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治国

历史确实选择了中共，也选择了毛泽东 ——致刘源 芦笛 适才见到网友转贴的钱文军兄的《历史选择与选择历史》，觉得所说尚未到位，是以不揣冒昧，补充两句。 众所周知，“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与“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之类，乃是我党常规话语，大众早已听熟了，却很少有人想到，这类屁话，与过去圣旨上写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毫无区别。所谓“历史潮流”、“社会发展规律”等等，完全就是新时代的天命论，都是无从落实、无从捉摸、毫无可证伪性的形而上存在。所谓“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语，与“毛泽东是真命天子”完全等价，半点区别都找不出来。这种霉烂馊货，也只有弱智国家的弱智政客以及更加弱智的御用文人，才敢在21世纪宣讲，还要乐此不疲；也只有迟钝如刘太子者，才会意识不到那其实是心虚情怯的表现——政权全靠暴力抢来，靠暴力剥夺人民的选择权利把持，却又不敢不在宪法中写上“主权在民” 的“普世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要为这种土匪政权找点合法性，不乞灵于冥冥之中的“历史潮流”，还能有什么别的说法？ 可笑的是，刘太子居然就想不到，若是哪位吃了豹子胆的愣头青问一声：“请问，您说的‘历史的选择’是什么意思？似乎也就只能落实到‘中共在夺权战争中击败了国民党，坐了天下’这个事实上去吧？这就是‘天命在焉’的证明么？那与‘封建’王朝到底有何区别？”他又该如何回答？想来他能想出来的答案，就是“中共之所以能以弱胜强，当然是因为历史选择了中共，抛弃了国民党”吧。 没错，中共战胜国民党，确实是以弱胜强，但恐怕不如秦国当年以一国横扫六国、一统天下辉煌吧？14万辫子兵征服上亿人口的大明就更别提了。这还没敢算上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否则中共的胜利就更加黯淡了。若“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就是“历史选择”的证明，那辫子兵征服大明就更是历史的选择，而那位连儿媳妇都淫遍的朱温朱全忠能以“农民起义军”将领的出身登上龙廷，成了大梁开国君主，当然也同样是历史的选择，是不是？ 若将视野放到国外，则中共的胜利还不如红色高棉辉煌。人家得到的中共提供的军火，若按比例算，恐怕不如中共得到的苏联军火多，面对的敌人却要比中共当年面对的强大得多，而其取胜所需时间之短，胜利后实行社会改造的规模之宏伟之彻底，“镇反”手笔之大，都为中共望尘莫及。饶是如此，人家也没把“历史的选择”吹到天上去，却在战犯法庭上保持了伟大谦虚。刘太子是不是可以从这更加辉煌的历史选择的样板中得到某种启示啊？ 所以，所谓“历史选择”，无非是“凡上台的都是合理的”，说白了也就是“成王败寇”。但若这就是共产党人坚信的“客观真理”，那当年蒋介石不过靠个短训班训练出来的学生军，就击败了所有的竞争对手，爬上了龙廷，同样是以寡击众，以弱胜强，还比我党轻松愉快得多，为何中共又不尊重那“历史的选择”，要起来与“天命”对抗涅？ 一个政权建立了60多年，却至今还只能靠当年夺权战争的胜利来证明其继续执政的合法性，该有多可悲！ 话虽如此，我仍然认为，“历史选择”论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历史事件中确有必然因素。大陆识字分子中常见的误区只在于两条：第一，将“必然因素”和“必然性”混起来，以为历史是一个事先决定好了的必然过程的展开；第二，因此，凡是发生了的，都是合理的，都为冥冥之中的某个“社会发展规律”决定。这谬说由黑格尔首倡，为马列继承，不但变成了几乎所有大陆人的历史观，而且竟为海外史学家黄仁宇、唐德刚等人不遗余力地鼓吹，代表着人类智识堕落的最高境界。 “大历史观”的信徒们不知道，“历史选择”就算真的存在，那也可正可负，其正负取决于全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智识水平。而一部中国的近现代史，就是蠢动不已的精英们写下来的负选择史，专门汰优存劣，把下三滥捧上高位，无论是中共还是毛泽东，都是这种“历史负选择”的结果，而这种负选择之所以能够发生，完全是辛亥革命造成的。 （说明：我所用的“负选择”一语，不是指科研中使用的negative selection的方法 [以除去不需要的得到想要的，而positive selection则以所选对象的特点为筛选指标]，指的是以负面道德品质作为筛选标准，也就是刻下国内使用的“逆淘汰”的意思。以严格的科学方法论而言，它其实是正负选择相结合——凡是烂污分子都被正选择提拔上去，凡是正直之士都被负筛选淘汰出局。） 已经在旧作中一再强调指出了：辛亥革命的千古失误，在于它废除了帝制，从而彻底破除了将那中古帝国缔结在一起的精神权威，拉断了连接国家的精神纽带。传统社会的维稳机制，主要是孔孟之道提倡的君权至上，而不是庞大的常备军、武警、国安、公安、保安，等等。它是比枪杆子还要厉害万倍而又无比经济的“软实力”， 并不需要超过国防预算的“维稳预算”，却是整个国家赖以存在和运转的粘合软件。把它一除去，便再也没有为全社会公认的不容争辩的最高权威了。其第一个直接恶果，就是军队失去了可控性，接之而来的不但是军阀混战，而且是无法以传统方式结束的军阀混战。 如所周知，以往在朝代更替时发生的军阀混战，总是以某个“真命天子”出场而结束。只要大众认定某个实力最强的军阀获得了“天命”，便会万民归心，连反抗者也为之夺魄，不战自溃。新式军阀混战却再也没有了这种好事。一个强人的武力膨胀到一定程度，其军队就要发生裂变。几乎所有的军阀都难逃此命运，以冯玉祥的命运最典型。该同志一度几乎统治了整个华北，其庞大的军队却因将领纷纷叛变而崩解于旦夕之间。这是因为再也没人相信他是不可取代的“真命天子”了。在这种情况下，谁能控制住军队，谁才能指望一统天下。 这就是“历史的负选择”的作用点，就是造成了中国社会大幅度倒退的根本原因。“历史的天使”以老毛子的形象现身，效法《水浒传》上的九天玄女娘娘，传授给孙文以及中共党徒列宁“革命工艺学”的造反真经。蒋介石只学会了点“以党领军，以党治国”的皮毛，便解决了“军队裂变律”的问题。他可以裂变实力比他雄厚的军队，以战无不胜的银弹轻易荡平对方的反抗，而对方却无法裂变他指挥的中央军——无论是在抗战还是戡乱战争中，倒戈投降的基本是杂牌。 学了点列宁工艺学皮毛的老蒋尚且如此，而况学会了全套军民控制术的中共乎？在很大程度上，历史选择了中共，正如两千年前它选择了实行原始极权制度的秦国一般。战争就是最常见的历史负选择手段（当然并非毫无例外），谁的集权程度最高，谁能最有效地动员己方的人力物力资源，谁能最如意地操控己方的军民，谁的“软实力”也就最强大。此所以伟大领袖毛主席那真正的列宁主义者要谴责赫鲁雪夫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他当然是对的：只有在武力夺权的战争中，共产党人才能发挥其唯一的“制度优越性”，也才有取胜的希望。而苏联老大哥最终垮了下来，也不是被老美的氢弹击垮的，恰是垮在和平竞赛中。 这当然不是“历史选择”的全部机制。我已经在《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中指出了（购买信息： http://www.mirrorbooks.com/news/html/60/n-31060.html ； http://www.staritebook.com/root/Book.asp?ID=1420 ； http://www.cp1897.com.hk/product_info.php?BookId=9781935981251 ），光有软实力是无法夺取天下的。若是硬实力与对方相差太远，则连起事的可能都没有，遑论夺取天下。追本溯源，中共之所以得以崛起，可以说从头到尾都是拜孙文祸国之赐。 我党起事的第一桶金，乃是卖国父孙文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给的，这似乎不用再说了吧？一般人容易忽略的是，中共起事后之所以不被迅速扑灭，靠的仍然是祸国父孙文的余荫。辛亥革命弄出来的军阀混战并未因北伐结束，却一直持续到抗战爆发：蒋桂战争、中原大战、福建事变、两广事变……。内乱之外尚有外患：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抗战、长城抗战、绥远抗战……。 这无穷无尽的乱局，不但给了我党起事的可能，而且保证了它从来不是统治者的主要作战对象，使得它获得了武装割据的时间与空间。当时真想镇压中共的，只有蒋介石与个别军阀如何键。其他军阀都把蒋视为比红军更现实的威胁，常常与中共结盟共同对付国府。因此，在抗战爆发以前，蒋介石从未能腾出手来，心无旁骛地持续全力打击中共。围剿不但是断续的，而且动用的不过是部份兵力。为了控制西南军阀，蒋介石甚至采用杨永泰之计，故意放走中央红军，借追剿为名，将国府统治延伸至西南。即使如此，当蒋介石得以比较认真地对付红军时，中共革命便立即走上了末路。几个较大的根据地都被攻破，残部被迫逃往陕北，濒于灭亡。 恰在此时，日本人开始侵略，而日本人之所以要入侵中国，完全是因为辛亥革命彻底解除了中国的国防能力——三尺童子手持千金立于朝市，与诲盗何异？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时代，把自己的国家搞乱，当然要引动恶邻的贪欲，那当然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于是中共便死里逃生，在鹬蚌相持中坐取渔人之利。此时中共既非日本亦非国府的打击对象，便能在权力的真空中疯长起来。待到日本投降后，其硬实力（地盘与兵力）已经壮大到难以消灭了。蒋介石虽然借抗战消除了军阀割据，完成了军令政令的统一，有了持续打击中共的可能，但他对国家、军队、社会与人民的控制力却远非中共之敌。于是在苏联为共军提供了强大武备之后，国府便再不是其对手了。 这就是“历史选择了中共”的真相。刘太子若真是标榜“实事求是”的共产党员，想来也不敢否认，更不至于否认杨尚昆同志的这段证词吧： “少奇同志认为，在强敌面前华北早晚要沦陷，我们不必费力去帮国民党军队抵抗，还是抓住时机到处去发展游击队，发动群众建立政权为好；有的用阎锡山的名义，有的可以先斩后奏，不要因统一战线而缩手缩脚。” 还有叶飞同志的这段证词： “（少奇同志说）抗战初期，……国民党很蠢，他还不懂得我军能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发展壮大。徐州会战时，蒋介石还请八路军一一五师进入山东，帮他扯日军的后腿，他是想借日寇来消灭我们。结果，我们不但没有被消灭，还建立了山东根据地。所以，我们在华北、在山东开辟的根据地都是合法的，国民党是哑巴吃黄连，没法叫苦，这样的文章好做。……现在华中的情况就不同了。国民党接受了教训，对苏、浙、皖，他们也比华北更重视，不再跑光了，留在苏北为首的就是韩德勤，约有十几万军队。……现在我们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只能把阻碍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赶走，要把韩德勤占着的地盘夺过来。这个文章怎么做就难了。…… 这个文章怎么做？少奇同志把地图铺开，一边指点着一边告诉我说：中央已抽调山东八路军黄克诚纵队南下，已经到了陇海路边；江北指挥部在皖东，四、五支队部署已经展开；江南部队也准备到江北。我们在北面、西面和南面的部队已快靠拢了。要解决苏北问题，就要从韩德勤手里将苏北夺过来。” 所以，历史选择了祸国自肥、专门袭击国民党、不救中国助东洋的中共，淘汰了真正的民族的中流砥柱国民党，这就是历史的真实。这种选择，究竟是光荣还是耻辱？时至今日还要吹嘘这种选择，是不是也太有点缺乏羞耻心哪？ 历史也以同样的方式选择了毛泽东。《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中就有专门章节谈毛对中共革命胜利的特殊贡献，这里节录一段： “对中共来说尤其幸运的是，是毛泽东而不是其他人当上了党魁。毛和其他中共大员的区别是，此人心胸褊狭，痞性十足，品质极差。出于嫉妒心理与名利心，他可以不顾大局胡来一气，敢于并善于自伤讹诈，以把船弄翻威胁同僚屈服。前已述及，他在第五次围剿的危急时刻，出于对洋房子先生们的嫉恨，竟然煽动将领对军令阳奉阴违；在红军突破湘江伤亡过半的危难关头，他竟然忙着秘密串联颠覆中央领导，借此挤进书记处；在红军发生重大战略争论时，他生怕张国焘夺去他的权位，不惜捏造兵变谎言，欺骗中央与他一同出逃，造成红军分裂。 这些事，其他人包括张国焘在内，都是干不出来的。他们或多或少还有点大局观念，讲究点共产党的‘责任伦理’。例如博古虽在遵义会议上被毛罢了官，但在张闻天来串连他夺毛的军权时，他仍为了避免红军分裂而表示不同意；张闻天后来也因为同样原因，在会理会议上表态支持毛。即使是张国焘也罢，他因被毛等人抛弃，一气之下另立中央，但在毛指使张浩假传圣旨，声称‘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后，他明知去陕北有坐牢的危险，仍然乖乖取消中央的名号北上。哪怕是在西路军陷入危局时，他还致电西路军将领，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存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 不难想见，如果毛没有在党内确立其不容置疑的元首地位，而是始终郁郁不得志，那么，以他建党元老之身，在军队里又有着雄厚的潜势力，将会在党内形成何等可怕的破坏力，为中共革命事业带来多大的损失。这种破坏力无人可以望其项背，不管是张国焘还是王明，都不会像他那样在失意时不顾大局胡来一气，充其量只会去投奔国府或苏联。因此，哪怕从‘减去负数’的角度来看，中共让毛做党魁也是最明智的选择。这或许就是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决定倒向毛的原因——鬼怕恶人。” 此话之鞭辟入里，想来全家吃够了毛的苦头的刘太子不得不暗自点头吧？把当年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的亲密战友与接班人刘少狗同志（对不起了啊，那是当时全国通用的革命话语，我这人比较喜欢永葆革命青春啊）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折磨致死，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了权位，不但什么原则都不讲，什么下作烂污事体都干得出来，而且甚至不惜乾坤一掷，毁党造党，把全国投入毫无来由的全面内战，致使中共政权全面分裂，元气与威望大伤，再也没能恢复到50年代的水平，更为日后中共大规模内讧埋下了核定时炸弹，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此人的道德品质，还不足以证明他在感到权位受到威胁时，可以不惜把船晃翻，宁肯所有的人都统统落水，也绝不肯大权旁落？ 所以，为太子计，窃以为“历史选择”之类的屁话，还是趁早收起来为好。贵党的历史实在太骯脏，不提也罢。 作者： 芦笛 在 芦笛自治区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时候，作为一个有37年党龄的党员，我和其他许多真正爱党忧党的同志一样，在考虑为党做些什么。最后决定写一篇文章，谈一谈胡耀邦。于是有了本文。 这个想法的缘起，是最近读的两本书，一本是祝华新先生的《政治旋涡中的人民日报》，另一本是胡德平先生的《中国为什么要改革》。读后产生了一个印象：胡耀邦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起码是第一位；形成一个结论：我们需要回到胡耀邦。 先谈第一点。这一点认识似乎来得突兀，但在脑海中搜索自己当年的亲历，把那记忆的碎片串连，竟与这一认识是每每印证。 如果要更慎重与严谨，就应该查阅更多的文献。我这才注意到中国竟然没有出版过《胡耀邦文集》或《选集》。有一部150多万字的《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应当很权威，特别是它在蒐集胡耀邦相关文献时，还介绍了同期中共其他领导人的相关言论或者时代背景，因此可以更方便、更准确地判定胡耀邦思想的独特之处与历史地位。可惜的是它是一本港版书，一时间难以觅到。好在网络上关于胡耀邦的文章很多。我在作了泛泛浏览之后，益发坚定了这个认识。 同时，从阅读中看到有不少前辈已经提出要系统地研究和宣传胡耀邦的改革开放思想，并且从历史见证人的角度这样做了。比如何方先生说： 我有个意见，就是应该研究和宣传胡耀邦的改革开放思想，这方面似乎大家注意不够。据我了解，最早提出和实践改革开放的，是耀邦同志。十一届三中全会着重解决的是把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公报中虽出现两次“改革”二字，但并不是后来理解的改革，“开放”二字则一次未提。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已有13处提到“改革”，但还未和“开放”并提。全面论述“改革”的，是耀邦同志1983年1月20日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据朱厚泽同志说，最早把“改革开放”连在一起提的也是耀邦同志，朱还在贵州省委传达过。另外，有关和平与发展的问题，也是耀邦同志提得最早。总之，耀邦同志的思想和贡献很值得我们继续挖掘和研究[1]。 就此而言，胡德平先生的《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是一个努力和丰硕成果，但我认为这本书尚未能完全、完整地概括胡耀邦的思想。我愿意就此做一个更进一步当然也是简单的论证。然后，我再谈一谈第二点认识，即我们为什么要回到胡耀邦。 一 人们一般把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至1989年的十二年看作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我认为这一阶段又以1978年底的“两会”——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2]，划分前后两个时期，77、78两年可以称之为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和改革酝酿时期(我赞成叶选基先生的看法，这一时期不是所谓徘徊时期)，后十年可以称之为继往开来、改革开放全面启动和曲折反复时期。在这两个时期——当然后期截止到1987年胡下台——胡耀邦都发挥了重要的、全局性的、甚至某个方面决定性的作用。概括起来说，包括： 1．提出“继续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为全党工作中心转移打响第一枪；组织发动真理标准大讨论，为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扫清思想障碍。 2．推动并主持了全面的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改变了全国数百万人的命运，使受株连的一亿人得到解脱，在党内和社会上恢复了公平正义的主导价值。 3．支持农村改革试验，并主导其在全国推开。 4．主导了全面改革的起步和规划。 5．全面提出对外开放的思想和工作部署。 6．深刻揭露四人帮的本质，倡导政治改革，提出民主建设蓝图。 7．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推动科技、教育、文艺、新闻工作的改革与发展。 8．主持了外交工作和党际交往的指导方针的重大转变，开创了外交工作和党际交往的新局面。 9．积极推进党的统一战线、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的改革创新，创造了多党合作、民族关系的新局面。 10．推动新时期党的建设和改革，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反对腐败、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实现干部新老交替做了开拓性工作。 以上10个方面，人们比较熟悉、形成共识的是第1点中的真理大讨论和第2点。本文第二部分，我将就以上十个方面做一简要叙述。不过，虽然力求简要，由于涉及大量而丰富的内容，这一部分仍然是较长的。有些读者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部分进入第三部分，如果要读，可以重点看一看这一部分中的第1点、第2点、第4点和第6 点。 二 胡耀邦改革开放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为了简要，下面罗列和归纳的仅是十个方面中我认为最重要和仍有现实意义的内容。 第1点：提出“继续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打响第一枪；组织发动真理标准大讨论，为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扫清思想障碍。 这一点概括的是胡耀邦当年在思想上、理论上拨乱反正的两个最重要的成绩。人们往往重视了后一个成绩，对于前一点还重视不够。 中共在文革后进入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阶段，按照党的基本路线的说法，包括三个要点：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是坚持改革开放，三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的头两点，都与胡耀邦有直接的关系。 今天回顾文革刚刚结束时中国的政治局面，不能不说虽然有了粉碎四人帮这样一个政治上的突变，但在巨大的历史惯性下，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极其沉重的思想禁锢和政治障碍。不但“凡是派”(按：这里说“凡是派”只是说这些人的思想和政治特点，不是说他们有一个帮派，更不是说他们是坏人)还坚守着强大的思想壁垒、沿袭着既定的方针政策并有着明显的政治优势，而且要求改变的大多数人的思想也是相当混乱、迷茫、僵化和胆怯的。中国能否真正踏上与毛泽东时代不同的发展道路，开启改革开放大门，首先的、关键的也是艰巨的、复杂的任务，是要在党内外进行一系列的拨乱反正和突破，“实质上是反对教条主义以及要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问题，是从理论界争论发展到端正思想路线的政治大问题”(叶选基语)。而这一重任，历史地落在虽然以好学著称、但并非以理论家名世的胡耀邦身上，并非偶然。我认为有两点原因，一是，在他本人来说，有两个极为突出的特点，首先他具有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和勇于追求真理的思想品格，有多年积累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素养和中外文化底蕴，厚积而勃发，这一点在党的领导干部中十分突出；其次他具有深厚的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信仰和政治家的非凡眼光、非凡胆魄[3]。二是，他于1977年3月任职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也是一个历史的机遇。任命他担任此职的、他的老朋友华国锋，大概没有想到他在这样一个“冷板凳”上，会做出后来一番惊天动地的业绩[4]。 胡耀邦一到党校，5月就提出“将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东西再颠倒过来”并以此为己任(这种“颠倒了的东西”，用胡耀邦的话说，包括“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和“组织枷锁”，这是最早的“拨乱反正”口号)，以马克思“科学入口处好比地狱入口处”的大无畏精神自励，主动冲进“北京政治旋涡”(胡耀邦语)，组建“理论动态组”，7月创办了《理论动态》内部刊物。胡耀邦给它的定位是“要前卫”，“在思想理论战线当个排头兵”。在五天发一篇文章的这个小小内部刊物上，胡耀邦常常亲自出题、组织讨论、反复修改、最后定稿。在胡耀邦任职党校时期，《理论动态》一共出版了345期。它“如投枪，像匕首，短距离接触，力求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重大思想理论问题”[5]，成为当时中国体制内思想最解放、言论最大胆、立场最坚定、是非最鲜明、联系实际最紧密、理论功力最坚实的思想阵地，从此发起了充满风险而又气势恢宏的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系统战役，并成为许多高层领导的思想源头和理论界重要文章的创意源头，引发了强烈的政治共振和波澜。从北京西北角发出的声音，终于搅动并改变了全党全社会的政治局面。 对于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及其功绩，胡耀邦自己也是欣慰的。他后来说：“我死后，要写上一句，生前办过《理论动态”[6]。 1977年7月15日创刊的《理论动态》的第一篇文章，是胡耀邦亲自组织并修改定稿的、由时任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撰写的《“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这篇文章针对当时刚刚出版的、系统宣传毛泽东“继续革命”极左理论的《毛选》五卷，大胆提出“继续革命不能光搞阶级斗争，还要搞技术革命、生产力革命”，也不等于只反右，而是有什么反什么。 这篇文章修改后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任务》为题，以“乌疆”之名发表于同年9月17日的《人民日报》，将胡耀邦和中央党校的观点诉诸全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运用国家政权，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增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文章批评将继续革命仅限于上层建筑领域，认为这是对继续革命的篡改。乌疆的文章把毛泽东以阶级斗争凌驾于经济建设之上的“纲目”论颠倒过来，提出判断上层建筑(包括党的领导)的功能，归根到底，要看它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促退作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胡耀邦还不便于完全否定‘继续革命’，但实际上已经把这个理论本末倒置，把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拉回到发展生产力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主流民意上来。[7]” 在这篇文章7月15日首发后，第二天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工作的邓小平，特意让中办电话转告党校，他基本同意文章提出的观点。 经由这篇文章引领的系列文章所形成的思想突破，终于促成了全党的共识，并由1978年底的“两会”确立了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而所谓“继续革命”的理论，也被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抛弃。 胡耀邦后来说：1977年7月吴江文章“提出这个论点是不容易的，可以说这是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第一个行动。[8]” 真理标准大讨论情况人们都熟悉，不赘。 第2点：胡耀邦推动并主持了全面的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和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改变了全国数百万人的命运，使受株连的一亿人得到解脱，在党内和社会上恢复了公平正义的主导价值。 这一点人们也熟悉，详细情况不赘。回顾它的时候，人们除了赞扬胡耀邦的道德勇气外(连邓小平也为胡耀邦的胆略惊讶)，也指出由此集合了中共党内和社会上的改革队伍的骨干力量(缪一轮语)。但是，我觉得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胡耀邦通过这种改正、平反、落实政策，表明了执政党具有勇于认错、真诚忏悔和敢于自新的能力，具有崇高的政治伦理和责任感，因此也就具有了继续执政和承担改革开放历史使命的政治资格，从而不但实现了与党内和社会的和解，而且为下一步的改革开放和政治刷新创造了最重要的政治条件。因为改革本身就是一种除旧布新，如果不能对历史和现实的积弊予以正视甚至检讨，并且承担责任，那么就不会有真正的改革。说到这一点，我们也看到，许多中共当时的领袖，之所以不能够如实地否定历史上的错误，正是因为牵连到自己，比如反右。否定别人总是容易的，否定自己就很困难。 胡耀邦的难能可贵就在这里，作为长征一代老干部，经历过那么多回合惨烈而污浊的党内斗争，仍然保有一颗赤子之心，对社会底层的疾苦时刻感同身受，具有深切的同情和挺身而出匡复正义的火热情怀。他不同于某些政要权贵，从江湖回到魏阙，好了自己的疮疤就忘掉平民的伤痛，只看到自己是屈打的忠臣，却认定别人才是真正的异己分子，甚至向当年的难友重新举起了打人的“棍子”。在耀邦眼里，棍棒落在贵族、平民身上，都是一样的伤痛;冤假错案受害者的挣扎呼救，是不分社会等级的“吁天权”。他的态度是“有错必纠”，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排除万难，从“神州大地的一口口‘油锅’中，抢救出千百万快被炸透了的苦难者”(戴煌语)[9]。 真正的改革需要一种伟大文化和崇高道德的指引。平反冤假错案“在亿万群众的心灵上开启了正视是非善恶的良知之门”[10]，而“正义的早日还原，是一个社会凝聚力的基础，是一个民族在国际竞争的舞台上自尊自信自强的底气，未尝不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古今中外有识之士常常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几十年如一日为沉冤奔走呼号，正是为了还正义一个公道，为民族保留一股正气、一线血脉。[11]”换言之，只有中共高层有像胡耀邦这样的领袖，才会有真正的、以崇高的信仰为基础和指引的真正的改革，这种具有道德正义性质的改革也才能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没有胡耀邦这样的领袖，中国的改革开放即使有，也会一开始就扭曲，或者是一种权宜之计，或者是一种单项的、腐腿的改革，或者会在进行中变味。那种担心“因揭露历史真相而动摇国本”的顾虑，其实不过是掩盖错误、逃避责任、维护利益、迟滞改革的一种借口。胡耀邦向所有的中国共产党人证明，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只会得到人民的谅解，并使共产党获得继续执政的合法性。 第3点：支持农村改革试验，并主导其在全国推开。 中国改革始于农村改革，农村改革始于1977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安徽省在省委书记万里的领导下，实行先是落实生产队自主权后是包产到户(即后来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政策，二是从中央到地方某些领导人对以大寨道路为特征的极左农业模式的否定。这两个方面，互为联系，在当时都有石破天惊的意义，也都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和风险，交织着党内从高层到基层的激烈的斗争。反对者不但有纪登奎、陈永贵这样的有左倾思想的领导人，也有诸如华国锋、李先念、王任重这样的开明领导人，以及全国大多数的省委书记和国家主管部门的领导人。这场斗争，持续了四年多，最后以1982年初中共中央发布的第一个一号文件宣告改革胜利。 当时这场斗争的形式，也是很丰富的，简单归纳，表现为一方面地方大员如万里、赵紫阳、周惠在个别地区的实践性突破(胡耀邦后来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紫阳第二，周惠第三”，不过从现有资料来看，习仲勋在主政广东时，也在1978年支持了广东部分地区的包产到户)，另一方面表现为在中央高层如邓小平、胡耀邦和后来调入中央的赵紫阳、万里以及杜润生对地方实践突破的肯定，并扩大到对大寨道路所代表的左倾农业模式的批判和否定，一点一点撬动坚固的传统壁垒，从小到大拓展农村改革的广度和深度，最终形成全国包产到户的革命。在这两个方面的敏感斗争中，1977年12月上旬出任政治局委员兼组织部长兼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1978年12月下旬改任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1980年2月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此总书记不是后来的总书记，不是中共一把手，而是类似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邓小平的总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1981年6月出任中央委员会主席，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此总书记是党内一把手)的胡耀邦，从开始时并不分管农业，到后来担任党的主要领导人，虽然身份不同，都起到了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中国改革的启动，胡耀邦不但在全党层面做了大量廓清障碍和单项突破的工作，而且直接组织制定了中央关键性文件的起草，从而发起了全面的、多方位的改革。 万里1977年开创的农村改革，在中央和全党引起了长达四年多的激烈争论。即使是1978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发展农业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也不敢对此表态支持，反而是强调两个“不许”，即“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措辞之严厉，让下面有意改革的同志很是为难。 万里和赵紫阳的农村改革得到了胡耀邦的支持。万里多年后说：当时工作动辄得咎，如果没有耀邦同志(在中央)支持，那就不好办了。当时民间的顺口溜，除了“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外，还有一句：要解放，找耀邦[12]。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一封读者来信并加编者按，否定包产到户，要求已经搞了的地方要“坚决纠正”，并在头版配发吉林省纠正“错误做法”的报道。胡耀邦对人民日报的做法予以批评，要求赶紧改正补救。并同万里、赵紫阳通电话，对他们的做法表示支持。胡耀邦认为，“三中全会两个农业文件既然是‘试行’，又是‘草案’，理所当然地应该在‘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原则下，容许有所突破，有所创新。[13]” 此时需要一提的是华国锋。1979年3 月，在听取七省农村工作座谈会汇报的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虽然强调了坚持农村集体化的道路不变，但是对安徽的包产到户没有一句批评，并说可以试验。邓小平在会上也只是含混了说了一句“贫困地区总得放宽政策”。应当说当时中央主要领导华国锋和分管领导王任重虽然不赞成包产到户，却表现了思想与政治的开明，能够倾听不同意见，“多讲道理，允许自由讨论，并没有上纲上线”(杜润生语)，对观点不同的人也不歧视。会后，中央批转的座谈会纪要即中央31号文，虽然从两个不许增加到“三不许”，即“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化小核算单位，一律不许分田单干”，但也首次提出：对于群众已经搞了包产到户的，“如果一时说不服，也不要勉强纠正，更不能搞批判斗争”。 1979年9月，已经调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赵紫阳被授权对三中全会农业文件进行最后的修改，他和时任政治局常委、总书记的胡耀邦合作，在最后的文本中，将三个“不许”改为一个，即不许“分田单干”，但巧妙地接着说：“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这实际上是允许例外。 这份文件，就为农民改革挤开了一道门缝。从这道门缝，某些地方领导、广大农民和当时的一些媒体如《人民日报》，合力把这道门缝越挤越大，终于为被毛泽东污名化的包产到户正名，最终登堂入室。 杜润生后来说：胡耀邦“是个思想解放的人，是最积极推进农业改革的领导人。” 1980年4月，邓小平才正式对包产到户表态支持。但此时党内高层仍然对此存在重大分歧。在同年9月，由胡耀邦主持召开的全国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多数人依然抱牢人民公社体制，不同意在会议文件草案中写上“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的话，依然主张“包产到户”仅限于贫困地区，其他地区则明确不准。会后，在胡耀邦、万里的主导下，由杜润生执笔，巧妙地整理出座谈会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即著名的75号文件。其中提出： 困难地区可以搞包产到户，不困难的地区愿意搞的也可以搞，不愿意搞的不要勉强搞，不要搞一刀切，不要搞一言堂[14]。 座谈会后，胡耀邦、万里到全国游说诸候实行农业改革。比如，湖南、河北都是在胡耀邦的督促和批评下，才开始包产到户的。 在此期间，胡耀邦也指导进行了农村改革第二方面的开拓性工作：否定大寨模式的片面性。可以说，在这方面，胡耀邦发挥了更大的、关键性的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两个有关农村的文件中虽然提出两个“不许”，但是在会后，中央秘书长胡耀邦主导对会议文件作最后修订时，还是尽其可能，采取了迂回进攻、釜底抽薪的做法，对实行了14年的“农业学大寨”一是不提或少提(《决定》只提了一次，并且接着又补充说，大寨要对自己一分为二。而会议公报一句不提)，二是纠正了文革中过火的做法，重申了生产队的自主权、社员分配、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社队工商业等经济政策，“明显地是针对大寨经验另寻出路”(祝华新语)。 三中全会前后胡耀邦在许多场合都“反对农村的‘穷过渡’、‘一平二调’，强调按劳分配，不能把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当资本主义来批判”，指责学大寨修建“人造平原”，搞农田水利大会战是“劳民伤财”。陈永贵对此很不满意，多次骂道：“胡耀邦，胡乱邦![15]” 1980年6月，在胡耀邦支持下，《人民日报》揭开了昔阳的一块疮疤——“西水东调”工程，并发表经过胡耀邦审阅的社论《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 这一时期，胡耀邦还指导了党内和社会上对一系列农村改革和经济改革中的虽然具体但关系重大的是非问题的讨论，拨乱反正，并且有理论上思想上的突破，为中国改革开道。比如，从1980年至1982年，《人民日报》多次对农民从生产领域进入流通领域的长途贩运问题进行讨论，最后形成明确的结论，主张《不应把商贩叫做“二道贩子”》。在这个讨论中，胡耀邦曾经明确指出：“我们要发展商品经济，就需要长途贩运，需要搞活流通，无论短途运输还是长途运输，都应该鼓励。以后别用‘二道贩子’，改用‘运输户’，有搞短途运输的，有搞长途运输的。[16]” 1981年，胡乔木给广东省委写信，严厉批评广东出现的农民雇工承包集体鱼塘，并将信抄送胡耀邦、万里和国家农委，同时派出调查组前往广东。主政广东的习仲勋也派出工作组进行调查。在两个调查组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时，胡耀邦明确支持广东省委的做法和意见，说：农林牧副渔都可以承包。后来并以中央名义认可广东的做法。 1982年初，由杜润生领导的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起草，中央发布了著名的第一个“一号文件”，首次正式认可了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 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至此，包产到户终于获得了合法地位，中国农村改革进入了全面推进的第二阶段。这一年，中国各省市区，除了黑龙江外，都实行了包产到户的改革。1983年，黑龙江也易帜了。 一年后即1983年1月，在中共中央下达的第二个“一号文件”中，把大包干、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等统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胡耀邦起的名字)，并将其肯定为“伟大的创造”。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从根本上废除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开创了农业发展的新局面，不但解决了我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并由此推动了工业、商业和城市经济的改革，引起了整个经济体制和上层建筑的一系列改革。从1982年起，在胡耀邦提议和主持下，中共中央连续五年颁发了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在胡耀邦领导下，中国农村进入了改革开放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 第4点：胡耀邦主导了全面改革的起步和规划 从农村起步的改革不但导致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而且推展到全面的改革。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出席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并作题为《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又称为“二十八条”，因为胡耀邦一共讲了28个问题，系统而全面地阐述了改革的必要性、方针、目标、任务、途径。胡耀邦说： 要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 改革的总方针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什么是全面而系统地改？全面，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大规模的改革是一件很艰巨复杂的事情，需要深思熟虑，实事求是。中央决定有步骤地进行，经过典型试验，保证我们不会来回折腾和产生混乱。 关于经济改革的方式和途径，胡耀邦的观点是要把当时农村改革的有效经验借鉴到城市改革中来，提出以承包为重点的企业经营责任制。 胡耀邦在讲话中强调了机构改革的必要，指出要改变机构臃肿，互相扯皮，干部老化，效率很低的问题；提出要精简机构、缩减人员、调整班子、提高效率。强调改革势必触动上层领导部门，特别是中央各经济部门和省市，各级领导都要进行领导方法的改革。 胡耀邦还谈到其它各个方面改革的必要性和重点改革任务，他说：我们所面临的改革是一次全面性的系统改革，因此，除机构和经济方面的改革外，政法、外事、劳动、人事、宣传、科技、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卫生、体育，以及各人民团体，总之一切部门，都有改革的任务。 我们改革的总目标，是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思想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凡属符合人民利益和时代要求的新思想、新创造、新经验，我们都应当吸收，凡属不符合新的历史任务和实践要求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我们都应当敢于抛弃。勇于改革是革命者的品格。中国旧民主主义的先行者们，尚且具有那种至今使我们感奋的改革勇气和进取精神，我们难道不应当具有更宏大更坚韧的改革勇气和进取精神吗？在新时期，我们一定要在全党同志中确立社会主义社会还要在各方面进行改革这样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指导思想。 在这个讲话中，胡耀邦还最早提出了衡量改革的三个“有利于”标志： 总之，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和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17]” 1984年，由胡耀邦、赵紫阳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必须充分发展商品经济的正确观念。邓小平在中央全会讨论这个决定时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这个决定主要是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贡献。 1986年 9月，在胡耀邦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首次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 吴象说：“胡耀邦担任总书记的1980～1987年，是改革取得突破，不断开创新局面的时期，是经济蓬勃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时期，尤其农村生机盎然、农民扬眉吐气的时期。” 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国民经济，胡耀邦还有一个重大的贡献：提出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内，争取我国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人均达到八百美元的小康水平的奋斗目标。这是他看到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提出湖北工农业二十年翻两番的目标受到的启发而提出的。他找过好些省市领导和部长们商量、研究，自己也经过仔细计算，怎样才能达到，然后1980年初去向邓小平建议，邓小平当时就同意了。过去人们一般认为翻两番的目标是邓小平提出的，实际上最早是胡耀邦提出的，而且提出后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邓小平也曾经一度不再赞成，胡耀邦被批评不懂经济，并被收回经济工作领导权。后来在事实面前，也经过孙冶方的论证(《20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保证》是病危住在医院的孙冶方最后一篇文章)，胡耀邦坚持的“翻两番”的宏伟目标，终于成为高层的共识，1982年9月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上正式宣布了，鼓舞了各族人民，全国经济建设得到了更快的发展。1983年就达到了“六五计划”规定的1985年的主要指标，社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3%；1984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又比上年增长14.2%，1985年更增长了16.4%。到上世纪末，这些目标提前超额实现，实在是出乎任何人的预料[18]。 下面，仅简单归纳胡耀邦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他的其他方面改革的思想放在后面论述。 1．胡耀邦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目的是为了让人民富裕。 早在1969年，罢官挨批的胡耀邦就给毛泽东上书，提出全民所有制企业必须要改，要有实际内容，不再拘守“空空洞洞的全民所有”，“反而落得个全民皆无，或者全民皆困”。他主张给地方、集体共享全民所有的资源，发展地方经济和社队企业，“实实在在地比较迅速地使全民皆有，全民皆富”[19]。 1979年胡耀邦发起“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在这次讨论中，形成的共识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要”。胡耀邦在当年10月9日的一次讲话中说：“二十几年来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主要是：一、没有真正集中主要精力搞经济；二、方针不对头，没有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三、管理体制高度集中，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后来有人说，这是全面改革开放前夕一次与“真理标准大讨论”具有同等价值的理论探讨，可惜当时它的价值没有被人们全面认识，甚至被中止了，只是在今天才感到它的重要意义。 胡耀邦后来在多个场合以多种方式，强调“国家要富强，首先人民要富裕。能不能使人民富裕起来，是检查我们各地各条战线工作的最重要的标准。[20]”胡耀邦说：“管子提出‘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后来，司马迁在《史记》中把这句话改为‘治国之道，富民为始’。这个战略思想是对的。要想办法使人民用智慧和劳动的双手富裕起来，国家也就强大了，就能立于不败之地。[21]”甚至胡德平认为，如果仿子贡问政，胡耀邦的“三个有利于”必不得已而“留一”，于斯三者何先?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民富。耀邦同志的‘三个有利于’思想是有层次的，全面说怎么说，比较说怎么说，最后说怎么说，这些想法的不断积累就形成了耀邦同志藏富于民、富民为先的治国理念。” 这一点甚至后来成为胡耀邦的一个“罪状”：1987年生活会上有人批他说：胡耀邦一条富民政策就概括了我们的一切了，还很得意，到处讲[22]。 1984年3月29日，《人民日报》根据耀邦同志多次讲话精神，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我们的政策是富民政策》。“这篇文章是在整党期间发表的，无疑把整党与富民紧密结合起来，而不是把‘富’作为资本主义去批，这是他关于建党思想的一大进步。因为他认为，人民富裕的过程，向国家缴税的过程，也就是为社会增加财富，使国家富强的过程。耀邦同志认为国富而民穷是可能的，民富而国富则是必然的。小河有水大河满，小河无水大河也会干。[23]” 让人民富裕，是胡耀邦那一代领导人他们发起改革的初衷。“他和习仲勋、万里等老一代共产党人对人民群众普遍有一个还债情结，兑现建国前党对人民的承诺，这也是这些老人在经历几次政治风波后的心理反映。胡德平分析说，这种情结说到底，关系到共产党人的良心问题，关系到执政者的理想问题，关系到共产党不应有特殊利益而只能有人民利益的问题。”而“写出‘辉煌六十年’这一标语的人，他是决没有还债情结的。[24]” 2．清晰的改革任务、原则、路径 这方面的内容很多。 在胡耀邦眼里，改革任务非常清晰，就是改掉“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掉以“一大二公”为标准衡量社会纯净度的社会主义模式。 改革什么都可以改，就是不能改变人民群众的主人公地位。在推动改革的过程中，胡耀邦特别看重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希望工人阶级作为改革的主力军，在改革最前沿发挥主导作用。在此指导思想下，他重视工人在企业改革中的民主管理权利。 改革也不能改变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社会保障的承诺。1986年提出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时候，他就率先提到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他说，改革有进攻也要有防守，要攻防结合，老进攻没防守，生活没保障，老百姓现状都无法维持，改革是改不下去的。 改革要有新思维、新方式，要突破常规。这一思想体现在他1983年2月深圳题辞上：“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他不但以此表达对特区事业的全力支持，而且指出了我们党为人民利益服务、富民为先和让人民当家作主的立场不能改变。 胡耀邦认为，中国要走通过内需来拉动经济发展的道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富民，既要抓生产，又要提倡适当的消费，但消费不同于浪费，也不是高消费。消费需要支付能力，它的基础是人民的富裕。经济发展不能通过第一部类推动第二部类，而应该用第二部类也就是通过富民、提高人民的消费能力推动第一部类，最终达至各产业行业的共同发展。在当时，他把拉动内需、重视消费同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联系了起来。50年代胡耀邦担任团中央书记的时候，就发起过青年人服装美化的活动。到了80年代，他也注重老百姓生活中老三大件向新三大件的转化。 胡耀邦1969年给毛泽东的上书中就主张农民举办适合自己特点的企业。改革开放初期他在农村改革中又很早就主张农民以各种形式，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发展副业，发展多种经营，发展社队企业。1979年11月，他说：“我们该如何把地方工业、特别是社队企业搞上去，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高涨？看来，只是大喊大叫大力发展，切实整顿还远远没有抓住要害。[25]”在当时多数中央领导对社队企业并不看好的情况下，由于胡耀邦为首的一批领导人的支持和农民自己的创造，社队企业迅速发展，到1985年其产值居然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一，邓小平赞叹“没有想到”。当年这些社队企业中经过改制，发展出至今许多行业的领头企业。胡耀邦也提出农村要发展专业户，是我党继农村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大政策。他所讲的发展专业户，不仅要发展种植、养殖专业户，而且要在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中，发展交通运输、储存、加工、流通等领域的专业户。实际上是在发展专业户的概念下，全面发展民营经济，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思想，当时都提了出来[26]。 胡耀邦重视就业问题，提出了新的就业理念和方式。1979年后随着上千万当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回城，已经担任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接受中央安排给他一个任务：解决这些人的就业问题。这也是胡耀邦这一时期分管的第一个经济工作。胡耀邦提出大力发展服务业、多种所有制渠道就业的思想，为集体所有制、服务业恢复名誉，鼓励这些青年人自己创业。在中央政策的支持下，数以百万讲的城镇青年进入服务业，不但解决了就业，而且发展了服务业。“从知青就业问题出发，他直言不讳地谈到四个现代化中，国营企业生产效率和用工流向的问题；社会总劳力在国民经济生产各部类如何重新分配的问题；广开就业门路和支持青年人搞活经营的问题；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各自优势比较的问题；摆脱过时观念和树立光彩就业观念的问题；最终归结到对党中央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战略思考上。[27]”胡德平由此认为知青回城就业问题是城市改革的序幕和第一推动力。 胡耀邦高度重视科技工作，注意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重要性，发挥科研人员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1975年胡耀邦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时，就以支持科技工作而受到批判，但他在被批判中，仍然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1983年3月，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召开的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中，特别把强调正确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作为报告的两个主题之一。他号召全党一定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同人类文化成果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确立尊重科学文化知识的正确观念，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一定要反对把知识分子同工人阶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看成“异己力量”的错误倾向，确立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正确观念，百倍地加强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团结；一定要反对把坚持党的领导同实行内行领导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确立要领导就必须内行的正确观念，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在革命化前提下的知识化、专业化。 胡耀邦支持并倡导城市人民包括体制内科技人员和国企职工创办民营企业包括高科技民营企业。1980年由胡耀邦主持制定对北京建设方针的四项重要指示中，提出北京要发展的工业中包括高精尖的轻型工业和电子业。书记处四项指示公布以后，风生水起，首都的科研人员率先做出了积极的反应，成立了国内首家民办科技机构。1983年，在这个机构遇到困难时，中央书记处分管领导方毅、胡启立表态支持这些开风气之先的科技人员，最高领导胡耀邦也批示要研究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予以全面的指导和促进。中央领导的支持轰动了整个中关村，科研工作人员沸腾了，离开原体制、活跃在中关村科技市场的人越来越多，终于开创了整个中国的民营科技企业，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支生力军。 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无论是生产领域，还是流通领域、科技领域，在推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胡耀邦对于大量出现的自谋出路、自主创业、乡镇企业、长途贩运、私营服务业和个体工商户，一直很赞赏、很爱护，并把它称为“光彩事业”而大力倡导。现在看，民进国退是中国改革的最主要的特征和最重要的经验。正如胡耀邦所说：“什么怕失控、失灵呀，根本的问题是有些同志，就是抓住瞎指挥权不放，或者是抓住谋私的权不放。[28]” 胡耀邦提出要扩大国内的横向经济合作。1984年初他在广东汕头指出，所谓开放，“对外不只是一个外，对外有两个，一个是外国的外，外省外区也叫外。你们要研究国内的外，与上海、镇江、苏州、无锡、汉口交流。[29]” 1984年初，胡耀邦同志在黔亲自促成了“四省区五方经济协调会”。这是我国西部地区第一个跨省区、高层次、定期进行的经济交流合作活动。 胡耀邦认为发展经济要特别重视环境保护。1981年2月3日，旧历除夕，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值班，望着满天的烟火，他对身边的秘书说： 你看看北京的夜空，乌烟瘴气。北京如此，全国也一样。我们国家人口多，生态环境是个大问题，治理生态环境，还是我们今后一项十分繁重的大任务哩[30]。 1980年在对北京进行了数天的专门调研中，胡耀邦对北京领导说：“我们根本不反对发展生产，不发展生产还叫什么共产党员？（问题是）怎么个发展法，你往什么方向（发展）嘛！”其后，胡耀邦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对北京建设的四项指示中，提出对环境的要求是：“要把首都变成全国环境最清洁、最卫生、最优美的一流城市。”到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北京建设规划的批复，对北京的环境保护又提出更高要求和新的任务：“要认真搞好环境保护，抓紧治理工业‘三废’和生活废弃物的污染，首先是解决好大气、水体的污染和噪声扰民问题。”要求“对于污染严重、短期又难于治理的工厂企业，要坚决实行关停并转或迁移。”难能可贵的是，中央的批复中还提到生态建设问题：“要继续提高绿化和环境卫生水平，开发整治城市水系，加强风景游览区和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从而把北京建设成为清洁、优美、生态健全的文明城市。”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环境保护、治理环境污染和生态建设等问题，并希望首都带头，应该说是极有远见的。胡耀邦重视绿化，并把它和中国发展结合起来，在他看来，全国的绿化和污染治理都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他认为全国大规模的绿化，对生态环保、农民致富、山河治理都是一种共生共荣，互相促进发展的关系[31]。1984年，胡耀邦在视察甘肃时，指出这个省农业经济发展的战略应当从单一重视粮食生产调整为：“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治理山河，治穷致富”。笔者当时正在甘肃省委工作，胡耀邦的这个指示在全省所引起的震动，至今记忆犹新。 胡耀邦提出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应当是与农民个体商品经济与乡镇企业发展结合起来，发展小城镇，采取集体所有制方式投资。1979年6月他有一个批语： 随着农业和农村形势的不断好转，我们需要把全国的小城镇建设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基层中心。建设这种基层中心，不是靠国家投资，而是引导各方面采取集体所有制形式予以解决。但这要有计划，有领导[32]。 1982年胡耀邦已经预计到中国将有1亿农民脱离农业进入城市化过程，1983年他提出一个主张：农民“离土不离乡”，从专业户、社队企业发展到建设小城镇。同年7月14日，中央对北京总体规划方案的批复中，要求北京：“要按照节约用地、少占或不占耕地、统筹安排、配套建设的原则，认真组织编制村镇建设规划，逐步建设起一批农工商结合发展的、具有一定现代化水平设施的农村集镇。”这个要求是有普遍意义的。1983年2月13日他在广东湛江说：“农民可以到城镇修房子，为什么不可以？一千年前景阳冈，没店怎么住啊？让手工业专业户到小城镇修房，二三十里的地方有个小镇，里面有电影院、茶馆什么的，便有了个落脚点。否则几十里地什么也没有，青年人没地方玩，便去赌博去了。[33]”1984年，胡耀邦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建设小城镇将是改变城乡关系、改变劳动力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一大措施。”指出：城市化不必在现有城市铺摊子，摊大饼，“中国人口那么多，城市容纳得了吗？人都挤到城市怎么成？一定要建设好农村，要建设发展乡镇、小城镇。乡镇逐渐形成规模，星罗棋布，将众多农民吸引到小城镇，以城市带动星罗棋布的乡镇，带动农村，形成网式的格局，也许是解决中国众多人口的一个方向，一个发展模式。[34]” 胡耀邦重视城市居民的住宅建设。1979年他指出当前城市工作的三个问题之一是住宅建设。1980年对北京发展的四项指示中也提到居住问题。此后北京的住宅建设掀起高潮。1983年中央对北京建设规划的批复中，要求“在严格控制城市人口的基础上，到1990年应基本解决无房户和居住严重困难户的住房问题。”中央对北京市建设的两次指示，对其他城市都有指导作用。1984年召开的十二届三中会合，就把这两次指示的精神写入全会的决议之中。胡耀邦关于小城镇建设可以采取集体投入和个人投入相结合的方式，城乡统筹一体发展的思路，对于今天我们的住房改革与建设，也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