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组织

9月20日下午，一场极具新意的“拇指印”支持行动在美国纽约中央车站广场拉开帷幕。 由纽约艺术家伊恩·赖特设计的数万个“大拇指”马赛克拼图，展示了来自全世界40个国家超过300万人对国际儿童慈善机构救助儿童会 “每一个” 婴幼儿生命关爱行动的支持。

　　最早听到有关薛晓路的评价是来自中国首家自闭症儿童教育机构星星雨的创办人田惠平。那时，由薛晓路执导的《海洋天堂》刚刚上映。“她是个太低调的人，完全不考虑自己的名利。”这是田惠平对薛晓路的评价。而在这个评价的背后，是薛晓路同田惠平16年的公益之情。 　　1994年，薛晓路正在北京电影学院上研究生。偶然之中，她看到一篇关于自闭症的报道，了解到一个9岁自闭症儿童杨弢的母亲田惠平来到北京，创办了国内第一家服务于自闭症儿童的公益机构——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薛晓路联系这篇报道的记者，辗转找到了田惠平。那时星星雨只有3名老师，却收留了20个自闭症孩子，办公桌和板凳都是旧的。星星雨和田惠平都让薛晓路心动。就是从那一天起，薛晓路与田惠平开始了长达16年的友情，她成了星星雨最早期的一名志愿者，每周都会去一两次。 　　随着与自闭症这个群体接触的加深，薛晓路理解到，当家里有了一个自闭症孩子后，日子会过得多么艰难。1996年，薛晓路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进入中央电视台科教中心工作。她开始利用手头的资源，帮助星星雨制作一些视频资料，扩大宣传。 　　尽管薛晓路写过非常多成功的剧本，也有许多朋友建议她写一部以田惠平为缩影的自闭症家庭的作品，但薛晓路一直没有动笔，她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 　　直到有一天，薛晓路在聊天中忽然问田惠平:“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是有一天出事了，杨弢怎么办？”让薛晓路想不到的是，一向开朗乐观的田惠平突然之间泪流满面，说：“我要是走了，就会带着杨弢一起走。” 　　薛晓路决定动笔写了，为了更多的“杨弢”和“田惠平”。电影上映后，自闭症患者的亲人们边看边痛哭，更多的则是普通观众流下热泪。许多自闭症患者因为这部电影，平生第一次走进了电影院。

　　近年来，随着中国基金会特别是非公募基金会的逐渐兴起，本土草根NGO也开始了“断洋奶”“喝母乳”的过程——同本土基金会合作。随着双方合作的不断深入，各种新问题、新现象也不断涌现，有人形象地称目前的合作阶段正在从“蜜月期”进入“磨合期”。究竟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发展中的问题，而对于这些问题又有什么好的破解办法，本期嘉宾对这个公益新话题进行了各自解读。 　　 ★背景 　　公募基金会NGO合作难度大 　　主持人：请嘉宾介绍一下基金会同NGO合作的背景。 　　徐永光：中国基金会有两类，一类是公募基金会，还有一个是非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是在2004年出现的，它依据的是基金会管理条例，公募基金会最早出现在1981年。而在20多年以前，几乎没有什么草根组织，所以公募基金出现的时候，想合作也没有对象。公募基金会在过去20多年的活动的惯性都是从社会拿钱，钱拿到以后在做项目时一定和政府合作。这种合作不用承担人工成本，而且政府能力很强并匹配资金。这样的合作让公募基金会得心应手。因此，公募基金会要转弯找草根组织合作难度蛮大的。 　 　★基金会观点 　　用奉献意识接纳NGO不足 　　主持人：基金会同NGO合作中出现了哪些问题？是否有什么好的解决方式？ 　　徐永光：基金会同NGO合作过程中会碰到一些困难，比如说评估，结果往往不是很好，原因是NGO财务不规范，但草根组织财务的确比较难规范。他们有的是在工商登记的，有的甚至还没有登记。草根组织多数存在队伍不稳定、能力不足的问题，在项目实施过程当中和政府合作方面缺乏经验，有时到处碰壁，沟通能力比较差。但是，如果因为他们能力弱就不资助，他们的能力就更弱，所以我们应该为资助承担风险，这需要有奉献意识。 　　用沟通去寻找双方平衡点 　　主持人：万通和南都一样都是资助型的基金会，但好像在同NGO的合作观点上有所不同，万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李劲：今天的话题背景是新形势，那么，新形势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想主要是企业在承担和支持非公募基金会，这是很重要的背景。企业对财务和目标性管理比较严格，所以我们会很认真地探讨基金会的资金管理投放到底达到什么程度才对双方的发展是最有利的。我们要获得资助人的支持，同时也要对NGO的发展负责。所以，在项目财务、支持和监测上面我们一直注意松紧适度，太紧会让NGO无法做事，但太松又会让他们想做什么做什么，我们一直在探索最合适的点。因为与NGO的视角、立场不同，所以我们必须去同他们沟通，沟通过程就是双方学习进步的过程。 　　★NGO观点 　　成熟合作需有战略性眼光 　　主持人：资金是否一直都是草根组织同基金会合作中的最大压力？ 　　李涛：我们强调合作一定要保证成功。成功一方面是有利于我们合作伙伴的建立，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草根组织首先对服务人群负责，其次要对基金会负责。很多草根组织也会有不同的分化，一种是“有奶就是娘”，无论怎么样，有钱我就拿，无论做什么，给钱就行，因为它要活下去。还有一类，很多草根族越来越成熟，他们会从战略性合作方向去考虑，比如，即使目前的合作保证了草根组织的发展，但在资金万一断裂情况下怎么样生存，在同基金会合作之前，他们内部都有很好的评估，要有些风险预案去做，这是草根组织的压力。 　　自我能力建设是发展之道 　　主持人：大家一直在说各自有能力不足之处，那自身能力的核心内涵是什么？ 　　李涛：最核心的是机构自我学习的建设。很多人把能力建设简单理解成提供培训,但是，绝大多数NGO参加完了能力建设后，觉得讲的是一回事，应用是一回事。因此，如何把概念转化成可以应用的能力，这是基金会大有作为的空间。像“协作者”每年都会进行两到三次内部团队能力建设，这个建设分成两类，一类是互相之间工作的评价和自我反思经验的分享，跟自己身边的人学习。再一个是对项目的评估，通过总结经验，提升能力。“协作者”所有项目活动当中，一直有两套指标来衡量，一是活动本身，服务人群受益多少；第二个是内在的，我们参与活动工作人员的能力提升了多少。如果这两个指标有一个出现了问题，我们都会说这个活动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我们应该为资助草根NGO承担风险，这需要有奉献意识。 　　——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 　　★嘉宾 　　★主持人 　　★共识 　 　合作要以共识为前提 　　主持人：NGO和基金会之间到底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平等架构关系才能够使双方合作能力达到平等的共赢？ 　　李涛：我们选择合作基金会的前提是要达成几方面共识，一是看基金会的理念是什么样子，跟我们是不是吻合，这个非常重要，就像交朋友一样，话不投机半句多；第二看战略定位上面，关注的领域是不是有很大交集的点，有共同的目标可以做。剩下的就是通过具体项目的合作看双方能不能在较短时间内通过磨合建立起比较融洽的关系。我觉得如果自己还没有具备创新型的完整项目，那宁愿等一等，否则急于跟基金会合作，很可能未来连伙伴都做不成。 　　徐永光：合作一定平等的，我们经常对合作机构讲，你们能够把项目做好就是对基金会最大的支持。所以双方的关系一定是平等的。 　　李劲：双方在公益生态里边是共生的关系，没有NGO实施项目，基金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我们很少说我们的合作伙伴是受助方，我们的概念都是合作伙伴。另外，我们在工作中强调去监测项目，并不是监督项目，也不是督导项目，实际上是和合作伙伴一起工作，让项目按当初设计的方向前进。这样的关系才是健康的关系，如果因为有钱就可以指导人家的话是非常幼稚的想法。 　　应携手应对共同敌人 　　主持人：如何构建出这种平等呢？ 　　李涛：刚才李劲举了很好的例子是学习者的态度。我想NGO草根组织和基金会并不是说谁去监测谁、谁去评估谁、谁去考核谁。因为我们面对问题是人生问题，都是人力发展领域里面极富挑战性的，我们表面看是缺钱的贫困问题，而其实是可持续发展能力问题。双方应该意识到，对方不是自己发展中的敌人，敌人是那些外部不良的环境，无论是来自文化的，还是来自其他方面的障碍。所以NGO草根组织和基金会携起手来，应对我们共同的敌人，通过行动去克服掉它们。只有具备这样的共识，双方才能建立起互相理解、尊重的和谐合作关系。 　　★展望 　　需构建健康公益系统 　　主持人：请展望一下双方合作的前景？ 　　徐永光：李劲提出过健康的公益生态系统，如果把它最重要的两个拿出来，一个就是有钱的基金会，还有一个是做事的NGO，这两块特别重要。在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中，做事的NGO非常发达，他们是公益慈善的服务终端。在美国，大量的服务是需要通过这样的活跃终端来实现，他们消化了大部分的资源，他们提供了美国10%的就业岗位，因此有大量的人在做服务。但在中国，公益服务部门是微乎其微的。未来的趋势一定是越来越大，这个“大”需要让他们能够很方便地注册，获得合法性身份。还有一个必须要给他们“喝奶”，要母乳来喂养。母乳从哪里来，母乳第一要来自基金会，另外，还有政府购买服务。 　　★公益小词典★ 　　NGO： 　　是英文non-government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一词的缩写，草根NGO则专指民间的非政府公益组织，是指以非营利为宗旨，为社会提供服务的机构。“草根”一词通常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同政府或决策者相对的势力；一是指同主流、精英文化或精英阶层相对应的弱势阶层。之所以叫草根，是因为草根一是顽强，二是广泛。 　　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 　　基金会分为面向公众募捐的基金会即公募基金会和不得面向公众募捐的基金会即非公募基金会。公募基金会按照募捐的地域范围又可分为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和地方性公募基金会。

　　我希望有一天这个社会能够更公平一点，作为一个劳动者在社会中能够获得应有的尊重，他的付出能够得到应有的回报，就像温总理说的，作为一个劳动者能够有尊严地生活。”这是他对成功的理解 　　孙恒 守卫打工者尊严底线 　　“一天天一年年就这样过去，你拥有的只是一双空空的手，你总说也许明天日子就会改变，但清晨醒来后仍得继续拼命地干……” 　　这是孙恒写给一位被称为彪哥的建筑工友的歌。那时的孙恒，还在全国各地流浪卖唱，在社会的最底层，过着贫贱而充实的生活。遇到过形形色色像彪哥一样起早贪黑的打工者，看过了社会最底层打工者最为真实的生活，他的理想从这里开始改变，他的人生从这里开始改变。 　　挣脱束缚寻梦 　　“小时候的梦想是到山外面去。” 　　到山外面去，小时候的孙恒，甚至还不知道到山外面去自己能够做什么。 　　从小在陕西成长的孙恒，有着西北汉子不羁的性格，这种不甘被束缚的性格，在他后来的人生路中，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来。 　　冲破束缚，走自己的路，是孙恒最想要的人生。 　　刚上初中那一年，父母带着他回了河南，正是这一次迁徙，让他的人生有了第一个具体的梦想，有了第一个转折性的改变。 　　“回了河南，听不懂河南话，也不会说，所以性格特别孤僻。班里举办联欢会，要表演节目，我不会。唱了一首歌，结结巴巴的，还跑调，很尴尬。”不服输的孙恒，就是因为在这次班级联欢会遭遇尴尬，有了做一名歌手的梦想。 　　于是，从初一那年起，孙恒开始追寻梦想的路途。他没有老师，唯一的老师就是父亲买给他的一台小录音机，他就是跟着那台录音机，一天天地学唱歌。 　　从河南安阳师范学院毕业后，现实的压力让他暂时放弃了当一名歌手的梦想。按照父母的意愿，他到河南开封的一所学校当了音乐教师。和其他老师不同，孙恒在给学生们上音乐课的时候，总是抱着他的吉他，带着孩子们唱歌。 　　然而好景不长，背离了传统教学方式的孙恒就感到强烈的束缚。“不务正业、误人子弟……”因为没有按照教学大纲授课，孙恒成了学校里的众矢之的，各种各样的指责蜂拥而至。 　　“那个环境，那种教育体制和地方上那种生活的气息让人窒息，生活像一摊死水一样，年轻人在那里什么都做不了，什么想法也不能有，特别压抑。”这成了当时的孙恒最真实的心理感受。 　　被安排好的人生，让孙恒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抗拒感。虽然父母放出了断绝关系的狠话，孙恒还是做出了反抗的姿态，背上吉他，开始了他的漂泊。而彼时的他，没有想过梦想是否基于现实，他当歌手的梦想，到底能在何时实现。 　　理想照进现实 　　初到北京的日子不好过，虽然挣脱了曾经被束缚的生活，而现实还是活生生地摆在眼前。生存，是孙恒踏上梦想追途后所要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 　　“一无所有，很迷茫，那时候在西客站做搬运工，只能为了生存打工。”背井离乡的生活就这样艰难地展开，但对于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孙恒来说，似乎艰苦还是可以扛得过去。对于他来说，虽然必须面对现实，得生存，要去打工挣钱养活自己，但是新的生活开始了，有无限的空间可以去创造。 　　“十块钱要花一个星期，一天一块多钱，买馒头咸菜，经常饿肚子。北京的冬天很冷，没有取暖设施晚上就会冻醒。”最落魄的时候，孙恒曾经有过这样的日子。但他却倔强地说出“再苦也不愿意再回去”的话来。 　　经历了在北京的摸爬滚打，孙恒依旧没有打开一扇让梦想得以实现的门。他开始在全国各地流浪，一晃就是大半年，而就是在这大半年里，他从不切实际的歌手梦中渐渐地苏醒过来。 　　街头、地铁站、建筑工地，这是孙恒的流浪生活中去的最多的地方。他抱着吉他做起了流浪艺人，收获的却是真正的人生之路的开始。大半年的时间，孙恒接触到各行各业的工友，有建筑工地的，有服务行业的，有保安保洁…… 　　工友们血汗交织的故事颠覆了孙恒从前对社会生活的认识。他开始给工友们写歌，把他们的故事编成歌曲，唱给他们听。那时的孙恒总喜欢到工地上去，找工友或是老乡聊天，在一个建筑工地上，他认识了彪哥。 　　“彪哥矮矮的黑黑的瘦瘦的，他说话特别少，头两天一句话都不说就坐在旁边，第三天他就开始给我讲一些他的情况……他说只要拼命干努力干也许日子慢慢会改变，但是一年到头来，剩下的只是空空的一双手。” 　　这些都是彪哥的话，孙恒把它写成了歌。工友们的故事让他强烈地感受到底层人群的悲哀，创造却不被尊重，奉献却没有公正的回报，默默无闻却没有人为他们发出声音。 　　“那种感觉是无法形容的，是会让你感觉到作为一个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我觉得当我给工友们唱歌的时候，我作为一个人活着才有意义。”孙恒说，“我觉得我是千千万万打工者中的一份子，所以我坚定了自己的位置和我对自己人生的一种认可。”。 　　从那以后，他的人生又有了一个重大的转折。这是一个新的起点，让他抛弃了从前不切实际的歌手梦，成为了为打工者发出声音的代表。放歌，是他呐喊时独有的方式。 　　“唱我们的歌” 　　“我们的孩子要上学，我们就办了学校，我们没有自己的文化，我们就创造自己的文化，我们就办自己的博物馆，唱我们的歌。” 　　2002年，孙恒和在打工过程中认识的一些有文艺爱好的工友一起，组织了全国第一个打工青年艺术团。他们利用业余时间，自掏腰包去工厂，义务为工人们演出。 　　孙恒说，他们的初衷很简单，就是自娱自乐，丰富工友的业余文化生活。 　　然而，演出的过程中，他们遭遇到越来越多的具体困难。 　　很多时候，演出结束后，工友们会来反应拖欠工资等一些只靠艺术团解决不了的问题。后来，通过社会各界的帮助，他们成立了工友之家。“来到城市打工时，我们就没有了家，所以才会想在城市有一个家，这样可以互相帮助。” 　　为了帮助工友解决困难，丰富工友的生活，让这个处在社会最底层的群体得到重视和尊重，孙恒和他的艺术团一步步地完成了创造性的改变。 　　打工艺术博物馆就是孙恒所走出的最具创造性的一步。博物馆是由一家废弃的工厂改造的，里面有2000多件展品，都是自全国各地的工人无偿捐赠的。包括工人的信件、照片、工作服、工具，还有与打工相关的一些物品。 　　现在，打工者社区为工友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文化生活，每天晚上，都会有一两百个工友下班后来博物馆的文化中心。那里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电影院、图书馆、体育场，虽然设备都还很简陋，但是他们可以在那里看书、打乒乓球、看电影，交流各种生活中的问题。 　　从最初只有几个人的打工青年艺术团，到现在的工友之家、打工子弟学校、打工艺术博物馆、二手货超市，在为打工群体发出声音的同时，孙恒团结起了这个弱势群体的力量，创造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逐渐获得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孙恒说，所有的事情最初不敢去想，现在却一步步地做起来了，但作为为弱势群体发声的代表，他能仍够感到自己的渺小。 　　时至今日，孙恒的生活异常忙碌，但他依旧穿着工服，抱着吉他，穿梭在各大工地，在打工子弟学校里给孩子们上音乐课，住在社区附近租的一间小房子里，和工友们生活在一起。父母也改变了最初的态度，非常支持他现在的工作，这就是他最为充实的人生。他说自己还没有成功，却在成功的路上。 　　“我希望有一天这个社会能够更公平一点，作为一个劳动者在社会中能够获得应有的尊重，他的付出能够得到应有的回报，就像温总理说的，作为一个劳动者能够有尊严地生活。”这是他对成功的理解。他会把改善打工人群的社会地位这件事情当作毕生的事业来做，虽然他可能会一辈子是个穷人，这却是他人生最真实的道路，最有意义的生活。 　　“我觉得自己其实也没有做什么事情，就是为工友们唱了几首歌吧。”孙恒说。然而，就是这位依旧朴实却很坚定的弱势群体的代言者，唱出了当今社会最有力最响亮的打工者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