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

【 原文 首发于《华商评论》，原标题《启动特别调查：或是追问真相的宪法路径》，为《华商报》记者杨鹏对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的专访。本文原定发表于7月30日的《华商报》评论版上，因河蟹禁令，夭折。】 张千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7.23动车事故后，针对此前救灾中存在种种问题，舆论普遍怀疑由铁道部主导的事故调查可能具有的公正性，希望有更高层面的独立第三方介入事故调查，而有学者更公开呼吁全国人大启动特别调查程序。 由此，继孙志刚案中学者提请全国人大启动违宪审查程序之后，宪法尤其是规定了“特别调查程序”的第71条再次被激活而成为公共话题。追问事实真相的宪法视角，可能是彻查高铁事故的视角之一。 本报为此专访了宪法学家、北京大学张千帆教授。 特别调查程序：万事俱备，只待启动 华商报 :宪法71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为什么会这样规定？国外宪法对重大事件的争议，一般是怎样规定的？ 张千帆 :在代议制国家，官员任命要经过议会。而我们国家关键官员的任命都需要经过人大，所以引起普遍关注的重大事件，由人大出面监督是十分自然的一件事。当然，许多国家的宪法也未必特别规定这一权力，那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是议会或人大自然具有的权利，即对重大事件进行调查。我国也是通过宪法赋予人大这个权力。 华商报 :那么宪法71条的立法本意应该是什么？ 张千帆 :一些重大的调查要超越政府部门利益，启动独立调查，这是各国都通行的一种方式。行政机关因为种种原因，可能会有渎职行为，或者本身就侵犯了公民权利，很难保证调查能超越自身利益。比如温州高铁事故这样的事件，现在看来，是需要一个独立的、超越一些部门利益的彻底调查。 华商报 :那么从法理上来说，动车追尾这一重大事故，应该启动特别调查程序吗？为什么？ 张千帆 :我觉得这次动车追尾事件，完全符合启动宪法第71条规定的“特别调查程序”的条件。不过在我国，实际上全国人大从来没有成立过类似的调查组，尽管某些地方人大曾经使用过这个调查权，但不是在全国人大这个层面上。 华商报 :是的，在地方层面上，湖南永州、辽宁兴城市都有曾有“启动特定问题调查”这种人大监督方式。 张千帆 :虽然全国人大尚无启动的先例，但我觉得，对于高铁追尾这样的重大事件，尤其是铁道部现在显得非常强硬，不愿意披露某些关键信息的背景下，由全国人大介入调查，不仅合适而且必须。 华商报 :怎么确定哪些事情适于这个调查程序呢？ 张千帆 :当然，宪法不可能那么明确地规定，对哪些公共事件的调查可以启动这个程序，对此也不可能有非常明确的构成要件。实际上，在中国，这更多是一种政治性决定。 比如说，如果规定条件是“严重影响了重大的公共利益”，那这就是个非常宽泛的条件，如果作为一种法定条件的话，必然需要区分和界定如何“重大”、如何“严重”，这样反而不好操作，就不可能发挥实质性作用。但需要说明的是，宪法虽然规定有特别调查这个程序，但如果民主程序不是非常完善，最后很可能也会让规定变成一纸空文。 华商报 :现实层面上，启动这一程序的技术困难在哪里？ 张千帆 :技术困难可能在于，人大在这方面的程序不是非常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并没有详细规定究竟由哪个机构来做出这样的决定，所以往往可能没有说法，不了了之。启动事件调查程序，本身可能是政治性决定，但也要有个明确的具体程序。比如，收到了公民提请之后，应该由哪个机构来发挥作用或者要考虑进行调查，但现在没有这样的具体规定。 华商报 :此前全国人大尚未开启过特别调查程序，这次前景可以期待吗？ 张千帆 :我个人比较悲观。近几年的事件都表明，全国人大一般不会采取主动行动，更可能会把公民的意见和问题反映给国务院，要求国务院作出某种回应，孙志刚事件就是这样的，城市拆迁条例也基本是这样的，都是公民提请全国人大要求做出某种行动，最终由国务院或者某个部门来回应。 图片来自网络，作者已不可考 从宪法到宪政：宪法要进入现实生活 华商报 :宪法规定了人民的基本权利。不过学界认为，中国宪法并未完全司法化。能否回顾一下宪法司法化在中国的命运？ 张千帆 :当然，宪法进入不了人民的实际生活，就难以切实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 2001年有个齐玉苓案，山东籍学生齐玉苓报考中专，但最后被别人冒名就读，争议很大闹到了最高法，最高法后来专门做出批复，认定“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受到了侵犯。此案被贴上了“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标签，此后学者们也在讨论宪法司法化。 其实，这一案例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宪法案例，不仅“后无来者”，没有跟进的案例，而且2008年最高法还以“已停止适用”的理由废止了该案的批复。所以，宪法司法化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华商报 :你曾说过在，在中国从宪法到宪政有政府和民间推进两条道路。 张千帆 :推动宪法实施的动力既可以来自民间，也可以来自政府。和民间路径相比，官方路径成本更低也更有效，当然也存在缺乏可持续性等局限。 事实上，推动变革之路的原动力很少是少数开明官员，更多是宪法所要保护的普通男女老少。唐福珍、孙志刚事件推动力都来自于民间，但是，最终还是需要政府在制度上的改革，给公民权利更多的保障。包括这次高铁追尾事故，相信来自于民间越来越多的呼声，也许能够一起推动铁道部的机构改革，这也是民间宪政的一个成果。 华商报 :您曾认为孙志刚事件是宪法之路上的标志性事件。 张千帆 :在中国民众推动的这条宪政路径上，第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在齐玉苓案两年后发生的孙志刚悲剧。但当时也没有启动学者呼吁的违宪审查程序，国务院自行废止了收容遣送条例。从结果上说，算得上是比较成功的一次。 华商报 :当时违宪审查没有启动，但您后来曾说怀念孙志刚时代的勇气。那是不是说，自2003年以后宪法的司法化或者“落地”并没有什么进展？ 张千帆 :也是有一些进展的，比如说，刑讯逼供、死刑复核、拆迁条例的修改，都是一些进展，但都不是经过宪法规定的程序。 华商报 :随着网络兴起，您怎样评价民间在宪法权利方面的参与和推动？ 张千帆 :如今很多普通人开始认识到人大的重要，以及人大代表的权利。这些都在促使宪法可能具备的活力。伴随着人大代表选举的规范，宪法的活力也将逐渐被激发出来。 华商报 :除了71条规定的特别程序，此次事故死难者在宪法中能否找到其它维权的依据？ 张千帆 :公民有知情权、言论自由权、检举揭发的权利。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实施已经3年了，虽然没接“地气”，但此次高铁追尾事故中也有人坚持申请要求信息公开。信息公开，对于保障有效行使这些公民宪法权利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公民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要求政府信息公开，更加关注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在法律实施效果不是很好、法院作用发挥得很有限的时候，这更需要民众对政府部门披露信息施加更大的压力。 华商报 :本次高铁追尾事故中，公众对于事故的原因和处置工作有很多质疑，作为法学家，从专业的角度说，真正启动宪法保护公民权利，我们又该怎么做？ 张千帆 :我能看到这个趋势，公民越来越多地关注身边发生的事情，包括利用现代的一些媒体。这些，都会构成社会的进步。 已经做好，却不能出版的样刊… 相关 官员应如何对待媒体监督 谁夺走了温家宝言论自由权？ 我们这个国家已经停滞了 百年资政院：中国人自己的国会 © 2011 – INXIAN敬献 – 5个围观群众 – 我也投递! – InStoRE! – 邮箱订阅 – 微博( twitter | 新浪 | 腾讯 )

在邻居清华大学刚刚迎来百年校庆的令人欢喜之际，我趁机对母校北大进行一点回想和反思。在未来的时间里我希望看到的是，清华与北大这两所中国最高学府能够共同进步，共同成长，同舟共济，培养使得中国真正走向世界大国的人才。以人为本，靠人发展。 我在北京呆的时间最长的地方是北大。我的在华生活与北大离不开。感恩北大，没有北大，就没有今天的自己。 遇见北大也是一种享受。我已经毕业于北大，却将继续享受作为北大人的幸福感。尽管这种享受也带着压力。既然我是北大人，就要担当北大人的责任。适当的努力是必要的。但愿有一天能有信心地说北大是我的母校。为了那一天，我坚持不懈地前进。 那么，在这里，我表达三点切身的体会。我明确表态，没有拍马屁，发自内心的。 其一，北大的国际化水平令人诧异。 北大师生很重视国际交流。北大国际化的程度以及北大学子的国际意识远远超出我原来的预期。我当时住的留学生宿舍——勺园无疑可称为“小联合国”。北大拥有来自100个左右国家和地区的大约3万外国留学生，已同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所大学建立了校际交流关系。 勺园是很多元化的地方，什么样的文化、语言、民族都有，大家都努力和谐相处，中英文交叉是交流常态。在勺园，我们都能感觉到英文多么普及。大家同时努力说中文，水平虽然五花八门，但提高中文水平无疑是共同的目标和愿望。大家以各自的姿态努力进取。从2004年开始，每年举行的国际文化节是各国学生，包括中国学生展示自己民族文化的平台，是中外沟通、相互理解的过程，大家都是一家人。 北大经常迎接外宾。从国家领导到海外教授，在北大负责国际交流的国际合作部以及各所院系的老师每天都忙于接待外宾。虽然我也知道这是大学行政化的高度表现，但这种繁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给人的感觉是，外国领导人只要来了中国，就会访问北大——克林顿、普京、希拉克、赖斯、福田康夫、李明博……国家领袖都访问过北大；各国政治家、高官、著名记者、学者、活动家等经常来到北大。虽然我也知道人家来也是为了拍马屁，为本国谋利。 北大的国际知名度一天比一天提升。老师们过得很充实——毕竟能够直接接触高端人物，增加了对世界的了解，让世界也了解了自己。更加幸福的是学生，只要是北大学子，几乎每天都能看到那些海外人物。虽然直接参加与国家领导人的对话的机会并不均等，你需要刻苦学习，表现得很精彩，但每一个学生都有资格接触到国际上的最先进的思想和理念。对于成长中的大学生来说，这种机会实在太宝贵。在日本，类似北大的情况绝对不会有的。 在我所归属的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因为专攻国际关系，老师们经常组织国际研讨会，邀请海外各国的著名学者访问、演讲等。我们学生则能够去听讲座，进行交流，大部分情况下都用英文交流。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国际化环境给我提供了许多知识，开阔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人脉。 北大老师和学生也经常出国。访问学者、国际会议、海外实习、交流项目、出国留学等等，我们有各种渠道出国，加深国际理解，接触海外事务。北大与世界各国的著名大学签订了协议，交换老师和学生、共同主办国际会议等。北大国际关系学院跟英国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日本的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等学术机构共同设立了双学位项目。毕业后主动出国读书的学生也很多，有些学生把北大视为一种跳板，认为“真正的学习”从出国开始。北大在学生心目中已经成为了 “接触世界”的纽带与平台。原来出国的学生，作为“海归派”回到母校、继续教书的也不少。 我在北大读了4年本科，读了2年硕士，这6年正好是中国筹办北京奥运会、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北大基本上是跟着这一大潮流走的。“走出去— 引进来”正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一向奉行的国家方略。北大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验者。北大作为中国的最高学府之一，作为有责任为国家的发展培养优秀人才的学术场所，能够有今天的局面，即一贯奉行“走出去—引进来”方针，是比较宝贵的。而对我来说，能够在这一“中外接通”的平台学习、研究，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有意义的。 其二，北大不是民主、自由的地方。 正因为北大是我母校，就自然对此提出一些问题或疑问，目的是为了发展。没有批判精神，不可能有进步，北大就退步了。 2008年是北京大学成立110周年，5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来到北大访问，我代表外国留学生跟他进行了交流。北大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思想的进步做出了不少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北大也培养了许多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等。这些历史、传统、文化、人才等都为北大的民主精神、自由氛围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我在北大走路、上课、研究，确实能感觉到，北大提供的氛围是比较宽松的。但众所周知，最近一段时间，行政上的限制、制约不断增多，已经增加到前所未有、无路可退的地步，包括考试规章、论文要求、与行政需求有关的种种规定等。大部分北大学生对此表示反感和无奈。 北大留学生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提出，为了办好奥运会，对乒乓球馆以及马拉松路线附近，进行一些管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行政部门为什么没有提前与生活在校园的学生们商量呢？管制这一措施对北大学生的正常生活、学习来说，无疑造成负面后果。那么，为什么连打招呼、商量的过程都没有？如果是我们的国家…… 行政部门不提前跟民众打招呼，按照中国的逻辑，是天经地义的。一旦采取民主的沟通过程，就要走许多过程和环节，进展就变得极为缓慢，而且商量不商量，结果都是一样的。既然如此，时间也很紧张，就单方面地进行管制，这是最有效率的。这是北大校方的思维。 我理解领导面临的压力和无奈。他们也没办法，只好这样做，国家要你这么做，否则没饭吃了。即便如此，我们也应该有理由提出应有的、合理的疑问和要求。北大“决策过程”显然是高度不民主的，“不民主造成的不自由”，你能轻易接受吗？至少我是不接受的，也必须得提出意见。我再声明一次，为的是北大的进步。难道这不是渴望进步的北大人应有的态度吗？ 民主的成本很高昂，也需要时间。然而，行政部门必须提前把这样那样的无数管制措施通知给老师和学生，至少让他们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同时让他们对此措施提出问题和疑问，释放一下对管制措施的不满和意见。无论如何，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即使只是一天、两天或者是一周，做比不做好。虽然我知道结果不可能改变，但我们更应该关注“过程的力量”。过程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难道不是北大民主的象征，今后应该必须坚持的目标吗？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社会不安因素、变数的增加，利益、价值的多元化，政府对有影响力的机构的要求和管制必然会增加的。就研究机构而言，从目前中国国内状况看，学术只好服从政治。在政治需求和国家利益面前，学术只能是次要的。不过，我们要记住政治的开放与学术的进步是相辅相成的。 理解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关键词是“规范”。如何规范人民？如何规范单位？如何规范社会？如何规范精神？这些都与国家社会的未来发展和稳定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合理制度的增加是受欢迎的。但另一方面，就北大而言，历史传统上所具有的自由、民主的校风，就是能够让校内的老师和学生自由、灵活、公开地展开学习、研究、讨论，这种氛围绝不应该消失。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北大学子们“解放思想”。国家的发展需要思想开放的人民。北大是需要提供这样人才的。那么，同时做好制定合理的制度与重新培养民主、自由的校风，这是北大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需要认真落实的目标。 北大人此刻务必自问自答：我们的位置在哪里？我们的灵魂在哪里？ 其三，北大大多数学子不是精英。 “精英”（elite）是褒义词。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社会还是哪一种行业，都有所谓精英，也需要精英。精英对一个社会的发展必不可少。 “精英”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素质。 第一，潜能。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你是精英，没有潜能行吗？我说的潜能包括基本素质、理解能力、知识面、思考力、分析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创新精神、沟通能力、语言水平等等方方面面，这些与所谓“文凭”没有直接联系或因果关系。 潜能是一个人能够主动判断形势、理解现状、积累知识与经验、寻找机会、调节自己、摸索可能性、改变现状等的能力。我不觉得对潜能的含义需要更多解释。读者朋友们这里也可以理解为“能力”、“本事”。除非有这些能力，否则一个人很难成为精英。 第二，公共意识。一个人生下来，为自己所在的、所生活的国家、社会做点事，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一个人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除了这件事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利益外，同时想着对整个社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利益，从人类社会进化，甚至生存的角度看，只有如此，才有价值。 这是不分国籍、不分民族、不分行业、不分性别的。当然，让幼儿园的小孩儿抱着公共意识是苛刻的，也不现实。我主要指的对象是所谓“成年人”，无论是博士后、大学毕业的、高中毕业的，甚至初中毕业的，都是一个道理。只要初中毕业，你就完成了义务教育，等于满足了你作为一名某国公民的义务，接下来读不读高中完全是你个人的事，原则上是没问题的。这和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教育程度是两码回事，两者属于两个问题。总之，所有成年人都应该有公共意识，社会更希望大家都有公共意识。 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大多数北大学子不是精英。这里说的精英是上述兼备“潜能”与“公共意识”的人。有本领的人是有的，而且不少。北大学子都很勤奋，积极。我坚信，北大是“出精英”的地方。 然而，“人才”和“精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人才只不过是为自己归属的公司、单位、机构所付出、贡献。精英则超越自己归属的单位，即使没有归属单位，也会为整个社会所付出、贡献。我说的是行为过程，而不是结果。可想而知，过程是自己的，结果是社会的。哪怕是精英，也不见得能够产生立竿见影的结果，就像亚里士多德说的，“人是社会的动物”，有些事情没法由一个人的力量或本事改变。不过，假设有潜能与公共意识的人不断为社会付出，这一社会总有一天会好起来，我坚信这一点。 北大培养精英的现状令人担忧。如何使得大学生具有良好的能力和公共意识，并将两者结合运用于社会，对中国未来来说正是“大事”。北大学生很有能力，远远超出我预期。但许多优秀学生都严重缺乏公共意识，只是为自己着想，只考虑能赚多少钱，能确保多大地位，为未来走向有多大好处。毫无疑问，这些意识很纯然，一个年轻人不可能没有。但真正做事的精英不仅如此，还要会替社会思考，并且尽力去把自己的事业、思想与社会的动态、发展结合在一起，追求共同的发展。 对于一名精英来说，自我和社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谋求的则是相辅相成。如果北大学子做不到一点，中国的未来将走向令人可怕的方向。我不知道邻居清华的情况如何。 来源：FT中文网 链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8344?page=1 因为盗链严重，而我们服务器带宽有限，所以图片设置了防盗链，请见谅。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小视频，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7833/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加藤嘉一：北大大多数学子不是精英 发布时间：2011/05/06, 17:00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欢迎网友 投稿 、推荐文章。 Rss Feed 广告位招租 本站导航： 萝卜网 | 淘宝导购 | 在线视频 | 视频搜索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美国一流大学与清华北大的最根本区别 清华比北大唯一强的地方是有奶茶 清华and北大 蒋方舟：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 教育的悲哀，北大百年前后大对比 无觅

如果“思想偏激”者反对政府，首先要看政府有没有错。有错，就认识错误，改正错误。错误改正了，人家还“偏激”得起来吗？如果错误正在改进中，为什么就不能先拿出一点雅量来，容忍别人“偏激”一点呢？

为国家与人民做出贡献的政治家、思想家与社会活动家，几乎毫无例外地曾经被认为是“异类”分子，是“思想偏激”，甚至被打倒、打死，这其中就包括彭德怀、刘少奇与邓小平（一个人被打倒三次，思想还不够偏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