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清川：加藤嘉一映射国人的虚弱
东门吹牛 于 2012-6-12 11:33:38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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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嘉一:北京离重庆有多远？
“人挺帅的，个儿挺高，思维很开放，思辨能力很强。我原来只在电视上看过他，一直以为他是感性的人，懂得和媒体打交道，很能创造关注度。这次在重庆和他面对面的感觉不太一样。他的一些话很有意思，比如说他对重庆的改革措施很有信心。” 我在拙著《致困惑中的年轻人》（凤凰出版社，2012年3月）里（第195页）这样形容薄熙来。 2010年8月初，我着陆到炎热的重庆。它是盆地，周围都是山，市内几乎没有平路，到处都是破路，使我忽然间想起祖国的家乡热海——山口百惠主演的《伊豆的舞女》的场地。 一次小范围的交流，我早就到了会议室，黄奇帆市长也在了，就是中间的位置是空着的。看着离我大约5米的那个位置，联想着的则是中国历史上的皇帝。 我之前从不同的日本商界人士听说过他们眼里的薄熙来，他们感叹说，“薄熙来先生很重视对外交往，很认真地倾听我们外国企业想在他管辖的地方做什么，当然，他也会直率地对我们提出要求。” 在会议室内，重庆市政府的工作人员们似乎有些紧张。我靠近一名男官员，询问“书记在重庆的地位这么高啊？你们都紧张成这个样子。有这么严重吗？”这位先生很小心，看着周围，确认没有一个同事“监视”后，悄悄回应说，“我们开会都是这样的。书记的要求很高，他是一名很重视形象和成果的人，我们不能有任何失误，否则麻烦了。” 自从2012年4月10日，“鉴于薄熙来同志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决定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后，我与曾在辽宁省、商务部、重庆市与薄熙来一起工作过的那些官员们交流，听听他们对薄的印象： “他喜欢做新的事情。” “他的政治野心大。” “他做事不像其他领导，不太重视部下的意见，常常自上而下地做出决定。” “执行力超强，但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其做法必然带来一定的风险。” 前些天，我与了解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有关情况的一名“太子”聊天，他说：“薄熙来一直以来想要的，不仅是进常委，还想要得到更重要的位置。但他的作风与手腕不是能够令其他中央领导人接受的，他会得罪太多人，破坏既有的政治秩序。” 或许，这是围绕“薄熙来事件”最具有信服力的解释。 东亚国家的政治发展有一条相对固定的发展规律，呈现出四个阶段：一是极权政治；二是威权政治；三是精英政治；四是市民政治。划分的标准是这四个具有不同风格的体制的统治者具有多大权力，抑或哪些群体或阶级在统治社会。就中国大陆而言，毛泽东时代属于第一阶段；邓小平时代属于第二阶段；从江泽民到胡锦涛时代，据我理解，属于从第二阶段走向第三阶段的过程中，但迄今为止已经在较大程度上靠近第三阶段。 从这一东亚政治发展的规律角度出发，当前中国政治舞台能够容纳的已经不是像过去一样具有纯粹极权或威权的“政治家”，而是在基于中国特色的“党内民主”的集体领导体制下能够“读懂气候”的“优秀官员”。 时间在走，令人沉思。 过了一阵子，薄熙来带着几名保镖和部下，高调地进到屋子里，走路速度是在我见过的官员里是最快的。身高1.90米左右的他显得既匆忙，又憔悴。我回头问了一些官员，他们介绍说，“书记身体不是特别好”。 我与薄熙来握了下手，他的右手很干，从来没握过如此没有温度的手。“是与他身体不适有关还是有其他人为的原因？”我在脑子里胡思乱想。 他坐下来，开始讲话。声调波动得很清晰，观点表达得很生动。他动不动就展示自己对重庆的喜爱。 “重庆是个好地方，重庆人很好客，你一定会喜欢上这个地方”，他高调地对我说。 他紧接着阐述“5个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他强调高度重视重庆市民的生活水准与幸福指数，“为了使我们的人民开心、快乐地过日子，我们政府做了很多事情。你可以在重庆好好观察下，能感受到我们政策成果的。” 我每天从住宿的解放碑附近出去跑步，如薄熙来说的，到处能看到“5个重庆”的口号横幅。马路边上的警察比我去过的任何城市还多，在我眼里，站在十字路口中间大胆执行任务的强悍女警察，似乎展示着重庆发展的方向。 凌晨的街头、广场，我去与那些唱红歌的中年太太、先生们交流，“你们唱得好开心啊，你们这些年快乐吗？”她们明显享受着快乐，纷纷回答说，“快乐！开心啊！” 我也去问在重庆读书的大学生，“你们如何看待现任政府的政策？”有人回答说，“要经常唱红歌，麻烦呢”；“没什么，挺好的，经济发展快嘛”；“重庆受关注，还是令人自豪的”。 至少从看得见，摸得着的表象看，当时，重庆市内是平安的，稳定的，快乐的。 对于近年以来城市GDP增长15%以上、农村GDP增长20%以上之成就，薄熙来很自豪说，“这就是坐在我旁边的黄奇帆市长的功劳”，并拍拍黄市长的肩膀。 黄市长没有反应，显得有些不好意思，或有些过意不去。书记与市长之间展开的小插曲使我感到很别扭，给人一种“两者不配”的幻觉。 迄今为止，薄熙来已离开重庆，黄奇帆则继续施政。 着力谈论重庆改革的薄熙来，显得有些疲惫，记性却不差，不看稿子，随时拿出数据来支撑改革成果。不可否认，他是我见过的中国官员当中最有个性的，况且，也是唯一可称得上的政治家。 违背他心愿的恐怕是这个时代。 我几年前赴香港，跟曾若干次到重庆做过调研的《亚洲周刊》记者纪硕鸣交流，他在凤凰卫视的化妆室里对我说，“重庆模式注重的是民生”。后来，我亲自到重庆考察的过程中“体验”到，对“重庆模式”来说，“唱红打黑”才是支撑“注重民生”的强大后盾。薄熙来是拿着前者的果实，巩固权力，迎合民意，自上而下地把纳税人的钱投入到最能体现出改革成果，尤其直接促进GDP增长的战略领域，包括公租房建设。我在与薄熙来的面对面交流中一直等着他大胆谈论“唱红打黑”的伟大，却始终没有谈，直到座谈结束，他离我而去，表示，“我还有事情要处理”。 我不知道那是因为他忘记了涉及这个话题，还是时间不够；是因为有什么因素使他有意避开谈到那个话题，还是与王立军不在现场有关…… 今天，重庆迎来了全新的面貌，该走的走了，该来的来了，该抛弃的抛弃了，该恢复的恢复了。听重庆当地的年轻朋友说，“没什么人讨论打黑唱红了，也没什么人议论薄熙来了”。 有一名曾在重庆，目前在北京工作的媒体人对我表示说，“我原来离开重庆媒体就是实在受不了那个‘红色模式’，彻底摧毁了我们作为媒体人的良心，根本无法去做媒体该做的正常报道，包括批判性报道，而只好服从领导人唱红的政治需求。” 我问他，“现在情况变了，还回重庆吗？” 他说，“现在，已经晚了。” 时光已过，仍有余香。 现在回过头来评估，“重庆模式”的问题点有三个：一，它把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混淆在一起，靠高压式的政治手段盲目追求GDP主义，并强调自己的制度优越性与政治合法性，这一做法本早已过时；二，它“打黑唱红”与“注重民生”过程中的透明度极低，决策过于自上而下，彻底强调“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忽略“社会”的维度，从而缺乏体系内的弹性与耐性；三，“重庆模式”的提法本身从当前中国政治游戏规则角度看恐怕成问题。在中央一把手都没谈论“中国模式”的形势下，地方一把手大大谈论，或赞扬“重庆模式”，只能说，没有读懂气候。 造成这三点问题的责任或原因不仅在于薄熙来本人，也不局限于重庆当局，更不限于中国执政党，问题反映的是关心中国现状与未来的所有人之公共意识（public mind）。对此，“我们”需要作出必要的反思。 中国政治的“去官僚化”趋势使得薄熙来陷入孤立、孤高、孤独，他表现出的政治手腕早就不适应当前的中共官场，这与他是否是信仰文化大革命无关，也与他在十八大上要站在什么位置无关，更与他对邓小平路线的忠诚度无关。 薄熙来的命运向中国政治提出的只是挑战，而不是机遇。底线的保住不相等于蓝图的诞生。中国依然有着一批没有“价值观”的百姓，中国依然是没有“共识”的社会，这依然是一场没有“蓝图”的改革。肯定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N个斗争使得中国的政治更不好走，迷失的则是方向。 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终结。 相关日志 2012/05/21 — 港媒:王立军6月份面临叛国罪审判 2012/04/25 — 薄熙来案最新内幕:海伍德一小片肉证实谷杀人 2012/04/23 — 华尔街日报:中国调查薄熙来在任时重庆政府的支出 2012/04/11 — 薄熙来下台，郭台铭、林百里最担心的两件事 2012/04/09 — 王昊轩:重庆恐怖 2012/04/03 — 乌有之乡:王立军事件 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 2012/03/20 — 新华记者周方开咬薄熙来了 2012/03/19 — 译者:外媒关于”薄熙来被免职“的报道及评论汇总 2012/03/17 —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对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并滞留事件进行调查评估的通报完整版 2012/03/17 — 网传重庆某区内部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对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事件调查处理的情况通报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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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1日，一对上海夫妇要携女儿在美国关岛搭乘美联航回沪。张夫妇俩因行李安置问题与机组人员发生争执，结果机长以“航空安全”为由报警，拒绝２人乘坐该航班。未满１２岁的女儿只好单独回沪。此事在微博上曝光后一时引起了中国网友的热烈讨论。 当时坐在同一航班，近距离观察这场景的刘先生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说：“这对夫妻就坐在我后两排，我看他们上飞机时就在抱怨点什么。就在美国空乘开始整理时，一位空姐要变动一下他们包放置的位置，这样也方便别的乘客放行李。妻子对空乘说，‘你凭什么动我的东西？”空姐解释为什么动行李时，不耐烦的丈夫反复用英文对空姐说‘闭嘴（shut up!）’”据刘先生解释，后来美联航方面与警方协商，最终判断张夫妻违反了美国安全条例，他们的乘坐将成为飞机安全顺行的不安全因素，就“请”他们下飞机。 了解此事件后，我第一反应是：预料之内，情理之中。我平时游走世界各地，经常遇到类似局面。 让我想起去年在以色列耶路撒冷考察时的场景。我要进某汽车站，因以色列这个国家对恐怖主义事件相当敏感，所有进站乘客的行李都务必严格被检查。我的检查结束后，后面有一堆中国游客似乎对以方的检查方式不满，就拿着中文，用很不礼貌的语言痛骂警察，还发生小小的肉体冲突，团结一起，站在一侧的中方坚决不服，纷纷说，“你凭什么查我东西？！”。结果，其他男警察们过来协助，“请”这些中国游客不让进站。 “上海—关岛拒载事件”绝不是单纯发生的“中美争执“，而意味着中国公民走出去的过程中日益，必然，普遍面临的挑战。 我深信，不管是在关岛的上海夫妇还是在以色列的中国游客，他们本来没想那么多，没什么恶意，更没有挑战或违反所在国法规的意思。他们顶多就是心情不好（像刘先生透露的，夫妇当时正在抱怨点什么），在中国人眼里，无论是私人空间还是公共领域，“抱怨”正在处于高峰，甚至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往往把本属于自己的“心情不好”或“抱怨需求”带到公共空间，若在中国国内的话，没什么大不了的，已成为了常态，大家已经习惯了。然而，在不少海外的公民社会，“把私人情绪带到公共空间”是违反社会规则的，至少在日本，或我游走世界各地的不少城市是这样的。 请允许我诚恳举出一条教训，即中国人走出去时显然不应该把国内的行为规则或生活习惯盲目带到海外，而应该克制一些，冷静一些，理性一些，尽量入乡随俗。这次“拒载事件”，若在中国国内的中国航班里发生，应该是没什么，经常发生，但到了海外的陌生空间，就有可能发生问题。 再说，据我所知，中国国内的制度是相当灵活的，一时的抱怨情绪，通过大家的协商或碰撞，过一阵，就能加以解决，有时还能加深感情。但包括美国、日本、欧洲各国在内的海外制度是没有那么灵活的，在处理事务的过程中，“以交涉突破制度”、“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前门不开，就走后门”的中式风格往往是难以成立的。对此，即将走出去的中国游客需要充分的自觉。当然，我论述上述观察，大前提首先是我本人在中国生活就必须入乡随俗。坦率说，我始终不适应中国的制度环境，要么办行政手续很死板，麻烦，要么明文规定按现场潜规则变来变去，但我始终努力尊重中国式的交涉方式。 最后我要提出，无论是日本、美国还是以色列，至少我访问过的不少国家社会的服务员也好，乘务员也好，当地居民也好，他们对“中国”或“中国人”是抱着傲慢与偏见的。外国人要睁开眼睛，接受现状：既然中国崛起正对世界政治经济产生着举足轻重，跨时代意义的影响，那么，外国人看待或对待中国人时，首先务必摆脱固定成见或先入观念，不应该以点概面或以面盖点。我周围的多数中国朋友是抱着世界公民的精神，努力尊重国际规则，并去“包容”外国人对中国这样那样的批判的。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外格局早已形成，相互交流与理解的努力则必须双向。 本文为2012年3月19日刊登于《环球时报》的文章“不妨‘包容’外国对中国的批判”之原文（意思是编辑修改前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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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11日，全日本进入了追悼“东日本大地震”一年的状态。2月份刚做了心脏手术的明仁天皇出席了追悼仪式，并致词。作为一名日本公民，我深刻意识到：“此刻天皇夫妻出现在公众面前，这一事实本身意味深长：“3?11”是影响日本未来走向和日本人精神状态的大事，务必由天皇亲自向国内外传达日本复兴的声音，以及鼓励日本国民。 “东日本大地震”造成约19000人遇难者；至今依然有约34万人过着避难生活；光是福岛县人民，大约有63000人因核辐射后遗症而在县外过着避难生活；灾区失业者有10万以上；被破坏的建筑物超过38万户、基础设施、住宅等损失达到16.9万亿日元，乐观估计，这些损失被弥补，重建至少需要5年的时间。前景不容乐观。 战后日本的国体（国家体制）采用了“象征天皇制”，即具体的政治事务不由天皇来实施，日本政治的实际一把手是内阁总理大臣即首相(即使背后始终存在着美国的影子)，这也是基于日本社会对二战前历史的反思。然而，天皇的存在始终支撑着日本人的心灵，天皇的出面向全民传达了明确的信号：现在是国难，政府、百姓、媒体、专家、灾区灾民、非灾区灾民…… 谁也不要怪谁，谁都不能把责任推卸给任何人，此时此刻，全国人民应该团结一起，凝聚一起，携手一起，共同渡过难关，克服困难，挑战现状，共创未来。 在上海第一财经频道的演播室听着天皇陛下的讲话，我很明白他所说的话意味着什么，他说的一点不复杂，也坚信，大约1亿2500万的日本国民都明白此刻该想什么，做什么。那一天，日本全民共同迎来了“集体悲伤”、“共同追悼”，并记住了“共度国难”的使命。 内阁总理大臣野田佳彦则在仪式上发誓三条：一、尽早做好灾区的复兴工作；二、把灾难的教训向未来、下一代传达下去；三、不要忘记“互助”与“感谢”的心。作为一名日本公民，我也很明白首相在说什么，很清楚此刻我们要想什么。 日本人从小就是这样的，在学校、家庭、社会这三大教育场所里，长辈们每时每刻对我们教导的做人标准就是“不要给别人添麻烦”，这也是日本人首要的、坚持的思维方式与行为规则，也是日本社会至今 “维稳” 成功的根本成因。上学、上班、街头上、家庭里、公司里：集体主义、团队精神、情绪顺从秩序、个人尊重社会、少数服从多数、年轻人追随高龄者…… 我们都知道怎么做人，做事，明规则是什么，潜规则在哪里。 日本人像中国人一样，是很能忍受的。去年的夏天，日本人很担心，“在东京电力公司陷入经营困境，整个社会严重缺电的情况下，家庭也好，工厂也好，公共交通也好，能否避免首都陷入‘大停电’，度过难关？” 本来具有节约精神的日本人进一步节约用电，全民携手度过了难关。是的，从3?11到3?11，日本人就是这样以“忍者”的身份活下来的。 我想，以上说的，对日本人来说，都不是问题。日本人是懂得秩序、规范、道德、忍耐以及执着的民族。我还记得，去年“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全球媒体赞扬了日本国民在灾难面前的冷静与团结，向心力与平常心。然而，在我看来，这些对日本人来说一点不难，日本人本来就是不接受变化的，不爱变化的。从政府到民间，从中央到地方，他们在抗震救灾与灾后重建面前的基本思路是清晰的，即“如何恢复原来的状态”，而不是“如何重新创造新的环境”。 我想，此刻内阁总理大臣和日本政府，包括普通老百姓需要调整心态，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不是上述有关国民性或精神层面的问题，而是如何重新调整战略布局，使得日本社会和日本人更加幸福、繁荣的发展问题。大约23万亿日元的“复兴预算”（为期10年）该怎么用？这笔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收集日本国民缴纳的税金和日本国民未来要还偿的资金腾出来的。不过，由于中央与地方，各个部门之间的沟通不足和利害关系的错综复杂，目前笼罩复兴工作的是“重复预算”和“搭便车式预算”。 一位日本财务省年轻官员向我抱怨说，“我觉得现状很危险，凡是带着‘复兴’的预算，都可以盲目通过，建设绿色公园、拍摄灾区风景、建立防灾设施、邀请外国人…… 根本与复兴无关的种种事业盲目、简单地被落实，相当浪费。外务省、总务省、农林水产省、国土交通省等都从积累业绩的角度出发趁机申请各种各样项目，就是搭便车。而且，不同部门之间是不协调的，所以项目之间存在重复。这样下去，20万亿左右的预算一定会被浪费。” 日本著名财经杂志《Diamond Weekly》在最新专题中表示，“1995年阪神大地震的时候也存在着‘重复预算’，大约23%左右的预算是因搭便车而被浪费掉，陷入失败的。” 该杂志还提出，“国家、县政府（日本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住民、企业家、灾区政府之间的沟通很不健康，供应与需求、预算与支出之间有着太多情绪化、商业化、形式化的产物。”光是宫城县，2012年的预算就有16000亿日元，等于2011年的一倍。这笔钱怎么花，才是最大问题。一位曾负责过阪神大地震指挥工作的元老告诉我，“东日本大地震，目前缺的不是钱，而是智慧和战略。” 我也高度认同这位老先生的话，“复兴工作不差钱，差的首先是宏伟的战略，其次是沟通的力量。” 我认为，日本社会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本质上是与“东日本大地震”是无关的，而是与从最晚泡沫经济崩溃前夕一直陷入的结构困境密不可分，即是由来已久的问题。此时此刻，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看，影响日本整个国家战略和未来走向的课题有三：去核化、空洞化、老龄化。 一年以来，日本民众的“反核主义”不断升温，政府不得不在一些地区弃核，甚至降低全国对核能的依赖。目前，在整个日本能源供应布局中，对核能的依赖度是最高的，大约有30%。综合各方面的动态与信息，直到2012年5月为止，日本所有核电站的反应堆将要停止运营，而根据大和综合研究所的分析，这样将降低GDP的一个百分点。灾后至今，日本政府暂时靠LNG（液化天然气）火电来弥补能源供应，但这一局面能持续多久，依然是未知数。2月份，整个发电来源中，火电占的比例已经增加到74%，其它能源消费正在快速增加。 一个国家社会的能源供应有着4条该满足的前提条件：一，环保效果；二，发电成本；三，稳定供应；四，绝对安全。显而易见，能够同时满足四条的能源是不存在的，所以，只能分散成本与风险，效率与公正。作为气候变暖议题上的领跑者之一，一方面要实现环保主义，另一方面要面对“去核化”的日本，其未来的能源战略不尽影响日本未来的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还必将影响日本未来的国际地位与话语权。未来30年，至少30年，日本在能源领域的表现一定成为国际社会有待认真关注的试验室。这不仅是日本一国的问题，而是各国该认真反思的全球问题，包括正在崛起中的中国。 日本人是以制造业为荣的。使日本人自豪的不是强大的官僚机构，也不是日本特色的贸易公司——商社，而是以丰田、索尼为代表的制造业。日本人的武士道、团队、儒家精神等集中体现的无非就是制造业领域。“东日本大地震”发生以后，“制造业大流出”问题快速升温，据悉，这一年以来，宫城县10%，大约4000家的制造业工厂陷入暂停或关闭状态，在承受居高不下的日元与企业所得税的双重压力下，尤其中小企业无法在日本国内生存，而不得不选择向海外转移生产基地。根据日本总务省的调查，引人瞩目的“制造业的海外生产率”至今达到了18.4%这一空前的水平，5年以后，这一数字将达到22.4%。这说明，日本的产业结构进一步“空洞化”。这一可视的前景必然影响日本社会的雇用、税收、消费等分野。 “少子高龄化”是目前日本一切问题的起点。目前，65岁以上的人口在总人口当中所占的比例超过23%，在灾区从事水产业的53%以上是60岁以上的人口。当今，日本国会最为热烈讨论的问题则是“税制与社保一体化改革”，意思是，税收制度与社会保障是联系在一起的，其政策需要连贯性。目前，日本的财政赤字大约有1000万亿日元，等于一个日本国民承担着756万日元的贷款，756万日元则超过大多数日本劳动者的年薪。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影响的是下一代群体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介护”问题。日本年轻人所持有的担忧是：“我们目前循规蹈矩地纳税，来支撑目前的高龄者，但当我们老的时候，能够同样享受养老金吗？”；“10年或20年后，我们到底要怎么照顾高龄者，能与工作兼顾吗？”这些不安的声音在今天日本社会无处不在。日本国会正在探讨“增税”问题，根据目前的讨论状况，直到2015年前，政府把目前处于5%的消费税阶段性地提高到10%。在国家陷入困难的此刻，老百姓是接受，也同意增税的，但问题是，政府多了税收后，怎么去花这笔钱，在花钱的过程中，政府如何克服来自不同部门之间利害关系的诱惑，以及如何面对来自趋于情绪化的大众舆论的压力。 据专家预测，未来4年内，在首都附近发生震级7以上直下地震的可能性超过70%，而如果发生其损失等于日本国家预算的1.2倍，超过112万亿日元。 对于即将到来的危机，日本人在战略和对策层面准备好了没有？至少肯定的是，除了不忘记，更要去面对，除了共同悲伤，更要勇敢挑战，除了回归原状，更要开创局面。 2012年3月13日 写于上海复旦大学 此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第三眼”2012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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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斯顿?丘吉尔曾说过一句话:“民主是最坏的政治，除了人类曾经尝试过的、民主以外的体制。” 这句格言，我相信，至今依然有穿梭人类历史的生命力。 20多年前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走向低迷，似乎有意或无意中，与资本主义“挂钩”的民主主义占了上风。何况，在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从民主走向独裁。迄今为止，理性追求进步的人类，毫无动摇地从独裁走向民主。 弗兰西斯?福山撰写的《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倡导的无疑是民主主义的胜利。那一刻，世界公民基本相信，对世界政治发展来说，民主主义已经成为定局，再也不会出现挑战民主的敌人。西方战略家们则主张“民主和平论”，他们深信“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因此，“推广民主等于创造和平”。 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前一阵做了一期封面报道“The Rise of State Capitalism – The Emerging World’s New Model(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新兴世界的新模式)”。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也认真讨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其生命力以及其可持续性。其背景显而易见。国家资本主义“崛起”背后的现实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不稳定与经济不景气。西方文明没有像福山曾经断定的那样，顺理成章地成为人类社会上唯一正确的答案。 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加剧了美国金融危机后陷入的困境。后来，希腊债务危机牵出的欧洲财政危机，让世界公民重新思考“什么是最好的，至少是没那么坏的政治体制或发展模式？” 2012年不仅是围绕选举或换届意义上的“大年”，在我看来，更为意味深长的是，2012年会不会成为各国政府、企业家、媒体人、学者、青年才俊等在跨国、跨界、跨体制、跨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展开合作对话，携手找到抑或靠近新的、有说服力的体制或模式的一年。显然，它是没有明确指标的，因此，需要由我们主动去推动，或扶持。 西方民主主义正在“下跌”是肯定的。理由是，在当前危机形势下，它不仅没有担保发达国家本身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还为世界政治经济“添麻烦”，甚至不得不向新兴发展中国家请求援助。例如，欧洲就向中国求援。 国家资本主义正在“上升”也是肯定的。理由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俄罗斯、阿拉伯中东世界等国家和地区正在发挥“体制优势”，依靠“战略产业”，政府与市场，官方与民间，中央与地方“携手”实现高速增长，提升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与话语权。另一方面，如前所述，西方世界表现得实在太差。 有趣的是，国家资本主义是否会替代西方民主主义，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主流模式，甚至价值观呢？不管是在西方还是来自新兴国家，不少有识之士认为，国家资本主义不可持续，因为它过于依赖国有企业与战略行业，忽略民间、中小企业，甚至公民政治自由、人权，从长远角度看，是站不住脚的。短期的经济高速增长难以保证长期的政治稳定，而政治稳定才能保证经济长期稳重发展，避免使国民经济生活陷入崩溃边缘的大危机。 在我看来，当前西方民主主义的生命力被低估了，而国家资本主义的合理性被高估了，这极为危险。国家资本主义正在跨国界与地区快速地蔓延。对此，西方战略家们强烈批评，主张“国家资本主义是独裁式的开发模式”。然而，他们的声音显然缺乏说服力。因为，当今西方民主主义的表现明显比国家资本主义差，现状是前者向后者求援。那么，前者凭什么从价值观或意识形态角度批评后者的体制与模式呢？围绕主义或体制的争论开始陷入结构困境。 2011年给人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事件之一是“阿拉伯之春”。那些阿拉伯国家“迎来春天”的起因，首先是政治的独裁与腐败，以及它所造成的经济萧条与社会不稳定。其次是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社交媒体(Social Media)的兴起。今后，那些发生革命的阿拉伯国家能否顺利从独裁走向民主还有待观察，前景不容乐观。 随着“阿拉伯之春”快速、广泛地推进，人们开始问“Who will be the next?”意思是：“谁是下一个？”人们期望的似乎是中国。很多人认为，下一个发生“革命”的应该是靠着经典意义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实现高速增长的中国。不过，革命至今没有发生。去年我就主张，这一次中国恐怕不会“迎来春天”。理由有四：一，无论矛盾有多深，中国的经济在发展；二，中国社会靠的不是宗教，而是共产党；三，中国不是一人专政，而是一党专政；四，中国人太忙，忙着赚钱和生活，没时间去忙政治。 不过，据我观察，中长期来看，西方民主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都好不到哪去，难以维持发展水准，更难以成为具有说服力与生命力的核心体制。截然不同的两种政治体制或发展模式正在遭遇同样一个敌人，即”populism” —— 统治者过于迎合民意，我称之为“迎合主义”。 似乎站在西方民主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之中间的日本，恐怕是其典型。 前几天，我在东京参加了一个内部会议，与著名战略思想家们一起讨论“日本凭什么不行？”他们认为“政治家迎合大众，专家学者、官僚机构、传统媒体等在大众面前丧失公信力和权威性，从而无法给出理性的、长期战略性的政策。这是最大的困境。问题是为什么？” 我举手说：“一个深刻的背景，就是社交媒体的崛起，社交媒体的崛起是史无前例的。它给了原来沉默的大多数国民说话和表演的平台。他们的发言力量是不能忽视的。对民主社会来说，那些崭新的说话者对政客来说是选民。政客们为了确保统治者位置，毫不犹豫地去迎合那些正在站起来说话的被统治者，哪怕选民们的主张是错误的，或者幼稚的。” 过去，在传统意义上的西方民主社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各自所拥有的权力与信息是不对称的，前者拥有的显然比后者大很多。在不对称的前提下，政治家能够保证精英政治，在密室里，依靠聪明、优秀的技术官僚确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而报道这些政策的也是由社会精英组成的媒体集团。选民们很难了解决策过程，即使知道，也没有发言或反驳的渠道，顶多组织一次性的抗议活动。 如今情况已有不同，被统治者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在西方民主社会，公民们通过社交媒体24小时监督政府，抗议权力，不允许政治家的无能与失误。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的公民也开始拥有类似的权利。阿拉伯社会就不用说了，革命已经发生了。 在俄罗斯，老百姓也强烈抗议试图当下一任总统的普京在选举过程中的不公正行为。在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公民们也通过国产Twitter——微博，去监督政府的权力，批评政府对权力的滥用，虽然这个监督批评的过程本身还是被政府监督的。 这两年，我在中国社会也亲眼目睹了统治者迎合被统治者的局面。最近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相对滞后，不仅与既得利益者之间的权力斗争有关，还与统治者的迎合主义有关。它是新的政治结构，我把它叫做“新迎合主义（Neo-Populism）”，与传统意义上的，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权力、信息极为不对称的前提下展开的民主政治时代有所不同。 那些来自草根、大众的声音和立场不一定是正确、客观的，而往往趋于主观、极端以及感性。问题是，当拥有决策权的政治家们有意无意地去迎合大众，不管是在西方民主社会还是国家资本社会，都是极为危险，和不确定的。 当今世界政治似乎已经变成了由大众所操作、决定的产物。发源自西方的社交媒体显然起到了核心的推动作用。而那些社交媒体的发明者和使用者基本都是不到30岁的年轻人。政治正在年轻化。 能够抗衡新迎合主义的恐怕只有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不走投机主义的，具有专业知识背景和时代使命感的专业集团跨越国界和价值观，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向统治者（政治家）和被统治者（选民或大众）分别或同时传达理性的、符合未来发展方向和人类道义的见解。只有如此，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才能避免陷入新迎合主义的悲剧，国家资本主义才能避免失控和膨胀，民主才不会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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