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治国

辛亥革命开满历史之花，不同价值偏好的人各取其所喜爱的花并各表一枝。人们把自己的价值之衣给辛亥革命穿上，让人们看到不一样的历史小姑娘，不一样的辛亥革命。喜欢革命的人就欢迎所有的革命，因为只有革命才能毕其功于一役，砸烂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辛亥革命是同共两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基本来源，国民党无论在大陆和在台湾执政，都强调辛亥革命的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在大陆执政之后，也讴歌辛亥革命，只是讴歌的价值取向不同。不喜欢革命的人就告别革命，以告别辛亥革命为契机告别毛泽东的农民革命，进而告别俄国革命，一直告别到法国大革命。告别革命类似于多米诺骨牌，一个告别，导致向所有革命的造别。有人逆正统革命主旋律之流而上，呈现给人们焕然一新的具有多种可能性的辛亥革命场景，实质也是告别革命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张鸣对革命党人的极尽调侃之能事：“革命党人就是浮在中国社会一些毛上的人，一群没有实力、意见各异的愤青，所以很快就被袁世凯给扑灭掉了。比较靠谱的，是立宪派。他们有很深厚的根基，有经济实力和社会基础。如果他们倒向清政府，那么革命党就没有机会;如果他们倒向革命党，那清朝就没有机会了;如果他们不支持的话，袁世凯就不行了。”革命党人成了愤青，把现代的名词注入辛亥革命，这就有了抽风或癫痫的韵味，不过，把辛亥革命称为摇晃的中国较为正式。 　　 　　　　有人喜欢辛亥革命的价值理想，不喜欢辛亥革命的暴力，在屏蔽暴力的同时让民主、共和、自由、平等等诸价值理念浮出水面。比如对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再比如对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者昌，逆者亡等孙中山式口号的强调，就是不要辛亥革命而要辛亥革命价值的具体体现。通俗一点说，革命是给婴儿洗澡的一盆水，洗完澡后，把革命的水倒掉，把婴儿留下。不过，这有很多问题待解，因为革命的洗澡水在没给婴儿洗澡之前是干净的，洗澡之后是脏的，那么脏就不在革命，而在婴儿。从功用上说，革命这盆洗澡水有功，只是在革命的过程中受了婴儿的污染，婴儿干净了，革命这盆水脏了，有了干净的婴儿就再也不需要革命这盆水了?没有革命这盆水哪有干净的婴儿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谁在给婴儿洗澡?显然给婴儿洗澡的人倒掉了革命这盆水，而给婴儿洗澡并倒掉革命这盆水的是出离那段历史又反观那段历史的所有人。 　　 　　　　如果说辛亥革命就是一盆水，那么自由就是辛亥革命的婴儿之一。孙中山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认识辛亥革命与自由婴儿关系的具体答案。孙中山自由的理解具有典型的、本能的、不自觉的和潜意识的中国集体主义特色和他本人的思维特色。他认为中国人的“一盘散沙”、“放荡不羁”就是自由。在中国历史上就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中国的历史上就不缺自由，而且自由太多。他甚至把小农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视之为自由，他把封建小农式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当作自由歌，认为中国自古以来“虽无自由之名，而确有自由之实。”中国的自由如同空气一样充足、充分，中国人对自由不感兴趣，中国人正是自由太多才导致“一盘散沙”，自由应用到个人就是“一盘散沙”。从前法国革命的口号，是用自由、平等、博爱。中国革命的口号，是用民族、民权、民生。其中民族和法国的自由一样，实行民族主义就是为国家争自由。欧洲当时是为个人争自由，中国对自由的用法便不同，自由这个名词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 如此推导的结果就是把散沙变成石头，使散沙失去自己的本来意义，使个人融入到民族、国家、团体、集体当中，失去个人的独立性。 　　 　　　　孙中山的自由观形成发展过程也是不断受到革命捆绑的过程。革命使他的个人自由在起点就做好了奔向集体自由的准备。他认为中国的革命思潮是发源于欧美，平等自由的学说也是由欧美传进来的。他要把西方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理想，通过革命而不是通过渐进的和平改革变成中国社会的现实。 　　 　　　　“自由”成了孙中山的“革命之学问”中的重要基石和重要依据。由于中国人自由太多，所以中国要革命，把自由与革命联系起来，并把自由视为革命的原因，这凸显了孙中山自由观的特色。尽管革命并不是孙中山的最终目标，革命只是实现自由目标的一个手段，在孙中山的自由观中，自由并没有为革命提供约束，革命可以独立于自由而存在，革命本身在自由之外获得了意义。从道德和伦理学上讲，它是道德目的论的一种表现方式，这种观点以道德行为的目的性意义和可能产生或已经产生的实质性价值作为道德评价标准的伦理理论。只要目的是正确的和高尚的，采取的手段就可以不受目的的制约，为了达到良好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是道德目的论的极端说法。革命与自由就是以道德目的论的方式融为一体，革命甚至成为自由的一部分。退一步说，革命没有使自由纯粹，反而使自由面目全非。与道德目的论相对，道德义务论更强调规范与形式，强调起点与过程，目的只是规范与形式的结果。为了达到目的，必须选择合适的手段，手段与目的相互制约、相互印证，使人们的行为在起点、过程、结果都符合道德规范，因此革命就不是自由的最好选择，甚至还是一个最差的选择。因为自由主义的基本要素就是生命、财产、尊严和幸福，生命是其它要素的前提，没有生命，其它的自由要素也就不存在。 　　 　　　　革命首先面临的就是牺牲生命，甚至通过牺牲一部分人的生命去最终获得自由。革命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就失去了自由。革命使集体主义自由观成为现实，其基本的外化的表达方式就是国家自由。国家自由是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结合。一方面，他强调国家自由需要民族主义，甚至国家自由就等于民族主义。另一方面，他强调民粹主义，国家以人民为主、民国以民为主人。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结合使国家自由成为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与国家自由同属于一个宗源，即集体主义，所以无论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还是国家自由，都必然侵犯个人自由，使个人成为集体、国家和民族的工具。实行民族主义就是为国家争自由，革命是集体主义的革命，所追求的自由也是集体主义的自由，从集体主义只能开出国家主义。他说中国的革命主义，就是能够把四万万人都用革命主义集合起来，成一个大团体。这一个大团体能够自由，中国国家当然是自由，中国民族才真能自由。孙中山的自由观来源并不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主流，而是来自卢梭意义上的这一支流自由观，虽然他不同意卢梭赋人权观，但他的精神气质与卢梭相同，都是整体的浪漫主义的自由观。卢梭集体主义自由观实践的著名版本就是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以自由、平等、博爱的名义失去了自由、平等、博爱，终点背离了起点。 　　 　　　　孙中山的国家主义自由观必然与他提出的宪政相矛盾，国家主义最终取代了宪政、党政取代了宪政。宪政的本意是限制权力和保护权利。宪政化的主要标志是宪法权威高于任何政治权力，这是自从清末宪政化以来中国宪政化的方向成果。即使在袁世凯和袁世凯之后的军权政治时代，宪法的这一特征在形式上也保留着。但是，孙中山强调以党治国之后，在党权政治时代，使宪法的这一特性在以党治国及其宪政发展三阶段理论中被抹去了。以宪法的最高权威在党权时代的公开丧失来看待党权时代的宪政化历程，这一时期宪政化的基本结论是宪政化的倒退和退化。而导致这种倒退和退化的关键因素是孙中山思想深处因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而导致的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自由理论。宪政在保护权利方面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他认可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别一方面却通过国家自由否定个人自由。他在认可言论自由的同时又主张以党治国，以党治国就是以党的主义即三民主义治国，党的主义取代了个人的言论自由，至此，革命导致思想上的专制在孙中山那里已经充分表达出来。 　　 　　　　总之，辛亥革命制约着自由，宰制着自由，捆绑着自由，从而使自由脱离了本来的意义，走向了自由的革命强制和专制。这是辛亥革命的逻辑，也是辛亥革命的宿命。今天人们纪念辛亥革命，就是要吸取历史的教训，斩断其逻辑，跳出其宿命。 　　 　　　　参考书：《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18071

　　中国共产党是通过夺取革命胜利，在专制主义废墟上建立起新中国的。这就赋予中共执政多重历史使命，其中之一是领导建设现代国家制度，用社会主义的宪政民主支撑并保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过，努力建设现代宪政民主的国家制度，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建立民主政治的任务尚未完成 　　革命能够推翻旧政权却驱不散专制政治的阴魂，革命可以打碎世界却难以建设现代民主新国家。 　　20世纪的中国百年历史，从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文化大革命”，均以“民主”为口号。《共产党宣言》也提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把实现人民民主写在自己的奋斗纲领中，并且在抗日根据地有了初步的民主实践，执政以后为人民民主做了艰难的探索。如《新华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了大量主张宪政民主的社论时评，高度肯定和赞扬美国的民主政治模式，并在抗日根据地实行普选、“三三制”等宪政民主举措。毛泽东在论及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民主时指出：“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人将革命的胜利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宣告为人民民主的实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但是，执政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同样“以革命的名义”来解决一切难题。包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党内外的思想分歧，克服少数党员干部脱离群众、官僚特权的现象、所谓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等。盛极一时的所谓“大民主”与“群众专政”，实质就是中国式的“多数人的暴政”。革命走向了民主的反面。 　　可以说，由于客观上中国社会历史和现实因素的交织影响，也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制度建设的认识局限以及受前苏联共产党执政体制的影响，建设现代民主政治范畴的国家，这一历史任务至今尚没有完成。 　　(一)宪政民主缺少必需的社会土壤。 　　尽管各国走向宪政民主的历史进程与路径选择都因国情的不同而不同，但是，都需要起码的经济基础——一定程度的现代市场经济。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社会利益的多元分化，就没有尊重权利、保障权利的客观要求，就没有公民社会的生长，也就没有实行宪政民主所必需的制衡权力的力量。当现代国家制度建设与经济基础发生断裂时，民主政治就只能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一种宣传。 　　正因为缺乏市场经济这个培育民主政治的丰沃土壤，所以尽管宪法阐明人民当家做主，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一方面，人民民主的政治权利难以充分落实和体现到社会成员个体身上;另一方面，多元的“人民共和”政治理念被一元的“多数民主”所僭越，并且“多数民主”因宪政不完善而被执政党的“代表”作用所消解，甚至有些领导人因政治意图的改变而轻易取消公民民主权利。更进一步，“多数民主”还极易以革命的名义变成“多数暴政”。 　　(二)对建设现代国家制度的艰巨性缺乏认识。 　　执政党推动社会的政治发展总是受到特定条件所制约，即与执政党所处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一国的政治传统、国家政治体系的结构等多种因素有关。 　　中国共产党高度强调阶级统治意义上的人民民主，但却对具体的民主制度建设重视不够。邓小平曾经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因而，尽管执政后搭起了人民民主的基本制度框架，但既缺乏合理分权限权的宪政安排，也未能致力于操作层面上的程序性制度建设。这不仅使民主形式化口号化，还造成新的过度集权、个人崇拜和制度化的等级特权，使专制政治传统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 　　(三)深受苏联共产党执政体制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研究不同国家制度时，将君主制与民主制做了根本区分，但是未能明确勾画“人民的国家制度”的具体模式，只是提出了几条重要原则。“十月革命”后，列宁对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做了一些开创性探索，第一次把理论上抽象的“人民的国家制度”具体化为现实的政治运作。 　　但是，这种探索既短暂，也有限。后来，斯大林在长期执政期间，一方面把列宁的某些临时性做法固定化绝对化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另一方面又把苏共的执政变成了一人专制。 　　比如，布尔什维克1903年党纲曾经明确主张实行全民自由选举的立宪会议。“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希望用苏维埃代表大会来取代立宪会议选举。但当时俄国国内各党派力量的实际对比，使得布尔什维克无法取消立宪会议选举，并且在后来的选举中也未能取得多数席位。在工人和士兵武装力量的支持下，布尔什维克党否决立宪会议选举的结果，并解散了立宪会议。而后，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布尔什维克与其他政党的矛盾分歧变得愈加尖锐，最终导致多党合作彻底破裂，布尔什维克建立了一党制。 　　由此，将坚持党的领导原则与“一党执政”方式画等号，建立起权力垄断、以党治国的执政体制。这是特定条件下的激烈做法，并非等同于坚持党的领导原则本身。后来，斯大林把这些做法固定化，并宣传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体现，这就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 　　由于长期忽视宪政民主建设，依赖于政绩和领袖魅力巩固执政合法性，这就使得执政基础有着难以克服的政治脆弱性。随着社会急剧变化与矛盾冲突的积累，执政党对此的忧虑也愈加深重，这又反过来迫使执政党强化个人权威，强化政治控制力度，进一步加剧了人治弊端、削弱宪法和法治权威。 　　邓小平对制度问题所引起的严重后果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可以说，建设现代政治共同体，以宪政民主制度支撑和保障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使命的历史维度，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无可推卸的历史重任。 　　建设现代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内容 　　“建设现代政治共同体”实际是振兴中华民族与建设民主政治，这两个历史主题在同一时空条件下的叠合交构，两者互为条件相辅相成，内涵十分丰富。 　　(一)深化要素市场改革。 　　现代政治共同体的必需基础是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一般说来，市场经济的生长发育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产品市场，二是要素市场。继产品市场化改革带来商品极大丰富之后，中国亟需深化资本、土地、人才、技术等要素的市场化改革。而要素市场化改革并非是经济领域本身所能解决的问题，更多地需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打破以行政权力为后盾的市场垄断和行业垄断，同时加强制度法规建设，以法治来保障社会的经济自由权利、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生长与良好运行。 　　(二)构建一体化社会价值。 　　社会价值的一体化，既是现代政治共同体的内在凝聚力量，又是执政党提升执政合法性程度的社会心理基础。 　　亨廷顿曾指出，“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其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应当在‘横向’上能将社会群体加以融合，在‘纵向’上能把社会和经济阶级加以同化。”由此，如何在社会的快速变化中进一步合理分配价值，将利益差距控制在社会成员可以接受的限度内，在新的层面上达到社会价值的一体化，这对提升全社会成员对现代政治共同体的认同度影响极大。 　　执政党需要坚持“以社会为本”“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和价值指向，以制度保障政策制定正确利益导向及贯彻实施，实现执政党意识形态中所提出的价值体系、价值承诺与实际的社会价值分配相吻合，从而达到社会价值的一体化，提高社会成员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度。 　　(三)扩大政治体制包容性。 　　建设现代政治共同体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有效整合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发生着从过去的一元结构(国家与社会高度合一)、到二元结构(国家与市场)、到三元结构(国家、市场、社会)的快速变化。 　　亨廷顿还曾说，“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制度还必须具有将现代化造就的社会势力吸收进该体制中来的能力”，“实际上，吸收新的团体进入政治体制，意味着该政治体制权力的扩大。”因此，执政党要打破传统政治体制的封闭性，一方面，依据宪政原则打破权力垄断，实行权力向社会的分散，使国家权力、市场权力、社会权力各有相应的边界，增强社会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能力;另一方面，扩大国家政治体系的开放性，健全执政党和国家与社会各阶层、各社会组织沟通、协商、交换意见的民主机制，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进入政治领域，最大限度地将新涌现的社会各界精英吸纳到体制中来。由此，执政党才能更多地赢得社会的支持，有效地主导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发展进程。 　　(四)整合社会思想文化，牢固确立主流意识形态。 　　建设现代政治共同体不可缺少凝聚社会的“思想水泥”——主流意识形态。然而，现代化是一个整体性历史变迁过程，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领域都在进行深刻的调整和新的构建，社会思想状况多元多样极为复杂，建设主流意识形态的任务极为艰巨。 　　首先，公众对权威认同的心理基础正在改变。公众民主意识的增强，使得以往个人魅力型权威认同的社会心理基础难以为继，亟需推进新的权威认同社会心理构造。 　　其次，社会公众不再盲目追随执政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观点，而是以自己的切身经验和现实感受来独立思考。 　　再次，转型过程中社会道德价值观念出现复杂变化，一方面，原有的道德观念难以规范约束人的行为，另一方面，为未来文明进步所需要的新道德观在全社会还未能牢固确立并获得广泛接受。 　　还有，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扩展了人们对社会政治的认知范围;海量信息的瞬时传播能力、极大的社会动员能量和信息放大效应，更增加了社会在重大问题上达成思想共识的难度。 　　这些都迫切需要执政党坚持解放思想，及时以理论创新呼应社会变革，充满时代精神，增强思想感召力;坚持尊重保护社会各种思想权利，在容纳各种有益的思想观念的同时引导社会思考，使主流意识形态增强思想融合力;坚持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带头遵守宪法、弘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为现代政治共同体奠定坚实的政治思想基础。 　　(五)塑造现代政府并有效遏制权力腐败。 　　现代政治国家的基本形式是宪政民主，其真实内容是人民权利的切实实现和保障。这需要一整套合理建构的国家宪政体制、规范权力活动的法治机制。 　　改革实践表明，将具有巨大传统惯性的计划管制型政府塑造为现代政府相当困难。一方面，在对市场经济实施必要调控和监管中，政府权力不断膨胀，有的地方以公共管理为名强征土地、野蛮拆迁、滥收费税，直接与民争利;另一方面，由新旧体制双轨并行而出现权力监管真空，使得一些人利用行政职权设租寻租，权力腐败现象高发多发，政府运转效能降低，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公信力遭到社会严重质疑。 　　建设现代政治共同体需要进一步推进政府体制机制改革，使政府活动充分体现权力的人民性、职能的公共性，并以制度规范权力、程序规范过程，使之成为有限权力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透明政府、法治政府。 　　执政思维由社会革命转向民主政治建设 　　建设现代政治共同体，需要执政党思维发生深刻的转变，由社会革命向建设民主政治转换。 　　(—)走出暴力革命的思维窠臼。 　　革命的思维与民主的思维有重大差别，建设现代政治共同体需要执政党自觉地进行执政思维的深刻转换，走出暴力革命的思维窠臼，为建设现代国家制度奠定充分的思想条件。在社会冲突中，革命是“零和博弈”，常常以你死我活或同归于尽而告终。民主则是“正和博弈”，以不损害双方最低限度的共同利益为底线、以各方都能接受为结果。革命强调“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拒绝妥协折中，坚持排斥对立，民主则提倡“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包容协商让步，坚持双赢互惠;革命不承认政治敌手的人权，甚至把从肉体上消灭对手作为革命的要求，民主则承认政治对手与自己同样应有人权保障，在法治基础上运用权利争取各自利益;革命寄希望于彻底颠覆社会秩序来实现社会公平，革命就是造反，就要摧毁一切法制，民主则强调在法治规范下健全社会秩序，提升社会公平，等等。 　　完成执政党政治思维的深刻转换，创造平和认识与处理问题的宽松环境，有序地引导公众参与政治、对话协商、妥协合作，以深化改革实现弹性稳定。 　　(二)树立现代民主政治的权力观。 　　现在，党内腐败的快速蔓延严重地损耗着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和政府公信力。党内的一些领导也看到了这些现象，并经常以“政权兴衰周期律”来告诫党员干部。其实，“政权兴衰周期律”是农业文明社会政权的规律，用这点来告诫党员干部，正反映了传统政治文化对执政党的深厚影响。 　　首先，“政权兴衰周期律”这一命题本身隐含“权力为掌控者所有”，而非权力为社会民众所有，与“主权在民”理念相悖。“主权在民”意味着，由民众行使民主权利选举、监督政府，使权力不敢恣意妄为、社会运转正常有序。因此，现代民主政治中政府更迭、执政力量改变并不等同于传统的“政权兴衰”，也就无所谓“政权兴衰周期律”。 　　其次，传统农业社会中每一轮的“政权兴衰”都因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乃至崩溃造成生灵涂炭，使社会民众蒙受极大的灾难。而现代民主政治下，社会大众的“安居乐业”不随政府人员、执政力量进退而改变，而由宪政制度保障。 　　再次，执政党党员干部如何运用手里的权力?胡锦涛总书记反复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2010年，习近平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明确提出“权为民所赋”这一前提，就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权力观建立在现代民主政治的意义上。 　　所以，现代政治国家的逻辑起点是“主权在民”，最为基本的是两点：真正的普选和分权制衡。没有普选的分权是假分权，不可能有真制衡;没有分权的选举只是权力中心的转移，谁有权谁就可能用权抢利益。 　　分权包含三个层面：一是执政党与国家分权，二是国家与社会分权，三是中央与地方分权。真正的普选是两个方面：一是党内竞争性选举，二是国家民主普选。正因为长期没有实行真正的普选与分权制衡，一些领导干部发生了变异，他们嘴里讲权力是人民给的，其行为却显示其内心的真实想法是“权力是我的”。 　　因此，以民主政治理念建设现代政治共同体，就要着力于宪政改革，在这一过程中寻找执政党新的政治发展空间，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建立在现代民主政治的法理型权威基础之上，而且获得更多的政治回旋余地，也必将极大地增强执政党的领导主动权。 　　(三)高度尊重与保障人权。 　　把“人当作人”，是建设现代政治共同体必须确立的前提性思维。中国传统文化以“整体主义”为核心理念，个人只是作为实现整体目标的工具和手段，人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在中国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民族利益、阶级利益与个人利益具有特定的完全统一性，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传统文化将人作为手段的意识。而在建设时期，把“人”作为政治符号、统计数字、手段工具，就会出现有的地方政府为着政绩工程乃至个人私欲造成的血腥事件。 　　宪政民主的根本目的，是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必须的政治制度条件。执政党领导建设现代政治共同体，必须确立尊重人、保障人的基本权利的意识，并通过制度改革使宪政民主成为现代政治生活方式。 　　(四)走出把民主意识形态化的思维局限。 　　所谓“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等词汇，是对18世纪到20世纪中叶左右社会阶级结构与社会状态中民主政治实践的反映和指称。随着生产力进步而带来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深刻变化以及民主政治的不断扩展，如果仍然在你死我活的阶级对抗和绝对对立的政治排斥意义上去理解和把握民主问题，已经显示出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了。 　　正如人类经济生活领域存在着规律一样，人类政治生活领域同样也有规律可循。坚持以科学态度、科学精神对待民主理论与实践，就要承认民主政治的规律带有普遍性。由规律的客观性与普遍性所决定，民主政治中有些东西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只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与不同国家，其面对的具体问题和其表现各有特点。 　　我们在承认和尊重规律的前提下去吸收和研究别国民主实践中的经验教训，理性认识和把握当前中国社会面对的矛盾与冲突，相信我们能够探索出在中国的国情条件下和平推进宪政民主的进路。 　　总之，建设现代政治共同体需要中国共产党执政思维的深刻转换，走出暴力革命形成的思维窠臼，克服传统政治的文化影响，大胆进行意识形态的更新与创造，充分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 ■ 　　蔡霞为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

金观涛 刘青峰：寻找历史之路 ——《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导言 进入专题 ： 中国社会 超稳定结构 历史感    ● 金观涛   刘青峰       只要从睡梦中醒来，     黑夜本身是不足畏惧的。          《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是我们研究中国社会宏观结构的第二本著作，它是《兴盛与危机》的续篇。在这本书中，我们试图以一种新观点来诠释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提出超稳定系统在对外开放条件下的行为模式。在论述正文之前，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如何写这本书，也许是有意义的。          1.大时代的历史感          青年时读汤因比（Arnold J.Toynbee）的书，最难忘的是他写《历史研究》的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汤因比乘东方快车自伊斯坦堡一路西行，巴尔干半岛上古远缥缈的高山平野，使他想起昔日文明的光荣与血腥，一种奇异而壮丽的历史感在心中涌起。他感到“一战”的欧洲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代的类似。他把自己的构思写在一页纸上，从此一生就为实现青年时代打下的提纲而奋斗。当时说什么也想不到，类似的故事居然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青年时代的探索，由自然科学涉足于人文历史领域，我们为自己的历史研究也付出了代价，但我们一直没有放弃探索，对近现代史进行思考，所有这一切也都起源于青年时代的历史感。     所谓历史感，是指人突然对自己生活的时代有所领悟，把人类今天碰到的种种问题和数千年来我们祖先生活的社会联系起来，从而产生一种企图超越某一个特定时代、某一种特定文化社会规范来考察历史的意识。它往往出现在社会或思潮发生重大转向的历史关头。我们对中国历史的思考最早开始于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这种企图重新审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走过道路的历史意识萌发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并不是偶然的。     今天，几乎没有人会否认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现象之一是全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兴起和终结。只要追溯1989年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解体的历史因果链，就会发现中国的十年改革也是这一制度内部出现巨大自我断裂张力的重要根源。而中国1979年后的改革开放正好是“文革”摧毁了乌托邦的后果。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实践的转折点。在这种转折关头所激发出的思考无疑有着特殊意义，何况这么多年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海外人文历史学家很难具备的特殊视角。     60年代中期，社会批判意识有两个基本角度：一方面来自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胜负难分的拉锯战，它们各自用自己的价值体系来批判对方，形成五花八门的理论；另一方面是青年人的普遍反叛，新一代以自己特有的敏感和热忱向权威提出挑战，对一切现存制度的合理性进行再思考。而我们恰逢这两股潮流的奇特交汇点，既感受并经历过红卫兵运动的狂热，又为席卷整个西方的愤怒青年之反抗而激动。但是和西方青年不同，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下长大的，了解这一政治文化巨灵内部的五脏六腑。当文化革命中乌托邦幻灭，那些被掩盖着的社会问题向敏感青年显现时，我们突然被一种重大的历史意识所震撼，这就是发现了统治的意识形态与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某种传承。     也许，很多老一辈的人早已察觉到这一点，1949年共产党进城，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将其当作一个新王朝看待。我们和老一辈不同，深知社会主义本是批判资本主义、企图超越资本主义的产物。无论是封建专制，还是产生这种专制的文化、经济土壤，都是共产党人力图摧毁的东西。但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反传统却造就了一个做梦都没有想到的后果———就在他们以为彻底砸烂旧社会并在它上面建立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之时，却无法摆脱封建社会的影响下的封建专制。     固然，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据此认为马克思主义从未真正实行，现有的社会主义是假的，而自由主义也可以因此宣布马克思主义的虚妄。但我们认为，这一过程本身的意义远超出这两种价值判断之外。它恰好表明在中国一百多年社会改造的历程中，制约着中国社会变迁的深层结构没有被真正意识到，结果是历史好像在跟人开玩笑：本来想走进这一个房间，却发现走进另一个房间。从世界范围看来，社会主义实践无疑是人类第一次有意识地干预社会演化，它的奇特后果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看都是全新的。当时，我们刚二十岁出头，历史感的涌现改变了往后的人生道路。我们放弃了自然科学的研究，决心转向社会科学。我们隐隐感到，这个问题的探索也许要用一生的努力才能实现，它是向一个未知的庞大怪兽作战。当时中国是最封闭的，几乎看不到国外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我们是从自然科学中吸取方法的。这就是把控制论、系统论引进历史研究。     我们发现，从秦汉帝国建立一直到今天，中国社会深层组织方式一直没有改变，这就是社会的整合建立在人们对某种统一意识形态的认同之上，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一体化。正是这种组织方式造成社会主义和封建专制的类似性。当时我们把这种思考写成一份六七万字由三部分组成的提纲。第一部分是中国传统社会组织方式研究，它包括在研究方法上批判经济决定论，引进系统演化方法来建立社会变迁模型。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组织方式是儒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政治组织的一体化，就造成社会演化呈现出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类型。在这种社会结构中，新结构难以在旧组织中成长壮大，旧社会结构瓦解后又会再次修复，社会演化呈一种奇特的动态停滞，我们称其为超稳定系统。这种组织方式造就了中国古代盛大辉煌持久的文明，但社会进步积累又为周期性大动乱所中断。当西方进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中国也就从先进转化为落后。超稳定系统假说解释了中国封建社会在相对与世隔绝条件下长期延续的原因。     第二部分内容是研究超稳定系统受到西方文明冲击后的行为，它应该包括用超稳定系统理论对1840年至今天的中国近现代史重新进行诠释。当时，我们虽然明确地意识到，1949年中国建立的社会是毛泽东思想和社会组织的一体化，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关系上与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同构，但我们当时的学识不可能了解，传统一体化解体后，中国为何还是会最终建立这样一种结构。不过我们却十分强烈地感受到，正因为在今天的社会结构中意识形态和政治一体化的组织方式未曾改变，当中国共产党人用这种组织方式来实现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理想时，却仍然在封建专制主义中运行传统。     当时，我们还用这种社会组织方式来探讨文化革命的原因和它带来的后果，它是研究提纲的第三部分。三部分中第一部分最为详细，它后来成为《兴盛与危机》一书内容的基本思想。70年代中期，我们在河南郑州大学任教，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广泛收集材料，与来访的朋友讨论，为今后实现这一提纲做准备。          2.逃避近现代史          人在青年时代所抱的理想，如同一个向四面八方涌射之源泉，任何一个方向之水源都可能会转化为汹涌的激流。但是当你选择了某一个方向，也许一辈子就跟着这一方向的激流走。如果不是有巨大的意外事变，往往再也不可能回到原有起点，去展开青年时代梦想的另一部分。我们的研究提纲也是如此。1979至1989这十年，中国大陆推行改革开放，出现了1949年后从未有过的思想文化发展的好气候。我们研究提纲的第一部分获得了充分展开。1980年，我们发表了论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论文，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1981年，我们进一步把论文扩充成专著，《兴盛与危机》一书于1984年在湖南出版。1987年，我们结束一年美国访问归来，开始对《兴盛与危机》作全面修订。我们吸收了近十年学术界的研究成果，验证和细化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假说，以对海内外各种批评作出回答。（《兴盛与危机》的修订本，拖至1992年才改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进一步锤炼方法论之剑，把来自控制论、系统论、突变理论中的内容和社会科学历史结合，转化为我们自己在运用中不断成熟的新分析工具。     1979年到1989年这十年的生活紧张而忙碌。我们出了一本又一本的书，与朋友们一起开创了《走向未来》丛书等民间文化事业。光阴飞逝，正如诗人所说“活得匆忙，来不及感受”。中年人的忙碌和沉醉于忙碌带来的成功感，实际上和吸大麻差不多，用占满每天时间来逃避人生的空虚，使他忘却那个青年时代立志一生去追求的理想。正如孙行者画地为牢不让唐僧离开以免受外界伤害一样，当时我们所有探索都有一个不曾逾越的限制，这就是闭口不谈近现代社会变迁。事实上，无论是我们在哲学方法论上的创新，还是历史文化探索，都只是青年时代拟下提纲第一部分之细化。而青年时代历史感的主体，却是对中国现代社会和传统的类似性的体悟，近现代史应比传统社会分析更为重要。可以说，我们是为了解决近现代社会变迁之谜才去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攻其坚必先利其器，我们却整整十年沉醉在磨剑之中，好像造剑本身就是目的。实际上，这是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逃避。     这种逃避来自中年人特有的以成熟和坚强为掩饰的懦弱。青年人在追求真理时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中年人却由于深知前人之专业研究，了解这潭水有多深，就固守“不知深浅，切勿涉水”的信条。我们知道，无论从材料上，还是问题的复杂性上，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的研究都远比传统社会更难，这是一个更为庞大的领域。任何一个仅仅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学家是不可以凭主观想象和直观外推来理解近现代的。我们在已开辟的领域中比较容易取得成果，但转到近现代史，就可能被史料淹没而一无所获。而且，我们提出超稳定假说已几次被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中国近现代史涉及的问题在政治上远比古代史敏感，即使写出书来，也难以出版。     青年时代的历史感犹如初恋时对爱情的向往，它虽被中年繁忙的应酬和社会责任而造成的心灵麻木所压抑，但有时仍会如大鹏般突然振翅欲飞，在被专业和理性禁锢的铁笼中，带来阵阵不安和骚动。直到某一个重大转折的来临，往日努力的成果和瓶瓶罐罐被意外事变打碎，在十几年耕耘中自己筑下的所有藩篱均被重大历史事变拆除，青年时代的目标才会再次在生命和真理的追求中凸显出来。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这就是1989年4月以来我们长居香港之后，像青年时代那样听从历史感的召唤，再次进入新的探索领域。          3.孤独者的回应          1989年4月初我们应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邀请，作五个月的学术访问。正在这段时间，中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在香港留了下来。当代学者常用“内在流亡”来比喻现代人内心的孤寂。在现代，人与人之间心灵的距离虽已被喻为如一个星球和另一个星球那么遥远。流亡是把一个人彻底和他原有的社会角色相孤立的过程。中年人惨淡经营十几年的文化事业毁于一旦，多年共事的朋友群消失了，他甚至不能照顾年迈的父母，不能再对儿女负起应有的教育责任。在原有的社会角色粉碎之后，一种类似于麻痹症般的无力感开始不断扩展。本来，我们正努力推动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是文化思潮的理性反思者，而在此之后，激烈的简单化情绪代替了理性，批判意识被用道德为旗号的指责败坏，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一度退回到冷战时期。作家失去了读者，理论家失去了预设的论辩和说服对象。新文化的创造再次被政治干预和社会关切的变化所中断。流亡者的镜中形象不再是一个社会历史和文化积累中的自我，而是赤裸裸孤立的灵魂和躯壳，原来生活的社会赋予人身上的种种意义不再存在。萨特（Jean Paul Sartre）说，我写作故我存在。加缪（Albert Camus）说，我反叛，故我存在。对于我们这一代人，中华民族历史的苦难犹如苍天一样笼罩着我们的青春、生命和思想，从青年时代起，就意识到我们是为着中华民族未来的命运而存在的。但是现在我们还能为祖国做什么呢？     香港中文大学位于八仙岭之南，往北只要翻过两重山峰就是中国大陆。我们常常站在阳台上，面对北方群山，看着太阳徐徐下山，身后华灯亮起，一个灯火辉煌的现代化都市和黑压压的北方构成明显对照。我们在孤独中痛苦地沉思，思考常被九广铁路上轰响疾驶而过的火车中断。是的，对于孤独的思考者、立志把祖国的未来当作自己命运的中国人，我们既无政治权力，又无经济实力，除了已被社会冷漠的文化学术研究外，我们什么也不会做，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又能做什么呢？     中国也许真的又到了一切理论研究、任何文化创造都是多余的时代，社会正在黑暗中酝酿着改变它的各种新动力。然而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乏各式各样推动力。问题的关键在于，大多数新的动力出现时，它们往往是盲目的。我们的祖父辈不正是被它们推着走的吗？到了我们的父辈，力的方向改变了，他们又被改变了的力推着走。80年代，我们对父辈创造的精神果实和社会体制进行反省之时，却发现自己站到了类似于我们祖父辈的立场。一代又一代人成了历史重复和轮回的工具。在巨大的历史悲剧面前，愤怒开始平息，偏激之情也随着时光流逝变得淡漠，热情却依然留在我们心中。一种把中国今天悲剧般命运和历史遭遇联系起来的思考日益强烈，我们心中再一次涌现出历史意识。正如历史不能对11亿人无动于衷一样，理论家也不能对自己民族在150年中付出的代价无动于衷。尊重历史最好的办法是去大无畏研究她。我们再一次翻开青年时代的提纲，阅读20年前的文字，在种种不成熟的观点和错误的史料背后，居然发现那些曾经激动过我们但后来却认定是幼稚的东西仍然正确，心灵再次被青年时代的历史感所震撼。     我们为十几年来下意识逃避近现代史研究感到羞愧，决心着手写《兴盛与危机》的续篇，探索自1840年超稳定系统对外开放后的社会结构的演变。思想家有自己的战场，那就是去战胜（认识）那些人们创造出来但又难以驯服的观念。在社会巨变中，有多少观念如过眼烟云被人遗忘，又有多少观念被历史积淀形变，上百年来它们吸收着民族血汗和精华，成长为庞然大物，使每一个后继者都生活在它的阴影之中，视它们为理所当然。理论家与错误的历史观、不公正的偏见，以及控制着人们的意识形态之战犹如解除魔咒，为了让理性之光照亮观念的群山，就应使它们恢复人创造历史时的本来面目。这种战斗在本性上是孤独的，有无读者和观众多寡对战斗者没有影响。在80年代文化热时期，理论探讨如罗马角斗士进入斗兽场，在社会众目睽睽之下进行，新观念一提出就立即得到观众响应，即使思想苦斗毫无结果，参与者仍能从过程本身得到满足而毫无怨言。但是在绝大多数场合，思想探索不是一项可以忘情于人群的公共活动，思想家必须习惯于孤独的战斗，这是他唯一能对社会挑战所做出的响应。          4.涌现“历史记忆”          当我们沉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时，才开始理解为何这一领域的突破如此困难。我们碰到的第一个障碍是：中国150年来的社会变迁被人为地割裂成互不相关的几段。青年时代，读毛泽东词《念奴娇？昆仑》，最不解的是诗人因环球大同理想，用倚天宝剑把莽莽昆仑山砍成三截，一段遗欧，一段赠美，第三段留中国，以达到世界“同此凉热”的目的。整体的中国近现代史很像诗中昆仑山的命运，在当代人心中隔裂为三个难以相通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晚清（从1840年到1911年），其主线为中国传统社会受到西方冲击，大一统封建王朝步步解体。第二段是自辛亥革命后至20年代这十几年，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的主线是文化观念大变革，爆发了全盘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中国产生了马列主义和三民主义两个新意识形态。第三段是1927年以后，中国社会再次整合，国共两党的斗争成为现代史的主线。这三阶段因历史主线不同，研究清末历史的专家不一定熟悉在年代上只差几年的新文化运动；研究新文化运动的学者则可能不了解国共两党的历史。这种断裂带来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中国人对近现代历史记忆的短暂。每隔十年，恍若隔世，正如代沟一样，青年人往往对上一代的心态和经验毫无所知。可怕的是近现代史专家也陷入了类似境地，他们只研究某一段的历史，仅在自己熟悉的领域中提出问题，总结历史经验，从而使历史反省受到无形的限制。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派的心理医生常常用催眠和解梦来驱除笼罩着病人心灵之观念压迫，使人从过去的梦魇中得到解放。历史学家恢复历史记忆除了要突破专业藩篱、尽可能从自己熟悉的那种对过去之解释中摆脱出来以外，还必须把自己放到历史变迁中去，用自己的心来感受发生过的重大历史事件。在阅读近现代史的史料体验中，我们发现，表面上发展主线完全不同的近现代史三个阶段存在着结构性的关联，这就是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的关系。晚清史的主线可以归为在西方冲击下士大夫对儒家意识形态认同出现危机和大一统王朝解体；新文化运动则是中国知识分子抛弃儒家意识形态寻找新意识形态之运动；而五四以后的历史主线是两种新意识形态相互竞争、称霸并重新整合社会之过程。     它符合我们在《兴盛与危机》中已阐明的超稳定系统的基本组织方式，即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一体化的假说。我们认为，当传统的一体化结构不能抵抗西方冲击时，就会出现传统意识形态的危机，以及相应一体化组织之解体，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一体化这种组织方式没有改变，危机的后果只会是意识形态更替，即用更换意识形态以产生更具社会动员力的一体化组织来适应西方冲击。也就是说，只要把超稳定系统的基本结构放到对外开放条件下去考察，其典型的行为模式已不是王朝周期性的崩溃与修复，而表现为“传统一体化结构解体———意识形态更替———新一体化结构建立”的三部曲。在与世隔绝条件下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和对外开放条件下更换意识形态，并出现与传统同构的新一体化结构，都是超稳定系统基本组织方式的表现。          5.新意识形态的迷思          一种基于灵感的构思，不管它多么诱人，多么具有表面的说服力，但和社会科学理论仍有十万八千里距离。走完这一路程不仅仅是收集事实材料的艰苦铺路，还必须克服思想逻辑方面的困难。我们用来把握近现代社会变迁的新历史观是超稳定系统在对外开放条件下社会结构的转化，它由“传统一体化解体———意识形态更替———新一体化结构建立”这三个环节组成，虽然它在宏观上与近现代史主线相符，但是在这三个阶段内在的逻辑关联被阐明并得到历史材料支持之前，它仍不能算作科学假说。     人们很容易理解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意识形态因不能应付西方冲击而解体，但是为什么会导致弃旧图新意识形态更替运动呢？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在反传统之际认同马列主义和三民主义？三部曲中第一阶段和第二、第三阶段有什么联系？这是整个模式的基本困难。以往的历史研究，大多局限于对1915～1924年这十年新文化运动思潮本身的分析，来阐明反传统知识分子信仰马列主义的理由，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诉诸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心理，即认为由于共产主义是源于西方又反对西方的意识形态，因此对于被西方侵略又不得不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具有特殊魔力。这种对中国人亲和新意识形态的解释是简明而有说服力的。     这种解释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仅仅从文化心理层面来分析意识形态更替，而忽略了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的互动，新文化运动中新意识形态的出现就和19世纪末开始的社会巨变割裂开来。而且由于马列主义明显是一种外来意识形态，这种史观由于看不到中国社会亲和于外来意识形态巨大的内在结构性动力，其不可避免的结论是把中国现代社会看作传统的断裂。这就使中国现代社会变迁的一些重大特征，都显得怪异而不好理解。如30年代三民主义向儒家传统的复归，马列主义的儒家化———毛泽东思想的出现，以及1949年大陆新建立社会结构和封建王朝的类似性，都难以纳入逻辑一致的分析架构。     我们决定把《兴盛与危机》一书中用于研究传统社会的整体分析方法运用到近现代史领域。如果说在古代社会研究中，这种整体分析方法主要用以解除唯物史观和经济决定论的束缚，那么在近现代史研究中，则有助于我们克服韦伯式思想史研究的文化决定论。也就是说，即使是意识形态更替，它也并不只是（或者主要不是）一种文化现象。在超稳定系统中，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子系统存在着强耦合；意识形态内容的变迁和与它相关的社会组织解构存在着互动关系。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标志着中国在不改变自身固有组织方式情况下进行第一次现代化尝试———洋务运动的失败。这时传统意识形态中的社会观和哲学观已经开始部分解体，整个知识界对《天演论》所宣传的进化观趋之若鹜，于是出现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和意识形态认同危机蔓延的互动。1898年的戊戌政变，1906年的立宪改革，1911年大一统清王朝瓦解，均是这一互动必经的阶段。     意识形态更替只是一体化组织解构的最后阶段，它和绅权整合社会失败密切相关，即它只是超稳定系统中社会整合危机导致的后果。我们可以从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结构的互动关系来解释为什么新文化运动发生在1915年后（即清王朝瓦解后），并说明传统社会的组织方式如何潜在地左右着新知识分子选择（或自行创造）新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更替是传统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政治文化符号）从深层结构中剥离下来的过程。     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只是否定了儒家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而没有触动用意识形态整合社会的基本思维模式，这样，传统的文化深层结构就和否定旧意识形态之逆反心理结合，成为选择外来新意识形态或自行创造新意识形态之基础。于是，在我们的历史解说中，新意识形态对旧意识形态的代替不是传统之中断，而更像传统结构的倒置。我们将其形象地比喻为意识形态面具的倒转，在深层结构不变条件下实现某些传统价值的逆反：如用群体的道德理想主义代替个体的道德理想主义，用未来的乌托邦代替古代的“大同”。这种解释也许更能有助于理解为何新意识形态会那么快地普及。正因为新意识形态符合了传统的深层结构，但又不同于儒家，并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从而具备了比传统意识形态更大的组织力。它一出现，就既可以促进中国社会实现内部整合，又可以对抗外来挑战。中国出现了比传统一体化结构更具动员力的组织结构，国民政府是三民主义和政治结构一体化，共产党政权是毛泽东思想与政治结构一体化。20年代后中国历史正是具有更大社会组织力的一体化结构不断壮大的历程。这样，近现代史在我们的解释中就可以联成一个有机的结构演化之整体。          6.知识分子边缘化和民间社会的消失          超稳定系统说必须克服的另一个困难，是必须解释为何中国现代社会组织形态和传统封建王朝有着明显差异。     海外学者把中国现代社会看作传统的断裂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组织者是儒生，他们或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大一统官僚机构成员，或在乡村基层以缙绅地主身份作为地方和宗法家族的领袖，承担政府机构控制向农村延伸之功能。中国现代社会结构的组织中坚是列宁主义式政党，组织方式是以党治国、以党治军，党员占据了社会组织的中心位置，而知识分子则退到了边缘。第二个重大差别是民间社会的消失。传统一体化结构中，官僚机构的末梢是县一级，县以下则是民间社会。但在国共两党建立的现代社会中，官僚机构出现了历史上从来未有过的大膨胀。国民党南京政府官僚控制达到县以下区一级，民间社会已经比传统社会大大缩小了。而在共产党建立的社会结构中，官僚机构比传统社会扩大成百倍，民间社会和所有的公共空间都消失了。     这两个重大差异如同深不见底的鸿沟，横在中国现代社会结构与传统结构之间，似乎把它们从本质上区别开来。任何一个研究者，无论有多少现代政治文化与传统类似的感受，但只要不能填平这条鸿沟，现代和传统的类似关系就只是一种直感，不能转化为科学假说。人们要理解近现代史的渴望愈是急切，这两个差异向人们提出的挑战也愈强烈。1989年后，这两个问题也成为学术界注意力的焦点。1990年民间社会的讨论成为西方学术界的重心之一。余英时在《二十一世纪》杂志上提出，在近现代史上中国知识分子日益地从社会中心被排挤出来，成为边缘人物。“知识分子边缘化”一下子成为热门话题。而我们深知，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是考验我们近现代史观是否具有说服力的试金石。自从国共两党登上历史舞台以来，知识分子边缘化和民间社会日益缩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问题在于，只要我们不把这些重大社会结构变迁归为偶然，就必须回答知识分子边缘化和民间社会消失的原因。     在以往的研究中，均将上述两种现象归之于外来影响，如把列宁主义政党兴起的原因归为向苏联模式学习，把民间社会消失看作列宁主义政党扩张的结果。但是中国在向苏联学习之前，曾长期向西方模式学习，也曾把类似于西方议会政党的组织（它们也是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引进中国，为何这种尝试不能成功，而列宁主义政党却能在中国政治上大行其道呢？历史进程犹如洪水，而社会结构却是不引人注目的地形和渠道。当山洪铺天盖地而来时，它流向一个方向而没有走另外一个方向，表面上出于偶然，但实际上却被地形所决定。然而要在洪水之后复杂的地貌中发现干涸的河床却是十分困难的事。     这时社会结构演化的整体论分析就可以显示出独具的洞察力。我们认为，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和民间社会消失，是超稳定系统在开放条件下进行社会整合时出现的必然现象。超稳定系统的组织方式是意识形态与政治结构的一体化，社会组织者只能由有统一意识形态的社会阶层来充当。当超稳定系统与世相对隔绝，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之时，社会进行文化教育和造就具有统一意识形态知识阶层之过程是天然合一的。     因此，在传统一体化结构中，知识分子之形成机制就使得他们具有统一意识形态，成为社会组织的中坚。超稳定系统对外开放，培养统一意识形态的社会组织者的目标和造就知识分子的过程再也不能合二而一，出现了结构性分裂。在对外开放、思潮日趋多元条件下，以传授知识为目的的学校（知识分子造就机构）是不可能保证知识分子具有统一意识形态信仰的，于是必须建立另一种组织来保证社会组织者的意识形态统一，这就是列宁式政党。总之，开放条件下建立意识形态与政治结构一体化，社会组织中坚是统一意识形态之列宁主义式政党，而知识分子自然退到了边缘位置。     一旦从保持社会组织者意识形态认同之功能来认识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我们就可以较好地理解中国传统的和现代的社会结构的差异。在传统社会中，由于儒家意识形态以家庭伦理为本位，实现（培养）对这种意识形态的认同可以依靠家庭、家族和社会教化，儒家意识形态的这种特性使得它和政治结构一体化的组织形态是半官僚化的，其上层是官僚机构，其中下层可以是民间社会。而现代中国实现一体化的意识形态不再以家庭伦理为本位，它就只能用官僚机构充斥一切组织层次。20年代后中国民间社会的消失，官僚机构大膨胀是中国在西方列强冲击下用新意识形态整合社会的逻辑结果。     本来，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民间社会的消失是说明中国传统社会与现代形态断裂的例证，现在却可以成为我们历史观基本假设自然引申的结果，中国近现代史和古代史实现了统一。一些在近现代史上颇难解释的现象，如官僚资本主义的出现，农民革命组织形态，1955年中国共产党放弃新民主主义，我们都可以在新的外表中发现传统结构的影子，它们均是超稳定系统社会结构在对外开放条件下的行为模式。          7.走向新的批判          已故的法国当代学者阿朗（Raymond Aron）把历史解释称为“后知之明”（retrospective meditation）。     其实，历史学家在探索历史时经历之崎岖与历史本身的复杂有着很大的类似性，只有在历史的疑难得到理论解释之后，我们才能获得这种“后知之明”。当事实与理论架构各方面契合，理论如水晶般明澈之时，这种解释看来极为简单自然，但获得这种了解的过程却充满了挫折。1989年夏天，当我们决定进入近现代史研究时绝没有想到，我们会在这一密林中长途跋涉将近四年之久。有好几次，我们简直不知道，青年时代的历史感是不是一个虚幻的假象？有时，我们似乎有所发现，朝着看见的亮光走去，可转了半天又回到了原处。《开放中的变迁》正文只有二十多万字，但我们却写了五遍，只看见桌上的手稿越来越厚，不断被修改、取消，换上新的内容。我们写历史书极像贾克梅第（Alberto Giacometti）绘画，在蒙眬中出现了某种整体形象，但它很快被历史事实证伪、擦掉；当更多的事实显现出新的形象，它又被擦掉换上了更新的。每次擦去都留下了某些痕迹，结果手稿层层叠叠，如积累岁月一般，思想在那里沉淀。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写作会有一个尽头，也许，它永远只能停留在未完成阶段。     小时候，常有冬去春来时目睹映山红漫山遍野盛开的喜悦。那时会感到表面上单调、枯燥的世界会在一夜之间变得那么美，那么动人心弦。也许，没有一种阅读会像啃近现代史的史料那样枯燥，令人烦闷。中文大学的校园在吐露湾之畔的山上，我们常在校园中漫步、思考、讨论。每逢三四月间，红色的、粉的、白的映山红在浓雾中盛开，旧的花瓣刚落，新的花朵又绽开。历史探索中的映山红呵，何时才会在我们心中开放？     生活在20世纪末的知识分子是十分痛苦的。在一切思想痛苦中最痛苦的是，我们对时代变化的思考远远跟不上时代变化本身。我们对中国历史的探索自青年时代开始到今天，已经过去二十年了，我们仍在为解开中国为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迷思而努力。然而在我们尚未理解现实之时，现实已经变了，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了。在福山和很多学者心目中，意识形态的历史已经终结。在这种世界和中国巨变的潮流中，历史研究突然显得突然无足轻重。     我担心我们的研究极易给读者造成一个错误的印象，这就是在把中国式社会主义看作传统结构的旧瓶装新酒之时，它不过是重复了自由主义一个世纪以来弹过多次的老调：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合理。社会主义既然只是一种传统社会走向现代之时的反抗，它始终不能阻止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这不正是在理论上把今天虽已洋洋大观但却弊病百出的资本主义文明当作人类不可避免的前途吗？在整个思考过程中，这种对当代资本主义商业社会批判意识丧失的痛苦，一直在折磨着我们，使我们怀疑自己研究的意义。     以科学认知为目的的探索和从价值出发的反思不同，两者最大的差别在于，后一种批判一旦价值意义动摇就会失去进一步前进的动力，而前者却不受价值失落的影响，因为把社会结构的变迁搞清楚，认知深化本身就可以成为意义。而且只要认知过程进行得足够大无畏，它就可以成为重构批判意识的基础。随着本书快要完稿，一种立足于中国150年社会变迁之上的新的批判意识渐渐在我们心中显现出来。我们发现，如果人类真的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那么，历史轮回所告诉当代人的，绝不是应该毫无保留地重返资本主义文明，而是要超越一百多年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极对立。     如果宏观地概括中国在西方冲击下走向现代社会的150年历史，它可以表示为社会应然模式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极之间的振荡。当传统一体化结构解体之时，中国一开始想建立的社会是直接模仿现代西方的形态。从1895年到1915年这二十年，中国一直以资本主义为蓝图推进现代化，只是当这一蓝图失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才开始兴起，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成为应然模式。然而，社会主义的实践实际上却造就了一个与传统同构的新的封闭社会，只有社会主义衰落，类似于资本主义的目标才再次显现出来。没有一个民族的现代化历程像中国近现代史那样，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各自在对方失败时取而代之表现得那么典型，反反复复，惊心动魄。这不得不促使我们去思考，社会演化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两极摆动，是中国特有的、还是一种世界性现象呢？     我们开始把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得到的经验放到世界近现代史中去思考。我们注意到博兰尼（Karl Polanyi）在二次大战后的著作《巨变》，它在分析英国和西方近代社会起源时发现，西方近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之形成直接和19世纪中叶否定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斯宾翰连法案（Speenhamland Act）有关。而这些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济贫法恰恰是更早期市场和工业革命带来社会危机之产物，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竞争一直是存在的，它甚至是从18世纪工业革命到现在社会经济史的主线。     我们突然领悟到，正如我们关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方法有可能投射到世界古代史中、产生一种文明演化的新方法那样，我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也许同样具有普遍的意义。社会演化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两极振荡本身就表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都是由传统走向一个未知的现代社会之中间阶段。资本主义的功能是打破传统封闭，使社会走向开放。但它很快出现的弊病，导致社会出现危机。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弊病的批判和否定，但却不得不以重返一个封闭的类似于传统的社会为结局。应该强调的是，对于不同的传统社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形态均是不同的。一旦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自然可以感到：以资本主义为特征的开放社会和社会主义一样并不是人类社会演化之终极。人类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至今尚未完成。一个开放、稳定的理性社会也许只有在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极振荡中吸取教训后才能出现。     我们隐隐地感到，一种新的批判意识已在以中国为范例的历史经验中形成。正如中华民族走向世界本身意味着改变这个世界一样，中国学者必须为当代批判意识的重建去承担自己的应有责任。今后，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不仅仅只限于孔子和数千年的传统。和历史悠久的古代一样，它的近现代探索也可以成为批判和创造的源泉。我们正在走向新的批判。         进入专题： 中国社会 超稳定结构 历史感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史学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5534.html    

仰望百年苍穹的云卷云舒，回首历史长河的涛起涛落，不禁悲从中来，感慨万千。追赶民主自由之梦的辛亥之子弹，为何命中的却是独裁奴役的靶子？结局竟与法国大革命几乎如出一辙，又是一场让理想主义者泪满裳襟的悲剧。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谁导演了这幕巨大的悲剧？     仰望百年苍穹的云卷云舒 ——献给那个沾满血泪的梦   文/令霸贤 （北京邮电大学）     又到了秋风萧瑟的时节，北京的空气变得干爽怡人。漫步在后海边，看着已经飞舞的黄叶飘落到寂静的湖面，也别有一番情调。一直处在城市喧嚣的蚕食之下，这里却还幸存着《故都的秋》中描绘的意境，尽管距郁达夫先生作此文已经七十七年了。赏后海的秋色，横跨后海咽喉处的银锭桥是绝佳的位置。那年，也就是一百零一年前，汪精卫就是在这座桥下安放炸弹试图行刺摄政王载沣，结果事发被捕。而那时的大清帝国，早已处在了深秋的黄昏中。汪精卫被捕一年多后，在革命枪炮奏响的四面楚歌中，清帝退位，中华民国诞生，距今整整一百年矣。 站在银锭桥上仰望秋日湛蓝的天空，仰望百年苍穹的云卷云舒，仿佛能看见汪兆铭坚毅的眼神，仿佛能听见载沣辞官归家时的哀叹，也仿佛能闻到百年的硝烟与血腥。     一个梦血交融的时代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汪精卫行刺失败被捕后，在狱中写下了这悲壮的诗句。而在此数月前，汪兆铭还身在日本，身为革命派的他与梁启超等立宪派进行了激烈的笔战。最终因梁启超的一句“远距离革命家”的讥讽，汪精卫毅然决心回国起事，想要以殉国的方式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这是何等的大义与悲壮，又何尝不是当时心怀救国理想的仁人志士们的缩影呢？ 在汪兆铭之前有高呼“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秋瑾，之后有书下“吾充否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的林觉民。革命者可谓是前仆后继，为的就是一个梦，一个“天下为公”的民主自由梦。 自从鸦片战争开始，这梦就没有倒下过，而清廷的保守与固执，最终迫使这民主自由之梦不得不通过枪声和鲜血以走向现实。1909年，大臣张之洞病危，摄政王载沣探望，张之洞告诫他“舆情不属，必生激变”，载沣却信心满满——“有兵在”，张之洞大惊“此乃亡国之音也”。而在更早的时候，慈禧太后面对朝野上下改革的呼声，却下诏“五不议”，改良之路从此堵死。1908年，清廷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以宪政之名，做强化皇权之实，让立宪派的领袖梁启超都大骂这是“吐饰耳目，敷衍门面”。而在辛亥革命爆发的几个月前，清廷构建的“皇族内阁”更是让朝野皆为寒心。最终武昌枪响，清廷众叛亲离，不旋踵便轰然倒地。 一百年前的这场革命告诉我们，没有人能够阻挡中国人“天下为公”的梦，哪怕是高高在上的皇族也无能为力。当民主自由之梦在敲门，要么开门优雅地迎接它进来，要么等着它带着枪炮破门而入。很不幸，刚愎自用的清廷选择了后者。 数千年的帝制在革命的战火中灰飞烟灭，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诞生。然而民主自由却依旧是一个梦，而且历史的车轮仿佛是在倒转。 中华民国建国之初，虽军阀混战，但国会依旧是制约行政者的一股重要力量。袁世凯、曹锟这样的政治强人参选总统，都要毕恭毕敬地在国会下功夫。而且那时候国会系法统之所在，段祺瑞废止了1913年选出的国会，这便成了孙文发起护法运动的一大理由，而南下至广州的旧国会议员们组成的“非常国会”，也使得孙中山的护法变得名正言顺。而且也正是那时候，报业和出版业正处于最欣欣向荣的时代，宽松的言论、学术和出版环境使得不同的思想都可以得以表达，又在多样化的思想碰撞中涌现出一大批迄今无法被逾越大师，直接造就了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 然而，护法与北伐皆大功告成之后，国会却变得形同虚设，就如同今天的中国大陆的人民代表大会一样，完全不被寡头政客们放在眼里了。异议人士开始成为监狱与被暗杀的常客，报纸的审查越来越多，报馆被查封得也越来越多。专制的死灰复燃最终导致历史的轮回，六十二年前，就像清廷覆灭时的那样，在一片众叛亲离之声中，中华民国政权败退孤岛。然而专制再度让历史大倒车，中华民族陷入的更黑暗的慢慢长夜之中。 仰望百年苍穹的云卷云舒，回首历史长河的涛起涛落，不禁悲从中来，感慨万千。追赶民主自由之梦的辛亥之子弹，为何命中的却是独裁奴役的靶子？结局竟与法国大革命几乎如出一辙，又是一场让理想主义者泪满裳襟的悲剧。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谁导演了这幕巨大的悲剧？ 也许，我们能从一个细节中找到答案，那便是从1930年沿用至今的《中华民国国歌》。   一首阴森耳熟的国歌 也许读者们会很奇怪，《中华民国国歌》曲调和平、有力，又给人一种宗教般的圣洁感，于1936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被选为世界最佳国歌，为什么笔者却觉得它很阴森？自大陆沦陷之后，《中华民国国歌》在中国大陆就被严禁传唱，自小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笔者又为什么会觉得耳熟呢？看看《中华民国国歌》的歌词便知。 《中华民国国歌》的头两句便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既有“主义”又有“党”，身在政治渗透进每一个毛孔的中国大陆，笔者怎么会对此不感到耳熟而阴森呢？把这两句翻译成红色中国特色的语句便是“必须坚持三民主义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或者将《中国共产党章程》里的话翻译成这样便是“马列主义，吾党所宗”，完全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 一首国歌中既有“主义”又有“党”，则带着浓厚的专制含义，既包含了意识形态的垄断与对言论、信仰自由的压制，又包含了对一党专政推崇。这与纳粹法西斯推崇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又有多少区别呢？这首歌原本就是中国国民党的党歌，歌词原本为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的训词，又称“总理训词”，北伐成功后加以谱曲，于1929年被定为国民党的党歌。1930年，中华民国行政院明令全国，在国歌未制定前，以此党歌以代替国歌。七年后，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以党歌作为国歌。从此中国进入党政不分的一党专政时代，整个国家背离承载着无数人血与梦的民主自由越来越远。 1931年，国民政府颁布实施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其第三十条为“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以训政之名，行专制之实，开创了中国一党专政的先河。这部约法制定仓促，对人权保障极弱，但对国民党完全统治政权，对党国这种形态提供了法理基础。政府由党产生，政府对党负责，重要法律由党解释，这些弊病对中国影响及其深远。看到这里，试问哪一个中国大陆人不会对这首《中华民国国歌》，不会对产生这首国歌的政治体制感到阴森而又熟悉呢？ 这首阴森耳熟的国歌终结了一个梦血交融的时代，仰望百年苍穹的云卷云舒，这首《中华民国国歌》仿佛就是划破天际的闪电，也划破了无数中国人的梦。尽管后来中华民国退守台湾岛，并进行了民主化改革，但这首国歌中的阴森与恐怖却一直笼罩了大陆半个多世纪，至今未散。 中国国民党的前身是中国同盟会，其政纲是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在辛亥革命前就发动了大量的反清起义，其成员为民主自由之理想而慷慨赴死者不计其数。我们不禁要问，这么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政党，在辛亥革命后竟成为倒行逆施之罪魁，推翻了家天下，却建立了自己的“党天下”，是为何故？   一种极权主义的梦魇 1914年，第一次倒袁失败后，革命者纷纷逃亡，孙中山也流亡到了日本。他在东京将改组国民党为民间会党形式的“中华革命党”，之后更名为“中国国民党”。从此，曾是民主自由坚定追求者的国民党开始由甲式政党变为乙式政党。甲式政党与乙式政党是大师胡适在《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提出的概念，他在这篇文章中说： 甲式政党的党员没有确定的人数，没有党籍可以查考；党员言论是自由的，没有党的纪律可以约束党员；甲式政党的原则是在两个或多个政党之中争取多数党的地位；选举结果确定之后，在法定的日期，胜利的党从失败的党手里依法接收政权。而乙式政党是一种严密的组织，有确定的人数，有详细精密的党籍；乙式政党的党员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党员没有自由；乙式政党的目的是一党专政；乙式政党绝对不承认，也不容许反对党的存在。一切反对力量，都是反动，都必须清除。胡适认为，英国、美国和西欧式的政党为甲式政党，而俄国的共产党、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德国的纳粹党等为乙式政党。 正是这样的乙式政党给二十世纪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第一次倒袁失败后，孙中山深感革命党人为一盘散沙，遂改组国民党为组织严密的中华革命党。要党员按手印，立誓约，向孙中山个人宣誓效忠。这是在将一个政党改造成黑社会般秘密结社，而效忠则更是完全违背了自由平等原则，完全是专制政治遗物，一个为推翻专制而抗争的革命党开始向领袖宣誓效忠，真乃辜鸿铭所说的“看不见的辫子”。孙文的老战友，黄兴、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等人均因此拒绝参加入中华革命党。而孙中山到了广东之后，在依靠苏联的力量的同时，还根据苏共的模式进一步改造国民党，从此国民党彻底踏上极权主义的道路再难回头。 后来孙中山在广东的时候，陈炯明因为与其政见不合而分道扬镳，国民党便动用喉舌媒体大肆攻击陈炯明。胡适对此非常不满，他说：“有许多孙派的人，极力攻击陈炯明，说他‘悖主’，说他‘叛逆’，说他‘犯上’。我们试问，在一个共和的国家里，什么叫做悖主？什么叫做犯上？至于叛逆，究竟怎样的行为是革命？怎样的行为是叛逆？”“陈派的军人这一次赶走孙文的行为，也许有可以攻击的地方；但我们反对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等旧道德的死尸来做攻击陈炯明的武器。”胡适的这些言论发表后，立刻捅了马蜂窝，国民党的喉舌媒体纷纷把枪口转向了他，胡适对此这么分析：“我们的主张所以招怨的原故，全在我们不曾完全了解孙派用秘密结社来办政党的历史……在一个公开的政党里，党员为政见上的结合，合则留，不合则散本是常事……用秘密结社的道德标准看起来，陈炯明自然是叛党的罪人了。”后来，国共两党在宣传上都一直使用“陈炯明叛变”的提法，很好地证明了这两个党在极权主义上实为一丘之貉。     极权主义有四个特征： 一是意识形态高于一切。孙中山统治广东之后，便开始了“党化”，而且竟将“党化”渗入到国民教育之中，这与辛亥革命后广东一直推行的教育自由化完全背道而驰。陈炯明在后来所著的《中国统一刍议》一书中说：“至于党化，已属不通。党化教育，更属荒谬绝伦。盖党者不过团体之谓，绝无神妙之说。即凡主义政纲，亦以适应一时之要求，而非为化民成俗之妙用。欧美先进国家，受宗教之感化，进于文明境地，犹以政教分离，解放思想之束缚。中国向无宗教之束缚，方幸为欧美所不及，国民党何故违背真理，以一党之信仰，作宗教式之宣传，尚为未足，并此教育独立之机关，亦必入寇而摧残之，是亦何为者！” 二是信息封锁和宣传垄断。孙中山击败陈炯明后，广州市开始判若两样，记者被抓和报馆被查封时有发生。极权主义向来喜欢通过其垄断的宣传来神化领袖。孙文逝世后国民党尊其为“国父”，又因其生前奉行联俄容共，共产党也尊其为国父，然而孙中山被称为“国父”实为不妥。武昌起义爆发时，孙文还远在美国筹款，因经济窘境而不得不在丹佛的餐馆打工，其归国已经是数月之后的事了。而且武昌起义也与孙中山的同盟会无任何瓜葛，是共进会与文学社共同策划的，孙文自己也说“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国父”二字倒非常适用于袁世凯，逼清帝退位是袁世凯的功劳，而且当时的革命武装完全无法与袁世凯的北洋军相匹敌，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致电袁世凯说他这是“虚位以待”，若非袁世凯，何来中华民国？孙文实乃国民党的“党父”，国民党将孙文尊为“国父”，这是极权主义对领袖的神化罢了。孙中山在世之时，已经被宣传机器装扮为“偶像”，“三民主义”也被宗教式的宣传，这种做法模仿自苏俄，得自列宁的启示。 三是统治者的利益高于一切。护法运动之初，被“非常国会”选举为“非常大总统”的孙中山发表过政治宣言，承诺如果北洋元老徐世昌和他的北洋政府下台解散，他亦将下野。而当徐世昌被曹锟和吴佩孚逼迫辞职后，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文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文实践诺言下野。而孙中山却食言，并决定再开战端，这也是陈炯明与其决裂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统治者的利益高于一切的逻辑，何尝不是后来国民党彻底腐化堕落的一大根源呢？ 四是消灭异己。孙中山执掌广东后，“附逆”便成了镇压异己的万用罪名，颇与古代的“大逆”之罪有异曲同工之效。后来国民党又提出了一个叫做“反革命”的罪名，支持与反对乃信仰、言论之自由，乃天赋人权，因此获罪，与古代帝王何异？孙中山主政广东后，开始将地方大大小小的官吏都换成清一色的国民党员，仿效苏俄以党治国。后来虽容共，但不久国共便决裂相残，双方消灭异己的极权主义本性暴露无遗。 孙中山为了更有效地进行革命而将国民党由甲式政党改造成乙式政党，也确实提高了革命的效率，北伐的成功与此有很大的关系。但这也打开了极权主义的潘多拉魔盒，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革命也就此死亡。仰望百年苍穹的云卷云舒，孙中山对国民党的改组就像是一只蝴蝶在日本扇动翅膀，却在中华民国的大地上掀起一场席卷一切的风暴，这是何等的可悲可叹？   再见了，国父 毫无疑问，孙中山先生是可敬的革命先驱，他为革命，为了他的三民主义理想操劳一生，但结局却是如此的残酷，如此让人惋惜。其原因何在？ 梁启超在孙文逝世之后说的一段话可做解答：“我对于孙君所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这句话也许有人觉得迂阔不切事情，但我始终认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为不择手段的理论一倡，人人都藉口于‘一时过渡的手段’，结果可以把目的拘向一边，所谓‘本来目的’，倒反变成装饰品了。” 无数理想主义革命者理想坠地之境遇，与孙中山先生有着惊人的相似，其原因不都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么？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的法国大革命最终让法兰西成为血腥屠戮场，从“路易必须死”到“罗伯斯比尔必须死”，革命者为了“祖国必须生”这个目的完全不择手段，以至于谁都可以变成“必须死”的对象，但法兰西并没有生，反而继续在帝制与革命的战火中轮回百余年。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者们更是如此，他们为了建立一个乌托邦而不择手段，制造了二十世纪人类最大的灾难，但乌托邦反而越来越远。 革命原本是急需变革之时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但这个手段一旦失去了底线，“革命”却成了目的，而原本变革的目的“倒反变成装饰品了”。这就不难理解为何经常革命过后，历史反而是在开倒车。孙中山为了革命成功而仿效苏联，他说：“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也就是说，他已经将革命当成了目的而非手段，为了“革命”这个已经变得虚无缥缈的概念，孙中山可以仿效在选举失利后用武力强行解散立宪会议的布尔什维克。孙中山原本的密友陈炯明极力反对，陈炯明对此的评价是：“若震惊苏俄专政之成功，则历史帝王之专政，何尝非绝大成功。今必欲尤而效之！” 将国民党改造成充满极权主义的乙式政党，这是孙中山为了革命不择手段的一个结果而已。对于他而言，为了革命，将党员改造成工具算得了什么呢？将“三民主义”当作一种至高无上的宗教来宣传又算得了什么呢？打压异议和异己又算得了什么呢？不遵守护法运动之初下野的承诺又算得了什么呢？向日本与苏联做出侵害国家利益的协定又算得了什么呢？但正是因为这样，革命变成了目的而非手段，而距革命原本的目的更为遥远了。孙中山先生仙逝前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但他不择手段的努力反而让“革命”离“成功”更为遥远。并非“革命死了，革命万岁”，而是“革命万岁，革命死了”。1921年，陈炯明在向孙中山请辞陆军、内政两部长的电文中有这么一句：“民国前途之忧，不在腐败官僚，而在维新人物。”回首历史，这个论断是非常正确的。 革命是一把双刃剑，不确定性非常大，实为饮鸩止渴之策。而在和平环境下，以较为非暴力的方式进行变革反而是更好的选择。八十年代台湾的民主自由化就是成功的典范，孙中山先生用枪炮没有完成的事业却在非暴力的抗争运动下得以完成，告别革命的中华民国也就此成为华人世界民主自由的灯塔。而对于依旧处在暗夜中的中国大陆，“同志还需努力”去抗争以迎接黎明，而迎接黎明也许有很多条路可以走，但历史告诉我们不择手段的暴力革命肯定不是其中之一。 创业维艰，缅怀诸先烈，守成不易，莫徒务近功。 再见了，国父！再见了，革命！ 一阵萧瑟的秋风吹过，又有几片黄叶飘落到了后海那倒映历史水面上。仰望百年苍穹的云卷云舒，我不禁想问脚下的银锭桥，下一个百年你又能为我们见证些什么呢？     （采编：安镜轩   责编：黄理罡）     您还可能想阅读…… 晚近历史之劫数与变数 ＜北斗荐书＞本期主题：生命与革命 本期主题：百年变局的历史风云 我该去恨的日本究竟在哪？ ＜妇女节特稿＞婆媳之争：中国女权史的一条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