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

一五一十 | 高中生对现今中国发展道路的疑问以及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

作者: 扫雷大可兵  |  评论(6)  | 标签: 自由 , 社会主义 , 民主 , 公民社会 , 一五一十部落 最近在一五一十看到了一篇同龄人写的一篇文章,杂七杂八的说点我纠结的事情。作者说道:我觉得是时候说些什么了。作为一个高中生,我没有真正意义上接触过社会。虽然我平时看电视多看CCTV2和4,看杂志多看《凤凰周刊》《三联生活周刊》,习惯上网浏览各家的评论,但要形成我自己的观点还真的很难。有很多问题按我现在的思维是解释不通的,甚至是矛盾的。但我仍然知道做事情要有底线…… 我在一五一十,一直是一个游客,在看到同龄人的文章后觉得也是时候说些什么了。因此我觉得有必要留下一点足迹,好让君知我高山流水之志!。平时挺关注时政的,今写篇时政文章。我想我能保持这一份独立思考的心这也挺难能可贵的。鄙人才疏学浅,水平有限,力不从心,无论从内容与体系,还是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都有不足之处,请读者指正。 一个高中生对现今中国发展道路的疑问以及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 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以及推动某些利益集团的财富积累,最根本的最大的因素是先进生产力(即科技)的进步与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路线基本上是从最初的原始社会到现在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和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 那么我想知道的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到底是怎么样的?现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到底能否使我们实现理想?现在我们中国的中国特色发展道路是条捷径还是弯路?对于这些疑问,我想先从我对共产主义的本质的理解谈起: 一,人竞人择的共产主义 人类是有欲望的,而且欲望有好坏之分。好的欲望可以促进人类进步,比如对知识和真理的渴求和对和谐的追求等。坏的欲望则会破坏社会秩序,甚至阻碍社会的发展进程,比如个人的私欲,人性的性欲贪欲占有欲等等等等。 人类是喜爱好的欲望的,而且当人类自己清醒的时候也是知道自己是不爱堕落的。这与西方所谓的天堂地狱,中华的释道儒讲的道理也大致相通。 但是如何才能使人类不被“魔鬼”缠身,使人间变成“天堂”呢? 最初人类在婴儿时期,其实是不存恶意的,一切皆为本能反应,并没有善恶之分。但是随着人慢慢长大,对世界也逐渐认识,那么人的本能欲望由于各种现实原因,一般不能像其在婴儿时期那样,在长辈的呵护下很快就得到了满足。从主要原因来看,这样的现实原因,其实就是人多粥少的社会现实造成的。那么随着人的长大,社会竞争也一直伴随着人的一生。混得好的,掌控的资源也就多。混得差的,一般顺从物竞天择也就被“自然”淘汰掉了。 这种模式我称之为人多粥少式社会。简单地说除了共产主义社会,其他的基本上就是这种人多粥少的模式。 那么,共产主义社会是如何看待上面的问题的呢? 我们平常接触到的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概念基本上是一些比较宽泛的观念。比如什么生产力高度发达;人类可以有非常多的自由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可以充分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学习各学科的知识;甚至人们可以想吃啥吃啥,想用啥用啥,怎么花也花不完等等。 我相信,上面那些描述其实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描述得太自由了。那些观念描述的社会形态根本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而是不可能实现的天堂。在天堂,人类可以毫无止境地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而且不会受到任何形式的约束。而在现实世界里,这根本没可能实现。就算要实现,那也只是少数人依靠剥削,实现的极端“天堂”(天堂只是一个没有普世价值的妄想)。 意识是物质的最高形态,但同时意识不可能仅通过满足人类自身的欲望就能反映普遍真理。乌托邦是不是天堂,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共产主义绝不是天堂。试想,如果一个人没有受到道德约束,没有被真理教化,没有真正悟到真善美(即自由),他有可能真正成长为“人”吗?仅仅拥有知识外壳的人,也最多只是内心空虚且狡猾的动物罢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核心其实就是全人类(即社会意识)悟道的过程。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的人们应该是佛,是神仙,是圣人,而不是所谓的人型高级动物,因为大自然是永远无法满足人类的无限欲望的,也或许只有天堂才养得起这些有很多知识和充满私欲的高级动物。 每个人如果只都为了自己着想,那么人多粥少不可避免。这样的话无论生产力有多发达,也填不满人类内心的欲望。最终,世上只剩下冰冷麻木的物竞天择之日,就是人类永堕地狱不得翻身之时。 二,以人为本的共产主义 以人为本最重要的就是倡导人们爱智慧,爱自由,爱哲学,爱科学。可是在现实世界我们总不能独自云游天下探访各路神仙或者一天到晚老是抱本书看吧,我们要生存,要赚钱啊。没错,现实就是悲惨得连人民的物质底线都保障不了,那还如何以人为本呢?那么在共产主义社会里,还会有这种问题吗? 我相信答案是:没有。那解决方案是啥呢? 要知道,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主导某些利益集团的财富积累,最根本的最大的因素是先进生产力(即科技)的进步与发展。如果我们的社会能保障人民群众一定程度的物质生活底线甚至道德舆论底线,以使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积极性去获取知识以创造价值,去领悟智慧以净化心灵,再进而反作用于社会,进一步提高社会生产力和下一代的素质,那么这距离共产主义应该就不远了。 那么,我们的祖国现在到底有没有能力保障人民最基本的物质生活底线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实际上,问题不仅仅是这么简单。单凭现实的经济大环境就很难进行上述的改革。而且人民群众的接受程度也是个问题。 不管如何,不才在这里大胆设想一下共产主义社会,来跟大家分享不才的想法: 现实地说,好的制度可以激发人们好的欲望,坏的制度则会给人们的邪念私欲钻空子。 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走的是马克思那一套,而且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但是同时,中国现在有很多的社会问题。 我认为,社会的发展最关键的是人的发展。社会发展的规律和人发展的规律是有相通的地方的。 所以我想先谈谈教育制度: 我们现在的高考制度实在是不适应现在的社会了,当初的确是利大于弊,可现在则是弊大于利。为什么?因为首先我们已经不缺大学生了;二,大学生过多且各种素质不高导致恶性竞争及各种社会矛盾加剧;三,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根本适应不了现在社会的各种要求。(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可能西部大开发还需要大学生去,东部的话,你要来不来,来了竞争还很激烈)一句话概括就是:还不改革吗? 当然啦,改革得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教育的作用。使少年们,青年们成为爱真理,爱智慧,爱自由,爱自己,爱他人,爱国家的“人”。这其实就是圣人。我极端地想像:当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是圣人时,我们的社会就不仅仅是共产主义社会而是直接上升为天堂了。(哈哈大笑!!!) 三,不断创造并保证价值的价值的共产主义 在这里我再说说经济制度。(我本人对经济并没有什么深刻的了解,只是爱想想而已,因此恳请斧正。) 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随着科技发展,一些旧产品就会降价呢?也许有人会说因为它是商品,我们国家现在要搞市场经济,不降价的话,哪有竞争力啊?可是我认为:或许它的使用价值跟新产品相比有所不及,但它本身的价值并没有贬值啊,或者说不可能也不应该贬值。因为劳动价值是具有历史性的概念,不可能更改。那为什么要跌价呢?价格一跌不就会导致(恶性的)价格竞争吗?这样下去,如果将来生产力发展到电脑只要20块钱,汽车500元的地步的话,我觉得,这种体制下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促进)科技进步模式是不可能使这个社会进入到共产主义的。为什么道理?因为社会总财富,总价值并没有因为科技进步而增加。相反,科技进步反而导致过去的劳动贬值,甚至如果科技进步的成果不能全社会共用的话,最终会导致垄断,甚至还有可能进而发展成国家资本主义等等。而如果科技进步的成果是全社会共用的话,将会导致生产积极性急剧悲剧。那么,这样的社会主义岂不是不可能实现共产? 而且如果社会经济是以尽量降价的方式来进行价格竞争的话,随着科技和其他生产力的进步,汽车,电脑,电器,手机等等都会变得越来越便宜。这样一来,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会大幅地提高。相比之下,人们会比过去更加容易享受到发展带来的好处。可是,同时这也会造成一个问题:人们会更容易得到享受,更容易得到满足。因为人类的生理结构是不会变的,因此对于物质享受的感受能力也是不会变的。换句话说,以前人们有口饭吃,就很满足了,而现在有的富人开宝马开奔驰换几部车都不满足。说具体点就是,这样一来,人们会变得“吃不了苦”。人们会毫无止尽不知疲倦地追求更高一级的刺激来获得享受,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这就像是在吸毒。因此在这种模式下,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剧,自然环境的破坏,资源能源紧张,阶级矛盾的重现等等等等问题的出现,也将是必然的现象。 所以我的问题是:当一个科技进步了,生产力发展了,为什么企业家们不把生产出来的新产品按照它本身具有的价值客观地用货币具体地反映出来呢?而且货币的造价太低了,因此对人类来说几乎是无限的,政府可以随着社会总财富和总价值的增加,加印大量面值相对低的货币或发行少量面值更大的货币来反映新产品的价值,以保证社会总价值的增加。而不是把黄金白银这类有限的而且是没有什么真正满足人类硬性需要的使用价值的资源当作社会总财富的象征。于是这样一来,随着价值更大的新产品的出现,社会也会出现面值更大的货币。即社会的货币面值完全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发达程度。有人可能会问,通货膨胀呢?汇率呢?对于这两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通货膨胀是咋回事?是在社会总财富,总价值基本上没有提高的情况下加印货币,那么直接导致钱多粥少,不够钱买越来越贵的粥。即粥就那么多,哪个“力气大”,哪个就喝得多。这是争抢式的社会模式,而且人们要拿更多的越来越贬值的货币去购买一件东西。而共产主义社会的加印货币和发行更大面值货币的货币制度是建立在社会总价值增长的基础上的,是随着总财富的增长而同步增长的。也就是说,不存在价值贬值现象和通货膨胀。那么汇率的话呢,其实和通货膨胀一样。只要产品价格不是以降价的方式竞争,其价格正确完整反映其价值的情况下,就不会出现上面两个问题。 四,保证价值的价值的核心:价值的历史性。(这一套理论是我个人对共产主义经济制度中价值规律的初步猜想,恳请斧正。) 所谓价值,或者说劳动价值,应该是具有历史性的,即不得更改,不得贬值。这里的历史性其实跟相对论描述的时空概念是相一致的。在研究自然空间时,我们不能忽略时间的维度,在研究社会领域也同样不能否定价值的历史属性。。一个产品现在是100元,假如十年后,科技进步导致新产品出现,那么我们不应该把新产品定价为100元(简单地说),而是定价成200元,旧产品的价格保持不变。至于200元怎么得来的,我是这样看的:前100元为旧产品的历史评价成本(旧产品的总价值全部变成历史评价价值),而剩下的100元包含了科学家或设计师工程师之类的直接导致此科技进步成果的出现的工作者(或团队)的工作成本和设计成本以及对此产品的当代定位成本和未来预期成本。三种时间成本概念(即历史评价成本和当代定位成本以及未来预期成本)的核心是叠加价值成本概念。而同时叠加价值成本概念的核心就是(具有历史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具体说就是:每当一个新产品出现,原先现产品和旧产品的属性要轮下去,新的变旧的,旧的变更旧的。它们各自的成本概念也要顺着轮下去。未来预期成本变成了当代定位成本,同时原先的当代定位成本也要顺着变成历史评价成本。 因此,要进入共产,必须重新定义价值,补充并丰富价值的内涵:要承认商品价值量的历史性。也就是说,既要计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本,也要计算“人类思维进步成本”和“人类科技进步成本”{其实这两个因素本来就应该计算,但是马克思以及后来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忽略掉了这个成本的计算。相反他们往往用相同类型产品价格越来越低(即降价)的方式来反映生产力发展带来的财富或价值创造,实际上这不但不能正确反映整个社会的价值创造,反而最终会导致“价值贬值”,(或者说:粥没多,钱还越来越不值钱)},最后还要计算三种叠加价值成本的预期影响,最后才能确定产品的最终价值。因此在这种模式下,新产品的价值一定会比旧产品的高,而且直接完整地反映在了货币上,保证了社会总财富的增加,奠定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 五,生产力发展,科技进步,文化丰富,社会变得更美好就是对人民的回报。 1,改革分配制度,所有生产单位的生产所得一律上交到人民银行,政府要钱找人民银行借去,人民要钱直接去人民银行取钱。人民银行是社会财富流动的中转站。当然啦,不用担心有人自私地拿很多钱。因为没必要要钱,除非此人核心价值缺失。那么具体如何审查,监管我就先不讨论。 2,改革货币制度,任何卖方不得更改物品的价格,价格标准一律由国家听取经济学家的意见后制定,任何人不得更改。价格反映价值这个实际上是人为规范的法律是共产主义社会财富增加的法律保障。 3,关于利润,投资,税收,建设的问题。 至于利润概念,我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为人们的收入来源已经不是通过压榨利润了,而且根据新的价值定义,产品的价格里面已经没有包含利润的因素,价格反映的是完整的价值,生产者已不需要通过把利润加入到价格中来获得好处。 那么关于税收问题,我认为:当社会发展到了共产阶段,政府绝对不应该征税。有人说:那还怎么建设国家呢?其实这是个原则问题。到了共产阶段,政府绝不能征税,而是转向人民借钱。所有的建设计划所需的资金全部由政府部门和民间智库系统研究后,出台计划建设报告,要多少,你就跑到人民银行借多少。而不是采取本质上根本不是共产主义的形式,即征税。(这里的人民银行不能被政府控制,政治和经济必须分开,人民银行里的钱基本都是各生产单位直接上交的暂存的钱,而且政府派建设部门和投资部门等等取完了每次政府的计划报告需要的钱后,剩下的,全部分配给人民) 至于投资问题,我认为应该归在国家经济建设那。而且那个阶段已经不可能出现一些具有大资本的个体。基本上,人民的私人资产来源只有一种,就是科技贡献或其他的文化创新之类的。因为每一个人民都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钱,他根本不担心生活问题,教育问题,工作问题,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和人民群众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合理,完善,科学,和谐,完全能够激发人民的创造力和积极性。人们不可能被私欲冲昏头脑,甚至每个人都道德高尚,心灵纯净。因此,只有以国家向人民(银行)借钱的方式,并经过经济学家等系统论证后,政府才能做出国家投资项目的决定。 说完了理论,让我们回到现实情况吧。 我相信现在共产主义在中国现阶段不能实现的真正原因不是什么生产力还不够发达,什么初级阶段至少100年不给变。现在我们国家的生产力已经完全足够解决我们十三亿人民合理的衣食住行问题,这是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和生活问题。(当然啦,我这里的合理二字指得是硬性需要,不是什么硬性需求。简单地说,硬性需求是一种,“人有钱买不到东西,得求人家走后门才能满足自己的个人的需求”的需求。而硬性需要则是在满足基本的人体生理需要并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非恶性欲望控制的正常发展需要)我相信,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除了生存问题外,其他的都不是最根本的。只要生存问题不再是问题时,就是一个社会可以开始共产主义大改革的时刻。(错漏偏颇之处不可避免,恳请斧正)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6 个评论 扫雷大可兵的最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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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边的S21监狱和画家

  S21监狱只不过是当时红色高棉十几座监狱的其中一所,1975年4月17日到1979年1月7日,先后有17000名犯人被抓到这里,最后,只有7个掌握特殊技能比如画画、雕塑或者缝衣服的人幸存下来。     狭小龌龊的监舍,估计才2平方大小。那个灰色铁盒使用来盛放粪便的。 S-21集中营在被改造前是Tuol Svay Prey高中,名称来自前皇家西哈努克亲王,学校共有五栋建筑。1975年,被改造成恐怖监狱和集体处决中心,将此地重新命名为「第21号安全监狱」(Security Prison 21;S-21)。柬共也改造了此建筑以适应囚禁犯人:建筑物周围绕起了带高压电的带刺铁丝网,原先的教室变成了一个个狭窄的拷问所,所有的窗户都被用铁条覆盖并绕上电线以防止犯人逃脱。    导游是华裔,父母在当时的劳动营经组织安排结婚的。他说,波尔布特当时专杀知识分子,就是戴眼镜的就认为是知识分子。3年执政期间杀掉近300万柬埔寨知识分子和农民。 在S-21集中营的生活是极端血腥恐怖的。到达集中营后,犯人们先要被照像存档。之后,他们被强制脱去所有衣服并去除所有可能的自杀物。然后,他们被带去没人的小房,那些要用手铐拷在墙上的犯人会被带往更小的牢房。而那些被带往稍大的牢房的犯人,则是所有人被铐在同一根大长铁条上。犯人必须睡在冰冷的地面,没有被褥,连睡觉时也是被铐着的。   七名幸存的囚犯其中一位是:Vann Nath 。由于他是一名画家,逃过死劫。   这是他画的审讯时的情形,现在他本人移居国外。       当时越军进入柬埔寨这所监狱的时候,在楼上的审讯室内床上还拷着几名惨不忍睹的死难者,越军中有摄影记者当时就拍也下来。现在那些照片就挂在当时的房间内。 用于拷打犯人的各种各样的刑具。  在金边的酒店里恰好看到了对红色高棉前领导人农谢的审判,由此引发了我参观S21的兴趣。  一般参加国内组团的旅游不会安排S21的旅程,因为团里有女同志的原因吧。相反我在S21看到不少欧美国家的游客,其中有部分居然是中学生。   S21监狱长:康克由 在联合国和柬埔寨组建的红色高棉特别法庭上,被以反人类罪起诉的红色高棉政要之一、S21监狱负责人康克由再次受审。面对S21造成17000多人死亡的事实,他辩解说:“所有指示都来自红色高棉中央,我无从逃避,因为我的家人是他们的人质。”已皈依基督教的他,流泪乞求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属的宽恕。 相比“S21是越南人开的展览会,自己还是在美国之音上听到它”(波尔布特的说法),康克由至少承认了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按照他在法庭上的供述,无论是沦为盖世太保还是成为基督徒,都是他努力寻找的自我救赎。在这一过程中,他同样经历了痛苦的心路历程。    然而,在S21实施的冷静而又系统的大清洗面前,考虑到他身为S21总设计师时的勤奋和无情,康克由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除了他在被提升为S21指挥官之前曾要求调离这一证据外,事实证明,康克由是有计划地施行了这些“很坏”的罪恶。1999年一位英国记者在柬泰边境发现了他,随后他居然接受了采访。采访播出后康克由随即被逮捕。2008年2月,作为司法程序的一部分,他被带回到S21,据说他“泪流满面”。 开庭之前,曾为他进行冼礼的牧师表示,康克由盼着审判来临,他希望坦白他所犯下的罪行。     鉴于康克由在S21的“高效管理”,所有受审者都留下了档案和照片。     图中的女子现在举世皆知,参观时旁边的墙上就贴着她本人怀抱孩子的放大巨幅照片,其实原照片是很小的,只不过她的经历代表着当时百万死于红色高棉手里的悲惨命运。     这位母亲中文名叫陈金顺(Chan Kim Srun)是红色高棉外交官员的妻子,她手中抱着的婴儿是她的孩子。他们双双被处死。     前文提到那名幸存的囚犯Vann Nath,画过这样一幅画。地点是原来S21的操场。 狱卒会把囚犯吊或倒吊在上面,然后把他们的头塞进那个大缸里头逼供,大缸里全部都是屎尿。    红色高棉居然还热衷于“科学实验”,图中画的是看守割断受审者的喉管,看看留出多少血才能死去。    儿童以这样的方式最后解决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S-21发掘出近九千具尸体。还有许多死人坑尚待挖掘。这些人死得极其恐怖,红色高棉为节省子弹,杀人多用棍棒重击或以斧头砍杀。 犯人们会被电击、热烙,悬挂或其他可怕的工具予以审问。虽然,很多犯人根本受不住酷刑而死亡,但过快的杀死犯人却是不被鼓励的,因为红色高棉需要他们招供集团头目。      犯人之所以会招认完全是酷刑的效果,即使是对意志最坚强的犯人实施这样的酷刑,让其招供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在S21监狱留存的档案挖掘出来的骷髅,审问过后,犯人们以及他们的家人被带往琼邑克(又名“钟屋”杀人工厂)灭绝中心予以毁灭,该中心位于金边市中心21公里远。在那里,他们被用铁棒、镐,弯刀或其他工具当作武器而被残酷的杀害。              红色高棉的【敏感ci】 所向真是匪夷所思,除了旧政权的官员和军人以外,商人、僧侣和知识分子都以“不易改造”为由一律肉体消灭。        一大批曾经和他一起战斗的“兄弟们”,从巴黎的马列小组同学到丛林中的同志,都遭到血腥的清洗。中央高层领导几乎被处决殆尽,包括内政部长,经济与财贸部长,农业部长,公共工程部长,情报部长,通讯、贸易、工业和橡胶种植业部长,国务委员第一、第二副主席,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乃至柬共主要的两位创始人、波尔布特的亲密战友符宁和胡荣在内,都没有逃脱被从肉体上消灭的命运。军队方面,柬埔寨革命军总参谋部人员,除总长宋成以外被全部捕杀,即使宋成最终也难逃一劫,波尔布特终于在十几年后的1997年以反叛罪将其全家11口成员全部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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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道周刊 | 共产主义大楼

  装满共產主义理想的安化楼离这个时代越来越远了。   在北京寸土寸金的东南二环内,中介公司挂出的这栋大楼的出租屋价格远远低于周边楼盘。年轻的租客心急地想着,只要薪水提高就尽快搬出这里;一些与这栋大楼相伴生活了半个世纪的老住户,则盼着在某天早上醒来,能听到与拆迁有关的消息。   时间退回到上世纪50年代末,围绕着“共產主义需要什么样的建筑”,3个被称为“公社大楼”的样板工程在北京破土动工。   关于公社大楼,作家史铁生在散文《九层大楼》里这样回忆当年老师在课堂上的描绘:“总之,那楼里就是一个社会,一个理想社会的缩影或者样板,那儿的人们不分彼此,同是一个大家庭,可以说他们差不多已经进入了共產主义。”   如今在广渠门内大街边显得落寞的安化楼,正是3座公社大楼之一,它曾经承载过意气风发的“首都和全国人民”对于共產主义生活的期盼。   已经85岁的徐钦敏老人始终觉得,那是一种叫信仰的东西。   他的儿女在这里长大,从这里离开;他的老伴儿在这里衰老,在这里去世。半个世纪过去了。   另外两座公社大楼,北官厅大楼与福绥境大楼,一个已拆迁,一个面临拆迁。   安化楼也正在老去。它的墙皮已经斑驳,老式的木框窗户上净是碎裂的玻璃,走廊天花板下拉满了电力电信明线。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它就将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记,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早被人称作老徐的徐钦敏仍然守在这座大楼里,并不时向远道而来的探访者描摹楼里不为人知的历史画面,以及他内心“从未泯灭的共產主义理想”。   共產主义需要什么样的建筑   公社大楼的设想诞生于那个高喊“共產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年代。那时候,金诚才30岁出头,这个年轻的建筑师刚刚带着家人从上海迁往北京。他并不知道自己会成为公社大楼的设计者之一,他本来的任务是和从上海、南京、广州等地赶来的建筑师们一起,支援建设包括人民大会堂在内的“国庆十大工程”。   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人民公社“在城市中应当继续试点”。   共產主义不再是遥远的将来,课题摆在面前:什么样的城市建筑才能适应人民公社的生活?金诚回忆,“十大工程”之外的这一特殊建设任务由当时的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亲自负责。   在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一间狭小的办公室内,金诚和其他几位同事一起,捧着八届六中全会的文件,围绕着“共產主义需要什么样的建筑”,开起了“一个又一个务虚会”。   “要把职工特别是妇女从繁琐的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更好地投入生产,大食堂必不可少,各家各户就不用开火做饭了。”   “职工们都上班去了,孩子谁管呢?最好把幼儿园也盖在大楼里。”   “虽然一切有供应,针头线脑总需要的吧,最好每层有个服务部。”   ……   坐在位于北京西南二环外的家中,已经85岁的金诚精神状态并不好。他得过脑溢血,说一段话后便要大喘几口气,但他依然清晰地记起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熬夜讨论是经常的事”。   金诚说,起先设计人员对这种综合楼的模式,心里也没底,“开始我们建议,能不能先搞一个三四层的小综合楼做个试点,成功了再成批复制。”   综合楼的方案上报到北京市委,一位领导看后非常赞赏,表态说,“要搞就搞个大的嘛!”方案随即改为在东城、西城、崇文、宣武4个城区各盖一座公社大楼作为试点,再向全市推广。   最终,西城区的福绥境大楼、东城区的北官厅大楼以及崇文区的安化楼根据同一张标准图相继开工。由于“宣武区底子最薄”,计划中位于白纸坊的公社大楼则没有动工。   在崇文区,安化楼成为当之无愧的“明星工程”。   在老徐的记忆里,为了盖这座大楼,区里专门成立了一个崇文区建筑公司,附近仅有的23路公交车站也特意将站名从“广渠门”改成了“安化楼”,甚至有人传说,“大楼是用人民大会堂的下脚料盖成的”。   在最终建成的3座公社大楼里,安化楼的体量居中,建筑面积为2.03万平方米,共设有288个居住单元;布局为“U”型,主楼9层、附楼8层,每层的走廊内都装有5盏吊灯;入门的大厅则完全按照“公共建筑的标准”设计,门口3扇墨绿色木制大门,大厅有两根大红柱子,地上铺的是红花方砖。   大楼的内部设计同样寄托着设计者们对于“共產主义生活”的期待,本着“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则,主力户型是不设厨房的两居室,层高达3米2.   附楼的一二层是托儿所,三至八层为单身宿舍,也可以改为旅馆。主楼一层大厅是大食堂,大楼的最高层则被规划为俱乐部,“将来可以在这里跳舞、开会”。   金诚还记得,每户的厕所都预备安上浴缸,在北京民宅中从未使用过的电梯也被专门从上海引入,但因为“怕把人养懒了”,特意设计为三层以下不停。   能住进来的都得是优秀人才,太有权的头儿倒不敢住在这儿   从一开始,公社大楼就成为老百姓向往的对象。“好多人都在讨论,什么样的人才能住进那样的楼房啊。”徐钦敏回忆道。   东城区的北官厅大楼拔地而起的时候,史铁生还是个二年级的小学生。他曾在散文里这样回忆小学老师对公社大楼的遐想:“那儿的人连钱都不要挣了。为什么?没用了呗。你们想想看,饿了你就到食堂去吃,冷了自有人给你做好了衣裳送来,所有的生活用品也都是这样——你需要是吗?那好,伸伸手,拿就是了。甭担心谁会多拿。请问你多拿了干嘛用?卖去?拿还拿不过来呢,哪个傻瓜肯买你的?”   老师在台上“眉飞色舞地讲,多余的唾沫堆积在嘴角”,史铁生则坐在台下“瞪圆了眼睛听,精彩处不由得鼓掌”,还暗自庆幸:“我们怎么来得这么是时候!”   打那以后,史铁生便常常和伙伴们爬上尚未拆除的城墙,坐在草丛边张望那“像一片朝霞轰然升起在天边”的公社大楼,“猜想哪是俱乐部,哪是图书馆,哪是餐厅”,有时候也会为了“公共浴室是不是男的和女的一块洗澡”这样的问题争吵不休。更多时候,他们会把推土机假想成“鬼子的坦克”, 呐喊 着冲下城墙,冲向工地,然后缠着看守工地的老头问,“到了食堂,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吗?顿顿吃炖肉行吗?吃好多好多也没人说?”   安化楼破土动工的时候,30岁出头的徐钦敏已是北京机床电器厂的厂长,每天上下班都会从施工的地方经过。对于这座大楼,他有着比别人更深的感情。   徐钦敏本是江苏农村的放牛娃,1938年就参加抗日,参军后在部队学了文化知识。后来在河北的土改运动中,他曾主持过农民斗地主,地主被打死了,他带头喊口号。   他相信,階級斗争的意义就是“消灭階級,实现共產主义”。新中國成立后他先是在肃反办公室工作,后又调到工厂做领导, “一心奔着共產主义干”。   尽管心怀憧憬,但他并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住进这样的大楼,过上“共產主义生活”。   在那个没有高楼和电梯的年代,关于大楼是高干楼的传闻不胫而走。“有一回一个老太太问我,你在这楼住啊?她说,我们都没敢进去看过。我说,你干吗不去啊?她说,人家说原来这个楼是高干楼,我们哪敢进啊,我们不敢进啊。”已经80多岁的王守恒是当年房管所派驻在安化楼的水暖工,他坐在院里的小板凳上,拍着大腿回忆道。   事实上,安化楼的第一批住户大多是就地拆迁户、住房拥挤户和换房户。但搬进安化楼也有必须要满足的条件:能负担得起小间4元、大间5元的每月房租。而当时的平房房租,大概只有几毛钱。   79岁的老居委会主任李秀梅记得,当时换房站问了好多街坊,“好家伙,平房变成了楼房,谁不愿意?但一听房租,就都不言语了。”   显然,并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住进这座共產主义大楼的。   姚瑞云是1961年搬进大楼的,她的老伴儿是当年北京大华衬衫厂专程从上海请来的设计师,“设计的衬衫苏联人都喜欢”。76岁的张青也是楼里的第一拨儿住户,老伴儿在百团大战时还当过杨尚昆的警卫员。   老人们说,楼里的老住户还包括那时候崇文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北京小学的校长和同仁医院的医生。   “能住进来的都得是优秀人才。”王守恒老爷子摇着扇子补充道,“太有权的头儿倒不敢住在这儿,怕招反映。”   后来,老徐也如愿以偿地获得搬进大楼的资格。他用花市大街上30多平方米的平房换来了三楼西侧一间8.7平方米的单身宿舍。   不知道那种天堂一样的生活是否真的存在过   大楼迎来了新住户,却没有迎来崭新的共產主义生活。   3座公社大楼相继建成时,人民公社热潮已近尾声,三年困难时期接踵而至。金诚清楚地记得,一次去石景山区开会,市里的一位领导告诉他“气候要变了”。史铁生也发现,“顿顿吃炖肉”这句话说了没多久,便“老也吃不上炖肉了”。   在经济严重困难的情况下,1960年11月,第九次全国计划会议召开,会议报告批评了城市建设中出现的“规模过大、占地过多、求新过急、标准过高”的问题。   安化楼不得不在装潢上打了折扣。每户的浴缸并没有安装,原本计划的4部电梯也被减为两部。   因为房租较贵,安化楼过了三五年才慢慢住满,而多数的两居室单元都是两家合住,共用一个厕所。直到今天,大楼里好几口人挤在一间房的情况仍不鲜见。   事实上,大楼设计之初,金诚等工程师的想法是“夫妻俩人舒舒服服地住两居室,孩子长大了就送到单身宿舍去”。   史铁生最终也没有走进那座北官厅大楼。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楼里是什么样儿,到底有没有俱乐部和放映厅,不知道那种天堂一样的生活是否真的存在过。”   金诚回忆,在3座公社大楼中,只有最先竣工的西城区福绥境大楼曾有过很短的集体大食堂生活。这座大楼里有一位叫张瑞祥的老住户,他记得自己的母亲曾经在大食堂工作过,而这位已经去世的老妇留给儿子关于大食堂的唯一记忆是,“谁也吃不饱,管分饭的人就像大耗子,把好吃的先偷吃了”。   在安化楼里,大食堂最终没有出现,幼儿园也无从办起,只有九层的俱乐部短暂地开过,但在1964年前后也被租给了一家医疗器械厂办夜校。   “公社大楼不是不合理,只是太超前。”金诚曾经这样评判自己当年遵循“大集体、小自由”标准所设计的作品。可是这位老人发现,时间不断推移,按照“理想化的共產主义生活”设计的大楼却似乎离快步向前的时代越来越远。   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3座公社大楼建成后,曾有几位同事住进了福绥境大楼,但后来就相继搬出了,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厨房”。   而安化楼的居民从搬进来的第一天开始,便只能在门口支个煤炉子生火做饭。一到饭点,整个楼道便充斥着浓重的烟雾,有时候还会形成明显的分界线。   “走路都要这样,就像电视里教的火灾逃生。”徐钦敏弓着背演示,“楼道里的墙全都熏黑了。”   这样的日子一直过到了1964年。那时候北京已经有了煤气灶,房管所便在每层各辟出了3间房当做“公共厨房”,大家也就此过上了一起烧水做饭的生活。   具有“集体主义”意味的是,每个公共厨房只有一个水表,水费要按照各家的人头均摊。而值日牌则挂在灶台上方,各家轮流做清洁。到周末还要每户出一人,进行大扫除。   楼道狭长,做一次饭往往要来去好几趟。老人说,冬天时端着菜从厨房到房间,菜便凉了。但在那个物质匮乏同时纪律严明的时代,人们对大厨房生活,并无怨言。   日子继续过下去,厨房像是放大镜,映着大楼里的历史变迁。   “文革”期间,厨房成了批斗的地方,小将们把“走资派”关进厨房,“打出了血”。过去并肩做饭的邻居开始相互回避,“生怕对方是黑五类”。   改革开放后,楼里住户日杂,年轻一代宁愿在阳台摆个桌子放电磁炉也不愿走进大厨房。附近的房屋中介业务员说,要是安化楼房间里能有厨房,房租起码高上500元。   老徐隔壁的邻居上世纪80年代进楼,那时轮班值日制度早已不复存在,值日牌不知道被谁丢进了垃圾桶。大厨房甚至成了楼道战争的主战场:有人烧水丢了水壶,有人撞见自家煤气灶被别人拧开做饭,还有人做了锅红烧肉,肉还没熟,一错眼珠连锅都被端走了。   大厨房里按人头收费的公共水表,更是最大的麻烦导火索:交水费时少报人头,在厨房里玩儿命用水,更有甚者,直接把自家的洗衣机推到厨房。   为了缓解居民的怨气,2008年,房管所停用了公共水表,改为在厨房里的公共水池安装了一字排开的水表和水龙头,供各户自用。共住一个单元的两户人家也分了表,在墙上用红油漆刷上房间号,再标上“大”和“小”加以区分。   然而换了水表后,一些水龙头被挂上了密码锁,另一些阀门则层层包上了塑料袋,还有的住户索性把自家的水龙头卸下来,再把水管封死,“还不是怕别人家偷自己的水”。   公共厨房里没有抽油烟机,弥漫着一股复杂而刺鼻的味道。厨房的地面被油垢覆盖,踩在上面有明显的黏稠感。蹲下身,角落处能找到一些指甲盖大的蟑螂,仰着身黏在油垢里。   “现在厨房可比厕所脏多了。”正在做饭的老徐把苦瓜扒拉进锅里,低着头说。   去找中央黨校的老师聊聊   老徐记得,大楼里最初的时光,不是这个样子的。   “老主任在长长的过道里喊一句,扫除啦!你就看吧,一个个儿的人头都从门里冒了出来。”他把热好的苦瓜放下,带着浓厚的江苏口音模仿起当年李秀梅喊人的样子。   那时的广渠门内一带,还只是成片的菜园子和乱葬岗,但大楼里似乎别有洞天。   楼里的孩子们拿电梯当玩具,刚把他们送到九层,一开八楼的门,便又在那儿候着了。但也有孩子会因为楼太大且各层长得都一样而迷路,便抱着书包蹲在楼道哇哇大哭。   大人们则喜欢聚在九层的活动室里下棋,除了围棋和象棋,还经常玩一种从苏联传入的克朗棋。每逢国庆节,楼里楼外的街坊们便都上到九层,“那天安門的烟花,看得真真儿的”。   但这份平静的时光为期不长。“文革”中,住在楼里的红卫兵小将们将大字报贴满全楼,连各家的凳子也不放过。姚瑞云记得,自己年轻时在上海照相馆拍的漂亮照片被烧毁了,每层都有的5盏大型玻璃吊灯也被砸烂。很快,楼里一些成分不好的人被揪了出来,其中还包括一个曾经的军统特务。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被撕碎了。”徐钦敏回忆,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大楼里的人互相之间开始不闻不问,谁也不敢接近谁。”   做厂长的老徐没有躲过那个年代。在单位里,人们在他身前点上火堆,烤得他浑身冒汗;往他打仗时留下子弹的胯骨猛踹;带着他游街,有时候走到安化楼附近,楼里的小孩就跟在后面看热闹。   邻居们说,老徐的大儿子当时才12岁,因为不堪学校里同学的辱骂,在家里的木板床上自杀。在牛棚劳教的老徐疯了一样地赶回家,当街拦了一辆大公共,送昏迷的儿子去医院。但孩子最终也没有醒过来。   安化楼不只出过这一条人命。五层一个被认定是“黑五类子女”的小伙子,跳楼而死。另一个女孩子,也从楼上一跃而下。   上世纪70年代末,老徐获平反。80年代末,老徐退休。市场经济的大潮里,楼里的下一代也长大了。   一个叫狗子的孤儿靠给小卖部搬货维持生计,后来帮人贩卖水果,再后来自己开了运输公司,搬离了安化楼。另一个老徐从小看大的孩子,靠在旧货市场卖古董买了一幢楼。   老徐曾经对他们说:“你们99%不如我,只有1%比我厉害,就是会捞钱。”   10年前,大楼对面的平房群变成了一个叫“富贵园”的高级住宅区,房价节节攀升。但安化楼仍然属于房管所的公房,不允许买卖。   一些老住户搬进了对面的小区,但离开的人从不放弃楼里的公房,给房管所交的租金每月100多元,但转手租出去却是十几倍的价钱。如今,楼里三分之二的住户都是二道或三道租客。   “现在楼里的人就像是山药蛋。山药蛋你知道吗?就是一个一个互相不挨着。”老徐叹气道。   没人说得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楼道里挤满了旧纸箱、拖把,以及舍不得扔的破家具。原来两辆自行车能并排通过的大楼道,如今已经容不下两个人错身。据说,1998年安化楼大清理时,总共从楼道里拉走了100多车垃圾。   “这破庙似的楼从来没人整修过,房租倒从5块钱涨到了100多。”大厅里,一个穿着跨栏背心的老爷子已经摇着扇子抱怨了半天,正跟旁边蹲着的一个二道租客念叨,“不对,华国锋的时候落过4块钱。”   “为什么落啊?”年轻的租客将身子往前倾了一下。   “为什么落,我哪知道为什么落?你告诉告诉我,现在物价为什么涨啊?”   老爷子合起折椅,拍拍屁股扭头就走,“放炮完毕,走人!”   老徐则在一旁闷头看着报纸。他订了5份报,每天看,但很多时候还是觉得自己“怎么都跟不上形势”。   他眼看着,大楼明明是公房,却被一些租户私卖出去,到房管所托托关系就能转让出租权。他也想过调查一下,“举报他们”,但最后还是觉得算了,“到头来枪口还是对着我自己”。   想不通的还有国家大事,“当初号召我们打倒大地主刘文彩,可现在那些‘地主’,比刘文彩大多了。”   因为怕自己“得了精神病”,老徐还曾特意去看过两次心理医生。   医生告诉老徐,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建议他“去找中央黨校的老师聊聊”。   “我们离死都不远了,还管这些干嘛呢?李主任你说呢?”老徐站了起来,问旁边的李秀梅。   “早被淘汰了,还什么主任不主任的。”李秀梅看有外人在,似乎有点不好意思。   尽管20年前就已经退休,她还是保持着每天下午给老住户们分发报纸和信件的习惯。7月末,她还组织了一次楼里老黨员的集体活动,每个人为黨的生日写一句祝福。   大楼的共產主义气质吸引了我   老人们偶尔会聊起,当年另外两座公社大楼,如今变成了什么样子,又发生着怎样的故事。   东城区的北官厅大楼早在2001年就在危房改造中被爆破拆除。据说,爆破在夜里进行,许多搬走的老街坊都专程回来跟老楼告别。出乎意料的是,大楼竟然有一个角没有炸掉,后来又用铲车铲了3天才拆干净。老人们执拗地认为,这是因为建大楼的材料是“全中國最好的”。   从2003年开始,位于西城区的福绥境大楼也传出了拆迁的消息。有人说拆迁是因为大楼被列为北京市第一重大火灾安全隐患,也有人说是因为“影响了白塔寺的风貌”,但更多的被拆迁者则相信,真正的原因是金融街的北扩。   如今的福绥境大楼里还剩下不到30户的坚守者。狭长阴暗的楼道里,很多房间已经被砌上了红砖,彻底封死。大楼旁的福绥境小学,如今也被并入官园小学。这座大楼甚至被人们叫做“鬼楼”,一到周末就有学生们到空荡荡的楼里去“探险”。   去年,这座早已不在新闻中出现的老楼曾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央美院的一个学生以这栋大楼为蓝本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设计,主题是将其改造为专为“蚁族”群体而设的青年旅社。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翻新的公社大楼里专门设计了一个发泄室,以及一个黨支部办公室。   “我希望为城市里的弱势群体做一点东西,而福绥境大楼的共產主义气质,吸引我把它当做改造原型。”设计者胡伟楠这样解释他的初衷。   不过他也表示,在金融街北扩的背景下,这个方案也许只是“又一个乌托邦”。   正是因为这个作品,胡伟楠已经被一家著名的建筑师事务所相中,而他将要投身的设计项目,是一个高端别墅群。   关于福绥境大楼的故事,安化楼里的老人感同身受。大楼建成时,周边还是土路,现在已经变成了被称为“第二长安街”的两广路;楼旁的坟头和菜园则变成了每平方米售价4万元以上的商业住宅区。   老人们抱怨,曾经是地标的九层大楼,如今只是个“矮胖子楼”,跟环境和时代都格格不入。   王守恒记得,自己女儿上学的时候,别人问她家住哪儿,她都会大声说,“安化楼啊!”到了孙辈,小外孙女却说什么也不愿意带朋友进楼了。   尽管大楼门前的公交站牌上仍保留着“安化楼”的站名,但它的确正在被人们遗忘。一个年轻的租客说,打车回家,总要告诉司机师傅“去富贵园小区对面”。   偶尔,这座大楼也会被人想起来。北京奥运会前夕,灰色的大楼被刷成了粉色。前几年,一部葛优主演的电影《卡拉是条狗》也在大楼里取景。谈起在这儿取景的原因,李秀梅轻声说:“破呗。”   去年,一位建筑师曾经探访过这里。离开之后,他在一篇手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当这一切消失,他们最不容易调适的,将不是房价、房租、平米数,甚至不是地理位置,而是在大家一样贫穷也就等于一样富有的年代里才能享受的优越感,将一去不复返。”   黄昏时分,斜阳笼罩着安化楼,拖出了长长的影子。   大楼老了。   门前多了一个可供轮椅通过的无障碍通道,电梯不再是三层以下不停,外墙贴上了“大楼容易造成外墙灰皮脱落现象,敬请此楼及附近居民不要在此停留”的告示。   设计大楼的人老了。   金诚伤感地说,能一起聊天的老同事越来越少,“前一天打完电话,后一天也许人就没了。”当年具体分管安化楼设计的建筑师叫张念真,已经在去年去世。   大楼里曾经的年轻人也老了。   王守恒的耳朵上已经戴了助听器;李秀梅的老伴儿去世了,陪了她很多年的狗也在前年老死了;徐钦敏的妻子去年死于突发脑溢血,他自己也曾写好一封遗书,要求死后将遗体捐给医院或护士学校做研究。   晚上7点,老徐准时回到自己的小屋。他从微波炉里取出前一天蒸好的鲤鱼,坐在写字台前吃晚饭,并时不时地扭过头,关注电视机里的《新闻联播》。   这个狭小的房间从来没有装修过,墙壁是蜡黄色,窗户玻璃裂了缝,墙上的钟也已经停掉不走。电视机顶上,摆着老两口的合照。   1960年底的一天,意气风发的北京机床电器厂厂长徐钦敏带着他的妻子、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和一张木板床搬进了公社大楼。这个年轻的共產黨员相信,美好的新生活就在眼前。(本版图片由张嘉妍摄)   本报记者 林衍 《 中國青年报 》( 2011年08月31日   12 版)   来源:中國青年报   链接: http://zqb.cyol.com/html/2011-08/31/nw.D110000zgqnb_20110831_1-12.htm   作者:林衍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8-31.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共产主义大楼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中国观察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论八大矛盾 (0) 让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学说走下革命神坛 (1) 致李讷——让我说你什么好 (16) 纳粹极权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持征 (2) 每个中国公民都有权力追问南街村更多秘密 (6) 欢呼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3) 最大的危险将来自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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