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 | 不必对社会主义感到悲观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主导着苏东剧变后的经济全球化,推动着新的高科技革命,不断加强着自己的金融、科技、文化和军事霸权。笔者认为,对世界社会主义近中期前景悲观者居多。 对共产党人自己的前途和信心不足的同志,往往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拥有并将不断拥有的渗透其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等诸多领域里的高新科技叹为观止。让我们对以美国所拥有的以信息技术为领衔的高新技术作如下简要分析,来看看高新科技霸权在将来会如何削弱甚至给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带来灾难。...
阅读更多发布者小熊维尼 | 12 月 12, 2012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主导着苏东剧变后的经济全球化,推动着新的高科技革命,不断加强着自己的金融、科技、文化和军事霸权。笔者认为,对世界社会主义近中期前景悲观者居多。 对共产党人自己的前途和信心不足的同志,往往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拥有并将不断拥有的渗透其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等诸多领域里的高新科技叹为观止。让我们对以美国所拥有的以信息技术为领衔的高新技术作如下简要分析,来看看高新科技霸权在将来会如何削弱甚至给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带来灾难。...
阅读更多发布者Sandra Severdia | 5 月 25, 2012
62岁的邓国英本来很不情愿去签《征地拆迁补偿协议》,但是2012年5月10日以前不签字的话,“房子一样要拆,划拨的安置地块也没你的份了。”她抱着1岁零两个月的小外孙,红着眼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5月7日开了动员会,8日宣布开始签拆迁协议书,10日是签约的最后一天。按原计划,当月15日就要开始宅基地的拆迁。
阅读更多发布者一国两智 | 2 月 14, 2012
是胡适误把“communism”翻译成“共产主义”? 是胡适误把“communism”翻译成“共产主义”? 1825年,被恩格斯称为早期“乌托邦共产主义”者的英国慈善家罗伯特·欧文参考恩格斯的著作《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到科学的发展》中有关罗伯特·欧文的一段历史。在著作中,恩格斯提到了“欧文式的共产主义”,恩格斯肯定了欧文的成就,把他称为早期“乌托邦共产主义”者。(Robert Owen,1771—1858年)在美国印第安那州创建了一个公社,而且他给这个公社所取的名字竟然叫做“新和谐”(New Harmony)。于是,美国第一个“乌托邦共产党”便以建立新和谐社会为目标。 这一个惊人的历史事实不由得使我们对 “公社”(commune)和“共产主义”(communism)进行思考,这两个词的法语对应词是“commune”和“communisme”。在英语和法语中,它们都和“community”(community/communite)一词联系在一起,即“和谐的社会”而不是中性的社会。 举例而言,在英语中,一个人吵闹骚扰了邻居,不参加邻里活动,或者不愿为邻里设施出一份力,这样的人便被认为是缺乏“社区精神”(community spirit)的人,所以社区这个字就包含了和谐的意思在内。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一些政治家们为这两次大屠杀感到震惊,于是建立了欧共体(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其明确的目标就是把欧洲建设成一个不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和谐家园。 实际上,仅在法律的意义上与集体所有制(collective ownership)相关的组织仅会称自己的组织为一个“集体”(collective),而不会寻求和词语“公社”及其附带的社区和谐有什么联系。马克思深刻领会到了这一点,因此在《共产党宣言》里他这样写道,中世纪的资产阶级已经建立起了自治的公社。请读者注意,资产阶级提倡私有制,这与集体所有制的精神截然相反。因此马克思在提到中世纪的资产阶级时,说他们组成了一个“公社”,这表明对于马克思而言,“公社”绝不意味着“集体所有制”或“共产”,这个证据直接挑战了“communism”被翻译为“共产主义”的传统说法。 事实上,首批自称为“公社”的组织是中世纪意大利和法国的一些市区团体,当然这并不是指这些城邦中的公民共同享有财产,而是反映出公民如何将他们本身视为一个社区,或者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恩格斯早已经注意到了这些事实,因此他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注脚中写道——“这就是意大利和法国市民从封建领主手中获得自治权后,给他们的城市团体起的名字。[恩格斯:1880 德语版]……‘公社’是法国一些新兴城镇所用的名字,甚至早在他们征服封建领主以前……就用这个名字了……”[恩格斯:1888英语版]。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 标签: 共产主义 社会制度 私有制
阅读更多发布者勇敢的心 | 2 月 7, 2012
核心提示:在纪念苏联解体二十年之际,前苏联学者,现在执教哈佛的安德烈·施莱弗经济学教授总结了七点教训。他认为:要预测转型国家的经济表现比政治容易得多。 虽然几乎所有的转型国家最终都演变为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在政治方面却涵盖了从完全的民主到原始独裁的各色光谱。 原文: Seven Things I Learned About The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 | Vox 作者:Andrei Shleifer 发表:2012年2月5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最近,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 IIASA,见文末注释)的会议组织者问我,为了纪念东欧和前苏联的经济改革转型20周年,我对转型中的经验教训有何评论。这一作业主要是想让我谈谈,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学到了那些最初我不懂的事。要不受”马后炮”的影响很需要功力,但我会尽力。这个名单可能对未来的改革者有用,虽然已经不剩下几个共产主义国家了。有些问题不只是与共产主义国家有关;倚重中央集权经济的问题都是类似的。好,以下是我从共产主义转型中学到的七件事。 首先,在所有的东欧和前苏联国家中,经济活动在转型一开始会收缩,某些地方是急剧收缩。在许多国家,经济衰退开始得更早,但延续了下来。在俄罗斯,(近十年的)经济陡然下跌的幅度及其漫长都让人大为惊讶。贸易受冲击最大的国家(如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经历了最为温和的衰退。可以肯定的是,真正的衰退比官方统计的要温和得多——非官方的经济扩张了,共产主义国家夸大其GDP、国防预算的削减等等—— 但这并不等于说,是发生了衰退,并且是令人惊讶的这一基本事实不存在。这些下降与基本经济理论相悖,价格自由浮动应当立即改善资源分配。主要教训是,改革者不应指望能立即恢复增长。 经济转型需要时间。 第二,衰退不是永久性的。随着衰退的出现,经济恢复和快速增长几乎在各地涌现。20多年来,在大多数转型国家,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水平大幅增加,虽然官方的GDP显示的是比较温和的改善,任何与生活质量有关的直接指标(再次提出共产主义下的GDP的计算问题)与之都不一致。和预测的相同,资本主义发挥作用了,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一段时间内,情况看起来不算太好。所以我们学到的教训是: 要有信心——资本主义确实有效。 第三,产出的衰退不会导致民粹主义抬头——许多经济学家曾这么担心。不错,是有一些改革型政府下台了,但不是民粹者所为。在许多国家,政治变成了由新经济精英,所谓的寡头,主导,而不是民族主义者,前者将财富和巨大的政治影响力结合了起来 。站在1992年的角度来看,这堪称大大的意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东欧一些国家的民粹主义在过渡了20年后,在人民生活水平获得了巨大 的绝对的改善后出现了。事实上,所有转型国家的人都会转型不满,甚至在生活质量迅速提高的国家,他们还是不满(这本身就令人惊讶,也是主要的困惑所在——未来的改革者需谨记)。但教训很明确: 改革者无需担心民粹主义,要担心的是新权贵掌控政治。 第四,经济学家和改革者夸大了他们能力,他们认为可以排出改革的先后次序和某些战术选择(例如私有化)的重要程度。回想起来,许多推演改革的讨论都是离奇的——是否应当先建设机构,公司是否应对私有化做准备,是发行私有化债券好还是基金私有化更好,一个一个地进行私有化是否可行。几乎各地的改革者,包括俄罗斯在内,都大大高估了控制力。政治和能力经常会干预、并在很大程度上主导大部分的战术选择。不过,大多数国家尽管选择不同,结果却得到了大致相同的教训(以下是显著的和可惜的例外: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所有的转型国家都在通过各种形式,用私有化和稳定宏观经济,以及司法和体制改革来支撑市场经济。教训是: 不需要过分计划向市场的转型,但更重要的是,不要拖延,期望未来可以出现更有序的改革。 第五,经济学家大大夸大了利益激励的好处,而不是人的变化。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对利益激励着墨太多,对人力资本又谈得太少。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优胜者在市场经济中表现得不怎么样。完成市场转型的是新人,而不是有着更强激励的老人。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意识到这一点并写了出来,但无论是在企业,还是在政治中,这一教训都是深刻的: 你不能教一条老狗学会新把戏,有利益驱动也没戏。 第六,不要高估宏观经济危机,甚至是拖欠债务的长期后果,这很重要。在1997-98年,俄罗斯经历了一场重大危机,一些知识渊博的观察家说,这会让俄罗斯倒退20年,但在1999-2000年,俄罗斯开始了快速增长。类似的情况也适用于从东亚到阿根廷的其他地方。债务重组不一定会留下永久的伤痕。这对改革者来说是一大深刻的教训,他们总是被国际金融界吓得止步不前: 对危机不要惊慌失措;它们来得快、去得快。 第七,要预测经济比预测政治演变容易得多。虽然几乎所有的转型国家最终都变成了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在政治方面却形形色色,有的成为了完全的民主制度,有的还是原始的独裁统治,还有在这两者之间的各种形态。这方面似乎有一种明显的地理分布规律,离西方越远的国家,特别是那些和欧盟相关的,就越明显地民主化了,远东的一些国家通常要更专制。在中间的,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在20多年的政治路径上左右摇摆。教训是: 中等收入的国家最终会走向民主,但不象走向资本主义那么直接和连续。 1 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总部设在奥地利。 作者简介:安德烈·施莱弗(Andrei Shleifer)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有哈佛大学学士学位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 相关阅读: 【译者时评】 苏联解体廿年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阅读更多发布者Anne Henochowicz | 12 月 10, 2011
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共产主义 顾则徐 据新华社电,国家土地副总督察甘藏春11日22日表示,土地政策、土地立法重点要转向减少耕地过多过快流失,转向维护农民土地合法权益。如何维护农民土地合法权益,甘藏春副总督给出的药方是“总体上要把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长远安置区别开来。被征地农民安置,应在征地成本中加大“。一方面,这个药方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对于维护眼前的农民利益有好处;另一方面,更应该看到这并非保护农民利益的根本之道,甚至可能成为愚弄和剥夺农民的新办法。 甘藏春副总督的药方实际就是一句话:保证征地费用中的养老、吸劳成本。我在上海基层政府从事过征地工作并担任过村支部书记,深知这个药方十分具有针对性。相对于给农民的征地补偿费来说,养老、吸劳费是农民利益更重要的和必须的保障。农民失去了土地也就等于失去了基本的工作和收入,年龄达到一定的必须给予养老,未达到养老年龄的必须要作为理应就业的劳动力人口给予吸收费用,养老费的实质相当于退休金,吸劳费的实质相当于失业金,它们是征地费用中理应包括的成本项目。虽然养老、吸劳费是被征地农民得以生存的最起码保证,但在不能保证土地出让农民收益的社会背景下,养老、吸劳费相对于所谓的“补偿“来说,金额要大得多,因此,在中国除了少数发达地区外,大多数的征地是把这一成本给抹掉了,即使在上海那样的地方,至少在二十世界九十年代前期,也存在着大量不包括这一成本的征地行为。所有这些不顾农民死活的征地行为,都是用所谓的“补偿”混淆视听,把被征地农民驱赶为流浪人口。 可见,甘藏春副总督的药方是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但是,也必须看到,这药方并非保护农民征地利益的根本之道,甚至可能成为愚弄和剥夺农民的新办法。因为,这个药方仅仅可能成为提高征地费的幌子,使得基层政府和农村基层组织增加一块新收益的空间,占取农民的养老、吸劳费。在我到上海某镇从事征地工作之前,该镇的征地是包括养老、吸劳成本的,但该镇党委书记和村书记们并没有将这一费用付给农民,而是自己成为了“单位”暴发户,拿着这笔收入掀起了全镇炒股票、开饭店的热潮,虽然镇党委书记后来进了牢房,但农民赖以生存的钱也基本亏光、用光了。 在现有的国家制度背景下,保护农民征地利益的根本之道,还是在于落实宪法,摈弃所有违宪的法规和观念。关键在于落实两个原则: 第一个首要原则,是按照宪法第10条承认农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度。应该要界定清楚土地的国家所有制度和农民集体所有制度的界限,桥归桥,路归路,不能用国家所有制涵盖和剥夺集体所有制度。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社会所有,也即财产涉及的相关社会的人们共同的、社会化的所有,这在中国具体采用为集体所有的制度。什么都是全民所有,那就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共产主义了。也就是说,集体所有制度更体现为社会主义,用国家所有制度吞噬掉集体所有制度就是否定掉了社会主义,就是改变掉了宪法规定的国体。 第二个原则是对第一个原则的落实,也即按照宪法第17、111条落实和承认农民集体的自治地位。农民集体的自治组织是拥有土地的独立法人,与政府是平等的法律关系,在土地转让过程中是平等的交易一方,政府只能够按照法规规定交易的行政程序和使用范围,并在交易之后收取税收,而不能支配乃至取代农民集体的地位和权利。不然,政府既没有落实前一宪法第10条规定,也更是破坏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实施。 落实宪法,让农民自己以集体的身份和地位,决定在土地转让过程的自身利益,这是中国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原则,也是现有国家制度下保证农民征地利益的根本之道。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共产主义,何况国家所有制未必就是共产主义,脚底一滑就是官僚及其机构的所有制。 2011-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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