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谁农奴化了西藏 谁农奴化了西藏 自08年“拉萨事件”以来，我党向藏独分子们打响了一波又一波的宣传战，把旧西藏描绘成了“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的农奴制，而达赖喇嘛则成了搞政教合一的万恶农奴头子，以此作为自己当年“和平解放”并统治西藏的合理依据之一。这话说得倒是煞有介事，但一个中国人只要对自己的祖国稍有了解，就会觉得这种宣传无比可笑，因为就在中国“解放”西藏后不久，我朝太祖毛爷爷就在中国的农村施行起了正儿八经的农奴制（而且正是此举导致了西藏50年代末的“叛乱”），虽然旧西藏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确实非常落后，但跟中国所谓的“人民公社”一比的话那简直就像是人间天堂了。 美国藏学家Goldstein在《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里对旧西藏的制度有大量细致的描述，和毛时代的农村做个对比，结果马上一目了然。根据此书所述，西藏的“差巴”（从领主手上分得“差地”的农奴）只要能够按时缴纳赋税，领主们对土地的使用方法并不过问，差巴们不仅可以雇人种地，甚至还可以把差地转租、典当，而这在毛时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毛时代的农村土地全部归集体所有，农民在土地使用问题上没有任何自主权，甚至于连种植什么作物都必须接受统一安排，至于出租、典当什么的在他们看来更是天方夜谭了。按照我党当时的革命观来看，像西藏农奴这种身为“奴隶”居然还敢雇人帮自己干活的，哪怕是打到“地主阶级”都不嫌过分。 但这点差距还只算是小意思。西藏的赋税类似土地税，交多少税由农奴能从领主手上分到多少生产资料（土地、耕畜）来决定，剩余的作物统统归自己所有，一些差地较多的农奴其实家庭条件相当不错，在日后甚至被共产党划到“中农、富农”之列。直到80年代我党才反应过来这种划分打了自己的脸，遂宣布“民主改革前的旧西藏是个封建农奴社会，不存在富农经济和富农阶级”，要求“全区纠正划分富农（牧）错误”【1】。至于毛时代的农村税负则在大跃进前后变态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个农民除了可以保留一年三到四百斤左右的固定口粮外，剩下的粮食必须统统卖给国家，几乎相当于禁止农民拥有私人财产。有人可能要说了，既然是“卖粮”，那也不亏啊！这就完全搞错了，十块钱卖一斤大米和一毛钱卖一斤大米是有很大差别的，一般自发进行的交易才是双方主观上都认为“不亏”的，对方只肯出一毛钱的话你完全可以拒绝；相反，如果一桩交易必须依靠强制力才能执行，那么被强制的那方实际上是遭到了打劫。毛时代的时候政府是唯一合法的粮食收购主体，而且还是强买强卖，可以肆意压低粮食价格，这种“买粮”跟直接动手抢粮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别，和今天的强制拆迁是同样的道理。 更傻逼的是，假设中国政府规定的固定口粮是300斤，某农民一年的实际收成为400斤，那么理论上他只要上缴100斤粮食即可。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操作的，中国政府往往会给各地政府定下所谓的“农业指标”，完不成的话就把当地的领导给撸掉，大领导只好再去逼小领导，最后一直逼到农村，本来明明是产400斤征购100斤，最后谎报自己亩产万斤，变成“产700斤”征购400斤，所有的粮食统统上缴，那农民一整年都只能去啃树皮了。像58年的粮食产量明明只有四千亿斤，到老毛嘴里就变成了：“今年如果搞到七千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一万五千亿斤。明年也许不能搞到这么多，搞太多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没有找到用途【2】。”一年就想让全国的粮食产量翻一番，这厮简直是把自己当成机器猫了。读过笔者《大跃进简史》或了解相关历史的人应该知道，60年代的大饥荒跟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完全无关，而是因中国政府从农民手里抢粮引起的，最终导致3000多万人的死亡，而这样的破事在旧西藏可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除了税赋以外，旧西藏最让人诟病的应该算是“乌拉差”，即免费或低价替政府当苦力，运输人员或物资。这种乌拉差和上文所说的赋税不同，税每年交多少那是固定的，但具体要出多少差则视政府的需求而定，有时会对藏民造成极大负担。但说到滥施徭役的话，西藏的农奴主们在我们的毛主席面前只能算是小弟弟，浮夸风那一阵中国是“大炼钢铁、大修水利”，不把农民累死不痛快，当时就有人给彭德怀上书，称“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3】”，人民公社因为男人全部被拉去干活而被讥为“人民母社”，导致粮食产量严重下降。而河南省省委书记吴芝圃搞水利工程所挖出的土方量，“要是铺成一米厚、三十四米宽的大路，可以从地球直铺到月亮，或者相当于开挖四十八条巴拿马运河，一百一十条苏伊士运河【4】。”这个土方量的数据固然吹了牛逼，但也足见毛时代的农民负担之重。 在人口流动问题上，西藏的农奴可以向领主提出申请、离开庄园，从“差巴”变成所谓的“堆穷”。堆穷不再从领主处得到生产资料，卖艺也好打猎也好都随你便，而土地税也变成了人头税。至于批不批准则要看领主的心情，在土地面积固定的情况下，堆穷的人数越多，领主的额外收入就越多，但西藏地广人稀，堆穷跑了就是跑了，找都找不回来，为了确保能收到人头税，领主一般总要留几个亲属下来，不会让一家人全部外出打工，因此旧西藏民众的迁徙自由是相当有限的。但一说到迁徙自由，毛时代的农民又要哭了，我国是粮票制度加户籍制度双管齐下，你要是不带介绍信和粮票就往村外跑，那结果往往不是活活饿死就是被民兵活活打死，甚至于在大饥荒的时候我党依然在极力阻止农民逃荒，以免“国际形象受损”。 从Goldstein的描述可以看出，虽然西藏的农民没有土地，但在生产和生活上享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就连老毛自己都说：“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5】。”而毛时代的农民则一切生产活动都要服从公社安排，你要是在工作之余自己跑去河里捞了两条鱼，那就是“自私自利、单干歪风”，很快生产队长就会让你见识到劳动人民的愤怒，工作组就会来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这种集体生产模式的效率极其低下，如果一个公社有一百个人，即使国家不来剥削你，你每创造一块钱的财富也只能让自己享受到一分钱的好处，与其努力干活，还不如寄望于别人。问题是，效率低为什么还要搞呢？除了我国领导人普遍没什么文化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搞集体生产就难以准确的掌控粮食产量，难保农民不私藏粮食。换句话说，搞人民公社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确保能把农民的财富压榨到极致。 一个毛时代农民的一生，就是生而为农、一世为农，一辈子拴在自己的土地上无法离开，被强迫加入公社替国家创造财富，自己得到的报酬则微乎其微、只够维持温饱（有的时候连温饱都维持不了），稍有懈怠便被克扣口粮关进牛棚。别人搞农奴制好歹是胡萝卜加大棒，我党那是大棒加大棒，除了人口贩卖以外，奴隶制的一切要素在中国都齐活了——但中国委实没有贩卖人口的必要，因为对我党来说，这只不过是从左口袋换到右口袋里罢了。有学者指出中国历史上其实从来没有出现过奴隶社会，不能按马克思主义史观进行划分，古代有没有我是没研究过，反正到共产党当政之后肯定是有了，而且无论是西藏的农奴制也好，黑暗的欧洲中世纪也好，跟我党这套奴隶制一比那都是望尘莫及。只不过我党深谙语言的艺术，给奴隶制换了个名字叫“人民公社”，听上去也立刻牛逼了起来。 又有人要说了，光看经济制度还不够，要知道旧西藏的农奴地位极低，命贱如纸，可以被农奴主随意施加肉刑，断手断脚挖眼……这话还真不假，请看以下几段描述： “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然后是无反抗能力的老人，最后是不懂事的小孩儿。婴儿往往是被劈成两半……” “印象最深的是两组连成一串的尸体，一串是用粗铁丝从五个死者的两耳中穿过，两女三男，一位老年妇女，一位小孩，三个成年人。另一串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子与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估计是母子俩。两位死者的手指均用粗铁丝穿过，连在一起，女死者浑身赤裸，乳房被割去一只，阴户也被用刀挖去一块。当这两串尸体被捞上河岸时，不少围观者都为之掉泪……最残忍的是将煮饭用的铁锅烧红后罩到被害者头上，受害者往往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就人事不省，等铁锅取下时，头皮与脸部肉已烧成半熟，严重者头脸部肌肉成块状脱落。” 看起来是不是极其残忍？不好意思骗你的，以上文字第一段出自杨继绳的《墓碑》，第二段出自遇罗文（遇罗克的弟弟，遇罗克、张志新、严凤英这些人怎么死的我想也没必要介绍了）的《大兴屠杀调查》，第三段出自何清涟的《被遗忘的数千冤魂——记1968年湖南邵阳县大屠杀》，写的都是毛时代中国的故事，而类似的记录简直随手可得。当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以上这些事件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不是说国人真的就极其野蛮、没事儿就变着花样随便虐杀别人了。但是如果你很有“技巧”的把这些材料拿给一个老外看，而且又不允许中国人辩解的话，那他会产生什么样的印象可就很难说了。 我党在旧西藏制度上的宣传便展示出了极高的“技巧”。比如我党素来喜欢展示西藏的人骨法器，一些网民再一传，标题前面加两个字“恐怖”，后面添一堆感叹号，看上去确实颇有感染力。但我党却没告诉大家，这些人骨实际上是由西藏的得道高僧生前自愿捐献出来的【6】，没一定的修为人家还不要，对捐献者本人来说是极大的荣耀，其它所谓“湿肠一付、头颅两个、人皮一整张”等也是同理。这和西藏的天葬习俗（死后让鸟兽虫蚁把死者的尸体吃掉，象征着“最后的布施”）其实有几分相似，在藏人的文化里只不过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共产党则利用汉人对藏人文化的陌生来进行泼污，搞得好像器官骨头什么的都是在黑监狱里摘下来的一样。比如一个党卫军飞行员的回忆录里就写道： “但是，当你走进这座庙宇，又是另一番景象了，我们不时被它的阴森而战粟，只见那头骨，腿骨，手骨，人皮，布满着几个大厅。经解说员介绍才知道，这就是农奴的处境……给人总的感觉就是贫穷，愚昧，惨忍。我们亲眼目睹了农奴制度是世界上最反动、最没落、最惨忍的制度，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坚决、彻底、干净地将农奴制度消灭掉【7】！” 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就更搞笑了，即西藏一直沿用到“民主改革”为止的《十六法典》和《十三法典》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命价各不相同，命贱之人（下下等人）只值区区一根草绳，说得仿佛农奴主们对农奴是想剐就剐想杀就杀还不用负法律责任一样。诚然，西藏的古法典确实有其落后的一面，两部法典都将藏人从上上等到下下等一共分成九等，法律对不同等级的人约束力也不同。其中有所谓“杀人命价律”，即杀人凶手应对受害者家属进行物质赔偿，上中等人的命价为三百到四百两黄金，而下下等人的命价仅为黄金十两，中间相差四十倍，并不平等（妇女的命价还要折半）。但说成“一根草绳”则纯粹是瞎扯淡，十两黄金放到今天大概值十五到二十万人民币，放到十七世纪初的西藏则相当于20多吨青稞或80头牦牛【8】，假如十两金只能买一根草绳，那所谓的上中等人的命也不过就值四十根草绳而已。实际上“杀人命价律”的主要作用是平息受害者家属的愤怒，以免冤冤相报何时了，法典中所规定的命价仅仅是个参考，实际原则是既要让凶手能够负担，又能让受害者家属感到满意，就连今天的藏民还在沿用这些规矩。86年一藏民失手杀人之后被法院判处12年有期徒刑，事后双方经过调解，凶手共赔偿受害人家属各类牲畜117头外加价值万元以上的经卷，而受害人家属则联名上书司法机关，要求对凶手从轻处罚【9】。 至于这个“一根草绳”的说法是怎么来的呢，《十六法典》中的原文如下：“下下是如旧法典所述的‘流浪汉、铁匠、屠夫等三种人，彼等命价值草绳一根’，流浪未有固定居住的铁匠、屠夫和乞丐，彼等命价值十两金至十五两，也有慈悲者赔偿二十余两之习俗【10】。”换言之所谓“一根草绳”至少也是十七世纪前某个“旧法典”里的老黄历。而此后订立的《十三法典》则是在《十六法典》等众多法典的基础上改造而来的，原文为：“昔之旧律谓：杀铁匠及屠夫等，偿命价为草绳一根【11】。”除此以外对下上、下中和下下三等人的命价都没做出具体规定。我党不知道是看不懂“旧法典”、“昔之旧律”这几个字还是怎么着，连国新办发布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里都在公然造假，如果说《十三法典》的意思还有那么点模糊的话，那么把语义非常明确的《十六法典》也算进去则毫无疑问是在故意撒谎了。 对我党稍有了解的人对这种做法绝不会感到意外，共产党泼污阶级敌人那是历史悠久，足以让吴法天之流辟谣辟上一辈子。比如影响了几代人的反面教材大地主刘文彩，据说其家里有一座可怕的水牢，“究竟水牢里害死了多少人，很难估计。那时，这个人间地狱里灌满了水，尸骨堆积，冰冷刺骨。腥臭难当。牢里还有一个囚人的铁笼，上下四周密布铁刺和三角钉，被关进去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真休想活命”，连修水牢的工人都被刘文彩杀人灭口；而我党兴办的地主庄园陈列馆里则布满了刘文彩是如何吊打农民、强奸妇女、残杀幼童和割人耳朵等等的罪证，等到文革后却查出全他妈是假的，当年地委宣传部的一份批示直接开宗明义的指出：“真人真事没必要。”【12】现实中的刘文彩其实还曾投资兴办教育，学校的建筑质量说不定比现在的要好多了。另外一个耳熟能详的大地主“周扒皮”的事迹同样也是虚构的，据说作者曾声称“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它地方就没有”，而现实中的周扒皮其实在土改时被活活整死了【13】。至于罗广斌那本《红岩》在我看来根本就不是革命小说，而是科幻小说，里面的美国鬼子居然都已经发明哈利波特里的吐真剂了；而且中美合作所实际上是个抗日组织，美国人跟迫害共产党人根本毫无关系【14】。罗广斌同志后来在文革中因不堪红卫兵折磨，高呼一声毛主席万岁之后自杀了，这娃连渣滓洞都混过来了，咋愣是没挺过幸福的新社会呢？ 在这种人造阶级仇恨的灌输下，毛时代那会儿打死个把阶级敌人倒还真就跟过家家差不多，这在上文所引的三段文字中已有体现，无需赘言。做个总结的话，西藏和中国虽然都是农奴制，但农奴制和农奴制之间也是有差别的，西藏那叫普通农奴制，中国这叫二逼农奴制。正如本文开头所说，所谓的59年西藏“叛乱”，实际上就是普通农奴制和二逼农奴制之间进行的一场碰撞。 虽然我党吹牛逼说西藏的“叛乱”只不过是一场农奴主们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发起的垂死挣扎、是广大翻身农奴配合党卫军对一小撮反动势力进行的围剿，但实际情况却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像青海的“循化反革命叛乱”中，一个叛区甚至有68.4%的党员、69.5%的团员都参与了“叛乱”【15】；而总人口16572人的兴海县，“叛乱”人数竟高达10840人，简直就是男女老少齐上阵，因此被划为“全叛区”，最后饿死和被“歼灭”的藏民多达7217人，相当于全县人死了40%以上【16】，说是种族灭绝都不为过。按我党自己的话来说，当地的“叛乱”是“群众思想混乱，敌我不分……群众有意将垮牛赶在前面，将660头奶牛留在后面，被匪全部劫去……甚至有的群众与匪同睡同住，也不报告匪踪【17】”。到最后就连身为汉人的青海省委常务书记张国声都忍不了了，称共产党是“给农民三刀子”、“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18】，结果被第一书记批为“张国声的张，就是张牙舞爪的张，国就是国民党的国，声就是国民党在大陆的声音”，“必须批倒批臭”【19】，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一切职务。大饥荒期间其秘书王志敏在农村考察，看到“一个个个在桌子下面爬着捡饭粒的乞讨者”，“因饥饿而浮肿的病人几乎村村都有”，不禁感慨“农村竟变成这种光景”【20】。当时“平叛指挥部”的报告则指出：“该乡（温泉乡）去年11月至今已病死319人，占全乡总人口的24.7%，群众反映是饿死的【21】。”一个乡活活饿死四分之一的人，这在过去的藏族自治区可是千年未有之景象，这就是我党在藏区搞得轰轰烈烈的所谓“民主改革”。 这藏人的“叛乱”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从1958年3月到8月期间，“甘、青省内一部分反动的宗教上层分子和部落头人、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和本阶级的利益，在帝国主义和西藏反动集团的唆使下，掀起了反革命武装叛乱。先后参加叛乱的有13万余人,叛乱地区达42万平方公里……共歼灭叛匪11.6万人【22】。”这意味着甘肃和青海两省的藏人中有接近20%都参与了叛乱【23】。青海省委将局势汇报给老毛之后，老毛这个傻逼批复道：“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解放的机会就到来了【24】。”但很明显，青海的“叛乱者”本身就是他口中的“劳动人民”。实际上不光是藏族人在“叛乱”，这个二逼改革大家都有份，已经搞完了土改揍死了地主的汉族人理论上已经统统都是“劳动人民”，但当时也一样在造反。根据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尹曙生所述，从55年到57年期间，安徽共发生农民暗杀基层干部事件100多起，被害人数114人，暴乱更是接连不断，“暴乱者”提出了“要饭吃，要土地”、“现在的政府不是人民政府”等等口号，而参与者99%都是农民。单是57年1月2月，安徽就发生群体性事件89起，参与人数达到4.5万【25】。就连西藏驻军里都有个土生土长的山东人姜华亭叛变到了藏军的队伍里，据其口述回忆录称，当时某营参谋长徐金陵也曾在反右会议上公开向我党叫板：“我请假两个月，到家乡河北省去结婚，我一回家，八十多岁的老母亲饿病床上，待见面第一句就说，每月只购粮十八斤杂粮，饿的真难受……可惜我手上没有兵权，有兵权早拉到山上打游击去了！”在这方面汉族人跟藏族人其实是同病相怜，只不过藏族人的骨头更硬一点罢了。 除了经济上胡搞之外，我党当时还有两套戏码，一是宗教灭绝，二是阶级斗争。比如青海省仅仅三个月内就将全省859座寺庙关掉了731座，近一半喇嘛被强制还俗，甘肃的196座寺庙只保留了四座，四川的320座寺庙仅余7座【26】。至于为什么要保留那么一点呢，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汪锋同志有过精辟的论述：“为了照顾群众的宗教信仰，堵塞国内外反革命分子的造谣、挑拨，便于集中管理没有还俗的喇嘛，保留一些寺庙是必要的【27】。”“为什么要提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呢？这一条是不能丢的，这一条是我国宪法规定了的，有了这一条，就使反革命分子不能说我们消灭宗教，我们就主动【28】。”我党是一边毁灭宗教，一边还要给自己立个贞节牌坊：“对外没有公开提宗教制度改革，而提出彻底肃清宗教寺院中的反革命分子，废除宗教寺院的封建剥削和特权，这样作，既策略，又达到宗教制度改革的目的，加速了社会主义革命【29】。”青海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冀春光说得就更直接了：“我们一再强调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强调加强宗教工作只是为了争取信教群众和逐步限制以至最后消灭宗教【30】。” 至于搞阶级划分的方式则完全可以用“无厘头”来形容。比如国新办发布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中宣称：“占西藏总人口不足5%的农奴主占有着西藏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垄断着西藏的物质精神财富，而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没有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下等人是占西藏总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但就在前几行他们还宣称人口120万的西藏有“僧众114925人”，这就已经占到总人口的快10%了，那么请问这些在毛泽东口中“既不生产物资，也不生产人口”【31】的僧众到底是农奴主还是农奴？实际上这个“5%的农奴主”的比例是这么搞出来的：“农奴主和代理人的比例在人口和户数上仍以掌握在百分之五左右为宜，个别县区较多一点是有可能的，但也拟不要超过百分之五点五为宜，以达壮大自己、孤立敌人之目的【32】。”95年“内部发行，禁止引用”的《西藏的民主改革》一书中的文章《西藏民主改革综述》里还有一段自抽耳光的文字：“不划富农是西藏划阶级中的一大特色……这样就扩大了团结面，缩小了打击面，有利于改革运动的进行【33】。”换句话说这些比例都是共产党自己为了“革命需要”随口乱掐出来的。对我党的辉煌历史稍微有点了解的人对这种行为绝不会感到陌生，当年中共肃反的时候就提前认定反革命分子的比例为“大约百分之五”【34】，反右的时候则规定知识分子中的右派有10%【35】，都是自己在家拍脑袋拍出来的比例，而下面的人还不得不跟着这个指标走，像玉溪专署反右工作组小组长褚时健就因为无法完成指标，结果被批为“反右不力”，自己成了右派【36】，还有些地方为了凑指标，有自愿当右派、投票选右派、把外地人打成右派等各种千奇百怪的做法。 被共产党扶持起来的十世班禅11岁的时候就给共产党发电报表示拥护中央政府，后来被我党评为“最好的爱国者（小平同志语）”、“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但62年时就连他都看不下去了，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七万言书：“……掀起了消灭佛像、佛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无数佛像、佛经、佛塔烧毁、抛入水中、扔在地上、拆毁和熔化，对寺庙、佛堂、玛尼墙、佛塔恣意进行了疯象闯入（南蛮入侵啊！）般的破坏。”“公然无忌地污辱宗教，把‘大藏经’用于沤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画的佛像和经书用于制鞋原料等，毫无任何道理。”“由于口粮极少使最低限度的生活也不得勉强一饱，人们的饥饿痛苦之火燃烧起来，所以使我们藏区以前作为马驴、牛、黄牛饲料的油渣、麦糠等，也成为人的难得的有养分的香的食物了。”虽然班禅同志已经深谙中国的官场文化，开篇先用大段大段的废话好好夸耀了一番共产党的英明神武，但最后还是被撤销一切职务，到文革时期更是被关押了整整十年。 上文所引用的绝大多数还是我国公开发行的史料，至于流亡藏人眼中的共产党那就更是不堪了，什么禁止藏民点佛灯、转玛尼筒、煨桑、念经、佩戴民族装饰，搞阶级斗争的时候逼迫亲属相互揭批、往喇嘛头上泼尿、上竹签刑【37】，甚至于改革开放后我公安干警还在用电棍捅反动尼姑的阴道【38】，完全可以用罄竹难书来形容，本文所摘录的不过是冰山一角。“民主改革”之后没几年，我党又来个“文化大革命”，篇幅所限我也不多说什么了，大家自己领会精神。还是那句话，虽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旧西藏也算不上是什么好地方，但共产党的所作所为相比之下更是比昔日的农奴主坏出百倍，对西藏社会造成了千年未有的严重破坏。奇妙的是我党的自我感觉还极其良好（就跟老毛58年时觉得中国两年就可以超过英国一样），79年时我党曾尝试与达赖喇嘛进行和解，让达赖喇嘛派代表团来参观“西藏解放后日新月异的建设成果”——最搞笑的是我党还教育藏人要“讲礼貌”，千万不要攻击达赖喇嘛的代表。结果代表团在西藏溜达了一圈，不仅没有遭到攻击，反而受到了热烈欢迎，“不管他们到那里都被泪水盈眶的西藏人包围，他们也看到充足的证据显示中共当局以残忍而有系统的方式企图摧毁西藏的古老文化。此外他们也见证到无以计数的饥荒岁月，许许多多人饿死、遭到公开处决，诸如此类对人权形成显著而可怕的侵犯【39】”，已经出狱的班禅喇嘛还向代表团展示了自己在牢里留下的伤疤。这类交流又进行了两回之后我党自己都快被吓崩溃了，只好恢复了原先“汉贼不两立”的方针。 截止今天为止，我党仍然没有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道过一次歉，甚至不断的制造出新的谎言去妖魔化西藏过去的文化传统和今天的流亡藏人。如今我党声称达赖喇嘛要在西藏“恢复政教合一的黑暗农奴制”，但实际上达赖喇嘛早在1952年就已经成立了一个改革委员会，打算由政府出钱购买庄园主的土地分发给农民【40】，这个良性的土地改革后来被共产党所谓的“民主改革”硬生生的给打断了。59年达赖喇嘛刚逃到印度便开始推动正儿八经的民主化改革，60年藏人的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民选议会，63年的《西藏民主宪章》即规定议会有权罢免达赖喇嘛，到2001年达赖喇嘛又指出由他本人指定内阁候选人、议会批准就职的方式已经无法适应民主的发展，推动了西藏流亡政府的第一次首相全民直选【41】。今年3月10日达赖喇嘛则正式宣布退出政坛：“由精神领袖领导藏人的方式已经过时……我不想做穆巴拉克。”除此以外他还多次提出：“如果多数西藏人民觉得达赖转世制度已经过时，那这个制度就该消失。我没有问题。”。倒是中共对此反应激烈，摇身一变成了“宗教的守护神”：“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中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当然也包括尊重和保护藏传佛教这一传承方式【42】。”2007年我国甚至推出了一部让人哭笑不得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究竟是谁在试图用宗教操纵政治可谓一目了然。就我党这操性，西藏人要是不想独立才叫活见鬼了。 说来也好笑，我党用来妖魔化西藏的手法其实也不比当年斗地主、反右倾时更为高明，但中国人民好像总要过个几十年后才会意识到自己又他妈的上当了。行文至此，鄙人的脑海中又浮现出了08年时的热闹场景：四月巨婴对CNN的无情揭批，海外华人声势浩大的反藏独游行，爱国网民对莎朗斯通的愤怒声讨，以及家乐福前躺着中枪的荷兰国旗。耳边则反复回荡着CNN主持人Cafferty的那句话——“一群五十年不变的暴徒和呆子。” 【1】《西藏发出通知纠正划分富农（牧）错误》，新华社1980年6月20日【2】1958年9月8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毛泽东思想万岁》【3】《彭德怀全传》第七篇《庐山海瑞》【4】丁抒《人祸》第四章《吹牛皮乱放“卫星”》【5】1959年4月15日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毛泽东思想万岁》【6】《狮吼棒喝》——大藏寺祈竹仁宝哲问答选录【7】江达三《西藏平叛》【8】周润年《西藏古代法典选编》，P92【9】隆英强《浅谈五世达赖喇嘛时期的十三法典》，《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10】周润年《西藏古代法典选编》 ，P39【11】周润年《西藏古代法典选编》，P96【12】笑蜀《大地主刘文彩》【13】杜兴《真实的周扒皮是个厚道人：土改时被打死》，《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第16期【14】《中美合作所和红岩屠杀毫无关系》，《“红岩”史事补正：江姐遭受“钉手指”酷刑为虚构》，均载于《北京日报》【15】关于循化匪乱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1037-P1039。本文中凡引自《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的内容，全部转引自李江琳著《1959拉萨》【16】《兴海县志》，转引自李江琳《1959拉萨》【17】《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1003【18】彻底肃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国声同志在统战工作上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想影响，坚决贯彻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428【19】王志敏《我的右倾罪：青海农村调查》，《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20】同上【21】《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1006【22】《新中国国防大事记》【23】藏族人口资料参照《中国藏族人口与社会吗》【24】1958年6月24日转发青海省委关于镇压叛乱问题的报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25】尹曙生《大跃进前后的社会控制》，《炎黄春秋》2011年第4期【26】李江琳《1959拉萨》，P69-P70【27】汪锋同志一九五八年十月七日在喇嘛教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784【28】《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730【29】为彻底完成青海省牧业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1070【30】彻底肃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国声同志在统战工作上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想影响，坚决贯彻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432【31】1959年4月15日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毛泽东思想万岁》【32】《西藏的民主改革》，P199【33】《西藏的民主改革》，P32【34】《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35】1957年5月15日《事情正在起变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36】《褚时健的德与能：“不整人”和“让别人也好”》，凤凰网【37】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转引自余杰《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 》【38】纪录片《雪山狮子的哭泣》【39】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第十三章【40】达赖喇嘛《我的土地，我的人民》，P25【41】安乐业《初谈西藏流亡民主》【42】2011年9月26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廖亦武】我其实是一个记忆工作者 2011-07-15 10:42:40 来自: 李四 (一切都会过去的) 中国作家廖亦武于2011年7月6日凌晨抵达柏林，这是他历经去年从德国回到中国被噤声和被打压后，再次到达德国。据悉，他的小说《证词》德文版即将出版发行，稍后，廖亦武还将在德国、美国、澳洲等参加一系列的交流活动。 2011-07-15 10:43:30 李四 (一切都会过去的) 记者：三月底时，中国政府曾再次拒绝您出境，明静网说，这次您是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才到达柏林，这个过程真的是很复杂吗？ 廖亦武：过程是的确很复杂，但我也是真的到了柏林，这两点都是真的。 2011-07-15 10:44:06 李四 (一切都会过去的) 记者：这次到达德国是为了即将出版的《证词》一书？除此以外您是否还参加其他的活动？ 廖亦武：以前中国政府一直很”重视”这本书，多次阻止《证词》的出版，但我觉得一个作家眼前和以后的目的，就是追求写作和出版的自由。德国菲舍尔出版社担心出版会造成我在中国出现一些后果，所以他们三次推迟了出版时间，第一次是4月份，第二次是6月份，然后是7份这次，我刚才见到了德文版编辑，这本书会在7月21日正式上市，然后是一系列的宣传活动。我会参与这些活动。 2011-07-15 10:44:45 李四 (一切都会过去的) 【此处略去三百字】 记者：为什么把这段狱中记录称为《证词》？这些证词见证了什么？ 廖亦武：这是我的一种个人证词，纪录了一起坐牢的死刑犯、底层的罪犯们，这是我们共同的一段经历，我们中国人经历了很多苦难、甚至罪恶，有时候象狗一样活着，但这样一种人生应该被纪录，我们这样的人终极愿望是：因为被记录，在历史上受难的生命时光才不会白白浪费。这些证词也见证了国家机器对普通公民人格的虐待和侮辱。 2011-07-15 10:46:02 李四 (一切都会过去的) 记者：从《底层访谈录》再到您的其他作品，作品的主角大多是被称为社会边缘群体的人，甚至包括您自己，您怎样评价在中国背景下的这个群体？是什么给了他们这样的生活状态和命运？ 廖亦武：我们都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正常的国家，这个国家非常邪恶，人要在这种邪恶的背景中活下去，就象在监狱里有些时候会放弃自己的尊严，甚至象狗一样生存，中国人的生存秘诀是苦难及无耻，这种苦难有时候是自己强加给自己的，更多时候是这个国家政权强加给个人，迫使人们虚伪地生活下去。另外一方面人们要非常无耻的应对苦难，我常说，无耻加重苦难，苦难又使人变得更加无耻。中国这么几十年以来，【略去二十字】中国人走到今天，就呈现这样的生存状态。 记者：很多媒体根据您在中国被当局打压的状况，称您为异议或政治作家，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廖亦武：我经常在说，我不是一个政府的批评者，我的很多优秀的朋友们在担当这个角色，比如说刘、冉、余等，他们都是有责任感的批评者，我其实是一个记忆工作者，这是我和他们的区别，我几乎是没有什么可批评的，只是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和他人的人生，然后把这些记录下来，用我的这只笔，让更多的人看清中国人生活在怎样的土壤。 2011-07-15 10:47:35 李四 (一切都会过去的) 【此处略去三百字】 记者：记得您第一次来德国，您说一定会回到中国，因为那里是你文学创作的土壤，但我们也知道上次您从德国回去之后，也曾被噤声，甚至在特殊的敏感时期”被失踪”，这些会不会促使你作出一些改变，比如，在国外获得安静的写作空间。 廖亦武：自从去年我从德国回国，就一直在和警方打交道，后来又经历了所谓【十五字】，政治形势的紧张是二十多年来最可怕的一段时期，当时我的写作也总是被中断，很长一段时间我处在浑浑噩噩的状态中，甚至无法进行写作，我也想过自己的人生目标到底是什么？后来德意志学术中心有个约稿，叫”中国人的生存之术”，我慢慢让自己平静下来。 这次到德国来，一两个月的时间，是关于《证词》宣传、朗读和音乐交流活动；9月份会到美国，那边将出版《上帝是红色的》这本新书，也会有宣传和与作家、读者的对话活动；然后会到澳洲，因为那边也翻译出版了《底层访谈录》这本书，然后可能到台湾参加《证词》中文版的活动；到了明年，德国国家学术中心有一个艺术家交流项目，明年的被邀请者是我，我可以在柏林停留一年。 采访记者：吴雨 责编：石涛

　　1 　　“一分钟前，《南方人物周刊》电话骚扰要采访我，态度很和气，语言很阴险。孔和尚斩钉截铁答复了一个排比句：去你妈的!滚你妈的!操你妈的!”近日以来，孔庆东因为这则微博而声名鹊起。北大素有“宁可鸣而死，绝不默而生”的传统，虽然之前他早已经出书上电视，但只是从这两年开始骂人以来，孔庆东才算摸到了出名的门道。语不惊人死不休，或许可以说，这也是芙蓉姐姐和凤姐带来的启示。她们与孔庆东的不同是从不伤害别人。 　　“一个人一辈子做一件坏事不难，但要一辈子都做坏事，就非常难得了。”他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是“母狗”;他骂姜昆是“下三滥”;他骂贺卫方是“汉奸法学家”;他骂央视“毫无人性”;他骂记者是“国家公害”;他骂南方报业集团是“汉奸报系”;他骂深圳是“反动政府”;他骂中国是“不要脸的国家”。对孔庆东来说，骂是他重要的提高知名度的方法;为了增加骂的效果，他采取了最出位最低级的爆粗方式，如泼妇骂街一般恶毒下流。 　　“骂人绝不是战斗”。孙隆基将一个人对自己言行的控制力类比成排泄能力，一个污言秽语的人如同一个大小便失禁者，这是一个人人格(身体)不健全的结果。如果说知识分子是人格健全的样板的，那么孔庆东正好是知识分子的反义词。孔庆东认为自己骂人就是“八路骂鬼子”。他骂药家鑫时说：“你跑吧，跑到天涯海角，我把你满门抄斩!”他骂贺卫方时说：“你想给美国人当孙子，美国不要你啊，因为你不是你美国爷爷日出来的啊!”他骂网友时说：“其实如果再来一次‘文革’的话,所有的‘五毛’都会被揪出来。你以为你是匿名的，就查不出你来了?一旦查出来，杀头怎么办啊?” 　　孔庆东曾经靠研究鲁迅谋生。鲁迅曾总结过骂的技巧：“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孔庆东不仅爱骂，而且会骂;他不仅注意选择骂的对象，更注意选择骂的舞台。他在重庆骂道：“谁反对重庆，谁就是反对党中央!”他在警察局骂道：“这些记者排起队来枪毙了，我一个都不心疼!”他在人间骂乔布斯道：“乔布斯离开了一个罪恶累累的苹果!苹果给全世界带来了无数的灾难。像乔布斯这样的人死的越多越好。苹果集团现在就是一个罪恶累累的苹果。网上为了乔布斯的离开而痛哭的中国人都是汉奸!” 　　中国知识分子素有一种名士情结，从魏晋开始，放浪形骸愤世嫉俗就成为一个名士的标准形象，而骂则是一个名士的基本功。祢衡骂曹操，方孝孺骂朱棣，章太炎骂袁世凯，马寅初骂蒋介石，李敖骂蒋经国……骂体现了一个基于良知的知识分子面对权力时的勇敢与正义，因此名士之根不在骂，而在良知与正义、勇敢与磊落。如果只是打鸡骂狗欺软怕硬，谄媚于权力，厉骂无权无力的民众，则与名士无关了，而只剩下骂。 　　鲁迅曾经说过：“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孔庆东常常不经意间泄漏了其人格的猥琐与缺陷，比如他常说：“爷是北大教授，怎么样?眼红了吧?汉奸王八蛋们!爷家来暖气了，气死你们这帮孙子!”孔庆东不只是骂，他也夸。他夸郭德纲是“民族英雄”;他夸于丹是孔子再世，“倒退2000年，孔子就是于丹”;他夸朝鲜比中国好三倍，“没有伟大的领袖和劳动党，没有强大的人民军，没有宁死不屈的民族骨气和奋发忘我的劳动热情，(朝鲜人)早都死绝了。” 　　孔庆东深谙信息过剩时代的传播技巧，他为此制造了一批讨巧的笔名，比如孔醉、醉婴、周三、丛剑等，甚至还有一个日本版的“孤岛独一郎”;除此之外，他还有很多传播性的口号，比如“北大醉侠”、“北大的马克吐温”。他总结自己的十全武功包括“语文八卦掌，现代文学六合拳，通俗文学扫堂腿，武侠连环套，金庸倚天剑，大韩民国疯魔爪，戏剧流星锤，大众文化一阳指，地域文化梯云纵，教育九阳真经，高考改革擒拿手，党史断魂枪，军事乾坤大挪移，毛泽东研究互搏术，宗教思想打狗棒，反腐倡廉蛤蟆功……”他虽然常常令人莫名其妙的自称“孔和尚”，乃至自称“孔子73代孙”。在《第一视频》中，孔庆东常常以“爷爷”自居，将其他人称作“孙子”。 　　事实上，他最热衷的称呼却是“北大教授”，以及自己的社团身份。2006年，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只不过在公开场合说了句“女性在科学和数学上的成就不如男性”，就被舆论抨击性别歧视，最后只得引咎辞职。但毫无疑问，萨默斯的灾难不会发生在孔庆东身上;“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在孔庆东身后，站着一个更加孔庆东的北大，和一个非常孔庆东的社团，而孔庆东不过只是北大和社团的一条狗而已。 　　2 　　孔庆东是在文革时代的一个工人家庭长大的，这属于当时在政治上和物质上最为优越的一个社会群体。虽然没有赶上“红卫兵”，但“红小兵”还是赶上了。“毛主席培养的千百万红小兵还没死绝，正在拔剑出鞘。”这种成长背景带给孔庆东一种自命不凡的精英意识，毛式思维和毛式话语从此根深蒂固阴魂不散。他在14岁时写过一首革命诗：“孔庆东，真英雄， 前进路上当先锋。为了人类得自由，哪怕流血与杀头。”如果说一个人的出身与童年常常会决定一个人的一生，那么这种富于时代气息的暴力情结与理想主义，在未来的日子里似乎极为典型地体现在孔庆东的思想和行为中。 　　22年前的那个夏天，北大学生领袖孔庆东已经24岁，他终于可以以“北大筹委会”召集人的显赫身份指点江山。当孔庆东的革命梦想随着这次广场运动被钢铁的国家机器碾碎时，他和无数北大人一样被发配到最偏远的地区;一个叫陆步轩的北大才子甚至沦落为卖肉的屠夫。很多年后，孔庆东对这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讳莫如深闭口不提。 　　北京已经离他远去，“万马分尸国欲休，人心似水覆难收。豪情总被闲情笑，放眼天边一白鸥。”在这段寂寞难耐的日子里，孔庆东只能从风靡中国的金庸热中寻找温暖。武侠从来都是中国小人物的童话。这种借酒消愁的逃避并不能改变什么，马克思说过，理想在现实面前总是不堪一击。直到3年后，前度刘郎今又来，孔庆东依靠考试和向社团效忠得以重返北大。他在《重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二十年来苦读书，气吞万象志踌躇。今朝识得大千貌，始信文章愧不如。” 　　孔庆东选择了金庸，在王朔看来，这是给金庸抬轿子。在革命家的梦想彻底破灭之后，一个自命不凡的犬儒诞生了。作为一个成功的犬儒，只有成名一条路。据说犬儒的始祖欧也根尼名气之大，连亚历山大都要亲自来拜访。通过他的博导钱理群，孔庆东邂逅了中国民间出版家贺雄飞。很快，孔庆东与余杰、摩罗被包装成非主流的“北大三侠”，成为图书市场的传奇。很多年后，贺雄飞这样说：“当年钱理群先生在赞扬余杰和摩罗时所说的‘精神界战士’的影子，只可惜的是，当年我当酋长时的那批人，已经有好几个不是‘精神界的战士’了。余杰信了主，摩罗彻底否定了自我，孔庆东则完全沦为‘帮凶’和‘帮闲’文人，只有谢泳先生成为一名真正的大学教授。” 　　孔庆东无疑很快就融入到了北京这种权力江湖中，并且如鱼得水。孔庆东以“祥林嫂到底是谁杀死的”，开创了《百家讲坛》的八卦花边模式。不幸的是，孔庆东并没有使《百家讲坛》出名;同样，《百家讲坛》也没有让孔庆东出名。即使这样，在易中天之后，孔庆东还是常常以“百家讲坛开国元勋”自诩，并且发誓他再也不会上《百家讲坛》了。离开出版与电视，孔庆东只剩下北大这个贞节牌坊。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孔庆东全身心地依靠这个牌坊，竟然终于达到了化境;孔庆东与北大已经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孔庆东就是北大，北大就是孔庆东。孔庆东并不是北大的代表，而是北大的精神领袖。对思想和精神的放弃使孔庆东和北大得到了彻底的解放，精神家园的丧失与沦陷营造了一个流氓时代，正像一位网友所说：孔庆东终于成为“人类都无法战胜的一朵奇葩”。据说孔庆东“三妈的”之后，北大校长周其凤对重庆晚报记者说，孔庆东是个才华横益的人，“他写的很多东西都非常好，我本人很喜欢他的文字。” 　　3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物还是，人却非，今日之北大早已不是昨日之北大。北京大学初名京师大学堂，创建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是戊戌变法的产物。事实上，北大虽然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但同时也是中华数千年“太学”传统的延续。在蔡元培任校长以前，北大成为科举的替代品，甚至成为仕途捷径。北京大学自蔡元培时代以来，科学氛围浓厚。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一批重要的历史人物都曾在此时期在北京大学任职或任教，鲁迅也在此兼讲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从而北大成为中国的学术中心，乃至“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民主”、“科学”也成为与北大密切相关的词汇。这样的历史经过积淀形成了一种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爱国传统，北大师生也不断的为这样的理想而奋斗并付诸实践。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北大教授陈独秀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财产作为政治目标的社团。 　　蔡元培时代之后，北大进入胡适时代，包括蒋梦麟和傅斯年在内，这一时期的北大依然延续了其精英精神和贵族气质。在民国时代，读书上大学基本只是富人的专利。民国三十八年，当年那个图书馆管理员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中国包括北大都成为这个社团的财产。毛万岁所做的不仅仅是更换了北大的招牌。在某种意义上，马寅初时代的北大依然是对胡适时代的延续，这种延续其实只是一种苟延残喘。清洗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中，马寅初因为《新人口论》被官方褫夺北大校长之职。马寅初不仅坚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也苦苦坚持着北大的尊严：“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迎战，直到战死为止”，“ 因为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 　　如果说林昭是北大的圣女，那么聂元梓则是北大女巫。北大的沦落并不是从聂元梓开始，但聂元梓代表了北大的沦落。这个狂热的社团分子创建了“新北大公社”，北大再一次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这场浩劫中，包括饶毓泰、翦伯赞在内的数十个著名教授自杀身亡。北大从此成为一种不祥的传说。很多年后，孔庆东在他的博客上对网友说：“只有中国到了今天这个真正民不聊生的时候，人们才重新意识到文革的伟大”;文革是人民的正义起义，要收拾但没收拾利索的，就是你这种王八蛋!”他似乎忘了当年“砸烂孔家店”中，孔子被掘坟暴尸。这个“孔子73代孙”果然是大义灭亲了。 　　劫后余生的北大在王柴时代达到又一次辉煌，当时的校长丁石孙多少保留了北大的传统遗风。在22年前的这场民主运动中，北大继续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这些青年精英中，北大人构成了浩浩荡荡主体力量，而孔庆东也是其中的积极分子。北大精神的死灰复燃使其最终遭到官方严厉的打压，理想主义色彩渐渐散去。此后几年入学的新生必须接受一年严格的军训。在愚蠢的军人训练下，此后的北大学生已经明显不同。在丁石孙被罢免后，此后的几任校长均来自社团成员，吴树青、陈佳洱、许智宏，直到如今的周其凤。曾经北大越来越变成社团的“党校”。除过中关村时代的吴树青有经济学背景，以后3届校长均是较少思想人文基础的理工类技术专家型官僚;北大作为中国最精英的人文思想发源地早已不复存在。 　　北大很早就以“三角地”闻名，三角地布告栏位于学校的大讲堂南侧，一直是“民间资讯发布中心”，也是几十年来历次中共政治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如今，作为言论中心的现实中的”三角地”已经早已不复存在，并为北大未名BBS上的相应版面所取代，即使在BBS上的言论自由受到相当的控制。事实上，在出国潮席卷之下，TOEFL和GRE早已成为北大学生的“必修课”，关心政治已变得非常罕见;或者说，那只是社团成员的事情，因为他们需要经常“学习政治”。这就是李敖所说的，“北大变孬了!” 　　2009年季羡林之死象征着北大又走过了季羡林时代。这个研究梵文的普通学者因其效忠社团，在他的耄耋之年获得令人咋舌的荣誉。温家宝出了实情：“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这些飞来的廉价荣誉就连季羡林自己都感到有些受宠若惊。事实上，这种对北大的隆重礼遇泄漏了官方严重的文化焦虑，因为作为思想国的传统北大已经没有了。俗话说，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李敖就对这个“国学大师”颇不以为然。“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季羡林成为一个犬儒时代的新模范。极为讽刺的是，季羡林最终在一片有关虐待和财产的纷争中死去;虽然哀荣无限，但无法掩饰权力下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可怜与卑微。 　　张维迎试图以经济学理论推动中国大学体制改革，结果被北大社团罢免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之职。作为经济学家，张维迎曾经创造了一个“钻狗洞理论”：“中国的好多体制就像一堵墙，上面挖了许多狗洞，然后让我们钻狗洞。我曾经说过光华不钻‘狗洞’，我们要从墙上跳过去。但是有的时候你跳不过去，可能会摔死。所以我现在想，必要的时候我们还是得有一些人来钻狗洞”。“钻狗洞理论”的悖谬之处在于：所谓“狗洞”，顾名思义就是为狗量身打造的。如果人能从狗洞里钻过去，人就得变成狗——否则就不叫“狗洞”，叫大门了——人要变成狗当然也没什么，但你要指望它再说人话就不对了。所谓“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如果他是个人，他不愿意当狗，他压根儿就从狗洞里钻不过去。 　　在一个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里，“社会学”其实一直属于禁忌。自称“精神上有洁癖”的郑也夫始终没有加入社团，他是北大，也是中国不多的几个良心社会学家之一。在北大，郑也夫完全是一个边缘化和被边缘化的学者，他对“现在的社会包括学生越来越向钱看”只能空叹无奈。2010年，他指导博士生冯军旗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县干部》。这部长达25万字的社会切片真实而残酷地反映了中国地方政治生态已经严重走向家族化和社团化。这次成功的田野调查成为近年来北大乃至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个楷模，特别是在抄袭成风、官样文章泛滥的当下。博士毕业后，冯军旗并没有留在北大，而是骑着一辆二手永久自行车去社科院做了一名助理研究员。 　　4 　　竹林七贤的阮籍曾叹：“时无英才，使竖子成名!”如果说当下的北大是什么，那么孔庆东无疑是一个标杆式的人物，特别是在贺卫方被逐之后。从某种意义上，今日之北大已经进入一个孔庆东时代。如果说季羡林犹是一个犬儒，那么孔庆东则已经沦落为一个市井小贩甚至无赖流氓。从出书到上电视，再到四处走穴参加开业开盘庆典，孔庆东时代的北大已经完全世俗化和商业化，甚至从庸俗走向恶俗。这种趋势一方面完整地体现在北大百年讲堂上，从金庸、周星驰到芙蓉姐姐，北大走下了神坛。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校长的气质上，当副部级的周其凤载歌载舞，唱起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并填词“化学就是你，化学就是我，父母生下你我是化学过程的结果”时，一个蔡元培和胡适时代的北大几乎恍如隔梦。在一个低智化的社会中，北大已经成为低智的榜样。《南方周末》方可成曾讥讽周其凤：“不伦不类，天雷滚滚，斯文扫地。”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周其凤不过只是另一个孔庆东而已，孔庆东攻击南方报系实则是替主子出气。 　　北大100年诞辰时迎来美国总统克林顿，中文系党员学生马楠对克林顿说：“本校前任校长蔡元培曾经说，当伟大的道德精神实际运用时，它们不会相互抵触。而且，我也不认为个人的自由会与集体自由抵触。以中国为例，它的蓬勃发展实际上确是我国人民自由选择与集体努力下的成果。因此，我认为，所谓真正的自由，应该是人民有权自行选择他们想要的生活和发展方式。只有那些真正尊重他人自由的人，才能了解自由的真谛。”几年之后，马楠选择了她想过的生活——移民去了美国。在孔庆东时代，北大每年有将近一半的学生参加出国考试，而出国的人中，九成以上首选美国。北大也成了“留美预备学校”，北大人戏称自己是“寄托(GRE和TOFEL)的一代”。据《高教年鉴》说，2005年北大是获得美国院校博士学位最多的本科生生源院校榜首。 　　在权力体制下，北大越来越成为贵族精英的子弟学校，这是一种典型的不正义。在安徽，15079名考生才能有一个考上北大;而在北京，每287个学生中就有一个人能考上北大;持续的社会资源畸形分配，使北大农村学生的比例从上世纪50年代的70%降至如今的1%。被压制在社会底层的大多数中国公民日渐失去通过教育改变自身命运的社会上升管道。 　　虽然北大在思想重新和学术领域乏善可呈，但却升官有道、生财有道。据南方周末2007年报道，“拥有北大教育背景的官员人数近年呈明显上升趋势”，“在任的副省部级以上官员共有 57 人”。其中毕业于北大77级历史系的薄熙来更是其中最具权势的一个，因此唱红的重庆与孔庆东的北大之间发生怎样热烈的互动都不意外。在清华之后，北大正在成为权力与资本同流合污的另一源头。在1999年至2010年之间，北大校友中诞生了79位亿万富豪，连续三年高居内地高校首位。在2011年4月公布的福布斯全球华人富豪榜上，中国首富李彦宏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信息管理专业。其他北大富豪还包括新浪网创始人王志东，以及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宁等。李彦宏甚至出资1000万元设立北大回报基金。 　　毕业于北大梵文专业的钱文忠以在电视上讲解《三字经》和《弟子规》闻名，并迅速混成浑身名牌的炫富高手;据说他收藏的LV就有几百只。这种“北大富豪”语境之下，阿忆也高调“哭穷”，原来北大教授月薪“只有”4786元;而他来北大之前，“每个月的收入比5万还要多”，他“每个月都是赔钱为北大工作”。还有一个北大教授将一个小他26岁的中学生诱骗上床，并发展为情人;当这个女孩向其所要30万元青春费时，北大教授协助警察将这个可怜的“敲诈犯”抓捕。北大至始至终拒绝公开这个教授或者说“禽兽”是谁。 　　相由心生，孔庆东天生嘴歪眼斜面目狰狞，比不得阿忆水灵，但他却是一个赚钱的好手。据说早在10多年前，身为北大副教授的他就为韩国留学生做枪手，一篇本科留学生的毕业论文可以卖到8000块。在这个娱乐时代，名人走穴远比枪手赚钱快，孔庆东这些年千山万水地去走穴，甚至连偏远的三线城市平顶山都不放过。走穴赚的是知名度的钱，知名度就是生命线;在这方面，孔庆东长袖善舞，炒作有方;说白了，只要豁出去，不怕人笑话，不怕人指脊梁，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常言说，赚钱如吃屎。毕竟靠着北大这个蔡元培胡适们打造“金字招牌”和“百年老店”，如今财大气粗的孔庆东不仅不屑于做枪手，甚至有钱雇枪手了，出个书都有一大堆人在记录、在润色，他只要提供一张横眉立目的照片即可。 　　北大教职工数万，几乎与学生相当，其中博导数千，教授近万;在偌大的北大，教授多得一块砖能砸死一堆，本来算不得什么稀罕。但“北大教授”在一种商业语境下，竟然被神化为一种文化和权威的象征，孔庆东因此获得令人惊叹的“成功”。或者说，孔庆东极其逼真传神地诠释了“叫兽”和“砖家”的真实含义。孔庆东的言行绝非一个正经的文化人或者知识分子所可以想象。北大在20年多间的沧海桑田，真是如此不可思议。在孔庆东刚刚进入北大的那一年，海子从北大法律系毕业;当孔庆东引领学生们占据权力的主席台时，海子已经被山海关的机车碾碎。那时，北大社会学所里有一位少言寡语的讲师，他叫王小波;他从没有为自己贴上什么“北大”的标签;他像卡夫卡一样，在思考和焦虑中度过自己真诚的一生。他的内心如火，智性而又谦卑。他活着的时候没有引起任何注意;他死了以后，人们这才发现中国早就有一个心静如水的大师。 　　5 　　很多年以前，前门大栅栏有一个卖冰棍的，每天大骂：“要不是爷爷我在这儿卖冰棍，丫的全北京人都得他妈的渴死!”这个“叫兽”的智商恰好跟一只鸡类似，一只公鸡常常以为，只要它不打鸣，那么天就不会亮。启蒙运动时期的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有句名言：“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流氓往往是权力的伴生物，如果说权力是粪便，那么流氓就是屁。在一个权力控制一切的时代，流氓往往会大成气候，甚至成为一种时尚潮流和榜样，将审美改写为审丑。流氓消解了一切正经与严肃，从而抹杀了人的神性。知识分子的流氓化就是犬儒，大众的流氓就是市侩。 　　孔庆东的专业是研究青楼文学和通俗文学，或者说他研究的对象是妓女、嫖客和流氓，然而不幸的是，类似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研究者孔庆东最终竟陷入这种粗鄙的“反文化”中而不能自拔，嫖客话语与流氓话语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为其言说方式。在去政治化体制下，孔庆东的没落传达出的是中国知识精英群体的犬儒化与人渣化。在一个民族集体罪恶从未得到反思和清算的背景下，人们在掩盖和遗忘中不知不觉又踏入从前的覆辙;物质与技术的发展并不必然提升一个人和一个社会的文明与思想。无论孔庆东穿和服还是用苹果，他的脑袋其实还停留在40年前的毛时代。这好比一个“五官可爱”的智障者，即使他看起来如何高大魁梧，但他的智商只停留在3岁的儿童阶段;如同孔庆东的笔名“醉婴”——本来就是没有智力的婴儿，还醉了。对一个智力低下的儿童来说，成人世界里的一切东西必然会被一概地斥之为丑陋和邪恶;在他的世界里，不是“好人”就是“坏人”;不是“杀”这个，就是“操”那个。特别是当他学会了骂人之后，他就不再会说话;因为骂人已经成为他唯一的说话方式。 　　如果说孔子是丧家犬的话，那么孔庆东则是一条疯狗，不管是装疯假疯还是真疯。很多年前，余杰与孔庆东互相吹捧，余杰写了《孔庆东：孔门幽默孔门泪》，其中写道：“‘荒诞的世界里，必须收起你的庄严，才能混过卡夫卡的城堡。但不要忘了，当你面对上帝时，严肃点!’老孔本人乃是北大的文学博士，钱理群和严家炎两位先生的高徒，现在又在北大的课堂上为人师表，本来应当最正经的，却最不正经。然而，正是在他的不正经里，承续了北大的真精神。”正像中国官吏们一边口头上反腐败，一边行为上腐败;一边骂美国，一边把妻女送到美国，孔庆东以典型的人格分裂展现了当下中国的实用主义。孔庆东几乎每天都在骂美国，但他却以受到美国大使接见为荣;他恶毒地骂乔布斯，但他却用的是苹果手机;他骂日本骂韩国骂汉奸，却偏偏喜欢穿和服;他总是对朝鲜和金正日赞不绝口，却津津乐道朝鲜的美女和美食。 　　孔庆东在2010年9月曾去朝鲜朝圣，“金正日的文化工作能力有口皆碑。……最重要的是忠孝二字，这是朝鲜红色江山保持颜色的根本秘诀。”他在《第一视频》中说： 　　“谁说朝鲜人民正在挨饿了?我刚刚从朝鲜回来，朝鲜人民没有挨饿啊。朝鲜人民生活水平是不如我们，但是并没有挨饿啊，朝鲜人民生活水平相当于咱们90年代初期，你90年代初期挨饿了吗?你80年代的时候挨饿了吗?我任何时代都没有挨过饿，我从小长到这么大都没有挨饿，而且也没有看到周围一个人挨过饿。从六十年代到现在，中国人民吃得好好的，红光满面的，你看我身体，那块儿像挨过饿的样子?世界上现在最糟糕最腐败的国家就是中国，……我们中国为什么坏到这个程度?没有廉耻了。这么没有廉耻的情况下，人家朝鲜人民都不批评你，人家才是真正保持传统文化的国家，人家才是有泱泱大国之风。人家看在眼里，微笑在心里，人家不批评你。要批评你，你体无完肤，你哪有一点好处?在朝鲜人民面前，中国人应该低下自己那不知羞耻的头!” 　　半年前，孔庆东在《纸船明烛送瘟神》一文中曾经引用过笔者的一段文字，但他似乎忘了笔者的另一篇文章《中国大饥荒50年祭》。孔庆东《纸船明烛送瘟神》一文末尾写道： 　　清明节，除了想念自家的亲人，想念先贤先烈，还应该想想亿万的普通亡魂。读了杜君立的《民国十八年年馑》，文章写道：“进入群雄争霸的民国时期以后，饥荒已经如影随形成了中国人的家常便饭。当时中国人口出生率极高，一对夫妻动辄生七八个孩子，但人口却不见增长，原因是婴儿死亡率奇高，生的多死的多，死的多又必须生的多。在如此恶性循环中，人命如蚁。据出生在中国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估计，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如此估计，民国时代曾经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民国24年，四川发生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都是灾区，受灾人口大约3700余万。四川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一张人吃人的照片亲自交给蒋介石……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蒋梦麟先生曾抗战时期担任中国红十字会长。他在《新潮》一书中写道：‘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怪不得在鲁迅先生笔下，“中华民国”不是一个褒义词。每年都有几百万人饿死，一共饿死了几亿人的中华民国，今天的汉奸们台独们居然歌颂如父母如天堂，说那时候的旧中国，有人权有民主有自由有文化，很多糊涂的民众也跟着应和。让我们按照汉奸的思维逻辑，借着清明节的纸船明烛，恭送汉奸们五毒们，回到你们天堂般的旧中国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