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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解放军2012年首轮高级将领调整观察

解放军2012年首轮高级将领调整观察 —-龙腾虎跃正当时 作者:水沟楞 来源:《阳光》2012年第5期 来源日期:2012-3-23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3 10:55:32 阅读量:405次   换届选举年,人事最敏感。就在中外人士密切关注中国内地各级领导班子换届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人事布局之际,人民解放军悄然进行了2012年首轮高级将领调整变动,新提升调整的军以上高级军官,借助龙年新春看望部队、走访地方政府之际,相继在军地媒体“上榜”、“曝光”,引起了军内外人士的普遍关注。特别是南京军区副政委兼海军东海舰队政委岑旭接替达到任职最高年龄退休的徐建中任海军副政委,广洲军区空军参谋长庄可柱接替达到任职最高年龄退休的朱清益,升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兼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宋琨接替达到任职最高年龄退休的贾延明,升任南京军区副政委兼南京军区空军政委;第二炮兵副参谋长高津接替陆福恩升任第二炮兵参谋长,北京军区辖属的第三十八集团军长王西欣升任国防大学副校长,吸引了人们更多的注意,以至有关人士率先从国防部网站上发现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已被免去现任职务后,又给各界人士观察解放军高级将领管理提供了一个窗口和想象空间。北京独立军情分析人士认为,虽然这次调整严格执行《现役军官法》对高级军官任职、交流、免职、退休的相关规定,多是正常的新老更替,但通过新任职高级军官绝大多数是异地交流、被免职的似有前兆的特点,可以看出此轮军以上军官调整既考虑能力实绩,又注重以德为先;既考虑工作环境,又兼顾交流培养干部,显见中央军委和各大单位党委用人的核心理念仍是贯彻德才兼备、“五湖四海”方针;从全局部署俯视,既能从新提升的军职以上高级军官身上看到军委赋于的重任,凝聚成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科学发展的新动力,并为中共“十八大”的召开营造出稳定、和谐的氛围,又能看出高级将领成长培养的端倪。   “上上下下”的结果更好   这里说的“上上下下”,指的是机关到部队、部队回机关、机关再到部队的“回锅式”交流。这在空军体现的更为明显,上上下下式交流已成常态。新任南京军区副政委兼南京空军政委宋琨的经历可谓典型。1970年12月参军的宋琨,曾任北空辖属的原空17师、空六军政治部干事,后入上海复旦大学学习,毕业后调空军政治部宣传部任副处长、总政办公厅机要局任处长、局长,1997年12月升任南空政治部副主任,2001年12月调任上海基地政治委员(副军职),2002年12升任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宋琨德才突出,工作踏实,任职经历和时间在空军及全军范围内也屈指可数,这次荣升新职也是众望所归。新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兰州空军司令员的庄可柱,走的也是一条纵向交流、横向提升的轨迹。庄1955年2月出生,1974年3月参军,历任飞行员、中队长、大队长、团长、师长,1996年12月任成都空军辖属的昆明基地参谋长、司令员,2004年7月任空军参谋长助理,2005年1月任兰州空军参谋长,2010年7月调任广州空军参谋长,这次交流提升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兰州空军司令员,可谓“回锅式”交流提升的典型代表。这次大范围交流的军官还有,沈阳空军副参谋长许志良调任大连基地司令员,北京军区空军装备部长袁强升任空军装备部长,南京空军辖属的空三师师长常丁求升任空军参谋长助理,济南空军装备部长王洪国调任北空装备部长,空军司令部地面防空兵部长潘国海升任兰州空军副参谋长,广州空军辖属的空二师政委李峰升任兰州空军辖属的乌鲁木齐基地政委,兰州空军政治部副主任金心华调任空军试验训练基地政委,广州空军副参谋长刘国胜调任南宁基地司令员,兰州空军辖属的乌鲁木齐基地政委钟卫国调任广州空军辖属的南宁基地政委,南宁基地司令员刘春明调任武汉基地司令员,空降兵十五军副政委康子中调任武汉基地政委,北京空军辖属的导弹六师政委蔡立山升任广州空军辖属的空降兵第15军副政委等。军情分析人士认为,上下交流、异地交流提升军职高级干部,既能积累高级干部的领导经验,熟悉其它战区工作特点,又能防止在用人上形成“圈子”、“山头”,还能为新提升干部提供一个全新的工作环境,可谓“一举多得”。培养式交流已成为解放军选拔高级将领的制度性安排,也是许多胸怀大志的高级军官在任职方向上的最优选择。   “能文能武”的安排最巧   在这方面,国防大学新任副校长王西欣的使用最有观察意义。王西欣1954年2月出生, 1974年12月入伍,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参谋长、团长、副师长,曾参加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和在西藏部队代职。1999年12月任成都军区149师师长。2002年就读俄罗斯总参高等军事学院高级研修班,后任成都军区第13集团军参谋长、军长,2007年6月调任北京军区辖属的全军著名的第38集团军军长。观察家认为,王在全军军职干部中出名较早,曾被誉为懂军事、懂科技、对信息化作战理解深刻的解放军新一代将领的代表人物,解放军报也在一版头条报道过其事迹。王在两个战区任军长已有近六年时间,这次军委通过安排国防大学原副校长任海泉调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为王西欣腾出提升位置,既是对军事改革创新先进人物的信任,也是对有争议的军事人才的保留,还可为全军最高军事学府充实领导力量,具有积极的典型示范意义。新任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的余爱水,在空军军职干部中学历最高且有特殊影响。余曾任基层部队指导员、教导员,先后在沈空、空军政治机关任副处长、副部长,依靠在职自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其专著《军事与经济互动论》获全军首届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被专家认为是一部集战略性、创新性、思想性、前瞻性于一体的开拓性专著,填补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空白,余率先提出的“隐形战争”理论受到总部首长的高度重视。他先后被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空军指挥学院、总参工程兵工程学院聘任为兼职教授,国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央财经大学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军情分析人士指出,余爱水从西北大漠的空军试验训练基地调担任京畿要地防空的北京军区空军任政治部主任,显然是授予重任,表明军以上领导班子的文化和专业结构正在加快改善。其它调整如总装备部政治部主任王家胜升任总装副政委,第二炮兵参谋长陆福恩调任二炮副司令员,第29基地总工程师邓小刚升任国防科技大学副校长,济南军区装备部长王军升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总参情报部副部长陈友谊升任该部部长,后勤工程学院副院长方振东升任该院院长,军械工程学院副院长张龙升任该院院长,空军工程大学理学院院长张多林调任该大学副校长,北京军区第65集团军军长许林平调任第38集团军军长,第65集团军参谋长刘振立升任该集团军军长,则是中央军委和各大单位党委根据领导班子建设情况、干部本人自身条件和下一步调整方向作出的妥善决策,安排恰当,变动稳妥,方法也是周到巧妙的。   “以德为先”不可或缺   注重个人政治素质,配强政治工作领导,也是本次调整的一个显著特点。据悉,在这次调整前,军委和总政冶部、军委纪委强化了对调整对象的政治考核,突出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广泛征求意见,以求防止“带病提升”和“强行提拔”,新提升的高级将领强中选优,政治上可靠。如第二炮兵工程大学新任政委马力少将,长期从事政治领导工作,历任指导员、教导员、政治处主任、团政委、基地政治部主任和308工程指挥部政委,可以说在二炮部队主要政治工作岗位都做过领导工作。2009年3月升任第二炮兵工程学院政委后,积极适应院校政治工作特点,在培养高素质教员队伍和加强学员思想教育等方面不断进行创新,使学院经受住了改革开放和体制编制调整的考验,这次在学校落实新编制等级中荣任新职,也是对其能力素质的充分肯定。新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政委的孙健大校,长期在总政治部做宣传教育工作,思想敏锐,政治理论功底扎实,2009年12月接替黄齐国任总政治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军事中心主任后,严格遵守宣传纪律,积极创新宣传形式,在军事广播宣传中作出了成绩,多次受到上级领导的肯定。其它如天津警备区政委王海儒调任北京军区联勤部政委、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廖可铎调任天津警备区政委、河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吕民松升任济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广东省军区副政委黄善春升任该军区政委,军械工程学院副政委(正师职)陈少华升任解放军装备学院政治部主任(副军职)等,都是经过多次考核、反复征求相关单位意见,经过慎重考虑并按任免程序集体讨论决定的。军情分析人士指出,这些具有丰富政治工作经验的高级军官担任后勤保障机关、院校、省军区政治主官后,有利于从政治上把握机关、院校和省军区的稳定,及时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政治观点对教学员的影响,抵御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思想对干部个人的侵蚀,有效落实军委确保机关部队和军事院校高度集中统一和稳定安全的要求。也有分析人士指出,由于部队的特殊体制,对高级军官的监督仅靠上级党委或主要首长是远远不够的,这也是个别单位和部门屡出案件,高级军官“前腐后继”连续发生腐败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需要从权力制衡、权利分散和使用前严肃考核、发生问题严格追究责任等方面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安排,这也是中央和军委高层必须高度重视并亟待解决的问题。(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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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缺乏政治信息透明度使公众极度焦躁

作者 马丁 中国当局新闻封锁和缺乏政治信息透明度, 致使活跃的网路公众舆论越来越焦躁。自王立军事件爆发及薄熙来被去职, 最近一周中国网路微博又盛传“中南海事变”等三大传闻。法新社报道指出, 这种情况一方面显示强烈要求知情权的中国公众面对信息封锁极度焦躁, 另一方面则导致网路微博中各种“传闻”满天飞。 王立军私闯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事件,导致在重庆另辟“红色根据地”的市委书记薄熙来去职,而中共高层封锁消息,幕后秘密处理此一事件,对薄熙来解职的理由也没有向外公布多少信息,致使事件以来关心国家大事的公众出现极度焦躁的情绪,网路贴文及微博上各种“传闻”满天飞,反应出中国公众舆论对政治透明度缺乏达到空前焦躁的程度。而造成这种情况,责任在于中国政府对公民实行信息封锁。 中国的互联网虽然遭到有系统的新闻审查,但当局对这个空间的管制也越来越困难。在新闻空缺的情况下,中国公众从大量微博和贴文去“探取”信息,已经成为唯一的途径和自然的反应。而敏感事件及突发事件的发生,也是这一有限的信息渠道热度骤然升高的原因。 最近一周以来,最震动北京的是网路贴出的“三大传闻”。第一条传闻是多个名人在网上帖文,宣称因为薄熙来失势下台的影响,北京风雨满楼,有人听到枪声,有人惊呼“中南海政变”。甚至有“消息”说内地知名记者杨海鹏透露,王立军事件后,政治局9名常委多数住在人民大会堂,有如当年林彪事变时周恩来坐镇大会堂应变那样。杨还“透露”,3月14日温家宝在北京两会的记者会上,怒批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后,薄熙来及亲属随从等 38人即被中央警衞局扣押,关在河北某地。杨海鹏还称,“铁幕后角斗仍在激烈进行,至少50个以上关联圈子彼此缠斗,包括所有已退休或未退休的中共大老”。 第二条传闻是,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阴谋在北京“闯宫政变”,解放军军车开进首都。新浪和微博从3月19日深夜就疯传北京种种异常的消息,有的传北京《证券市场周刊》编委李德林称,中南海四周“军车如林,每个路口都有多名便衣”;而北京文化人张志远更称“江湖大决战提前开始”。3月22日,中共政法宣传工作会在上海召开,而两天来被传出事的周永康未出席,于是引发外界猜测周永康可能已经“出事”。而此前一天(3月21日)一份民间流传的“内幕曝光资料”说,薄熙来被扣押后,周永康企图“闯宫政变”遭挫败,胡锦涛的军队司令早已提前安排部署好了“61889部队”进城。此后周永康就一直没有现身。中国国内微博上甚至有人贴出军车开进北京的照片。 第三条传闻就更诡异了。3月19日,北京媒体刊登了“法拉利粉身碎骨一死两伤”的新闻,报道18日凌晨发生在北京保福寺桥的车祸。一辆法拉利跑车行驶中失控,撞到桥体南侧墙壁及另一侧护栏后解体,车上3人被甩出车外,造成一人死亡两人重伤。说是这条新闻被迅速删除,于是有网友爆料,称死者是中共九大常委之一、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的私生子。 这些虚虚实实的“传闻”满天飞,当然不是正常的现象。但是许多观察家认为,王立军事件,薄熙来去职,暴露出中共内部在十八大来临之前权力斗争趋于白热化,而在这铁幕般的社会控制以及习惯于党争内幕滴水不漏的共产党政治传统文化主导下的中国,这些政治事件必然引起公众舆论尤其网路空间前所未有的关注热度,而当局严密捂盖的做法,更导致强烈要求知情权的公众出现极度焦躁。 法新社指出,中共一党专政,党内问题从来没有任何透明度,这次爆出王立军事件以及薄熙来被去职,打破了中共党内“团结一致”的神话,这也是导致国内网路公众舆论兴奋度大增而出现种种“传闻”的原因。 对于中国民间和网路微博出现的这种“猜测新闻”和“制造新闻”的动向,法新社引述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政治问题专家薄智跃(Bo Zhiyue音译)指出:“中国人现在很焦虑,因为他们得不到信息”;“现在的中国公众渴望知道一切新的信息,但是官方不提供,于是他们就发明各种传闻”。 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网路微博上的“传闻”不见得完全就是“传闻”,也有一些可能是有来路的;譬如网上传播的一份“官方正式文件”披露,薄熙来的一名家庭成员因腐败案已遭羁押,正在接受调查。而这件事,官方一直未予澄清。 香港中文大学林立和教授(Willy Lam)认为,王立军事件,薄熙来失势,以及最近中共内部爆出的人事之争的种种迹象“意味着中共党内派系斗争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捂盖子最终是捂不住的。 中国公众舆论在政治敏感时刻出现极度焦躁,是近期的一个新动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如果不开放信息自由,继续采取鸵鸟政策,最终只能是自食其果。因为中国公民对政治知情权的要求会越来越强烈,他们知道,这不仅关涉到国家的前途,社会的进步,也关涉到他们在一种合理的制度下生活的权利。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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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伯雄强调军队应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新华网西安3月23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近日在驻陕部队和军队院校调研时强调,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决落实胡主席关于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自觉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紧紧围绕国防和军队建设主题主线,着眼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更加注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部队,更加注重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更加注重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和保持部队自身安全稳定,加强科学指导,狠抓工作落实,以做好工作的实际行动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中央军委委员、第二炮兵司令员靖志远陪同调研。 郭伯雄指出,今年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也是军队现代化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十分关键的一年。各级要加强科学指导,狠抓工作落实,扎实推进部队全面建设,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要在团以上党委机关认真开展“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学习教育活动,确保部队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指挥。要大力营造积极向上的思想文化氛围,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思想文化阵地,积极发挥先进军事文化熏陶人、塑造人、鼓舞人的作用,确保部队纯洁巩固。要把军事训练作为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抓手紧抓不放,不断提高部队的训练水平和实战能力。要切实把防范重大安全问题作为今年的一项硬任务,确保部队安全稳定。要继续抓好维护社会稳定和抢险救灾有关准备工作,确保一旦有事,能够迅即行动,坚决完成任务。 郭伯雄强调,各级要始终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按照“五句话”总要求和《军队基层建设纲要》,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和官兵全面发展。要着力抓好基层党支部和干部骨干部队建设,把一线战斗堡垒搞坚强。要下功夫把“两个经常性”工作做深入、做细致、做扎实,重视 面对面 、心贴心、手把手地做好一人一事的思想工作。要进一步做好为基层排忧解难的工作,努力为基层官兵创造良好的学习、工作和 生活 条件。(完) (本文来源:新华网 ) 责任编辑:NN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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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网上薄王冲突的官方版本,掩盖了真相和阴谋

多维新闻网上刊登的有关薄王冲突的官方版本,掩盖了真相和阴谋 网友老蝎认为: 多维新闻网上的官方版本,把薄王冲突归咎于王手下调查谷开来,令人难以置信。 王立军再彪,也是有头脑的,十年前他便清楚自己“口香糖”的地位,绝无可能主动去冒犯主子。 官方抛出这一版本,一来为了给薄戴上徇私枉法,迫害忠良的卑鄙人格的枷锁,二来为了掩盖真正见不得人的原因,即高层错综复杂、相互倾轧的权力斗争。 ————————————————————- 本人认为:老蝎的推断大有道理。 在薄王冲突的官方版本中,中共掩盖了真相和阴谋。 王立军是薄的狗腿子,王在官场混了如此之久,很清楚其中的厚黑潜规则。王抱着薄的粗腿多年,全靠薄的重用,也帮助薄干了不少坏事,薄是王倚靠的大树,王怎么可能去咬薄? 薄的妻子在东北,重庆的警方会不远万里,去调查掌握着他们生死大权的老板的家庭? 中共高层显然是在掩盖某些阴谋和真相,又要给党内和党外一个貌似合理的说法。 —————————————————————— 下面是多维网传播的官方正版: 习近平提方案 胡锦涛拍板 江认同 随 着时间的推移,因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并滞留,从而引发薄熙来被免职事件的真实脉络已经逐步清晰。据多维新闻从可靠渠道获取的信息表明,王立军 确因涉及薄熙来家人的案件触怒薄,此后又因担心人身安全滞留美领事馆。而中共最高层在如何处理薄熙来问题上,最终是由习近平提出方案,胡锦涛最后拍板,江 认同。 缘起谷开来 从接近中共高层人士处获悉,重庆公安局在办理某案件期间,王立军的5名下属在侦办过程中发现该案涉及到薄熙来的爱人谷开来。这5名下属不再敢往前推动,而据实告知王立军他们的重重压力和“难处”。 此前,有不少人士在谈到谷开来时就讲她也不是“简单”人物。一度有传闻称她利用律师事务所敛财,变相索贿受贿,甚至担任大陆多家知名地产开发商的法律顾问,所收费用估计达数千万元人民币之多。甚至有传闻称谷同时持有新加坡“绿卡”。 在 此情况下,时任公安局长的王立军将该案件向薄熙来进行汇报。由于案件涉及到谷开来,薄熙来当场十分震怒,立即要求王立军安排下属“处理”掉这个案子,不能 让“脏水”泼向谷开来。而王立军认为薄熙来的“处理”方法不可行,其下属宁肯辞职也会拒绝办理,因为已有负责该案的警察提出了辞职。薄熙来对王立军“不听 话”的态度相当不满(甚至有“传闻”王立军被薄扇了两巴掌),于是开始透过自己的方法干涉该案,并“处理”负责案件的警察。 随即,薄熙来 的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向重庆有关方面不断施加压力,以各种名义开始调查负责该案的5名警察和王立军身边的工作人员。与此同时,重庆市委在2月1日下午召开 常委会,会议的内容就是免去王立军的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职务,但该任免并未按规定征求公安部的意见。该决定在转天的2月2日正式向王立军本人和社会公 开宣布。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和重重压力,让王立军实在想不通,同时也感受到巨大的威胁。 在重庆宣布王立军不再担任公安局长的几天里,王立军透过自己的消息渠道获悉负责此前该案的5名警察已经无法联系,此后陆续传来的进一步消息让王立军甚至错误的判断这5名警察已经遇难。在这巨大的压力和恐惧中,王立军开始考虑自己的出路与人身安全。 出走领事馆 王 立军在感到自己的生命开始遭受到严重威胁时,在压力下经过思量后遂决定以官方身份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该消息人士透露的进一步的细节表明,王立军先 与美方人员谈了有关合作交流事项,随后提出避难的请求。美国领事馆此时才获悉他前来领馆的真正意图,感到事态重大遂按照程序上报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美方在 这期间如何研判该事尚不得而知,但确定的是,美方随后将该事件透过外交部通知了北京的最高层。 中共政治局常委层面获悉该事后,立即派相关 部门高官前往重庆(注:目前普遍的说法是国安部副部长邱进带队前往成都)。而在此时,有权知悉这件事情的最高领导人之一秘密告知薄熙来相关情况,并要求其 妥善处理。薄熙来得知后,立即要求重庆市长黄奇帆前往成都处理该事,而此时的黄奇帆并不知道北京已经派人前来处理。 由于地理距离的原因, 黄奇帆率先到达成都。为官多年的他,深知现任副部级高官滞留他国领事馆的高度敏感性和严重性,是地方官员根本不具备权利处理的事件。但在薄熙来的命令下, 黄奇帆不得不去做些“工作”,何况王立军是自己政府系统的下属。黄奇帆在美领事馆见到王立军后,劝说王立军跟随他回重庆,但王却跟黄奇帆讲“薄熙来要杀了 他!”黄奇帆对王说,你神经病了吗,怎么可能杀了你?或许民间传播的王立军有“精神病”就出自这里。 随后,北京派来处理该事件的人马到达美驻成都领事馆,黄奇帆此时才得知中央已经派专人处理王立军事件,于是立即脱身,将该事件交给北京来人处理。期间并没有发生重庆和中央“抢人”的过程。其后,王立军“同意自动离开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习提处理方案 “王立军事件”发生后,中共最高层十分重视事件的调查和带来的恶劣影响,紧锣密鼓的开始调查事件的真相。在王立军的“配合”下,事件的来龙去脉在短时间内已基本清晰。而在调查过程中,通过医学等方面的检查,确定王立军并没有“精神病”,一切正常。 需 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王立军事件”尚在调查,民间议论纷纷的之时。薄熙来在2月13日主导了一批官员的任免,其中包括任命邰展为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此前 邰展暂时在重庆市政府挂职任副秘书长。而邰展是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的外甥,江泽民获悉此事后非常不满,甚至是愤怒。在这样敏感事件的敏感时刻,这“疑似” 是在利用江的亲人,“绑架”江泽民趟进这浑水。据悉,邰展是不会接触到江的一名“家人”,而江的某些家人喜欢在外面打着他的旗号行事。 在 事件基本清晰后,中共最高层处理该事件上升到另一个程序,就是如何定性该事件性质和处理相关人员。薄熙来自然要承担相当的责任,但薄毕竟身居中共政治局委 员之列,其父薄一波在党内的影响力余波犹存。虽然中共高层有不少人对薄熙来之前在重庆搞的很多事情非常不满,尤其是在政治路线、发展路线上。但种种顾虑, 似乎没有人愿意率先出来推动对薄熙来的处理。 为避免外界过多猜测和解读,中共需要尽快处理该事件,必须要最高层拿出决心。在此境况下,该 消息人士透露,其实在中国两会召开之前,习近平给出了对薄熙来的处理方案,胡锦涛拍板该方案。在随后在政治局九常委讨论中基本形成定案。但还是没有形成最 终的定案,因为还有高层在支持薄熙来。 据悉,在两会期间已有高层向薄熙来打招呼,不要对此事件和自己说过多的话,但薄熙来并没有遵从该建 议,依旧“我行我素”,不但在言辞中尽量想撇清自己所承担的主要责任,还专门为妻子开脱。在3月9日重庆市人大代表团公开记者会上,薄熙来近乎畅所欲言, 谈及了王立军事件、自己在十八大上的前途以及自己被外界爆出“丑闻”的儿子。他甚至表示自己相信胡锦涛最终会去重庆视察。当时外界就有分析称,薄熙来作为 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在这样一个公开场合以这种方式对最高领导人提出要求,很是不妥。 薄熙来在两会上的“折腾”,以及一系列动作和表态,显然和中共高层两会前的初步定案有明显差距。这最终让中共政治局常委们对薄熙来感到失望,于是形成了处理薄熙来的最终定案。在两会上的“折腾”成为压倒薄熙来政治命运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3月14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召开完记者会后,就立即着手处理此次事件。当天就要求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市长黄奇帆留在北京。在晚上召开政治局会议后,正式宣布薄熙来不再“兼职”重庆市委书记。随后该决定正式传达给部长级以上官员。 目前,对薄熙来的进一步调查还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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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温家宝忧“文革重演”是危言耸听?

 2012年 3月 21日 温家宝忧“文革重演”是危言耸听? 记者: 张楠 | 北京 图片来源: Reuters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两会后召开的记者会上(资料照片) 中国总理温家宝最近表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对于温的这番话,有人认为言之有据、很有必要;也有人认为,那不过是危言耸听。“文革”真会卷土重来吗?美国之音记者围绕这个问题采访了一些学者。 “文革”对于年轻一代已经非常遥远了。分析人士认为,温家宝总理在“两会”后的记者会上旧事重提,绝非无病呻吟、杞人忧天。特别是,他两次谈到否定“文革”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并把《决议》跟当时的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联系起来。 *“文革”基因或被植入十八大* 北京独立学者吴稼祥说,尽管“文革”在《决议》中被全面否定,但是近10年来,“文革”却成为网络上的敏感词,不允许对它进行讨论和批判,有人竟公开打出拥护“文革”的旗号。 他说:“‘乌有之乡’甚至歌颂‘四人帮’,在它的网站上可以辱骂党的领导改革开放的所有领导人。” 吴稼祥说,这是80年代邓力群主导意识形态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以来,提倡主旋律,抵制西方文化和普世价值的结果。这种意识形态正在被复制到今天。 他说:“‘文革’残渣余孽的泛起,就像洪水一样淹没整个社会。他(温家宝)要不说话,不上去阻挡一下,那情况就非常糟糕,不会对十八的召开创造良好的政治气氛,有可能文革的基因被植入十八大。” 中共十八大将于今年秋天举行,届时中共领导核心将进行10年一次的权力交接。由于“唱红打黑”而声名远扬的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曾被认为是角逐九人政治局常委的有力人选。 不过,薄熙来的得力干将、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进入美国领馆事件以及薄在重庆推行的“文革”政治运动式做法,终于使他被革职。 美国之音张楠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 *手段也必须合法* 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温家宝说“文革”悲剧有可能重演是有道理的。 他说:“很简单,一个公安局长在重庆都得不到人身保护,要找到美国领事馆去求保护。那普通的人在重庆能得到保护了吗?所以,重庆变成一个没有法制的社会了。王立军所揭出来的事也就是说明这个问题,完全是一个人说了算。一个没有人身保护的社会就是文革时候的状态。” 中国长期以来有一种观念,认为只要目标伟大,就不必计较手段。联系到重庆的做法,作家戴晴说,这种观念跟法治社会是相抵触的。 美国之音 中国知名作家戴晴 她说:“就算你打黑打掉的真是罪大恶极的黑帮头子。你用什么办法?如果你用专政的手段、专制的手段、用你一个人说了算的手段、用不公开的手段、用不可以讨论的手段来做的这件事,就是不可取的。如果你的过程是违法的,那么你的目标说得再漂亮,我不信。” 重庆有个叫李俊的亿万富翁逃到国外。他最近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称,他在打黑运动中受到刑讯逼供。薄熙来否认重庆有此类违法现象。他在人大重庆代表团答记者问时说,打黑除恶虽然涉及面比较宽,但重庆都是依法办案的。 *“文革”亲历者反感唱红歌* 美国之音张楠 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薄熙来在重庆的另外一个大动作就是“唱红歌”。红歌运动不仅在当地搞得热火朝天,还要唱到北京去,唱到香港去。积极参加者或者为其叫好者自然大有人在,但也引起众多“文革”过来人的反感。戴晴就拒绝唱红歌。 她说:“我算是一个醒悟了的人。我自己知道,曾经在我生命当中的一段,我是如此之愚昧。这是我一生的痛啊!我不能再不断扒开我这伤口,来给这伤口撒盐。我得罪死你们,我也不唱。” 美国之音张楠 北京独立学者曹思源 北京独立学者曹思源认为,问题不在于唱几首歌,而在于重新神化毛泽东,在于如何对待历史。 他说:“薄熙来说‘唱红’何罪之有?几亿人口吃不饱饭,头天上床,第二天爬不起来,饿死了,这些老百姓何罪之有啊!他们饿死了,被整死了,娃娃上不了学,十年不办大学,这么大的损失老百姓何罪之有啊!现在你们还颠倒是非,还要神化,走错误路线。那当然是复辟‘文革’了。” 曹思源说,是否坚持“文革”思想的一个标志就是对待毛泽东路线和思想的态度。 *要守住《决议》的底线* 其实,复辟“文革”的思潮早已引起中国精英的警惕。去年,在纪念《若干历史问题决议》30周年的座谈会上,人民日报评论部的马立诚说,在举什么旗的问题上我们正受到挑战,有人要举起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旗帜,为“文革”翻案,并试图用“文革”的手段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 中共已故领导人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呼吁守住《决议》的底线。他说,这个底线就是对“文革”一定要持批判的、根本否定的态度。 曹思源肯定了《决议》在分清是非方面的积极意义,但是认为《决议》没有讲清楚“文革”错误的根源。他说,如果制度正确,毛的错误本是可以纠正的。 他说:“10年都纠正不了一个领袖的错误。这个制度是干嘛吃的?就是制度有问题。可以说到现在为止,我们基本上在政治制度上,仍然是一个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没变。” 戴晴表示,要说灾难,就不能只说“文革”,而应该从中共武装夺取政权建立中央人民政府说起。 *尚不具备产生“文革”的基本因素* 不过,戴晴并不认为“文革”会马上死灰复燃。她说,产生“文革”需要有两个基本因素:第一是经过多年造神运动产生的毛泽东那样的无上权威;第二是培养一大批无限忠于这个无上权威的百姓。 她说:”就现在薄熙来想要变成像毛泽东那样的无上权威, 然后在今天有了互联网的情况之下, 再造出几亿个当初像我们这样的大笨蛋, 那么敬神的百姓。这两个基本条件都 没有。” 重庆市委被改组了,温总理也向中共党员和领导干部发出了防止“文革”悲剧重演的警告。曹思源说,这只是“文革”复辟派的一个重大挫折,并不表明左倾势力会完全偃旗息鼓。 分析人士认为,归根结底,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新京报》社论说,当下,中国社会确实面临不少问题,可是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靠建立在民主和法治基础上的全方位“改革”,而不能靠运动式的“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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