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组织

振兴东北需要新思维

振兴东北需要新思维     看到消息,说股市里的东北板块普遍上扬,因为官方出台新利好,振兴东北要展开新一轮措施,高层强调要着力落实各项政策措施,东北要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   印象中,振兴东北政策是 2004 年前后确立的,我当时还写了个简单的评论,批评那种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大型项目为基本手段的振兴措施。 6 年过去了,东北振兴了吗?!   为了寻求更多的事实,我在网络上查询了部分相关信息,甚至拜读了一些官方文件,比如《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 《黑龙江省出台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的政策措施》,又比如《关于加快东北地区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建设现代农业的指导意见》。看完这些文件后,我的感慨是,振兴东北不失败,那简直是天理难容!   这些各种形式的所谓《意见》充斥的是各种各样没有确切含义的动词,比如鼓励,支持,引导,完善,促进,调整,加快,积极,优化,深化,提高等等,而从语义逻辑来看,这些动词的主体基本上都是政府,各个级别的政府,政府的各个部门 … 似乎东北除了政府,完全没有任何人的存在。与这些文件精神一脉相承的是政府机构的快速繁殖。 东北振兴领导小组成立了,正部级的东北办成立了,多个部委下属的东北振兴司成立了,相对应的 N 个处级单位也成立了,以东北振兴为名的庞大官僚体系是建立了,对应的财政预算也花出去了,振兴东北的网站也建立起来了,从这些迹象来看,东北似乎真的振兴起来了。   我没有去过东北,不知道东北的真正面貌;但是从一个远远的角度观察,感觉这些年东北在继续沉陷 — 沉陷在数百年一遇但是却年年遭遇的暴雨中,沉陷在让陈国军付出生命的暴力事件中,沉陷在赵本山和小沈阳为代表的自残文化中。   当然,这种感性的感受是对真相的某种掩饰 — 真相肯定更加黑色,更加震撼。 以官方文件中列明的下列项目为例: 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专项, 5 年内每年安排不少于 30 亿元的资金,全部用于调整改造的贷款贴息或资本金注入。歌颂者可以编出系列老工业基地成功改造的动人故事,而批评者如我等尽可以指责这种做法忽视市场规律而不会带来效率改善,但是只有深谙市道的利益攫取者在独自窃笑, 5 年,每年 30 亿,是 150 个亿呢,多少利益深藏其中,这可以养肥多少道貌岸然的硕鼠呢!而这 150 个亿呢,只是挂在“振兴东北”名义下的一个小蛋糕而已。   东北要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 这次会有一个不同的思路吗?当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这些宏大叙事被反复重复,而现实却让人们如此失望的时候, 除了在股市上搏傻一族,大部分人士恐怕已经不关心任何振兴东北的新思路了吧。   是的,我们已经不需要新思路,我们需要的是新思维 — 需要把时间拉回到 1991 年,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的新思维。     201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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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联盟的力量

8月11日,由环保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自然之友等全国34家环保NGO发起的“IT产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第三期)”在北京发布,这已经是34家环保NGO连续第三次联盟发布IT产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   IT产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中所涉及的29家IT品牌企业有:LG公司、苹果公司、索尼、诺基亚、惠普、英国电信、阿尔卡特、三星、东芝、海尔、爱立信、新加坡电信、IBM、佳能、松下,东芝等知名企业。   较之于单个NGO的行动,NGO联盟之后的能力确实比单打独斗的NGO强,而且抵御外界压力的能力也得到显著增强,“很明显,列入名单的企业从最开始的对抗到现在的愿意对话,NGO的联盟起了很大的作用”。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说。   在这34家环保NGO当中,大概有10家NGO实质参与了该报告的调研,其他的NGO只是给了此项调查道义上的支持,“虽然只是道义的支持,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今后我们的联盟将迈向更为实质的合作。”马军说。 持续“联动”   其实此次环保NGO联盟行动并不是一次偶然,早在2007年的时候,环保NGO就已经开始联合倡议环境保护。   2007年3月22日,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自然之友等21家国内环保组织联合发出“绿色选择”倡议书,呼吁消费者利用手中的购买权,不消费超标排污企业的产品,压缩超标排污企业的生存空间,促使企业改进其环境行为。   当时,这21家环保组织收集到的、公开披露的污染超标排放企业已接近5000家,这些信息在“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等环保组织的网络上可以查询到。环保组织同时倡议大型零售商和大型企业,主动加强供应链环境管理,争取形成绿色供应链,主动抵制“环境不达标企业名单”上的供货商。   “这次NGO的联合行动是环保NGO组织联合起来的开始,过去的这几年,这些组织持续关注企业的环境表现,不断更新污染地图的数据库。”马军说。   马军说,在这些机构当中,有些机构参与监督企业的环境问题,而有些机构参与对企业环境问题的审核。“所有的环保NGO都参与一件事情,那就是当某一个企业的环境污染记录要从污染地图上去掉时,需要得到所有NGO的认可,企业的审核报告将发给每个机构,如果大家都没意见才能通过。”马军说,从去年开始,参与联盟的NGO从21家扩大到34家。   在今年四月中旬的时候,这34家NGO共同发起了“IT产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马军所在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一直在做污染数据平台。“由于平台在我们这边,所有在调研报告的前期,与企业的沟通都我们这边,而到了第三期,更多的机构会更实际地参与到这个活动中。”马军说。 信任是合作前提   达尔问自然求知社作为此次调研报告的发布方之一,实质参与了报告的调研。“他们具有很强的调研能力。”马军说。对于各类环境伤害事件,达尔问自然求知社会组织不同的社会力量共赴现场,进行深度调查,推进事件的解决。   在这34家机构当中,一些机构更多的参与具体的工作。各家机构都有各自的工作,都有各自的特色,一般大家尽可能发挥自己的长处,比如自然之友作为国内第一家环保组织,有很高的声望,在和企业的沟通过程中,自然之友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靠的就是他们在业界的公信力。   虽然有些机构对这个项目给予了道义上的支持,但这也很重要。”马军说,这些没有实质参与调研的机构更多地参与评价认可最后的报告审核,或者参与评价最后独立审计的结果,这个调研报告的认可过程和结果他们都是参与的。”   在2007年21家环保组织发出绿色倡议的时候,马军认识到,不论是推动消费者进行绿色选择还是推动企业去管理供应商,都是很艰巨的任务。“对于消费者,NGO需要要有动员的能力,而一家机构很难做到去动员消费者,在企业的方面,很多企业不愿意面对供应商的环境问题,这就需要NGO共同努力。”马军表示。   在具体的工作当中,经常面临来自企业的压力,而NGO共同行动就能增强NGO抵御压力的能力。马军说:“当企业通过种种关系要求删除黑名单的时候,这需要34家组织一致同意,这样一来,来自企业方面的压力就能分散一些,NGO也能承受住,而果如是单个的机构就很难承受。”   当然,34家NGO联合去做一件事情也是不容易的,协调工作就有相当的难度。“我们34家环保组织走到一起的条件就是信任,这种信任是在长期的合作互动中形成的。”马军说,“大家对某个问题一致认可,各自相互的信任,这样就比较容易达成一致,不然协调很困难。”   从发布第一期报道到现在的第三期,这34家机构当中已经有10家机构具体地参与到实际的工作当中。“将来的协调工作会比前期更复杂。”马军说,但是,马军希望这种联盟形式不但能延续下去,而且能够进一步实质化,以推动企业承担他们的环境责任。 企业从抵触到对话   一直以来,企业与NGO的关系更多的是资助者与被资助者的关系,企业资助NGO做项目,或许这个项目与企业毫不相关,最后企业将整个资助的项目写进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   但是,在马军看来,企业社会责任需要迈向更实际的方面。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如果给环境和社区带来影响,那么企业首先应该在生产经营方面降低对环境的影响,至少要做到对环境污染的控制,基于此,环保NGO开展了对企业环境表现的监督。   “这样一来,我们和企业的关系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们变成独立监督的一方,我们所做的工作不再是与企业不相关的公益项目,而是与他们的生产经营活动所带来的影响直接相关。”马军表示。   如此一来,有些企业就不太适应,包括一些曾经资助过NGO的企业,就更加不适应。“这29个企业中就有这样的企业,他们的私募基金会也资助过NGO,而他们出现在污染企业名单当中时,前期他们很不适应。”马军说。“但是他们了解到情况后,也还是和NGO进行了后续的沟通,我想企业有个适应的过程。”   马军表示,企业应该明白,企业资助NGO并不意味着它就可以免于社会监督,“更重要的是,大家在相互沟通的过程中增加了解和理解,目前企业对NGO的信任程度有限,双方的信任有限,NGO和企业之间有个增加信任的过程,那么NGO的出发点他们会更加的明了,我们的出发点是纯粹的环境的出发点。”   34家NGO将有污染的企业曝光之外,NGO还重视企业对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最开始发现问题后,企业表现比较急迫,一旦了解到有解决问题的途径,企业还是愿意平复下来,沿着流程去解决这些问题。”马军说。“从一开始的不理解,到消除误解走向理解,共同推动问题解决,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   目前,与这34家NGO开展合作的企业在逐渐增加,这推动了有污染记录的企业来做出解释和说明。现在有290家的出现过环境问题的企业对他们的问题做出了解释和说明,并提出了整改的计划和行动。   马军希望“IT产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尽快有个完结篇,“如果企业都开展污染治理,建立了环保体系,和NGO的互动走向机制化,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出报告了。但是现在还得继续跟进,直到问题完全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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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美控制权之争—美与不美

国美控制权之争 — 美与不美                              温克坚   当年黄光裕被羁押之际,我曾经写过一篇“保障黄光裕的司法权利”的评论, 其中提到鉴于黄光裕案件的公众关注度,北京司法机关必须严格执法,所有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程序正义必须得到遵守,整个司法过程要在阳光下被公众检验,这才是铁案的应有之义。程序正义也意味着必须保障黄光裕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这包括但不限于黄光裕的沉默权,律师辩护权等等。     如今,黄光裕一案的司法程序基本走完,一审判决黄实刑 14 年,并被判罚高额罚金。由于信息不充分,这个案件过程是否有效的保障了黄光裕的司法权利,则见仁见智,尚缺乏定论。不过考虑到中国恶劣的商业环境,和黄牵连出的众多高官纳贿丑闻,再加上黄光裕妻子和兄长悉数被抓,舆论对黄有一定的同情,也是情理之中。   当然这已经不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当下公众关注的焦点是黄光裕和陈晓对国美控制权的争夺战,双方不断出招,资本竞技规则,豪门恩怨,伦理道义等等元素把这个故事演绎的精彩曲折,夺人眼球。   对于商业机构的利益博弈,中国公众更熟悉的方式是幕后的权力庇护关系之间的争斗,而不是按照章程规定展开的争斗,在这个意义上,国美控制权之争是一堂生动的商业竞技课,展现了规则之美。综合目前媒体所报导的各种版本,双方都声称会胜出,但是由于牵涉到巨大的利益和复杂的博弈,双方都会竭尽全力,到底鹿死谁手,还是未定之数。   当然,规则不是全部。在中国的商业文化中,人情道义占据了很大的份额。黄光裕是国美创办人和长期的领导者,国美深深的刻上了黄的烙印,黄也一直都是国美的大股东, 因此,于情于理,陈晓和高管团队需要尽心守护黄光裕的利益,但是呈现出来的事实是,黄光裕落难后,陈晓主导的董事局快速和黄光裕进行切割,推行了一系列的“去黄光裕化”措施。面对黄光裕方面的反制措施,陈晓还说了一句狠话: “ 黄光裕在中国的政治生命其实已经结束 , 但是他却一直没有看清楚 , 还在挣扎 , 这样的结果绝对是鱼会死 , 但网不会破 !   这些不符合传统商业伦理,甚至显得有些落井下石的做法,自然引发许多尖锐的 评论,从而把陈晓放在道德天平上炙烤。企业管理专家王育琨在评论文章中直接指责陈晓三俗:趁火打劫,是为低俗;明义暗利,是为庸俗;引狼入室,是为媚俗。知名财经评论人马光远也在其文章中提到,陈晓的胜利 , 将在中国公司控制权争夺中留下职业经理人战胜第一大股东的经典案例,股东的代理人公然背叛大股东信托义务的恶劣先例;而很多网友也评论,黄光裕再有错,企业也是他创建的。企业要死也只能死在他手里。要不是黄光裕,相信国美也不能一下子走这么大。之所以进去,虽然我不了解真相,但我想,应该还他一个公道,错误与正确分两面看。不要人一犯错,就全部错。   客观的说,黄光裕家族对陈晓的诸多指控中,有的也比较牵强。以陈晓和黄光裕不同的经营思路为例,这实在是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问题。而在黄光裕行贿问题上,国美撇清公司责任,把责任推给黄光裕个人,这也可以被解释为是纯粹的法律问题。   陈晓引入贝恩资本,游说众多的机构投资者,通过股权激励给管理层套上金手铐,包括拟议中的股权增发,这一系列步骤看来都是符合既定的游戏规则的。陈晓也可以以其管理的是公众公司,需要对全体股东负责的姿态来进行道德上的抗辩。   但是陈晓这些作法的“美誉度”存有严重问题,陈晓的抗辩也得不到公众的认同。在和讯网的一个网民测验中,近七成的网民投票认为黄光裕执掌国美将更有利于公司的发展。在道义战场中,陈晓方面显然面临着巨大的劣势,而道义战场中的劣势必然会影响到股东代表大会的投票选择。   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规则的设计是中性的平衡的,目的是给予不同的利益主体一个对等的充分的博弈机会,一般来说,董事局成员构成也会体现这种平衡感。。陈晓身为国美董事局主席,其行为却更像一个极其精明的外来入侵者, 所采取的系列步骤,每一步意图都非常明显,都是为了去除黄光裕的影响,争取公司的控制权,这种做法虽然没有违背上市公司博弈规则,但是显然失去了平衡感。因此,黄光裕家族指责陈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倒也并不冤枉。 不远的将来,国美控制权之争将会水落石出,谁才是鱼,谁才是网,我们将会看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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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如何应对环保组织的挑衅

企业如何应对环保组织的挑衅 冯永锋 在中国做企业都像在犯罪,而很多企业确实也是在违法犯罪的边缘且战且行。似乎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很多企业都特别害怕公众的追问。有些公众的问题其实很无心,很随意,但企业一听就可能毛骨悚然,暗暗颤抖,出虚汗,急心跳。 以前遭遇的公众挑衅,往健康的方向数,多半是工人的劳保问题、员工的生存环境问题、退休的工资问题、十险八金问题、产品的质量问题、产品的健康风险问题等。后来,公众遭受的欺骗和伤害越来越多了,也开始追问起产品的环境责任问题,产品生产过程中对环境污染的控制问题等。再后来,有一些好事之徒们,发现中国最缺乏的是环保组织,于是纷纷成立,要代表公众监督企业,要代表环境声讨施害者。 很自然地,环保组织,以及没有环保组织笼罩下的公众,开始学会了生存自卫。他们的眼睛越来越锐利,他们的身体越来越敏感,他们迟钝的刀磨得越来越快,他们嗫嚅的嘴巴起来越一语中的,他们发现国家有无数的法律法规可协助他们获取正当的利益;他们学习每一个行业的“内部”知识都如巨鲸吞舟,消化得比要高考的学生都来得快速和彻底。 在一个公益不发达的社会,自私权利的维护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最基本前提。在一个公益发达的社会,自私权利的表达也是释放公民权利的最重要基础。当所有的人都发现个人生命的可贵,当所有的人都能够对来自企业和政府和伤害大声地说不,当所有的人都可以站在自家的身体和物质面前,与每一个侵犯者发生格斗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就是一个有希望和有朝气的社会。 也就是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可以对身边的企业发出质疑和挑衅,无论这个企业是个真正的环境友好企业还是一个伪善的环境风光企业。也就是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一个环保组织都可以代表区域的公众利益和区域的环境利益,代表“少数人”或者“多数人”,对那些仍旧敢于向大自然排放污染物,仍旧不计成本地伤害生态的所有“建设项目”,发出挑衅性的战斗檄文。 然而环保组织是些无事生非的人吗?恰恰相反,当前的国内有无数的环境苦难和社会苦难无人关注,即使每一个县级单位控制的区域都出现一个环保组织,也仍旧只能代理这些苦难的千分之一。然而环保组织是些贪图个人私益或者机构私益的群体吗?非也,环保组织生来就是社会公益组织的一个重要支系,他们替社会花钱的理由就是能够在尽量早的时间内觉察到环境风险,并尽全力对已经发生的人为环境灾难进行正义上的伸张。 这样的过程难免就是与企业发生摩擦的过程,这样的过程难免就是拿企业来开刀手术的过程,这样的过程就是拿企业来示众的过程,这样的过程就是挑衅企业应对公众呼声的过程,这样的过程,其实是帮助企业获得可持续发展动力的过程。 如果说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表面上互相吞食实际上互相支撑的系统的话,那么社会生态系统也有这样的特点。某个行业的两大巨头表面上是冤家实际上可能是兄弟或者夫妻,每一个行业的所有同行表面上同在竞争其实是在合伙“刺激消费”,司法群落和媒体群落是为了社会生态系统的健康而不停地消除腐烂和僵化,同样,环保组织或者说公民环保专家对企业发出的征战令,其实是在帮助这个企业重新获得发展生机。 在很多企业洋洋得意于当年的利润的时候,在一些企业沾沾自喜地又偷排了几吨污水的时候,在一些企业悄悄地给政府部门送贿赂而得到了苟延残喘几天的“芳心暗许”的时候,这个企业实际上是把自己一步步推入了不可救药的深渊。一个在环境责任面前觉醒得越晚的企业,最终死得越难看,死得越早;而一个得到环保组织的眷顾,及时剖开了身体的环境病灶,这样的企业才有可能被社会送上急诊室或者重症监护室,而得到复原和壮大的良机。 因此,聪明的企业不在于大小,而在于是不是对环保组织满怀善意的挑衅作出积极的呼应。因此,追求发展的企业应当赶紧给环保组织送锦旗感谢其妙手回春的当头棒喝。因此,懂得处理“危机公关”的企业会在环保组织发出挑衅令的那一刹那,开始迅速地跃入环保组织的频道,深刻领会环境保护对社会发展的益处,逐一检视企业每一个环节在环境表达上的不足,毫不犹豫地按照环保组织的批示进行整治和改良。 许多企业当然满怀嘀咕,以为环保组织是代表公众来敲诈勒索。有些企业难免想得非常狭隘,以为环保组织是打着替环境维权的名义来替机构谋取福利。有些企业甚至想得更加的猥琐,以为环保组织是“社会敌对势力”,或者是流氓黑恶势力。有些企业则可能想得很单纯,以为用贿赂政府的办法来贿赂一下、要挟一下、陷害一下、欺骗一下,就能通关穿隘。 企业这样想也难怪,因为社会生态系统充满了风险和欺骗,一不小心就可能不当遭殃。因此,在收到檄文之时,多做一些功课,多做一些鉴别,多做一些沟通,多做一些“社会生境分析”,多理解一下世界趋势和国家理想,也许就会很快明白环保组织的苦心,学会与环保组织的合作。(201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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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油不该回避环境责任

中石油不该回避环境责任 冯永锋 中石油真不愧是世界五百强,他们能够忍着巨大的悲痛,在尚未履行环境赔偿责任,尚未对公众作出道歉,尚未对渤海湾下跪鞠躬的时候,居然开起了庆功和表彰大会。这真正的是有古代皇帝的风范了,战士们在前场拼杀,他们的后宫寻欢作乐;战士们在前线全线崩溃,死亡惨重,他们在五星级酒店的金銮殿上把酒临风,大吃肉糜,一次起玩起了官商联欢。 中石油一直在炫耀它的有钱和庞大,炫耀它的“央企”优势,炫耀它的领导人是可以与政府的部长同级,炫耀它的巨大的身躯已经把在世界大企中挤占了一个坑位。然而这有什么用呢?当一个企业上不知对资源和生态的尊敬,下不知对污染和伤害的赔偿,中不知对受害人群的贴补和致歉,这样的企业越大,越证明我们的企业没有希望,没有未来,只能靠持续地吸吮生态的奶水而苟且偷生。 中石油之所以能够这么富裕,不是因为中石油有什么企业经营水平社会发展能力,而是因为中石油一直占据了垄断性的资源优势。光占有资源也没关系,对资源给出足够的“资源费”也很好;不给足资源费也没关系,对资源所在地的居民和生态能够给出合理的补贴和占用费,也算过得去。然而中石油发财靠的,是以极低廉的资源成本,获得极高昂的企业利润。中石油靠的,是以央企庞然大物的势头,去欺压公众和同行。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央企一样,中石油给了员工超乎寻常的高福利待遇,以至于这个企业成了社会钻营的对象和目标。因此,大家在中石油于风景名胜之地发生爆炸和泄露这样重大环境灾难事件之后,社会相信中石油能够做出高调的回应,表现出一个央企应有的企业社会责任风度。 然而没有,不知道多少天过去了,公众等来的是中石油声称自己“负次要责任”,它们的理由也简单,说这是在原油交卸的过程中,“承包商”管理不善、操作不当导致,因此,于中石油没有太多的关系。要把海洋污染的原油撇清,靠的是渔民伯伯的徒手捞油,而中石油把这么重大的一个污染事故,仅仅靠几句话,就撇清得一干二净,这样的逃脱责任的本领,这样当着公众的面随意给自己开具免罪符的本领,确实超出了公众的想像力,也肯定超出了公众的忍受水平。 环境责任这个东西,其实是最好追究的。现在公众和环保组织对于企业的环境责任追究,早已超出了“直截了当”的境界。这几年,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环保组织开发出了“绿色供应链管理”项目,就是告诉企业,即使你本身没有污染,如果你销售了污染产品,那么你也有责任,像超市就是这样;同时还告诉企业,即使你本身没有污染,你购买了污染的原材料、半成品、配件,安装到你的产品或者服务中,那么你也同样负有责任,比如最近对著名电子产品消费品厂商苹果公司的“重金属污染责任”的追究,就是这样道理,苹果公司可能没有直接排放重金属到环境中,但它全球热卖的Iphone中,有许多配件是持续向环境排放重金属的企业所制造的,那么苹果同样要担当起环境责任来。不仅仅是苹果如此,所有的电子产品消费品厂商都该哪些担当;不仅仅是沃尔玛、麦当劳是如此,所有的企业都同样要这样经受公众和环保组织的考核。 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中石油公司,那么中石油就在环境领域的理解力和智力,就显得太过低级,太需要环保组织给它补贴知识了。中石油雇佣了一帮人给自己干活,然后这些人出了事故,中石油居然说自己不承担任何责任,这样的说法,该让其雇佣的队伍多么的伤心?央视当年雇佣了一批人在“大裤衩”那给自己庆生放焰火,结果导致“新业务大楼自焚”,该负主要责任的,当然是央视。如果连这样的道理都不懂,都不愿意去参透,那么把中石油取消其“央企资质”,鼓励消费者不购买中石油的产品,估计是必须的事了。 想来中石油公司肯定响应国家号召,也编制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不知道2011年年初编制2010责任表现、公众形象表现的时候,中石油的笔杆子们会如何进行涂抹这一段污黑的历史。想来按照中石油当前的这个思想,一定又是“表彰为先,鼓舞士气”,拒绝谈给自然和社会造成的灾难,拒绝交纳相应的赔偿和罚款。 即使大连海域的所有石油都已经打捞干净,中石油的污染事实也不可能清除。因为在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政府不得不紧急调配无数的公共资源,社会公众不得不腾出无数的眼睛和头脑,来帮助“治理”这起重大环境责任事故。为此,中石油应当核算一下,社会为了帮助中石油共渡难过,耗费了多少本来可以用来做其他公共事务的良好资源;公众为了围观这起事件,花费了多少血汗;生态环境为了消纳这起污染,承受了多么大的痛苦。 何况,大连海域的原油并未清除,所有造成的影响远未消褪。以中石油的庞大员工系统,完全可以想像得到,当一只只鸟类在挣扎中死去的时候,当一粒粒沙子被石油包裹而呼吸不畅的时候,当行走在海边的人们被怪味所熏病的时候,中石油真的该摸一摸自己的胸口,想一想作为一个庞然大企的良心何在。 也许公众不需要等待中石油的觉醒和良心发现,公众可以分兵多路,向中石油讨要血债。那些被雇佣去捞油的人,为预防将来身体得上怪病,可以要求中石油先支付巨额的医疗费;那些生意受了影响的渔民和旅游公司们,可以开出高额的索赔单,逐一把中石油公司送到法庭,索要赔偿。那些死去的鱼和鸟,那些不堪重负的海水和礁石,可以委托公益诉讼律师,向中石油讨要“身体损害费兼精神损失费”。估计只有社会的大棒持续地敲打这个冥顽不灵的行业巨头,才可能让这个笨拙的企业缓慢地从酣睡、冷漠中,苏醒过来,知道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像昨日那么容易敷衍,今天的环境责任已经不像过去那么轻易逃脱。(201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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