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教育

【常识.专访】社会最重要的是正义——专访林达 / 常识报刊亭 2012-11-13 12:29 | 阅读(609) | 标签: 林达, 正义, 文革, 法制, 常识, 常识报刊亭 | 字号：大 中 小 打印文章 采访：常识报刊亭     林达，是美籍华人作家丁鸿富与李晓林共用的笔名。他们出版的作品包括“近距离看美国系列”、《西班牙旅行笔记》、《带一本书去巴黎》、译著《汉娜的手提箱》等，被誉为介绍美国最好的作者之一。   然而林达一贯行事低调，读者对他们所之甚少。6月中旬，《常识》得到机会采访丁鸿富先生。丁先生告诉《常识》记者：“以前所有的媒体采访我们都谢绝了，但接受学生采访是应该的，我们应该多接触学生，从学生那里感觉到我们的未来在什么地方，使内心增加一点光明”。   （因丁鸿富先生和李晓林女士的家规便是不在公众场合曝光，《常识》尊重其意愿，故不载出丁先生的图像资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文革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结，对于我们这代人，自从经历了文革，就摆脱不了它。在我们的内心，文革的阴影永远存在，我们对于文革的批判和愤怒，对文革的耿耿于怀，会一直伴随我们，直到我们走向坟墓。我们这一代人在80年代有一种苦闷，盼着国家变化，但总觉得变化迟迟不来。”     常识：您是1991年出国的，出国前在国内有些怎样的经历呢?     丁鸿富：我和妻子这一代，俗称“老三届”，就是文革时正好在读中学。我们都是老三届中的最后一届，读的是当时上海最好的中学——复兴中学。妻子是引人注目的优秀学生，什么功课都好，连体育都好。     她的父亲是一位教授，文革开始后被叫做“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于是妻子首当其冲受到迫害，连她的老师也受到当时政治观念的影响，认为阶级感情是最要紧的，对待敌人就应该冷酷，对敌人的冷酷才是对人民的温暖。     多年后，这位老师拜访妻子家，表示很后悔，每年圣诞给我们寄卡片。后来我相信人是有天生良知的，人可能受各种各样因素的干扰，天生良知被遮盖、被扭曲了，但归根结底，每个人都是有天生良知的。     我家在爷爷这代非常穷，父亲带着叔叔到上海学徒，干最苦的活——打铁。后来父亲开了一个打铁作坊，然后变成小工厂，成了“资本家”。叔叔一直在工厂做工，最后做了车间党支部书记，党组织就要求他和父亲划清界限。这是当时我父亲最难以接受的事。     文革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结，对于我们这代人，自从经历了文革，就摆脱不了它。在我们的内心，文革的阴影永远存在，我们对于文革的批判和愤怒，对文革的耿耿于怀，会一直伴随我们，直到我们走向坟墓。我们不会摆脱文革这个词，因为它是我们青少年时期如此惨痛的经历。     虽然我们国家还没有走出文革，可是文革对你们来说也许是古代史。所以我希望年轻一代，读一点有关文革的历史，不要对这一段历史茫然无知，因为实际上文革还在延续，还在继续。     常识：文革以后呢?     丁鸿富：文革时我们去黑龙江插队，文革后进大学，毕业以后我们才结婚，恋爱十年。妻子在同济大学留校任教，我在上海铁道学院。读大学以前，我和20几个里弄里的中老年妇女组装小日光灯，每天在那里拎螺丝，一天挣7毛钱。     常识：88年你们从大学辞职，为什么辞职呢?当时在大学里做老师不是一份很让人羡慕的工作吗?     丁鸿富：我们这一代人在80年代有一种苦闷，盼着国家变化，但总觉得变化迟迟不来。80年代我们盼着政治体制改革、新闻更自由、出版更自由、说话更自由。在85、86年有过一些希望，但87年开始，出现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很尊敬的方教授被开除出党，气氛一下子很肃杀。     到了88年，妻子的系主任找到她，让她“不要乱想，不要做不该做的事。以你的才华，我退了休，系主任就是你了”。妻子站在窗口，说：“我在这里混几十年就是变成你啊”。于是，当天下午她就辞职了。     我也受不了当时大学的那种氛围，价值观开始扭曲。大学的党的系统对我也不好，认为我反动。其实，我只是在错误的时间说了一句正确的话。接着我也辞职了。     辞职后，我们到建筑工地给人家管工地，挺有意思。和工人们住工棚，晚上在草地上喝喝酒，也蛮好的。      “真正导致我们写书是因为妻子写过一封很长的信给她的一个大学同学。结果，大学同学回信说你的信好看，大家都说好看。我觉得这个办法好，我们用书信的方式避免了系统地写一本东西，这样可以掩盖我们训练不够的缺点，我们用写信的办法讲故事，讲故事是我的强项。”     常识：那后来是因为怎样的机缘的美国呢?     丁鸿富：辞职后，我们要养活自己，妻子就办了一个设计事务所，做园林设计，赚钱赚得不错。但是，89年整顿个体户和私营企业，说个体户和私营企业是动乱的社会基础。我们的银行账户被冻结了，罚款后只剩下700块。     于是我们就去了广东，帮一位港商盖海边别墅，他喜欢和我们聊天，说你们这样的人应该出去看看，看看西方社会是怎样的，他们为什么就没有我们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就有各式各样的人帮助我们，91年，我们很顺利就去美国了。     常识：您到美国后从事的工作是什么呢?     丁鸿富：刚去的前几年做搬运工人、开卡车，也和妻子一起摆小摊，现在在佐治亚大学工作。我们没想做更大的事业，因为一开始想的就是观察美国。     常识：你们一开始就是报着观察美国社会的目的去的，但是为什么直到6年以后97年你们才出版了第一本书《历史深处的忧虑》

云之：刚刚和朋友谈到家庭教育的问题，朋友认为如果父母勉强维生没有能力送孩子出国，就只能顺应时下的教育，朋友的孩子是个觉悟的孩子，坚决要求出国的理由就是：以自己的个性在国内生活迟早有一天如同孙志刚那样被打死。陈平福的例子似乎就印证了这样的想法和说法。事实是，如果我们有一到三成陈平福这样的公民，这个国家一定会改观，我们不必主动或被动地到处流亡。   陈平福的文章到底写了些什么？ / 李君貌   题记：一个善良的人无端遭到委曲时，另一个善良的人要站出来说话。否则我们真的禽兽不如。   （一）     陈平福曾经关注过我的博客，我也曾经关注过他的博客。但是互联网上的文章太多了，要一一走访那么多关注我、或我关注的博友，实在是不大可能。更何况，我还有其他许多事要做。因此，虽然与他同在一个博客平台，却很少拜访过他的博客，也很少读过他的文章。     当有一位网友在猫眼看人发表了《起诉书全文，陈平福因网文面临牢狱之灾！》，我出于吃惊，点击了这份由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所写的起诉书，想了解在言论自由越来越成为全体人民共同诉求的今天，甘肃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为什么却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居然与一个网民过意不去。    起诉书介绍了陈平福的一些个人情况。起诉书说，陈平福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理由是他从2007年7月至2012年3月，先后在网易、百度、搜狐、时光网、新浪、天涯等网站注册名为陈平福的博客或微博，发表、转载了三十多篇博文。     起诉书罗列了这三十多篇博文的标题。     我于是想，陈平福在这三十多篇文章中，到底写了些什么，惹得那些官员大动肝火，兴师问罪？     根据起诉书所列的文章标题，我找到了其中的一些文章。在阅读中，我得出结论是：陈平福根本没有在危害国家安全！把他扣上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是封建时代文字狱在这个时代的死灰复燃！ 笔者这篇文章，想谈谈对陈平福博文的一些阅读印象。   （二）     陈平福的博客，如实纪录了他作为一个社会底层所尝的人生艰辛，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     陈平福原来在一家国有企业工作，虽然收入不多，但有着较为稳定的生活。随着他所在国有企业破产，他不得不另谋生路。年过半百又有心脏病，找工作到处碰壁，只好在兰州街头拉小提琴献艺谋生。街头拉小提琴献艺谋生，这在文明的社会，应该是正常的现象。但在我们这个时代，他被列为流浪乞讨人员，不但不受法律保护，反而要受到有关执法人员百般凌辱。他的博文，记录了他作为一个社会底层人员，对人情世态的观察。     他通过他的博文，告诉人们，中国的普通百姓是善良的，是富有人情意味的好人：“在我人生中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我没有从政府那里得到过丝毫的同情和帮助，善良的民众才是我的救星”。他说，为了生计，他终于带着小提琴开始在兰州大街上卖艺乞讨了。起初几乎每天都要遭到城管、保安、警察的驱赶。“每当我被执法人员围困时，就有很多人帮我解围。记得有一次，一个年轻人怒斥城管，差点和城管打了起来”，“2012年7月4日傍晚，我在兰州街头拉琴，又被政府救助站几个便衣围困，辛亏过往行人迅速围观，一位老者怒斥救助站便衣的土匪行为。多亏人民群众见义勇为，围观的群众保护了我。”他说，2006年，媒体报道了他的情况后，许多人向他伸出友援之手：“北京的一个不肯透露姓名的老总一下子给我打来了五千块，还有北京的梁宝忠老先生也给了我三千块，浙江的一位先生给了我二百元，无数善良的兰州市民在我的琴盒子里放了钱。是无数善良的人帮助我摆脱了困境。所有这些经历，都使他对普通百姓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在我陷入困境，被迫流落街头后，才发现这个世上的普通百姓都是善良的，他们都是好人，人心都是向善的”，进而认识到：“人类本来就有善良的天性”。     他在博文中，对地方政府根本不把老百姓当回事，肆无忌惮地侵害人民的权益，给予不留情面的批评。他写道，一次他在大街上拉小提琴献艺谋生时，“（兰州救助站）几个畜生抓着我的四肢，把我扔进了囚车，摔伤了胳膊。皮肉上的伤痛容易愈合，灵魂深处的伤痛永远无法痊愈”。他记录了2010年他经过的一件事：“我在兰州新世界百货楼下街边拉琴，政府救助站一个恶奴满口脏话就冲我来了，我说你年纪不大怎么如此野蛮地骂人，你能不能稍微积一点德！恶奴说：我骂你怎么了，我就是不积德，你再讨厌我做死你！你算个什么东西，我们做死你，算个什么屁事！”。     他的博客，记录自己对人情世态的观察，是有意义的。使人们认识到一个社会底层的人，在中国社会谋生的不易。使更多的人，认识到中国普通民众的善良，放弃对普通民众的偏见。同时，也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由于监督机制远没有建立，中国当前一些地方政府的粗暴野蛮、无法无天，已经达到何等严重的地步！   （三）     陈平福的文章，充满着对公平正义的向往。     公平正义，对于一个社会，十分重要。有了公平正义，人们生活在这个社会，才会感到做人的尊严，才会发自内心热爱这个社会。如果没有公平正义，社会就必然会动荡不安，即使会有暂时的繁荣，最终也会失去。当初无数中华儿女抛头颅撒热血，就是希望能够建立更有公平正义的新社会。而陈平福的文章，为公平正义呐喊的，占很大一部分篇幅。他如此热爱公平正义，既与这个时代处于所谓的“社会转型期”、公平正义严重不足，有很大关系。同时也与他个人作为社会底层人员，亲身体会到公平正义缺乏保障，有很大关系。     他批评当前社会的严重不公：“有些人口口声声说他们是在‘为人民服务’，结果我们看到他们个个游手好闲胡吃海喝却都家产千万，我们整日劳碌奔波受苦受累却难图温饱穷的要死，处处受到来自政府执法人员的管制恐吓性命难保！”“据说今年两会，每个代表发了一台价值五千多元的笔记本电脑，他们这些人每人要消费上百万元人民币，这也许是夸张，反正没有人知道究竟消费了多少。在我看来，每个代表消费十万元，就已经是天文数字了。……同时，许多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辛辛苦苦劳累一年，月收入还不能过千元”。“每年公务员三公消费（公款吃喝，公车购买和公费出国）9000亿，而全民免费医疗只需要1600亿，丧尽天良的党国官员却告诉我们：当前不具备全民免费医疗条件。是的，中国的钱美国可以花，欧洲可以花，非洲可以花，假面红十字会可以花，贪官可以花，二奶可以花，但老百姓要花钱买药：没钱！”     他批评政府的权力过大，民众的权利遭到侵犯：“权力不受法律约束，没有规范。政府的‘红头文件、有时表现得荒诞无稽，蛮横霸道。执法局、执法大队基本上都是官权侵犯民权的执行机构，他们执行的法就是政府的红头文件。凭借至高无上的行政权力，政府可以管制人民，人民一旦反抗就是暴力抗法。”“没有监督制约的政府本来就象是老虎，还掺杂了一些地痞流氓充实执法队伍，这是我等草民的不幸。”“政府……之所以强大，完全是因为它拥有无法无天的特权。人民之所以软弱可欺，就是因为基本的人权被剥夺。”     他指出，政府的权力，必须得到应有的监督：“办事的都是具体的人，人性都有弱点，禁不住诱惑，免不了为自己谋私利。越贪越捞胆子越大，越来越贪婪，人心不足蛇吞象。老鼠掉进米缸里，要他不吃不拿，做得到吗？基于此，民主国家都把政府和执政党当贼似的防，动用各种力量，监督它们，时时批评敲打。”     这些对公平正义重要性的阐述，不失中肯。这些对公平正义的期待，说出了大多数民众的心声。应该得到人们的重视。   （四）     陈平福写了许多关于教育的文章。由于他热爱思考，加上长期担任过中学教师，使他这些关于教育的文章，很有思想价值。     他批评现有的教育压制人的独立的人格和自由：“全国统一教材，死板的应试教育全国统一考试，命题专家掌握着读书人应该掌握的重点‘知识’，文化太监们拿着知识大门的钥匙，什么东西应该让人们知道，什么事情应该向大众隐瞒，这些全由文化太监们管理规定。”“教育彻底成了填鸭式的强行灌输，唯一的目的就是应付考试。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完全泯灭了，消失了。所以，我打心眼里瞧不起教师这个职业，宁可在大街上拉小提琴献艺谋生，也不想当奴化教育的帮凶”。     他批评现在的教育假大空：“思想言论自由是人的思想的自然状态，但是教科书和CCTV解说词一样，首先考虑的是‘正确’的政治方向，冠冕堂皇的说教，是官话套话的范例，语文教材充斥着空洞的说教和虚伪的想象。”“前苏联的历史课本充满编造和谎言。1988年6月，前苏联宣布取消高中历史考试。《消息报》赞扬取消历史考试的决定：‘那些用谎言毒害人们的思想和心灵，欺骗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罄竹难书。’戈尔巴乔夫惊人地坦白：测验学生知道多少谎言是没有意义的。”     他批判应试教育损害孩子的身心健康：“德国从来没有过高考，中学一般只上半天课，没有什么家庭作业，假期也没有任何作业。多少年来，德国出的顶尖人才比□□不知道多了多少倍。看看我国进口的大型、小型机械及电子理设备，很多都来自德国。我们国家的教育……完全违背了人的生理、心理规律。由于有升学、升级、排名次、高考等一系列压力，孩子们从幼儿园开始就背上了考试的压力。学习的目的是考高分，一切为了考试，学生写作业一般都要写到深夜，早晨还要早早起来背书，休息的时间很少。”     他指出中国的教育没有培养孩子对真理的热爱：“以一种学说，一种思潮，一种教育模式来约束学生，把人变成考试机器，把老师和学生的全部精力消耗在各种类型的考试题目上，把越来越多的人都困在永远都做不完的题海里，让他们顾不上追求学问、追求真理”。     陈平福所揭露的这些问题，都是我们现阶段的教育，所普遍存在的。就我个人而言，我完全赞同陈平福在教育问题的这些观点。中国当前的教育，确实有许多问题：教育内容没有摆脱文革时代的极左痕迹，应试教育使学生忙于课业，无瑕发展其他爱好；统一教材、统一考试、标准答案，又摧毁了学生的独立人格和自由。误了孩子，也误了整个国家和民族。   （五）     陈平福勇敢地表达了对民主自由的诉求。     陈平福在多篇文章中，满腔热情地呼吁民主。他写了《政府不许非法谋生，突尼西亚人将阿里赶下台》《关注埃及就是在关注我们自己》等文章，为突尼斯和埃及人民选择了民主的勇敢行为，而热情叫好。他写道：”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指出，在位23年的74岁总统班阿里是个独裁强人，无法容忍任何批评，并将批评他的人送进监牢。可见，独裁制度是世界文明的毒瘤，是全人类的公敌。”他指出，对老百姓重要的，不是盲目崇拜统治者，而是要限制统治者的权力：“领袖越伟大，人民越渺小，领袖越伟大，法治越无效”。他指出，一个民族必须有新闻、言论自由，这个民族的文明，才有生机活力：“言论自由的程度，深远地影响着文明的活力和创造力。文字狱，思想犯，毁灭和摧残的不仅仅是当事人的生命，更是对人类精神活力和创造力的毁灭性打击。在谈到他的理想时，他说：“我期待国家的和平民主转型，期待人民的觉醒，期待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国家的宪政体制尽早重建，期待自己能够免受强权的迫害而自由谋生，期待自己能够自由地从事个人的艺术活动。”     如果说袁腾飞对文革的批判，是对真理的热爱，我想，陈平福对民主自由的期待，同样也是对真理的热爱。如果说袁腾飞对文革的批判，说了许多别人没有说的话，不乏道德勇气，我想，陈平福对民主自由的期待，也说了许多别人没有说的话，同样不乏道德勇气。所不同的是，袁腾飞是一位较知名的人物，不愁吃穿，而陈平福则没有那么高的知名度，整天为吃穿而奔波。   （六）     陈平福的博文，也十分关心文化和道德，而且不乏深入的思考。     他对唯物论提出批判，指出一个良善的社会，必须充分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必须有对神明的敬畏：“ 基督教渗透到了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伦理道德、政治法律、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等等，无一不打上鲜明的基督教印记。基督教重要教义的爱人如己、公义公正、善待穷人、提倡自由、重视每一个人，等等，深深地紮根于西方社会，奠定了今天西方社会的人权和民主思想……很难想像，如果西方没有耶稣和他的圣徒，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     他强调一个人、一个社会，应充分重视精神的力量：“人为什么区别于世间万物？就是因为人是一种精神的存在。……专制以粗暴打击折磨身体、消灭肉体的办法压制思想和灵魂，但思想和灵魂却能逃脱专制打向它的铁拳，使自己更加高尚。而现代自由文明的社会，则依靠精神的力量，思想道德的和平力量。”而国家的伟大，也在于精神的力量：“一个民族要想真正崛起、一个国家要想真正强大，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国民除了有基本的生存保障外，同时还必须拥有发自内心的、精神上的依托、信靠！比如像基督徒以及佛法法徒，他们普遍拥有对真理的追求，普遍都有对真诚和善良的渴望。人只有确立了信仰，才会有内心的平安和幸福”。是的，精神的力量对于人类，十分重要。认识到精神力量的价值，并充分重视精神的力量，这样的人是有福气的，这样的民族是有福气的。     他对于过去几十年，传统文化遭到毁灭性破坏，导致国人道德下降，表示自己的担忧：“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愚民教育，国人的生活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这个教育体系不能提供给社会有用的个体，它只是制造出一群投机分子，考试高手。我们的社会已经很不和谐了：权贵世袭，文化弱智，精神萎靡，没有信仰，贫穷愚昧。”“传统的中华文化敬天信神，重德行善，如今的文化不知是什么货色，假大空假冒的真理，只有诡辩、说谎、造假，它造成的恶果是整个社会总体上道德沦丧。”     陈平福对文化和道德的思考，是有价值的。中国这些年，虽然在经济上得到了发展，但道德和文化，远没有与经济发展同步。必须老老实实地按照道德和文化自身的规律，来建设道德和文化，把文革时代以意识形态来架空道德和文化的做法，扔到爪哇国去。陈平福能够指出唯物论的缺陷，更是难能可贵。一个迷信唯物论的社会，道德素养不可能得到提高。一个迷信唯物论的社会，人们不可能真正活出有价值与意义的人生。   （七）     陈平福有一种内心的力量，有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陈平福是不幸的。他身体不好，有心脏病的威胁。他失业，为找工作而奔波。他身处社会底层，在这个朝代，往往遭到一些有权有势的人的刁难。但他又是幸运的。与许多只知物质生活、不知精神生活、只知浑浑噩噩地活、不关注人的灵魂的人相比，他有一颗更为健康的心灵，也有一种更为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在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摆脱了无神论的政治宣传，成为一个有神论者。陈平福正是这样一个人。他相信上帝、依靠上帝。他说：“以我宁肯相信有神而且信靠神，也不屈服于任何邪恶势力和强权的逼迫”。又说：“《圣经》不愧是西方文明的摇篮，今天我把《圣经》当成了我的人生手册，是因为这本书的确是彻底地改变了我的人性，让我知道了很多。”由于有了信仰，他的人生观，不再是消极悲观，而是乐观的。他说：“虽然没有了工作，但是凭着一把小提琴，我依然可以追求自由、快乐、智慧的美好生活！”“贫穷一点倒没有什么可怕的，天无绝人之路。天上的飞鸟，它不耕，也不种，照样自由自在地活着，慈善的大自然尚且养活它们”。     他认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努力活得更有意义：“我一直在思考着，如何才能有尊严地活下去。艰难地活着，不仅仅是像猪一样有吃有喝。我不是猪，我活着，有思考必定会有思想、有表达、有理想、有追求。活着是为了做有意义的事，当然不是下跪和上访，更不是自焚和麻木”。他在网上写作文章，也是他努力使自己活得更有意义的表现！不但为自己争取权利，而且也为其他人争取权利，使更多的人在这块土地生活得更幸福、更灿烂！同时，对教育和文化如何发展，发表自己的思考，使中国的教育和文化进步得更好！使我们的孩子成为更加有人性、有爱心、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合格公民！     他在苦难面前，表现出决不低头的人生态度。他说：“我作为一个失业者，走投无路，在三座大山下负债累累，拉小提琴卖艺，这都是逼出来的。……大难活着，而且要活得有价值。当我们面对社会不公，遭受逼迫、遭受迫害、生存的重压、甚至人格受到强大权力的侮辱，许多人可能会觉得沮丧。但我的经验是：苦难可以使我们更坚强，在我们的生命中产生力量，迫使我们独立思考，清醒过来，不再被谎言迷惑，被愚弄、欺骗和奴役。没有苦难来磨练，我们就不能真正成为得胜者。能从艰难困苦中从容地走过来，这就是个人的胜利”。     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往往有几分傲气。陈平福为了生存，放下这种傲气，到街头拉琴行乞，这点难能可贵。这需要很大的精神勇气的。无论如何，这比坐而待毙，好得多。他是自食其力的，从这点上说，比贪官恶吏侵吞国家财产而发家致富，比不法商人坑蒙拐骗而积聚钱财，比一些学者与权贵和奸商串通来分取一份黑心钱，要光彩得多！     我感到，一个时代最宝贵的人，不是有钱有权的人，而是有内心力量的人。我感到，一个时代最宝贵的学者和作家，不是如何夸夸其谈，而是有内心力量的学者和作家。没有内心力量，遇到强权就低头，遇到弱者就欺侮，遇到物质诱惑就趋前，犯了错误决不承认，对他人没有爱和同情，这样的人能够干些什么呢？这样的学者和作家，能够干些什么呢？   （八）     我感到，陈平福文章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更多的是对常识的尊重，更多的是一颗朴素的良知。     他不像一些学者的文章，总是引用这个、那个学者的观点，总是引用这个、那个时新概念。他所引用的，不过是普通人的常识。他说一个社会需要信仰，他说要尊重弱势群体，他说我们的教育有问题，批评政府的权力过大，他的所有这一切观点，与其说他看了多少本书籍，而得出的结论，不如说，是他用朴素的心灵、常识的眼光，而得出的结论。正如他自己说：“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思想者，我一直都在关注像我一样的这等贱民对命运的抗争，我也尽力避免盛世宣传和舆论误导的干扰，从基本的善恶层面来判断是非和考虑问题，在残酷的现实中挣扎求存。”“只要回到基本的是非层面用基本的人之常情看问题的时候，很多问题其实很简单。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回归真实、按常识思考，顺其自然，也就是顺服神，做自己当做的事情”。陈平福提示人们，在基本的是非、基本的善恶上，读书人未见得有多大的优势：“在大街上我亲眼看到，那被大人抱在怀里的小孩子，看到城管执法，看到可怜的小贩被欺负，都会抱打不平：‘土匪、坏蛋’！有人说：大家都是做生意的，都要相互支持，不能让城管得逞。大家明明显显看到的是穿制服的土匪在抢劫，在欺负穷人，我这个自以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书呆子，还愚蠢地以为那是‘城管执法’”     我感到，陈平福这种对基本的是非层面的坚持、对基本的善恶层面的坚持，很有意义！我想起但丁说的一句话：“道德可以弥补知识的不足，知识无法填补道德的空白。”我觉得，把这句话内容适当加以调整，同样是说得通的：“常识和良知可以弥补理论学识的不足，但理论学识无法填补常识和良知的空白。”这几十年的中国，与其说是理论知识太缺乏，不如说是对常识的歪曲和蔑视，太多太多！使许多人缺乏起码的是非观！使许多人丧失起码的人性和同情心！使许多人不懂得政府之为政府所应尽的义务，民众之为民众所应得到的权利！     我想起几年前的一件事，我国某位军队高官在公开发言时，声称如果美国有心干预台海问题，“我们也有决心做出反应，中国人已做好西安以东城市全数遭到摧毁的准备。”这种话，完全丧失起码的常识！请问，牺牲西安以东全部城市，牺牲数亿中国人口，这样的战争即使打赢，有什么意义？再无道的暴君，也不会拿举国一半以上人口的生命为赌注，与别人决一雌雄！这样完全没有常识、亦没有对生命敬畏的人，是怎么当上将领的？这样神经错乱、视自己民族亿万同胞的生命为儿戏的疯子，如果当更大的官，不但是国家的灾难，而且也是整个人类的灾难！我又想到我看到的一篇文章：《经济学家劝工人别涨工资》。在物价飞涨，每一个家庭都面临巨额的孩子上学费用、看病费用、房价费用，十几年来企业的利润数十倍地提高、而工人的工资却一直没有大的提高，这种情况下，为职工加工资，势在必行。可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却仍然呼吁工人不要涨工资。我觉得，这样的经济学家，连起码的常识也没有，一个菜市场卖菜、目不识丁的老妇，也比他高明得多！     由此可见，回归常识，回归世世代代人类的基本善恶和基本是非，是多么的重要！   （九）     陈平福这样的人，应该是一个社会的正面财富。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良性因素，是人与人之间友好相处的良性因素，是思想文化兴旺发达的良性因素。我们的社会应该宽容他，让他有充分的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而不是因为他批评这个社会存在的弊病，就打击他。我们的社会应该帮助他，让他有凭藉自己本领谋生的权利，而不是因为他的谋生可能损害了城市的形象，就剥夺他谋生的权利。我们的社会应该为他喝彩，他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在那么不易的处境中，仍然以善待人，仍然乐观向上，仍然保持着热爱思想的习惯，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这样的人，是一个大写的人！是一个有高贵灵魂的人。与这样的人过不去，法律讲不过去，良知讲不过去，天理讲不过去！     我也希望更多的网友——无论知名度高的，还是知名度低的——关注一下陈平福这个人。读读他的文章，他的许多文章写得很好。同时，也关注陈平福所面临的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指控，为他免于牢狱之类，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事。     陈平福不过是普通网民。事实上，在权力面前，哪一个网友不是普通网民呢？如果我们不为陈平福今天的处境发出呼吁，那么，今天发生在陈平福身上的事，明天就可能降临到你我每一个网民的身上。今天为陈平福的网上写作权利声援，也是为我们自己的网上写作权利声援。     这个时代，像陈平福这样忧国忧民，热爱民主自由，为人正直善良，尊重人的价值，热爱公平正义，喜欢思考人生价值和意义，这样的网友，还有很多。让我在这里，向他们表示真诚的敬意！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page=1&boardid=1&id=8664842   黄奇帆和戴相龙本不搭界，也没演过双簧，但近日两人说的一些话却有点双簧的意思： 25 日在上海举行的“发展平台经济与促进区域合作”高峰论坛上，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理事长 戴相龙 戴相龙受邀作主旨演讲。据媒体报道，戴相龙在会上指出：“把个人账户和统筹账户加在一起搞支付，这叫现收现付，这个没有缺口， 15 年以后都没有缺口。但个人账户在退休时，这些钱都是他的，这时候缺口就非常大了，那时的政府就没法平衡，那是后患无穷的。”至于我国养老金的缺口究竟有多大，是否是“传说”中的 18 万亿？戴避而不谈，表示“这需要国务院有关部门进行研究”（哈哈！好玩吧？）。缺口算出来后怎么办？戴表示：“不是被动的准备钱，而是调整这个制度”，即延长退休年龄和养老金缴纳年限，“比如养老金交 30 年，就可以获得养老金了。那今后 30 年不行，可能要交 35 年。现在 60 岁退休了，将来可能 63 岁退休。” 再看黄奇帆说的。在重庆市 19 日召开的金融机构 协调联席会上，黄市长除了忽悠要在 2017 年前把重庆建成“西部金融中心”外，还对经济学家唱衰中国大加驳斥，说 现在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依旧有 7%-8% ，在全球经济体中仍是高增长态势，即使遇上风险冲击，“能够抵御风险的防弹衣我们还有三件，每件都是 3 万亿美元的概念，都很厚实”。这三件防弹衣指的是： 3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GDP 的 25% 的债务余地（也相当于 3 万亿美元）以及 3 万亿美元的可售的央企净资本。 或许大家还没看明白其中的玄机，我们再白话下： 戴相龙说的，就是政府目前是在拿我们大家交的钱（个人账户），去填补统筹账户的亏空，说白了是用还在工作的老百姓的钱去支付已退休老百姓的退休金，但等我们也退休了以后也要领退休金了，但我们的个人账户是空的，所以问题就出来了，缺口就暴露了。怎么解决呢？一是让我们晚退休 — 可以晚领退休金，把缺口推后；二是多交费，继续替政府担责任。这是不是有点流氓了？以往国家搞低工资，老百姓为国家做了巨大贡献和牺牲。但国家并没有为我们建立养老金，也没搞义务教育，也没搞医疗保险，不知道干嘛用了，最后退休人员的工资还用我们在职的交钱支付！等到我们也要退休，这个乾坤大挪移玩不下去了，就耍流氓，让我们继续干活、继续交钱！我们不得不问一句：政府的责任是什么？！我们交了税、交了费，不但基本福利保障没有，连我们自己交的退休金最后都不“还”（本质上说来这笔钱的产权是属于我们个人的，政府拿了去只是替我们保管或者理财）给我们，反而说“已经给了别人了，你们接着交吧！” — 是不是强盗逻辑？若是养老金制度改成 100 岁退休、交费 80 年，政府岂不是一分钱都不用还给我们了？ 我们说我们不交养老保险金了，自己攒着自己理财行么？没攒下、亏空了是我们自己事，不劳政府麻烦替我们保管了，行么？政府又说：不行！这是法律。个人不交不行，企业不交也不行。我曾经调查过一些企业，老板很无奈：五险一金占员工工资的 50% 上下，但员工回乡又不能把账户转回去，都让本地政府白赚了。员工也不领情：反正我领的工资就是 2000 块钱，老板替我交的那些没给我，我只干 2000 块的活。一些农民工多的地区，沉淀的这部分资金达到数十亿、上百亿，都让政府白赚了。 以法律名义逼我们交了钱，不给我们了也还有理。前央行行长、现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理事长的 戴相龙有为难之处：挪用不得已呀！政府没钱呀！ 可另外一位正部级领导黄奇帆却不承认：谁说我们没钱？我们有的是钱！外汇储备 3 万多亿美元；政府债务才达到 GDP 的 40% ，离国际警戒线还差 25 个百分点，即还可以发政府债约 3 万亿美元；国有企业资产雄厚，欧美日都远远比不了，仅央企净资本就 3 万亿美元，随便卖点又够应付金融危机的了 …… 那我们又不能不问：政府那么有钱，先把养老金亏空补上行么？充其量不就是 18 万亿人民币么（何况官方打死也不承认有这么多），不到 3 万亿美元，拿出黄大官人说的一件“防弹衣”就足够啦！何必还老想着变着法地从我们苦哈哈的老百姓腰包里掏？政府动不动数万亿、十万亿的搞投资有钱，官员动不动千万、上亿的贪腐有钱，把我们自己交的钱还给我们就没钱啦？ 黄市长这个人很有意思，怎么当的市长就不说啦，那得去问前任市长王鸿举为什么半路就撂挑子不干了；跟前任领导的关系也不说啦，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忽悠 5 年建成西部金融中心也不说啦，您说建成那就能建成 — 可这三件防弹衣的事得说说：重庆自己的真实债务是多少？清理了 6 个月了，清明白了吗？全国的政府债务中，有多少是重庆贡献的？重庆自己的事都一塌糊涂，却以国家领导人的口吻指责经济学家唱衰，标榜什么三件“防弹衣”，是不是有点那个那个了？ 最好玩的是，这俩绝顶聪明的正部级高级领导，双簧演砸了，不知谁捅破了谁的肥皂泡，终归都是恰好泄露了天机： 其一，钱可以有，但不是给你们老百姓的，你们交的养老金最好也别往回拿； 其二，钱真的没有，那三件“防弹衣”都是假的，是纸糊的！   （ 2012 年 9 月 26 日）

普世价值与中国道路—-在张千帆教授主持的“宪政讲坛”第十一期（2012年9月15日）上的发言   丛日云   谢谢新浪网，谢谢张千帆教授的邀请，使我有机会和在座各位朋友共同交流大家都关心的问题。这个话题看起来很宏大，没有人能够拿出一个答案来，但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去关心它、思考它。这么个庞大的国家，十几亿人口在经历着转型的特殊时期，在社会上面对着的种种问题困扰着我们，我们对自己的未来也深感焦虑，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观念相互冲突，也让我们感到不安。     我们在历史上曾误入歧途，今天回顾那一段历史，知识分子承担了重要责任。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我们去反思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国家现状、国家前途的认识误入迷途，误导了这个国家，走了几十年的弯路。最近任剑涛教授出了一本书：《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反思留学精英怎样误读了西方，怎样误读了中国，怎样给中国开错了药方。这不是少数人，而是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主流群体都误入迷途，进而误导了公众。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教训。     今天我们又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能不能认准方向？认准目标？中国未来到底朝哪个方向走？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国家？中国的现代文明应该是什么样的？思考这些问题时背后的依据是什么东西？比如我们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对中西文明关系的认识等，这都是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主要依据或者背景，不把那些问题搞清楚，可能再次使我们误入迷途。     刚才杜老讲前两年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我没有参与过，也没有写过东西。我的一个想法是，那些否定普世价值的大批判文章，确实不值得和他讨论，和他们争论降低了我们的身份（现场笑）。普世价值的存在还需要讨论吗？我们可以讨论普世价值怎么表述？普世价值在中国怎样来实现？实现的方式和形式？普世价值是存在的，这还需要讨论吗？我觉得，那些批判普世价值的人使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不会成为一个严肃的学术讨论。     今天我们又回到这个问题。这是张千帆教授给我出的一道题，要我来做这个作业。我特意整理了一下我的思路：首先我认同有普世价值这回事，今天的论坛叫“宪政讲坛”，宪政制度背后的宪政文化，作为宪政制度依托的那一套价值体系，是普世价值。这种普世价值又来源于西方，我觉得这几个问题在我心中没有疑问。但问题是，来自于西方的东西如何会成为普世价值？这是很多人的困惑。很多人就说，我们是要搞宪政制度，但不是移植西方，中国自己就有，一定要在本土资源中找到根据。以前说黄宗羲那里就有，现在说孔子、儒家那里就有，夏商周三代都是，甚至有人说三皇五帝就有了，反正是我们自己就有，不需要从西方引进。另外一个问题是来源于西方的普世价值如何适用于中国，我们引进来自西方的普世价值能否成功，会否水土不服？在简短时间里我试图粗略的回答一下这二个问题。         第一个大问题，源于西方的价值如何会成为普世价值？     这是一个麻烦的问题。我看了若干支持普世价值的定义，我觉得表述比较好的是现在维基百科上的一个表述：“泛指那些不分领域，超越宗教、国家、民族，只要本于良知与理性皆为所有或几乎所有的人们认同之价值、理念。”这其中有一个修饰词“只要本于良知和理性”就应该为所有或几乎所有人认同。这个定义和那些否定普世价值者给普世价值概念强加的一些特征或者解释是有区别的：一是普世价值并不是所有人承认和遵守。那些人只要找到有人根本不遵守这个、违背这个，就否定了普世价值的存在。不是这样。普世价值是一个应然的东西，是一种规范，是只要你良知未泯，只要有健全的理性就应该承认的，是每个人应该遵守的，是大家过社会生活共同遵守的一个底线、最低限度的一个要求。即使承认的人，可能偶尔也会违背它，但他承认，肯定是这个事做得不对，因为它违背了公认的价值。所以，不能公开拿出来说我就是对的。这是两回事，是一个应然的东西。但这种应然的东西有实然的存在。我们观察人类历史上各个民族、各个文明，确实有某些共同的规范，这些共同的规范就是普世价值。还有，普世价值有其时代性，前面说的定义里没有涵盖进来，但它并不像有人解释的那样：好像是从来如此，永恒不变。普世价值不是这样，普世价值是文明人类的基本规范，但在不同时代有它的表现以及它的新内容，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     今天讲的普世价值，有一部分在古代社会就存在，一直延续到今天。这种古代社会的普世价值的来源是什么？根源是什么？一个是人对同类的同情心和爱心，这是普遍存在的，人类都有。我们是人类，超越了动物的状态，大家都是人。同时我们都是文明人，我们超越了野蛮状态。也就是说在古代的文明社会、文明人类普遍设立的基本规范就是普世价值。还有一个是共同的社会生活需要，人类是过共同社会生活的，但人类又有着共同的缺陷，不管什么样的人种，不管是哪个洲的，人类有共同的缺陷，为了过好共同的社会生活、协调好社会关系，就有了共同的道德规范来约束和教化人们。就是出于人的这种特性，出于社会的需要，古代社会已经出现了这种超越民族和文明的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使古代人类也能够和平交往与相处，交往和相处时大家都找到共同的规范来遵守。如果没有普世价值，古代人类的交往和相处都是不可能的。我们熟悉古代的《罗马法》，罗马人征服了庞大的帝国，许许多多城邦、王国、部落都被它征服，各个政治单元原来的法律、风俗习惯不一样，罗马人就把罗马人和其他各个政治单元的人、各个民族和部落的共同规范提炼出来，形成了“万民法”。罗马人相信，罗马帝国就是世界帝国，有无数的人和平相处，但是，能够找到共同的规范让大家遵守，裁判相互间的纠纷。所以普世概念在罗马帝国范围内能够非常流行是有道理的，是有根据的，包括基督教这种普世宗教能在那里面形成也是有基础的。     现在有些人提倡全球伦理，他们的表述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得到符合人性的对待”。什么是普世价值？提炼为一个简单的原则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得到符合人性的或者人道的对待。也就是说，把人当人来对待，以人的方式对待人，这就是普世价值。我反对有些人把普世价值开列一长串的概念，把你喜欢的、好的东西开列了一长串，殊不知那些东西不能算，那些东西只能说是普世价值基本原则在特定场合、特定时代的表述和表现。也有人提炼了各大宗教、各种意识形态的共同的“金规则”，这个“金规则”用中文翻译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积极的正面的表述是：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这些都是普世价值的一种表达。一定要把普世价值提炼到最抽象的程度、最基本的东西，不要弄得很具体，一具体就漏洞百出。     但什么是符合人性的对待？人类有一个道德进化的漫长历程，人身上的人性不断发扬，也不断被自己所发现。人在变，人对自身的认识也在变。什么是人性？什么是符合人性的对待？随着社会人道化水平的提高，出现了新的理解和认识，即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出现了。它是传统社会价值的发展和更新。     现代文明社会的普世价值基本原则是什么？我仍然倾向于一种高度抽象的概括：就是尊重社会中的每个个体，它的内容具体包括承认和保障个人的平等、自由和尊严。就是这个东西，提炼为一句话，展开为三个概念。其它一些概念，比如民主、宪政、人权等，都已经涵盖其中了。要给人以合乎人性的对待，到现在有了不同的理解，仍然是普世价值，只是现在人们对人性和符合人性的对待有不同的理解，这种不同的理解，也就是现代对普世价值的理解，起源于西方，这个问题不需要回避，它就是起源于西方。     在古代社会，如何调整个体和社会整体的关系？所有的民族和文明都面临这个问题。所有的文明和民族在古代都倾向于向整体倾斜。我们必须要把个人的本能和欲望封堵起来，只有这样才使一种有秩序的、文明的生活成为可能。但西方文明在它的历史演进中独辟溪径，由于各种偶然因素的作用，西方人最后找到或者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机制，就是在承认个人、尊重个人、解放个人、发展个人的基础之上仍然能够实现社会的秩序，社会的和谐与有序。把社会的秩序、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建立在个人的基础之上。对别的文明而言，如果解放了个人，就意味着放出了洪水猛兽，意味着人欲横流，一种有秩序的文明社会生活就成为不可能。人与人之间就像狼一样。但西方文明找到了这样一种文化机制：在承认和解放个人的前提下仍然能够建立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这样一种文明在西方文艺复兴后到十七、八世纪就出现了。     我们讲西方的民主只是一种制度形态，但背后是对个人的尊重，是对个人权力和权利欲求的尊重。每个人都有权力欲。民主制度承认每个人的权力欲的合法性。他建立了权力的自由市场，都给你机会，让大家去合法地竞争权力。民主也尊重每个人作为共同体平等一员的身份，因为每个人都是共同体的一员，都应该得到尊重，那么共同体的公共事务，不是个别人和少数人替大家做出决定，而是要大家参与共同做出决定。 说到底，民主就是对个人的尊重。不要民主，就是根本不需要尊重，或者你根本没有感受到这种尊重的需要。如果你有了这种需要就会要民主，就会不计后果的要民主。 要民主是否有利于秩序稳定？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国家强大？其实这些都是次要的，我是共同体的一员，需要尊重，需要参与，你要给我参与权。就像我是这个家庭的主人，这个家我管不好，但权力得我掌握。我不能把我家的存折银行卡交给保姆；我欣赏水平不高，没有能力判断哪个电视剧才是好的电视剧，但遥控器得握在我的手里，不能因为我的欣赏水平差，就把遥控器给保姆决定我看什么。我们是主人，要得到尊重。     宪政制度很简单，就是对人的尊重，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尊重。所以整个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就建基于这个之上，整个政治法律制度的基石就是保障个人自由和人权。     西方产生了尊重个人的价值，解放了个人，带来了社会活力，展现出巨大能量。这个社会每个人都得到尊重，得到充分发展，个体的权利得到保障，个人广泛参与公共事务，每个人个性非常丰满，社会充满活力。就像人的机体，如果每个细胞充满活力，整个人的机体就有充沛的生命力。这样，使西方社会展现出巨大能量，使它能够征服其它文明，同时也为其它文明所羡慕所仿效。这是第一。     第二，因为这种解放个人、尊重个人的文化和价值符合人的本性，产生了一种对其它文明的诱惑效应。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本性里都需要这个东西，只不过几千年文明为了社会生活的需要被压制下去了。现在西方文明到来了，以前不知道有这个东西，现在知道了。那么内心的“魔鬼”和外在的诱惑里应外合，就产生了“诱惑效应”。     当西方文明与其它文明相遇，一是在竞争当中其它文明必然失败，压抑个人的文明必然失败，解放个人的文明必然胜利。所以西方文明表现的是一种强势文化，摧枯拉朽的能量，其它文明根本没有招架之力。二是产生了“拆除堤坝”和“释放魔鬼”的效应。其它文明把人的那种本能和欲望关在瓶子里，封上，西方文明来了，把瓶盖打开，呼唤“你不要不好意思，你光明正大的现身吧，你那些要求很正常，都应该得到满足，我有一种办法使你能够得到满足，而且社会还不会乱。”西方这种呼唤、这种诱惑和每个人内在的那种魔鬼里应外合，拆除了封堵个人的堤坝，把洪水释放出来。这就出现了我们经常讲的“一顺一逆”的效应。堵是一种“逆”，拆是一种“顺”，由此展现出了它的能量。于是，西方文明就渗透、瓦解了所有其它文明，重新塑造了所有其它文明。     西方文明对其它文明的渗透主要表现在它瓦解传统社会的纽带，释放个人，从而使社会越来越个体化。我看到国内一些社会学的研究，经常有人做这个课题：社会的个体化。 社会个体化是我们社会真正发生的变化，百年来真正的变化，三十多年真正的变化。 不要看表面的东西，而是要看这个社会是不是越来越走向个体化。最初瓶盖是西方人打开的，堤坝是西方人拆除的，但我们一旦和西方文明接触，个人一旦被释放出来，自身就有一种惯性。西方人不再发生影响，社会自身仍会朝着这个方向走。因为人被解放出来，就有一种惯性，要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追求更高的境界。长期以来，我们动不动就批判西方的影响，抵制西方的污染等，其实有一部分是西方影响，但只是最初为西方影响，后来是自身惯性作用下的不断发展。     我小时候在农村家乡，四代、三代同堂的大家庭还非常普遍，但等我长大，我上大学前曾当过大队会计——也算是大队领导呢，其中一项重要工作是调解家庭纠纷。过去的时代，农村都有绅士，家庭邻里闹纠纷请有威望的绅士去调解，包括哥俩分家也请绅士去裁决。后来共产党把这些绅士们都扫除了，杀掉了或者管制起来了，或者被妖魔化名誉扫地了，于是，那些基层大队干部、小队干部就承担了绅士的职能。谁家打架、吵架请大队干部来调解、仲裁。夫妻、妯娌、兄弟、父子、婆媳吵架，特别是分家——那时候好多年轻人都要分家，长大了娶了媳妇就要分家，老人接受不了，老人觉得如果分家就丢人，十里八村就无脸见人了，但年轻人普遍娶了媳妇就要分家，不跟老人一起过，受不了。那时，我们晚上经常坐在人家的炕头上调解，劝和不劝分嘛，但不分他们就继续打架，有时一、两个月，有时数年，最后，调解不成了，那就分吧，我们就帮着他们分家，确定双方的财产等事务。     中国原来大量的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最后在两、三代人之间，很快分解为现在最自然的三口之家的小家庭，这个过程非常快，为什么？这本身是中国社会个体化的一个过程，个性在成长，不能容忍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对个性的压抑。现在的小家庭，我们这代人满足于三口之家的小家庭，感到已经很不错了，但我们的下一代已经不满足了。三口之家内部动不动AA制，动不动就有契约，结婚前先约法三章，签个合同，离婚率也越来越高。我们那代人不可想象。也就是说，三口之家的小家庭的共同体也仍然在走向解体，解体到最后是什么？是一个个的个体，每个个体为社会的基本单元，由这样的基本单元在契约的基础之上构建其它的共同体一直到国家。这个趋势不可逆转。只要这个趋势不可逆转，什么民主宪政、什么人权自由，都是这种个人主义精神枝干上的衍生物，只要社会个体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个人要求尊重，个人要权利，个人要共同体参与，那么，民主宪政迟早都会到来，那是水到渠成的事。     西方文明改变了人，改变了人对自身的认识，也改变了人的欲求。个体要解放，要求得到尊重，从西方产生的现代价值在各大文明中得到了共鸣和呼应，西方文明的传播也改变了社会，于是也需要建立新的社会规范。这样就出现了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符合人性的对待就是一种西方的理解。而这种尊重个人的价值虽然来源于西方，但为其它文明所普遍接受，它就成为现代世界的普遍价值。     当代的普世价值仍然是传统普世价值的继承，但有了新内容。新内容只就起源来说是西方，而在今天实际上被各大文明、各个民族所普遍接受。所以，今天讲的普世价值，应该说有一部分来源于古代人类，也包括中国古代的某些价值到今天仍然是有效的，但那也不是中国独有的，是在古代社会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还有一部分来源于西方，是西方的价值，起源于西方，但今天已经被我们普遍接受。这是第一个大问题。       第二个大问题，源于西方的普世价值如何适用于中国？     要知道一个人类文明史的一个基本事实：人类的文化是可以传播的，而文化的传播有自己的方式，不是人的智慧所能规划和设计的。有些人拒绝西方的东西，说既然是西方的，就不适合于我们，我们不要西方的东西，只要自己的东西，这就否定了文化的可传播性。     一个文明演化的走向、发展的前景也不是人为设定的，而是每个个体自由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也是个体的权利。当你问西方的东西是否适合我们时，这是一个宏大的叙事，好像没有很深的学问回答不了。我想，每个人要反问自己，每个人反问自己内心、追问你的内心，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要素，内容，各自列出个单子，你选一个自己的个性化菜单。西方文化中你喜欢什么，中国文化中你喜欢什么。我想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在做这种菜单选择。这种选择还会变化，今天不喜欢西方这个东西，明天可能喜欢了；今天特别喜欢西方这个东西，明天可能又回归到传统了，喜欢中国本土的东西了。会有变化，而 千千万万的个体自由做出的选择就决定了中华文明的大走向，而这种走向是每个人的权利，没有人有权干预。     在不同的文明交汇时，传统文化的成分和对外来文明的吸纳依据什么原则？依据它是否满足了当代人的兴趣和需要。我们不能委屈自己，不能够一代代人做牺牲品仅仅是为了维护老祖宗的面子和荣誉。当代的每个人就是目的，在宇宙中每个人是唯一的，每个人就是小宇宙，我们没有必要做其它的某种目标的牺牲品。如果维护传统的目的只是让祖宗的东西传下来，因而就要委屈自己、牺牲自己，没有这个必要。     经过西方文明一百多年的渗透——其它文明可能是几百年的渗透，所有文明都不再纯粹，其中西方文明的因素也就是现代性的因素几乎都超过了传统的文化因素，中华文明也不例外。在中华文明的今天，西方文明的要素也远远超过了传统文明的文化要素。一个今天的中国人到美国去生活一年，会感受到多大的文化冲突？会感到有多么的不适应？我本人到美国去生活，一点儿文化冲突、振荡没有感受到，顶多有些地方感到一点儿新奇。如果把你放回到200年前的中国，你还能不能活得了？今天的中国人和当代的美国人差距大还是和200年前的祖先差距大？尤其是现在占人口一半的女同胞，把你放到200年前，我估计一多半都得自杀（现场笑），剩下的都得抑郁。能受得了吗？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     现在社会已经变了，已经不是纯粹的传统文明，是已经变化了的东西。我们的传统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两种类型的文明，差异非常之大，但是，现在，中华文明已经被西方文明所渗透，不再是传统的形态。那么，现在文明当中已有的现代性因素就构成了我们继续吸收其它因素的前提，这就是我们接受普世价值的基础。     什么叫国情？今天的国情不是乾隆时代的国情、道光时代的国情，今天的国情就是我刚才说的：今天中华文明中，许多源于西方的现代性因素已经扎下根，成为我们文明的一部分，并且，源于西方的现代性因素已经占了优势地位。而这些东西又是我们引进其它西方因素的前提和基础，这些因素的继续发酵，就会使我们从整体上走向现代文明。所谓现代文明要“内在生长”，不意味着我们一定从老祖宗那里找到根据。文明的内在生长是指，今天中国人发自内心与本性的一种选择，同时，也是我们文明中已有的现代性因素的进一步成长。你身上已有的现代性东西就支撑了你去学习引进实践其它现代性的东西。现代文明传播的基础在于人的共同本性，在于现代生活的同质性。     我们有了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有了更高的城市化水平，有了教育发展，交通和传播媒介的发展，有信息有爆炸性增长和便捷的流动，特别是有了市场经济， 市场就是民主宪政的学校，就是民主宪政的启蒙老师 。所有这些现代性东西都构成我们进一步的引进和建设迟到的西方民主和宪政的基础与前提。这些因素是横向来的，并不一定要从孔子那里找到资源。孔子那里若有支撑现代的因素，那当然好，资源越多越好。但孔子那里没有，就不要挖空心思到那里找。随便到二千年的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那里，他们的思想都具有现代性，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的书，拿到今天都是公民教育的好材料。孔子的书怎么说都是教人做臣民，不利于建设公民文化。使劲解释，它还是教人作一个好臣民，如此而已。     常有人说，我们引进和移植西方文化没有土壤，没有根基，必然会失败。对这个问题，我有不同的理解。其实，我们学习西方文明是有传统根基的。这个传统的根基是传统文化发展达到的水平，而不是与现代文明有对应性、类似性的某种传统特色或某个学说。儒家传统当然不是什么根基础。有学者做牵强附会的解释，那是他个人的知识兴趣，是他的学问。但是，一个社会走向现代文明，每个人接受西方民主宪政，即普世价值，根本不需要这样借助传统资源，也就是说，不需要在自己的传统中一定有类似的东西，不需要借助孔子的儒家思想，或将其解释或改造成具有现代内涵的理论。我们接受现代观念，实践现代生活方式，不需要得到孔子的批准。好像孔子没批准，在我们内心就有一种无法突破的障碍。没有这样的障碍。 你就想想自己是怎么开始要男女平等的，要独立的？你要自由恋爱、婚姻自主，要和丈夫平起平坐，这种意识是怎么来的？问问你的内心，这些思想、态度和情感是怎么来的？是从孔子那里受到启发吗？孔子教导中国人两千多年，没有男女平等这回事。社会不是那么不发展的，社会公众的现代化心路历程也不是这样的，似乎现代性的东西没有相对应的传统支撑就不行，不是这样。     但是，换个角度看，我们建设现代文明，的确是有传统支撑的。这个传统的支撑不是说在历史中找到某种和民主宪政相似的一种学说或者把历史某种学说解释为民主宪政的一种前现代形态，不是的，而是我们古代文明发展的程度。我们有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有深厚的文化积累，这些东西有时候看起来是一个包袱，但有时候看上去又是一个支撑。就是说，我们有发达的农业文明，西方所谓的现代普世价值依据的是工业文明，我们和工业文明只差一个台阶。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从整体上使我们具备学习现代文明的很好条件，使我们有很强的学习能力。所以，我们能够很好的建设和实践以普世价值为依托的民主和宪政。事实也证明，我们学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经济，干得还不错。只是在民主宪政方面很差。和西方比，我们很自卑，觉得处处不如人，但和西方之外的其它文明相比，我们还是很出色的。我们是西方文明的好学生。为什么在其它方面我们学得不错，唯独民主宪政学不了？非不能也，而是不为也。     这是我的一些想法，说得不对，请大家批评，谢谢！       提问1.我想请教丛老师一个问题，您讲到对普世价值的提炼，那么，普世价值与马克思所倡导的理想有什么关系？       今天讲的普世价值跟马克思主义是怎样一种关系？前段时间在有关普世价值的争议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些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拒绝普世价值、批判普世价值。按我的理解，马克思是承认普世价值的，马克思还特别强调普世价值。毫无疑问，马克思认为他所揭示的真理是普世的，适合于全人类，因为他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主义内部一般讲的是普遍真理，不用“普世价值”这个概念，但他是把“价值”变成了“真理”。在马克思那里，“价值”不是我们的主观选择，不是每个人或者每个民族的偏好，在他那里，都把这些东西“科学”化了。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哪怕是你选择，但你不知道你所选择的背后有一种客观的不以你意志为转移的力量支配着你。所以他就把属于“价值”的东西纳入到“真理”的范畴。当他讲普遍真理时，实际上包括了“普世价值”的内容。     我认为马克思是认同普世价值的，他继承了启蒙时代的遗产。但马克思对普世价值的理解和在如何实现普世价值的问题上走入了误区。当然，有好多人用另一种论证，说马克思也主张自由，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等，说他的那个理想和我们今天所讲的普世价值是一致的。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错的。马克思讲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和今天讲的对个人的尊重、个人的平等自由和尊严没有关系。他走的是从卢梭开始到黑格尔的积极自由的道路。当马克思讲自由时，不要看他也用了“自由人”的概念，他那个自由是积极自由。在马克思的体系里绝对容纳不了消极自由，没有它的一席之地。因为不能容纳消极自由，所以也就挖掉了现代民主宪政的根基。没有一种消极的自由、消极的个人权利需要保障和保护，也没有个人的自由和人权与国家的权力之间的尖锐对立和冲突——也就是形成两者你进我退、此消彼涨的关系， 我的自由要想扩大，国家权力必须后退；国家权力如果扩张，我的权利和自由势必受侵犯，就会萎缩，两者在一个平面上是一个你进我退的关系。所以，我们要保障个人的权利，就必须限制和约束国家权力 ——这个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没有一丝一毫。马克思主张民主，但他的民主绝不是为了保障人权的目的，马克思讲自由人的联合体，但没有消极自由的意义。马克思心目中是有一个普世价值，相信全人类要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全人类都要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普世价值，但最后走的道路，最后他给人类许下的前景和今天现代文明主流传统所讲的普世价值不是一回事。         提问2：我有一个问题想请问丛老师，有人说中国古代社会很独特，因为环顾同时期的各个国家只有中国古代社会在同样时期大致相同的生产力水平下，保持了两千多年的帝制社会大一统，我觉得依同样的视角，西方文明也是独特的，因为环顾同时期的其它国家都是集体主义、专制主义的，只有西方文明孕育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宪政。所以我很想请问一下丛老师，是什么样独特的品质使西方文明孕育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宪政主义这些普世价值。         谢谢你的问题，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都是独特的。我曾经有一个说法，在古代各大文明当中，西方文明和其它文明可以说是同父异母。所有其它文明可以归为一个类型，但西方文明是比较独特的一个。我认为现代文明的出现是很多偶然因素聚合形成的，并不是所有文明只要给它时间，没有西方人入侵，正常发展都能成长出现代文明。不是的，因为是不同的类型，大家走在不同的轨道上，不可能相交。不是说我们只比西方落后了一点，再给我们几百年也能搞出市场经济、民主宪政，这是不可能的，就好象你再给中医一千年也搞不出西医这套东西来是一个道理。我曾经用一个比方，好比草永远长不成树一样。现在看那个树苗才一寸高，但它是与草不同类型的植物，现在一寸高的树芽注定长成一丈高的大树，草不可能长成一丈高的大树。这是不同类型的文明。我这么说肯定会有很多人反驳我，这只能说是我对中西文明的一种洞见，完全是我个人化的一种洞见，要说根据，很难拿出什么东西来进行论证。你可以从你的角度有你的洞见。     中西文明在古代历史上很少交往，相互之间很少包含对方的因子。印度以西的欧亚大陆文明在古代频繁交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渗透。中华文明独居东亚的角落里，和欧亚大陆文明的主要舞台距离相当遥远，又有天然的障碍。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在历史上处于欧亚大陆的两端，从来没有直接相遇过，相互之间很少包含有对方的因子。所以，相互的陌生感也最为突出，相互独立发展了几千年。但即使这样，它们都是人类的文明，说到底就是几万年前从黑非洲走出来的那批智人分散到世界各地，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形成了一个个独特的文明，如今全球化时代使他们几个兄弟重新聚在一起，他们已经失散了几万年了。虽然有很多不同的东西，但说到底他们是兄弟，说到底他们都是非洲走出来的这一支智人发展出的文明。直白地说，他们都是地球人，他们共性的东西超过特殊性的东西。        至于你说到中华文明两千多年延续的大帝国和其它文明不一样，我觉得，这个特点在文明之间的差异上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是说，当我们思考两大文明的关系，思考诸如我们能不能移植西方民主宪政之类的问题时，这个问题没有那么重要。     你所问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在哪里，为什么它会产生现代文明？     西方人从原始时代一走上文明的舞台和所有其它文明都不一样。可能，3000多年前有一印欧语族的人从高加索迁徙到印度，最初他们的文明形态和欧洲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但后来因为和印度本土人的相融合，逐渐东方化、亚洲化了。印度文明在古代确实有很多和西方文明相似的地方。     西方文明，希腊人、罗马人、日耳曼人从原始时代进入文明的门槛，有了文字记载开始，我们就发现它和其它文明明显不同。这个不同根源在哪里？一个根源于他们漫长的原始时代生活。原始时代淹没在漫长的历史年月里，我们对那个时代很少解。人类的文明才几千年，这几千年之前，比如高加索平原那个地方有了几万年的原始生活。在那个时代，形成了他们共同体的生活方式，那个时代有他们形成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方式等。现在人类文明才几千年，它在几万年中植下了深深的根。所以，当他们走上历史舞台，就和别的民族不一样。     你还可以说，他们的民族性格和别的民族不一样。看看希腊人、罗马人、日耳曼人的民族性格就知道了。在很多人那里，一讲民族性格好像就有种族主义之嫌，好像那个民族就天生优越。我们可以说，民族性格就是一种文化，要承认民族和民族之间有不同的性格。我最近主持翻译了一套《政治文化研究译丛》，里面就有英格尔斯的一本书叫《国民性》。以前，我们通过观察、印象，通过对文献整理，得出关于各个民族的国民性格的概念。《国民性》一书将“国民性”概念科学化了。英格尔斯等西方学者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国民性，提出一个“众数人格”的概念，然后用数据证明每个民族都有什么样的特点。     科学研究证明，民族性格是存在的，每个民族有其个性。我们可以看到，西方那几个民族的个体具有独立和顽强的性格，那几个民族也具有顽强的追求自由独立的精神，这是其它民族所没有的。进入文明时代后，所有的民族都建立了国家，走出部落时代，这样，就使国家权力，具体来说就是王权（或皇权）在成长。在王权成长的过程中，别的民族付出比较小的代价，遇到比较小的阻力，王权就彻底驯化了人民。王权取得了一劳永逸、永久性的对人民的征服。但唯独在西方，王权成长过程中遇到了极大的阻力，想驯化人民非常难，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王权才能成长一点点。王权有所成长后，人民也成长起来，就想办法把王权驯化了。把王权关在笼子里，缰绳和鞭子掌在人民的手里。为什么西方人能实现这个？看历史就知道，看看一个个事件，看看王权成长的历程，它在中国很容易就征服了比较懦弱的民众，一劳永逸。在西方很不容易，最后达成一种平衡，王权和人民力量的一种平衡。因为王权想扩张一点点都遇到极强的阻力，希腊人、罗马人、日耳曼人无一例外，顽强的民族性和追求独立、自由，这个东西可能植根于几万年前原始时代的宗教生活。还有，包括日耳曼人、罗马人、希腊人，一进入文明时代，都有一种对法律的尊崇，别的民族有没有这样？以宗教的感情尊重法律，这也是他们在原始时代就形成的传统，带到了文明时代。对这些，我也只能是一种猜测和推论，现在的研究恐怕还难以证实。但在，我们能看到、观察到，他们确实和别的民族从一开始就不同。          提问3.老师您好，我的问题是美国人的普世价值是什么样的，我最近看了一本书，《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其中提到美国发动石油战争是想让那些石油输出国认同他们的普世价值，进而实现它的全球战略，丛老师怎么看？         我一开始讲普世价值是一种应然的状态，是一种应然的规范。普世价值是一种规范，大家真正拿到桌面上来说，怎么做人，怎么对待别人，社会需要怎么来调解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真正拿到台面上，大家都得承认某种规范、某种准则。是有良知、有理性的人都能接受的规范，是一种应然的状态。这种应然的状态不能用任何实际发生的违背普世价值的行为去否定它，因为人都有缺陷，全球各个文明人的缺陷都差不多，所以才需要规范和教化。而这种应然状态同时又是一种实然的状态。我们看到各个国家各大文明都用这些东西来作为基本的价值准则。假如真的像你说的，美国做了一些事情，也只是说美国的某届政府和某届领导人、某项政策违背了普世价值，并不是说美国的普世价值和别的就不一样。     第二，根据我对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一些了解，你刚才提的问题，背后有许许多多长期盛行的阴谋论的教育积累出来的东西的影响。美国官方会推行它的价值，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你要到美国去观察就会看到，美国真正占主导地位、真正时髦的是文化多元主义。我认为美国和西方真正的问题不是文化霸权，而是文化上的不自信。现在的美国，比如一个历史系，如果没有人讲妇女的历史，政治上就不正确；没人讲黑人印第安人的历史，政治上就不正确；没人讲拉丁人、亚洲人的历史，政治上也有问题。但没人讲欧洲的历史、白人的历史没关系（现场笑）。美国的知识界，左派占主导地位，大多数人都在批判所谓的“欧洲中心主义”，推崇其它文化的价值。很多人看到的是美国文化霸权，以它的实力到处推销它的价值，但我看到美国的另一面，就是文化上的不自信。亨廷顿讲完文明的冲突，就担心“我们是谁”？这恐怕是西方文明的真正问题所在。         提问4.丛老师您好，您刚才讲了普世价值的优越性，但事情要看两面，如果普世价值在中国真的实现，将会出现负面影响吗？         普世价值不是一个实现的问题。在我们现代化过程中，这个社会中的人在成长、发展，每个个体都在成长、发展，社会也在发展和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渐接受普世价值，把普世价值作为我们这个社会真正的基本价值准则。是这样一个过程，不是实现，而是一个接受的过程。它永远都是一个规范、一个原则，一个应然的东西。     如果我们普遍接受了普世价值，就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成为现代人，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现代的文明社会。这样的进步会解决现在的许多问题，但现代的文明社会又会有它的问题，普世价值不是一剂良药，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包括最发达的西方社会都有其问题。西方社会这几十年由现代文明开始向后现代过渡，后现代价值观开始出现，有人把它概括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英格尔斯追踪了几十年欧洲人价值的变化，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后来又扩大到对全世界几十个国家价值观的调查。他证实，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开始进入后现代文明，开始出现了后现代的价值观。就像当年西方创造了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一样，现代的普世价值也有它的问题，也要被更替。    对中国来说，那是以后的事，我们现在面对的是杜老说的，我们连走向现代文明的基本目标，还有很多人要拒绝，甚至还要倒退回去。我们先想明天的事，后天的事明天再想吧 。   http://criyun.blog.hexun.com/79850909_d.html   云之：以我狭窄的阅读，秦晖最终给我讲明白了中国传统文化，而林达、丛日云、崔卫平和徐贲（按阅读顺序），是在我中文阅读了解西方政治文明时，令我最为受益的几位老师，其中林达可能最业余，但他们经历了两种文明（如果四九后三十年也算文明的话）下的生活，下过功夫，不仅有切身体会，而且文笔好、逻辑思维不错，写来通俗易懂；崔老师比较感性、文笔好，她是文学系出身，政治学其实不是其本行；徐老师有点晦涩，有时不好读；秦晖和丛日云两位老师的特点是，他们将自己所研究的东西“嚼碎了”，能用自己的语言清楚明白地表述出来，堪称专业。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