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组织

中石油不该回避环境责任 冯永锋 中石油真不愧是世界五百强，他们能够忍着巨大的悲痛，在尚未履行环境赔偿责任，尚未对公众作出道歉，尚未对渤海湾下跪鞠躬的时候，居然开起了庆功和表彰大会。这真正的是有古代皇帝的风范了，战士们在前场拼杀，他们的后宫寻欢作乐；战士们在前线全线崩溃，死亡惨重，他们在五星级酒店的金銮殿上把酒临风，大吃肉糜，一次起玩起了官商联欢。 中石油一直在炫耀它的有钱和庞大，炫耀它的“央企”优势，炫耀它的领导人是可以与政府的部长同级，炫耀它的巨大的身躯已经把在世界大企中挤占了一个坑位。然而这有什么用呢？当一个企业上不知对资源和生态的尊敬，下不知对污染和伤害的赔偿，中不知对受害人群的贴补和致歉，这样的企业越大，越证明我们的企业没有希望，没有未来，只能靠持续地吸吮生态的奶水而苟且偷生。 中石油之所以能够这么富裕，不是因为中石油有什么企业经营水平社会发展能力，而是因为中石油一直占据了垄断性的资源优势。光占有资源也没关系，对资源给出足够的“资源费”也很好；不给足资源费也没关系，对资源所在地的居民和生态能够给出合理的补贴和占用费，也算过得去。然而中石油发财靠的，是以极低廉的资源成本，获得极高昂的企业利润。中石油靠的，是以央企庞然大物的势头，去欺压公众和同行。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央企一样，中石油给了员工超乎寻常的高福利待遇，以至于这个企业成了社会钻营的对象和目标。因此，大家在中石油于风景名胜之地发生爆炸和泄露这样重大环境灾难事件之后，社会相信中石油能够做出高调的回应，表现出一个央企应有的企业社会责任风度。 然而没有，不知道多少天过去了，公众等来的是中石油声称自己“负次要责任”，它们的理由也简单，说这是在原油交卸的过程中，“承包商”管理不善、操作不当导致，因此，于中石油没有太多的关系。要把海洋污染的原油撇清，靠的是渔民伯伯的徒手捞油，而中石油把这么重大的一个污染事故，仅仅靠几句话，就撇清得一干二净，这样的逃脱责任的本领，这样当着公众的面随意给自己开具免罪符的本领，确实超出了公众的想像力，也肯定超出了公众的忍受水平。 环境责任这个东西，其实是最好追究的。现在公众和环保组织对于企业的环境责任追究，早已超出了“直截了当”的境界。这几年，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环保组织开发出了“绿色供应链管理”项目，就是告诉企业，即使你本身没有污染，如果你销售了污染产品，那么你也有责任，像超市就是这样；同时还告诉企业，即使你本身没有污染，你购买了污染的原材料、半成品、配件，安装到你的产品或者服务中，那么你也同样负有责任，比如最近对著名电子产品消费品厂商苹果公司的“重金属污染责任”的追究，就是这样道理，苹果公司可能没有直接排放重金属到环境中，但它全球热卖的Iphone中，有许多配件是持续向环境排放重金属的企业所制造的，那么苹果同样要担当起环境责任来。不仅仅是苹果如此，所有的电子产品消费品厂商都该哪些担当；不仅仅是沃尔玛、麦当劳是如此，所有的企业都同样要这样经受公众和环保组织的考核。 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中石油公司，那么中石油就在环境领域的理解力和智力，就显得太过低级，太需要环保组织给它补贴知识了。中石油雇佣了一帮人给自己干活，然后这些人出了事故，中石油居然说自己不承担任何责任，这样的说法，该让其雇佣的队伍多么的伤心？央视当年雇佣了一批人在“大裤衩”那给自己庆生放焰火，结果导致“新业务大楼自焚”，该负主要责任的，当然是央视。如果连这样的道理都不懂，都不愿意去参透，那么把中石油取消其“央企资质”，鼓励消费者不购买中石油的产品，估计是必须的事了。 想来中石油公司肯定响应国家号召，也编制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不知道2011年年初编制2010责任表现、公众形象表现的时候，中石油的笔杆子们会如何进行涂抹这一段污黑的历史。想来按照中石油当前的这个思想，一定又是“表彰为先，鼓舞士气”，拒绝谈给自然和社会造成的灾难，拒绝交纳相应的赔偿和罚款。 即使大连海域的所有石油都已经打捞干净，中石油的污染事实也不可能清除。因为在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政府不得不紧急调配无数的公共资源，社会公众不得不腾出无数的眼睛和头脑，来帮助“治理”这起重大环境责任事故。为此，中石油应当核算一下，社会为了帮助中石油共渡难过，耗费了多少本来可以用来做其他公共事务的良好资源；公众为了围观这起事件，花费了多少血汗；生态环境为了消纳这起污染，承受了多么大的痛苦。 何况，大连海域的原油并未清除，所有造成的影响远未消褪。以中石油的庞大员工系统，完全可以想像得到，当一只只鸟类在挣扎中死去的时候，当一粒粒沙子被石油包裹而呼吸不畅的时候，当行走在海边的人们被怪味所熏病的时候，中石油真的该摸一摸自己的胸口，想一想作为一个庞然大企的良心何在。 也许公众不需要等待中石油的觉醒和良心发现，公众可以分兵多路，向中石油讨要血债。那些被雇佣去捞油的人，为预防将来身体得上怪病，可以要求中石油先支付巨额的医疗费；那些生意受了影响的渔民和旅游公司们，可以开出高额的索赔单，逐一把中石油公司送到法庭，索要赔偿。那些死去的鱼和鸟，那些不堪重负的海水和礁石，可以委托公益诉讼律师，向中石油讨要“身体损害费兼精神损失费”。估计只有社会的大棒持续地敲打这个冥顽不灵的行业巨头，才可能让这个笨拙的企业缓慢地从酣睡、冷漠中，苏醒过来，知道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像昨日那么容易敷衍，今天的环境责任已经不像过去那么轻易逃脱。（2010.8.10）

  舟曲：“灾害高发区”生存之痛    冯永锋     8月8日凌晨，甘肃甘南州舟曲县发生重大泥石流灾害。舟曲本来就是世界闻名的自然灾害高发区，近年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到底是加剧这些自然灾害，还是能够有效减缓灾难发生？ （小题）舟曲是世界闻名的地质灾害高发区     舟曲的地质构造本身就存在不稳定因素，舟曲地质历经燕山运动和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呈东南-西北隆起延伸，在长期挤压、扩张、褶皱和不断复合过程中，形成地质体不连续、不完整、不稳定，造成多期性断裂构造。如今舟曲境内山高沟深，地形起伏强烈，褶皱断裂发育，软岩分布广，岩体破碎。舟曲的地质山体构造本就十分松散，这是孕育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温床。     滑坡和泥石流是舟曲境内的两种主要山地灾害。舟曲的一些地方，像锁儿头、泄流坡、南峪、谢家坡等，都是闻名全国乃至世界的大危险滑坡地带。穿越全县的省道313线，路上处处是政府设立的滑坡群防点警示路碑据统计，舟曲县共有滑坡隐患点43处，白龙江河谷是滑坡灾害分布最集中的地带，舟曲城区是全县滑坡危害最严重的地区，省道313线仅两河口至县城17公里的路段两侧就分布着13处灾害性滑坡，滑坡灾害点遍布全县22个乡的116个村社。如此密集且活动频繁的滑坡分布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属罕见。 　　记者了解到，滑坡灾害经常毁坏公路、桥梁，阻断交通，危害十分严重，一旦爆发，方圆很大地域都可能遭遇毁灭性的灾难。1981年以来，像泄流坡，1981年以来发生过近10次大规模的滑坡，这里的山体常年蠕动，不断有碎土块从山上滑落下来。省道313线从坡前穿过，过往车辆路过此处时全部加速行驶，一刻也不敢停留。几乎每天都有大量的碎土块滑落在路面上，每天早晨都要用推土机清理路面。     舟曲县泥石流灾害隐患点同样分布广泛，舟曲全县共有86处之多，白龙江河谷犹为集中，仅两河口至县城就有12条灾害性泥石流沟道，寨子沟、硝水沟、三眼峪沟和罗家峪沟等高频泥石流沟直接威胁着县城的安全。像这次引发泥石泥灾害的三眼峪沟，在1978年、1989年和1992年曾经三次爆发。    水资源丰裕是舟曲县得天独厚的条件，白龙江、拱坝河、博峪河横贯县境南北，然而，近年来，每到汛期，三条河流河水暴涨，洪水冲出河堤、漫进村庄，洪涝灾害严重威胁着沿岸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小题）经济开发加剧自然灾害         去网上今天查一些资料，发现舟曲县自然灾害高发，是从上世纪初开始的。而正是从这时候开始，舟曲县对森林资源的开发越来越频密。据《舟曲县志》记载：“舟曲山地，层峦叠嶂，万山皆翠……上世纪50年代县境森林覆盖面大，山清水秀，生态环境平衡，空气清新湿润……以后由于大面积开荒、毁林，……水土流失严重”。1958年“大跃进”时期，这里的森林资源遭受到掠夺性破坏。据统计，从1952年8月舟曲林业局成立到1990年，累计采伐森林189.75万亩，许多地方的森林成为残败的次生林。加上民用木材和乱砍滥伐、倒卖盗用，全县森林面积一度每年以10万立方米的速度减少。     而同时，作为国家级贫困县，舟曲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农业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80%以上，但耕地中川地仅有1.5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10.5%，农民只能通过开垦陡坡地增加土地面积而维持生存，50年来，县内各乡40度以下的坡地已大部分被开垦。开垦坡地不仅严重破坏了植被，而且破坏了地质环境，开垦出的土地不仅未给当地群众带来经济效益，反而造成了大面积的水土流失，加剧了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发生、发展。     舟曲县近年来加快了道路建设，公路交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建设，但由于特殊的地质构造，修路需切坡削方、炸山开路，导致岩体松动、坡脚开挖，从而引发了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更激活了昔日的老滑坡。穿越县境的省道313公路两侧灾害密集发育，就与挖坡修路有极大的关系。此外，舟曲发育的滑坡体上大多有村民居住，如锁儿头滑坡、南山滑坡、南桥滑坡、中牌滑坡、谢家滑坡等，这些地方水源短缺，居民饮水、农田灌溉都需修建引水工程，这也有可能诱发滑坡和泥石流。     新型的工程建设也可能诱发风险，像金矿开采、煤矿开采等。从2000年以来，舟曲县加快了对县域内的水资源开发，出台许多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大力开发水力资源修建水电站。从2003年至2007年，共有53个水电开发建设项目签订合同。近年来开工的电站就有好几座，像石门坪水电站、立节水电站、巴藏水电站、锁儿头水电站、插岗水电站、喜儿沟水电站、阳庄坝水电站等；整个白龙江干流准备进行梯级开发，要建十来座水电站。这些水电开发建设项目占全县各类开发建设项目的80%以上，41个在建或已建的水电站工程合计扰动地表面积达322.83平方公顷，弃渣达3834.8万立方米，水土流失预测量达74.9万吨。在这些开发建设项目中70%以上是由民营企业投资建设的，大多数业主存在水土保持意识差、经营不规范等问题，如果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管理办法，脆弱的生态环境又会遭到一次严重的破坏。 （小题）舟曲最需要水土治理专家     舟曲县地处甘肃省南部白龙江上游的深山峡谷之中，是我国三个典型地质灾害高发区之一。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距震中四川汶川县直线距离仅为200多公里，当时震级约为里氏7.5级，是甘肃省和甘南州的重灾区。2008年6月初，北京市国土资源局组成的调查队，抵达舟曲县后，分别对舟曲县全部19个乡开展地质灾害调查。最后发现，舟曲县山大沟深，地质结构松散，地处亚洲第一滑坡和泥石流多发地带，县城东侧、白龙江北侧的大川乡泄流坡滑坡体，是典型的多发性、断裂带、堆积性滑坡，震后舟曲山体被震松，如遇大雨或暴雨，发生山体塌陷和大型泥石流的可能性极大。震后比震前滑坡的位移速度多5倍，还有一些新增的隐患。当时，专家确定，舟曲全县有60多处滑坡，13处滑坡严重，威胁着下游村庄的安全，在灾后重建时必须高度关注。     为了减少自然灾害，舟曲已被列为长江上游水土保持重点县，各级政府加大了生态环境保护力度。2000年以来，舟曲县大力推进天然林保护工程，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已基本遏制了大规模的林木砍伐和坡地开垦。     据了解，舟曲县城人口居住密度非常大，居甘肃全省各县之首，几乎与省城兰州相当，人口密度如此之高的城区，恰恰处在自然灾害最易发的地区。针对这种发展与灾害之间的矛盾，有人曾经提出，最佳的对策只有两个，一是投巨资进行生态移民，二是投巨资进行水土治理。舟曲县的县长曾经说过，舟曲最缺乏的人才，就是水土治理专家。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山体塌方形成的“泄流坡”，日本地质专家曾多次考察，认定为世界第一大泄流坡，全面治理的费用将是天文数字。      

我谨代表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向远道而来的各位朋友致以热烈的欢迎。世界民主运动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这次聚会令人印象深刻。我对大家不懈地推进民主事业的努力表示衷心的赞扬。 　　我们相聚在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一方面，我们见证了民主国家数量的显著增长，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后半页，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趋势。经由不同路径， 民主国家在世界各地如欧洲、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涌现出来。这一波民主浪潮也于1997年席卷印度尼西亚，变革使我们受益匪浅。 　　结果，世界的政治图景发生了显著变化，并且在战略性地缘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方面带来一系列深远影响。在亚洲，几十年前日本曾一度是该地区仅有的 民主国家。但是今天，亚洲已是许多民主国家的共同家园。然而，同时我们也看到并行不悖的另一种趋势：即民主国家的不幸——军事政变、政治动荡、宪政危机、 两极分化、暴力冲突、向威权主义复辟以及失败国家。 　　我确信，这些倒退充其量只是暂时现象。民主——正如我们印度尼西亚人在自身经历中所深刻体认的那样——从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从来都不是一帆风 顺的，也从来不是线性的。它常常是一个不断试错的痛苦过程，充满跌宕起伏。所以不要绝望。我相信，21世纪的本能最终是民主的本能，并且21世纪的民主本 能将不可避免地比20世纪的民主本能更为强大。 　　这是因为世界将更多而非更少地被全球化的强大力量所席卷。全球化正带来更强的流动性——人、货物、服务、信息以及思想观念。国家、社区、家庭以 及个人将更加频繁地相互接触。繁荣将持续扩展，随之而来的是自我意识的觉醒。世界各地的中产阶级将持续壮大——这意味着，人类历史上将首次有超过半数的世 界人口迈入中产阶级行列。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力量及自信心的增长，中产阶级最终会在与其利益息息相关的决策方面寻求更大的透明度及问责制。没有一个政治体 制能够忽视这种诉求。对这些体制说，要么适应它以求生存，要么反对它走向灭亡。 　　令人惊讶的快速转变 　　无论人们对捉摸不定的“民主”一词如何界定，我都毫不怀疑未来属于那些积极拥护多元主义、拥护开放和自由的人们。我这样说是基于印度尼西亚的经 验。在1970和1980年代，印尼经济高速发展，人民满足于呆在专制体制的“舒适地带”，不计代价地追求稳定、发展和国家统一。 　　当时我们认为印尼人还没有做好民主的准备——民主不适应印尼的文化和历史环境。广泛接受的观点是，民主会带来国家倒退而非进步。因此，我们的政治发展被迫走上一条异常狭窄而僵硬的道路。威权主义的确定性被认为胜过民主的不确定性。 　　但令人惊奇的是，印尼人很快摒弃了这种看法，迅速转变了思维倾向。是的，在民主变革的方式和速度上，我们经历过喧嚣式的自我反省和嘈杂激烈的公 共争论。但自1999年首次举行具有变革意义的自由选举10年以来，民主在印尼已经不可阻挡，并且成为人们的生活常态。印尼人民不仅自由而热烈地视民主为 给定的事物、为自身的权利，而且日益将自己当做政治体制的主人。 　　这表明，印尼人内部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民主冲动，这种内在动力需要适当时机被激发出来。同时还表明，个人和社区一旦品尝过民主实践和实际做出个人选择的滋味，他们就会紧抓不放，并且在民主受到威胁时奋起保卫它。简言之，我们唤醒了我们的民主本能。 　　印度尼西亚的民主经验也以另一种方式得以呈现。几十年来，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思想和政治环境中：暗示我们只能在民主和经济发展二者之间作出抉择。“二者不可兼得，非此即彼，”他们说。许多年来我们相信这种说辞——果真选择了经济发展，放弃了民主。 　　我并不想对我的前任作出预判。但我可以告诉大家上述情形在印度尼西亚已经不复存在。今天，我们的民主体制日益稳固，同时在G20国家中印尼的经 济增速位列第三（仅次于中国和印度）。也就是说，我们不必被迫在民主和发展之间作出抉择——二者可以同时获得！并且我们做到了二者兼顾！ 　　联想到十多年前人们对印尼发出的世界末日般的预言，我们的民主经验就显得更加不同寻常。在印尼刚刚踏上民主道路时，国内外充满质疑，认为我们会 失败。当然了，有什么理由不失败呢？当时印尼完全乱套了：经济总量下降12%，种族暴力甚嚣尘上，东帝汶（EastTimor）分离出去，恐怖炸弹遍地开 花，宪政危机连绵不断。在1998年到2001年期间，我们经历了四任总统：苏哈托（Suharto）、哈比比（Habibie）、阿不都拉赫曼.瓦希德 （AbdurrahmanWahid）以及梅加瓦蒂.苏加诺普翠（MegawatiSukarnoputri）。托马斯·弗里德曼 （ThomasFriedman）将印尼比作俄罗斯，称之为一个“混乱的国家——庞大臃肿而运转不灵，异常重要而失败不起”。许多人预言，东帝汶分离之后 的印尼将会四分五裂。一些人甚至言及我们将成为一个失败国家。 　　然而上述怀疑经证明是错误的。印尼的民主日益巩固，三次全国大选和平地如期举行，分别是在1999年、2004年和2009年。秉持民主精神， 我们和平地解决了亚齐争端，顺利地推进巴布亚省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我们将保护人权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大刀阔斧地推进分权改革。印尼没有倒退，而是在进 步。1 　　这里，宝贵的经验在起作用：无论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如何恶劣，无论社会变化如何急速、不可预测，民主国家都能顺利度过难关。这是一条上升的路。希望永在，我们不可轻言放弃。 　　值得牢记的是，印尼的民主完全有可能轻易走上另一条发展路径——螺旋式下降，最终分崩离析。我个人认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引导我们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作出正确选择。但同时我也清楚，这并不仅仅是运气。民主得以运转需要的是信念、纪律、果断以及创造性的随机应变。 　　我们所汲取的一条关键性教训是，民主必须与良好的治理相结合。在民主转型早期，这是最为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都沉迷在对新拥有自由的陶醉之中， 而这种沉迷时不时对政府治理带来损害。在一些地区，民选领导人治下的管理不善和贪污腐败更加严重。很快，我们认识到民主并非一剂万能药。仅仅依靠选举并不 能自动解决长久以来的贫困、腐败、分裂以及失业问题。领导人如果长久沉溺于民粹主义话语而不能带来所欲求的发展成果，最终伤害的是选举他们上台的人民。 　　就印尼的民主转型而言，也只是在民主与良治相结合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增进国家统一，解决矛盾冲突，促进经济发展，增强社会凝聚力。这就是为什么 我认为本次大会就“民主如何更好地为人民带来实惠”展开讨论异常重要的原因。怎样才能选举产生更优秀的领导人？如何保证更多的民主意味着更少的腐败？如何 确保民主产生负责任的、积极回应的政府？ 　　民主的魅力不仅仅在于选举权，更在于为公民提供更佳发展机遇的愿景。当我们试图达到此目的时，我们应该始终牢记：良治既非民主本质，也非民主专 有。非民主以及半民主国家同样可以发展出良治。每一个——我指每一个——政治体制都必须去努力赢得实现良治的珍贵声誉，而不应将其视为理所当然。 　　坦率地说，印尼民主发展的一个关键性挑战是如何将“金钱政治”降到最低限度，并最终将其抛弃。我明白，即便对许多西方和非西方历史悠久的民主国 家来说，这都是个问题。大家都知道，金钱往往与政治如影随形，其方式五花八门。但金钱政治会严重损害民主体制，因为它诱使民选领导人和政客为其主子服务， 而置公共利益于不顾。它导致一种虚假民主，这种所谓的“民主”悖逆公众信任，践踏民主理想。金钱政治越盛行，民众意愿越受忽视，民主受损越大。毫无疑问， 对印尼民主体制来说，无论是短期、中期还是长期，打击金钱政治都将是一个挑战。 　　印尼民主得以运转的原因之一在于我们从过去汲取了一条惨痛教训：那就是国家的未来必须立基于制度和规则，而非领袖个人。当然，历史充斥着伟大的 男性和女性。但依赖领袖个人力量的政治体制将益发难以维持。正像印尼所两次经历的那样：政治强人下台后，整个制度也随之崩溃，因为制度仅仅是领导者的个人 镜像。因此，我倾向于将政治强人定义为这样一群人：他们有能力发展出一套持久稳定的制度。 　　这就是为什么对印尼民主发展来说建立持久性制度极端重要的原因所在。这也正是过去十年我们所做的工作。定期选举保证了政治问责制及权力的和平交 接。总统办公室不再是曾经大权独揽的全权执行机构。军队和警察不再干预政治。我们有一整套制衡机制。议会充满活力且完全独立，司法部门亦然。这些机构之间 的宪政关系都有明确界定。法治在印尼至高无上。 　　所有这些都至关重要，因为领导人可以频繁交替，整个体制却必须岿然不动，民主也必须持续向前。真的，当2014年结束第二任任期之时（真主啊，我很乐意），我希望国家事务一切如常。那将是民主在进步的一种标志。 　　源自内部的变革 　　我们的民主得以确立的一大原因在于它完全是内部生成的。民主不能从外部强加。非发自内部或者不能激发国内民主化能量的民主国家无法持久并终将经 历政治退化。是的，印尼的民主始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所引发的政治危机，当时的金融危机源自国外。但是铲除贪污腐败、官商勾结以及裙带关系的意愿却完 全源自国内。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源自国内。重建印尼的决心同样源自国内。这些因素并非外部强加，而是印尼人民的真实意愿。 　　当然了，我们一直保持心胸开阔，四海宾朋使我们受益良多。然而，民主试验的利益攸关者最终还是我们自己。成功抑或失败都系于我们的作为或不作 为。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85%的印尼民众认为国家正在向正确的方向行进，这个很能说明问题。也许他们不认同执政党或反对党，也许他们对政府的政策持批评 态度——这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打心底相信民主体制在起作用，并且对此充满乐观。对印尼这样的新兴民主国家来说，这个非常令人鼓舞。这是民主走向成熟的标 志，也意味着只要信任民众你就会无往而不利。如果过去十年印尼所经历的三次大选教会我们些什么的话，那就是：选民远比大多数政治家所认为的要睿智得多。 　　政治家也许会诉诸选举舞弊，欺骗愚弄公众，煽动仇恨情绪，诱惑选民走回头路，或者向选民承诺一切。然而选民最终会做出自己的判断，在投票站负责、审慎而理性地投出选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一幕正在普遍上演，而与选民的教育程度和经济条件无关。 　　因此，如果说印尼在最近的历史中作出了正确的选择，那也是因为决断权掌握在以极大审慎行使该权力的善良民众手中。在过去的三次大选中，民众大量 地参加投票。即便投票是非强制的，而且复杂的投票程序要求选民几个月内频繁去往投票站，但印尼民众始终保持着非常高的投票率。选民们明白，在其选票与国家 未来之间有着确定无疑的直接联系。这就是为什么“民主社会最令人痛心的挥霍是对民众授权的挥霍，而最为珍贵的财产是公众信任”的原因。相信我，一旦失去这 种信任，你将永远无法复得。 　　事实上，我将民主发展视为一个扩大人民机会和向民众赋权的持续过程；一个促进性别平等、更多妇女得以参政的过程；一个持续关注边缘群体的过程； 一个在国家的发展方向上寻求全国共识同时避免多数暴政的过程。民主发展寻求建立这样一个民主社会：在那里每个公民都是利益攸关者。 　　对印尼这样极为多样化的国家来说，民主发展绝非仅仅意味着促进多党民主，它还意味着建立一个保障人人享有宗教自由的多种族民主社会。伊斯兰教、 民主制以及现代性可以共生共存，这一点我们印尼人已向世人作了展示。穆斯林信徒对安拉的宗教义务、其作为一个多元社会公民所负有的公民义务以及他在现代社 会取得成功的能力，三者之间没有任何冲突，这方面印尼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在我们国家，伊斯兰政党是民主的最坚定支持者——他们有一万个理由这么做，这也是 一个有力的佐证。 　　这种存在于印尼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特有的温和、开放以及宽容是21世纪世界秩序的火种，这种秩序以文明之间的和谐相处为标志。令人悲伤的是人类 运气不佳，没有一个世纪不充满文明与文化的冲突竞争。但21世纪将会有所不同，其无须也不必成为一个文明冲突的世纪。21世纪可以具备这样一种鲜明特征： 全球良知浮现、不同的文化与文明共同努力以促进人类和平进步大业。 　　这就是我为什么对这次大会“跨文化团结”这一主题表示赞赏的原因。时机已经成熟，让我们立足文化团结共同促进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从而将21世纪打造成人类历史上最佳世纪。 　　译注：1、亚齐争端：亚齐是位于印尼苏门答腊岛北端的一个地区。1949年印尼脱离荷兰独立后，亚齐分离主义者认为亚齐有权决定是否加入印尼。经过近30年的流血冲突，2006年印尼国会通过《亚齐自治法》，赋予亚齐地方政府更大自治权，结束分裂，实现了和平。 　　作者：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 （Susilo Bambang Yudhoyono） 　　译者：@Ytblf 　　校对：@Freeman7777 

在香港，结婚登记其实很简单。提前跟婚姻登记处预约好时间，到时候带上两头证婚人就可以办理。整个过程方便快捷，下面以我的朋友Wei和Daya的登记过程来说明一下： 早上，我们从南丫岛出发，坐船去香港岛。在码头，先来个合照。 在船上，Wei和Daya不断看着对方傻笑，均表示非常震惊。 在中环合照留念，然后继续傻笑。看来结婚对人的神经冲击非常大，未受过专业训练的朋友请慎重。 到婚姻登记处交验了证件后，有关部门会领新人及家属进入证婚现场。然后拿出一张纸（照片中红色的那张），双方要分别念完。纸上的内容，大概是要效忠对方，至死不渝之类的话。 然后就到了签字的时刻。按照Daya的话来说，这是人生最重要的“合约”，不过看他的样子还是很轻松的。 应观众要求，Wei和Daya互相亲吻。至此，婚姻合约正式达成。

下午三点半从广州的家里出发，到东站，坐火车到罗湖，坐东铁到红磡，转巴士107到香港仔海滨公园，时间已是晚上的八点一刻，走到旁边的香港仔码头，刚好能赶上8点35分去南丫岛的最后一班渡轮。 Wei和Daya买完东西，也过来了。他们明天去登记结婚，所以今天从南丫岛出来，到城市购物，准备明天的婚礼。面对婚礼也可以这样平平实实，我不禁喜欢上这样的日子了（虽然不是我过的）。 轮渡上乘客很少，加起来不到五个人。只是二十分钟的水路，就把香港的繁华隔在了后面。南丫岛就是这样一个幽静的地方，我们在北角村下了船，走着的，居然是乡间的小路，旁边是香蕉树，高高的草，偶尔路中央还趴着一只大大的蜗牛──要不是Wei特意用手电筒提醒，我还真的会不小心踩到，那样就罪过了。 在路上，Wei说，今天是我和Daya单身的最后一天了。按习惯，我应该带Daya出去疯狂一晚，不过显然我们都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最后我们合照一张，作为Daya结束单身的留念。 祝福Wei和Day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