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肖雪慧:“跟政府打交道,很屈辱” ——朋友G的锥心之痛

成都浩大的二环工程带给周边居民、商铺的不利影响和损失难以估量,这个工程,市民从宣传中听到的是改善公共交通,但拆迁办在执行“上面的任务”时却泄露了工程目的的另一面:在明年财富论坛面前展示成都形象。

我的朋友G的房子在二环边。买房时,那里开阔的视野和能用于建花园的获赠楼台,是朋友决定买下的重要原因。数年前,上届政府要求机关“破墙透绿”、号召能绿化的居民楼台搞绿化。很多有条件的住户投入不少钱在楼上建花台,朋友G也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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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 《南都周刊》起底王立军–治警

治警 在打黑完成初步洗牌后,王立军以身边的“东北人”团队为领导核心, 以政治部和纪委“双轮驱动”为主要手段,以“蓝精灵”团队为文宣平台,以机构改革、交巡警平台、“警务大跃进”等近三十项大工程等为基本路径,以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为文化指引,对重庆警队进行了三年多声势浩大的整治。 主笔_ 季天琴 实习记者_ 唐爱琳、徐雨雯、常晔、王皞 重庆 上海报道 洗牌 2008年6月30日,刚到任重庆的王立军在他人打量的眼光中,拜访了警察协会的老干部。这是他在重庆的第一站。他感谢诸位老干部肩负了历史,称自己将继承他们的道路。 此后三年,王立军却走了一条跟历届前任迥然不同的道路。 作为一个经基层历练、拾级而上的官僚,王展现出治警的铁腕作风。当年8月5日的夏季治安综治工作会上,他严厉批评了人浮于事的机关作风,称有人两脚搭在茶几上睡觉,有人用电脑玩扑克,有人跟他握手掏出来的是麻将。针对警界的痼疾,他提出要形成“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闹者惩”的用人机制。 随后的打黑除恶,也被王赋予考核干部的功能。在打黑中,王立军创造了两个“ABC”。除ABC类案件外,他还以“业务上一票否决,政治上一锤定音”的原则,划分出警界的精英层,谓之以“ABC类干部库”。A类人才,为专案组长、副组长。王还要求民警贯彻重庆传统的 “忠义文化”。 但在民警孙凌(化名)看来,打黑也是一场内部洗牌的开端,“通过打黑,王立军包装了自己,打掉了对手,把所有人凝聚在周围。” 文强归案2天后 ,2009年8月9日,王立军在警方通报警示会上称,自己要求专案组给犯罪嫌疑人做两个笔录,首先让嫌疑人检举警察、党政干部,其次才是本人的犯罪笔录。 在打黑中,为最大限度地寻找权力运行空间,王立军创立了一套自由裁量哲学。他指向的对象,包括其下属,即对方是否会成为黑社会保护伞,取决于其是否“忠诚”。 2009年10月,在市局党委扩大会议上,王称,“文强被双规后,我们在冷静地观察一些人的动作,欲擒故纵,自由裁量。” 所谓的“自由裁量”,由此成为王立军选拔干部的标准。一个例证是,文强案中,检方指控文强先后6次收取某李姓警官近5万元,并将其升职。孙凌透露,王并未处理李,而是把李调到身边,任命其为某办主任。 孙称,王立军喜欢脚绑沙袋,沿市局15楼局长办公室两侧的小花园跑步,跑完后,50余岁的李匍匐在地上,替他解沙袋。 2011年7月23日,在针对市局高级警官的讲话中,王立军称:“如果不听招呼,3000块钱我也能逮捕他,如果能听话,二三十万咱们也能过去,还能提拔他。” 东北人 在重庆,王立军的东北客人不断,知名度最高的,为赵本山及徒弟小沈阳。在王立军的一百多项专利中,就包含“循环式传菜火锅宴会桌”,这个专利的改进,跟赵本山渊源颇深。 2011年10月20日,王立军宴请赵本山、大连实德董事长徐明等人,介绍重庆市局的“火锅厅”能像日本料理那样自动转,因赵本山夹菜时跟不上,他特意调慢了速度。 从东北来到重庆的,还有诸多重庆市局的高级警官,除原重庆市局副局长郭维国,还有原技侦总队长王鹏飞、原沙坪坝区分局常务副局长王智、原刑警总队长李阳、原经侦总队长李永宁等人。他们称王立军为“老师”。 2009年11月,原锦州市古塔分局政委王智调任重庆市局,并参与了091专案组,到渝三个月后,王智任禁毒总队队长,后任沙坪坝分局常务副局长、党委书记等职。 2009年12月,原大连海事大学科技处处长李阳调任重庆市局刑警总队政委。此前,时年44岁的李阳并无任何从警经历。2011年8月,李阳进入市局党委,兼任刑警总队党委书记、总队长一职。李妻陈燕也由辽宁调入重庆警界,由教师成为重庆市局出入境管理处副处长。 会见记录显示,李阳为王立军和多个学术机构之间的联络人,也是多个基金的操办者。重庆恒德集团总裁王秉文向王立军捐赠别墅,李阳为接洽人。李还是重庆警察出国留学基金的经手人。 经侦总队长李永宁,也是王立军颇为器重的门生。2011年7月,37岁的李永宁由黑龙江调至重庆,任经侦总队党委书记、总队长。到渝两月,李兼任市局要害部门警令部党委书记一职。 即便是尼尔?伍德案之后,仍有东北干部来到重庆。2011年12月3日,黑龙江绥化市公安局局长盛威将其下属、明水县公安局局长刘锐送至重庆。当天,王立军称黑龙江籍干部在重庆已成体系。 跟王立军一起来到重庆的,还有网络上盛传的其惨遭黑社会剥皮的妻女。王简历显示,其妻肖素丽为重庆市局交警总队政治处副主任,其女王迪原为重庆市局经开区分局民警,后调任商务部。 民警杨渝(化名)透露,在重庆,肖素丽不上班、不配车、没有办公室,王迪在重庆警界任职期间,时任经开区公安分局局长唐建华用自己的车接送其上下班。后唐在“打黑除恶”中被记一等功,升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 除“东北人”之外,还有一些投奔王立军的外地干部,内部简称为“外地人”。重庆市局原纪委常务副书记一职,由江苏灌云人王兴亚担任。2011年11月,原安徽淮南市公安局局长龚英敏调任重庆,担任市局政治部主任。 牺牲品 通过打黑,王立军初步完成内部整肃。2010年3月,王立军宣布,在重庆警界推行机构改革,市局各直属单位、各分局处科职干部集体下课,全部重新洗牌。 在“机改”中,民警蒋万渊成为自王到渝后因言受罚第一人。蒋原在市局禁毒总队,“机改”后被调至南岸区交巡警支队。蒋在天涯重庆论坛跟帖,表示对王和机构改革的不满。由于没有恪守“一个声音、一个动作、一盘棋局、 一个目标”的原则,当年3月9日,重庆市局发出问责通报,蒋被开除,其所在支队的负责人也因连坐被撤职。 孙凌透露,因很多干警不愿留在市局,“机改”中很多职位达不到起码3人报名的要求。因此,王立军要求符合条件者必须报名,否则将以干扰和破坏“机改”予以问责。 2010年3月15日,王在市局干部大会上抱怨,称中层干部报名市局岗位人数非常低,经过发动,才突然变高。 在强大的监管力度下,王的“商鞅变法”得以推进。据内部统计,从“机改”始,短短2年,市局机关除国保和监管两个总队变动较少外,其余各单位的民警平均调换率均在70%以上,变动最大的是治安总队,这个近500人的队伍硕果仅存的只有5人,因这5人都是排爆民警,专业性太强。 在办案中,警方有诸如铁山坪的打黑基地,在治警中,王立军建成了对内整肃的“人才再培训中心”,内部人称“五七干校”。“机改”中,一批干部被淘汰至“五七干校”。在这里,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认识自己的错误,只领俸禄,不履职。 在“机改”启动一个月后,2010年4月17日, 曾任市局办公室科长、为王立军当过秘书的忻建威,因“涉黑”被091专案组带走。接近忻建威的人士莫少 (化名)透露,专案组要求忻交待跟局领导的权钱关系,并要其交待刘光磊、王华刚、王云生、杨增渝等局领导如何私下密谋排斥王立军。《南都周刊》获悉,在基地,忻建威被打致残,他把被自己打死的蚊虫收集起来,在墙上粘成了一个“冤”字。 2010年8月15日,忻被转移到石子山,四周高墙电网,岗哨林立,在一间不足十平方的房间,两名武警24小时看守,要求其每天写五千字以上的认罪材料。2011年3月21日,在关押了三百三十天后,由于病情加重,忻被放出。 锦衣卫 王立军的内部讲话显示,在市局直属机关中,其主要表扬对象为网监总队和纪委。王将政治部和纪委誉为市局的两个“驱动轮”,政工管干部的帽子,纪委管民警的饭碗,这就是王立军所说的“双轮驱动”。 孙凌称,在重庆警界,大小事情动辄纪委介入,甚至宣传处写稿,王立军都要求纪委介入追责,“说起来都是笑柄。” “狗门卫案”即是纪委问责力度的例证。参与处理此案的民警回忆,2010年,市局政治处民警徐某外出吃饭之际,因没带出入卡,无法进门,与门口的保安发生了口角,情急之余,徐称保安为“一条看门狗”。此事很快被上报,并被演绎成徐骂保安为“王立军的一条狗”。徐某也因此被发配到最偏远的官坝镇派出所,此地已接近贵州。 背后发牢骚,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2010年,九龙坡分局谢家湾派出所的6名民警,在外聚餐时议论王立军,被邻座录音上报,涉事民警皆获处分。因事发在8月30日,此事在内部被称为“8?30事件”。此事经通报后,民警互相防范,人人自危。 民警杨渝透露,一些市局处级以上干部电话不敢接,遇事打手势、做动作。私下谈话时,则将手机电池取下,将手机锁进柜子。谈到王立军,大家不敢直呼其名,而代之以“那个教授”、“W”。 2012年4月25日,在全市公安电视电话会议上,重庆市委常委、原政法委书记刘光磊透露,三年来,重庆共刑拘、劳教、开除公安民警1800多人,占全市公安人数的5%。刘称,“不能说全是错误处理,但要看到出于个人淫威确实处理了一批错的。” 蓝精灵 但凡王讲话、会见场合,必有市局特别报道小组警员在一旁拿着本子随时记录。这些人员被称为“蓝精灵”,因身着辨识度较高的蓝色制服而得名。 孙凌介绍,“蓝精灵”有20余人,包括摄影、摄像、文字,2011年还在全国公招了6个速记人员。这些工作人员的职责就是忠实地记录王立军的言行。 孙称,拍成的视频每日都要刻盘,因为王不会看电脑,每日的照片也是由专人PS后在市局旁边的春秋照相馆洗成6寸,经王过目挑选。这些视频、照片都要存档入库,经王本人签字才能使用。每个月,还要做一本王的影集。 “王立军喜欢对着相机展示他的左边,说侧身会让轮廓线条分明”,孙凌称。 在重庆警界,“蓝精灵”被戏称为“造神者”。他们还要负责撰写重庆市公安内网上的“图片新闻”栏目,在王任职期间,这个栏目成了其个人活动专辑,文字华丽,每篇点击量过万。 孙介绍,王要亲自审稿,稿子要全面体现他的思想,他提到的关键词不能漏,他没说到的高度要找准、拔高。 王身边这支文宣队伍,承受着来自王立军的直接压力。 “蓝精灵”的一位成员曾在自己的QQ空间抱怨:被大人物的一篇篇稿子折磨得痛不欲生。另外一位成员称,即便走在路上接到王的电话,也要立即靠边半蹲下,一手捂着耳朵接听手机,一手掏出笔和本子在膝盖上记录。每天干完活回家后,他需要坐在沙发上愣十多分钟,方能从“王的世界”里回过神来,恢复正常。 王的即席讲话稿还被整理出内部书籍,书名《视界》,铜版纸印刷, 重达2公斤。在每篇讲话稿之后,还附上了警界干部的研读感悟。王立军被誉为“警中豪杰,师中楷模”、“他呕心沥血, 念兹在兹,为的就是安天下佑庶民”。 时任市局技侦总队长王鹏飞研读感悟称“用心品味立军同志的讲话,总有一种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的感受”;时任刑警总队政委李阳则称王“似一位哲人对民众、国家、历史的贡献”。 新生活运动 履渝后不久,王立军即要求,春节期间机关干部不得无端下区县,更不能收受礼品、红包。但他实际践行的,正是他口头所反对的东西。市局大院不久即旧貌换新颜。在内部会议上,王立军透露,大院的环境建设都是区县的支持。 杨渝介绍,王原喜欢12这个数字,后又变成13,市局大院共摆放了13个大理石风水球,大院里各种沙龙含“龙” 字共13处。在办公主楼的后门,王还命人立起两块诗词照壁,分别刻着毛泽东《菩萨蛮?大柏地》、《沁园春?雪》,照壁上各立起雄鹰雕塑。 在王立军主导下,市局14楼建成外招餐厅,原来的民警食堂被命名为“生活沙龙”。2010年5月14日,王视察“生活沙龙”时称,要做最好的餐饮,设日韩、西餐、传统、冷餐四个厅,餐厅的食材,也是区县的进贡。 为了落实王立军让民警“有品质、有尊严、有文化、有修养”的指示, 2010年5月,市局纪委出台“就餐管理六不准”,包括不准接打手机、说话声音不得超过45分贝、取食间距不得低于1米等。摄像机实时摄录民警的就餐情况。干警如违反上述规定之一,一律免职,并调离市局机关。 对这场新生活运动,民警并不领情。杨渝称:一个人拿着枪让你吃山珍海味,你吃得下吗? 据现任局长何挺在2012年4月25日全市公安电视电话会上的发言称,重庆市局“食堂一年要花1700万”。何要求吃清淡点,并当场废除了进贡制度,“市局不准再要分县局一分钱一斤菜一两肉”。 对出入市局大院的人,王立军事无巨细都有要求。2009年7月24日,他在阳光警务部署会上称,全国两处的警察形象比较落后—重庆警察斜背兜、安徽警察夹带包,他极不赞同斜背兜,“跟票贩子一个样”。 他要求民警要通过服装展现品位。在2010年4月的警务便装配发专题会上,王强调要区分三种服装:警服、正装、警务便装。 孙凌透露,在其任上,王立军给市局每个民警做了2套警务便装,共花费 8000元,每个文员(无编制的民警)两套共5000元。 《南都周刊》记者在重庆市政府采购网站查询获悉,2011年5月27日公布的“警务文员服装制作采购结果公告”,中标金额为4642.4万元,中标供应商为大连大杨创世。但这部分仅涉及文员,并非全部警服置装经费。大杨创世向媒体确认,重庆警方近几年确实曾大量向其定制警便服西服,但拒绝回答重庆警方定制的具体数额和金额。 女子交巡警特勤支队的服装都由王亲自过问。2011年8月 7日,在接见女子交巡警时,王立军告诉她们,“裤子开始设计得不合理,后来我从医学的角度才发现不对。” 警务大跃进 资料显示,王立军在规划的重庆市局未来发展蓝图中,对外要“比肩京津沪,全国争一流,接轨国际化”;有“世界上流行的交巡警系统,有美国的直升机,还有以色列、德国的技侦、情报设备 ” ;要建立一个专门的三甲医院,民警看完病后签字就走;民警举止优雅、普遍拥有高学历;所有民警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由“警察人民公社”负责。 王计划给全市民警建5万套房。2011年7月31日,重庆市局和万科集团签署了“322禾园”工程合作协议。王立军对万科董事会主席王石透露,物业公司就叫警察人民公社。当年9月,在会见《求是》杂志编委郑某时,王称, 等到保安公司上市后,拿出15亿成立警察人民公社,搞“一大二公”。 这些都还只是王立军远大蓝图中的边角小料。在市局党委2011年第14次扩大会议上,王立军就巴渝英烈纪念墙、反恐快速反应平台、公安档案馆、警方云计算中心、警务情报信息中心、技侦装备等近30个项目做出了指示。 王称,这些项目700亿也挡不住,“但我让他们控制在550亿之内”。杨渝称,为了这26个项目,市局宣传部还专门成立班子做专题片,专题片设计为 360度全景式的恢弘呈现。 王立军还打算成立警务飞行总队。2011年11月18日,他接见了香港飞行队前总监毕耀明,并透露市局要购买一批直升机,已派人去美国谈判。 在王的蓝图中,最为外界熟知的是交巡警平台。在2009年11月18 日的交巡警体制行政办公会上,王特别指示“要订购俄罗斯警方在黑河、加索等高寒地区的警靴,靴子里装上发热的锂电池(三个月换一块),配发热背心”。2010年,王立军在全市设立交巡平台500个,为此撤销了193个派出所。 在警界内部人士看来,交巡警设置并不合理。2010年7月16日始,原涪陵区交巡警客运东站临时负责人胡晓刚在公安内网中写下五篇值班随记,记录了他对交巡警平台的看法。 胡在随记中分析:平台上一不能办案;二不能调解纠纷,能做的是查询比对;三耗资巨大,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四在严寒酷暑中露天作业,透支警察的生命。因此,他设想把平台变为移动的警车,把办公场所设在群众看得见的巡逻辖区,这样办案更快捷,见警率也高。 2010年8月5日,公安内网好警网头版头条以《一位重庆交巡警胡晓刚的火炉仲夏夜日记》为名,原文刊载胡的随记。胡随后被撤职,调至偏远的武陵山乡派出所任民警。 在王立军出走美领馆后,胡提出申诉,讲述自己遭遇的“政治迫害”。胡称,随记一事令王震怒,命纪委追查其写作意图。渝公纪文(2010)67号称,胡发表负面言论,属违纪。 在申诉中,胡晓刚字字血泪地叩问王立军时代,称“人人自危,噤若寒蝉,一个战友不堪重压跳楼,一位协警昼夜巡逻,为完成摩托车公里数惨死在车轮下。” 在重庆,全市1.4万名交巡警,还需人人背诵过关长达3200余字的《交巡警迎检词》,即为迎接上级领导视察时的仪式流程和解说词。 重庆警察大规模扩编,也是警务大跃进的重要内容。在多次会谈中,王向客人介绍,自他到渝后,重庆警局共招警2万多名,全局共有现役警力7万余人,其中有公务员编制的共4.2万人,占全市公务员一半,成为亚洲最大的警局。 警务大跃进的背后,是庞大的财政支撑。2010年7月,在公安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会上,王立军透露,重庆公安的经费占财政收入的7%,这个比例高于任何省市。2011年9月,在会见辽宁省交警功模休假团时,王又透露,重庆公安的花费已占财政收入的13%。 在今年4月25日的全市公安电视电话会上,重庆市局局长何挺称,他从市府主要领导人处得知,500个交巡警平台每年的花费为4亿,七七八八的“小发明还不少”。 2012年5月24日,在公安平联办工程会议上,重庆市政府一领导人称,“我做生意从来就是赚钱的,只有做公安局的亏死了。” “意识形态话语权” 在警界内部讲话中,王立军多次推介自己的三个思想资源:毛泽东、余秋雨、郎咸平。 他要求大家要多看一看《毛泽东选集》,“总体发展格局都脱离不了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框架”;在为重庆警院授课时,他建议余秋雨的书要多看几本;2010年3月,在“大情报”专题授课讲座上,他要求民警要学习郎咸平,称郎“一榔头砸下去,让很多经济载体、经济学家没有秘密可言”。 王立军最反感的,是律师和媒体。他称,“二十几个律师就搅得执政党用很大的宣传机器来对付”。2010年10月,王在市局党委讲话中提到,称凡媒体攻击重庆市公安机关和民警的,公安机关和民警个人要分别对“歪曲事实”的报社和记者进行起诉,是称“双起”。 《南都周刊》记者获得的重庆市局“双起”舆情处置报告显示,2010年11月15 日,市局宣传处巡查微博和推特时发现北京律师浦志强“借题发挥,热炒‘双起’”。“针对个别别有用心的律师、记者”,重庆市局拟定50个网帖标题,连夜号召全市民警投入“荣誉捍卫战”中。 2010年11月22日,王立军针对“双起”做出批示,称当今中国最大的隐患 是“一群混饭事(注:原文如此)的文人,引爆的是律师和媒体,也可能会毁掉政权”。 在“双起”中,司马南发文四论王立军为什么“突遭撕咬”,北大教授孔庆东也曾声援。当年11月26日,王立军对此批示称“近日有人在诽谤孔教授,速组织人增援”。1天后,王再次批示,要求“力挺孔,赞扬孔的国格人格,文人风骨”。 2011年6月14日,司马南向王立军当面提起,他对王的关注缘于“双起”, 因为气不过才写文章声援。王表示,司马南的文章,他每天都看,而且都汇报给了四大班子。 就在这次会面的前一天,重庆市局安排司马南为1800名民警做了名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讲座。 在会谈中,王立军表示“有人把新闻自由当成民主,这是一个误区”。当天在场的除了司马南,还有一清、知名博主司马平邦、网友郭松民、《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之一刘仰。 2个月前的2011年4月30日,“乌有之乡红色旅行团”在重庆市局受到高规格接待。会谈中郭松民告诉王,“乌有之乡”因为支持除恶打黑,受到很多围攻。王表示,请郭转达对乌有之乡的感谢。 在当天会谈中,司马南还谈到,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取决于该国势力的强弱。王立军也持类似观点。2011年10月22日,他就卡扎菲被击毙的新闻专报做出批示称: “忘战必危!试想如果‘萨、穆、卡’三人如果不和敌人握手,决不会有今日之悲!做忠臣有时难过,但带着尊严怎样都能过。做奸臣不得好死,死无葬身之地!且出卖民族、国家、信仰、族荣。纵观几百年,美国不仅无历史,而重要的是从无朋友,现在的盟友是历史的交战国,而过去的朋友是当下交战国。” 在批示的结尾,王立军称此事对“中国及中国做人做事是借鉴无穷”。当天, 网安总队和宣传处将其批示抄告全局。 做出该批示三个多月后的2月6日,王潜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病理性人格 在重庆市局,王立军设置了严密的人防、技防设备。市局主楼15楼的外间为其办公室,里间为其休息场所,只有警卫员和贴身的生活秘书才能进。 15楼两侧还有2个小花园,王立军平时会绑着沙袋绕花园跑步。2011年12 月29日,王立军向澳门大学李德透露,自己打篮球、跑步时都绑着沙袋。 主楼14楼的行政宴会厅,为王待客所用。由于担心安全,王立军吃得很少。2011年7月3日,他在市局会议上透露:我现在吃的东西,是从北方我家里做好以后,每个月150盒寄来的。 相关人士透露,王出行时,市局南门的紫薇路须交通管制,交巡警总队特地安排了一个副支队长随时上岗。由于王行踪不定,该副支队长有时凌晨两点还要上岗,深夜下班回家后,这位女民警过度紧张,无法入眠,只好通宵自制西点,缓解压力。 王立军随时处在紧张状态。“他一个人的紧张,造成了所有人的紧张”,孙凌称,在重庆警界,写检查是一大景观,要把自己的错误上纲上线,首先要骂自己不是个人,其次分析自己为什么不是人,接下来表示自己怎样做好人。 孙介绍,为了写检查,他苦思冥想,除了要想对仗,还要故意把字写得生僻,写王认不了的字,这时王就会批示“过”。 在王身边的外宣民警看来,压力最大的时候,还是王立军当了副市长之后。2011年8月,王去武隆“三进三同”,跟农民同吃同住。 杨渝回忆,市局为此派了很多警力做特别清理。当天,因对“蓝精灵”和政府办公厅写的稿都不满意,王立军要求市局宣传处副处长、市政府办公厅七处处长副处长等人就此事写简讯、小说、散文、公文等各种体裁共5篇稿。 “王立军是个病人,当这个病人把自己当成正常人,把其他正常人也搞疯了。”杨渝称。 王身边的高级警官统计,称王立军夏天处理人较少,冬天则特别多,“我们揣测,夏天民警穿浅色衬衫较多,浅色让他安静,到了冬天,他就很暴躁。”杨称。 “没有民主,没有法制,谁都没有安全感。”民警李娜称,即便警察协会退休的老干部,也不得不仰仗王的鼻息。 李称,王立军要求老干部出席活动时都需穿西装,唯独原市局副局长周志仁每次出场都穿着夹克。王每次都严肃地告知,“周局长,你下次穿西服”,然而,周颇有傲骨地用重庆话回应:不得行。李娜揣测,因周的儿女都不在公安局上班,他才能如此硬气。 敢于挑战王立军的形式感洁癖的,还有原政法委书记刘光磊。李透露, 每有中央领导来市局参观,刘光磊作陪时几乎都是身着夹克,吃饭时也是拿梨、桃、馒头等,站在领导附近,边走边吃,这些举动,往往导致拍出来的照片无法登大雅之堂。这让王立军大为光火,每次看到此类照片,他都恼火地大手 一挥,意即弃用。 尾声 2012年1月,王立军差一点就获得了擒获苏湘渝系列持枪抢劫杀人犯周克华的机会。周前后作案9起,包括“3?19案”,10人死于其枪下。1月19日,周潜回重庆,并将作案的弹夹扔进了江北区的一个垃圾桶内,公开挑衅警方。王立军的大刑侦体制没有经得起实战的考验,周成功跳出包围圈。 孙凌回忆,2月2日中午,市局召开党委会议,宣布副市长王立军不再兼任市局局长、党委书记,消息传出后,民警奔走相告,“管他去哪里,只要不祸害我们就行。” 相关人员透露,王在搬离市局时,后勤处准备了40个一立方米见方的纸箱,后发现远远不够,最后王的服饰、用具和古玩共用去125个纸箱。 孙凌透露,在王出走美领馆的消息证实后,有分局给民警发短信“严禁喝大酒”;刘光磊在市局会议上也提到,有的民警表现很高兴,“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要影响工作”。 2012年4月25日,在重庆市公安工作会议上,现任局长何挺指出,某些领导干部违反民主集中制,违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好大喜功、层层加码,导致基础工作薄弱、队伍疲惫不堪。何提出要“踏雪无痕,润物无声”,一点点的解决问题。 在王立军进入美领馆2个月后,4月6日,重庆市局一位外地干部在《重庆晚报》副刊发表了《家乡,我的温润记忆》一文。在这篇充满了乡愁的散文中,该干部追昔抚今,称“2009年,一纸调令,我从港城来到千里之外的山城,并融入这座美丽城市”,如今,人到中年,他对家乡、亲人的思念犹如江南梅雨绵密悠长。 2012年8月13日,原重庆市局副局长唐建华因受贿罪被批捕;8月20日,王立军的副手和部下郭维国、李阳、王鹏飞、王智因徇私枉法罪被分别判处5到11年等徒刑; 9月25日,王立军被以滥用职权等四罪判刑十五年。 在重庆民警看来,这些都是迟来的正义,但记忆已经无法抹去。“你们没经历过大跃进,我经历了。没经历过‘文革’,我经历了。过去三年,我们是把历史浓缩了”,孙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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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陈行之:中国文学的当下处境和未来前景

“ 文学是一定社会形态的精神事物,在社会被吞噬的地方,文学只能有一个命运,那就是随社会一道被吞噬。” 一、 不能不正视的现实:文学死了。   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我这里说的中国当代文学,不包括台湾、香港文学以及海外华文文学。 1942年,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为了从国民党手中武装夺取政权,特别强调党必须具有钢铁一般的意志,全党必须思想高度统一,于是,在思想文化战线出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的实质,是将作为精神事物的文学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工具化,从此,政治集团就开始有意识地把文化作为政治工具使用,并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学的基本品格和它的道德状态。 1949年以后,随着大一统政权的建立,动用国家机器对舆论进行控制的手段进一步致密,不管来自延安的经过管制的文学还是来自国统区的相对来说比较自由的文学,一致受到严重的政治挤压,致使中国三、四十年代形成的健康的文学发展潮流被遏止,一种作为国家政治工具的文学开始作为整体出现。 这种现象也曾经出现在苏联以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则是国家政权发动的一场全面绞杀中国文化人和文化作品的政治运动,这件事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在于,她在精神上被国家权力粗暴地强奸了,她不再贞洁,她甚至开始自觉自愿地委身于政治和国家意识形态,她以一种让人惊愕的轻佻和无耻出现在人们眼前。在那个年代的文学标准范本中,人和人性消失了,代之以阶级和阶级性;个体意识消失了,代之以国家意识形态;人的灵魂被遮掩,一种被波普尔称之为“历史主义”的幽灵在文学的字里行间、在美术品画布上、在音乐作品音符里惬意地游荡,形成了所谓的“历史最强音”。 这种状况,在1966年由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反文化、反人性、反人类的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展到极致。纵观古今中外,你很难找到全国只上演八个样板戏、所有有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全部遭到禁毁的历史样本。几乎所有作家的所有作品都遭到了否定和批判,大批文化学者、作家被殴打致死或自杀身亡……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中国历史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整个社会都被国家囚禁了,所有精神事物都被国家权力吃掉了。秦始皇同志没有做到的事情,我们做到了。 七十年代末期兴起了伤痕文学。伤痕文学为什么会兴起?这是因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人们对精神发展的需求,一旦历史创造机缘,人的旗帜一定会高高飘扬!在仍旧无法进行政治言说的情况下,人们把弄清楚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的精神要求寄放到文学身上,是很自然的事情,人们甚至已经顾不得什么文学性,他们只要你做出回答:我是谁?我在哪里?伤痕文学浅显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做了它能做的事,它因此获得了远远超乎其文学价值的欢呼。 到八十年代初,整个中国社会都在鼓荡思想解放的热潮,有一个说法:八十年代启蒙。与之相对应,中国当代文学勇敢地站了出来,出现了一大批直面社会人生的具有一定思想容量和人性深度的好作品。然而,人的精神解放与权威主义的政治统治不可能同时存在于同一个空间,换一句话说,权威主义从本质上说是与人对精神解放的谋求敌对的,它是不能见容于人的出现的,结果接连发生了两场政治运动:“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国当代文学的良好发展势头被兜头打了回去。 于是先锋主义文学兴起,出现了所谓拉丁美洲文学热。我始终认为先锋主义不是中国当代文学向现实主义的深化和迈进,而是一种经过伪装的逃避。在那场大规模的对拉丁美洲文学的借鉴和模仿中,中国当代文学没有借鉴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精髓,只学了一些技艺性的皮毛,我将其归结为“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淖”。不负责任地玩弄技巧,把小说写得鬼也看不懂,发展到极端,有的作家甚至连标点符号也不要了。那些经过伪装的浅薄的文学评论家对这些作品不负责任的鼓吹,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也起了极为恶劣的破坏作用。 1989年事件以后,文学被吓傻了,就像看到鸡被剁掉脑袋的猴子那样瑟瑟发抖,再加之大规模实施空前严厉的意识形态管制,中国当代文学也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这就是我们最近20多年来看到的:逃避现实,彻底犬儒化,商业化,真正面向社会现实与人民生存状态的作品越来越稀少,文学不再肩负道义与良知的责任,不再对中国社会发生的重大事件做出文学反映,而是热衷于与权力打情骂俏,在庸俗浅薄的杯水风波中寻求文学快感……文学死了,我们随处都可以看到死亡了的文学苍白腐烂的尸身。 在这个问题的最后,我想插一句。 62年来,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竟然没有给世界贡献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家,这是一个惨痛的事实。虽然王蒙先生曾经悠悠然说:“目前中国文学处在最好的发展时期。”但是这个惨痛的事实是谁都可以看到的,它并不由于王蒙先生看不到而不存在。中国知识分子从总体上说是萎靡无力的,然而也有很多人肩负着历史的责任,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上网人数的增加,思想界越来越活跃。不幸的是,在思想者阵地上没有中国当代作家和中国当代文学的身影,至少构成文学主流的王蒙先生不在这里,铁凝女士不在这里,张艺谋导演不在这里,余秋雨先生和于丹女士不在这里,还有一个当省作协副主席的叫王什么山的人肯定也不在这里。在这里侥幸存活的都是一些为体制不齿的家伙,这些家伙写出的作品因为有思想和艺术价值而不能被出版,他们更不可能像各级作家协会主席那样享受什么部级、局级、处级待遇,他们的生计都会遇到问题,为了活下去,为了证明自己还“在”,他们不得不流落于社会江湖。 这个枝节同样也可以说明,中国当代文学死了,真的死了。     二、 中国当代文学为什么会死?   我在回顾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时,实际上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为了让大家获得一个清晰的概念,我再把它们爬梳整理一下。 首先,造成文学死亡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吞噬了社会,而文学是一定社会形态的精神事物,在社会被吞噬的地方,文学只能有一个命运,那就是随社会一道被吞噬。“吞噬”是什么意思呢?通俗说法是“被吃掉”——“被吃掉”不就是死了么?所以我们说中国文学死了。 国家为什么会吞噬社会呢?国家是怎样吞噬社会的呢?我建议大家好好读一读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波普尔的不朽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我们会得到点拨,我就不在这里赘言了。随着历史的进步,当年那些思想者的振聋发聩的思想在世界范围内早已经家喻户晓,甚至成为了被历史无数次验证过的常识,然而在我们这里,这些思想仍旧是极为稀缺的。一位年轻朋友曾经跟我说到阅读《通往奴役之路》后的感想:“完全是颠覆式的,它把我整个灵魂都再造了。”我希望有更多的灵魂得到这样的再造。 还是说“吞噬”。我们这里谈论的“吞噬”不是观赏,比如我们去非洲的马萨依玛拉大草原观赏老虎狮子猎豹之类的食肉动物扑杀比它们弱小的生物,我们只是观者,是置身于事情之外的。我们所说的“吞噬”不是这个意思。无论在生物学意义还是在社会学意义上,我们都是社会中的一员,社会被吞噬了,当然也就意味着我们也被吞噬了,我们绝对不是那些挎着相机的旅游者,我们就是那些被扑杀的弱小生物。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举例前几天发生的一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8月24日,《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主编徐怀谦因为罹患抑郁症跳楼自杀了。据我所知,在座的大部分年轻人都是微博的作者,你们一定都看到了徐怀谦生前说的那句很有意味的话:“我的苦处是,敢想不敢说,敢说不敢写,敢写无处发。我非常佩服那些以写杂文谋生的自由撰稿人,但是我无法脱离体制,那样就得举家食粥了。” 为什么说这句话很有意味呢? 临来这里之前,一位朋友和我谈到了徐怀谦,给了我很深的启迪。徐怀谦2011年参加“《杂文选刊》杯首届全国杂文大赛”颁奖大会并担任评委的时候,曾经有人质疑说,《人民日报》从来不说真话,徐怀谦没有到这里来当评委的资格……徐怀谦的反应是很谦和地就个人和集体关系进行了解释。 我这位朋友分析说,徐怀谦的反应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徐怀谦认为“《人民日报》不说真话”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否则他只需要反驳说“《人民日报》说真话”就可以了;第二,徐怀谦认为他“没有资格当评委”这个质疑是错误的,所以他才竭力解释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把愿意说真话的自己从“不说真话”的集体中摘出来。这实际上体现了人真实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身份之间的矛盾。可以设想,徐本人是杂文作者,也出版了若干文集,他渴望得到圈内人的认同,然而他的身份又让圈内人质疑他的独立性和批判性,甚至直接对他抱以鄙夷的态度,他本人无力反抗这种身份制约,“敢想不敢说,敢说不敢写,敢写无处发”是一种焦虑,是社会认同感和自身认同感的双重失落。身份剥离了真实自我生存和展现的空间,导致个体自我认同的彻底丧失,最终导致生命意义的丧失……于是,徐怀谦自杀了。 我很信服朋友的分析。 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一个悲哀的事实:每一个把精神表达作为生存方式的人(作家),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徐怀谦。徐怀谦在这里成为了一种意象,那就是:在国家吞噬了社会的地方,是不可能为人预留位置的,他只能死亡——我这里所谓的死亡,指的是作为精神事物的死亡,文学的死亡。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是实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制度的国家,中国不是通过庞大的国家财政拨款建立了一整套苏联式的各级作家协会组织吗?中国不是搞了很多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乃至于乡级的文学评奖吗?王蒙先生以及别的什么作家先生不是信誓旦旦说“中国文学处在最好的发展时期”吗?中国不是每年出版3千多部长篇小说吗?你怎么反倒认为中国文学死了呢? 我的回答是:正是为了维护意识形态,国家才有意动用国家财政建立各级作家协会组织,搞很多文学评奖,有意制造“利出一孔”的生态,从而造成很多有良知的作家“敢想不敢说,敢说不敢写,敢写无处发表”的恶劣局面,王蒙先生所谓“中国文学处在最好的发展时期”不过是某些文学既得利益者(这些人已经与作家身份和文学没有什么关系)站在中国当代文学尸堆上为维护自身话语权所做的谄媚的吟唱,丝毫也不能说明中国文学的当下处境。每年出版3千多部经过意识形态过滤和“政治标准第一”筛选的长篇小说,有的歌颂帝制,有的亵渎历史,有的沉迷于色情,有的热心于狎昵讨巧……唯独没有了人民这个历史主角的真实生存处境,没有了对社会不公正的严肃质疑,没有了对复杂人性的深刻拷问,这样的长篇小说即使每年出版3万部又如何?垃圾堆上徒增了新一层垃圾而已!面对中国当代文学,读者就像面对品行不端的女子那样失去了尊重,失去了信任,甚至失去了面对的兴趣,你能责怪广大读者抛弃了文学吗?你还能说中国当代文学没有死亡吗?中国当代文学死了,的的确确是死了。 我想就上面已经涉及的中国作家协会体制问题再发表谈一点儿看法。时间关系,我不想展开说了,我要强调的是,中国利用大量国家财政豢养的各级作家协会组织实际上已经沦为庞大的国家官僚机器的一个分支,国家官僚机器常有的权斗、阴谋和对官位的争夺也同样在各级作家协会大院里激烈地进行,作家协会的功能和作用与真正意义上的优秀文学的产生机制和文学的内在本质早已没有了任何关系,相反,它成为了国家在文学领域进行意识形态掌控的得心应手的工具,客观上成为了真正有价值的文学的扼杀者。经由这个组织严密的国家行政体制,文学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一部分人群借助于国家财政谋取精神和物质利益的工具,形成了一条巨大的圈外人难以察觉的利益链,就像动用天文数字民脂民膏实行举国体制的中国体育一样。热心于借助文学活动游山玩水吃吃喝喝;热心于在文学领域设立小圈子;热心于相互勾勾搭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热心于利用文学作品发表权相互做各种形式的利益交换……在这样一个肮脏堕落的体制之下,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岂能有容身之地?!我们看到的是大量家禽化犬儒式的人物被豢养和繁殖了起来,原本很有才华的作家一旦进入作协大门,马上丧失文学创作力,精神涣散,意志消沉,在极为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前就像阳痿病人一样逃避推诿,稍有举动动就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你能指望这样的人去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的灵魂吗? 有了上述原因,那么我们就可以指出造成中国文学死亡的另一个原因了:中国没有一个健康的文学批评体系。文学批评从来都是文学创作的精神引导者,在俄罗斯,没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冒着被囚禁甚至失去生命的危险张扬他们的文学主张,就没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辉煌;没有涅克拉索夫的支持和赞扬,没有屠格涅夫的大力推崇,列夫·托尔斯泰也不可能来到我们面前。我们这里如何了呢?相当一部分评论家先天缺少最基本的哲学思想的训练,精神境界局促而狭小,他们甚至读不懂或者不愿意读懂有价值的作品,只热衷于玩弄一些概念化的文学辞藻做绝不触动社会现实和文学现实的文学批评。更加恶劣的是:金钱支配了文学批评。有的评论家只要能够拿到区区几千元评论费,就可以把一部垃圾作品吹捧到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高度;为了维护好不容易得到的文学话语权,他们同样也可以对一部杰作装聋作哑,装作什么也没看到!刘宾雁获得中国评论家的青睐了吗?章诒和获得中国评论家的青睐了吗?高行健获得中国评论家的青睐了吗?野夫获得中国评论家的青睐了吗?在一批又一批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被查禁的时候,中国评论家在哪里?他们的声音在哪里?我们看到是他们躲在一个角落里发抖,我们听到的是他们怯懦的讨饶声! 我曾经慨叹说,在思想者阵地上没有中国当代文学的身影,这里同样包括评论家——我再重复一遍前面说过的话:在好不容易得来的网络空间,在公共知识分子竭力喊出自己声音的时候,你听不到中国文学评论家的声音,他们全部暗哑了。当然,我们理解评论家的处境,就像我们理解徐怀谦的处境一样,然而即使这样也不能成为原谅中国评论家对文学历史和文学现实失责的理由。在中国当代文学死亡的过程中,这个群体的浅薄、轻佻和不负责任难辞其咎。 一个社会没有了健康的文学批评体系,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注意到,尽管绝大多数长篇小说不忍卒读,然而仍旧有相当一些读者在寻找好的作家和好的作品,好的作家和好的作品也在寻找好的读者,无情的现实是,他们两者之间却很难见面。如果说意识形态管制在这两者之间形成了一堵高墙的话,不负责任的文学评论家客观上成为了这堵高墙上的砖石,他们不值得敬重。   三、 当一个作家意味着什么?   我相信在座的有很多朋友对文学燃烧着热情,那么,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呢?当一个作家意味着什么呢?总括来说,一个作家一定是与他所处时代的统治思想尖锐对立的,是采取批判态度的。以托尔斯泰《复活》为例。 独立的意识,独立的人格,没有这个东西很难成为有价值的作家。 当一个作家要耐住寂寞。严肃探讨社会人生的作品往往因为管制原因而无法出版无法上演无法拍摄无法播出,倘若你正好是一个社会责任感很重的人,你就会极为寂寞。这时候,你需要有坚韧的毅力耐受寂寞,忍受孤独。在任何情况下,你心中的那盏灯都不要熄灭。你要坚信历史发展具有一种向善的本性,不管经历多少艰难,历史总是在把完美与和谐回赠给人,尤其是那些参与了精神建构的人。 当一个作家要忍受平庸。由于直面现实人生的作品被不正常地阻隔在人们的视野之外,那些远离生活真实的虚假、无聊的平庸之作便大行其道,甚至于泛滥成灾。只有知道是什么东西造成了平庸,你才能够让自己警惕平庸,忍受平庸。你可以忍受它们,但是你绝对不要让自己平庸。你必须记住你心中仍旧燃烧着的那盏灯在告诉你什么,你必须遵循它的指引。 当一个作要醉心创造。非常不正常地大量翻拍所谓的“红色经典”,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管制正在导致文艺作品题材狭窄,精神萎缩。你不要萎缩,你必须醉心于创造,这是你存在的方式,是你作为一个人的证明。创造会很难,但是你不要畏惧,你要相信时代终归会为创造物欢呼。千万不要在时代欢呼着的时候去遗憾那里没有你的创造。 当一个作家要像人那样站立。当一个社会被腐败、贫富差距和道德滑坡折磨的时候,一定是有人无力支撑自己,无法像人那样站立了。你不要。你既然选择了作家这个职业,你就必须像人那样站立,不管付出多么大代价,你也要站立。一个不能站立的人是不能称之为人的。你站立着,你就能够看到和听到,你就知道该向哪里行走。要紧的是站立。如果哪一天你把所有力量都用尽了,你实在无法站立了,那么,你就歇息下来吧!没有人责怪你,因为,在你能够站立的时候你一直在站立,人们不会忘记任何一个站立过的人。 当一个作家要像西西弗那样坚韧。在绵绵无尽的历史过程中,一个人的生命极为短暂,某件即时发生的事情就有可能概括这个人的全部生命内容。这里所说的“即时发生的事情”,既可能是欢乐与幸福也可能是忧虑与悲伤。你作为一个作家,碰到忧虑与悲伤事情的概率一定比碰到欢乐与幸福事情的概率高许多许多,因为这是你的命定。但是你要坚韧,你必须坚韧地推石头上山,哪怕它周而复始,哪怕它一再证明世界荒诞不经。坚韧地推石头上山的过程就是你创造的过程。你不仅仅创造你创造的东西,你还创造你自身。 当你被自身创造了的时候,你一定也创造了一个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你是天下最富有的人,因为,属于你的那个世界独一无二,它是你的,完完全全是属于你的。   四、 中国当代文学的未来前景   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是世界潮流,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绝对不会是一个例外。不要低估中东国家相继发生革命的意义。中国完成社会转型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代价大小的问题。 作家要敢于担当,要站在历史的潮头,人民的代言人。 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敢于拒绝官方荣誉。 不远的将来中国一定会出现让世界为之侧目的大作家和大作品,那些作品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和艺术特点,然而它一定是深入中国当代社会的,是反映社会运行机理的,是进入人的灵魂的。 (此文据2012年8月26日在湖南株洲“湘江大讲堂”的演讲提纲整理而成,需要说明的是,文中许多话并未在演讲时表述,对这一部分内容,文责自负。)   (陈行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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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在诺贝尔文学奖上的分裂

北京时间晚上7点,瑞典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家。诺奖评审委员会表示,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 莫言获奖的消息刚刚发布,人民网即刊登文章 《祝贺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称“这是第一位中国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天,中国作家等得太久了,中国人也等得太久了。一个有过先秦诸子、汉唐气象、宋明风韵的传统文学大国,一个曾诞生过孔子、屈原、李杜、曹雪芹的文明古国,走到今天,终于有中国籍作家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名册上留下名字。我们需要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是慰藉,是证明,也是一种肯定,更是一种新起点的开始。” 但回顾十二年前,当法籍华人 高行健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人民网的表现 截然不同 。当时,人民网不仅称“诺贝尔文学奖违背了诺贝尔遗嘱”,更指“诺贝尔文学奖被用于政治目的是去权威性”。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曾在他的政治讽刺小说《一九八四》中写道: “知与不知,知道全部真实情况而却扯些滴水不漏的谎话,同时持两种互相抵消的观点,明知它们互相矛盾而仍都相信,用逻辑来反逻辑,一边表示拥护道德一边又否定道德,一边相信民主是办不到的一边又相信党是民主的捍卫者,忘掉一切必须忘掉的东西而又在需要的时候想起它来,然后又马上忘掉它。” 这或许是对人民网的最佳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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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 | 哈儿律师浦志强

记者_贾凌绛 实习记者_唐爱琳 报道   摄影_于东东 浦志强身高1.88米,体重220斤,声音洪亮,腰身也粗,站在一般人面前,让人很有压迫感。 他的微博头像是《时尚先生》给他拍的照片,方脑壳、黑西服、白衬衫,健壮魁梧,只是深深的酒窝让他看起来不那么man。 能上时尚杂志 ,浦相当得瑟,自称要挺进娱乐圈儿,“先接些小角色”。 在2009年的一部纪录片里,浦早就露过脸,并且赢得了大量的粉丝。他坚称,自己在这部纪录片之前就走红了。早年,为给媒体或个人争取表达空间,靠打名誉权这样费力不讨好的官司,他已出名。 他自称哈儿、哈某,“哈儿”意为愣头青、傻瓜蛋,说自己“懂政治、有技巧,法律稀里糊涂”。这当然是自嘲。1965年出生的浦志强,先后毕业于南开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1997 年开始律师执业。 今年,他的工作重点是重庆。他自费援助了“一坨屎”方洪被劳教案、大学生村官任建宇因发帖被劳教案。他在当地一共代理了6个劳教案,这些案例都“事关言论自由、表达自由”。他说,劳教多指向底层,草民性命如草芥。 在某个网站上,他被定位成“无耻级西奴”。该网站称,浦志强外形是演铁汉的料,就是脑容量太小,专搞“维权秀”。 浦倒是很大方地承认,自己就是为了出名:“有警官问我何以老打赔钱官司,我说就是为了出名;问为啥要跟媒体说,我说那是炒作。” 他没提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的朋友、作家土家野夫认为,浦长得憨厚,为人处世憨厚,参与公义,传承着道义江湖古老的传统。作家章诒和认为浦最大的特点是重然诺、轻生死,有士子献祭之风,其次便是慷慨仗义。 “这个社会没有新道德,也没有旧道德,是缺德时代。浦的品格,极为稀有。”章诒和对《南都周刊》记者称,自己说浦好,是从人性、人品的角度。 “我写得比余秋雨还好” 6月10日,浦志强前往大兴庞各庄养老院,探望其母。去年6月,浦志强前往咸宁代理出租车罢运案前,把老母亲送进了养老院。老人患老年痴呆症已6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保姆。 当天,88岁的老母亲表现很不错。她知道浦志强姓啥叫啥,认为他有正式工作,踏实了。“母亲的观念,颇计划经济,总担心我没个身份。当律师打官司,有上顿没下顿,哪能跟教书比,没个依靠呢。”浦称。 去年,他的业务收入是四百万。早年,他也曾潦倒到让家人不踏实。1991年,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研究所硕士毕业后,浦志强的第一份工作是去海淀区大钟寺蔬菜水果批发市场担任秘书。这个工作是时任法大校长江平先生介绍的。 此后,他又干了些像法律助理这样的工作,但是没拿到“红本儿”(律师资格证),属于“违法乱纪地干活”。那时他还老想找个大学调进去,分套房子安顿生活。三十而立才去考律师资格,理由是“要混饭吃”。 1997年,他32岁,开始当律师,接商业案件,案源都是朋友介绍的,业务慢慢就起来了。 那时,浦志强便开始有意识地去做一些跟表达有关的案例。他把作家胡平当做他的人生导师。胡平在1975 年前后写了那篇《论言论自由》,浦志强在20年后第一次读到这篇文章,大为赞叹。1996 年,浦买了第一台电脑,练WPS 打字,把这篇6 万多字的长文一字一句全录到电脑里。 2003年,浦志强介入余秋雨诉肖夏林名誉权案,成为肖夏林的代理律师。在这个案件中,浦志强第一次使用了“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中“公共人物”的概念,第一次提出了名人也即公共人物起诉媒体或个人侵犯名誉权,需要以行为构成实际恶意为前提。 说到该案的辩护词,浦志强忍不住自夸:“我认为我写得比余秋雨还好”。 2004年2月,浦志强去珠海出差,途中阅读了《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书中农民的悲苦让他“涕泪滂沱”。也就是这一年,原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以“名誉受损害”为由,状告《中国农民调查》作者陈桂棣、吴春桃。 浦得知此事后,主动要求免费代理此案。他预备把此案打成中国的“沙利文案”,要求法庭保护公众批评官员的权利。 在浦志强粗糙的外表下,藏着敏感和细腻。男人是不能谈论眼泪的,他坦陈自己每次看《平凡的世界》都会流泪。前《华盛顿邮报》驻华记者潘公凯记录了“《中国农民调查》侵权案”的庭审现场:老百姓在庭上扑通跪倒在地上,哭着喊冤,浦志强也腾地站起来,眼中满是泪水。 “社会对我充满厚爱” 浦志强经常在微博写老母亲的段子。“我老妈四大皆空了。上月问儿子叫什么,她说叫志强,是律师;刚告诉她说我是志强,她恍然大悟说,哦,是我外甥啊!” 老妈确实不是他的亲生母亲,是他的亲舅妈。浦出生于河北滦县,在家排行第五,上有2个哥哥,2个姐姐,幼时被舅舅、舅妈收养。舅舅家没孩子。 身为富农的后代,浦志强自称小时受过穷,但没挨过饿。父亲(舅舅)在村里挨批斗,他前去送饭,也没留下心理阴影。自小成绩比较好,使他在学校里颇受优待,“你爸欺负我爸,我不让你抄作业,你还活不活了?” 1982年,浦志强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他交游广泛,又参加了“鲁迅国民性研讨会”,这些都影响了其世界观的形成。 1986年,他本科毕业,报考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研究所的研究生,英文只考了40分,遂落线。随后,他被分配至河北省物资学校,讲授《中国革命史》。1988年,他再次报考法大古籍所的研究生,这次英语考了50.5分,终于过线。 1991年,浦志强硕士一毕业就失业。走投无路时,他找到中国社科院马列所的张显扬先生。那天,高尔泰等人在座,张显扬用力握住浦的手,告诉他不必灰心:“一个人只要忠实于信仰忠实于朋友,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张的话撑住了浦。 时任北京市旅游局局长的薄熙成,接浦志强的求职信后,派人与法大交涉月余,终因分配计划无法更改而未能接收。2011年1月,浦志强在长富宫饭店第一次见到薄熙成,向他深深致谢。 浦志强认为,社会对他充满厚爱。1991年,江平校长给他100块钱买饭票,他拿了就走,后来有稿费就还了江校长。江推辞,浦说:“您先拿着,没钱了我再朝您要。” “很多朋友和老师都帮过我。我没办法一一回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能推动这个社会前进就是最好的回报。”浦说。 “跑题是故意的” 在庭上,浦志强充满攻击色彩的辩护策略会让对手非常棘手。 2010年10月,浦志强代理的伊春光明集团董事长冯永明涉嫌贪污案开庭。冯发现曾痛殴他的检察官恰好在场旁听,起身脱衣,要袒露被殴伤痕。浦志强冲向旁听席,要把该检察官揪出,被十余法警围堵。法庭大乱,审判长赶忙休庭。 2011年5月27日,咸宁出租车罢运案开庭。浦志强和上海律师斯伟江代理此案的被告之一周彬。湖北咸宁市政府准备收回出租车的运营权,遭到抵制,保险员周彬因帮助司机写上访材料、上网发帖,被指控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在庭上,浦志强炮轰公诉人:“你代表国家支持公诉居然敢不带卷宗!你就这么当差?” 被告人刘元香聘请的本地律师半途撂挑子。在质证阶段,刘哀求法官:能不能让周彬的那个浦律师做我的律师? 周彬回忆,在得知刘元香的家庭情况后,“浦律师深深地哭了一场”。刘年过四旬,丈夫患肝癌去世,她和两小孩加公婆全靠出租车活命。 斯伟江认为,和浦相比,自己尚属“可教育的对象”,理由是庭审结束后,审判长招呼他和该案另两位代理律师吴鹏彬 、俞志渊吃夜宵,就是没喊浦志强。 周彬称,因浦、斯的强势,庭审中无数次休庭。庭审时,司机数度响起掌声。2011年6月3日,浦、斯离开咸宁时,一百多辆的士组成车队,把两位律师送出京珠高速入口。 浦志强对此场景也相当回味:“我好久没那么受群众欢迎了”。上一次,还是他代理《中国农民调查》侵权案时。 2004年,《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陈桂棣、吴春桃最终选定浦志强做代理律师,理由是“我们需要一门大炮”。 浦志强没辜负他们的希望。他到现在还陶醉于此案中自己的神勇,絮叨了每一个交锋的细节:“我那时39岁,喜欢跟人较劲,说话不客气。确实精彩!” 陈桂棣对《南都周刊》回忆,那时浦的糖尿病已露端倪,每次开庭前吞2个大西红柿,还要将当天的情形传上网,完全是个拼命三郎。他们的很多朋友都是从网上看到了案子审理的进展,夸他们“请了好律师”。 蹊跷的是,8年过去,当年的合议庭成员已经调离该院,但浦志强仍未收到法院对该案作出的裁判决定。 2009年,浦志强代理了山东曹县青年段磊诽谤案。段磊因发帖举报镇党委书记,以涉嫌诽谤罪被提起公诉。段磊的爹不识字,他告诉浦,“你把我儿救出来,我让我儿认你做干爹”。在浦介入此案后,媒体广为报道,一个月不到,段磊获释。 2009年7月,段磊案撤诉时,河南沁阳八村民散发检举村支书的材料,被以涉嫌诽谤罪批捕。8月,村民家属张保证等人找到浦志强。张回忆,当他们到达浦的办公室时,浦正在解决外卖送来的饺子,见他们来,剩下的一半就没再动,还让外卖给他们送饺子。 张称,此案从浦介入、媒体曝光后不到一月,八村民全部被放出看守所,当涉案村民张中芳、赵满仓给浦通话致谢,“浦律师在电话中为沁阳八村民被冤狱难过得失声痛哭。” 尽管浦志强认为自己的辩护时有精彩,但他的朋友斯伟江毫不客气地指出,他的表达冗长,经常把点拉成线。 这点,浦也承认。他是话唠,经常跑题。但是他又解释,跑题是故意的,“需要的时候当然要跑,要往需要的地方跑。” “每个人都要演好自己的角色” 河南沁阳八村民诽谤案的当事人家属张保证生怕在电话里说不清浦志强的为人,他主动向《南都周刊》记者提出,自己要写一篇文章,回顾自己跟浦打交道的过程。这个农民从9月23日中午写到次日凌晨3点多,写下了2500余字的《我眼中的浦志强》。 张在文中回忆,吃饭时浦不经意将一块鸡蛋掉在地上,他捡起来就吃,“村民不止一次对我讲浦志强是八村民的救命恩人,也是盆窑村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可浦律师说他也是农民,也是老百姓。” 张称,浦是赔钱帮他们,“律师费我们至今欠着,但我们一定要给,不然就没做人的资格了。” 为了表达谢意,去年村里的养猪专业户郭恒新还特地为浦志强养了一头只喂粮食、不喂饲料的猪,年底时杀好猪,将猪肉送到北京。浦说,这肉吃起来特别香。 去年年底,咸宁出租车罢运案当事人周彬的太太也给浦送了两条咸鱼。该案的所有当事人都获缓刑。周彬对《南都周刊》记者回顾了浦志强为他儿子买玩具、给他老婆生活费等细节,称“浦志强、斯伟江的名字将永远刻在咸宁人心里。” 浦的侠义心肠广为称赞。上海一位律师同仁落难出狱后无力供房,浦志强帮他代供了一年。 《财经》杂志记者徐凯称,浦自费援助方洪、任建宇这些重庆劳教案,还掏出一千块给一个当事人的妻子,“这些事使我既感动,又佩服”。 在北京,浦志强经常召集媒体人吃饭,都是他买单。在他代理的诸多案子背后,不乏媒体的舆论声援。段磊案、八村民诽谤案,媒体的介入直接决定了他的成功。浦认为,律师、当事人、法官,包括整个社会舆论,都会是一起案件最后结果的变数。 他将自己定位成一个爆料人,“我不限制我的朋友写出对我不利的新闻。”2009年,邓玉娇案中,他指派本所两位律师夏霖、夏楠前往恩施法律援助。夏霖向媒体哭诉求助,引起争议。《南方都市报》记者龙志采访了邓的家属,家属认为律师此举是作秀。 尽管龙志的报道对浦和他的华一所不利,浦还是认为龙志“很棒”,“他的记录客观、深入,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角色演好,没有理由要求别人同步是非。”浦说。 警察叫他“浦哥”,一个警察病逝了,他还参与了捐款。《窃听风暴》、《卡廷惨案》盗版碟刚有卖,他便请他们一起看。斯伟江回忆,在咸宁开庭时,由于多次提醒法庭管好法警,浦志强激起了许多法警的公愤。当浦和法庭发生争论时,不少法警站起来,跃跃欲试。这时,陪同浦旅游至咸宁的警察也在庭上站了起来,保护了浦。 “我跟他们注定是长期共存的关系,还是尽量要把问题处理好。在改变这个社会的同时,也改变他们。”浦说。 “我是浮躁社会的边缘” 面对“作秀”的指责,他说,自己就是“哗众取宠”:我的影响力不是通过赚钱的官司来实现的,但这些影响力有助于我赚钱。 他又忍不住表现自己的赤子之心:“谁不明白我对这个国家的眷眷之意,殷殷之情?” “很多律师做广告靠吹牛。我不需要做广告。大家都知道我。我是浮躁社会的边缘,我沉得住气,踏踏实实地做事。我又是边缘社会的主流,我没有成天上访,也没有怨天尤人,而是让人感到温暖。”浦称。 他认为,自己可能在每一个时间节点上,都处在安全线上:第一,他与人为善,只是依据事实讲道理;第二,他有这样的资本,他不是后来学坏的,而是一向如此;第三,他代理的跟言论有关的案子,不是最迫在眉睫的威胁。 “我挺害怕出事,也不想出事,我只想一点点推进空间。”浦称。 浦志强很看重自己的历史系背景。他认为,历史系的毕业生应该更具责任伦理和人文情怀。 对于他引以为豪的历史系背景,斯伟江认为,这是浦的又一软肋。“他的基本功差一点。我们是大陆法系国家,没有4年正经的本科训练,还是累的。” 在斯看来,这些缺点不能掩盖浦的光辉形象,这个时代配不上专业、精细的律师,案子多是事实、常识之辩,浦的法律知识,在法庭上是够用的。 浦志强也曾自谦地称,自己之所以有些名气,是因为法治环境并不鼓励优秀律师来代理维权案件。 斯伟江认为,浦当然是个勇敢的人,他只是在法律范围内代理案件,从不参与社会运动,这也是其法律专业主义的表现,“重庆的劳教案,他一直在坚持。我们认为抓典型就够了,他是有一个做一个。” 偶然,浦志强也能看到自己的奋斗成果。今年7月,他离开四川武胜,坐大巴去成都,大巴司机居然看过他客串的那部纪录片,给他行了好大方便,让他坐在最前排,车上放啥电影任他选。 浦志强的儿子今年18岁,不久前,浦刚把儿子送去留学。在出国前,浦志强陪儿子看了《窃听风暴》中文配音版和《辛德勒的名单》。他说平常儿子不乐意搭理他,但不认为这个爹给他跌份。 9月23日,浦志强起程去巴黎。出差前一天,他去养老院给老母亲交了托老费,送无糖月饼。 他告诉老母,八月十五,要过节了。她想不起来浦是谁,也不记得儿子名字。 从养老院回来后,糖尿病患者浦志强去医院排队拿药,然后手拿肉饼回办公室接受记者的采访。这是他的晚饭。当晚,结束采访后,他给记者发来了一个短信:“咱俩学历史,历史白学了吗?” 浦志强曾代理的案件 余秋雨诉肖夏林名誉权案 2000 年,肖夏林发表的《文化中的文化》一文中,指余秋雨在担任深圳市文化顾问期间,对深圳文化进行了不当吹捧。两年后,余秋雨起诉肖夏林侵犯其名誉权。肖夏林代理律师浦志强提出了名人也即“公共人物”起诉媒体或个人侵犯名誉权,需要以行为构成实际恶意为前提这样一些原则,使局面发生关键性扭转,并获胜诉。 河南沁阳八村民诽谤案 2008年8月11日,因散发检举村支书的材料,郑可元等8人被沁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犯诽谤罪。浦志强等律师介入,随后不久,沁阳市人民检察院以事实、证据发生变化为由申请撤诉。 “方竹笋”劳教案 2011年,重庆市民方洪在腾讯微博中以网名“方竹笋”发网帖,被处以一年劳教。方洪今年5月起诉重庆市劳教委,浦志强、斯伟江为其代理人,请求法院撤销对其的劳教决定。今年6月29日,法院当庭宣判此劳教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 > 完整内容、精美版式、便捷获取。立即下载 南都周刊iPad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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