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水

北京7.21水灾之后,多家媒体在报道中都提及北京等众多中国城市应对暴雨的措施明显不足，并多次提及德国的排水系统及规划理念。那么，在现实中，德国城市的排水系统又是如何运作的呢？ [德国之声中文网] 上周六(7月21日)的北京暴雨，让中国首都成为一片泽国，经济损失数以亿计，还有至少77人在这场灾难中丧生。不少中国媒体在”感动”和”问责”之余，也展开了反思，并将视线转向了其他城市。100多年前，德国殖民者在青岛老城区建立的排水系统目前就相当受人关注。据悉，青岛因从没有发生过内涝，被网友称为”中国最不怕淹的城市”。尽管目前青岛的排水设施中，仅有约1/30为百年前德国人所设计，但是，德国的排水系统及规划理念依然得到了许多关注。 而与此同时，在新浪微博等互动网站上，也有网友指出，德国的排水设计也并非无懈可击，并贴出汉堡、法兰克福等大城市水灾的照片作为例证。一时间，德国的城市排水之优劣，宛若雾里探花，让人摸不着头脑。 德国之声就此专访了汉堡城市排水事务公司(HSE)排水规划部门的负责人居内(Christian Günner)。他介绍说，汉堡的城市排水设施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体系： “并非每一场暴雨都能通过这些人工的技术手段来对付。 不过，我们能对付大约两年一遇的暴雨。” 居内强调，根据欧盟及德国的相关法规，如果暴雨超过两年一遇的标准，水务部门就没有义务去保证排水顺畅。 仅从这一点来看，北京等中国大城市的排水标准并不算非常低。据北京防汛办公室的数据，根据地段不同，北京的排水系统设计容量为应付1~3年一遇的大雨，而在天安门、奥林匹克公园附近，排水管线是按照5年一遇的标准设计的。然而，上周六的暴雨，却为61年来最强降雨，全市平均雨量170毫米，在最强降雨点房山区河北镇，短短数小时内雨量甚至达到了惊人的460毫米。 排水管网哪怕再强大，总有一个设计上限。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极端气候越来越多，过分依赖人工的管网，迟早会有崩溃的时候 城市排水 不能仅靠人工管网 德国斯倍安建筑咨询公司(Stadtbau-Atelier)驻华总代表、注册规划师李宏则指出： “完全要靠人工的管网去把雨水排出的话，就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设计的(排水)能力一定是有限的，不论中国还是德国。设计能力有限，一旦遇到超出能力范围的降雨，就会发生比较严重的后果。” 作为专业人士，李宏参加过上海世博会世博轴工程的设计。他认为，中国与德国，存在着城市规划理念上的差距；在排水系统设计上，关键差别不在于排水能力的多寡、排水管道的粗细，而同样在于理念。他指出，德国城市在发展过程中，较好地保留了天然的河网水系、湿地绿化： “降雨量如果大的话，一方面要靠城市管网系统来排放到河道里去，但很大一方面，则是靠城市范围里的绿地、湿地、林地。这些其实也有储存雨水的能力。” 汉堡城市排水规划负责人居内也认为，汉堡市内大面积的绿地也在排水系统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绿地能够”锁住”雨水： “绿地不像混凝土等材料的表面，雨水不至于很快溢出，也就是说能够延缓雨水的流动。同时，绿地还有助于调节城市的局部气候。” 疏堵结合 让雨水对号入座。 而中国的大城市，由于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可谓寸土寸金，难以像欧洲城市一般，保留大量的绿地或者开放水系。居内认为，即便是人口密度极高的城市，也应该在建筑间留出空间，让雨水通过。他介绍了一种在德国及荷兰城市采用较多的方法： “比如，将一些公共活动场所，有意识地设计成暴雨时可以积存雨水的场所。在干燥季节，人们不会注意到这地方还会成为’水库’，但是如果雨量太大，就可以将周边地区的雨水导入到这个区域。关键是，要留出这样的积水区，并且要想办法让周边地区的雨水能够流入这里。””而地下管网面对暴雨，很容易就会面临容量不足，这样就必须通过地面来疏导，不能再依靠地下管网。” 这张2007年的新闻图片在微博上被大量转载。图中建筑是汉堡鱼市，地处仓库城附近。在汉堡的部分低洼地区，建筑设计充分考虑了淹水情况，允许在极端情况下淹没。由于准备充分，这种设计节约了防汛排涝设施的投入，也保证了生命财产的安全 做好预案 积水上涨也不慌 在本次北京暴雨中，当局的预案不力及相关警示不足也广受诟病。汉堡城市排水规划负责人居内指出，在出现暴雨等极端天气的时候，汉堡也会像北京一样，在立交桥等低洼地段出现严重积水，民众的生命财产会受到威胁，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居内说： “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要保护重点目标，比如地下室不能淹水。在汉堡港口新城等容易积水的地区，地下车库等设施都有防水门；一旦收到政府发出的预警，就能封闭。大水来袭，一座座建筑就成为了坚不可摧的要塞。而在水面上方，建筑之间通过天桥相连，行人、以及救护车等应急车辆依然能够抵达各栋房屋。” 汉堡的仓库城以及临近的港口新城地处城市低洼地带，而且就在易北河边。一旦发生河水暴涨，便会出现积水。据熟悉此地规划细节的李宏介绍，港口新城的建筑充分考虑到了水位暴 涨的情况，底楼的门窗都采用密闭设计，即便淹没于积水中，也不会造成损失： “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减小城市的防汛投入。另外，城市与河道的关系处理地更好，倒是反映了城市设计理念先进的地方。” 而从事排水规划多年的居内，则特别强调了设立警示标志的重要性。他说，在汉堡，市政部门都对各积水点进行过详细的排查；如果无法杜绝某处再次积水，就会设立显著的警示标志，警告市民在极端情况下不要靠近、或者不要将车辆泊停与该处，必要时，危险区域还会在暴雨来临前及时封闭。 广渠门下立交，车辆淹没多时后，救援人员终于将其从水中捞出。德国汉堡水务部门强调，容易积水的危险地段一定要事先设立警示标志，必要时应该予以封闭。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各地的极端气候都有增多的趋势。作为人口聚居地，城市防汛与排水至关重要。然而，城市排水不应一味地依靠能力终有极限的人工管网系统，而应通过绿地来增加地面的透水性，并且切实做好预案，即便出现积水，也应最大限度地避免损失。德国城市的排水系统并非神话，德国城市也绝非不会发生内涝，但是其综合理念依然有许多值得中国城市规划者学习的地方。 作者：文山 责编：吴雨

在越来越多中国网民抨击政府对上周末北京特大暴雨的处理之际，官方死亡人数在周四被上调一倍多，至77人。这场暴雨让北京一些地区变成一片汪洋。 此前官方死亡人数自周日以来一直维持在37人，许多愤怒的北京市民表示，这个数字有低估之嫌。 人们纷纷到中国类似于Twitter的微博上表达愤怒，其激愤程度是几乎恰好一年前动车追尾碰撞事故以来未见的，那次事故导致40人死亡，并暴露出中国人对政府存在深层次的不信任。就像那次事故一样，这场暴雨成为催化剂，使公众站到极少面对大范围公开挑战的当权者的对面。 上周六晚间，特大暴雨使北京交通系统大面积瘫痪，让数以千计人无法回家，政府方面没有立即采取应对措施，但民间有不少自发行动，市民们让需要离开机场的人搭车，给他们一个下榻之处或者一顿饭菜。 知名博客作者赵楚形容这是一则“两个北京”的故事：一个是政府既官僚又无人性的面孔，另一个是在民间自发行动的烘托下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温馨关爱的城市。 “当人们热情而自然地展现同胞之爱，伸出救援之手，人们应该明白，这种令人感动的场景就是传说中现代社会基本形态的市民社会，”他写道。“只有这种包含高尚道德精神的市民社会才是现代生活和政治的基础。” 还有人以最知名的暴雨受害人之一、某杂志编辑部主任丁志健的悲剧性遭遇为例，说明当今中国的种种问题。当时丁志健的汽车被困在积水中，他打不开车门，也打不通警方或消防队的报警电话，只能致电妻子求助。后来她妻子跪在救援人员面前求他们赶快营救，却无人响应。最终，她的丈夫溺水身亡。 “消防、警察、急救等国家机器在面对一个并不复杂的情势时的无可奈何，表明了制度的缺陷；而救援人员在面对丁志健妻子下跪的苦苦哀求时的无动于衷，反映的则是人性的缺失，”广告专业人士王小心在一篇在新浪微博(Weibo)上流传的散文中写道。她提出，这种人性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当今制度的缺陷造成的。“这不是丁志健一个人的故事。这是一个社会的故事。” 政府正试图压制批评的声音。数名微博用户因转发与灾难相关的笑话或批评而受到惩罚。其中一名用户的账号被关闭，因为她转发了一幅漫画，上面画着北京市民在雨季应该携带什么装备（如锤子和手电筒）才能保证安全。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傅政华通过官方媒体警告称，“如利用互联网……制造和传播政治谣言，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现行体制，情节严重的要依法严厉打击。” 但是许多北京市民无意沉默。“这是一场与人民的公开对抗！”一名微博作者写道。 译者/何黎

“7.21雨灾”事件发生后，北京市长郭金龙宣布要在全市范围内发起民众捐款，结果极为尴尬，很多公共知识分子和网友拒绝响应，评论曰：这是大雨浇醒了民众。 回思2008年汶川地震，那时全国人民踊跃捐款，许多志愿者不顾危险进入地震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展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彼时情景曾让温相脱口而出“多难兴邦”，将灾难当作一种民族凝聚力。 俱往矣，这五年当中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有些甚至可以用上“倒行逆施”），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消耗殆尽，这就是今天众多国民理直气壮拒绝捐款的道义基础。 如果要将拒绝捐款的理由大致梳理一下，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北京集全国之力而奉养，成为中国最大的消费型城市，但在全国人民面前却表现出一种皇城的傲慢。且不说曾有北京市政协委员提议要限制外地人进京这类荒唐提案，就以北京近邻32个县而言，为了支撑北京的繁荣，环京津地区成了北京重要的水源地和生态屏障，这些县域被限制开发，缺乏产业自主权。北京、上海、广州周围都受这些区域中心城市发展之利，独有北京周围形成了“环京津贫困带”。这些不能不导致全国人民及周边地区产生一种被剥夺感。 二、政府及其官员利用权力占用了大部分社会资源。正如我在“中国人日子再苦也不会苦政府”一文中所征引的资料所言，政府从GDP这块大蛋糕中切去了三分之一多，其中一大半被用来养政府官员，官员的严重腐败与“三公消费”早已经令国民切齿。以2010年数据推算，5,000万公务员平均每人年供养金是 70,400元人民币，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的6倍，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的20倍。 三、人们发现，大多数灾害与其说是天灾，还不如说是人祸。推根溯源，这“人祸”又多是政府缺乏政治责任心，不为人民的长远生存打算，官员们出于自利寻租的目的而造成的。比如甘肃舟曲之覆让人们发现，中国政府大力提倡的以透支生态资源为特点的经济发展方式，最后毁坏了中国人的栖息之地，舟曲之覆就是大自然对人类过度开发的报复。近年的环境灾害让中国人认识到，政府其实就是祸害环境的罪魁祸首，连保护环境的第一道门环境评估都堕落成了贪官与无良企业的食物链，许多严重破坏环境、污染空气的项目上，就是在利益集团的共谋下上马。目前，中国的环境污染连北京都不敢正视，竟然要将环境数据纳入国家机密范围，禁止民间及私人监测。去年发生的7•23动车之难，则完全是人祸。由于铁道部官员疯狂的集体腐败，中国投入巨资造成的高铁竟然缺乏起码的安全保障。 四、国人早就发现，由政府出面募集的善款，成了“沙滩流水不到头”。被政府层层截流之后，受援对象只分享到几滴甘露而已。平民百姓省吃俭用捐出的善款，可能化为官员们存在海外的金钱、郭美美这类“干女儿”的豪车、名牌时装、首饰、手袋等。《财经》杂志2009年8月17日发表“760亿元善款官用尴尬”，其中提到，“距离汶川大地震一年有余，一份调研报告揭开了中国慈善捐助机制令人尴尬的现实问题——公众以井喷式的救灾热情募集了760亿元款物，其中绝大部分集中在了政府部门，无论是使用方式还是效果，目前都难有明确的交待。” 2010年7月底，中国国务院五部委联合下发《青海玉树地震抗震救灾捐赠资金管理使用实施办法》，要求慈善组织将募集的善款，统一汇缴拨付到青海省政府机构帐上，由青海省统筹安排。将民间善款“收归国有”，冷却了国人捐助之心。 五、北京市、区政府近20年来腐败丑闻频发。且不说已成往事的陈希同、王宝森案——网友们对比后来中国政治高层的贪腐，已认为陈希同以政治局委员身份，才聚敛那么些财产，应该算“清官”。2006年又有被称为“明星市长”的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腐败案发；2007年至2011年，北京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贪官2917人，仅2011年就有共有101名县处级以上官员落马。案件高发区域就是工程建设领域的职务犯罪，集中在改制和招投标环节——这个工程建设当然包括北京的市政建设在内，北京地下排水系统落后，与这些贪官污吏有关。 上述事件，一桩桩、一件件都沉淀在国人的记忆中。所以，当京兆尹郭金龙大人号召全北京市捐款之后，从7•21雨劫中惊魂未定的北京公知与网友，哪里会响应郭大人的号召，于是拒捐的声音承载着国人对政府腐败、罔顾民生的积怨如潮水般喷涌而出。有人写了对联形容当朝政要的腐败，十分神似，颇有文彩： 上联：一张大嘴，两眼放光，保三代富贵，征四海民饷，吃五谷不拉人屎，通六合飞黄腾达，七星聚会散八方施舍，独不怜屁民九死，十分不要脸； 下联：十场天灾九次表彰，看八耻全忘，任七窍生烟，惊六月含冤飞雪，伸五指强逼募捐，四处做戏引三界震怒，唯不变向来二逼，一等下流胚。 为避免郭金龙大人尴尬，政府发动自己的子弟兵、党政事业机关公务员及企事业单位捐款， 据“北京暴雨灾害募款超6000万元”这则消息，募集到的6000万元当中，除了市领导带头捐款22万元，五位文艺界名人各捐10万元之外，主要来自单位捐赠。 可以说，7•21雨灾正式宣告了中国民间慈善之殇。

@大家画大卫7世：大家画大卫漫画新作【警察与芭蕾】—— 近日网上流传出一段北京房山公安局某副局长脱裤抗抬遇难者遗体的视频，此举遭网友质疑为作秀。网友微博评论称，“挂军衔的上衣就是舍不得脱，偶说你做戏能不能做全套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