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教育

云之 | 百年来引介西方政治思想的误区——丛日云教授访谈

丛日云( 1956- ),辽宁省凌源市人,法学博士,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丛日云教授从 80 年代初开始师从徐大同先生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在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文化和比较政治学等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其博士论文《基督教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他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注重将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相结合,在研究西方思想时具有清醒的中国问题意识与强烈的现实关怀。   王志泉(以下简称王):丛老师您好!最近国内学术界对现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失误进行了不少反思,比如任剑涛教授就认为现代中国留学精英对国内的政治发展道路起了不少误导作用。您是国内研究西方政治思想的知名学者,请问对此有什么看法? 丛日云(以下简称丛):我高度认同任剑涛教授所做的批判性反思。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还必须放在西方政治思想的跨文化传播这样一个大的视野下来考察。一些海归学者错误地诊断西方与中国社会的问题,从而对西方政治思想作出错误选择,对中国问题开出错误的药方,这不是中国所特有的问题,这是西方政治思想在跨文化传播中出现的共同现象。我们也不能将中国所走的弯路主要归罪于海归。必须承认,在现代中国社会,留学生是最具现代意义的群体,中国现代政治的进步离不开他们,但同时我们也要准确地评估留学精英的作用,不能把我们走过的弯路都归咎于他们。在共产党内部,是毛泽东代表的本土派精英压倒海归而取得了主导权,然后它又淘汰了由海归主导的国民党。所以,海归参与了但并没有主导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也不该承担过多的责任。 王:您是说,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学习西方政治思想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着误读,陷入某些共同的误区吗? 丛:是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学者在引进西方政治思想的时候往往存在比较严重的误读,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误读是正常的,不误读反倒不正常。比如史华慈在他的著作《追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中就曾经指出:处在近代中国危机中的严复,为了救亡图存,以致有意无意间扭曲或错置了密尔思想的重心,使得以“个人自由为目的”的密尔变成了“以个人自由为手段”的密尔。 王:但是台湾中研院的张福建教授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认为严复对密尔的翻译总体上是准确的,把握住了密尔思想的实质。对此您怎么评价? 丛:我认为严复处于引进西方政治思想的早期阶段,必然如史华慈所言,对密尔存在比较严重的误读,否则就不正常了。 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呢? 丛:这种误读可以通过比较文明的分析来得到部分的解释。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和认识世界的方式。外来政治思想需纳入本土思想的框架中才能得到理解,在这过程中,必然出现文化误读。中西方很多政治概念的差异,其实反映了中西文化和古代与现代的双重差距。中国的留学精英们来到西方之后,也必然会带着文化的有色眼镜或滤镜,甚至可以说是哈哈镜,来认识和选择西方,从而导致种种误读。比如现代中国对西方政治思想的翻译,我们在翻译西方某种完全陌生的事物时,开始只能将其转译为某种我们文化中已有的相似物,但这种相似只是表面上甚至只是某一点上相似,如把总统译成大皇帝,这样,就出现了以中译西、以已度人的误译,误译背后是文化上的误读。 王:那为什么现在的学者,比如你和任剑涛教授,就能够认识到前人的误区呢? 丛:因为我们生活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经过百年来现代化进程,我们的生活环境与西方的距离缩小了,这使得我们能够更准确地理解西方政治思想,发现先人的误读。当然,我们也会有我们的误读,这是需要有清醒认识的。 王:这样看来,导致误读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先辈们的个人学识不足,而是文化隔阂、历史时代与社会环境的局限。 丛:是的,毕竟能超越时代的思想家是很少的。政治思想具有明显的时代性。为什么一些留学精英在政治上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误入歧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那是时代的错误。留学精英政治选择的悲剧,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悲剧。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要承认,非西方国家接受和实现民主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经历若干阶段,这是无法超越的。如果考虑到中国政治发展所处的阶段,就能够理解,晚清和民国时期的留学精英为何会与西方的某些思想而不是另一些思想产生共鸣和亲和感。在那个时代,中国刚刚开始挣脱传统社会的纽带,个人开始成长,但远没有成熟,所以,他们面对西方思想中带有权威主义、集体主义特征的思想就容易产生共鸣。留学精英中比较普遍的想在中国传统与西方资本主义或个人主义之间寻找中间道路的倾向,也就是说,普遍具有整体主义倾向,到四十年代普遍左倾,以至很多人自然的投入极权主义怀抱,与此有关。既使一些人认同西方的民主思想,但一般说来,从理性上认同西方的民主价值,也有一个由浅到深的过程。而由理性上接受西方民主到将民主内化为政治人格,即形成民主人格,那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王:在民主思想方面,中国人好像受卢梭的影响最大。 丛:这很自然。理解简单化的民粹主义的民主易,理解较为精致的宪政民主难。所以中国人首先选择卢梭,后来才渐渐认识到洛克、麦迪逊的价值。这不仅是中国人也是绝大多数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人们认识和选择西方思想必然经历的过程。因为越是简单化、粗糙、情绪化、走极端的理论越容易传播,而理性、复杂、精致、平衡、中庸的理论不易传播。要过很长时间,几代人之后,人们才有能力批判卢梭,发现洛克和麦迪逊的价值。 王:您本人受过卢梭的影响吗? 丛:当然。我是在 70 年代末受到卢梭的影响进入西方政治思想史领域的,后来大约在 80 年代末逐渐发现其极权主义内涵。与 80 年代对中国极权主义历史的反思有关。朱学勤教授是在中国学界较早全面深刻地批判卢梭的学者,我与他是同龄人,有类似的心路历程。他说对卢梭的反思是从自身中剥离出一个卢梭,对此我非常理解。 王:您刚才讲到,现代中国所处社会发展阶段的落后影响到了思想先驱们的政治选择,那么这种影响究竟体现在哪里? 丛:我觉得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 是很多学者的价值观念和认识水平与西方主流文化的差距较大,难以理解和消化它,转而求助于一些旁门左道、旁枝末节。虽然大多数知识精英希望向西方学习,但学习的诚意不够,总要执拗地在抗拒中学习。并且,由于西方文化具有明显的多元性,西方各国比如英、美、法、德的政治制度与文化都各不相同,更遑论不东不西的俄国和日本。西方的政治思潮更是五花八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都盛行一时,我们的思想先驱们由于时代环境与知识背景的局限,缺乏足够的辨别能力,以致在选择时出现了重大失误。 二 是由落后产生的焦虑和传统的自大心态相结合,试图在使本国实现现代化的同时超越西方,或以超越西方的方式实现现代化,这几乎是发展中国家精英群体的共同梦想,也是共同的误区。虽然到当代为止,在政治发展水平上,大概只有日本和以色列达到了西方的水平,超越西方的非西方国家一个都没有,但力不从心的超越西方的意向和努力在非西方国家几乎普遍存在。如果有了这样一种比较政治和比较文化的观察视角,我们就会认识到,中国早期留学精英的观念和态度有其不可避免性,其失误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王:为什么急于超越的努力都不成功呢? 丛:因为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有些必经的阶段是无法超越的。所谓超越的企图,或者是没有对本国和西方清醒的认识,或者在看到西方社会的一些弊端后企图另辟蹊径,追求一种不切实际的完美境界,结果反而误入歧途。在现实中,就是现代化走了弯路甚至出现倒退,欲速则不达。 王:现代中国的很多留学生并没有树立起对西方主流的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信仰,而是偏好于悖离西方主流文化传统的各种学说,不少留学精英青睐于部分西化的日本和“不东不西”的俄罗斯。这是为什么呢? 丛: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浸淫于中华文明的留学生一时还不能理解、无力消化和吸收西方主流文明的价值体系,只能认识和选择其中与他们本土文化相近相似且有契合性的部分。 王:也就是说跟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 丛:可以说与传统文化的惯性有关。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国家向其他民族学习的方向与路径。 王:除了我们自身的传统以及社会发展水平的局限,现代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在学习与选择西方政治思想时有没有受到当时西方社会状况的影响呢? 丛:当然有。以留学生为代表的现代知识精英们对西方文明的观察、认知与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西方政治思想的选择与认同。如果他们认为西方文明问题多多,甚至要衰落了,那么他们还会选择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吗?不幸的是,民国时期的知识精英遭遇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这严重影响了他们对西方文明的判断。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所以,在西方政治思想引进的时机上,我们 经历了两次拒绝和两次引进的高潮时期 ,说起来那是让人无奈的阴错阳差。中西交流史上的近一百多来,西方社会经历了两个黄金时代:一个是 19 世纪中后期;一个是 20 世纪的 50—70 年代。但在这两段时间里,我们对西方政治思想采取拒绝的态度。两次高潮是指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 40 年代和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第一次引进高潮是两次世界大战及危机时期,堪称西方历史上黑暗的低谷,西方社会左右极化,主流文化遭遇挑战,危机重重。第二次高潮则是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西方交流达到从未有过的广度和深度,但这时的西方文明已经开始失去自信,其主流文化受到各种左翼思潮的侵蚀。在国内受到左翼思想熏陶的人到了国外,发现连西方人都说他们不行了,你想他们会怎样反应呢?这是中西方交流的时运不利:人家好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人家出问题的时候我们来了,看到了,然后就失望了,想另寻出路。 王:除了社会环境之外,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政治思想的选择应该还有内在因素吧? 丛:当然。这里我们有必要引入政治文化这一因素。 政治文化的分析能深入到人格、心理甚至潜意识的层面,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对政治思想的选择。实际上,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政治现代化道路的设计,并不纯粹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也有非理性的因素,甚至非理性的因素可能更为根本。 政治文化的分析可以告诉我们,现代中国知识精英的政治心理和政治人格特征是怎样的。可以说,现代中国的大多数知识精英没有形成现代的民主人格,这是他们偏爱国家主义、集体主义的基本原因。在中国传统社会,权威主义人格是主流。留学精英在国内形成的权威主义人格,在他们浸润于西方文化环境之后会有所改变,但他们作为成年人,其人格特征的改变是很难的。从权威主义人格到最终形成现代的民主人格,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往往需要几代人的进化。而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引介与接受,是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的变迁、现代政治人格的发育成长是基本同步的。 王:分析到政治人格,会不会引起一些人的反感? 丛:人格分析是政治文化研究的一种方法和路径。,是对人的政治心理学的分析。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人的价值观的形成,婴幼儿时期是关键。当代政治文化研究大师英格尔哈特证明, 人的价值观的形成与其未成年时的生活经历有关,成年后很难改变。而价值观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政治思考和选择。 王:任剑涛教授在其新著《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中批评一些留学精英拥抱国家主义,误导中国政治进程,这是否跟他们的政治人格有关? 丛:如果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考察,正是这些人没有形成现代的政治人格,或其政治人格上的某种缺陷,使他们没有确立起尊重个人的价值观,不懂得尊重个体的生命、权利和尊严,从而很容易接受国家主义。 当然,我们看到,民国时代的留学精英在国外学习生活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在他们身上,现代政治人格的某些特征初步形成,这使他们在总体上比本土精英有更多的现代性特征。但其大多数,仍属于权威主义的政治人格。 今天的国人推崇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甚至出现了“民国范”这个的词汇。似乎那个时代的知识具有独立自由精神。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后来变得很顺从、软弱,有的甚至奴性十足,这是为什么?我觉得,他们有了初步的现代民主意识,但在深层上,其现代民主人格的发育还是很有限的,所以,气候变了,他们很容易向国家主义皈依。你可以说,他们中许多人是被迫的,被改造了,但他们怎么那样容易就被改造了?这本身就是问题。 王:有例外吗? 丛:很少。胡适是一个基本上形成了现代民主政治人格的人,他的理性判断和选择与他的人格特征大体上是一致的。但胡适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异数,一个特例。 王:如果说民国时代中国的留学精英基本上没有形成现代民主的政治人格的话,那么 80 年代以来,情况是不是好了很多? 丛:不见得。因为 80 年代出国留学的那一批人多数成长于 50–70 年代,不少人曾经是红卫兵。他们中有些人到海外发生了变化,还有许多人没有多大变化。我们看到,在海外华裔学者里,竟然还有那么多人以国家主义观念认识中国问题。 90 年代以来的留学生虽然要好一些,但他们在青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对养成健全的人格仍然是不利的。 80 年代以来的海外留学生特别是长期在海外工作的学者,没有国内学者对中国现实权力压迫的那种刻骨铭心的感受,也不太容易像国内的学者这样,从每日每时的生命体验中升华出对个性、个人尊严、个人价值和权利的珍重与追求。所以就不难理解, 近几十年里,引领中国思想进步潮流的知识精英,其主体不是海归,而是本土学者 。 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些原来在国内属于自由派的学者,到国外留学一段时间后反而成了新左派。 丛:是的。 80 年代以来的留学生来到西方的时候,西方大学里已经是新左派的天下了,否定和拒斥主流价值成为风气。而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最容易与西方左派思想产生共鸣和亲和感。其实左派主导西方知识界也只是一个表象,其深层原因在于,西方文明在战后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对内,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失去了方向,失去了进取精神,不断向非主流的势力让步、妥协;对外,西方文明也失去了自信,否定西方文明,肯定和拔高非西方文化成为风气。西方文明本身出现的一些衰落迹象,还有其不自信的各种表现,都影响了 80 年代以来的留学精英,使他们怀疑和否定西方文化的价值。西方的各种后现代理论、社会批判理论和左翼思潮,都被他们援引来拼凑成其为中国所开的国家主义的药方。那些持反西方立场的留学精英,其实对西方思想资源的依赖是最强的,他们拒绝的只是西方的主流思想传统。 王:除此之外,你认为中国学者引进西方政治思想还有一些什么误区? 丛:说起来有许多表现。比如,国内学界喜欢追逐西方的最新思潮,什么热门就引进什么。这样做与国内的学风不正有关,一些学者没有对中国社会的责任感和现实关怀,作学问只是为自己沽名钓誉;还有一些人,是误诊了中国社会的问题,昧于中西社会的差距,把西方的药方当成中国的。西方的很多时髦理论针对的是西方的现实问题,所以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中国所面临的问题跟西方的不一样,因为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问题不同。西方之良方,也许是中国之毒药。 王:面对国内学界脱离中国实际,对西方理论和学术成果生吞活剥、食洋不化的倾向,一些学者大声疾呼,推动学术本土化,你对此有何看法? 丛: 倡导学术本土化在表面上看是有道理的,其逻辑是: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主要在套用西方的范式、理论、概念和方法,用来理解和解释中国的传统和现实。但这种移植套用在双重意义上是错误的。首先,它在知识论上是一种“语境误置”:将西方的特殊理论错误地上升为普遍有效的理论,再应用于中国特殊的语境与条件之中。这不仅无法对中国经验提供有效的解释,反而削足适履地遮蔽与扭曲了我们独特的经验。其次,它在伦理意义上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是西方中心论的体现。我认为,学术无国界,大多数学术成果在人类范围内是普遍适用的。具有本土化特征的学术研究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是成立的。同时,学术本土化应该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刻意地追求本土化会导致学术上的画地为牢、固步自封,阻碍学术进步,从而也会推迟学术本土化的真正实现。 我们还要注意的是,在学术木土化的旗号下,一些人以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为由拒绝来自西方普遍有效或对当下中国现实有效的理论和学术成果,甚至完全出于民族主义情绪,不论西方的理论是否有效,一概予以拒绝,非要自已搞出一个拙劣的山寨版。 中国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学者群体,应该为人类学术进步作出独有的贡献,但至少就我所熟悉的政治学领域而言,从整体上看,我们的学术水平还很低,所谓超越西方政治学,引领世界学术潮流或在世界学术界独树一帜,对我们来说,还是力不从心的。 王:你这种观点,会被很多人视为“西方中心论”,为“文化帝国主义”张目。 丛:我觉得,“文化帝国主义”这个概念被滥用了。说起文化帝国主义,好像我们在文化上被西方欺侮了、强暴了。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早期,一些拒绝现代文明的遗老遗少们的确有这样的感受,但今天我们应该冷静平和地看待西方文明的传播。自全球化时代以来,各民族、各文明在文化上的交流,推动了人类整体的进步。在这种交流中,西方文化占有优势地位,这是自然形成的。虽然对于像中国这样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来说,这种交流与某些痛苦的经历相联系,但毕竟,通过向西方学习,我们进入了现代文明社会,我们是这种交流的受惠者。 “西方中心论”也是一个现成的帽子,只要给你扣上这个帽子,你就铁定地错了,无可辩解了。其实,翻翻我们各学科的大学教科书,那些基本概念、理论、方法和学科体系,是不是基本上源于西方?那些整天批“西方中心论”的人,是否能够抛开西方的学术成果自己搞出一套?事实上, 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也来自西方,因为它已经成为西方知识界的主流话语。而那些向西方学术发难的学者,往往也是受西方人的启发。他们无非是向中国学界搬来了在西方比较时髦的文化多元主义而已。 王:这十多年来,国内政治学界引介最多的西方政治思想家当属施特劳斯。请问您对此有何评价? 丛:施特劳斯在西方其实只能算二流思想家,他在中国的走红是一件很诡异的事。原因也许跟刚才讲的“以西方反对西方”的需要有关。施特劳斯以批判现代西方文明、主张回归古典政治哲学而著称。对引进施特劳斯贡献最大的刘小枫教授曾经表示过,他翻译古典、关注卢梭,都是因为他们对现代民主的批判,还因为这两者都是反启蒙的。他在最近一次明显具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的讲话中,就号召人们回到柏位图的《王制》。问题是,中国仍然处于基本的民主法治还没有确立,现代政治意识还很薄弱的时代,所以需要启蒙的思想资源,需要推进政治现代化。在这种情况下,施特劳斯对现代性的批判是不对症的,甚至是一剂毒药。因为只有经过中世纪和现代的改造,西方古典传统才能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构成性要素。否则,就如贡斯当所阐发的,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的极权主义相通,尽管他还没有使用极权主义这个概念。 与此相似的情况还有,在中国努力建设现代文明的时候,一些人炒卖西方各种后现代学说。西方人在实现现代化之后开始向后现代过渡,开始反思和批判现代性。这种思想来到中国,就成为一些人根本拒绝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思想资源。当中国基本的代表制民主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一些人贩运西方所谓的协商民主,好像我们不必搞代表制民主,直接搞更高级的协商民主就行。其理由是,连西方学者都在批判代表制民主。其实,没有代表制民主框架的所谓协商民主只能是假民主,是拒绝民主的借口。 西方的古典传统在古典时代是伟大的思想传统,但在现代社会,如果不经过启蒙思想的批判和改造,它是有害的。在多元化的西方学术界,有那么一些人推崇古典传统,批判现代性,是很正常的,他们目前不存在走向极权主义的危险。但对于处在后极权时代的社会,其后果和影响全然不同。施特劳斯当然不是国家主义者,但他推崇的古典传统在中国当前的语境下,就被一些学者解释发挥,成为现代国家主义的思想资源。所以,施特劳斯的思想在中国特定条件下,有可能被一些人酿制成一剂毒药。 http://hexun.com/criyun/default.html   云之:很高兴丛老师关注到早期人格问题,中国传统养育方式对于人格的形成是有伤害的,应当有心理学人和社会学人、政治学人关注这个问题。更高兴一向低调的丛老师在关乎学术真相的问题上所表现的坦诚和锐气。谢谢丛老师。中国的文人不应当继续浪费粮食,应当有人出来说出真相。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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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 | 张维迎:天理与王法

    “衡量一种行为是否该做,有两个标准,一是合理不合理,二是合法不合法。这样,我们所有做的事情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既合理又合法,第二类是合理但不合法,第三类是合法但不合理,第四类是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基本上都是第一类和第四类,也就是合理的就是合法的,不合法的也就是不合理的。 此时,人们做选择相对容易,遵守法律也就是遵守正义。但在像我们这样的社会,属于第二类和第三类的事情很多,有时其比例甚至超过第一类和第四类。这就是生活在我们这个社会的人面临的困境,也是我们之所以要改革的原因。”——如果法律不过是统治者的公器,既不敬畏头顶的神明也不存有内心的道德律令,王法就是天理,怎么改也是换汤不换药。为什么有人那么怕宪政?宪政就是限制王法不得违背天理——不得侵犯人的自然/天赋权利。   张维迎    从吴英案到曾成杰案   去年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年会上,我的演讲从吴英案说起,今天的演讲我要从曾成杰案开始。有人说我去年的演讲对挽救吴英的生命发挥了一些作用,如果确实如此,我感到很欣慰。当然,无论我在今天的演讲中说些什么,对改变曾成杰的命运已没有任何意义。但我确实希望,我今天的演讲能对拯救未来的一些无辜的生命有所帮助。   曾成杰因“集资诈骗罪”被秘密处决这件事,在整个中国社会引起了极大的震撼,企业家群体中弥漫着一种”兔死狐悲“的气氛。是啊,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司法体制之下,一想到今天曾成杰所遭遇的不幸某一天可能落在我们任何一个人身上,有谁能没有一点悲凉之痛呢?   这种兔死狐悲的情感,实际上就是2000多年前孟子讲的“恻隐之心”,也就是200多年前亚当·斯密讲的“同情共感”(sympathy)。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一开始就宣称:人无论多么自私,他的天性中显然会有一些原则使他关心他人的命运,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心,就是当我们看到或想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他接着说,这种情感同人性中所有的其他原始感情一样,绝不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最大的恶棍,最顽固的不法分子,也不会全然没有任何同情之心。   恻隐之心,同情之心,对我们理解社会的道德和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子讲,恻隐之心就是仁。亚当·斯密认为,同情心是人类道德的心理源泉。正是别人的喜怒哀乐在我们心目中引起的共鸣使人类有了良知;正是对我们心中的那个公正的旁观者、那个伟大的法官和仲裁者的情感的尊重使我们有了正义。   曾成杰被执行死刑后整个社会舆论对他的同情,说明我们社会的良知还没有泯灭。    理大还是法大?   曾成杰为什么被判处死刑?因为他“犯法”了,至少法院认为是这样。一个问题是,曾成杰当时响应当地政府的号召集资的时候,他是否知道自己是在做违法的事情?这一点我不好猜测。但无论如何,法院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无知而免除他的罪行,尽管法官在量刑的时候会对此有所考量。我更关心的问题是,即使他真得犯了法院判决时所依据的那种法律,并且是明知故犯,对他的惩罚就是正义的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理解法与理的关系。十年前我曾提出这样一个分析框架:衡量一种行为是否该做,有两个标准,一是合理不合理,二是合法不合法。这样,我们所有做的事情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既合理又合法,第二类是合理但不合法,第三类是合法但不合理,第四类是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基本上都是第一类和第四类,也就是合理的就是合法的,不合法的也就是不合理的。 此时,人们做选择相对容易,遵守法律也就是遵守正义。但在像我们这样的社会,属于第二类和第三类的事情很多,有时其比例甚至超过第一类和第四类。这就是生活在我们这个社会的人面临的困境,也是我们之所以要改革的原因。   这里讲的“法”当然是指政府制定的法律,中国人传统上称为“王法”、“律法”,学术上叫“人定法”(positive law)或立法法(legislative law)。一件事合法不合法是相对清楚的,至少政府官员和法官认为是清楚的。   这里的“理”是什么?就是中国人讲的“天理”,“公理”,“道理”,“天经地义”,学术上叫“自然法”(natural law)。自然法在西方也被称为是上帝的法(the law of God), 理性之法(the law of reason)。它们是良知、正义、德性的基本含义。   所谓天理或自然法,就是人类以理性和情感所发现的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最一般的戒条或法则。如:杀人偿命,借债还钱,知恩图报,言而有信,每个人都有保全自己生命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等等。   理大还是法大?当然是理大。理(自然法)是人类的集体智慧,是历史中自然演化形成的,是被人们普遍认可的,它与人的本性相符,反映在人的良知中。法(人定法)是政府制定的,组成政府的人与普通人一样,有自私之心,有偏袒亲朋故旧的倾向,有无知和傲慢的特性,有情绪化的时候。如果法律不受天理的约束,不以天理为准则,任何的法律都是“合法的”,就会导致不正义的法律,甚至“合法的暴政”。   理事法的“元规则”,是康德所谓的“绝对命令”。理大于法意味着只有符合天理的法律才具有正当性(legitimacy),才应该得到遵守。人类之所以需要政府制定的法律,是因为天理(自然法)有些模糊性,只有原则没有细则,操作起来有难度。也就是说,人定法应该是自然法的具体化和可操作化,而不是对自然法的否定。打个比方,即使我们都知道开车要靠右行,但如果马路上不划中间线,要判决谁违规了就比较困难。但如果政府把中间线划得太靠左或太靠右,以致某个方向行使的车辆不越线就不可能通行,这样的规则就是不合自然法的,不可能得到遵守。   从古到今,理大于法扎根于每个人的基本意识中。日常生活中,人们最鄙视的是不讲理的人,而不是不守法的人。比如说,我们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而不说“有法走遍天下,无法寸步难行”。    自然法(天理)的三条基本准则   自古以来,自然法就活在人们心中。但自然法的表述和论证,则是思想家的工作。英国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在《人性论》一书中总结了三条基本的自然法则。第一条是稳定财产占有的法则,也就是私有产权的不可侵犯性。这一条来自人类对生存、安定和和平的需要,以及可用于满足这种需要的资源的有限性,它避免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和相互残杀(害命通常因谋财引起),使人们可以和平相安,因而是最重要的自然法。第二条是根据同意转移所有物的法则,也就是自愿交易、自由签约权。财产的最初所有者通常不是能给其带来最大价值的人,自愿交易可以使财产的价值最大化,合作双赢成为可能。任何通过暴力手段强制他人交出财产是违法自然法的,除非这种暴力是为了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第三条是履行许诺的法则,也就是人要言而有信。人类的大部分合作都以言辞表示开始,以行动(履约)结束。如果人们言而无信,就不可能有合作的行动,人类的进步也就没有可能。   这三条自然法或天理也就是通常讲的正义的基本含义,违法了其中的任何一条,也就违反了正义原则。如哈耶克所指出的,所有发达的法律秩序的主要特征,都极其相同,都可以说只是对这三项基本自然法所做的详尽阐释。   以此来看,曾成杰的融资和商业活动并没有违反自然法。他没有使用暴力和欺诈手段获得别人的财产,融资活动是当事人之间自愿的交易行为;他也没有违反自己当初的许诺,即使在政府政策改变之后,他仍然与出资人重新谈判达成新的还款协议。相反,政府的行为却却实实在在违反了这三条自然法则。在法院判决之前政府就剥夺了他的资产并在未经曾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就将其转移给政府自己的企业,违反了第一条自然法则;政府不允许他执行与出资人达成的还款协议,违反了第二条自然法则;政府一开始鼓励和支持他向民间筹集资金,后来却出尔反尔,宣布他是非法集资,违反了第三条自然法。    自然法(天理)的普世性和永恒性   自然法(天理)是普世的,也是永恒的。看看那些伟大的道德思想家,无论他们来自东方还是来自西方,是生活在古代还是当代,他们所倡导的人类应该遵守的“天理”都大同小异,大致不出“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   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曾归纳出十九条自然法则,然后说:由于人们之中大部分都忙于养家糊口,其余的人则因过于疏忽而无法理解以上关于自然法的微妙推演。然后为了所有的人都无法找到借口起见,这些法则已被精简为一条简易的总则,甚至最平庸的人也能理解,这就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条总则说明,认识自然法所要办到的只是以下一条: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即俗话讲的,公道不公道,打个颠倒。这也就是亚当·斯密讲的存在于每个人心目中的“想象的、公正的旁观者”所做的情感判断,同样也是罗尔斯正义论的基本推理方法,甚至也可以说是亚里士多德正义论的推理方法。   显然,“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总则本身就隐含了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原则,因为只有平等的人才会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这种平等是道德上的平等,人格上的平等,“上帝”(“老天爷”)面前的平等。前面讲的大卫·休谟总结的三条自然法则都可以从这一条总则推导出来:你不愿意别人剥夺你的生命和财产,你也就不应该剥夺别人的生命和财产;你不愿意被人强迫你交易,你也就不应该强迫别人与你交易,或者,你希望别人尊重你自愿交易的权利,你也就应该尊重别人同样的权利;你不愿意与言而无信的人合作,你自己就应该说话算数。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现在被称为“ 黄金 法则”(golden rule或 golden law)。孔子提出这个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法则确实非常伟大,但这一法则在2000年前的轴心时代的许多其他伟大的思想家中也是一个基本法则,有些人提出的可能更早,可以说是轴心时代伟大思想家的共识,几乎没有哪一种文化或宗教不包含这样的规则。比如希腊哲学家皮特库斯(Pittacus,公元前640–前568 年)就曾说过: “Do not to your neighbor what youwould take ill from him。”(不要对你的邻居做你不喜欢他对你做的事情);几乎生活在同时代的希腊哲学家泰利斯(Thales,前624 – 前 546)说过:“Avoiddoing what you would blame others for doing。”(不要做你抱怨别人做的事情);佛法里类似的话也很多,如要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他人(treatothers as you treat yourself);如果你不想被别人伤害,你也不要伤害别人(Hurt notothers in ways that you yourself would find hurtful);耶稣也说过许多类似的话,如“Do unto others as you would have them do unto you”(你不喜欢别人对你做的事情,你也不要对别人做);如此等等,举不胜举。这些格言都可以翻译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事实上,基督教认为这一“黄金法则”来自耶稣。如果我们不是拘泥于文字,《墨子》和《道德经》的许多话都有类似的意思。   今天中国发生的有关普世价值的争论,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你可以否定“民主”是普世价值,否定“宪政”是普世价值,但你不能一般地否定“普世价值”,正如你可以说不想吃面,不想吃肉,但你不能说我不需要吃饭一样。   否定天理的普世性,无论出于私利还是公心,都是愚蠢的行为。儒家文化之所以能主导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就是因为它把天理放在王法之上。有些西方学者认为儒家文化就是自然法,这一点虽然在学术界有争议,但至少说明儒家是把“天理”放在第一位的。儒家的“礼法”体现了自然法的精神,这是儒家与法家最大的区别。秦王朝之所以二世而亡,一个重要原因是秦始皇只讲王法,不讲天理。    良知比法律更重要   回过头来总结一下,曾成杰犯了什么法?或许他真的犯了“人定法”,也就是政府制定的律法(所谓“非法集资”),如法院所判决的那样;但他确实没有犯“自然法”,没有做违背天理、违背良知的事情。   处死曾成杰或许没有违反人定法,甚至在处死他之前不告知他的亲人也可能没有犯人定法(法院这么讲了),但确确实实违法了自然法,违反了天理,违反了人类的良知!   曾成杰的不幸既有法律的责任,也有法官的责任。法律主要是靠法官执行的。我们对法官的基本要求不是仁慈,而是正义!英文中,法官的含义就是正义(justice)。我们必须认识到, 对法官来说,良知比法律更重要,没有良知的法官比不懂法律的法官更可怕。 这是因为,一个法官只要有良知,即使不懂法律条文,他也不会做出违反正义的判决;相反,即使他懂法律,把法律条文背的滚瓜烂熟,如果他没有良知,正义就会荡然无存!约翰·马歇尔被公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法官之一,但他在出任首席大法官之前根本就没有任何法律背景。这也是西方“陪审团”制度的价值所在。陪审员都是没有受过法律专业训练的普通公民,他们的判决是基于良知而不是法律。    有法无天不是法治社会   建立法治社会已成为中国人的普遍共识,但我们必须认识到, 法治社会以法律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为前期,也就是政府制定的法律必须符合天理和良知。 任何人都不应该以“法律”为托词行不正义之事。当法律不符合天理时,当你不得不在良知和律法之间挣扎的时候,你应该选择站在天理的一边。当然,许多人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人性的私心,也因为人性的懦弱。通常来说,违反人定法的惩罚在眼前,违反天理的惩罚在以后,人们通常会遵守“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格言。但我们应该对那些宁肯违反法律也不愿违反天理的人持有敬畏之心,至少不应该以我们自己的小聪明而鄙视这些人。     当然,最重要的是,政府制定的律法必须符合良知,符合天理!任何违反天理(自然法)的立法不能被称为真正的法律,只能被称为“恶法”,在道德上是不正当的!这样的立法是对人类理性的蔑视,是对人性尊严的践踏!它无助于人类的幸福!   当今中国社会最缺乏的不是法律(王法),而是天理!或者说,最缺乏的是符合天理的法律和司法制度!改革开放前,最高统治者是既不讲天理,也不讲法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秃子打伞,无发(法)无天”。文化大革命使人们认识到无法可能给每个人带来的灾难,所以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但曾成杰案件以及其他诸多案件说明,法治不等于律法之治。法治首先是“理治”(天理之治)。法律不符合天理,司法不讲良知,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无法无天不是一个好社会,有法无天也不是一个好社会!   (本文是作者为2013年8月24日合肥举行的“中国企业家论坛夏季峰会”撰写的主题演讲稿,经作者授权本报发表。2013年8月19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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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 | 秦晖:“彩虹之国”南非的启示

 德高望重的新南非国父、首任总统、执政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元老、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纳尔逊·曼德拉病危入院已经一个月了。全世界又一次把目光集中到南非–这个以往多灾多难、如今多姿多彩、未来前程无限的“彩虹之国”、“金砖”新秀。自从曼德拉领导南非人民废除种族隔离、建立民主南非、实现种族和解以来,新南非已经走过了19年的难忘历程。通常人们的纪念、总结高潮都会在“逢五逢十”出现,但是随着曼德拉病重,这个高潮似乎提前到来了。   新南非至今虽然只有19年,但此前四年曼德拉出狱后南非就已经开始新旧“过渡期”。1993年各种族各党派终于达成最后协议即民主南非协商会议公约(CODESA),并通过了新宪法决定建立新南非,至今刚好20年。而再往前回溯,30年前的1983年发生了非国大武装斗争期间最大的一次暴力行动“教堂街事件”;60年前的1958年非国大在加纳第一次呼吁国际社会制裁南非。另一方面,今年也是1948年南非白人国民党上台开始全面实行系统性的种族隔离制度的65周年、1913年第一个种族隔离法《土著土地法》颁布的100周年、南非布尔人殖民者击败反抗的祖鲁人的“血河之战”175周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于旧南非,笔者过去写过一系列文章,今天对于新南非的19年,我们又该怎样看呢?   华人眼中的南非   1990年代前南非与台湾关系密切,与大陆几无交往。那时台湾人就开始有规模地移民或旅居南非。他们经历了种族隔离时期“低人权下的经济奇迹”,既感受到白人统治者对非白人的歧视,又因种族隔离制度下亚裔和印度人、“有色人”类似,虽居白人之下,对占南非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而言仍然是高一等的,因而很难体会这一制度下黑人的处境,而当时的经济繁荣和商业机会却给他们留下很深的印象。所以那时 中国 大陆除了少量白人压迫、黑人反抗的政治新闻外,对南非几乎没有什么报道,而台湾关于南非的大量报道则主要是“上帝的后花园”的优美环境和旖旎的自然风光、繁荣的工商业、漂亮的城市、发达的基础设施以及(白人社会的)良好秩序。   1990年代后,尤其是1998年中国与南非建交后,两国关系发展迅速,国人居留南非不仅规模更大,而且大陆华人占了绝大多数。这时华人已经没有受到白人欺负的问题,却对新南非的转型期危机、经济困难和“黑人掌权”后犯罪率上升及城市治理问题印象深刻。加上老华人回忆“当年繁荣”的影响,我国来自民间的南非报道就有了很多负面的成分。这与1990年代我国对转型期东欧的报道有点类似。不同的是,当时对东欧的负面报道主要来自我国官方的“主旋律”,对南非的负面报道则主要来自民间–我国官方对南非的报道应当说还是很正面的。   但是南非与东欧的转型都是当时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产物,转型的成就与危机也有很多可比性。当然,南非走出种族隔离与东欧走出斯大林体制又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对这些负面消息怎么看,这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一个方面。   “排外骚乱埋没’彩虹之光’”?   2008年5月中下旬以来,南非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等地发生了本国籍贫民以暴力手段驱逐外籍劳工的大规模排外骚乱。从5月12日在约翰内斯堡的亚历山大镇贫民区开始,然后蔓延到德班、开普敦等地,西开普省南部和姆普马兰加省、西北省和自由邦省的部分地区也受波及。事后统计,这次事件共造成62人死亡,几乎等于新世纪以来此前8年多(2000年至2008年3月)“排外暴力”案件遇难者(67人)的总和。死者中虽有21人是南非公民,但据认为他们是混乱中被“误伤”的,攻击显然还是针对外籍劳工,主要是来自马拉维、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的贫困黑人,而且相当部分还是在南非境内有同胞的祖鲁、坎瓜尼、茨瓦纳等跨境部族的外劳。南非时任总统姆贝基于5月21日下令出动军队平息暴力,这是1994年南非民主化、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第一次为国内治安事件动用军队。当时拘捕了1400多人,绝大部分事态平息后获释,有137人被定罪。   南非治安问题虽然一向很严重,但是种族隔离废除后十多年还发生如此规模的暴力冲突仍然令人震惊。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注。南非国内主流舆论在谴责排外暴行的同时,主要是批评非国大政府处置不当,没有及时制止暴力,没有尽到保障外籍劳工人权的责任。同时,这次事件也被与“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政治形势相联系。姆贝基政府的一些官员和反对党民主联盟的议员都提到,很多排外暴徒声称是非国大青年联盟(祖马曾长期领导该联盟,并以此为其在非国大内的权力基础)的人,有人在施暴时高唱时任非国大主席雅各布·祖马(当时已与姆贝基总统闹翻,后来取而代之成为南非总统,并迫使姆贝基一派离开非国大另组反对党)的竞选歌曲《温希尼·瓦米》,有人还提到暴徒唱的祖马另一首更激烈的竞选歌《把我的机枪给我》。这些报道意指祖马的“黑人南非民粹主义”倾向要为排外情绪的蔓延和排外暴力的发生负责。而祖马则强烈反驳,并反指政府处置危机不力。不过祖马也承认他的竞选歌曲被暴徒使用,并表示遗憾。   尽管互相指责,但是南非各政治力量对排外暴力本身还是与国外舆论一样一致谴责的。事态中与事态平息后南非政府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来制止暴力,惩治凶徒,救济和安置受害者,处理善后事宜。此后几年南非未再发生如此规模的排外事件。即便此后不久南非就发生政府更替,被认为是更加“民粹主义”的祖马通过竞选把据说更倾向“自由主义”的姆贝基赶下了台,使人们担心南非的排外倾向会更加抬头,但是祖马执政这几年确实没有再出现“5·12式”的暴力事件。由于下文述及的种种原因,外籍劳工在南非的存在空间日益狭小,人们对南非人的“排外心理”之担忧也始终挥之不去。   恰恰在不久前,因笔者的一次报告引起的关于“贫民区”问题的讨论中,南非案例也被提到。而在种族隔离制度废除15年、南非本国黑人取得了迁徙自由与大城市居住权后的今天,对这次由民间(请注意不是政府)爆发的驱逐外国(请注意不是本国黑人或农民)打工者的事件,我国传媒也像世界传媒一样再次注目于南非,诸如“排外骚乱埋没’彩虹之光’”的惊呼不绝于耳。   2008年那次骚乱中最令人感到可悲的是:今天南非对外籍劳工施暴的那些暴徒基本都是本国黑人贫民,种族隔离时代他们只能待在城外的索韦托,“白人的约翰内斯堡”是不许他们安家的。15年前由于民主化的胜利他们刚刚取得了不被驱逐的权利,如今他们却要驱逐比自己更弱势的外籍黑人劳工。这次成为骚乱中心的约翰内斯堡市亚历山大地区,几十年前就曾经发生过南非本国黑人贫民的“违章建筑”被白人当局捣毁导致举世震惊的大事件。换言之,那些如今野蛮地驱逐别人的人,当年自己也正是被白人驱逐的对象。这说明了“完全平等”说来容易做来难。许多人抱怨强者对自己的不平等,却往往把不平等施加于更弱者。   其实南非当年的“穷白人”不也是这样吗?当年的“穷白人”向白人资本家要平等,但是他们恼怒“进城黑人”抢了自己的饭碗,对黑人的排斥却比中产白人更厉害。正是他们构成极端种族隔离势力的社会基础–这很容易理解:乐于雇佣廉价劳动力的白人资本家对黑人劳工的歧视倒不像面临黑人劳工竞争的白人劳工那么强烈。事实上,当年南非白人两大族群–英裔白人与荷裔白人(即布尔人或阿非利堪人)中,在种族问题上前者较开明而后者更顽固,其原因也正在于当时英裔白人中多为中产阶层与企业家,而传统上从事农牧业的布尔人进城后多从事蓝领工作,直接面临与黑人劳工的竞争。由此不难理解:甚至连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旗号的南非共产党,成立之初也因其社会基础为白人劳工而一度陷于“白人沙文主义”不能自拔。只是在当时共产国际基于“世界革命”需要而严加训斥后,该党才转向了依托黑人解放运动求发展的正确道路。 不是阶级冲突,不是种族/部落冲突,而是……   如今历史似乎又在重演。这次暴力驱赶外来打工者的事件名为“排外”,实际上外国白人乃至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其他外籍人士几乎没有受到波及,骚乱所伤害的主要就是南部非洲各国在南非的黑人外籍劳工。而施暴的一方既不是南非白人,也不是中上阶层的南非黑人,他们同样是以打工为生的黑人贫民,不同的只是他们拥有南非“户口”。而这对于外籍劳工来说就是难以逾越的身份壁垒。尽管这些外籍劳工同样是几乎清一色的黑人。   同样是穷人,他们之间的冲突当然不是“阶级矛盾”。同样是黑人(甚至往往是同一族群,南部非洲黑人跨境族群很多,南非黑人中的茨瓦纳人、索托人、坎瓜尼人和祖鲁人等都是),他们之间的冲突当然也不是“种族冲突”,甚至与1990-1994年新旧南非过渡期一度非常激烈的黑人内部党派(非国大与因卡塔自由党)、部落(主要是科萨族与祖鲁族)间冲突也不同,这次的“排外”并没有部落背景,而并非南非公民的外籍劳工当然更谈不上党派。那么,这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冲突呢?   其实就是“基本公民权利不平等的不同群体”间的冲突。这些黑人外籍劳工之所以遭到“排外”驱赶,说穿了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南非公民权,因而也就没有受保护的,即不可剥夺的合法居留权。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就不可能在南非居留,只是可能与否不取决于他们。南非如果需要他们来打工,他们就可以来,假如由于某种原因(例如经济萧条了,或者本国公民需要这些工作岗位了)不需要他们了,他们就没法待下去,甚至在政府还没有做这样的决定时,某些南非公民就可以以他们威胁自己的饭碗为理由,对他们采取排斥行动。而实际上,即便在南非需要他们来打工之时,他们的一系列基本权利也是低于南非本国籍黑人劳工的,因为南非只需要这些“外劳”,不需要这些外国移民,只需要他们个人来打工,并不需要他们全家来定居,来南非安家。所以南非并不会,也没有承诺给予他们移民、安家所需要的一系列权利。   我在以前的著述中曾提到,种族隔离时期南非白人当局曾经就是这样对待本国黑人的。那时黑人进城打工需要申请“暂住证”,无证进城就要被“强制收容”。白人当局希望黑人保持“流动劳工”身份,年轻力壮时纯粹作为劳动力在城里住集体宿舍,而把家庭留在农村地区的“黑人家园”,青春耗尽后就回去自生自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也为了白人当局圈地方便,种族主义政府强制规定“黑人家园”的土地实行部落集体所有制,黑人家庭没有土地所有权,不得处置自己的“份地”。这样当局就可以假定黑人劳工保留了所谓的“退路”,不必考虑他们在城里的安家需求和社会保障需求,由此造成大量的家庭离散现象。当时每逢圣诞节前后,索维托等黑人劳工集散地都会出现“候鸟”式的返乡-回城“民工潮”,而不是像今天这样只有外籍劳工才保留这种“候鸟”传统。   南非本国黑人为改变这种制度性排斥,在曼德拉等杰出领袖的领导下,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1990年代前期结束了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制度。今天南非黑人已经可以挺直腰板,扬眉吐气地自由生活在自己的祖国。南非黑人仍然有贫困问题,甚至由于一方面失业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种族隔离废除后黑人企业家和黑人中产白领的崛起,相对于黑人普遍贫困的旧南非而言,今天南非黑人中的两极分化和贫富差异都大多了。但是,不仅南非的“富黑人”认为现在比过去好,就是“穷黑人”也这么认为,因为他们至少已经没有基本公民权利被剥夺的问题。在居住权问题上,他们首先争得了“消极自由”,即根据自己的意志在城里(哪怕最初是在棚户区)家庭团聚的权利,没有谁能够不经商量而驱逐他们,接着他们就在“消极自由”的基础上争取“积极自由”,要求国家提供更好的福利保障,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以便自由地摆脱“贫民窟”–而不是像在白人政权时期那样被犁庭扫穴,从“违章建筑”里赶走。   但是,外籍劳工仍然不可能做到这一切。尽管这次暴力色彩的“排外骚乱”受到包括民主南非政府和南非黑人主流社会在内的各方舆论一致谴责,但是在民主化后南非的经济转型过程中,随着制造业比重的下降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南非本国黑人就业压力增加,对外籍劳工的需求减少,他们并非情愿地离开南非的可能性在明显增加,这恐怕是一个难以改变的趋势。   而说到底,基本公民权利的不平等在“国籍”问题上很难解决,这是当代世界仍然无法克服的缺陷。今天的世界仍然由主权国家所构成,“英特纳雄耐尔”并没有实现。所谓公民权仍然与你属于某个国家的公民相联系。在一个国家内本国公民与外籍人士完全享有同样权利,无论在哪里也没能做到–如果真做到了,所谓国籍就失去意义,国家也就消亡了。欧洲的申根诸国之间和美国与加拿大之间最接近于做到,但那通常就被认为是国家淡化和走向跨国家“欧洲联邦”的开始了。至于其他国家都还远谈不上这些。在某些本国人权记录恶劣的国家,统治者往往让“外宾”享有本国百姓难以企及的特权(所谓“超国民待遇”)。而在民主国家,本国公民的权利通常都比外籍人士更充分。尽管今天的国际法和通行规则也要求保护非本国籍人士的基本人权,但那通常是指人身/财产不受侵犯以及司法平等之类,其他诸如入境、居留、就业、福利等等权利,更不用说选举权、被选举权和参政权等政治权利,都是不能与本国公民相比的。应该说国际社会也理解这种情况。今天在西方各国移民维权是个潮流,那也主要是获得了移入国国籍者的维权。像南非这种“排外”如果不涉及暴力因素,例如,如果只是因为经济原因减少“外劳”输入,国际社会其实没法说什么。   正因为如此,当年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在面对本国黑人维权运动和国际社会的谴责压力时,想到的办法就是千方百计鼓动和策划南非境内的各个“黑人家园”“独立建国”。如果这种阴谋得逞,在城里打工而“户口”留在“家园”的广大南非黑人就会成为“外籍劳工”,他们的“入境”、居留、就业、福利等权利将取决于白人南非“国家”的意愿,选举权、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更无从谈起,种族隔离制度将披上“本国公民与外籍人士区别对待”的合法外衣。这种企图理所当然地受到黑人解放运动的强烈反抗和国际社会的抵制。如果没有这种反抗和抵制,或者这种反抗和抵制如果失败,今天南非的黑人解放将成为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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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 | 徐贲:学做“精明的公民”

http://www.jcxx.cc/gjld/qtzl/shrw/2013-05-17/41769.html 编者按:本文为徐贲新著《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序言,由东方出版社授权发布      许多人厌恶政治,嫌政治不干净,认为政治无非就是权术、阴谋、诡计和欺骗。他们躲避政治,尽可能不与它打交道,只是在不得已的时候才与它周旋。他们对政治小心翼翼,如避火或是防贼,随时害怕惹祸上身。对于高高在上的政治领袖,他们更是一面当神明供奉,一面当虎狼提防,用马基雅维利的话来说,是不指望政治人物“去实践那些认为是好人应做的事情,因为他要统治国家,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    政治不是某种你可以拿来交给“别人”的东西   政治的不干净和不诚实,连政治家自己也常不讳言。戴高乐说,“为了要当主子,政治人物总是先装成仆人。”赫鲁晓夫说,“政治人物到处都一样。就算在没有河流的地方,他们也发誓说要造桥。”在普通人眼里,如萨特在《肮脏的手》中所描绘的,政治更是一种天生不洁和非善的行当。政治是一桩无需本钱便有利可图的生意,一个人再平庸无能、人品猥琐,只要政治正确,照样能出人头地。因此有人把政治当作官场,虽然官场中风云莫测、深浅难料,但毕竟有机会从中得到相当的好处:权势、地位、尊贵。政治可以帮助他们敲开幸福的大门,让他们能够荣华富贵、呼风唤雨,极大地满足对权力的欲望。他们把政治当作通往个人名利的捷径和通道,即便不是附膻逐腥之地,也绝对与道德高尚、思想杰出、能力出众没有关联。   但是,也有人不这么看待政治,像丁文江、胡适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就曾把政治看成是一种能够让“好人”精英实现“出山要比在山清”抱负的事业。丁文江呼吁,“有知识有道德的人要向政治上努力”,如果有知识有道德的人因为鄙视政治而置身事外,那么政治便真的会变成污泥浊水,在里面不嫌肮脏、尽情玩耍的也便只能是一些无才、无德、无耻的小人和歹徒。在这之前,梁启超就希望“公正自爱之人”不要嫌麻烦,要为公尽责,因为好人不管,就可能让坏人来管,则业将败坏殆尽。“好人政治”设想的好人是少数的精英人士,好人不意味着道德上一定是圣人(如果是自然更好),而是有道德操守、专业知识,有行政特长的“治国专家”。但是,中国的好人政治理念犹如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因为丁文江等人曾以为,中国的政治架构已经是民主的制度,所以只要有“一打好人”出场,加以修补,自然会更趋完善。然而,一直到今天,实现这样的政治制度仍然是一个尚未实现的梦想,即使有好人,也还是不能拔除制度的弊病。   即使在民主政治制度真的已经建立起来的地方,好的政治仍然不可能只靠少数好人来实现和维持,它离不开具有民主政治素质和经验的广大公民。 民主政治的核心不是好人政治,而是公民政治 。美国已故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埃弗雷特·德克森(Everett Dirksen,1951—1969任参议员)说:“政治不是某种你可以拿来交给‘别人’的东西。既然政治是通过政府指挥人间事务的艺术,它就应该是这个共和国内最好的职业和所有人的副业。”他认为,只有在民主制度中,才有可能这样看待政治,“现在许多人似乎把政治与坏事、腐败行为、贪污受贿、道德败坏等同起来。我发现古往今来, 大多数这些抹黑政治的话都是在人民不能选举公职人员的地方发出的。 ”   人民以之为副业的不只是政治,而且是公民政治。政治是“最好的职业”,指的是它所要求的公民道德、学识和能力。这种对政治的期待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是政治的动物”一样,是政治哲学的表述。德克森所表达的与其说是民主的现状,不如说是对民主的理想和对民主政治的信念。然而,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理想和信念,奥地利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说,“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差异,在于前者理解到个人信念只具有相对的有效性,但却能够坚定不移地捍卫这些信念。”美国人民对他们的政治人物并不满意,甚至很不满意,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民主的信念。理想的政治人物实在只是虚构和想象的,因为这样的政治人物必须是能够让人人满意的政治家,而这是不可能的。拥有坚实基础的民主,它的根本条件不是哲学家们想象的以政治为最好职业的少数政治精英,而是千百万以政治为副业,并对民主政治相当精明的普通公民。    精明的公民是知情的公民   “精明的公民”(smart citizens)是那些坚持自我治理和能力自我优化,并努力具备与之一致的知识与素质的公民。做精明的公民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积极、有效地进行民主参与,真正成为“人民政治”的主人。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也是一种公共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方式的诞生和存在总是伴随着一种新类型的人的出现。相反,一种生活方式的衰亡也总是伴随着某种类型的人的消逝。精明的公民往往是在政治民主的开端时期和公民文化的成长环境中有待充分形成的一种新型公民。   精明的公民通过自我教育获得有关政治民主的必要知识,摆脱政治愚昧,而变得善于运用自己的头脑。他们不那么容易被权力操纵、愚弄,不会像群众社会中的群氓那样,轻易就相信蛊惑家们的动听言辞和信仰表白。他们能够自由而理性地思考,对事物有自己独立的看法和判断。具备了这样的素质与禀性,公民才称得上是精明的或聪明的公民。    当今世界特别需要精明的公民的,是一些正在形成或尚未形成民主制度和公民文化的国家 。这些国家正在经历从专制向民主的过渡,许多在那里身为“国民”的公民还没有机会接受民主的公民教育,更没有机会在民主的历史传统、社会规范和日常生活方式中从小潜移默化地接受公民文化的熏陶。他们要成为精明的公民,特别需要争取公共信息的知情权,这包括自由的公民言论、公共新闻、民主知识的传播、历史真相的公开和澄清。有了这样的求知基础和条件,公民才能争取提高自己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和机会。    参与公共事务要求的不仅是参与,而且是在知情条件下的参与 。知情的公民积极获取、把握、消化信息,并用它来增进社会的共同福祉。不知情的参与不仅没有质量,而且还可能被专制权力蛊惑、操纵和利用,成为非理性的、暴力盲从的群众运动。在经历过专制统治的国家里,有见识的公民对此有特别深切的认识。21世纪初的智利便是一个例子。智利在经过了皮诺切特·乌加特的军事独裁和恐怖统治之后,艰难地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这时候,大多数的智利人都还缺乏关于民主参与的启蒙。2009年12月,在智利出现了一个叫“精明公民基金会”(Fundación Ciudadano Inteligente,英文名Smart Citizen Foundation)的组织,为即将来临的民主选举积极准备。“精明公民基金会”是一个非营利、非政府性质的公民组织,总部设在首都圣地亚哥。它的主要任务是运用网络技术收集与扩散有关民主政治的信息,推动知情的公民行动(informed citizen action),监督政府为其行为必须承担的责任。它同时进行好几种与民主公民政治有关的活动,包括“精明地投票”(Vota Inteligente,Vote Smartly),对公共信息的“精明地获得”(Acceso Inteligente,Smart Access),等等。   智利“精明公民基金会”的宗旨是缩小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信息差别、打破政府的信息垄断和控制、提高政府权力的公开性和透明度、鼓励公民们进行知情的独立思考并积极参与、帮助公民们增强集体行动的能力、保护公众利益不受少数权贵阶层的侵犯。公民们因知情而变得精明、能干、积极参与,这符合智利社会发展的需要,也符合享有普遍共识的世界民主潮流和人权价值标准。“精明公民基金会”的宗旨和许多活动很快获得了智利国内和国际间的认可和赞赏。   在非洲东部国家肯尼亚也有一个叫“精明的公民”(Smart Citizen)的公民组织。肯尼亚是非洲一个政治比较稳定,民主制度比较有共识的国家。1963年独立后,肯尼亚民族联盟长期一党执政,1991年12月肯尼亚改行多党制后,又连获1992年和1997年两次多党选举胜利。2002年12月,由14个反对党组成的全国彩虹同盟在第三次多党选举中击败民族联盟上台。从一党制向多党制的转变是一种民主的转变,在长达近三十年的一党制统治下,肯尼亚人很少有学做精明的公民的机会。“精明的公民”这个公民组织便成为肯尼亚人为民主政治自我教育和自我启蒙的象征。这个组织在“自我介绍”中说,“精明的公民”是“一个公民社会组织,旨在推动肯尼亚和整个非洲的改革。……让所有阶层的公民能够享有个人和社会发展的资源,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改变。如果不能改变我们自己的听天由命和麻痹冷漠,任何有意义的改变都不可能发生。公民们站起来,承担自由参与治理的时刻已经来到。”   肯尼亚“精明的公民”组织的宗旨主要也是有关公共信息的:“收集、核对、传播客观信息,帮助公民们以知情的、非暴力的积极方式参与到与他们生活有关的治理程序中去。”这个组织同时提出了四点“核心价值”:一、创新,增强符合肯尼亚国情的解决问题能力;二、正直,言行一致;三、知识,掌握客观信息;四、参与,了解协同行动的益处。它在网站上写道,“没有选择便没有人生,成千上万的公民以非暴力的方式形成压力,想象一下它的威力吧。……做一个精明的公民就是要在所有的事情上争取客观的信息,了解真情,为争取进步发展而积极行动。”面对这样的任务,人民没有别的选择,“选择当精明的公民吧!”   “知情”是公民的权利,包括知悉权、资讯权、信息权或了解权。知情是政治民主化的必然要求和结果,它不仅是一个法律领域(公法和私法)的概念,而且更是一个政府对公民思想、结社、知识传播是否拥有合法控制权力的概念。没有知情权便没有政治自由意义上的公民。不知情的“公民”会成为孤独的散沙个体,聚合为群氓。正如塞奇·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在《群氓的时代》中所说,这样的群氓“就像是一堆码好的砖块,略经风雨就会坍塌,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把它们粘合起来”。他们没有办法结合成为有机的公民群体,也没有办法成为精明而有效的公民。    精明的公民与受过教育的公民   与智利和肯尼亚这样的国家相比,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民主公共生活要健全得多,具有民主知识和素养的公民有一个历史更悠久,更为人们熟悉的名号:“受过教育的公民”。2009年11月奥巴马访问中国时,在给《南方周末》及其读者的题词中写道,“我希望继续维护我们两国间的关系,并祝贺你们在分析及传递关键政治信息上的贡献。受过教育的公民是建立一个有为政府的重要前提,而出版自由对这一有智识的公民社会大有助益”,其中“政治信息”(知情)和“受过教育”(因有知识而聪明和精明)是联系在一起的。   民主理论中的“知情的公民”(informed citizen)概念在美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建国时期即已如此。1780年的马萨诸塞州宪法中就这么写道,“与德性一样,普遍存在于人民中间的智慧和知识对于维护人民的权利与自由是必不可少的”。杰弗逊(美国第三任总统)说,“知情的公民是唯一靠得住的民意储藏”。19、20世纪,随着新闻、传媒、各种知识对公共生活影响的不断增强, 知情权已经强化为公民的一种不可让渡的权利,也就是说,即使一个公民自己愿意放弃这种权利,政府也没有权利限制或剥夺他的这项权利 。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公民获取信息的权利已经成为普遍人权和民主权利的基石。智利和肯尼亚的那些有见识的公民不仅要捍卫这个权利,而且还把知情确立为他们民主参与的首要条件和任务。   优秀的民主离不开素质优秀的公民,优秀的公民是受过教育的公民。奥巴马说的“受过教育的公民是建立一个有为政府的重要前提”(An educated citizenry is the key to an effective government)与杰弗逊说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是我们作为自由人民生存的关键”(An educated citizenry is a vital requisite for our survival as a free people)甚为相似,他们之间虽然相隔二百多年,但都强调公民的政治素质。他们所说的“受过教育”,并不仅仅是指拥有学历和文凭,而是指懂得如何在民主政治中成为能有效参与的精明的公民。    这样的公民受到过两个方面的教育:第一是知道自己的权利,第二是对暴政保持高度警觉。 人民之所以需要一个政府,一个政府之所以具有合法性,乃是因为政府能够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利。受过教育的公民具备关于政府形式的知识,了解那些既能够制衡政府权力,又能使政府运行的政治制度。他们清楚地知道,即便是“最佳”的政府形式,对于民众的自由权利也不是充分安全的。因此,全体民众要随时对政府保持一种明达的、不松懈的警觉,否则不可能把政府权力关进笼子里去。   与美国公民的“受过教育”相比,智利和肯尼亚公民的“精明”更具有自我教育和自我启蒙的含义。美国有比较健全的政治、社会制度、公民社会文化,学校公民教育也为美国人成长为民主公民提供了方便的教育环境。与美国相比,智利和肯尼亚的外部教育条件就要逊色得多。在这些国家里,公民更有必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变得聪明起来。   在智利和肯尼亚先精明起来的公民,他们对其他类似国家的人民也具有成功先例的价值和启发作用。他们的公民实践证明,即使在缺乏公民教育的环境下,仍然有学做精明的公民的可能。想要学做精明的公民,这个意愿本身就可以成为变聪明的力量和条件,也成为对强迫性愚化和奴化的一种抵抗。   在“文革”中度过青年时代思想形成期的人们,有不少都在不同程度上有过类似“变聪明”的经验。当时整个国家陷入“革命”的疯狂之中,从四面八方汇集而至的是致人彻底愚昧和盲目服从的胁迫力量。它看上去足以将整个一代人变成同一类型的群氓,有的人也确实因此落下终身的思想残疾。但是,他们当中还是有许多个体通过自我教育而变得聪明起来,不仅偷偷学习了文化知识,而且还思考了一些政治和社会的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这些个体在思考着,但他们并不知道彼此的存在,每个人就像是一粒沙子,但却是一粒因为保持了自由意识而不可粉碎的沙子(云之:称原子更恰当吧,因为沙子是彼此依附和拥挤的,而原子彼此具有一定的张力和空间)。不要小看了一粒沙子,它跳起来可以迷了眼睛,落下去可以生一颗珠子。    精明的公民是自我教育的公民   1787年9月,参加费城制宪会议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离开最后一次会议时,碰到一位妇女。她问:“富兰克林博士,你们给了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共和制还是君主制?”富兰克林答道,“夫人,是共和制,如果你们能够守住它的话。”制宪会议只是“制定”了一个共和,而不是“建立”了一个共和国的实体,只有守住共和,共和国这个实体才算建立起来。   如何守住共和?守住什么样的共和?又由谁来守住共和?这是每一个被称为共和国的国家民众必须回答的问题。他们需要知道,自己要守住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共和?他们在接受一个为自己制定的共和政体的时候,是否已经有知识,已经在民主政治上足够地精明和能干,来守卫这个制度?如果要获得这种能力、知识和智慧,又该从哪里去接受这样的教育?   在美国建国初期,这样的公民教育首先是在民主的生活里,而不是在学校或通过政治意识形态宣传来实现的。这和今天的美国人是很不一样的。对于今天的美国人来说,是否能够守住共和,守住怎样的共和,似乎不再是迫切的问题。正如教育学家古德拉德(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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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 | 第三条道路(转)

这两篇文章共同启示我们中国的第三条道路——既不指望统治者自己进笼子 也不指望另一场暴力革命,在现有条件下,共同建设并维护我们的家园!   冯仑:再谈社会变革期的企业家选择 来源:正和岛 作者: 小敬 2013-07-15 14:52 我来投稿 参与评论   虎嗅注:本文作者为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   此文新发的一个背景是:前不久,企业家高端社交网站上闹出所谓的“退岛”风波。一个核心争议是:企业家该不该谈政治?有以柳传志为代表的企业家认为,企业家应该在商言商;而以王石为代表的另一些企业家则表态:“检讨重庆事件:在唱红打黑期间,一大批重庆工商业者被强制关进牢房、没收财产,生命尊严也失去了法律保护,甚至为被告辩护律师亦被冤屈判刑入狱。我采取了不吭气的态度。反思:是懦弱错误的行为。对违反法律,侵犯财产、侵犯生命的权力部门应该明确态度:不! ”   再来看下商界素以有思想、通历史著称的冯仑怎么看?本文为作者于2013年1月21日在正和岛《决策参考》闭门沙龙上的发言整理,首发于正和岛《决策参考》2013年3月号。    信任体制,还是保持距离?   企业家在做选择时,总会面临一个问题:我们跟体制究竟是什么关系?比如说在资源获取方式上,中国现在就有三种方式:   一种是所谓有背景的权贵,通常这些人都非常低调,人家闷声发大财。   第二种是靠市场来配置资源,比如很多上市公司的老总,这类人跟制度是比较正常的关系。首先有专业性,其次必须透明,甚至连王石的私生活也被拿出来讲,再次还要讲诚信,这类企业家的行为特点是一致的,既不高调,也不低调,是适调。   第三种配置资源的方式就是靠乡里乡亲,小范围私募,基本上也不怎么跟公众打交道。   纵向看,不同历史阶段企业家面对的问题也不同。比如这些年有很多关于移不移民,资产转不转移的讨论,这又牵扯到我们跟体制的关系,是彻底信任这个体制,还是适度保持距离?从资本、知识产权到产品、客户的纵向链条,哪一部分放在境外,哪一部分放在境内?这关系到对未来体制的考虑。万通也做了自己的安排,把公司软资源部分、上游部分配置到海外,中下游部分配置到境内。   中国民营企业没有创造出百年老店,不是不会做生意,而是在选择上的失败。当一家企业不能把精力集中在商业竞争上,而要去面对制度博弈,每一个动作都是成本。比如光我们要把一部分资源挪到海外这一件事,就得重新架构资本结构,然后中介费、服务费、信托、委托代理,一堆事,很辛苦。去年和前年,我平均每年飞180次,其中三分之二是因为政府换届,因为政府换届就可能导致说好的事又变了。我们体制外的人是靠求人出身的,又不能居高临下打个电话就完了,所以我们得过去,每一件事都很费神。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些事,就认真做产品,肯定比现在的业绩好。    “后半夜吃肉”的家训   在历史大背景中,民营企业家大概只有四种角色可以扮演。   第一种就是荣毅仁,他配合政府把自己的一切都捐了,然后又加入共产党,当了国家副主席,他跟制度就从根本上变成一伙了,这是一种选择,半推半就容易被人疑心,干脆投怀送抱、以身相许,彻底不算帐了。2005年荣毅仁追悼会举行那一天,恰好荣智健家族被宣布为当年首富,非常巧合。今天我们也看见荣毅仁式的身影,比如三一重工的梁稳根先生,以身相许都不行了,恨不得掏心窝子,肝脑涂地,要把自己的血肉之躯和财产无条件献给党,这是一种方式。   近年一位民营企业家出事后,他家亲属跟我讲,都是因为没听老辈的一条家训:后半夜吃肉。什么意思呢?在胡同里,前半夜吃肉,肉味都飘出去了,别人路过心里就不舒服,就拿砖头砸你们家,所以要熬到后半夜等别人睡了再吃,就是要低调,别露富。   第二种是张謇模式。张謇真有社会理想,最先使用股份制集资,办企业办到全国第一,然后办公益、办教育,然后又投身革命。钱没挣着,落了个好名声,这也是一种。   第三种,实在弄不清哪个制度好,颠了再说。今天香港仍然有一批当年上海做纺织的老字号活了下来。   第四种更有社会责任感,比如卢作孚,抛家舍业支持抗战,为抗战胜利立下汗马功劳,最后却被他收养的一个家伙出卖了。   社会转型中,企业家到底该扮演什么角色?要么就变成张謇,比如万通参加了6个公益基金会组织;另外我们也和政府合作,但不是以身相许,还是市场化的合作;另外我们在海外也配置了一部分资源。   能在会场解决问题,我们才会安心做生意   赚钱这事其实很简单,百年历史上一批批民营企业家很快崛起,但又很快衰败,关键在于中国社会转型总也转不过来。重大历史关头的分歧从来都有,但每一次分歧用什么方法解决,中国缺少一种会场的智慧。   历史上中国常用宫廷解决分歧。宫廷的方法就是没有增量只有故事,中国历史五千年不断在倒腾这点事。历代王朝通常靠太祖杀一大堆人形成巨大威信,然后二代、三代老婆、孩子太多,一般到第三代开始折腾,勾结大臣、宦官、外戚,然后出现内乱,平乱以后出现一次中兴,中兴完再过三代,就变成汉献帝了,然后再出下一个高祖。   另一种方法是广场解决,广场解决不了就战场解决。战场、广场和宫廷都是零和博弈。西方人聪明,发现会场可以解决问题,只有会场可以找到公约数,可以妥协。会场是什么?就是所谓民主、法治、宪政。会场的学问很大,大家都按规则来,可以把分歧、冲突变成一种可以观赏的游戏。   我老觉得知识分子把民主这事说悬乎了,民主好比奥运会,每次奥运会上百人带着拳头来打架,而且说好了我就在这里打,谁也不许跑,但打完还是朋友,而且观众看得有滋有味。其实民主就是这个原理,第一,指定场所,不能乱打;第二,所有人服从第三方制订的规则,裁判独立;第三,游戏是透明的;第四,胜负是相对的,这次输了明年还可以再来。企业家把这几条学会了,就像开董事会也老吵架,但我们不结仇。   在台湾,我曾问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几个问题:第一,台湾100万人上街游行,为什么能收住?第二,你为什么没有财务丑闻?第三,怎么能不干扰到老百姓?他回答得很有原则:第一、所有当事人都知道自己是在宪政框架内做一个表达,如果当时冲进政府,这叫暴乱;第二,钱很简单,全部汇到信托账号,然后都有审计,我也不碰;最后,游行队伍怎么能回去呢?非常简单,台湾每次游行都是申请的。反过来看我们的游行,砸日本汽车,我有个新加坡朋友说,因为你们游行太少了,天天游行就会了。所以游行也是需要训练的。   所以整体来看,我们可选择的空间很小,主要靠政治家,如果能够在会场上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会安心在这里好好做生意。如果你不在会场上解决,那民营企业家就又得走了,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姿态。    改革三步走:政党改革还早呢   作为买卖人,我们不能总抱怨环境,而要在可能的空间里做到最好。我认为中国社会转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社会改革,第二阶段是政府改革,第三阶段才是政党制度改革。我们现在能做的是社会改革和政府改革两部分。   社会改革是最基本的,企业家们这么多年做了很多耕耘,为社会改革做了很多事。社会改革非常简单,一个是NGO,国内现在1900家私募公益基金会,多数都是这几年冒出来的,全由民营企业家创办,占整个国内公益市场份额65%;另一个是社区自治,社会改革会推动政府改革,把政府的一部分职能融入社会,多余的公务员自然就被消化了。   社会改革做完了之后是政府改革,政府改革就是政府的角色要由一个资源分配的裁判员,逐步转到服务型政府,要把看得见的这只手弱化。其中财政透明度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政府支出在预算中大概只涵概了一半,另外50%没有纳入预算,要透明,慢慢把政府关到笼子里。凡是穿衣服少的,身材都必须好,一透明了,政府身材就好了,腐败也就少了。   政府改革也改完了,政党制度才容易改。我不大赞成有些比较激进的公共知识分子,一上来就提政党制度改革,没必要,这事还早呢。我们看台湾当年的经验,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经济进入快速成长期,劳工运动、环保运动、党外运动都兴起了,社会足够强大以后,政党制度改革才被提到日程上。而且国民党当时有两个前提是具备的,一是蒋经国当时决心坚定,说我要用专制的办法解决专制的问题;二是蒋经国说世界上没有永久的执政党。所以国民党改了,成立了“政党法”,国民党拿到了第一张社团登记证。   作为企业家,我们很不赞成现在讨论这么多政党改革的事,因为没法改,这事怎么改?把社会改革的事继续做好,再过10年,剩下的事就自有办法处理。    企业家不能做公共知识分子   企业家对法治、秩序、理性有天然的支持。只要有足够多企业家存在,对政府的权力就有约束,但更多时候,我们不应该跳出来说话。   今天,企业家掌握的资源是过去一百年中最多的,因此企业家要慎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因为我们管理着很多社会受托资产,你的资源不是私人资源,所以你要守好第一责任,扮好第一角色。我们的第一角色是企业法人,第一责任是看护、管理好这些受托资产。   我们私下里也经常讨论,社会给企业家这么大压力和期待,但企业家不是公共知识分子,我们对尺度很清楚,不会站到公共知识分子的角度去说话。作为买卖人,我们知道怎么把事情办成。我们也有很多想法,究竟是选择说给所有老百姓听,还是去跟我们的智库说?我们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智库去说,这是企业家成熟的做法。   我们一批企业家已经达成共识:第一要恪守企业家身份;第二企业家属于“中右”,不是极右,民主体制下,都是“中左”和“中右”交互起作用推动社会;第三,企业家说话、做事以达到的效果为目的,而不是以让人知道为目的。   比如王石发起了一件事,在公共领域帮助那些失败的企业家,当他们受到不公正待遇、或者因自己失误受到惩罚,成了弱势群体后,我们会去监狱里探望,帮助一些人,时间长了以后,就使民营企业家的自我意识更加清晰。   当然,企业家要保持对一些认为需要建议的地方、需要批评的地方发声。企业家要坚守“三性”原则:第一叫批评性,我不讲批判,批判有点猛了,善意的叫批评;第二是建设性,不破坏,动机和方法都是建设性的;第三叫专业性,每个企业家都有自己的专业领域,怎样来建设呢?用专业能力来建设。比如我是做不动产的企业家,我就研究公共物业怎样更有效,我不能去研究军队怎么打仗。   我刚从普吉岛休假回来,柳传志、马云我们每次都会议论这些事,大家的行为模式彼此有一个大体上的共性。价值观念上,很多东西我们都支持,行动上,我们是很积极的推动循序渐进的改进,然后从社会改革倒逼政府改革,最终创造条件推动国家完成政党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 金雁:公民社会不可能通过革命来达到   核心提示 :他们认为社会变革比制度变革更复杂,制度变革通过换人、颁布立法可以实现。但是社会变革以及社会的良性成长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公民社会需要长远细致的工作,不可能通过革命变革来达到   嘉宾简介:金雁, 1981 年毕业于兰州大学苏联史专业, 1991 年至 1992 年在波兰华沙大学进行学术访问。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联-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专家,现任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所特邀研究员。       第三种人不想通过革命来解决俄国社会问题      第三种知识分子中国了解得太少,所以今天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大家可能知道,俄国的民粹派运动发生在 19 世纪 70 年代的时候,有数以千计的大学生,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从事革命宣传。但是农民并不买账,因为农民是皇权主义者、好沙皇主义者,农民觉得知识分子要宣传反沙皇,就开始检举他们,有 2500 多人都是因为农民的检举而被捕。知识分子的满腔热情在民间碰壁,再加上沙皇也打压,结果整个民粹派运动就告失败。   失败以后这些知识分子就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流亡国外,大概有 900 多人在国外接触马克思主义,就像 1885 年普列汉诺夫他们建设劳动解放社, 觉得这个运动应该寄托于工人。但是俄国的工人很少, 1917 年工人只有 300 万,占 2% 。在国内的主要就是一些民意党人,他们觉得下层又愚昧,上面又这么专制,我们没有办法,只能“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搞暗杀。   其实中国在清朝末年的暗杀都是受到俄国民粹主义或者说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他们搞暗杀当然也有一套理论,所以提出杀人犯就是民族英雄,搞的是非常热闹。 1805 年到 1807 年,就有 1.7 万的公务员被暗杀,基本上是平均一天三起,城市里头没有一天不响炸弹。 1806 年 7 月到 1807 年 5 月,革命党仅在 10 个月的时间内,实施了 72 次暗杀,杀了十个省长,两个市长,很多将军都命丧黄泉。   只要上了革命党名单的人,最后都会被多次暗杀。像亚历山大二世,号称是改革沙皇,七次被暗杀。第七次暗杀后,实际上他没有被炸死,但是他的马车夫和警卫都被炸伤,他下车去看的时候,最后被炸死。最后这次暗杀是 1881 年,列宁的哥哥乌里扬诺夫也参加了,得手把沙皇给炸死。本来亚历山大二世是个改革沙皇,农奴制解放就是在亚历山大二世手上的。他被炸死后,已经改革方案就终止了,统治阶级保守集团力量就开始上升。   去年是农奴制解放 150 周年,整个俄国国内对亚历山大二世的评价达到高峰,给他戴了无数的桂冠,还包括被暗杀的斯托雷平。在俄国曾经怎么解释邓小平呢?就说那是中国的斯托雷平,在中国解释斯托雷平时就说,那是俄国的邓小平,因为他也是开启俄国的制度改革。   巨变以后,大家就在反思说我们 70 年的道路到底走得对不对?很多人都感觉到,原来以为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俄国的方向问题,现在看来, 以前的革命付出的代价太大,而且整个俄国革命的道路又中断,又推倒重来,等于一百年来白忙活了。 那么体制内的人当然是反对的,革命者就基本上赞成这种政策。   但是俄国长期以来是具有激进土壤的国家。知识界一直都有反国家的性质,知识分子这个词的俄语,既不是指你有文化,也不是指有技术,是指要反国家。这个词本身就是指思想反对派和心灵反对派,如果你不具有这种特征,你就不叫知识分子。所以这个时候第三种人就认为,国家和社会不和是根深蒂固的,就跟两个失控的马拉着一辆车,一个往左拉,一个向右拉,早晚有一天就会把这个车拉散架。所以必须要另辟蹊径,要突破激进主义的思维,要避免恐怖主义和革命,要找到一个从根本上解决俄国社会问题的途径。   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力量薄弱,一直到一战以后,也不过才 300 万人,你肯定是指望不上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农民又是传统的皇权主义,那怎么办?他们就认为革命派都是伪理论的追随者,幻想只要是我们把一切旧的方面都打掉,就可以写最新最美的图画,白纸上我什么都可以画。       革命者决心越大专制性就越强      但是第三种知识分子就不这么想,他认为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土壤不可能变成一张白纸。革命可能出现的一个后果是, 革命者决心越大、越希望来规划别人的人生,可能他的专制性就更强。所以很早就有人说,俄国的革命者都是小波拿巴主义者,也就是说都是专制者 ,他有专制的倾向。   在革命之前,普列汉诺夫就预测,按照列宁设计的革命,俄国会出现三种后果:第一种后果,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俄国是失败的;第二种后果,俄国将会远离西方,西方无法影响俄国;第三种后果就是俄国将建立一个像秘鲁和中国这样的一个专制帝国。应该说普列汉诺夫的这个预言还是很准确。   因为第三种人有很多是自由主义者,他们说如果革命后的强制出现,对自由主义的危害可能要超过君主专制。很多人都问过索尔仁尼琴,也问过以赛亚 · 柏林,说沙皇那个时候反对派还能够出现,为什么反而到苏维埃政权的时候,再也没有反对派了?索尔仁尼琴说过一句话,大概的意思是, 俄国的自由在沙皇时代应该说是多少的问题,在苏维埃时代是有无的问题,它不是一个等量级。   他们认为割裂社会的状态在俄国已经演绎了 200 多年。俄国社会是上层的法国化,下层的草根化,别尔嘉耶夫说俄国这两个上下层相隔有六百年的差距。所以社会历来是被管制的,这种互换就会导致一种什么状况?用中国的话来说就叫“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两边这种互换,表面上看是一个阶级战胜了一个阶级,但实际上只不过是翘翘板,或者我们把它叫做秋千效应,只不过它来回摆动的速度加快,每一次动荡都是原来的积累被全部销毁。       公民社会需要长远细致的工作 不可能通过革命达到      所以俄国社会的间断性太强,好不容易在一个平台上建立的东西,一场运动一来,上面的东西荡然无存。而俄国社会再生性又很差,就是社会的自愈能力本很差,这样的动荡使前面的积累全都白费了。所以他们认为社会变革比制度变革更复杂,制度变革通过换人、颁布立法可以实现。但是社会变革以及社会的良性成长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公民社会需要长远细致的工作,不可能通过革命变革来达到。   所以这些人就提出,破除政权万能论。在革命政党里头,基本上都认同两种观点:一个是打倒沙皇,推翻专制;另外一个就是重新分配。因为他们老觉得社会不公,物质就那么多,少数人攫取了物质,大部分人就处在贫困的状态,只要搞平均,只要我们把分配方案重新搞了,这样整个这些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 第三种人认为一次革命不可能改变世界,也不可能实现乌托邦,这是个肤浅的思想 。在目前沙皇还比较专制的状态下,他们觉得现在我们可以采取的方式就是姑且忍耐,把注意力转向政权以外的社会层面。这些人提出来的就是促使个人的自主意识成长,就是自我负责、公民社会,这样的话,是改变社会组织资源的被动状态,去做具体的事情,做小事。那时候他们认为,知识分子可以做的就是搭起一个上通下达的桥梁,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创造良性互动。当然他们说这个过程可能很长,要百年,要一个世纪。   所以贵族知识分子比较爱从事思想讨论,这些人都集中在文学领域里,以赛亚 · 柏林就把他们称作狐狸。其实狐狸和刺猬的比喻最早来自于古希腊哲学 家,只不过以赛亚 · 柏林借用了这种说法。那些不同意这种坐而论道,夸夸其谈,像罗亭一样的平民知识分子就自诩为刺猬,就是我们不从事思想,也不从事理论讨论,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实践,就是干革命。第三种人与两者的定位都不同。他们就是说我们只想多做实事,成为社会的医生,而不是革命家。因为俄国社会割裂非常厉害,我们主要是填平这个鸿沟。我刚才提到过别尔嘉耶夫说俄国社会整个是病态的,上下层之间缺乏了解,这也是人民对最高政权依赖的根源,人民不信任贵族,不信任知识分子。   这个时候民粹主义的思想家阿勃拉莫夫就提出小事理论。其实在欧洲,所有的政党也好思潮也好,基本上的一个趋势都是理论先行,就是先有很多的理论,然后理论慢慢深入人心,再有思潮,再有运动。小事理论几乎没有复杂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哲学支撑,说的很简单。他说,现在我们这种社会主义思想,曾经非常肤浅地播撒在这片处女地上,没有深入到人民的灵魂,所以我们一时不知道俄国社会要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能做什么。他自己认为这就是对俄国革命的一个矫正点,所以小事理论应该说是非常简单,非常明了,一看就知道他提出来他要什么。   他说俄国空谈家很多,实干家就是搞恐怖,搞暗杀的人都很多。他说过去实干家主要是颠覆政权,是搞破坏。包括车尔尼雪夫斯基,就说我对改革漠不关心,我的目标就是推翻政权,就是干革命。现在阿勃拉莫夫提出,这不切合实际,我们现在不要这种宏大叙事,我们不是写大写历史的人,我们就是写小写的历史。他说搞恐怖活动,搞暗杀这样引起统治者的反弹,社会上也容易引起混乱,反而不如做一些实事。   他这个话一出,当时在整个思想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当然革命政党基本上就是责骂,骂他是逃兵,但也有一些人认为这个策略比那种检讨要更深刻,可以解决俄国上下层之间的“文化不对称”的制约,这样以一种“超阶级”的方式来整合社会,可以从根子上解决俄国的问题。所以小事理论就以阿勃拉莫夫主义来命名。       社会变革靠无数失败尝试 代价是生命与鲜血      后来又有一个思想家尤佐夫 – 卡布里茨在《民粹派的基础》里,说社会生活是由活生生的人组成的,社会变革也不是靠伟大人物振臂一挥,它要靠无数次这种失败和尝试,但是每一次的失败尝试,你是拿人的生命和鲜血做代价的,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他说作为人民的良心,知识分子未必要站在高坡上振臂一呼,而是要从自身做起,在原来的基础上修修补补也不失为一种选择。   他们当初提出一个口号,这个口号是后来很多国家在苏东剧变开圆桌会议的时候达成的一个共识,就叫只要人民少付出代价。这个共识很简单,只有两点:反专制,人民少付出代价。有这点共识,和再大分歧的派别我们都能坐下来。所以后来波兰圆桌会议开了, 55 个人坐了一个非常大的圆桌,可以说是思想上差异非常大的各个派别,依照这个原则都能够坐下来谈。   这些人就提出来,过去知识分子都比较好高骛远,愿意轰轰烈烈,不愿意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小事又不得名,又不得利。但是这些人说,这些小事可以决定很多人的福利和生活,可以改变俄国的这种激进的土壤。这两个理论提出来以后,这些人就开始去做一些在革命者看来不值得做的事情,比如说他们给工人建的第一所疗养院;农学家到农村去搞一些技术方面的指导工作,这是萨马拉省的第一个拖拉机。他们建了一万所小学,建了几千座图书馆,这些全都是面向农村。我就觉得这第三种人,有一点类似于 NGO 。一幅油画表现了当时这些第三种人和地方自治局办的救济场所。社会救济以前要么是修道院,要么是由教会来办。   他们提出我们既不是颓废派,也不是革命派,是实事派。很快小事理论和实体主义,就是既反对激进革命也不愿意和当局同流合污,就以第三种知识分子为代表。“第三种人”这个提法是 1900 年萨马拉省的省长提出来的,后来在列宁的著作中,“第三种人”和“第三种知识分子”两个名称可以互换。所以一提 “第三种人”,大家都知道就是两者都不是的,体制内也不是,反体制的也不是,这种人就叫第三种。他们对自己的定位就是:我们不是刺猬,我们也不是狐狸,我们是工蜂。   另外从沙皇方面考虑, 1861 年农奴制改革以后,沙皇的管理形式也发生了改变。以前都是农奴主管着农奴,现在警察式的统治方式已经不行了,所以中央政府也从一些不具备全国意义的事务当中脱出来。沙皇的管理制度有所改变,他要下放一部分职权,所以在 1864 年就建立了省县两级的地方自治局。地方自治局有点类似于政府和民间之间的“类法团组织”,它是在沙皇政治板块不松动的原则下,一种放权让利有点半官方的组织。       地方自治局是现代国家的创新 民主化作用不可小觑      虽然没有完全独立于强权,也没有完全独立于盈利,但是毕竟带入了一种宪政机制和一些公共服务精神,跟以前的管制社会不一样。以前沙皇的政府只管征兵征税这两样,因为沙皇俄国是一个快速扩张的国家,他不管其他的。地方自治局就带入了一定的公共服务精神,它属于早期现代新型国家的一个创新,所以它的民主化作用也不可小觑。斯托雷平认为这是往死人脸上涂脂抹粉,绝对不是,他们还是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所以把他们叫作“书写小历史的人”。   他们提出了很多主张,这些主张其实跟我们现在提出来的很多东西都很相像。比如撤销宪兵队,规范警察的职权;废除行政流放制,对扣押这种违法行为都要监督;建立地方法院,地方法官要当地居民选举;要有预审辩护制度,容许假释;要有社会救助,对失去劳动力的人有最低生活保障,对伤残、养老有国家义务保障;国家不能够介入企业和工人之间的博弈,只要是经济要求的任何罢工都是合法的;教育制度方面也是初级、中级和高级的三级教育,平民都要读得起学校,还有包括赋税均等这些方面都是地方自治局具体提出来的。   有人说这是在专制国家中争取民主的一种迂回斗争,但是列宁骂得很厉害。列宁说地方自治局只不过是专制制度车轮上的第五个车轮,是一个备用轮胎。它虽然暂时不可能一步到位地体现立宪的原则,但是毕竟它还是为很多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合法活动的场所。所以尽管各种势力的人在骂,大家也把它看作一个平台。有人认为它这样做的工作,最后毕竟会成为制宪的一部分。   因为有了他们的这种动议,再加上有沙皇的放权,所以他们很多人都在地方自治局工作,最其中县自治局最活跃。我记得以前好像温铁军老在说中国是国权不下县,我说你这样说不对,中国是大共同体的权力之差,如果要说国权不下县,说俄国还是比较恰如其分。   很多人很关心的是自治局的财政预算是怎么来的?它主要是有专项基金、募捐款。另外地方自治局之所以后来能够做大,是它对土地、房屋和工商业有征税的权力,还有国家拨款。征税权使它后来成为第二政府,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财政的大头主要是后两种来源。但是它的运作方式基本上是民间性质的,不受政府制约,有很大的自主权。   就政治诉求来说,它基本上是通过“非政治而利民的实际工作”建立一种健康的制度,公共决策是以广泛参与和立法权确立为基础的。所以各方面势力都看中这个平台,这个平台什么样的人都有,保守的,革命的人都有。地方自治局当时觉得,只要你愿意干实事,愿意做具体工作,都可以到这儿来。       马克思的论断不对 小农生产有长远生命力      民粹主义认为小农生产和现代化并不矛盾,而马克思认为小农是要消灭的,民粹主义不同意这一点,他说未来的非资本主义农业应该有很大的潜力,不一定像马克思说的那样,整个小农全部都消灭了,像英国那样建立起大农场。实际上我们现在在马克思下论断 200 多年以后来看,马克思的论断是错的,反而是蒲鲁东这些人说得对,小农生产有长远的生命力。这些人认为,个体小农的生产模式——就是八到十一俄亩的责任田,和包括产前产后服务的非农产合作经营相结合的双重经济体制,并以“小城镇”、合作制、乡镇企业、家族共同体的传统社会关系和现代化的模式发展形成互补。   所以后来俄国第三种人当中,有很多人提出了非常有洞见的理论,恰亚诺夫就是俄国后马克思主义农民学的一个大师。还有经济学的康德拉季耶夫,他提出来一个发展的周期理论,大概是 53——56 年一个周期。还有尤洛夫斯基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甚至比奥地利学派那些人提出来得还早。但这些人在斯大林时代,当然全部都被杀死了。在第三种知识分子活动时期,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两种发展方向的博弈一直存在,但同时这些也为他们探索提供了平台。   地方自治局逐渐做大以后,它和政府的权限既有重合的地方,也有含混不清的地方。双方一直是一种斗争的态势,基本上地方自治局强势,政府不仅是守势,而且往后退。总理大臣维特就说,按照这种发展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就人民代表机构将在中央一级建立,人民参与立法权和国家管理。   俄国整个社会力量发生变化,仅从官僚的数量减少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些官僚无所事事,不善于工作,而地方自治局越扩越大,像市杜马和地方自治局的职员要比政府官僚胜任工作,他们甚至就排挤政府机构。最明显的证据就是 1894 年,国家说你们干脆回到公务员队伍来,咱们合二为一。但是他们拒绝了这个要求,这个第二政府大有取代第一政府的态势。有一个官僚在回忆录说,那时政府官员都没有事情做,成为一群无所事事的人,因为他们的工作被自治局工作者抢走了。亚历山大三世也认为,地方自治机构降低了官僚们的作用,破坏了国家制度的统一性。   这样最可以看得出来地方自治局的坐大,它一方面人数多,介入的层面多,而且它是在俄国整个推广。总理大臣维特在报告中说,地方自治机构中第三种人力量增大,当然有政府工作无能的原因,但是在这种状态下,它实际上和政治体制不相融。因为第三种人只说我干实事,政治立场不是那么凸显。所以革命者批评它是沙皇的附属物、国家机器的帮凶。但是沙皇政府同时又认为,他们是革命的同情者和外围组织,政府的文件明着说,这些“实际主义”的反对派其实是在“借人民的压力推行立宪”,他们同样会孕育出与沙皇离心离德的思想,同样会腐蚀国家政权,所以其实也要打压。   它就处在一个两边都不认可的境地,但其实两边的人也都在挤进这里面。 1912 年,俄国建立了地方自治局的省份有 40 多个,西伯利亚和靠近极寒的地区没有。凡是有地方自治机构的,它的整个运作方式就要显得好得多。当时在自治机构中的知识分子有 8.5 万人,到一战的时候达到 14 万人。他们也是跳出了经济学中经济人这样的逻辑预设的道德人,他们从实践出发,从农民的心理变化和社会动态出发,提出的理论也能够被农民所接受。   由于俄国知识分子这种人文精神和近代科学方法的引入,又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在这个平台上,他们的农民乡村研究可以说达到了顶峰。他们首创的大规模采用“参与观察”的人类学方法,对农民社会进行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和微观实践,使俄国的农民学研究在一战前达到顶峰,光地方自治局学者的研究成果就有 4000 多种专著出版。而且他们还完成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系统的社会学调研和农村统计工作,到现在俄国都还在使用这些材料,的确是汗牛充栋。你要输入俄文查询以后看不胜看,每一个村庄的资料都特别细。我觉得后来共产党人没有下过这样的苦工夫,这些成果是当时最庞大的农民研究机构的资料库。   他们以实用化、技术化、办实事为宗旨,以少谈主义、多谈问题的思路,为俄国寻找出路。所以他们的工作看上去非常琐碎,实际上为改变俄国的阶级对立,为中间群体的薄弱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在教育、卫生、道路、交通、城市建设、救助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一次爆发伤寒病, 40% 的医生都来自地方自治局,是“第三种人”。他们的社会实践的确也可以说是卓有成效,他们提出来的申请有时候也得到沙皇的满足。   务实精神并不代表他们不问政治。他们当然是少谈主义,多谈问题,但是实际上在基层干事情,并不只是扫盲、开诊所的问题。因为涉及到各种侵犯农民权益的问题,只要卷入肯定不能不得罪政权。只要卷入到农民维权的事件中,虽然你不鼓动革命,但实际上你只要支持农民就开罪官府,所以在警察局他们也是挂上号的。 19 世纪的时候,他们有 900 多人都是在警察局挂号的,还有人被流放和被逮捕。革命者说是这些人是当局的走狗,当局认为是异己的力量。       俄国官僚叹:舆论界的尖酸刻薄比革命者的手枪更可怕      另外,他们影响新闻媒体的力量非常大。他们觉得通过新闻媒体再影响到社会,这种放大的功能会有良性的互动。所以后来官僚说,舆论界的尖酸刻薄甚至比革命者的手枪更可怕。省长必须要认真听取地方自治局的意见,甚至要不得不讨好和迎合他们。那种“衙门里说了算”的局面第一次遇到“按照法律规则办事的人”的挑战。   到了 1905 年革命的时候,沙皇有一点像中国的戊戌变法,镇压革命以后还是颁布了《十月十七日宣言》。我们现在老觉得 1917 年俄国革命怎么可能平地而起,其实 1905 年沙皇已经立宪,俄国成为立宪君主制的国家。《十月十七日宣言》就是选举杜马,杜马是个古老的词,就是俄国议会的意思。杜马选举以后,实际上只要你不搞恐怖,革命政党都可以进入到议会。当时打社会主义牌子的有 16 个政党,这 12 年是一个练兵时期,他们把杜马讲台作为一个操练的场所。   现在很多人都认为俄罗斯 20 世纪国家制度的转变,是从 1905 年的《十月十七日宣言》开始。在 1905 年革命的时候,地方自治局就省级联合,然 后 1905 年又召开了全国自治代表大会,基本上核心小组的人员都是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党人。立宪民主党就是 1905 年成立的一个自由主义的政党,可以说全国自治代表大会是在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召开。索尔仁尼琴说这是思想界、知识界异常美好的年代,到 1917 年以后就是知识分子的厄运年代。   他们在 1914 年成立了全国性的组织:地方自治联合会和城市自治联合会,有 400 多个城市联合加入,起作用的当然是自由主义政党。二月革命以后的临时政府总理李沃夫当时就是全俄地方自治委员会的主席。俄国在一战的时候,地方自治局或者这两个联合会,基本上可以说就是政府,它已经成了权力的化身。因为政府整个在萎缩,战争中军队的供给、灾民的救济、伤员的安置等,把正常的活动完全打乱了。而在这个时候,地方自治局和两个联合会手握财权,大笔大笔的钱从他们的手里过。当时李沃夫就提出一个口号,从政府手中救出国家,把它还给社会。   一战期间,地方自治局基本上已经从第二政府变成了第一政府,已经成了真正的政府。人民都说第三种人在利用战争和沙皇政府抢夺天下,很多人已经明眼人看出来,他们不是在帮政府,已经是在抢夺政府。在为国分忧的外衣下,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想取而代之。所以他们发布命令从来不请示政府,蔑视政府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当时一个著名的口号就是谁善于工作,谁才是国家的主人。   当时只要地方自治局一停止供应,整个后方就乱了,俄国就会天下大乱。连媒体都有人呼吁,说政府干脆就把权力交出来,交给两个联合会,否则没有出路。所以后来沙皇退位,不单是因为战争,而是大势所趋,就是没有十月武装夺权,也已经大势所趋。这个时候两个联合会和第三种人已经被看作俄国的中流砥柱,坊间都知道,俄国没有政府,只有两个联合会。两个联合会从半政府、第二政府变成了第一政府,它已经有了取代政府的资本。   尼古拉二世的皇后在给尼古拉二世的信中说,这两个联合会已经令人无法容忍,他们肆意妄为、超越本分,给正在打仗的国家带来了混乱,现在又非分地插手国家的管理。对政府来讲,它已经名存实亡。但是更不幸的是,它的怯弱之处,虽然政府知道自己已经患下了“重症肌无力”,还不敢公开宣称大权旁落,因为一来怕沙皇怪罪,二来怕弄假成真,这进一步让自己威信扫地。   战争期间,两个联合会提出很多建议: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成立合法的工会,成立全国性的民间组织,像 1905 年革命的彼得堡企业工人大会实际上就是他们发起的。沙皇已经知道尾大不掉,当初是想让自治局作为一个附属组织来帮助政府改革,现在没有想到,已经被它取而代之,“自治机构将成为瓦解专制体制的心腹大患”。   这个时候体制内的一些保守势力也感觉到沙皇不思进取,失去了自信心,从而发生了立场变化。因为那个时候,谈社会主义、谈变革是大势所趋,很多官方的、温和的、具有国家思想的人物,现在革命性也越来越强。契切林是俄国的国家主义学派的人物,也带有自由主义色彩,可是后来《俄国共产党宣言》的起草者司徒卢威说,他从“强有力政权的支持者”变成了“俄国专制主义和特权阶层不调和的敌人。那个时候,贵族也已经持反沙皇的立场。       二月革命使第三种知识分子兵不血刃得到政权      二月革命后,“第三种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运动的确过了几个月的辉煌的日子。他们觉得二月革命非常好,说曲线救国,终获成功,兵不血刃,政权到手。的确,两个联合会的主席李沃夫当了临时政府的总理。沙皇的各级政府官员因为有污点,都被民众抛弃,而地方自治局半个世纪的工作实践的积累和人脉,就成为组织性最好、最有基础的政府人选。他们基本上是一套人马,两个招牌,以民间的招牌来担负了政府的工作,在各地成立了临时政府。所以他们也非常高兴,觉得兵不血刃就已经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二月革命以后马上就搞民改革。沙皇退位、临时政府成立,他们发表的第一个宣言其实跟革命政党的政治诉求一样,要以普遍、直接、平等和秘密投票的方式选举市杜马和地方自治会,然后进行全俄“立宪会议选举”,这其实也是布尔什维克当时追求的目标。   他们为了操练先进行了基层选举:在 43 个省, 400 多个县,将近一万个乡里进行选举。最后选出来 30 万个乡议员,基本上是由社会革命党控制,因为他是个农民的政党。社会革命党有一百万会员,布尔什维克走出地下状态的时候是两万四千人,所以从整个政党组织来说,布尔什维克从地下状态走出去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党。这些自治会选举了 23000 多个县议员,比较完整的基层组织的构建已经搭建起来。临时政府也宣布,地方自治会的主席是临时政府委托全权代表来管辖地方事务。这样的话基本上可以说他们已经通过选举拿到了合法授权。   后来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和第三种人不是一路的,在理论上对他们也多有批评。列宁对地方自治局和第三种人一直都有批评,但是在专制年代其实反对派也在地方自治运动当中扩大了自由,也在开拓社会的空间当中受益,所以他们基本上也是参与到地方自治运动当中去。   布尔什维克在 2 月到 10 月期间基本上是拆临时政府的台,他们那时批评地方自治局不够民主,说你搞地方自治还行,但是不够,要搞更大规模、更加正规的议会选举,也就是搞立宪会议选举。托洛斯基就说,地方自治局尽管也有民主形式,但依靠的是松散的选举人群,而且有的时候还要选举资格,规定必须要有多少财产。所以它只是代表着昨天群众的状态,也就是说人民并没有给它委托书。那我们要搞的是什么?我们搞的比这个还要民主,这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比这个的范围要大,要更有时代性。   十月夺权以后,列宁当时也想搞立宪会议选举。列宁想的很简单,我是先夺权后选举,在已经在执政的状态下,通过有效的宣传我们肯定会选上。当时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主要在军队当中,并不是在人民当中。军队都放假回家去宣传,选举结果出来后布尔什维克获得了 24% 的选票, 58% 的选票是社会革命党,就是这个农民政党,这样就很为难。   列宁说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他们商量的结果是用枪杆子颠覆票选。原来还在真理报的前身上写:把布尔什维克选进立宪会议,我们服从选举的结果,但是选举结果出来以后就发现要把权力拱手让出去,不干了,现在就说整个法律都是临时政府的,这是一个过时的选举。可是包括第二国际的罗森堡,有很多人都问他,你不是批评它贿选、舞弊,只是说法律过时了,为什么早不说呢?选举结果出来以后再说,那就太没道理。布尔什维克在 1918 年 1 月 5 号立宪会议召开的时候就开始搞专制,反正要搞无产阶级专政,而专政和专制之间并不是一个程度的差别。列宁提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常态,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暂时状态,这两个不一样。       布尔什维克选举惨败后才搞专政      布尔什维克在选举惨败后就开始翻脸,翻脸就要搞专政,镇压民主反革命。 1918 年,“民主反革命”这个词非常流行,意思是赞成选举的就是反革命。列宁当时在不是公开发表的信件当中说,什么叫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就是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选举的斗争。他把话说得这么直白。可是“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最初是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纲领,从 1903 年开始党纲当中这一条没有变,只是因为自己没有选上,现在就把这一点改变了。   以前说第三种人不够民主,现在说越民主越反革命,最民主的立宪会议就最反革命。但不同于职业“反革命”的立宪活动家,自治机构中的技术专家还是可用的。为什么呢?布尔什维克认为新政权当中人文知识分子没有用,技术专家还有用,可以留下。所以大家都知道 1922 年的哲学家之船,把俄国顶尖级的人文知识分子都赶出去了,他们迁到柏林,后来又到巴黎。所以有很多人文知识分子后来就成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在苏东剧变意识形态空场以后,他们又出口转内销,主要是因为他们给西方贡献了后现代社会的一种理论:俄国式的存在主义,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因为地方自治委员会承认临时政府的合法性,而且整个地方的政权架构也非常完整,这样他们就和苏维埃处于对立关系,而且一些自治机构还成立了“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展开夺权斗争。所以从 1918 年开始,布尔什维克就重拳出击这些拒不归顺的地方组织,这些人只要发表反苏维埃的言论就一律逮捕,交革命法庭定罪。 1918 年 3 月份,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批准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力宣言》中就规定,政权完全由苏维埃掌握,一切以选举作为借口的各级组织均不具有合法性。在此之前他说这是我们争取的目标,现在说选举是个借口。所有地方自治机构统统要被取缔,所以在内战当中有很多地方自治局的人最后加入。   俄国打了三年内战,我们现在的说法是因为 14 国武装要把新生的苏维埃扼杀在小摇篮当中,真正的原因根本不是这个,而是合法授权。如果通过选举的规则争夺来沙皇的江山,大家都认可。但布尔什维克首先破坏规则,来抢江山,那凭什么抢到的江山就是你的?因为俄国当时正在打一战,所以外国的力量又介入,这样才有了 14 国武装干涉之说。这个说法最早来自于丘吉尔,丘吉尔在一战的时间就说,你们不是这种状态,国外也要介入。当时托洛斯基说不要 14 个国家介入,你只要投入十的兵力对我们就是太大的威胁。实际上没有真正的 14 国武装干涉,我过去一直认为 14 个国家就像联合国军队那样去跟布尔什维克开战,其实真正的状况并不是这样。       俄国革命埋葬第三条道路的试验      回到我们开始的话题,因为地方自治机构是通过地方一级一级的选举产生的,布尔什维克说,凡是用选举做借口都不具有合法性,于是统统被取缔。所以俄国第三种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局同呼吸、共命运,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历程基本上就结束了。本来他们的社会实践可以给俄国提供一种既不同于传统治理,也不同于革命后苏维埃模式的第三条道路,但是俄国革命却把这一切都给埋葬了。   在 1922 年到 1928 年期间,国家首先打造管制社会,对社会是管着它。以前很多人也问过我沙皇时期和苏联时期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有无社会。沙皇时期有社会,因为他有教会。苏联全部取缔社会,宣布取缔全国性的组织,在内务部登记的七千家全国性的群众组织,完全不可能有过去的自治。比如拉普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是一个很左的,带有浪漫性的群体组织,有 40 万会员。它的意识形态很端正,只是有点同仁结社的性质,这样的组织也被取缔。   后来的工青妇等社会组织已经和革命前完全不同了。苏维埃打造的社会组织都是“国字号”的,要在民政部登记,要建立党支部,在财政上都有国家拨款。即便一些与政治无关的文体组织,也都是按照党中央的这一套打造,尤其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活动。这些组织都没有社会积极性,也没有自主能动性,他们是一种垂直隶属关系,不能有横向的组织联动。虽然苏联也在 1918 年、 1936 年、 1975 年的宪法中保留了结社自由,但大家都知道这是装饰性的条款,不但没有这种结社自由,甚至可以说国家能管到床头上,私生活什么国家都要管,而这一切的领导核心都是苏共。   第三种人和自治局工作者半个世纪的努力基本上就没有了,可以说俄国的社会基层自治和公民社会也戛然而止,但是在新经济政策阶段有一段回光返照。因为俄国有 1300 万人在内战中死亡,而在夺取政权的那一天基本上没有死一个人,尤其在冬宫之夜。但是内战结束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工人还被雇佣,而且也因为工厂开工不足而无所事事。只有农民作为一个阶层保留下来了,而且消灭了富农地主,整个农村中农化。再加上反斯托雷平,农民又回到了村社自然经济中。   所以当时布尔什维克觉得只要在政治上没有组织联动,在某种情况下他还是允许有些民粹派的活动。但是他已经没有像过去一样的政治结构,只是提出来一些具体的做法,比如整理土地这些事情,布尔什维克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允许的。       斯大林发现用剪刀差搞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行不通      但是后来没有想到农村的村社也成为一种农民的联合力量。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权要把一切都统起来,像我们搞统购统销一样,想用剪刀差来搞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把工业产品卖的很贵,然后很便宜地收购农产品。农民可以不种、抛荒,农业严重的萎缩。后来斯大林发现这招行不通,所以才有了 1929 年的大转变。   但是在 1929 年之前,有一度地方自治局或者第三种人的一些技术专家还在活动,有一个很短暂的回光返照时期。有几年只要不涉及政治,在学术领域里面宣传还是合法的,原来地方自治局和一些拥护苏维埃政权的人就形成了一个新民粹派。他们和沙皇时代的第三种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同是他们不是独立的政治派别,也没有组织活动,政治上完全依附于苏维埃政府,只是一种思想学术和具体事务上的流派。   但是这种状态也没持续几年,斯大林 1929 年大转变,要搞集体化把农民也要管起来,很多人就在斯大林社会改造的浪潮中被吞噬。 1929 年,经济 学家比较集中的财政部和农业部就先开始清洗。 1930 年苏联宣布破获了一个反革命地下组织,叫劳动农民党,新民粹派的顶尖人物基本上都被一网打尽。 15 个人都是大学者,在思想领域里很有创建,都在没有审判的情况下死于非命,哪一年死的都不知道。   因为我们也是搞农村经济改革, 1988 年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俄国的这些人,然后去找,才发现他们的思想和我们当时的农村改革很相似,我觉得他们很有先见之明。所以我说很多话他们说的对,比如马克思说小农要消灭,但他们说小农的生命力很长久。   至此,“第三种意义上知识分子”在俄国的试验不仅彻底失败,他们的个人命运也都非常悲惨。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实践”的知识分子已经脱离了 “为思想而生存、以对抗政府为目的”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含义,他有点像 NGO 。在新民粹派被处决以后,俄国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就不存在了,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纳入到苏联体制当中,这些人没有一个活到 1987 年平反的。   在剧变前后,苏联社会和思想界对激进主义,尤其对列宁这一支全程进行了很多的反思。自由主义一枝独秀,但是因为剧变后经济转轨没有搞好,自由主义又再度衰弱。而第三种知识分子因为政治倾向比较模糊,它又做了大量实事,所以在社会上有好评。舆论就认为,应该给予为俄国现代社会作出努力的“第三种力量”以应有的评价。   剧变之前索尔仁尼琴就看到了这一点,他就努力地想和这种传统对接。索尔仁尼琴是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但是他也觉得这些人在俄国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他对他们的评价非常高,把他们叫做社会工作者。 1994 年回国的时候他就呼吁知识分子应该重新掀起做具体工作的第三种人的浪潮。他还自己创办了一份杂志,叫“地方自治通报”,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他在跟沙皇时的地方自治局对接。   很多人会问,现在俄国知识分子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 80 年代他们跟中国有相像的地方,基本上是启蒙状态。那时候都是写大博士论文,所以他们叫博士论文启蒙,都是在讲宪政。没有想到剧变很快的来到以后,经济转轨就提上议事日程。在俄国文科的博士是很难拿的,所以年轻人一般都是副博士。拿到副博士学位的年轻经济学家在电视媒体上频频露面,俄国人有个说法叫副博士革命。各个人都混个脸熟,但口碑并不好,因为俄国经济转轨搞得并不好。   到第三个阶段,知识分子就分化为各个政党的咨询机构或者是高参,但是也有很多人和非政府组织接轨,以更多样的形式活跃起来。他们在理论上非常注意吸取第三种知识分子的社会实践,也呼吁俄国需要更多的干实事、干小事的知识分子,所以令人感慨的是历史的轮回。俄国人老说,现在做的都是上个世纪的人已经做过的事,只不过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反掉了。   这一百年真是等于白忙活,他们反对的东西从各个领域又重新挖掘出来,包括第三种知识分子也现在是一个挖掘的阶段。现在也有很多人开始利用他们的资料,我看很多博士论文都利用地方自治局来做文章。但是在我们国内知道的人很少,知道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很多,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第三种知识分子,一提起李沃夫公爵就说临时政府的总理,那是个反动家伙。其实他们做了很多的具体实践的工作,中国人大部分都不知道。    【2013-4-26 爱思想网,来源 : 凤凰网 – 观世变,根据金雁在商州学术讨论会上的讲座录音整理而成】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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