，我们就都一样。别以为你比我小20岁、30岁，我们就不是一代人。”大时代和小时代，不过是同一个时代，只不过很多“大时代”的过来人喜欢拿理想啊信仰啊艺术啊来填塞空洞的内心，而“小时代”的人更赤裸裸直奔主题。 《中国合伙人》在爱国主义的大旗之下，集结了一代民族企业家精英。然而或许人家并不那么情愿被这样一部爱国主义发情大片所代表，而俞敏洪恐怕也不能跟柳传志王石相比。 柳传志和王石，都超越了一般的重新包装的新时代爱国儒商。柳传志所谓“在商言商”，其实意在言外，不过是在提示政治风险的无处不在；而王石则是“在商不只言商”的典型，作为《中国合伙人》片末封神榜上最后一个名字，王石可能算是这个时代最好学多思的企业家。 他在哈佛留学，收获的不仅仅是田朴珺，以及富兰克林和梭罗，还有波士顿马拉松赛的炸弹杀手。我是想说，王石在波士顿马拉松赛现场所做的新浪连线现场报道这件事本身，就是最牛逼的时代启示录：中国最著名的士商（我愿意用“士商”来取代泛滥而庸俗化的“儒商”，用以指称王石这样的人）跑到美国以美为师，却发现貌似至高无上的美国精神瞬间就被引爆。 王石当然超越了《中国合伙人》式的“向那个打你的人学习的”的屌丝爱国主义，如果说新梦想新东方只是抓住了美国的屌毛，那么王石在哈佛想抓住的，是美国的命根子，然而波士顿爆炸的街头其实才是王石最vip的课堂（相比之下，什么哈佛课堂简直弱爆了）——被炸出大洞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版图，在中国与美国之间随风飘散。 然而更多的中国商人，不过是把美国当作移民避风港。在薛蛮子被抓后，潘石屹在央视结结巴巴，在王功权被捕后，任志强发出一条微博——“漆黑的夜里，一阵狂风吹熄了带来光明的烛光。不但让这里失去了方向，也成了除了风声再也听不到其他声音的地方”——除了“漆黑的夜里”，剩下的都是病句，比失语更糟糕的是，连隐晦的自由表达都错乱了。这一代企业家大神与体制的关系，正在发生越来越严重的断裂。 当然有些人本身就是体制，就是体制的一部分，所以马云发自肺腑地拥护。不管是真情实意，还是虚情假意，他们都必须挥舞国旗，国旗既是政治护身符，又是促销工具——当当网的小国旗，是另一种免费的爱国主义口红。 但这远不足以克服企业家们的不安全感，所以他们还需要方士和上师，或者需要小三和妓女，或者需要用心灵鸡汤来代替性生活。 而《中国合伙人》是把心灵鸡汤活活熬成了心灵鳖汤。从那个企业家封神榜回溯整部片子，一部貌似功德无量可歌可泣的欲为中国民族企业家正名的史诗，无非是沦为爱国主义段子，满汉全席九九归一，无非是中华鳖汤。留给这一代中国企业家的言论空间是如此有限，于是成功学的心灵鸡汤和爱国主义的心灵鳖汤势必汹涌泛滥，《中国合伙人》不过是男权专制社会，国族主义力比多的又一次酣畅淋漓的宣泄。 票房5.35亿，中国人还是被活活地爽到了。 来源：http://dajia.qq.com/blog/283714070591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