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除了前文所述的权力寻租（这套把戏主要用之于同类国家），在欧美等民主国家遭遇到的障碍，则是中国企业及其产品从娘胎里带来的先天疾病：缺乏诚信。 说中国企业及产品缺乏诚信，中国自己恐怕也无颜否认。据中国商务部2011年8月在建立企业信用档案时所公布的相关信用资料，中国每年签订约40亿份合同中，履约率只有50%。中国企业每年因信用缺失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元；中国企业坏账率高达1%至2%，且呈逐年增长势头。与之相比较，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坏账率通常为 0.25%至0.5%。 　　 在2006年末入世五年“观察期”未满之前，中国对内对外销售商品奉行两种质量标准，对外商品质量检测比较严格，所以“中国制造”质量虽差，但还未出现有毒有害等安全问题。入世五年“观察期”一过，中国当局立刻开始放宽监管。从2007年开始，一度在海外市场占有率非常高的“中国制造”因其有毒有害而信誉扫地，曾以价格低廉吸引了无数美欧消费者的“中国制造”，如今在美欧消费者的眼中成了一种警戒标志。无论中国当局怎样自慰，都无法掩盖一点：2007年，是“中国制造”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中国制造”成为劣质有害与不安全的代名词。曾经在全球市场占有率高达80%的中国玩具制造业，这一年因其油漆含铅量超标，就在世界各地召回两千多万件。2007年8月，广东佛山利达玩具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张树鸿因美国美泰公司宣布召回近百万件利达出产的含铅量超标玩具，蒙受三千多万美元巨额损失而被迫自杀。至今中国玩具业还未走出“死亡阴影”。 中国食品让海外消费者望而生畏。至今萦绕中国奶业的噩梦三聚氰铵，在北美发作于2007年。那一年，北美一地就有超过8,500起猫狗因食用受污染饲料而死亡的案例。此后，中国国内三鹿奶粉含三聚氰铵导致全国出现数千“结石宝宝”，此事经媒体揭发之后，中国奶业更是遭受重创。与中国三鹿有合作关系的新西兰恒天然（Fonterra）受到这一丑闻的株连，导致新西兰社会对中国的严重不信任。2008年中国出口到日本的毒饺子事件，更是导致中国食品在日本信誉扫地。 中国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知识产权剽窃者”。中国曾利用自己对高铁设备的庞大需求，甘冒被日本、德国、加拿大制造商指责偷盗技术的风险，拼装出了自称是“自主创新”的高铁技术。日本厂商JR和川崎重工因为担忧这种拼装技术导致安全问题向中国合作方提出抗议，并提交了“后果自负”的备忘录。但中方置若罔闻，用从各方“拿来”的技术，并大张旗鼓地宣称要向世界输出中国高铁技术。只是7•23动车事故的发生，才中断了中国高铁出口世界的美梦。 在美国上市的多家中国公司涉嫌财务欺诈，几乎导致全军覆灭。自2004年开始，350多家中国企业相继利用美国反向收购方式（APO Alternative public offering，融资性反向收购），在美国股市上推出“中国概念股”大肆圈钱。这些在美国借壳上市的公司几乎覆盖农业、食品、工程与化工等各行各业。但因这些公司的财务状况不透明，至2005年，其中有70多家企业在美国上市还不到一年，90%以上变成了垃圾股（股价在1美元以下），常常出现连续几天没有交易的惨淡景象。到2009年，有上百家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终因其财务疑云受到美国监管机构的调查，给予退市惩处。为这些公司承担审计的几家美国会计师事务所的信誉也严重受损。 中国式建筑承包也受到质疑。中国在中东、非洲等地承建了不少建筑工程，其特点是在工程竞标时以“低报价”（包括贿赂发包方）赢得承建权，但在实际操作中却以“高于竞标价”来结算；或以“偷工减料”等明显违反合同的方式降低成本。2010年，中国海外建设工程集团为了进入欧盟市场，以低报价方式在工程竞标中胜出，夺得了波兰A2高速公路的承建权。在招标谈判中，中海外的报价是13亿兹罗提，相当于波兰政府预算的52%，也就是每公里2600万兹罗提。波兰同行认为“世界上谁都不能以这么低的价格修筑高速公路”，中海外在竞标时同样知道这一点，但自信拥有“工程回扣”和“偷工减料”等“中国特色秘方”，定能无坚不摧，但最后却在已经民主化的波兰遇到了麻烦。2011年初，500多名中国工人来到波兰后，工程进入建设状态。但由于中海外不能按时支付波兰分包商货款和相关费用，分包商拒绝向工地运送建筑材料，导致工程从5月18日起不得不宣布停工。中海外当时承诺在5月30日前结清拖欠款项，分包商同意在拿到钱后24小时内复工。但到了最后期限，中方没有付款，事态升级。最后，波兰政府与中国公司解除合同，按合同要求中方赔偿7.41亿兹罗提（1.885亿欧元）。 　　 中国崛起的十年，是世界认识中国政府真实面目的十年，也是中国失去国际信任的十年。对任何国家、政府、机构或者个人，信用都是一次性资源。一旦失去了社会信任，哪怕以后说得再好听，也不会有人再轻易相信你。

中国近年海外投资步伐非常快，据普华永道（Price Waterhouse Coopers）今年1月中旬公布的一份报告，2011年中国公司所收购（全部收购或收购部分股份）的资产总值攀升至429亿美元，较2010年增长12%，交易总数升至创纪录的207宗，较上年增长10%。仅从数据上看，似乎中国资本在全球很受欢迎。 但今年1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中国亟待改变海外投资负面形象”成了讨论主题。1月26日，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在该论坛的一个讨论会上说，“外界有这样一种看法：中国是资源掠夺者、新殖民主义者，以及技术盗用者，也就是说，中国是个不按规则行事的国家”。 以拉米的身份，在达沃斯论坛上发出此言，北京不能当作耳边风。自从1979年中国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以来，这个论坛年会一直非常重视中国扮演的角色。随着“中国崛起”成为世界普遍预期，世界经济论坛更是给予中国前所未有的礼遇：2005年，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提出“中国夏季达沃斯”的设想并于2007年9月在中国大连举行首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年会。2006年6月，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正式成立。这个漠视中国人权与政治状态、纯以经济为念的论坛年会，将以往向中国的努力示好姿态调整为批评，可以视为世界与中国关系发生变化的风向标。 仿佛是为拉米的话做为注脚，就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召开的同时，中国上海鹏欣集团旗下一家企业获准收购新西兰克拉法等16个乳业农场，引起当地农场主的强烈反对。新西兰农业记者伦尼（Richard Rennie）对此评论说，“新西兰政府过去两年中一共出售了36万公顷的土地，远远超过克拉法农场的规模。意大利人、德国人、甚至英国人和美国人所购买的土地多达数万公顷，却没有听到过新西兰有人表示过任何的不满”，他认为鹏欣收购案所引发的反对声浪，体现当地民众对中国确实有恐惧心理。 中国的海外投资上遭遇批评，平心而论，主要是“中国模式”所导致的恶果。 中国模式的首要特点是通过寻租建立官商结合的金权同盟。由于这是中国企业在国内的“制胜之道”，所以中国企业根本不觉得这是“病”，自然而然将此“制胜法宝”用之于海外投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重中之重是资源与能源型企业。非洲、中东、拉美一些专制独裁国家，与中国政府同属国际社会“暴政俱乐部”成员，中国亦以该俱乐部的“隐形领袖”自居，于是利用自身与这些国家的独裁政府之亲密关系，在石油、钢铁、矿山、铁路等与国家战略相关的产业大举投资。概言之，中国在国外的战略性行业投资，往往采取“官官联合”的模式，即中国的巨型国有企业与外国政府之间合作，以此获得投资国政府的支持，将此视汲取该国资源最过硬的“通行证”。 　　 但这一制胜法宝到了中国境外，却屡遇麻烦。首先，中东、非洲与拉美很多国家虽然是威权型政府，但并非政府能够控制一切。加之这些国家极易出现政治动荡，特别是反对势力的崛起，常使中国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战略”面临调整，最严重的后果是不少投资付诸东流。 以利比亚为例，中石油、华丰等中国国有企业与卡扎菲利政府关系密切，二者之间的“合作”非常密切。但当2011年“阿拉伯之春”席卷利比亚时，中国在该国的数百亿投资就付诸东流。乍得也是中国援助外交的重点“友好国家”之一，中石油曾投入6000万美元与乍得合作建立了杰尔玛炼油厂，而且也按意愿拿到了居于支配地位的60%股权。该厂于2011年6月启用，正是产生效益之时。但乍得工商部竟因为在燃料油价格上意见不同关闭这家炼油厂，还下令炼油厂厂长辞职，总经理更是被称为“不受欢迎人物”，必须离开乍得。 　　 第二，中国的海外投资往往以破坏它国环境生态安全为代价。以非洲为例，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主要集中于石油开采、木材开采和修建大坝。这些都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很不利的影响。例如中国石油公司大量征用土地，破坏了当地传统生计，导致上尼罗河北部的居民流离失所，对南部居民缺乏尊重，引起非洲学者和非政府组织诸多批评。更兼中国政府漠视人权并支持非洲国家的独裁政府，这使中国公司及中国人在当地不受欢迎，当地人的武装组织袭击中国工人的事情时有发生，安全风险日益增多。比如今年1月苏丹风发生了29名劳工被反政府武装组织绑架事件。与中国毗邻的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反感也日益高涨。中国投入36亿美元在缅北伊洛瓦底江上兴建大坝，造成不少土著流离失所，一直遭到该国人民强烈反对，中国则倚仗自己的强势地位迫使缅甸军政府予以镇压。但2011年9月新总理吴登盛上台之后，缅甸政府宣称暂停这座大坝的兴建。 第三，中国海外企业的劳资关系非常恶劣。中国企业不论是何种所有制，认为只要背靠政府这棵大树，就可以不以劳工权益为念。习惯了如此对待工人的中国企业，往往迷恋这类剥夺劳工权益的“中国特色”企业管理模式，结果却在投资所在国碰壁，劳资矛盾不断。这点先作交待，以后另外行文论述。 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行为，无论是寻租（谋求与政府合作），还是不重视甚至破坏生态环境，或者缺乏诚信（如美国股市上被停牌的上百只中国概念股的财务欺诈），以及忽视劳工人权，均源自于中共的政治制度与价值观，即“中国模式”。世界各国对中国海外投资的恶评，就是对以膜拜金权政治、漠视人权、罔顾生态保护为特点的中国模式的否定。

在经济增长速度上，中国再创“世界奇迹”。2011年，中国GDP总量为人民币47.1万亿元（合7.4万亿美元），全年GDP增速为9.2%，名义增长高达17.5%， 这一增长率在全世界范围内都算得上非常“火爆”。但它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在稳步发展，因为GDP增长除了说明中国经济规模在扩大之外，并不表示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难题得到解决。 中国经济结构需要调整，这是从2008年以来中国政府、学界直至国际观察者的共识。所谓调整有最重要的两条，一是要房地产降温，不能再让房地产承担拉动经济的“龙头产业”重任。二是经济结构要升级换代，主题是要从劳密型向技术（资本）密集型转变。把握中国经济的脉博，主要看这两条。 不幸的是，2011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投资规模却在中央政府的“严厉”调控下逆势扩大。其结果是房地产泡沫与货币泡沫依然坚挺。 先来看房地产泡沫到底还有多大。如果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11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5.3个百分点，中国楼市各项指标全线减速。这些指标包括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速度、商品房销售增长速度、开发企业本年资金来源增长速度，以及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增长速度等。地方政府卖地收入据说也大幅下降。《2011年中国130个城市土地市场交易情报》显示，全国13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为18634.4亿元，远低于2010年的2.9万亿元。地方政府普遍受困于“土地财政”堵塞，为弥补财政收入的不足，国务院不得不在10月批准上海、浙江、广东、深圳等5省市成为地方政府发债试点。 在统计数据上，国家统计局玩了一个概念游戏，避开“投资规模”而改用“投资增速”来掩人耳目，以此证明中央政府调控楼市的政策获得成功。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卖地收入确实在减少，但这并不影响房地产开发商继续开发已囤积的土地（即土地存量）。房地产业内曾称“2010年是中国房地产业最为辉煌的一年”，但2011年中国的房地产投资成就更为“辉煌”：全年房地产投资高达6.17万亿元，同比增幅27.9%；住宅投资达4.43万亿元，同比增幅30.2%；房屋新开工面积19亿平方米，同比增幅16.2%；房屋施工面积50.8亿平方米，同比增幅25.3%；房屋竣工面积8.9亿平方米，同比增幅13.3%。因此，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李战军在“2011年我国房地产市场真相”一文中总结说：“中国房地产企业都在实行防守型的发展战略，拉长开发周期，缩短开发战线，选择恰当时机向市场推盘。” 上述数据说明，2011年房地产泡沫不仅未曾缩小，反而在扩大，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力道越来越弱，无法达到政策目标。概言之，中国房地产价格在过去10年中总共涨了5倍以上，城乡住宅总市值接近100万亿，占GDP的比重大约为290%，而美国目前只有200%左右。这让人想起一段历史：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前，一个东京可以换半个美国。 这又导致另一个中国政府不愿意触及的大泡沫，即中国的货币泡沫化（通胀）的威胁。 中国经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近年以来，消费从20世纪90年代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8%下降到36%。投资已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0%。投资当中又主要依靠政府投资，政府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发行货币。在诸项投资当中，房地产投资更是主要依靠银行贷款支撑。为使房地产降温，中国曾于2010年开始实行货币紧缩政策。2011年，中国多家银行存款出现负增长，存贷比全面上升。随着通胀压力减退，中央银行开始取消其紧缩政策，自2008年以来首次降低了准备金要求，以缓解流动性紧张。但货币宽松政策肯定又会带来新的问题。 经济学界一般采用货币供应量和GDP的比值来衡量货币是否超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的货币供应量和GDP的比值在1以下，而新兴市场国家则相对较高，货币供应量一般为GDP的1-1.5倍，超过两倍的很少。中国政府的目标是货币供应量增长幅度每年控制在17%，但实际供应量增长幅度远大于此，总体上已大大超过其他新兴经济体。根据官方数据，2000年，中国GDP总量为8.9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为13.5万亿元，是GDP的1.5倍。到 2011年9月底，中国GDP总量为26.866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为69.64万亿元，是GDP的2.6倍。据但斌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平均增长速度约在10%左右，而货币存量平均增长速度是31.5%，个别年份的甚至超过40%。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史，就是一部通货膨胀史。 中国的难题是：中国经济要达到以往的增长水平，必须要大幅度增加资金投入。从第四季度以来，中国政府再次不惜代价追逐经济增长。这样做的结果是，各种刺激政策不如以前奏效，而且通货膨胀很快会报复性地卷土重来。北京曾经想利用2008年后的信贷热赢得时间，从长期的投资拉动型转向消费导向型的增长，结果并不理想。消耗大量投资的房地产市场并未降温这一事实表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并未成功，房地产存量增加的同时，银行坏账的风险正在加剧。

1月18日，浙江“东阳富姐”吴英因集资诈骗案被判死刑。出于当局意料，此案判决结果在网上掀起了讨论高潮，许多人认为量刑不当，微博上还有“@凤凰东方传媒”首倡万人签名活动，其主诉是“吴英有罪，但罪不至死”，倡议博友万人签名，请求最高法院驳回重审。 在多如牛毛的各种经济犯罪案件中，2007年的吴英案我还有点印象。我之所以记住这位“东阳富姐”，一是因其集资的局做得大，规模高达7.7亿元；二是其“富姐梦”短暂，前后只有180天，宛如昙花一现；三是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李有星就此案做过分析。李有星做为“民间融资的引导与规范”课题负责人，对浙江省的民间融资做过追踪调查，指出民间融资方式渐成职业化，女性集资诈骗突起。他指出一个当时未被当局重视的问题：浙江盛行的民间融资，由于合法、违法界限模糊， 监管体系尚未建立，让民间融资驶入“安全港”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政府将金融视为“国本”之一，对于集资诈骗案的主犯一向处以重刑。最早惊动全国的大案是1995年无锡新兴公司邓斌案，该案集资额高达34亿元，全案查处的处级以上干部就达46人，追究刑事责任者共达99人，被判处死刑者有邓斌及公司会计姚静漪两人。与吴英同处浙江、并因集资诈骗罪于2010年6月被判死缓的有绍兴赵婷芝。与吴英几乎同时被宣判的还有河南安阳市退休工人刘洪飞的集资诈骗案，涉案金额为8000万元，刘获刑为死刑，几乎波澜不惊。 为什么只有吴英案会引起这么大的社会关注？这里除了吴英本身具有一些新闻看点、吴父为之奔走等因素之外，还有一些更深层的社会因素。 据我查阅，吴英被判死刑之后引发的相关讨论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法律专业人士的意见。我看了一些律师就该案适用条款的专业分析后，不由得想起了2011年浙大李有星教授有关“民间融资如何驶入安全港”的提法。应该说，李的观点具有前瞻性，他看到了浙江民间融资职业化但缺乏规范管理，易使当事人触犯刑律的高风险并提出预警。2011年，温州官方文件首次证实，当地民间借贷规模在1100亿元上下，占民间资本总量（超过6000亿元）的六分之一左右，且相当于温州全市银行贷款的五分之一。在民间融资规模如此大的情况下，如果政府没有将民间融资导入“安全港”的相关政策，“吴英”们还会继续出现。 由于参与法律专业讨论的知识门槛高，一般网友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与中国国情相关的常识层面。比如反对判处吴英死刑的理由之一是“灭口论”，认为该案还有3.8亿无法归还，“如果吴英死了，就把秘密带走了”，一些与之相关的贪官就会逍遥法外。这个说法在中国当然并非出自想象，有大量前科做为依据。但放在本案似乎不合适。因为从2007年至今，吴英已经关押了四年左右，其间出于求生愿望，她已经将与其集资案相关的官员们逐一检举，有报道可查的计有：2010年7月，吴英在看守所内检举约10名官员和银行负责人；2011年8月，吴英在狱中又另外检举了7名官员。在检举涉案官员方面，估计急欲立功求生的吴英也没有什么“保留节目”了。 在诸多相关评论中，最常出现的是这类提问：“中国的贪官常常涉案数亿，为国家造成了十亿乃至更大的损失，为什么不判处他们死刑，却要判处平民出身的吴英死刑？”网友们这一不平之鸣，完全可以理解。近年来确实出现许多动辄贪污逾亿的官员，但被判死刑的人却越来越少，尤其是对副部级以上贪官依法免死渐成趋势。据新华社在2009年末披露，近10年来被查处的副省（部）级以上高官超过100人，其中除8人被执行死刑外，被判死缓的占11%，无期徒刑者占8%。比如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索贿受贿1.6亿元，只判无期；中石化总经理陈同海收受贿赂近两亿元，只判死缓；基于这一比较，网友们觉得平民出身的吴英因集资案被判死刑很不公平。 中国的死刑明显具有身份型社会的特点，即“刑不上大夫”，用于平民多，贪官则大多获免死待遇。而另一个疑问也始终纠缠着中国人：即近年来因贪腐受到惩处的多是平民出身的贪官，传说中利用父辈权势敛财的太子党们从未因其非法行为受到惩处。只有理解这一社会背景，才能理解中国网友为何要为“东阳富姐”吴英被判死刑鸣不平。

文章指出，革命、民主与自由三者是有关联，但其中只有民主政治是目的；革命只是实现民主政治的一种手段，而且是比较激进的手段；个人自由既是民主政治奠基于其上的基础，也需要依靠民主政治加以保护。对韩寒文章的批评以及为其辩护的文章很多，但我认为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李健在微博中的点评最为精当：“韩寒的三篇博文《谈革命》 、《说民主》、 《要自由 》，思想脉络很清晰：反对革命，担忧民主，讨要自由。” 有人认为韩寒发生了蜕变。我认为不是，多年来中国大众对韩寒一直有严重的误读。韩寒对中国这块社会土壤及其国民性有着一种可称之为绝望的感悟，也被迫学会了在极权统治下机智地生存，这次他只是将自己筹思已久的想法在这三个题目之下稍作归纳而已。他的某些结论，我与他看法一致，比如他说“相信天鹅绒革命其实就是选择相信了民众的素质，执政者的忍让，文人的领袖，这三者的共力才能形成天鹅绒革命，我认为这三者在中国全部不存在”。事实上，除了民众素质可以讨论之外，中国的执政集团对权力的肆意伸张之程度绝非本•阿里与穆巴拉克能比；知识精英对社会的影响近六、七年以来日见减弱。一些不缺少现实关怀及社会责任感的学者，其作用也被少数行动者与口头行动者大肆贬低。 韩寒虽然是以个人身份在发言，但他的思想其实就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基本共识。现阶段，中产阶级大多依附于体制或者部分依附于体制。他们对自身缺乏自由深感压抑，对于政治腐败深感绝望，但对草根民主仍保持有少许肯定的怀疑态度——因 “革命”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里，就是以共产革命为模本的杀人如麻且以掠夺私人财与公共财为目的之农民革命。最近乌坎事件被广东总督汪洋用太极云手暂时化解之后，国内对汪督的风评甚佳，其声望一时大涨。从这点就可以看出，国内居于主流的意见还是希望中国实施开明专制，即韩寒期盼的有一定言论空间与个人自由的威权统治。 韩寒多年来对现行体制及诸多弊端的讽刺批评，始终就在这个范畴之内。韩寒言论之所以在中国广受欢迎，有其时代原因。那几年，中国社会矛盾还未全面激化，生活还处在上升通道的中产阶级正喝着卡普其洛、营造小资格调，畅想着未来的美妙生活。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社会，都对中国未来能自然演进至民主政治充满期待。只有在这种社会氛围中，韩寒才有可能因其那种哀而不怨的讽刺散文，成为21世纪零年代后期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 这次韩寒革命、民主、自由三论在网上遭到强烈批评，并非韩寒的思想发生了急转弯，而是中国的社会条件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网上舆论的主流由过去那种轻松的讽刺调侃，正悄悄演变成沉重的愤怒与绝望。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态度也在改变。比如美国政界过去一直期望中国能够在对外开放与经济改革中“和平演变”至民主政治，但今年以来，美国政界也开始怀疑自己的这种期望不切实际，对中国能够“和平演变”这一预设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个问号的颜色正在变浓。 这一阶段大众对韩寒的误读，以及中国受众在与精英的互动中如何塑造精英的社会过程，是一个很有观察与研究价值的时代课题。 关于韩寒，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基于两点，一、我认为，眼下的中国，使用任何可能的手段尽快结束一党独裁的专制政治，都有其道义基础。二、我知道，自由不是免费的，他则希望少付费甚至不付费。今年被卷入“阿拉伯之春”中的国家，除了突尼斯较为和缓之外，其他国家的革命（包括现在埃及正在发生的“二次革命”），在政治角力的同时，“剑对剑的谈判”从未缺席。 中国政治语境下的革命、民主与自由 检视中国十几亿人的希望与要求，应该说根据其所居社会层次的不同，占有的社会资源不同，各阶层与群体之间的希望与要求有所侧重甚至有很大的差别。比如现阶段普罗大众最需要的是社会分配的相对公正与公平，最急迫的事情是保障自己的生存权利；知识群体及中产阶级则希望有相对宽松一点的言说自由与结社自由。而在现有体制下，普罗大众得不到公正与公平，更无法保障生存权，他们这些权利也根本无法在虚拟世界里找到替代品；中产阶级及知识群体得不到的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但在网络这一虚拟空间里，却可以找到部分的替代品，比如微博上有限的言论空间与虚拟的同类相聚。 但是，随着社会矛盾的积聚与爆发，当局维稳的缰绳在不断收紧。除了坚持“五不搞”的执政者及中毒太深者之外，但凡脑筋还不糊涂的人都程度不等地知道，只有民主制度能够保证普罗大众渴求的公正与公平，才能够满足中产阶级及知识群体希求的个人权利与自由。国人的意见分歧，主要集中在通过什么渠道建立民主政治。说白了，即大家愿意为建立民主政治付出什么样的成本。看清楚这点，才会弄清楚哪个阶层是中国求变的主力，以及这个阶层具有的求变能力。 中国的中产阶级显然现在不是革命诉求的主体。在中国现行体制下，进入中产行列与保住中产的位置，几乎是权贵之外的国人奋斗一生甚至拼上两代努力的结果。中国人熟悉的共产革命以及太平天国革命是以洗劫社会、颠覆人类社会秩序为特点。如果有人能够成功说服国人相信中国革命只需要付出突尼斯那样死上百人的代价，革命也许不会让国人望而生畏。但在中国已有的革命经验观照之下，中国的知识人及中产阶级的主体在骨子里只能是权力的同盟者，即以要求社会稳定为其主诉。 中国的普罗大众有没有革命诉求？当然有，只是在不少人那里，这种诉求还比较模糊。由于中国社会严重缺乏正常上升通道，权力与资源近年来更是形成了代际传递的趋势，普罗大众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希望几乎全被掐断，在这一社会背景之下，这种诉求只要被引导，一遇到外在诱因则会形成爆发力。广东省委副书记的谈话已经表明他认识到这种爆发力的可怕。与当年中共革命时需要“运动群众”，即向群众灌输革命理念时有很大不同，中国现行教育为了论证中共得国之正，灌输的全是的“马克思+毛泽东”那套“剥削有罪”、“造反有理”的说教。 在开明专制体制（比如突尼斯与俄罗斯）下，民众有结社自由，这就能够让民众通过自组织整合其利益诉求，形成压力，逼迫执政者改弦易辙。中国的黑暗专制却用尽一切招术消释民众的自组织能力，各阶层连讨论交流的平台都相当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