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三畏

　　有一种“改革没有共识”、“社会意识碎片化”的担忧。我倒是觉得，改革是“有共识”的，那就是“必须改”。尤其是当前，民间自是强烈呼吁改革，官方也很少有不谈改革的时候。即便既得利益者，也不好意思公开反对改革的。 　　如果说“改革共识”是指“怎么改”的共识，我觉得这就有点难说了。相信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有一种官方和民间、利益群体和普通民众皆大欢喜的改革方案。不是说改革就是调整利益和权力的分配方式么？利益和权力这两样东西，拥有的和没有的，合法拥有的和非法拥有的，态度不会一样。所以“怎么改”的共识不容易有。 　　回想“文革”结束时，中国是最有“改革共识”的。当时官民双方都觉得“必须改”（那时的中国，官方和民间就是全部了，没有其他分层）。一句“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官民都点头：再不改，老百姓没饭吃，政府机构也不能运转了。而清除“四人帮”后重组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一时也焕发出新的活力。 　　到今天，中国又堆积了新的“改革共识”：社会矛盾“倒逼”得紧，底层感到被剥夺，利益阶层也感到不安全。各界都认识到，矛盾的深入就是危机。多少有点令人惊异的是，连官方都同意，目前改革的“最大阻力是既得利益阶层”。就在今年，有两位省部级干部有过这样的表述。 　　这意味着这一次改革比30年前更不容易了。李克强副总理在2012博鳌论坛上说，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既得利益阶层和权势阶层是同一主体或者是表亲，让他们来主导改革，改掉自己的利益，就像扯着自己的头发跳出地球一样。 　　出路只有一条，即把改革当成全体公民的事业，调动社会各阶层参与。必须是在高度开放的前提下，充分表达民意，形成各阶层的妥协——“怎么改”的国家意志。我想用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话来说，也是比较贴切的：“尊重人民首创，让人民群众大胆探索自己的幸福道路。”事实上，前30年的“幸福道路”中，有许多关键的步子是“人民群众大胆探索”、而后被官方“尊重”的结果。 　　可是，今天，有人认为“探索幸福道路”不是人民群众的权利。甚至非关意识形态的国家职能部门，也表示“理直气壮”地反对，还把“国有经济”比例的多少，悬挂到政治敏感的高度。这已经抛弃了“改革总设计师”当时的训诫：不要把计划经济的多少当成姓资姓社的教条。 　　今天的改革和30年前的区别还在于：30年前的改革，到处都可以作为“起点”，哪里开始都可以释放出能量；今天，当然，也是很多地方都需要改，但是，哪里都“不方便”先改。30年前，不知道改革的目的地，“摸石头”的同时就可以开始了；今天，似乎应该在国家战略的高度来构建改革。30年的改革过程，利益充当了实际的导向；今天，要破除不公正的利益格局，又能以什么为导向？ 　　在这样的“攻坚阶段”，显然需要的是务实地面对具体的社会矛盾。可是奇怪的是，却有人又开始把“道路”和“主义”前置了。 　　道路和主义不是不重要，但它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问，有什么好的道路和主义是主张不监督官员权力，不要求官员公布财产，不尊重宪法和法律，不为弱者伸张正义……的吗？应该没有人好意思说有，说他要的就是这个。但是，却一定有人会绕来绕去地说，那是“汉奸”的主张，那不是中国的一套！然而，如果你承认那样的道路和主义是不好的，中国不需要那样，那么，就应该停止在那个方向滑行，就应该为不公正的、让人民失去权利的社会漏洞打上补丁。而这，就是改革！ 　　同时，这也是检验改革的“顶层思维”是否造福人民、是否符合现代政治理念和世界文明潮流的试金石。改革必须是面向社会主要矛盾的，必须是以社会公正和人民权利为导向的，任何跟这个导向不兼容的主张，都应该一票否决，无论它在道路和主义上多么“正确”。 　　实际上，抽象地谈道路和主义，只能是反对改革、为既得利益阶层代言的潜台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