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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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按：现代社会，人的权利乃天赋，而不应由政府授予和允许。泱泱大国，无天赋权利之民就如草芥，尊严缺失，道德沦落，难称大国。今天是圣诞节，借用此文奉献各位朋友和同胞。上帝不会遗忘中国人，还权利于人终有日。圣诞快乐！   现在是“还权于民”的时代 / 章文 2012-12-24 11:26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从胡锦涛手中接过中共总书记一职，并发表了被海内外、尤其是国内民众赞誉的讲话，连我的一些朋友，平时吝啬于夸赞官员的他们也对习的此次讲话褒奖有加。 通观习近平整篇讲话，感情真挚、言语朴实，例如他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     相对以往的空话套话，这段“真情表白”在网上流传，有人说“这句话击中了一个妈妈的心”。在我看来，这可是最高的褒奖，在西方民主国家，总统侯选人要是能抓住妈妈们的心，吸收她们的选票，基本上也就稳操胜券了。     但是，我本人可能比较苛刻些，因为中国有句古话叫“听其言观其行”，对于政治人物的任何表态，尤其要以此为准绳。这么多年来，我们见过太多官员台上高调反腐、台下大肆捞钱的例子，我们也见过太多官员今天说漂亮话、明天就忘记的例子。反正，我本人不太容易被某个官员的几句话所忽悠了。     据有心媒体统计，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一共19次提及“人民”。这倒让我想起他说的另外一番话，在2010年在中央党校秋季开班典礼上，习近平讲，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     “权为民所赋”，讲的是权力来源问题。这是对胡锦涛2003年上任中共总书记时所讲的“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重要补充，因为如果不说明、不解决权力的来源问题，那么我们将继续看到这样一个怪现象：“为人民服务”，往往变成“为人民币服务”。     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建立伊始，权力的来源问题就非常清楚。1954年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也就是说，是人民将手中的权力让渡并委托给共产党政府。     但要命的是，人民如何让渡权力，如何监督政府正确行使权力，在政府滥权时如何收回权力，这些都没有做制度性的设计与安排。因此在现实中，“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成了一句空话，挂在嘴边的一句漂亮话。     相反，官员们都清楚自己的权力是上级给予的，而上级很多时候就是党委书记一个人。这是顺理成章的一件事情。既然人民监督不了权力的运行，而党内也不能建立分权制衡的机制，一个地区、部门的党委书记遂成事实上的“土皇帝”，人事安排权力操于其一人之手。于是买官卖官、权钱（色）交易，全都来了。     毫不夸张地说，经过这么多年的负面积累，官场道德已经沦丧至谷底，信誉基本破产。每一起腐败丑闻的爆发，都是对执政党形象的损坏和合法性的削弱。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即提出警告，“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过去30年，执政党的合法性主要靠经济发展来维持，执政地位主要靠GDP来巩固。每年超8%的经济增长速度，做大了蛋糕，使每个人都从中获益，纵向相比，每个人的财富都有所增长。再多的社会矛盾也被这繁荣景象所掩盖遮蔽。     然而，过于把合法性建立在经济绩效上是危险的，因为靠经济发展换取人们的支持，实际是用经济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并且还要面临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经济绩效要取得合法性效果，经济就必须持续发展，其成果也必须能够为大多数人公平分享。但经济有其自身规律，有起有落，有高峰有谷底，不可能总是高速发展；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一个公平的分配规，经济发展的成果很难被全体公平分享。此境之下，经济越是发展，收入差距可能就越大，社会不公反而更严重。     假如因某种原因导致经济发展速度慢了甚至停滞了，过去在高速发展下被掩盖的社会不公、贫富差距等问题就会暴露出来，社会矛盾就会很快被激化。古今中外这方面的事例和教训太多了。所以，对执政党来说，其执政的合法性主要意义并不在于给人民带来正面利益时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而在于当其不能给人民带来积极利益时人民还能够与之达成谅解。这就要求用程序正当来弥补和支撑执政党的合法性。     其实问题已经显现，而且形势严峻。30年后的今天，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外向型的中国经济遭受挫折，已经不可能维持昔日的高速发展。由于分配机制的不公平，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基尼系数已经逾越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社会矛盾丛生，群体事件接二连三。     此刻不仅是要想办法继续维持经济平稳发展，也就是做大蛋糕外，还要分好蛋糕，这对于执政党来说，任务异常艰巨。尤其是后一个问题，多年来的利益分配机制已经固化，既得利益集团抗拒任何对他们利益的调整，必然会阻止对蛋糕的公平划分。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国的这句老话告诉我们，一国的经济发展慢一点不要紧，只要分配机制公平，社会矛盾就不会累积太多；但若经济发展不上去，同时分配机制又不公平，那么一定会怨气四溢，矛盾重重，执政者就会面临合法性危机。     今天的中国已经到了这个关口，必须要让人民来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这样他们就不会怨天尤人。这正是民主的妙处所在。一项公共政策经过了公众的集体讨论与投票，即便有人在其中利益受损，他也不至于迁怒政府。一句大白话：也就是要让人吃亏在明处。在民主机制下，涉及公众利益的决策过程曝晒在阳光下，全程受到监督，谁也休想暗箱操作。     60多年前，1945年7月的某一天，民主党派领袖之一黄炎培在延安窑洞里对毛泽东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泽东则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之后60多年的发展证明，毛泽东当年的话大半消散在风中。中共也因此至今没有跳出黄炎培的“周期律”，并再次面临该周期律的考验。     今天习近平所说的“权为民所赋”，如果不在制度上做文章而只是停留在口号上，那么不过是对60多年前毛泽东所说的重复，提法不同实质一样。     若真要保障“权为民所赋”，就必须明确以下几个问题：人民采取什么方式授权；所授之权如何行使，是否违背授权者的意愿，以及人民能否有效地约束行权者。若人民对执政党的授权没有法定的公正的程序，也不能监督和约束官僚群体，那么，官员在行使权力时就必然滥用权力，授权就会被虚置，最后出现权力所有者反被权力奴役的情况。     目前，由于没有建立一整套规范的受法律约束的授权和行权制度与机制，无论在人民授权和官员行权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在人民授权方面：选举过程不透明，选举程序不规范，选举结果不公正；在官员行权方面：权力高度集中，个人凌驾于集体之上，腐败现象严重等。     问题已经摆在那里，就看执政党愿不愿意正视，有没有勇气去解决它。习近平在就职典礼上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工作目标”。固然令不少人受到感染。但人民的美好生活，从来不是任何人可以恩赐的，而是他们自己创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洋就曾说过，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 所以我要重申一遍： 现在不是老调重弹“为人民服务”的时代，而是怎么还权于民的时代 。在多年习惯了“为人民币服务”之后，再呼吁“为人民服务”已经苍白无力了，企图以此来唤醒官员的改革意识、约束自己的权力、减少自己的利益，更是缘木求鱼。执政党如想获得民众的支持，继续维持其执政合法性和执政地位，就非得还权于民不可，以制度保障宪法所规定的“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简言之，也就是执政党必须依靠人民再打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的“反动派”是其庞大的官僚机构。重新设计制度，赋予人民有监督制约官员的权力，赋予人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力，赋予人民在政府滥权时能否收回授权的权力。     假使人民可用选票决定官员的命运，那么官员自然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假使人民有对公共事务充分的参与权与决定权，那么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机制就不会被少数人暗中操控，蛋糕也就不会分的那么不公平。     若此，人民的美好生活自然就会到来。执政党的合法性会继续保持，执政地位也会得到巩固。如此双赢之事，何乐而不为？当早行之！

在2007年，出现在我课堂上的问题很多。我一直在尝试通过更合理的方法来消除这些问题，一直在完善我的方法。最终我就发现了：根本不能通过方法来解决我课堂上存在的问题。反而，我越重视只能在表面上起作用的方法，问题就越严重。在方法的表面之下起作用的，是心理，是灵魂（灵心）的力量。我一直都忽略了这些从我的心往学生那里发挥的情感，忽略了我自己情绪的作用。这些看不见的力量都非常严重地影响学生的行为。特别是在媒体找我之后，我发挥的反感严重地破坏了学生的信心。因此，我就发现了老师心态的重要性。 我不断存在的”我做不到，我要不要放弃”这种想法在无意识之中决定了学生对我课堂的态度。而且，学生的年龄越小，他们就越绝对地受到老师在心理发挥的某种心态的影响。他们的行为就是离不开老师的心情。由于我没有能力调整或培养好自己的心态，我就非常不适合作老师。当然，我的学生会反对我这样的认识，但从我开始作老师以来，我一直都知道自己不适合这个行业。只不过，由于找不到其他人来做我想研究的事情，我只好自己来做。 到现在我才发现了，任何的去管理课堂和学生的方法都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唯一起到作用的，是老师的心态。在找不到合适的人时，我只好培养自己，让自己变成一个有适合学生心态的人。所以，我将要研究的方法不是管理学生和课堂的，这我研究得已经太多了。我更需要研究的，是培养自己心态的方法。在成功的培养了适合学生的心态时，老师做的一切事情都会变成适合的。到那个时候，老师什么都不用做，只要他在，一切的问题就都会消失。 如果我在这里说”方法和计划并不重要”，这当然不是说”备课也不重要”。其实备课非常关键，因为我们需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才能让自己进入适合学生的心态。这样，我从2008年起就已经不重视任何的方法，而是把全部的力量都投入到我心态的培养中去。其实，我翻译过的所有的书都是想培养老师适合学生的心态。心态就有那么重要。 在我还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唯一的一次让一个朋友来听我的课，而她看到的，就是心态问题最严重的那段时间。根据她看到的一节课，她就给大家公布了：卢安克的乡村教育工作在失败中结束。我真后悔同意她听我的课。   如果有大人来听我的课，不管是领导还是朋友，我必然就会担心他从我的课而得到的印象，必然就会在我的行为上考虑到他，甚至还会只因为他才给学生说某些话。这样，我的课就不是给学生上的，而是给客人或领导看的。这样，我的行为都无法表现出自己的认识和良心。这样，我的心也不在学生那里，而是在客人或领导那里。在无意识之中，学生会感觉到这一点。既然，课堂不是他们的事，那么他们也就不必合作。如果一个志愿者老师感到自己属于关注他的那些人，课堂就更无可救。 其实，不仅领导和客人会把我的心从学生那里吸出去，任何关注者也都会是这样的。除了一个客人来听过我课之外，我都没有过其他的听者，但在我设计课堂和开展活动的过程中，我还是经常考虑到了活动后要写文章做发表的事情。我这样的考虑一样会把我的心从学生这里吸引到关注者那里去，使我的心同样不在学生的身边。如果利用学生与我发生的事情来做发表，学生当然也会觉得被我出卖了。 在我的想法太多、在我想到研究、想到比我与学生更大事情的时候，学生就不能作为我的一切，使得我的心态也不适合他们。这时，我的行为又只是为了给别人看（研究结果）而已。当然，想到人类的发展会给我带来力量，但如果我天天的行为不是为了自己的学生，如果我想利用我与学生之间的事情来写关于人类发展的文章，我就是在危害我的学生。只有仅仅为了学生当场的发生来上的课才可能是属于他们的，才可能得到他们的合作。只有我对”关注者怎么看我课堂”完全无所谓、只有我仅仅是为了学生的时候，我才有了适合的心态。 因为我解决不了这个矛盾，所以最近，我就想放弃写文章，想放弃我的研究，想对不起所有的关注者。在只保留了自己人（当地人）的时候，什么都变得很自然，什么都变得是可以的，没有了外面而来的事让我的心态乱。因为我已经知道，想到发表而做出的事情会危害我的心态，会危害我与学生的关系，所以我决定，以后不要再发表我与学生发生的事情，仅仅去发表从这些事情得来的认识。如果不是这样，我就得放弃学生。以后，什么都只是为以后，什么都只是为了我与学生当场的发生，不要考虑研究的事。 如果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一种要完成的任务，自己的心态也就没有了力量，而学生也不理解老师。老师的心态就会决定一切，而任何压力，不管是自己给自己的，还是外来干涉的，它都会破坏老师的心态。反过来，我的心态又会影响到工作环境（气氛），会造成压力等现象。工作不舒服的状态，也就是大家的心态所造成的。如果老师们的心态都合适，每一个人都会放心地去做自己的心所支持的事。当然，每一个人都会做得不一样，但这样也就是最好的。   由于前边所说的情况，在2007年的秋季学期出现的问题就非常多，使我都不知道还能怎么办。只有我跟学生在教学任务之外为了我们自己做的项目才成为了我们唯一的一点点希望。但到了2008年的春季学期认识到了问题的来源之后，我就开始慢慢地改变自己，慢慢地养成了我适合学生的心态，而学生也跟着转变了。 在不理解学生的天性时，我就会把学生的好奇心也看成坏的因素，因为学生好奇的心总是都会让他们来拿”不该拿的”和拆开”不该拆开的”。这种”学生和课堂应该怎么样”的想法都是危害课堂的，因为它让我总是感到”不对”。现在，我就努力地放弃这种偏见，而这也就解放了我的教育行为。真的， 最障碍我们教育行为的，就是我们对学生该怎么样的想象（幻想）。 还有人说，头发太好看，学生就调皮。但我的学生正好相反，因为他们觉得，只有我帮他们理的头发才好看。我们大部分男生的头发都是我理的。他们不仅会来找我，在我这得到他们的骄傲，使得他们更愿意配合我的事，在我问想要怎么样的时候，他们还会放心地对我说”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有一次，我以前的、现在已经读初中的学生给我说他为了朋友去报仇的想法。我就给他回答：”报仇是没完没了的。你完全没有必要造出这样的链式反应。但如果这是你所喜欢的行为，那就不一样，你就去追求报仇吧。”然后，这个学生就说，他不喜欢，所以不去。我并没有什么”不应该”的考虑，而只是很欣赏这个学生说，他从来不考虑后果。我很支持这种只注重自己做什么，不考虑别人反应的心态，并从这个学生学到了如何去解放自己的行为，获得做事的力量。 这样，我就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在自己的课上天天学习。帮我课堂的，是我的心态；帮我心态的，是我对学生的理解；帮我理解的，是我对学生的观察；帮我观察的，是关于他们成长规律的知识。这种知识，包括学生为什么要经过某种过程，还有它背后在精神上的意义，这都是我在我翻译的那些书上看到的。这样，我的观察就慢慢地代替了原有的想象。 为什么在找适合心态的时候，观察有那么重要呢？因为不同的人对生活的感受是不同的。我需要观察他们，需要学会以他们的方式去感受，才可能知道什么心态适合他们。这又意味着我要超出我个人的感受方式。通过很多我跟学生在一起做事情的时间，就像我周末和放假时住他们家那样，我就能更好地理解，能找到更适合他们的心态。由于跟学生生活、住在一起的时间，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在这里是专门来玩的，观察只是顺便的发生。 如果说，我需要百分之百都是为了学生，我才可能养成适合的心态，那不是说，我不断都要跟他们在一起。但我起码要经常睡在他们的宿舍，要全心全意地研究课堂的内涵，不要花时间去出差。在外面开展的会议和在会议上发挥的想象只会让我脱离学生的现实。 我发现，学生跟我做反的所有现象，都只是我对他们的误会。只要我能够观察，我就能理解纪律问题的来源，而在理解的时候，问题就不存在。学生怕闷找刺激就喜欢骂人，同时他们也爱面子。所以他们骂同学很顺口，又受不了被骂。结果，他们总是都有些需要发动和处理的事情，没有平静。如果只因为自己一个人的问题就让全班都受到惩罚，他们就非常地满足。在惩罚学生的时候，我一定需要想到这些。学生调皮，是想让我来关心他们。学生跑，是因为他们希望我来抓，给他们一个靠近我的机会。学生跟我做对，是希望我来作为他们大英雄。如果理解学生每天来骂我的原因，如果知道是他们希望跟我发生关系，我也就能承受被他们骂，不需要发挥那种阻碍我与学生关系的反感。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都会很快乐。而当他们快乐的时候，他们就会不断地发挥。所以，我就要考虑如何使用他们的发挥。 在往往的时候，学生所说的或做的事情与自己所想的是相反的。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希望从老师那里听到和得到一种不同于自己行为的道理和理由。如果我这个老师听他们的，学生就得不到他们所愿望但自己还做不到的角度，从而就放弃，而对老师的放弃也就会引起对自己的放弃。在这里要考虑的做法并不是手段，而是心态。为什么呢？因为对学生身体的行为起作用的，是老师生命的发挥（构造生命的力量）；对学生生命的发挥起作用的，是老师的心理动力；对学生心理动力起作用的，是老师自我的意识；对学生自我和意识起作用的，是进入老师自我的精神。都是高一层对低一层起到作用。 这具体怎么理解呢？比如，如果老师的心理动力发挥得不平衡，比如是很暴躁，学生的生长发育就会受到影响，使学生做不到某些事情或得到慢性病。如果老师的思维不相信学生能做到某件事情，学生在心理就会产生障碍，会没有力量，使他们真的做不到，而我们行动起来的力量也就来自于我们的情感。但到了青春期，学生已经失去了与老师自然的联系，所以在这时候，这种规律会失去它的作用。 我自己需要消除任何的反感。当学生在课堂上骂我的时候，我不必把这件事情联系到自己。那是通过我对学生的理解能达到的。另外，我也需要消除任何不良的好感，因为好感会使我们想获得又担心得不到什么的欲望。有时，我成功地脱离了任何情绪，我没有了反感，也没有了欲望等好感。在这样的时候，我也没有以为应该达到什么，从而也就没有了担心。只留下了放心的信任而已。这时，我心态的感受就是：很多种样子都行，没有什么一定需要的，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也没有什么愿望。在那样的时候，所有的问题都不存在了。 根据这个精神规律，老师（想象中）的愿望仅仅起到阻碍的作用，不管是对课堂还是对学生样子的愿望。老师的愿望和目标只能让学生感到课堂与自己无关，使他们想干自己个别的事。关键的，是课堂上发生的事，不管它是什么，不管它是不是符合老师的愿望。如果我能让课堂上发生的事变成是大家的，学生就能感觉到课堂和老师都属于自己。当然，这样就不符合标准和要求，但标准和要求也只是某领导的幻想而已。反而，通过全班一起做事、合作、找到结果，就能发生真正人生的学习过程。这种学习当然包括各种各样的冲突、不满等事情。毕竟，那是通过班上的发生来学习。 为了促进这样的学习，我就专门跟学生去做了些一个人完成不了的事情，让学生意识到：全班的命运都取决于每一个人。这比如是通过全班合作，一起来画一幅画或一起来编一首歌曲达到的。因为这样，每一个学生都要在大家的面前修改和继续他前边的那个学生留下的，每一个学生都需要根据全班的事情（气氛）来协调自己在其中的因素。   在二月底的一天，我与学生的状态突然就不一样。那一天只是一次，但后来，这种状态就越来越多，变得越来越平常。这种变化就好象是发生了事情一样。从那一天起我知道，我能调整我的心态。以前我都以为，自我弱又内向的老师是没有办法作好老师的。但现在我知道：老师的心态能做到一切，而心态又是通过观察和理解而来的。自我强又外向的老师在排斥他所需要的观察。其实，只要能承受被学生骂或嘲笑、只要在心里不产生那种阻碍我们去理解的反应，我就能做到好老师。 接下来的第二天，我们学校突然就搬家到周围的家里去上课。从得到通知到开始拆教学楼只过了半个小时。在那一天，我最不知道该怎么对待的学生请我到他家过夜，而在第二天，我们就一起在新”教室”（一个泥土瓦房）安装了电设备。我们合作得非常好，又可靠，成为了互相信任的朋友。 以前我还不明白， 为什么在课堂上捣乱的学生在家里能照顾到别人那么好。现在，我已经知道：是交给他们的责任给他们带来了力量（责任感） 。所以，在学生说需要我来打的时候，我就让他们每两个同桌的学生互相负责，什么手段都行。但被管的同学不准还手。毕竟他们是自己选择跟谁坐在一起的。这样去做的时候，他们很乐意，感到自己有了责任，合作得很好。 但给学生的责任一定要包括对事情结果的责任。假如，是我给学生定了他们要达到的结果，留给他们的那份责任就是假的。在这个学期，我们就以这样的不定结果的方式来做了一些事情，一些需要每一个人的支持才能完成的事情，而对这些事情结果的责任也给我们带来了真正的信任。当然，有的学生平时都会专门跟我做对，但在需要的时候，我可以百分之百地信任他们，不会有问题。但如果老师的心态已经定了”学生肯定做不到”，那么，学生做事的力量还能从哪里来呢？ 有一次，我在戈壁村庄的山上又碰到了我的小朋友，看到他与三个伙伴们打柴火，打得太多，扛得太重，使得他多次摔交。坐下的时候他给我说，他把自己与我的经历写到了日记里，但老师不相信是他真的认识了我，就把他的整个日记都撕了，让我的小朋友好难过。另有一次，我怀疑一个学生是骗我才说自己已经完成了任务的。我一直在他的旁边，都不懂得说什么，最后走了就突然害怕以后会失去有信任的生活，只留下互相破坏的可能。 不管代价有多大，我们都需要信任。 也就在这个学期有外来的人说，媒体报道我快要结婚的事。我学生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文章在说，我来到中国的目的，是想危害中国的。另一些报道又很夸张地说了相反的事。我的学生都没有相信这些报道，他们信任的是我，而我也信任我的学生。假如，这样的事情让我和学生失去互相的信任，我们就会进入无可救的可怕情况。 信任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力量。有一次，我很欣赏承受脏的感觉，就故意尽可能不小心地从下了雨后变滑的小山路跑下去。结果是：我越放心、越有了对后果（脏）的好感、越不担心 ，摔交的后果越难出现，身体好象被我的信任所带来的力量而扶着。反而，越是害怕和担心，我们走路就越不稳，很容易摔交。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来尝试这种规律的存在。不仅在路上，在课堂上也是这样。如果我相信学生做得到某件事，他们也就是做得到，因为他们依靠了我的信任给他们带来的力量。 我正在消失的记忆力也在帮我建立信任，因为在我不记得哪个学生做过了什么的时候，我就把所有的学生都看成是好的。 但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收获却是：我学会了通过每一个学生的反应去看出我自己的心态。一个调皮的学生很难改变自己的行为，是因为我们大家对他的期待（期待着他调皮）。但如果我们大家对他的看法（期待）有改变，我们随着改变的对他的态度和心态再也不会逼迫他来满足我们原来的期待，所以他也就被我们改变了。   所谓的命运也是一个心态问题。我们先有的性格和心态是我们父母给我们遗传的，也是由我们出生日期的天文状况来定的，然后在我们生存的过程中被我们转变的。我们的这些性格和心态又会吸引某些事情，也会排斥另某些事情。所以，如果我们想改变自己的命运，需要的不是请巫师来帮我们做什么，也不是光靠知识，而是观察自己的心态如何引起和吸引我们命运中的那些事情，然后去理解并改变自己的心态。 本来，那些变成了迷信的做法也就是这样安排的，是让我们通过某些行为来培养某些心态，使得我们再也不吸引某些事情过来。但物质主义的人们就忽略了关键的关键，仅仅花了钱。他们在花钱时并没改变的心态仍然在吸引那些不想要的事情过来。当然有些心态是在这一辈子培养不出来的，只能打好基础，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跨越由天文状况和遗传作用先有的特点。   http://jiaoyu.org/luanke/08b.htm   云之：卢安克是难得的醒觉的教育者。我想起秀秀小学快毕业那年对我说过的话：课堂应当属于学生，而不属于老师；老师就是课堂上的定时炸弹。她是灵慧的孩子，她觉悟到问题所在，但无可奈何。但那时她还有力量说出来。   “因为我”没有钱建房子取老婆”，有的学生就看不起我。在听到同学骂我”光棍”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就说：如果一个人是为了自己的家，自己家人就作为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是为了自己的学生，自己的学生就作为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是为了人类，比如说一个科学家，人类就作为他的后代。”   “在城市，我碰到一些想帮助农村的人。他们以宣传，以贫困山区学生的照片等资料想帮助。但是，这样的资料和它所引起的同情对贫困山区会有什么作用？城市人搞他们的宣传，而贫困山区的人过他们的生活。在城市帮助贫困山区根本不可能，因为在城市做的接触不到贫困山区的人。这仅仅是一种城市人时髦的风格而已。我们首先必须生活在农村，接受农村与城市不同的现实，然后，自己的行为才可能与当地有关。其实，城市人也知道。他们告诉我：”如果要改变这个地方，我需要先了解这个地方。”通过共同（与当地一样）的生活，我已经理解了，但因为理解，我也失去了所有”需要改变什么”的想法。其实这样也对，因为我不能把来自于外地的想法强加给当地人，只能从当地来发展属于当地的新想法。假如新的想法不基于当地的过去，它也就没有了一种让人不空虚的内涵。”   “只有那些还没有建立自己生活又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体状况的小孩才不难受。我们这里的老人很清楚这一点。老人知道，到了一定的年龄，人就做不到很多让人难受的事情，所以他们才那么急，让他们的孩子和孙子早学会劳动，16或18岁成家。如果等到有意识的年龄，那就已经承担不了养小孩所带来的辛苦。”   卢安克《过去再也不回来》 http://jiaoyu.org/luanke/08a.htm  

原文地址： 斯伟江：写在十八大之后 作者： 陈光武律师 斯伟江：写在十八大之后

这十年，从“群众”到公民 丛日云   数十年中，在官方话语里，国人有一个标准的称呼，即“群众”。这个称呼意味着在确定上下尊卑关系的权力座标系上特定的政治地位。诚然，群众或人民群众在本体论的宏大话语中总是被捧到天上的，但在具体现实政治的语境中，他们却既温情又冷酷地被定位于无权者和追随者，被领导者和被代表者。他们需要被教育、被引导、被组织，也需要被听取、被关怀和被赐予。总之，他们是在下者和被动者。   在那个年代，每个人都被一张精心编织的无所不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之铁网固着在“群众”这个结点上，强势的政治宣传话语也使广大民众即“群众”们心悦诚服的认同这种定位，或浑然不知地接受这种定位。数十年中，群众们忠实地追随着党和领袖，也感激地承受着党和领袖的关照。群众虽然时有抱怨或迷惑，但总是能够与领导者共舞：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允喜即喜，令悲则悲。他们的忠诚顺从忍耐常使领导者感叹：我们的群众多好啊！   然而，改革开放的进程，逐渐瓦解了使国民成为“群众”的社会结构，也开始了公民意识的复苏。群众的时代谢幕了，公民开始登场。   公民意识和公民行为方式在中国的出现已经有了上百年的历史，所以，很难将任何一个年代或事件确定为公民出场的起点。但是，如果关注近几十年来由“群众”时代向公民时代的转变，亦即中国公民文化孕育结胎的过程，我们不妨将2003年春的孙志刚事件作为标志。在这个事件中，学者、法律人、媒体人和网民们的行为模式以与往的群众运动包括脱逸官方控制的群众运动明显不同：他们诉诸于民主法治程序和公共舆论，以自组织的方式采取集体行动，理性地表达，以维护公民权利为目的，以改革法律制度为结果。更重要的是，他们自觉地以公民的身份表达诉求，以公民的独立人格展现出自信与自尊。他们作出了独立的判断，采取了独立的行动，使用了独立的话语。所以，它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行动，是现代公民的登场亮相。   将孙志刚事件作为公民出场的标志，还在于，这个事件并非孤立的，不是偶然出现的，也没有随具体问题的解决而一切复原。它的出现有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充分准备，也构成此后公民陆续登场的政治转型过程的起点。   这十年来，公民的权利意识急剧增长。一向在政府权力和政府所声称的国家和集体利益面前自卑自贱甚至自虐的“群众”，如今越来越多地以公民的身份和姿态，起来勇敢地申张和捍卫自己的权利。“公民维权”成了标志这十年历史特征的重要关键词。由传统体制所纵容的大量滥用权力的行为，如非法征地和拆迁、污染环境、社会不公、城管和司法滥权和腐败、压制言论表达等，与公民捍卫自己权利的态度迎头相撞，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天文数字的群体性事件。   公民的政治参与是公民文化的核心内容。虽然“群众”也积极广泛地参与公共事务，但群众的参与是动员式参与，其特征是以权威支配为动力、运动式的方式、自上而下的组织与思想控制、参与者的依附性人格。那是羊与狼共舞式的参与。但最近一些年来，公民自主式参与开始大量出现。这种自主式参与的特征在于，公民形成了独立的人格，以国家中平等一员的身份，依据自己对公共事务的了解独立作出判断，在此基础上，或以个人的方式，或按自组织原则以集体的方式，参与公共事务。互联网特别是微博，成为刺激公民参与的重要因素，也为公民参与提供了便捷的手段。   在中国，制度化参与大多属于群众时代留下的传统，即动员式参与，而某些形式的公民自主式参与虽然在宪法上有依据，但在现实中却成为制度外参与，如在人大代表选举中出现的独立侯选人等。而一些合法的非制度性参与，如和平的游行（俗称“散步”）请愿等，在现实中却处于半合法的灰色地带。公民自主式参与的急剧增长，使原有体制措手不及，进退失据，作出了许多不当的反应。公民参与愿望和参与能力的提高，正在构成强大压力，要求现行制度作出重大调整，以容纳公民广泛深入的参与。   其实，从一些看似消极的行为中，也能发现公民意识在萌芽。比如，在部分民众中普遍存在着的政治冷漠和政治疏离感。周志兴先生曾在微博上转发过在黑龙江听到的段子，形象地表达了一些农民对官员的态度：“有吃有喝不求你，要钱要粮不给你，你来找我不理你，你要整我我告你。”按一般政治学理论，这种态度并非公民态度，但考虑到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背景，即由群众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的后极权时代背景，可以说，一些下层民众、边缘群体的这种态度，表明他们开始告别群众心态，摆脱一贯被动盲从任人宰割的行为习惯。从对整体社会结构的完全“溶入”到从中开始“析出”；从无保留地投入整体到退守个体，这是走向独立人格的初步。   在关心公共事务的民众中，这些年表现出了对政治权威的普遍不信任、怀疑和拒绝的态度。钱云会案、红十字会丑闻、温州动车事故、周克华案、若干PX项目引发的抗议，等等，社会表现出对政府、官方媒体和官方学者的强烈的不信任。在红十字会丑闻发生后，出现了普遍的拒绝捐款现象。民对官的不信任达到如此的地步，对社会治理来说，潜伏着巨大的危机。但从另一侧面看，它恰恰是公民开始形成独立人格，努力作出独立判断，对以往的盲从有所醒悟的结果。当然，不排除这里也有盲从的成份，甚至有逆反心理的作用，但这是从精神受控和被愚弄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时不可避免的。从官对民的完全控制，到民开始觉醒摆脱这种控制，然后达到民对官的控制并建立官民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这是公民社会的必经之路。   公民态度的变化和公民意识的增长，还明显体现在公众对公共权力设定了更高的标准，包括对公共权力的公共性和效能的预期两方面。与此同时，对公共权力的私有化和低效能的容忍度也在降低。臣民是容易满足的，但公民不容易满足；臣民习惯于颂扬，公民习惯于批评。臣民与公民对待国家权力的态度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别，是因为臣民将国家权力视为外在的、私家的，而公民将其视为属于公民共同体的、公共的。臣民满足于权力赐予的任何一点雨露阳光，甚至对稍弱减轻一点的压迫和榨取都会心存感激。而现代社会的“群众”处于精神受控状态，如同大脑中被装进了芯片，他们会为任何专横任性的权力、荒唐的政治行为甚至残害他们的政治行为真诚地歌唱。长期以来，公权力的私有化、特权化、滥权和渎职的大量表现一直被“群众”所漠视、容忍甚至赞扬，但现在却受到广泛的批评和谴责。比如庞大的官僚机构、天文数字的行政费用、面子工程、特权车、公车私用等，还有像人大代表缺席会议、会上睡觉、会下表演、不当的言论、从不投反对票的行为等，都在社会上引发了激烈的批评。公民们心中有了新的标准，是推动政府改革的巨大动力。   从诸多迹象中，我们看到的是政治文化的变迁，其指向就是由群众心理转向公民态度。从群众到公民，是这十年中国社会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越来越多的人具有了公民意识，越来越多的公民人格在形成。只要没有大的社会灾变，这个变化趋势就是不可逆转的。无论是社会政治制度、主流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还是执政者的行为方式，都只能适应这个变化做出适当调整。   有人将这十年称为“维稳年代”，维稳成为压倒性主题。这不仅因为一般的社会矛盾凸显，其中也有对公民出场带来的恐慌和不适应。十年中，中国陷入改革瓶颈：制度层面的改革没有大的突破，意识形态领域采取收缩政策，执政的方式仍是传统风格且有所强化，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群众”有了公民意识。从这里，人们能解读出这十年许多社会冲突的根由。   公民意识的成长、公民文化的发育是无法压制也不应该压制的，我们只能根据它的变化作出相应的改革。数十年来，将民众定位于群众的政治体制、政策和治理方式都需要彻底改革，以适应政治文化的变迁。“不想解决民众提出的问题，老想解决提出问题的民众”的治理思路只能积累问题和激化矛盾，无法真正解决目前面临的诸多难题。   公民文化在成长，它呼唤公民政治。 http://criyun.blog.hexun.com/81052628_d.html#comments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