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裕来：我的那些事儿
代理行政案件10余年。代理行政案件，总的处境是：政府打压律师、法院枉法裁决、当事人怀疑。10余年来，我代理了几千件行政案件，告过了国务院之外各级行政机关，涉及了绝大多数领域。这么多年了，我是如何过来的？这是一篇因财新记者要求，写下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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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梁立俊：1989——一场失败的爱情
梁立俊：1989——一场失败的爱情 进入专题 ： 爱情 ● 梁立俊 我是1986年在西安上的大学，到大二的时候，得了神经衰弱症——晚上睡不着觉，但一上课就朦胧入梦。这时恰好我们班来了一个新疆的进修生，叫黄福新。他在外面租房子住。于是我先和他商量，他满心欢迎我去同住。之后，我找辅导员沟通，他为难了好一阵子，最后私下同意了——我们订了君子协议。我搬到了学校外面的农家庭院住，不久神经衰弱好了，但也不搬回学校，过起了神仙日子。但不久好日子到了尽头——1989年春夏之际发生了一件大事。 我们住的农民庭院里住着很多南来北往，花花绿绿的莘莘学子，他们都是各色各样进修班和自费班的学生。我和黄福新住二楼靠角上的一间房，隔壁住着几个山西姑娘。我们虽然是邻里关系，但各自独来独往，从来互不授受，有时打个照面，顶多点头而已。虽然互不授受，我和黄福新晚上聊天，却常常拿他们做玩笑的话题。其中有一个姑娘姓赵，脸圆圆的，眉毛弯弯的，很长，鼻子很特别，一笑，皱皱的。我特别注意她。 她们常常一群姑娘说山西话，嘎！嘎！嘎的，像鸭子叫，听不大懂，但觉得很有韵味。那个姓赵的姑娘，有时我们在校园里见面，会相对一笑，但从不说话。记得是1989年的春天的某一天，正是人间四月天，太阳暖暖的。那天她们没课，把板凳摆在过道上看书，但更多是说笑。我起晚了，赶着要去上课。我要从她们中间借道过去，她们靠着墙，腿搭在阳台扶手上挡住了去路。我走过去，那个姓赵的姑娘腿横在那里：说：留下买路钱。 说完她脸红了，笑了起来。其他姑娘们也笑了起来。我几乎是逃跑似的离开了——我被姓赵的姑娘的这句话击中了。我顿时觉得整个世界变成了暖融融的一团，连天上飞过的鸟儿的鸣叫也是那样的明亮和愉快。我不记得那堂课上些什么，一切不相干的概念在心房里都被清出去了，我的心里空空的，满满的，太平洋的暖流缓缓涌动。那个姓赵的姑娘，她的一颦一笑，远远地飘过来，又飘过去。我像一叶醉舟，任甜蜜的海风吹到天涯海角。 这大概就是爱情吧！于是，我每天希望碰到姓赵的姑娘，想象她翘着腿，挡在我的去路上，说：留下买路钱！。但又怕见她。每一次她的皱起的鼻子上的笑靥，击穿进我的心房，我像遭到雷劈，胸腔像要爆裂。有一天，我在房间看书，那里能静下来！耳朵像是雷达，搜索着姓赵的姑娘。突然，她们一群姑娘从大门里涌进来。一路嘎、嘎、嘎的山西话。突然，她开腔说了一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的心一阵反抗，然后轰然倒下。 黄福新家里是养鸡专业户，家道殷实，他有一架相机。那个春天他几乎整天忙碌，拿着个照相机，在街上拍照。那一阵子西安的街道和广场上像是过节，黄福新拍下了很多感人而且珍贵的场面。其中也有我们共同创造历史的记录。黄福新专注于时事，但也觉察到了我一心二用的秘密。终于有一天晚上，我向他摊牌。他问我怎么办，我说必须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他，而且必须要他来完成这个任务。黄福新无奈地笑了笑。我暂时搬回学校，回到了风暴的中心。 我焦急地等待黄福新的消息，就像焦急地等待广播里的新闻一样。过了大概一个星期，有一天晚上黄福新来找我。他把我叫到操场上，诡秘地笑了笑，说：你不要做梦了吧！人家家里有男朋友了，已经在筹备结婚。“哪我的信呢？你给她了吗？”黄福新还给了我十页子纸的一沓。之后，黄福新扶着我回到宿舍，同学以为我在集会上晕倒了。当晚我就搬出去了。之后，每次见到那个姓赵的姑娘，她依然“皱巴巴地”一笑，而我形神散落，犹如头颅坠地。 5月中旬之后，一切皆在胶着之中，而姑娘们毕业回家的消息已经确定。我们之间反倒交往起来，有时候也谈谈时事，觉得山西姑娘个个像刘胡兰，玩笑也开得自然多了。出乎意料的是：黄福新和其中的一个姑娘真的缠绵起来。这哥们为我作青鸟，自己也暗渡陈仓！姓赵的姑娘对身边的姑娘的恋爱无动于衷，而我对姓赵的姑娘的无动于衷只能徒呼奈何。临别姓赵的姑娘拿来一个笔记本，让我留言。我在桌子上放了好几天，最后给了她。我赠了她一首诗。 曾经沧海水， 爱观巫山云。 过眼烟雨旧， 君且自珍重！ 愿上杏花村， 君且备美酒。 幸若十年醉， 福比万户侯！ 那天晚上，他的男朋友来接他，一个高高瘦瘦的男孩子。在临别的筵席上，我们还互敬了白酒，甚至说了些豪言壮语。但是，我的头蒙蒙的，什么都没有感觉。第二天他们早早走了。我起来，姑娘们住过的房间门大开着，空空的，我的心也是空空的。6月8号这一天，我像加缪笔下的一个人物，跟着感觉，随着队伍走上街头，喊着口号，来到新城广场。那里也是空荡荡的，没有人影。整个世界好像聋了，听不到我们的声音——惟有夏日惨阳如血！ 6月底风息浪止，黄福新也收拾行李，带着一大堆胶卷和历史，准备回家接管自家的养鸡场。他的缠绵自然也是过眼烟云，他说：“没想到，她——”。我们一起住了一年多，我几乎白住，他的忍耐和宽容帮我治好了神经衰弱症。临别他才告诉我，他其实已经结婚，但是绝不提及家庭的细节。关于他的轶事我记得一件：有一天他早起，和胡卫东坐车去城里吃涮羊肉。我还没起床，他匆匆又回来了。我问：这么快吃完了？他说：钱不够，胡卫东在桌子上等着呢。 临别我也赠了他一首诗： 尽卖诗书添新酒， 与君同销万古愁。 岂无研墨著风雨， 敢有歌吟哭神州。 并世颇嫌日月短， 此生唯恨乾坤久。 寂寞远客随风去， 雁没江天不忍流。 别后距今已是23年，我和黄福新相忘于江湖，再无音讯相通。那位姓赵的姑娘给我留了一个山西原平的地址，更是杳如黄鹤。我的那首藏头诗，不知她读懂了没有，或者当时嫣然一笑，或者至今蒙在鼓里。今天晚上我想起了他们，回忆前尘往事，也是哀悼、惋惜逝去的青春岁月。而黄福新、我爱过的姑娘以及一个国家的历史，则隐没在某处，再也无法“自在”地重现！ 2012-6-2 进入专题： 爱情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心灵小语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048.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阅读更多朱学东 | 我的大学
2012年03月15日 18:35:40 我的大学 （按：早上读到一条为人民大学在高校排名鸣不平的围脖：高校排名对于人大很不公平，大多评价主要侧重各项指标的总量，而忽视了许多高校是因为大量合并，才形成今天的规模。其实，人大许多学科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具有很强的力量。 我回说：干吗计较这种玩意儿呢？若爱人大，在校当老师的，立身正己，教书育人 ，关心社会；离校工作的，以职业精神专业水准服务好从事的职业，关心家人， 关心社会，才能为自己也为自己所有的社会关系赢得尊严。2009年我曾写过一篇长文，《我的大学》，重新贴出来，重温那个年代，大学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命运） 我的大学 朱学东 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 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弗罗斯特《未选择的路》 离返校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得闲翻看当年制作粗糙的大学毕业纪念册，同学们那些神态各异的黑白照片，那些毕业题写的留言，或豪言壮语，或旁征博引，或感性直陈，或真情流露，或幽默诙谐，甚至那些插科打诨，一一读来，怎无万千感慨！ 不经意间，大学毕业已经20年。 当今天的我，回首望去，来路上依然混沌模糊。但仔细翻检过去每一个路口的选择，以及经过的路石，还是会发现记忆中那些斑驳的痕迹，甚至那些想刻意忘却的物事，竟也忽然鲜活起来，潮水般涌现在眼前心头，原本干涸麻木的心，动了起来，眼睛竟有些湿润了。 人老多情。萧伯纳说：”回忆往事使人非常愉快地感到衰老和悲哀。” 果真。 ***************************************************************************** 前传 我的大学母校，中国人民大学，也曾是一所赫赫有名的大学。 2007年，我还在南风窗总编任上，特意从广州赶回北京，参加了人大70年校庆，并因感慨而写了篇《两所大学的70年》（西南联大和人大），产生了一个有关爱国者的命运的选题。而前些日子，我和新闻系毕业的一位师妹，现在是京城名记，还专门聊起了仙逝不久的人大前辈学长，林希翎女士，唏嘘感慨，也引以为豪。 不过，1985年，我报考人民大学的过程，还颇有些戏剧性。 我对人民大学最早的认识，来自于我的初中地理老师，胡秋原。 我出身在一个生活清苦的普通农民家庭。我的中学时代，是在江苏苏南地区一个农村中学度过的。 这个中学叫前黄中学，当年坐落在我故乡的一个镇上，在我的故乡大大有名，是乡里先贤毁庙兴学而来，今年建校已70周年。 受母校委托，今年我特别敦请我的大学母校校长纪宝成先生，为我的中学母校题字，纪校长以”立德树人，桃李芬芳”寄语我的中学母校，很是妥帖。 胡秋原老师1950年代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来如何回到老家的中学当地理老师，我并不清楚。当年少不更事的我，也错过了了解的机会。不过，从胡老师那里，我得到了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最初的启蒙。 高中一年级时，前黄中学调来了一位教导主任，兼政治老师，叫李培森。李培森先生出身苏州望族，文革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来因为历次政治运动，辗转做了中学老师，从此一直到退休。可以说，李培森先生是我最后决定报考人民大学的最大的引导者。 我在前黄中学文科班的最后时光，应该说成绩还算不错。当时我的班主任管元龙老师，在全校高考填报志愿动员大会之前，让我考虑，由学校推荐报考南京大学（可加分20分），或者免试上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等。因为家境贫寒，管老师动员我报考南大。但会议一结束，我跟管老师说，我自己考。然后，自己填报了吉林大学哲学系。所以填哲学系，就是李培森老师给我们上政治课时，介绍过吉林大学哲学系有位鼎鼎大名的高清海老师。不过，家里人对吉林一无所知，父亲连夜赶到中学，找管老师，请他阻止我报考吉林大学。管老师后来劝我，不报南大也罢了，报北大也行，我们村的一位老乡，当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 那时候，自己年少幼稚，总想尽快离开熟人的世界，到一个陌生的天空去扑腾，不想进南大和北大就是这个原因。 于是，最后，我填报了人民大学哲学系。无他，除了李培森先生一直以来对人大的鼎力推许外，就是因为人民大学哲学系在招生简章上排在第一位。按当年我高考的成绩，选择哪个学校哪个专业都可以（当然，我们是在不知道分数的情况下填报志愿的）。 ”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多少回，当我重读或者默念弗罗斯特《未选择的路》时，都会对自己当年的选择感慨万千。 虽然，后来我经常开玩笑，说男怕入错行，自己是入错了行，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选择人民大学哲学系。 相反，感谢人民大学哲学系，它在我成长的关键时候，颠覆了我旧有的世界，给了我自己打开新世界的思维钥匙，她让我在后来的人生途中的选择，与众不同，却依然那么坦然无悔。 因为，人大这四年，那是我们真正的成人礼，思想上的成人礼。它奠定了我今天的价值观基础。 ***************************************************************************** 正传 引路者 耶稣又对众人说： 我是世上的光。 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约翰福音 1985-1989年，人民大学和北京，给与我这个普通农家子弟的，就是一缕引领我走向未来新世界的光，但它不是耶和华给的，而是这个时代给予的。虽然期间也伴随着巨大的创痛。 （一）师长们 我的大学时代是在混沌中开始的。 人民大学哲学系1985级，是第一次文理兼收。我们班30多个同学，来自全国各地，江苏的，自然只有我一个。我所在的宿舍，8个同学，北京同学1个，来自顺义，广西2个，一个壮族一个瑶族，（这也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少数民族），湖北1个，四川1个，江西1个，河南1个。两位读理科的，是广西瑶族和江西的同学。宿舍里按年龄，我排老三（事实上应该是老四，这是我们毕业多年后才知道的）。 初到北京，在班上自我介绍的时候，我连普通话都说不好，结结巴巴，闹得满头大汗。虽然考语文拼音我可以考得很好。而晚上在学二楼下的紫藤园中纳凉，遇上谈恋爱的学长学姐们，害羞躲开的，是我们！我甚至不知道，老家喂猪的玉米糊，如此好吃，而北京的馒头，竟然是没有馅的–我一开始还懵懂地以为，学长学姐们买菜就着馒头吃，真够奢侈的！ 更不用说其他了。 这就是我对世界的了解。 当时我的认知，基本来自于课本和亲友老师的言传身教，但他们为我勾勒的这个世界，与我面临的现实世界，距离竟然如此之遥远。 打开新世界光的，首先是哲学系的课程设计和老师。 因为是第一次文理兼收，所以一些课程设计其实还在尝试中。 在中学时代，我最怕的就是物理，没想到，上了大学，竟然又重新开始学习数学和物理了，心里的抗拒可想而之。结果第一学期的时候，这两门差点都挂了，其中一门，忘了是数学还是物理了，连续两个学期，都参加了补考。 不过，读哲学系，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课程杂。除了诸如马列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美学、原著选读、科学哲学等哲学系的基本课程外，当时的老师把集体到雍和宫等参观、看录像等，作为课程内容。同时，自由阅读更是学哲学的人的机会。那个年代，正是读书的好时光，我们有太多的时间，是在图书馆度过的。 虽然我已经记不起当年在雍和宫为我们班集体作介绍的先生的名字，但我对当年雍和宫之行印象深刻，那位先生讲得生动有趣，这是一次真正的宗教历史文化哲学的巡游，而不是在枯燥的教室里和书本上的那些生涩难记的概念。虽然，很多东西，当时我们也未必能理解。可惜，后来这样的教学方式越来越少了。 组织看的录像，最初影像最深的政论片，是《让历史告诉未来》，虽然内容已经记不得了，好像是谈中国军队的成长的，但为之配音的张家声先生，从此却刻记在我的脑海里。美学课组织看的，有港台片，比如《搭错车》；有欧美片，比如《飘》、《音乐之声》等。现在的学生们，要接触到这些，实在太方便了，但在过去，这些于我而言，就是新世界的一部分。 当年的人民大学哲学系，更是群贤汇聚，星光熠熠。肖前、罗国杰、李秀林、陈先达、苗力田、张立文、方克立等，都是当时中国哲学界的大师，虽然我们于他们跟前耳提面命的机会很少，但我们都读过他们的书，其中一些人，也会跟我们见面座谈。而肖明（我的学年论文指导老师）、刘大椿（科学哲学）、张志伟（西方哲学史）、刑东风（中国哲学史）、李秋零（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马俊峰（我的第一任班主任）、李燕（我的第二任班主任）、李德顺（价值论）、郑杭生（社会学）、丁子霖（美学）、张兆梅（形式逻辑）、许启贤（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大学毕业我差点到伦理所工作）、王旭晓（美学）、董永俊（马列主义原著选读）、索爱群（我曾帮着抄过书稿，挣些零花钱），以及那些我已经记不起名字的老师们，都在我成长的关键岁月里，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给予过我指导。现在北大哲学系的陈波老师（逻辑学），我印象极其深刻地是，作为带队老师之一，带我们去吉安做社会调查，嗓门比我大很多，还老批评我讨论问题说话声音太大–不过，那真是一次难忘的旅程。 此外，1980年代的人大哲学系，当时的博士们也是群星璀璨，李忠尚（德国博士）、远志明（《河殇》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欧阳康、郭湛、单少杰、陈志良、陈宣良等。他们在精神上，给予了我们这些后进很多鼓励和指导。其中一位后来成了我同学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89年春夏之交，当时他对我们说的一番话，令我印象深刻：”以后，学生们可能会为学校管理和治安或者伙食上街，但再也不会有这样政治性学生运动了。” （二）思想者 ”我要特别感谢那四年，那是构建我基本价值体系的四年，我个人世界观中，关于平等正义自由法治个人权利和社会责任等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就是从那个年代开始充盈心中”，在学校组织的返校筹备活动时，我对请来的一位央视导演说，”那个年代，我们吸纳的这种现代国家和公民的基本理念，虽然很多也是经过二传的，未必是原意，但当时我们是以理想主义者怀抱改造国家社会的心态，来吸收这样新鲜的养分的，这与后来某些机会主义者的效果，完全不一样，这些理念深深地镌刻在了我心中。后来无论我在南风窗，还是中国周刊，引领我的，就是这样的价值观，后来的生活，更多只是校正和丰富这样的认知。” 这是真的。 当年，李洪林先生有一本非常有名的小册子，叫《四种主义在中国》，形象地描述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地现状。不过，我的大学时代，现代国家和公民权利的理念，真在成为知识界传播的新贵。如今成为显学的新儒家，当时在国内还不是主流。 在我的记忆和认识中，那是中国式文艺复兴–确切地说，应该是现代国家公民理念传播的又一次开始–走向高潮并迅速凋零地时代，我们之后不久，物质主义就以摧枯拉朽之势，将理想主义和田园牧歌般的旧式情怀，清扫得一干二净，甚至，连挽歌都没来得及谱。不过，吊诡的是，有关现代国家和公民的理念，却从此从学识的小圈子扩展开，真正在更广大的民众中扎根发芽了。 1985-1989，那真是一个火红的年代，有壮美的青春。家国天下的宏大叙事，充盈于我和我的大多数同学心中。 讲座。雷祯孝先生关于人才和人的价值以及对于过去主流意识形态工具论螺丝丁论的批判，王若水先生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问题，等等，于我而言，振聋发聩。 当年，人民大学800人教室的讲座，可谓往来无白丁，在北京高校赫赫有名。不仅是800人教室，那时，我们追逐于海报栏中各种讲座信息。讲座，那是我们在课本之外，理解世界的又一个窗口。我丝毫不怀疑，在其他地方，这种机会要少得多。 电视片。电视片对我影响很大的，除了《让历史告诉未来》外，影响最大的就是《河殇》。那真是一部让人省思的片子。虽然今天来看，你可以不同意它的观点，但在那个时代，不破不立，历史可能就需要这一过程。 导师们。那是一个盛产导师的时代。除了印在书本上作古了的外国人中国人，还有很多当时国内有名的思想家思考者。 还能回想起来的有，李泽厚（当时对我影响最深的思想家）、王若水（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李洪林（四种主义在中国）、雷桢孝、刘宾雁、苏晓康（河殇）、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包遵信、金观涛、刘小枫（诗化哲学）、欧阳谦（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解放）、汤一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庞朴（文化的民族性欲时代性）、成中英（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何新（诸神的起源）、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史）、朱维铮（走出中世纪）、赵鑫珊（哲学与人类文化）、萧功秦、周国平、俞吾金…… 书报刊。那是一个火红的出版年代，感谢那些出版工作者，那些承载时代思潮的书报刊，成为我们追逐的对象。到北京上学后，我省吃俭用，或订阅，或零购，《读书》、《新华文摘》、《世界经济导报》（1989年停刊）、《书林》（已停刊）、《武林》或《中华武术》，等等。 如今，我还会偶尔翻阅一下《读书》和《新华文摘》，而当年积攥的《世界经济导报》，在印刷学院搬家后不知踪影，《读书》和《书林》，则封存在我东直门外已经出租的房子壁柜里。 除了报刊，更多地是图书，影响最大的第一本读的外国人写的颠覆中学时代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是《理想的价值》（内部资料，遗憾的是作者忘了）。第一本关于中国文化颠覆性的作品，是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看不是正式出版物。还是看看当年我省吃俭用至今还留在书架上财富（主要是来自海外的思想财富）吧： 思想录、忏悔录（奥古斯汀，卢梭）、社会契约论、遗书、小逻辑、培根论说文集、第一哲学沉思集、自然哲学、精神分析引论、西方哲学史（罗素）、随笔（蒙田）、历史主义的贫困、弗洛伊德的使命、存在哲学、存在与虚无、西西弗的神话、福泽谕吉、哲学人类学、文化模式、从混沌到有序，熵，二十世纪哲学、单向度的人、毛泽东和后毛泽东时代、哲学中的变革、生命的悲剧意识、神圣名义下的争鸣、自卑与超越、救亡与传统、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走向未来丛书、西方的没落、人生的智慧、古代法、未来形而上学导论、马恩选集、马克思传、恩格斯传、资本论、理性化及其限制、论有学识的无知、结构主义、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现代西方社会学、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反右运动、当代西方哲学思潮、希腊神话与英雄传说、快乐的科学、生活与情绪、情爱论、不断革命论、幻想与现实…… 很难想像，还会有这样的场景，萨特、波伏娃、加缪、马克斯o韦伯、弗洛伊德、马尔库塞、尼采、叔本华、卢梭、帕斯卡尔、奥古斯汀……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那些生涩难啃的著作，竟然能成为当年大学生，无论文理科，谈话流行的主题！ 这样的时代，只有理想主义的时代才会出现，现在，它永远地走进了历史。 除了这些，图书馆是我们更大的选择。除了那些西方学术名著，国内的思想家的作品，比如鲁迅、钱穆、侯外庐、冯友兰等国内思想家学者的一些作品，也开始走入我们阅读的空间。 那个时代，真是一个最好的学习时代。除了与专业相关的书籍，我更多地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看了大量的电影（现在，我已经基本不看电影了）。 除了金庸古龙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以及当时流行的国内小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和柯云路的《新星》，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等，影响最大，也于我影响很大），和古代笔记小说外，大量的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著名小说，大多是在大学时代完成阅读的，那个时候，可以说，我们既是武侠小说迷，也是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小说迷，还有印度的泰戈尔。而德国人施笃姆的《茵梦湖》，夜深人静回味起来，至今让我扼腕叹息。更不用说伟大的莎士比亚了。 不仅是那些国家的小说迷，我还是哪些国家的影迷，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办公室的故事、合法婚姻、秋天的马拉松、这里黎明静悄悄、机组乘务员、两个人的车站、德黑兰1943、老枪、最后一班地铁、伦敦上空的鹰、虎口脱险、寅次郎的故事、片岗刑警、爱情故事、音乐之声、飘、北非谍影，还有更多无法一一列举的片名。 除了小说电影，还有诗歌。诗歌是我上大学个人阅读的一个重点。中国古代的诗词自不用说了，普希金、莱蒙托夫、阿赫玛托娃、惠特曼、爱默生、裴多菲、戴望舒、穆木天、徐志摩、北岛、舒婷、顾城、里尔克、聂鲁达、波德莱尔、纪伯伦、蒙塔莱、彼特拉克、雪莱、济慈、白朗宁夫人…… 流行音乐。流行音乐是解构传统主流意识形态却相对较容易被漏过的利器。崔健、张明敏、侯德健、苏芮、齐秦、费翔、郭峰，等等。诸多港台歌星开始渗透，竟然是进一个红一个。 当然，还有来自欧美尤其是美国的歌曲，虽有语言隔海，却也传唱至今。卡朋特、里奇、约翰丹佛…… （三）不该遗漏的导师们 1980年代中后期，新权威主义在国内传播达到了高峰。因为现实政治的需要，新权威主义一度成功地实现了政学合流，在政界被推崇。当时其代表人物有吴稼祥、王沪宁、萧功秦、王逸舟等。 不过，新权威主义当时即遭到了知识界的强烈狙击。后来王沪宁和萧功秦尤其是前者颇有隐身沪上之意。不过，没有想到的是，89之后原来身居要津的吴稼祥即遭厄难，王沪宁却步入了真正的核心圈。当年学术同袍，如今在政治上分际明显，令人扼腕的，也不过如此。 今年在吴稼祥老师博客上读到他纪念胡耀邦的文章，引用春上村树的演讲，说胡在墙和蛋之间，明知粉碎自己，也选择了站在蛋一边，读后让我感佩于心。我原本想约请吴老师开专栏，吴老师原也答应，但形格势禁，终究未能成为现实。 新儒家那个时候虽未像今天似的成为显学，但那时已蠢蠢欲动。杜维明等海外新儒家的作品也开始在国内出版发行不少。 不该忘记的还有戴晴，《储安平与党天下》、《王实味储安平梁漱溟》两本书当年颇受欢迎。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在内地甫一发行，顿时洛阳纸贵。 科尔内和《短缺经济学》。今天物质生活丰盈的人们，自然不会知道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了，也难以明了短缺经济学何以能成为当时经济学引进的主流。 当然，还有特里尔的《毛泽东传》。 戈尔巴乔夫与《新思维》。改革需要新思维，当年的戈尔巴乔夫新政，最终带来了传统共产主义阵营的瓦解和失败。 还有胡绩伟，还有那些去国离乡叶落无望归根者方励之夫妇、万润南、陈一谘等等。 …… 我的女儿朱佩玮，不到6岁时，还不认识字，但不知因何拿到了我书架上的一本《汤姆叔叔的小屋》，吵着她妈妈给她读，如今就快读完了。我曾经很担心，这个年纪读这样的书，对她的成长有何意义。后来我突然明白，这个时候她要读，就让她读吧。也好，这本书里，所描述的感伤的残酷的场面，以及闪耀的爱可以战胜奴役的内涵，也许会因此而埋藏着她心灵深处。在一个浮躁而残酷竞争的现实世界里，读书是非常奢侈的，尤其是小说，更何况是老小说。也许她今后再也没有机会去读这些书了。 海绵。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就像海绵一样，贪婪地吸纳各种社会思潮，不管有无营养。但它们却在我自身学养和人格的健全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甚至可以说，我的人生，某种程度上，那个时候，就已经注定。 很难想像，现在的大学生，还能够和我们当年一样，沉下心来，不带任何短期的机会主义心态，去阅读这些人和他们的作品，努力实现与他们在心灵上的沟通交汇，并追随于那些伟大的灵魂。 ****************************************************************************** 外传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 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 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 –帕斯卡尔 ”我们这一代，是理想主义终结的一代。”也是在返校20年筹备会上，同学们对这个有着共识。 是的，89年消散的，不仅是现代国家和公民启蒙思潮的高峰，还有传统的理想主义和凝聚的对国家命运的共识。改变的，除了朝野关系，更有我们自身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和历史的轨迹。 1985年9月8日，人民大学85级新生开学典礼。后来来看，这是一次具有标杆意义的开学典礼。 新任人民大学校长兼国家经委主任的袁宝华同志，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鹏和王震同志，以及众多位高权重的老同志，一起参加了我们的开学典礼。当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花了很长时间，播报人大85级新学年的开学典礼。 开学典礼上，袁宝华校长和李鹏副总理在800人大教室，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我们的未来寄予了厚望。在800人大教室那个简陋的主席台上，王震等一干老同志端坐其后。 尤记得，当时袁校长说，四年之后，希望我们在这里再次开会，欢送你们这些共和国未来的建设者。 但是，四年之后，我们是在悄无声息，甚至是在社会上充满了怀疑的眼神中，告别了人民大学，到新的岗位后，迅速下基层劳动锻炼。我到了北京翠微路的总后3209厂锻炼了半年。这是个印刷厂，当时印刷的最有名的杂志，是海外文摘。我在这里学会了上纸、打包、推纸筒。 1985-1989年，北京曾发生多起学生上街事件，有因治安案件引发的（当时北大学生经过人大时，天刚下过雪，我正在楼道里看电视播放的《两个人的车站》），也有因政治而发生的–人大也有这个传统，刚恢复高考不久，人大的师生就为文革期间被占的校舍问题，和二炮闹个不断–我们认识的人中间，有再也见不到–新闻系一位同届同学，曾经和我们大打出手过，毕业那年意外身亡；一位浙江来进修的老师，一直跟着我们上了好几门课–前些日子同学聚会，我说他当时是因为想追我们班的某位女同学–腿部也受了伤，我们班好几个女同学当时还去医院看望他，现在也失去了联系。 那一年春夏之交，人大也是个中心，我在人大校园里，和我师兄聊天时，聊到”哪有抬着毛主席周总理像追求民主的”的话题时，差点遭到工人兄弟的围攻。自此，我对不管是民粹主义还是左右翼的原教旨主义，都保持了高度的警惕。 当年刘宾雁在人民大学演讲时，说：“人大是出女英雄的地方，不仅有张志新，还有林希翎。” 历史没再让人民大学出女英雄，这也算是历史和社会的进步吧。 即便强力可以剥夺自由和生命，但却无法剥夺人的思想。即如帕斯卡尔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 这些其实也是正史，但因有不方便处，只能列入外传了。 经历是人生最大的收获。到了今天，回首过去，其间也有诸多幼稚之举，但无需汗颜，因为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有两种态度让我一直努力追随。 对过往的历史，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开篇即言，对以往历史需抱有一种温情和敬意，决不能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态度。 对过往的学说，我们须如陈寅恪在《冯友兰 （上册）审查报告》中所言：”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 今天的我，对于彻底颠覆历史，把问题都推诿给死人的观点，向有微词；而对于重新兴起的某些街头政治，我最多也只是在道义上抱有”同情之理解”。 时代发生了变化。怀特海说：”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方法本身，那才是真正的新事物，它把旧文明的基础打个粉碎。” 现在，我更在意的，是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变革。 ******************************************************************************* 别传 我思想,故我是蝴蝶。。。。。。 万年后小花的轻呼 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 来震撼我斑斓的彩翼。 –戴望舒 当然，大学的生活并非只有这些正剧。如果全是这样的生活，一旦遇上89年的事，难免崩溃掉，好在我们的生活还是很丰富的，它有益地调和了我们所遭遇的考验。 当年商品经济已经开始渗入学校，人大校园里轰轰烈烈的舞会和咖啡馆，就是我们85级的同学搞开的，还有卖书卖其他商品。 我的班长文学国（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他们，卖的是一本世界政治与经济的什么书；曾经当过我们团委书记的杨靖峰（现在是个农场主），卖的是从潮州带来的香烟和TDK盒带，当年他们都挣了不少钱。 不过这些都没有我，我缺乏商业头脑。当时电脑还不流行，我当时做的，主要就是给老师誊写书稿，一千字一元钱，最多的一次，上课下课都在誊写，一天搞了1万7千字，挣了17元钱，对于我来讲，也算是个大数目了。当然，我故乡乡镇企业发达，当时有人编那些名录，放暑假时，我曾骑着自行车，奔波于我的故乡各乡镇，也搞成了3单，挣了些买书和喝酒的钱。 大学时代，我来自故乡的学长们，对我们这些后进，也是提携帮助有加。82、83、84那些学长们，一拨一拨地成了我们生活的领路人。而到后来，我自己也与年轻的师弟师妹们一起，喝酒玩耍。 我大学时代，最大的糗事，就是喝酒。我的同学许小方，大学毕业在我的留言本上戏称：”除了大碗地酒和众多的美妞，你还喜欢什么？每当你得不到的时候，就大喊大叫，这可不好，得慢慢来。”而忠山兄在填写志趣一栏时，写的是：”喜欢同你喝啤酒，白酒可不行”（事实上，到现在为止，我的啤酒也还不行）。留言则是：”青岛五星最好，燕京玉泉也中，如果money不够，来点散装也行–酒囊老弟赠饭袋兄”。今天读来实在忍俊不禁。 当时我在我们宿舍酒量应该是排第二（现在肯定第一了，呵呵），89年临离校，我的舍友肖顺平同学，就是瑶族的同学，不服我的酒量，非要比拼一番，于是买来了通化红葡萄酒，烧鸡和朝鲜凉菜，肖同学把通化红倒在饭碗里，一瓶两碗一下子干掉后，然后，倒下了。不过，肖同学现在酒量大有长进，这两年我去南宁，总会和肖同学切磋一番。 我被逼着跟了一瓶后，看他已倒下，原本想收手，但一大帮同学起哄架秧子，结果被迫又连干了2瓶，6口干掉了3瓶通化红！结果是，我已经爬不上我的铺位了（我住上铺），只能躺在下面沈同学的铺位上，半夜吐得一塌糊涂。更要命的是，当时我们住学2楼5层，那个时代晚上停水，半夜起来，什么水都没有，这个难受劲，回想起来，至今不寒而栗。 大学时代，人民大学东门有一个海丰餐馆，就在现在当代商城的位置上，很破败，但那个地方的鱼香肉丝和水饺，绝对地棒，到3、4年级，我们是经常去光顾了。 与师弟师妹们的喝酒，以白酒为主，，至今这个酒局还泰半存活–每年回家，总会与师弟痛饮，而每年师妹从美国回来，也总会一起喝上一口。89年春夏之交，师妹临去之前，壮行酒是我请她喝的。前些日子妹妹从美国回来公干，不到一周，一起喝了两次，分手之时，竟然很伤感，只能短信祝福一路平安生活幸福，嘱咐回家别忘了给我们电话。 当然，也不全是酒。上大学时，我体质不好，早年的哮喘一直缠着我。那个时候，我的体育老师李德印，是太极拳宗师李天骥的后人，而我最早是跟我同学孙双平学太极和站桩的。 孙双平是甘肃庄浪人，我上中学时读过《麦客》，对庄浪很有印象，所以我们成了好朋友。孙早年习武，颇有功力。体育课上，虽然只是重学二十四式简化太极拳，但孙还是上了这门，李老师看了他的表演后，夸了句底子不错。可惜，我竟没能坚持下来。 偷白菜。偷白菜可不是开心庄园摩尔庄园中的游戏，而是当年北京大学生冬天的一种生活方式，也并非我们85级独美。 北方的冬天当时有一街景，就是到处堆放着垒得很高的大白菜。大白菜是当时北方冬天的当家菜。一到冬天，人民大学食堂周围的马路边上，到处堆着白菜。当时大学生活还比较清苦，油水少，冬天夜自修回到宿舍，肚子总是饿得慌，于是，大家都把目光瞄向了路边的白菜，当然，这也有传承。高年级的同学会告诉新进者，晚上煮白菜不错。 一个宿舍的同学总是轮流去偷，经常会撞上其他偷白菜的人。偷回去后，用水洗干净，电炉子上，清水炖白菜，偶尔也会放点盐或者剩下的方面便面调料，但清水煮最常见。也许是因为当年生活实在不好，这样也算是佳肴了。后来跟朋友们聊起，大家都还津津乐道。 偷木板。大学时候偷的，不仅有白菜，还有木板。 有人会问，偷木板干什么？ 其实当时大学宿舍里，流行一种时尚，就是用块木板搁在床架上，上面可以放些书和杂物，当时那女生宿舍都有这块木板。2米长一点，20公分宽。我们理论系学生书多，更需要这块木板。不过，这块木板并不是学校配的，而是偷的！ 现在想来，很难以置信，哪儿来这么多合适的木板给学生偷啊？ 当时我们85级同学的木板一般有两个来源。一是毕业班传下来的。有机灵的或认识高年级同学的，早早就定下了，不过，他们的也是要么是偷来的，要么是传下来的。 另一个途径就是偷来的。我的就是偷来的。与同学去学校的建筑工地偷来的。工地山工人也许是见多了，看到了也只是喊两声，并无其他动作。扛回宿舍后，擦干净，用报纸糊上，往床架上一放，成了。 恋爱。大学本是恋爱的好时光，不过，我发育晚，别人忙着谈恋爱的时候，我正忙着看小说喝酒呢。不仅是我，我们许多同学也是没有这样的经历。结果成了无故事的人，实在无趣。现在后悔得很。后来跟同学聊起，说我们这一代错过了美好的时光，损失一定要让下一代夺回来，要让我们的孩子，在幼儿园就有故事。 当然，也就是一乐而已。 同学之间的情谊，自是山高水长。因为我们曾经一起，经历并见证了这个国家巨大的历史事件和社会转型。 在广州期间，我的那些早已在广州生根发芽的大学同学，无论是否同班，总是喜欢拉着我一起，熟悉广州的风土人情，让我这个新外乡人，感恩于心。而均伟兄是我苏北老乡，党史系，大学期间我们一起在一个班上英语，他在广东挂职期间，竟能通过在飞机上阅读南风窗，通过这本杂志的版权页，认定是我在做，辗转把电话打到我办公室，找到多年未能联系上的我，绝对算是同学情谊的一段佳话。 四年风云激荡的岁月，在万余字的个人记忆里，难免挂一漏万。自然，也有其他考虑，比如方便不方便。我对于博客里的个人记忆，向来是一气呵成，不愿意打磨检查，所以错别字乃至记忆的疏漏都是常见的，但毕竟是个人记忆，也是在博客里公开的，既考虑了个人立场，也基于遵循时代所允许的呈现方式，记忆自然也会有所选择了。 这也算是一点遗憾吧。 逝者如斯，烟云若尘，悠悠往事，付梓以铭。 2009年10月1日夜，10月2日晨，匆匆于旭日嘉园。 上一篇： 再见2011，中国传媒业大事评点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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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26日 23:23:36 这是写在2000年底的一篇文章。在哈维尔逝世之际，让我们通过了解他的思想，来缅怀这个人 难道我们自身的苦难还不足以教育我们、担保我们，让我们明白自己到底要什么和忠直地说出它们？难道要让我们这些爬过十八道坎越过十九道沟的人，跟着一天也没有受过这种罪的外国人亦步亦趋、看他们的脸色行事？难道那些“老外”真的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真正关心和有这个能力判断中国的问题，就像我们当中真的有一个人去关心和有能力判断尼加拉瓜的问题？他们真的比我们更加知道我们社会的症结所在或者对此知道得更为清楚？这怎么可能和说得过去？——题记 一 哈维尔从一开始就分享着西方知识界批判资本主义的成果。换句话说，他始终是在“全球语境”中建立起自己的思考。 他早年作为荒诞派剧作家直接继承的便是批判的现代主义精神。这种批判其反思的主要对象是在一个由技术理性所主宰的失去上帝的世界中，人的个性、自身一致性(indentity)所面临的危机。这远远不是一个共产主义政权的社会中突出的和特有的现象，而是分享着他的西方艺术家同行们共同的视野。他是这样一再表达自己创作的前提和动力的： “人的”自身同一性“（identity）问题居于我所思考的人类事务的中心。我用”自身同一性“这个词，并不是我相信它能解释有关人的存在的任何秘密；当我开始写剧本时及至后来我都在用这个词，因为它帮助了我梳理最吸引我的这个主题：人类”自身同一性的危机“。所有我的剧本事实上都是这个题目的不同形式，即人与他自身关系的解体，和失去任何一种给予人的存在一种意义秩序、一种持续性和其独特框架的东西。”1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是20世纪最重要的一种戏剧现象（指荒诞派戏剧——引者），因为它展示了’处在危机状态中的’现代人——失去了对先验的把握、失去了绝对的经验、失去了和永恒的联系、失去了对意义的感知。换句话说就是失去了根本。”2 这个立场显然是被称之为存在主义的思潮和艺术所代表和传播开来的。哈维尔并不隐晦这一点。“我从年轻时所读过的所有哲学中，存在主义，当然也包括现象学，对我总是最富有刺激性和最能吸引我。我喜欢这些作家的作品，但我这方面的知识一直十分肤浅的。我受他们思想氛围的影响远远超出对他们具体的论点、概念和结论的兴趣。”3他提到的这些作家有：卡夫卡、贝克特、尤乃斯库、品特、海德格尔等。他说过阅读布洛德写的卡夫卡传记是他生活中发生一件大事，他甚至曾经私心里认为没有比他本人更理解卡夫卡的了。至于贝克特，哈维尔多次分析他的作品倾向来解释有关“荒诞剧”的概念，乃至在他最后一次坐牢期间，这位英国“老师”特地为他的这位未曾注册的捷克“学生”写了一个剧本：《灾变》（“Catastrophe”）4。 当然，哈维尔绝非从书本到书本跟着西方先锋派同行亦步亦趋。他解释自己为什么和这种现代主义艺术一拍即合的原因，首先在于因为自己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从而获得了“从下面”（“from below”)看问题的眼光——“从下面最能看到这个世界荒诞和喜剧的方面”。同样重要的还在于他亲身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他形容自己20岁那年（1956），正是一个著名的“解密”时期，周围人们的第一次经受普遍的、空前的大崩溃：“第一次地，那种奇特的关于真理和谎言的辨证说辞，被谎言掩盖的真相及希望的被篡改歪曲（即今天的人们才如此熟悉的东西），深深地击中了我们；并以这样一种原发性的形式，向我们展示了现代艺术的基本主题：有关人的自身同一性及存在论意义上的精神分裂。”正处于接受世界印象最强烈的时期和试图取得对世界总体看法的年龄，遇到的却是处处分崩离析的现象，听到的是一个庞然大厦坍塌的声响，这种经验对一个人太重要了。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也经历过非常类似的情况：比如1976年正处于20岁左右年龄的人，同样也赶上一个历史关键性的“解密”时期——拨乱反正，面对大量首次被揭开的闻所未闻的事件，听到那些至今还难以相信的悲惨故事，他有一种双脚迈不动了的感觉。在历史的“最强音”背后，原来是如此地残酷、盲目、不合理及恶。他还没有来得及“进入”历史，就先行分享了这样一种混乱和痛苦不堪的历史“地平线”。对哈维尔来说，能够找到一种形式（哪怕是被称之为“荒诞的”）来表达自己（也是所处时代的氛围）对生活的真切感受是幸运的，在这种情况下，“形式”本身所拥有的对于经验的整合力量，可以使人有效地避免因外部世界的溃散而导致个人内心破碎、凋零和瓦解，甚至因为无力应付这种外部的混乱，无力穿透和整合它们，而逐渐导致另外一些形式的僵硬、蛮横。 是否可以在“批判”中划出一类，称之为“反省的批判。”这种批判不是从某个外部的起点开始，涉及一个与己无关的外部对象，比如在两个互相敌对的阵营中之间进行的那样，互相指责和攻击。“反省的批判”产生于一个社会或一个人的内部（腹腔），是对自身事务的检点和清算，是对包含自身之内、与自身有牵连、意识到自身无法解脱的周围环境的反思。实际上，尽管称之为“内部”，但是一个社会“反省的批判”的产生，却是需要在一定的外部条件下才出现的，是历史的走到了某一个点上才浮现的某种思想景观。这个时刻，可以称之为“神话的破灭”的时刻。有人试图在破灭的废墟中建立起他们艰难的思考。存在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可以说属于这一类。不同于无产阶级的批判在于，它代表了一个社会自身神话的破产，批判者听到了资本主义大厦内部碎裂的声音，而这同时也意味着在这个屋顶下的任何人都是无法解脱的，包括批判者本人。这时候，反省社会的黑暗便和反省自身的黑暗联系在一起。谁也不能说只有他的鞋子是不湿的。所以在存在主义的作品中，具有大量的对于人性自身恶的反思。这远远不能简单地归置于抽象的人性论或人道主义的缺陷，恰恰是在这些作品中，我们读到了一种活生生的“历史意识”，读到了活生生的历史的灾难和黑暗，读到了在这样一个破灭的时刻清醒的人们所拥有的清醒的痛苦。这种批判特别有力在于：它不贩卖任何廉价的也是虚幻的方案或出路。 如果说，在法国，这样一种批判是由1910年左右出身的人所代表的（萨特出生于1905年，加缪出生于1913年），在他们的作品中生动地体现了那个社会整体神话的破灭；那么，在捷克，“反省的批判”则要往后推迟一段时期，因为这个年龄上的人在战后立即陷入了另外一种幻觉（共产主义制度）之中。更深的危机要等到再过一个阶段才暴露出来，需要由另外一些人来承担。这就是生于30年代的这批人。哈维尔和他的朋友们有一个“36年生人”的表达，其中包括后来到美国成大名的电影导演福尔曼（影片《莫扎特》的导演）。在中国，时间要更往后推，这种“反省的批判”出现在某种理想和理想的社会在释放了它的全部能量之后。所以，比较起来，在捷克1930年人身上出现的东西，于中国50年代和60年代出身的人可能更容易接近。这样一种人就好像是从历史的隧道中被输送出来的，是从历史的腹腔中被释放出来的，因为还没有来得及加入任何一方所以变得与历史的几乎所有方面有牵连而不止是和其中的某一方面。他继承了多重灾难同时也继承了不止一种社会实践所包含的理想主义。这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哈维尔的文体在我们有些人眼中显得那么缠绕晦涩，因为他所面对的问题是复杂、缠绕、纠结的。他的哲学的表达方式和他的荒诞派戏剧一样，是他与历史及其任何一方保持足够距离的一种方式，当然也包括与他自身保持足够的距离。历史的黑暗并不在人自身的黑暗之外。 顺便地说，从历史的腹腔中“反刍”出来的东西，它要承担和直接对此负责的是历史和生活本身，而不是满足任何一种学院化的生存机制。它不参加任何一种学术政治的分配。它带着历史和生活的“血迹”，也可能带着它的缺陷和“浅薄”。今天在中国阅读哈维尔的人，看起来也不像是要从他那里获取任何学院政治分配的份额。 二 以下这个问题进一步表明：在目前中国的语境中，按说哈维尔似乎更容易为被称之为“新左派”的朋友们所认同，他的现代性批判的立场，他始终没有放弃的“左派”的精神。但实际上他却更为被称之为“自由主义”的朋友们所认同。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这是耐人寻味的。 从历史上看，捷克斯洛伐克就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传统深厚悠久的国家。1948年是这个国家的人民自由选举，将政权和平地交到共产党手中。处于时代的气氛之中并从中汲取成长所需要的营养，是每个年轻人的必修课，哪怕他本人处于某种被排斥的边缘状态。这种情况和我们当中许多人经历的何其相似：背叛资产阶级父母作为自己的成年礼。“我一直是个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人，而且无疑在我父母最困难的时期（50年代）深深地伤害了他们（好在只是从言词上）。”“看起来很奇怪，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不信——我的资产阶级背景在我心中唤醒了（或更确切地说，加强了）一种社会情感和反抗情绪——对于不应得的优越条件、不公平的社会藩篱、由于出身或其他原因造成的高于他人的地位以及任何有辱人类尊严的东西”。5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对于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也是难以想象的），即使到了后来，到了历史把哈维尔置于直接面对所处社会极权主义制度的斗争中，与这个极权主义发生正面冲突时，他仍然十分尊重自己从自己的历史传统中继承来的社会主义精神成果。在有关的社会主义的任何一次表达时，他都显示了足够的保留和敬意，就像同时侧着身保护它们一样。更准确地说，在他批判所处后期极权主义社会时，始终是把它放在欧洲资本主义的语境当中，他所站立的那个批判的精神立场，不仅适合于后期极权社会，同样也适合于资本主义社会——他立足于、分享着对于这两者同时批判的共同的底线。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仅仅想要“复辟资本主义！”（那是当时当政的人们用来称呼他的。） 1975年，哈维尔写给胡萨克的那封长信，是继68年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之后第一次公开的和最重要的决裂。在信寄出两个星期后，他在自己乡间的居所回答记者伊希·列戴莱尔采访时，仍然自诩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当然，同时他也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概念做了清晰的区分，尤其是指出共产主义实践如何令某种理想走了样。他说：“我把自己看作一个社会主义者。我甚至认为我从共产主义中学到了一些东西。但是我从来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因此，自然地，我从来没有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我从来没有接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甚至改革的意识形态，这也许是这个世界对我来说，显得比对共产主义来说复杂和神秘一千倍。关于已经完全了解了这个世界的情感——除了他们马上要掌握的——对我来说是陌生、异在的。他们也许正确地认识了一些事情，但是他们又十分夸大了这种认识。更进一步，他们在实践中令这种认识走了样，因而变成从他们自身异化。”6 也正是在这封长信中，哈维尔描述了后期极权社会中，当权者如何制造和利用恐惧，将人们的注意力导向仅仅是对于消费品的兴趣，生活陷入了一种“生物学的、蔬菜的水平。”一方面是人们消费热情的高涨，另一方面是人们屈服于自己道德水平的下降，屈服于精神上的被动压抑和屈服于自己的屈服。这样的批评不能不说是同样适合于资本主义的某些方面：“希望他没有能力意识到在他精神上、政治上、道德上日益增长的被侵害的程度，将他缩减成一个初级消费品社会的各种观念的简单容器，是打算将他变成复杂操纵的顺从工具。”7其中提到的“消费品社会”、“复杂操纵的顺从工具”正是批判所谓“资本主义”用语。 他1978年写下的重要长文《无权者的权力》中，进一步直接将当时捷克社会所发生的情况，放到屈服于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全球性语境中去，将后期极权社会与现代西方正在发生的情况联系起来和进行类比。其中暗含的一个前提是：在捷克发生的事情是得到捷克之外的世界范围内的、同样也是消费品世界某种潜在的鼓励的，它甚至像是对于西方邻居的“讽刺模仿”，由它所暴露的危机是西方社会同样面临的，因而它的存在也是对西方社会提出的某种警告。“更为概括地说，后极权社会建立在独裁专制和消费社会之间历史性遭遇所提供的基础之上。对于谎言的普遍适应和社会自动总体轻而易举的渗透，难道不是和着眼于消费的人们普遍不愿为了精神和道德的完整而牺牲物质实惠相联系？和他们面临世俗诱惑而放弃更高的价值相联系？和他们易于受大众的冷漠所影响有关？说到底，在后极权制度中，这种灰色空间的生活难道不正是现代生活一幅夸张的讽刺漫画？而我们不正是处于一种警告西方的立场上，揭露着它的一种潜在的趋势（尽管以文明的外在尺度来衡量，我们远在它之后？）”8 将消费犬儒主义的捷克社会和西方社会进行对比对照，表明哈维尔始终保持和来自西方的批判精神进行对话，比较起来，处于中欧那么一个位置，哈维尔他们更容易和西方活生生的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左派）面对面地切磋。但明显可以看出，渐渐地，哈维尔对某些纠缠于概念的东西感到不耐烦，感到西方的左派也好、右派也好，包括它们的媒体，总不免将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简单地纳入一种现成的范畴。“深陷于自己那套政治上的陈词滥调中的西方媒体，或许会将我们的我们的方法说成是太过拘泥法规、太过冒险、修正主义、反革命、资产阶级、共产主义、或太左太右。然而我们对此不感兴趣。”91985年他写下两个重要的文本《政治与良心》、《对沉默的解剖》，由于考虑到概念的东西太不能说明问题，他准备正式放弃“社会主义”这个称呼，同时放弃的还有它的对立面“资本主义”。“我从来没有说过或写过我向往资本主义或我想在我们国家引进资本主义。”10他不无讽刺地说“在我的一生中，参加过许多政治争论，并已习惯如此，但我承认，当我看见如此众多的西方人沉迷于意识形态，比我们生活于彻底意识形态制度中的人远为甚烈，我就不免倒抽一口凉气。某种观点立场或某个人是极左还是极右，是偏左还是偏右，是左派中的右派还是右派中的左派，好像某种恰当的分类比观点本身还重要。……但是根据我们经验的背景，在意识形态完全驱逐真理的环境中，所有这些没完没了的争论显得无聊、错误百出和远离事实。”11“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他大声叫道：“我得承认这个问题给我一种上个世纪深渊的感觉。对我来说，这些完全是意识形态的和在语义上含混不清的概念，早已变味了。”12他形容那些问他：“你们这些人需要什么帮助”的某些西方知识分子（天晓得是左派右派），是在参观完了“哥特式和巴洛克式的纪念馆”之后，把“持不同政见者”当作这个“沉闷单调的环境中”唯一一道令人提起胃口的风景。 罗永生先生在《哈维尔的“政治”》一文中写道：“冷战的语言、冷战的思维的确很难把哈维尔定位。”13此言甚当。在他提出他所处的极权社会由不露面的匿名权力所操纵的时候，他同时认为这种“匿名游戏”（非个人化的权力游戏）也发生在西方：就极权主义本身而言，“它是全部现代文明的凸透镜，是需要对这种文明应当如何理解自己的全球性的一声尖锐的、也许是最后的呼唤。”他甚至用了“全球极权主义”这个词(global totalitarianism）14。正是在这个语境中，他说出他的那句名言：一个东方的官僚和一个西方的经理差不多。原话是这样的：“在这场反对非个人化的权力扩张的起码的但却是全球化的严峻斗争中，是面对一个西方的经理还是一个东方的官僚，只是偶然的地点上的区别，这完全是不重要的。”15在他提出“后极权社会”的同时，他又提出一个相应的“’后民主’制度”（“post-democratic”system)的概念，同样用来说明整个现代文明所缺少的那个维度——来自生活和人道的精神。 事情还没有完。爱好概念是人类难以改变思维的惰性。哈维尔还得一次又一次地解释放弃这些某些概念的原因和即使放弃这个概念也决不放弃的某些实质性的东西。1986年，在同卡雷尔·赫维兹达拉进行的自传性谈话中，他又花了大量篇幅谈到这个问题，包括对他本人所创造的一些新概念的理解和使用。这段话对理解了解他整个的思想、立场（包括他当总统之后在别人看来也许是重要改变尽管实质上未变）有很大的意义。 “我摒弃’社会主义’这个词完全是因为我向来反感那些过分固定的、因而从语义上讲也就失去意义的范畴，反感那些空洞的意识形态术语和咒语。它们把思想僵化在固定概念的封闭结构里，而且越封闭就离生活越远。我在文章中不时地使用我自己的创造的概念，如”后极权主义“、”反政治的政治“等，但这些只是一些偶然的概念，用在某个具体的上下文或特定的气氛中，为了某个具体的表达对象或某篇文章；我从未感到必须要重复使用它们。它们服务于具体情境中的语义目的，并不是固定的概念。简言之，我不再称呼自己为”社会主义者“并不意味着我改变了我的政治观点。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我仍然把自己称为”社会主义者“，我也没有把自己定位在某一特定的政治和经济原则、理论或意识形态，或定位在改造世界体制的某些方案上面。对我来说，’社会主义’是一个更加人道、更加道德和更富有感情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我曾是一个佩劳特卡、切尔尼那样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也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说到底，历史上有这样一些时期——每一个站在受压迫和受屈辱人们（即不是站在统治阶级一边的人）都把自己称作社会主义者，每一个反对不应得的优先条件和世袭特权、反对榨取无权者的劳动、反对社会不公正以及贬损人、令其服务于他人的人们，都把自己称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也曾经是这样一个’富有感情的’和’符合道德’的社会主义者，今天我依然如故，唯一的区别是我不再使用这个词来表述我的立场。”16 从这段话中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哈维尔实际上仍然是个“社会主义者”这个结论？错了！那么是否得出他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的结论？也错了！那么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吗？说这话的人肯定是疯了！那么他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请问“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是什么意思？这么说，他是一个“新左派”？哪来的这个词！在起码的自由民主的平台没有搭建起来之前，在由人人共享的政治平等、经济自主、言论自由的底线没有完全建立之前，“新左派”这个词提供的东西与它所丢失的东西一样多，甚至还要多。因为那样基本的“平台”和“底线”是为人人所分享的，包括任何“左派”、“右派”、“中左”、“中右”、“偏左”、“偏右”、疯子艺术家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磨剪刀的和鏘菜刀的。当然也是需要他们所有人合力共建和共同维护的。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自由主义者”的提法也不充分。比如一个认同哈维尔的人怎么会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这只是更表明他不是一个自由主义罢了。）天哪，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摆脱这种完全是单向度的思维！摆脱这种喜欢“归结”而不是将问题进一步向前发展、生发的习惯。如果是以人划线、以个人关系的亲疏做出理论立场的选择，那就更糟糕，还叫什么批判的、思想开放的知识分子？!我曾经表达过，在中－东欧这个地区，由于处境的复杂和悖谬，所有能够提出的话题都不能不是脆弱的和易受攻击的，因为常常是自相矛盾的；今天我要说，在中国的情况完全也是如此。我们几乎在说任何一句话时，都不能不是腹背受敌的。在刚刚表达完一个思想的第一秒钟之内，就会产生一个念头：需要另外的一篇文章，来表达与刚才相反的意思。也许这种情况普遍出现在“后发展国家”，所有不同时期积累起来的问题堆积到一块，它们互相缠绕、自相缠绕，立足难稳，真伪莫辨。然而尽管这样，还是有一些基本线索可以追寻，有一些基本界限足够可以划分。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哈维尔处于所有这些“主义”之内，分享它们的某一部分，因为他分享了所有这些主义共同需要的那个底线或平台。比这更进一步，他与这个底线的关系体现在本人甚至以生命为代价来致力于这个底线的建立，你不做出贡献怎么可以来享用它们？ 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哈维尔不忘记把问题限制在自己主要的批判对象上面，决不因为类似的问题也发生在西方，或发生在全球范围之内，就回避了自己社会的主要问题，或以全球性问题的某个侧面来取代本国的问题——在哈维尔所处后极权社会的消费主义背后，是人们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恐惧，是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是一手遮天、专横任意的胡萨克政权。在批判共产主义面孔下的极权主义时，哈维尔不止一次地用了这样“预支未来”这样的字样，即目前不具备某个条件而提前享用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某些讨论也象是对于尚未到来的起码的自由民主的“预支”：还没有登上自由的列车，或在想象中顺便搭上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这辆列车（套用那个著名的句式即“让少数人先自由起来”，）就可以把问题调换掉，将中国目前最大的障碍变成一个更和全球性相关而不是和这片土地相关，误认他乡做故乡。这就不难理解当维尔刚刚谈到“后民主”这个概念时，还没来得及发挥，他就马上加以限制：“无可置疑，这个概念不可以进一步发展。这种发挥乃是愚蠢之举，因为这样一来，这个概念就慢慢地与自身异化和脱节。”17 后来的事情完全在情理之中。在他当总统之后，他的某种“偏左”立场才进一步显示出来。他与克劳斯的争论已是广为人知的事情。写于1991年他的那篇《我相信什么》一文中他又一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我曾经说过我自以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认同什么特殊的经济理念或概念（尤其是一切都属于国家和由国家来计划这样的概念）；我仅仅是想暗示——如人们所说——我的心长得偏左了点。与其说我在表达任何具体的信念，毋宁说我试图描绘一种性情，一种不落俗套的精神状态，一种反对定势的倾向，以及对于庸俗市侩的反感和对于悲惨蒙羞的人们的关注。”18当然，同时他又不忘了说：“尽管我的心偏左了一些，但我也知道唯一行得通的是市场经济……这是一种于法律的框架之内，使得经济实体完全独立和多样化的制度，它的运转主要是受着市场规律的引导。这是唯一自然的、有意义的、可能导向繁荣的经济，因为只有它体现了生活自身的性质。就其丰富和易变性而言，生活本质上拥有着无限的和神秘的多样性，它不可能被计划和控制。”19 上一篇： 分享哈维尔，分享共同的底线(下)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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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口是心非地做着那种意识形态的游戏，另一方面接受来自政权的公开的贿赂（完全是有条件的）——种种实惠或各种既得利益。每个人自己那么去做，他实际上也在要求大家都这么做，都来配合这种虚假的游戏，共同造就那种”普遍的常规”。不同阶层的人只是卷入了不同的层次。从表面上看，这样的生活还可以捱下去，人们专注于自己的小日子，但他们同时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人人都得忍受他道德上、精神上的被阉割，忍受自己的种种虚伪、伪善像个活生生的小丑和小人，忍受自己的忍受和接受实际上是如履薄冰的脆弱的生存处境。由此个人被编织进一个哈维尔称之为”自动的社会总体”，成为它的工具，每个人即是它的受害者，也是它的支持者。而如果事情反过来：水果商不再悬挂那种莫名其妙的标语，人们不再参与那些虚假的仪式（如选举之类），幕后的真相就暴露了出来，他们个人所面临的威胁暴露了这个政权缺乏合法性这样一个非常脆弱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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