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

吴澧 | 千载亦不坠,杜子诗意长

作者: 吴澧  |  评论(0)  | 标签: 诗歌月 , 杜甫 , 陶渊明 , 布罗茨基 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第二年,俄英双语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原为苏联诗人,当时流亡美国)应邀去欧洲一家书展演讲。他提了一个微妙问题:书海无涯,人生苦短,所以书要挑好的读,但你怎么知道哪些是好书?自我摸索,自养品味?只怕费了老大力气,到死还捧着于丹《〈论语〉心得》。相信专家推荐?你怎么知道那些嵬峨专家真有眼光? 布罗茨基说:其实有一条捷径,保证你养成读书好品味。——老农补充:而且有中学程度就够了。捷径在哪里?估计读这博客的聪明网友已经猜到:吟诗。 布罗茨基认为,这条捷径,其实是通向文字好品味的唯一道路。花一个暑假,把百年来最著名母语诗人通读一遍。他建议留点距离,读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也就五、六本集子。诗是纪律严格的散文训练师,丰富而强烈的感情,被压缩在精练形式中。读过几家名诗人,再拿起一本书来,翻了两页,那书啪的掉地上了。要是仍然读得下去,布罗茨基称作者必有可观之处。 然后布罗茨基一语一语地建议:如果母语是英语,就读罗伯特·佛洛斯特、汤姆斯·哈代、YB·叶芝、TS·艾略特和WH·奥登等;如果是法语,就读谁谁;西班牙语又读谁谁,等等。大概因为是欧洲的书展,布罗茨基没有提到中文。他老先生已经在1996年去世,这一缺憾,只能由老农来填补啦。 但这里有个困难。布罗茨基是在1988年作的演讲,当时,中国当代诗歌在西方已有翻译出版。据说,他觉得这些诗独创性不够。我们读北岛三十余年前的“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至今共鸣强烈。只是本文还是梦回前朝吧,一则尊重逝者,二则古诗训练文字,确实纪律更严格。 如果在古诗人里选一个最伟大的,按红朝习性,李白派和杜甫派肯定打内战,那就要破坏安定团结大好局面。如果选十个最伟大的,估计后面几把椅子也会吵得不可开交,仅次于争执局肠胃卡位战。不过,要是只选五位,大部分人应该能够接受右边名单:屈原,陶潜,李白,杜甫,苏轼。 在这美国诗歌月(四月)里,这几位古诗人,特别值得读一读。 老农中学程度,从中学语文课本看,陶渊明似乎不及白居易——教师讲《琵琶行》肯定更有发挥。但行家对陶渊明评价很高。朱光潜先生说:“渊明在中国诗人中的地位是很崇高的。可以和他比拟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屈原比他更沉郁,杜甫比他更扩大多变化,但是都没有他那么醇,那么炼。”叶嘉莹先生进一步强调这个“醇”字:“在中国所有的旧诗人中,如果以人与诗之质地的真淳莹澈而言,自当推陶渊明为第一位作者”。海外汉学家里,陶渊明也很受重视。近几年来,美国汉学界三位新星,田晓菲、田菱(Wendy Swartz)和罗伯特·阿什莫尔(Robert Ashmore),各写了一部陶渊明专著(三人姓名按出书顺序排列)。阿什莫尔那本前年刚出版。 海外汉学家的著作,版本整理和字词源流的工夫下得很细。要论对细节的注意,农业民族确实不如工业民族。不过他们的结论,有时令阿中中忍俊不禁。陶渊明思想的主流是儒家。当他写下“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怀古田舍》二首之二)这样的句子时,他不但是援引古老的权威,同时也在挑战读者对典籍的理解,从而阅读过程也是某种文化趣味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文成语“以文会友”就是这意思嘛。对诗,行酒令,猜谜,里面典故一大堆。能听懂的是朋友,听不懂则是伧夫白丁。中国文人历来如此。笨笨老农要算识相低调了,也经常宣称读农文必须具备中学程度呢。 当然,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方面,喜爱陶渊明的读者,都应该为陶诗在美国汉学界大放异彩而大声喝彩。 说起来,老农喜爱陶渊明,或许潜意识里有阶级偏见的影响。五大诗人里,只有陶渊明是老农啊!“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田园居》五首之三)——真正是鸡鸣干到满天星。“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田园居》五首之二)——农话之外,全是杂言废话。试跟杜甫比比:老农好意请他喝酒,“田翁逼社日,邀我尝春酒”(《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他却说老农“酒酣夸新尹,畜眼未见有”,称赞成都府尹、剑南节度使严武是农家低贱眼睛从未见过的好官。然后杜甫把诗寄给严武讨赏钱去了。 虽有阶级亲,今年恰逢老杜诞辰一千三百周年,纪念这位伟大诗人,今天不读陶诗读杜诗。 (嗬哟,擦汗。拐了这个大个弯儿,才转到正主儿。老农啊,您下回再这么绕圈子吹牛,能不能扛张床来,让累了的读者打个盹?) 当盛唐的诗人,按文学史常规要造上一代的反、要改变隋末和初唐的靡丽纤巧诗风时,他们找到的历史典范,陶渊明正是其一。他影响了王维、杜甫等盛唐诗人,这些诗人又影响了此后所有的诗人。只是中国人历来官本位,陶渊明仅在家乡附近彭泽县做了八十天县令,即因“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晋书·陶潜传》)而辞官,后世却一直“尊称”他为“陶彭泽”、“陶令”,真真令人气结。杜甫也是如此“尊重”陶渊明的。要到晚年,到了“老去诗篇浑漫与”(《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的境界,他才说“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觉得自己可以和陶渊明、谢灵运平起平坐谈诗论道了。不过,老杜最得陶诗神韵一首诗,选入《唐诗三百首》的《赠卫八处士》,却是写在中年。    赠卫八处士     杜 甫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 问答乃未已,驱儿罗酒浆。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 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 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清人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说,这首诗“古趣盎然,少陵别调”。这个杜甫之前的“古”,愚意以为,大概落实在陶渊明身上。 《赠卫八处士》作于肃宗乾元二年(759),是年老杜四十七岁。上一年,杜甫因上疏反对房琯罢相,自左拾遗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房琯本是朝中重臣。安史之乱,他携玄宗圣旨从四川至(宁夏)灵武,册封太子李亨为帝,即肃宗。但他率兵反攻长安,食古不化,学战国用牛拉战车。对方举火一吓,人畜大乱,官军大败。杜甫有《悲陈陶》诗悼此战:“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房琯应被追责。但战乱兼贬职,老杜心情可想而知。他从洛阳回华州,途中拜访了旧友卫八处士。这是整首诗的背景。 我国传统是“诗言志”,诗人常常在诗里高调自我标榜:我忧国忧民啊我怀才见弃啊我有弥天大愁。这是屈原和李白的强项,杜甫和苏轼也不遑多让,不过李、苏相对洒脱。但诗歌在传统里又有人际交流功能,赠诗也是表示友情,有些诗人也会写成与人对话。陶渊明的五言诗,有着特别强烈的直诉读者之感。这一修辞特色,英语文学评论称之为 apostrophe (呼语)。这是希腊词根的术语,原意指演讲者的言辞从面对观众转为面对某一个体,比如,向上苍神祗呼吁。诗人自我标榜,读者需要换位思考,将自己代入诗人的角色,才能比较深刻地体会诗人情绪。直诉读者,诗人则似乎扛了一张床来,让读者斜躺着聆听,心理上就觉得很亲切。《赠卫八处士》正是这样一首诗。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参(念 shen1)商两星,一星升则一星沉,彼此不照面。古诗中运用,常有前密后疏对照之意。如蔡琰《胡笳十八拍》:“子母分离兮意难任,同天隔越兮如商参”;又曹植《种葛篇》:“昔为同池鱼,今若商与参”。老杜说,昔日的朋友,一旦因某种原因分离,动辄就有如参与商,再也见不着面了。今夜之后,不知何时方能再次“共此灯烛光”?何况我们都老了,说起旧日交游,一半已经去世,还剩多少时间留给再次相遇的机会? “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这两句很逗,下句天真地颠覆了上句。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称“稚子候门”为载欣载奔回家时的一大乐。小孩子该来开门的。但父执是父亲之友,是长辈,《礼记·曲礼》曰:“见父之执,不谓之进,不敢进;不谓之退,不敢退;不问,不敢对。”旧规矩敬父亲之友如敬父(现在当然是孩子躲在自己房里玩手机,管他来的什么客人)。处士为隐逸者,大概平时很少有杜甫这样的朋友,小孩子就忍不住好奇心了,很不敬地张嘴先问。处士或许觉得孩子坏了礼貌,“问答乃未已,驱儿罗酒浆”——端盘子去,别打岔,大人有一大堆话要讲呢。仔细想来,visualize 一下,这场景里有很多童趣,很多慈爱。 有评家曾指出,孩子对话和接着的晚餐,很有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味道:桃花源里的人们不论老幼,“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邀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注意杜甫诗中也用了“怡然”两字。 处士家的日子很简单,“夜雨翦春韭,新炊间黄粱”。诗中未提处士之妻,杜甫还是第一次见到她,确实不熟,但饭菜自然是她做的。菜是春天头茬韭菜,带着雨中割来的新鲜,大概就吃在当今四月的时候。饭是大米混小米。“间”为揉合之意。“黄粱”为黄色小米,那时指香味特浓的一个品种。食物虽然简单,在这战乱时期,却有着难得的安宁家庭的温馨自然。 朱光潜先生说的杜甫“扩大多变化”,通常理解为老杜善写各种题材并善用各种体裁。但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指出,杜甫和那些习惯于一诗一情绪的同辈诗人不同,他能够“轻易”地在一诗之中转换情绪。《赠卫八处士》的头尾都很沉重,这中间几句却带着欢快,甚至有点幽默。 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云:“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漫长冬日终于过去,春天就着头茬新菜喝酒,本是乡村隐逸之大乐。但杜甫和处士在当时大背景下,难免心事重重。“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虽说这酒,大概如陶渊明所言,“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和郭主簿》二首之一),仅是度数不高的米酒,“秫”在这里指酿酒的粘稻。但连喝十杯(当然,对古诗里的数学不能太认真)而不醉,可见情绪很亢奋,也不完全是容易喝醉的借酒浇愁。家国之忧,偶遇之喜,离别之痛,统统交织在一起了。 结尾回到开头的感慨,“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明天,诗人就要向西翻越华山。但将要隔着这对朋友的,又岂止一座华岳?该年秋天,杜甫就要南下入蜀,自此长别中原。诗人在处士家的温柔烛光里,还料不到今后茫茫行程,却已一语成谶,从此永为参商。 这首诗,至今读来,浅显而不需注解。即使不知“参商”、“黄梁”之意,网上一查,就能解决。这卫八处士,不知何人,想来也跟老农差不多。要说没文化,倒不是,也算吟诗识字;要说有文化,更不是,中学程度而已。至多是英文碰巧有英国中学程度,可以去布罗茨基那里借点牛皮。所以杜甫不能跟处士说“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奔走献诗。隐逸之人,对朝廷的事,也许不那么关心,所以杜甫不必讲“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哀江头》),那些贼军攻陷长安时的经历。去除了这些惯常内容,换个人,大概就要笔下枯槁。但杜甫毕竟是集大成的天才诗人,他居然能干脆退到质朴平易,写了一首直诉读者的陶式直白,写出了突破己规的“少陵别调”。 不能说这首诗里挑战读者理解典籍之处一点没有,但伧夫白丁应该也能被《赠卫八处士》所打动。毕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唐代市民社会的发达,文学观将发生相应变化。杜甫之后某一天,白居易将在《与元九书》中得意宣称:“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 剥去旧时代读书人所关心的朝廷和政治,《赠卫八处士》只谈友情。这古老农业社会的友情,今日已经显得神秘。没有燕窝鱼翅的奢华,没有礼品红包的润滑,没有卡拉OK的喧哗,没有意识形态的粘结或分化,两个早已过了天真少壮之时的中年人,怎么可能? 这是一种逝去的人生——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卫八处士,千载相知。 此诗吟毕,真的很多书可以抛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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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 | 敞开与隐蔽

2012年04月09日 23:41:01   迄今为止涉及的“讨论”,指的是发生在公共空间里的议论,不论大小,不论议题。所谓“公共空间”,是一个敞开的场所,人人都可以走得进去,人人可以看见他人,他人也可以看见自己。而且这种所见所闻,是与他人一道分享完成的。你能够见到的,我也能够见到,对你是熟悉的,对我也不陌生。这个公共空间本身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讨论的性质。     西方学者阿伦特称之为“亮起来的公共舞台”。与他人一道见闻,这让人产生关于自身的存在感,即感到自己在世界中的存在。与他人共同在场,保证了人的现实性,也维护了这个人的常识感。相反,当一个人完全陷入私人世界,他说话没有人听,他的认知没有人响应,他就会越来越步入一种模棱两可的精神状态,此也是非,彼也是非,乃至失掉了起码的善恶是非的判断。“极权主义只有在常识失效的地方才能大量地侮辱常识”。     然而,有一种情况阿伦特没有遇到过——与远离公共生活相反,而是剥夺了这个人的个人生活,只允许人们处在无遮无拦的“强光”之下:不允许有个人财产和利益,不允许有个人私密空间及个人隐私,甚至不允许有个人情感和感受。那就是我们在“文革”中所经历的,连一个人头脑中临时冒出来的想法,都需要大声说出来,这叫做“狠斗私心杂念一闪念”。     我小时候随父母下放,上学沿着小河走在田埂上。某天一位小伙伴突然指着路边经过的一座房屋说,“这个是新砌的”。她接着告诉我,那是几年前,文化大革命高潮的时候,家中的大人晚上必须集中学习,结果家中突然起火,房屋被烧毁,困在室内的三个年幼孩子全部烧死。大的只有八九岁,小的才一两岁。     这是一种虚假的公共生活,虚假的公共空间。人们被强制性地放下自己认为是重要的事情,被迫放弃个人所关心的真正对象,不得不取消个人生活的目标和乐趣。个人的根基被铲除,个人在世界上的立足点被抹杀。这样的人互相走在一起,他们需要把自己做成“焕然一新”的“空心人”,做成光滑闪亮的空弹壳,一个没有知觉和痛感的蜡像。     不难想见,这样的人如果发言,离他们真实的想法将有多远。很可能,即使当他以为是自己的真实想法时,也包含了相当的虚假性。在他身后存在着那样一种至高无上的、不容置疑的力量,他不能表示异议。如果他背过身去,仅仅是表示沉默,他便顿时失去任何保护。偌大一个世界,没有他的藏身之所。那种“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个人小天地,他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才有了诗人北岛在那个年代写下的诗句:     “即使明天早上     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     让我交出青春、自由和笔     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     我决不会交出你”     ——《雨夜》     在一切必须“大白于天下”的时候,诗人感到需要重新调整光线。“夜晚”则提供了一个必要的遮蔽,他宁愿把个人秘密藏在夜晚昏暗的光线之内。在他万般珍藏的个人秘密之中,才保证了这个人存在的真实性,提供了这个人存在的深度。这是一条返回的道路:将自己从虚假的公共性中赎回,返回自身、立足于自己和决意对自己负责。     通过回顾可以见出,今天我们所谈论的“公共空间”,与人们曾经经历的“集体空间”是多么不同。由于存在着某种强制性的力量,这种力量视任何个人为潜在的威胁和挑战,因此,这样强求一致的“集体空间”是表面化的,空洞的和单一的,它只允许发出一种声音,而这个声音来自某个更高的地方,“集体空间”更像是一个回音壁。人们互相之间并没有实际对话,也只是互为回音而已。“公共空间”则完全不同。它充分肯定每个人自身的真实起点,尊重每个人本身的要求欲望。不同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不同立足点,那些杂音和噪音,正是构成了这个五花八门、五光十色的“公共空间”本身,是受到欢迎和得到肯定的。没有它们,不能称之为“公共”。     一个人需要找到自己生活的边界,才能找到公共生活的边界。一个人需要熟悉自己,并通过精通自己,掌握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比例尺寸,他才有可能记住自己手掌上的纹路,运用自己正好合适的嗓音来说话,不至于迷失在人群当中。一个人在料理自身事务所养成的练达和实事求是,会令他在公共发言中,显得有根基和有底气。     说到底,公共生活是为了个人生活而存在的,而非个人是为了公共生活而存在。人们创造出互动的公共空间,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他们自己的理想,这个理想中可能包括与他人一道的好生活,或其他一些超越个人的目标,但是归根结底,它仍然是这个人的理想,而不是脱离这个人的理想。任何事情或事业,需要这个人本身的意愿作为前提。     在我们自身背景前提之下,需要如此强调个人本身,反复确立个人的起点,才不至于将今天谈论的“公共空间”,归并到曾经的“集体空间”一类,并葬送于其中。实际上我们经常遇到诸如此类模模糊糊的看法,只要一提“公共空间”、“公共领域”、“公共利益”,人们的第一反应竟然是从前的整齐划一,认为是回到了“文革”或者“极左”年代。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原来很多富有意义的命题,这些命题中所包含的富有意义的能量,因为过去某个时期不恰当地谈论而提前释放了。当人们需要某个维度时,却发现它们不能激活,再也不起作用。比如“公民团结”这个话题。这只能说明,我们周围一些人的知识视野以及感受方式,仍然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停留在某种伤痕记忆当中,不能从那种伤感中迈出脚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伤痕记忆”,正是从另一个角度固化了那个颠倒乾坤的时期,将它一直延续到现在。     有了这里谈论的“敞开”与“隐蔽”这两个概念,我们不妨说,所谓“亮起来的公共舞台”,需要个人生活的某种“隐蔽性”作为前提:只有存在一定程度的这种隐蔽,让个人的归个人,允许个人扎根于自身,从内部拥抱自身,将自己裹紧,才可能发展出恰当的公共空间。所谓光亮,是从隐蔽处升起之后才看到的,这就需要同时有所隐蔽及隐藏,而不能所有的东西都一览无余。     不只是历史的原因,也包括人性中天生具有的“逃避自由”及责任,确立个人这个起点,运用自身的理智来面对世界和自身,仍然是一项长远而漫长的任务。80岁的资中筠先生,通过不同的问题、不同的面向,始终不懈地呼吁独立的个人脱颖而出,独立的中国知识分子要能够用双脚站立在这个世界上。以她丰富的经验阅历,这背后的沉痛沉重可想而知。     人们无法自持的一个表现形式是,无所顾忌地在任何场合大声谈论自己。现在的网络尤其微博,则提供了这种方便“平台”。有人喜欢将自己的一切所见所闻,事无巨细,全都公布出来,乃至引用他人在饭桌上私下里说的话,两个人之间在互相信任的情况下所谈论的。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重申一句:有好篱笆才有好邻居。     物理学家海森堡的研究表明,因为不断地在实验中成为观察对象,物理世界粒子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会出现微妙的改变。“观察”的行为本身,参与改动了小小粒子运行的轨道。那么,在微博上不停地发布有关自身的各种信息,过度地迷恋、观察和描述自身,也许会改变自己生命的轨道,改动了自己生命的密码。你以为谈论的是自己,其实也许早已经是别人。     过于私人化的话题,具有一种任意性和独断性,仅仅适合单方面的发布,而他人无法置喙。这个人晚上见了什么人,吃了什么饭,然而那个人并不在现场,他听来有多大意思呢?还有纯属个人爱好类,比如他是爱吃茴香馅的饺子还是韭菜馅的饺子,这件事情除了对于爱自己的人来说,对他人没有什么意义。总不能将在世人面前说话,看成在情人怀里说话吧?谁能说他一张口吐出来的,都是金子?     原文发表在《经济观察报》,略有修改。       上一篇: 钱永祥:今天我们道德进步了吗?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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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刘晓波、高行健、北岛作品在俄出版

 2012年 4月 02日 刘晓波、高行健、北岛作品在俄出版 记者: 白桦 | 莫斯科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作品在俄罗斯出版 一些知名中国异议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已被翻译成俄文在俄罗斯出版。有俄罗斯作家说,前苏联许多著名作家都曾是持不同政见者,因此俄国读者对中国异议作家的作品感兴趣。 俄罗斯同中国的文化交流活动近些年来非常频繁,一批中国知名异议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俄文在俄罗斯出版。 这些异议作家包括目前仍然被关押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200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旅居法国的华裔作家高行健和曾多年流亡国外的诗人北岛等人。 *许多苏联作家是持不同政见者* 俄罗斯笔会成员、莫斯科作家协会秘书和诗人涅尔皮娜说,苏联时代的许多作家和诗人都是持不同政见者,因此俄罗斯读者能很好地接受中国异议作家的作品。 涅尔皮娜说:“这非常清楚,诗人都喜欢在自由的环境中生活。比如在苏联时期,诗人们都是持不同政见者,象(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就是持不同政见者,后来他流亡国外。但也有许多持不同政见诗人选择留在国内。因此俄罗斯对持不同政见作家的作品没有任何反感。相反,这些中国持不同政见作家的作品只能引起读者更多的兴趣。” *中国异议作家作品在俄出版不受限制* 涅尔皮娜说,她非常喜欢北岛的诗作。北岛和其他中国朦胧派诗人的作品被翻译成俄文收集在几年前圣彼得堡出版的一本中国当代诗集中。 涅尔皮娜认为,中国异议作家的作品在俄罗斯出版发行没有任何限制和障碍。 美国之音白桦 俄罗斯汉学家托罗普采夫 *汉学家:翻译刘晓波作品没有政治障碍* 俄罗斯汉学家沃斯克列先斯基把高行健的《灵山》等作品翻译成了俄文出版。他说,他的一名研究生在从事高行健作品的研究。 沃斯克列先斯基说,如果有时间,他也想翻译刘晓波的作品。他认为,汉学家们可以不受阻挠,自由翻译和出版刘晓波和高行健这些中国异议作家的作品。 沃斯克列先斯基说:“没有什么政治上的障碍。我本身想翻译出版,但我没有时间,因为我在教书。” 沃斯克列先斯基说,有一名俄罗斯汉学家曾专门研究刘晓波和刘晓波的作品,但这名汉学家现在移居国外。 *其他汉学家怕惹怒中国* 但一些同中国有联系或是有合作项目的汉学家透露,他们害怕或是不愿意翻译中国异议作家的作品,因为他们担心同中国的合作项目,或是办理去中国签证时会遇到麻烦。 *介绍刘晓波比翻译其作品更有意义* 俄罗斯汉学家托罗普采夫说,介绍刘晓波的生平其实要比翻译刘晓波的作品更有意思。他说,汉学家们面临的最大障碍仍然是没钱出版翻译作品。 托罗普彩夫说:“苏联时代,不是从艺术,而是从意识形态角度选择作品,因此读者和观众都不太接受中国文学和电影作品。但现在你有可能翻译中国古代和当代的文学作品,但你却找不到出版商和赞助人。” 美国之音白桦 托罗普采夫翻译出版的李白诗歌 托罗普彩夫把中国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几百首诗翻译成俄文出版。他说,翻译作品的出版都由他自己出资。 *政府出钱 日本文学作品更有知名度* 诗人涅尔皮娜认为,俄罗斯社会虽然对中国文学感兴趣,但中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俄文的非常少。除了作家、诗人和文学爱好者这个圈子外,俄罗斯公众对中国文学和异议作家的作品仍然不太了解。 汉学家托罗普彩夫说,同中国文学作品不同,大量日本文学作品在日本政府的资助下被翻译成俄文出版,因此俄罗斯读者更了解和接受日本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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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划破夜幕的思想殉道者

  ——纪念遇罗克遇难四十二周年      作者:楚寒      再过几天就是清明节了。记得三年前的清明节,在位於北京郊区通州的宋庄美术馆有一场特别的文化纪念活动,让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虽身不能至,心亦向往之。这场活动是为纪念文革期间遇难的青年思想者遇罗克的,一群知识界人士以及遇罗克的亲人、生前好友来到那里,举行了一场小规模的遇罗克半身雕像揭幕仪式。铜像的前胸镌刻着遇罗克代表作《出身论》中的一句话:“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力,我们一概不承认。”铜像的底座上刻着遇罗克的生平简介,以及诗人北岛的一句诗句:“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出自《宣告——献给遇罗克》)。      遇罗克铜像揭幕      我是在《北京之chun》杂志上看到这尊半身铜像的相片的,半身铜像上遇罗克饱满的额头、挺直的鼻梁、清瘦的面容,和一双深邃的眼眸,以一种坦然从容的神态註视着前方,嘴角隐现出一丝阳光般的微笑。当时的我多希望能赶到那里参加这样的一场纪念活动,亲身在初春的北方郊外凝神肃立,敬呈我的悼文、我的热泪和我对光明的祈祷。获悉遇罗克半身铜像的落成,我的心中除了翻腾着止不住的哀思以外,同时也有着些许的安慰,感谢为建成遇罗克铜像付出努力的人士,让这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青年思想者和殉道者的精神,终於有了一个艺术形式的载体,和一处可供后人瞻仰的场所。      遇罗克半身铜像是一张年轻的面庞,数十年的岁月像水一样逝去了,而他的生命却固定在了朝气蓬勃的年纪,永不会衰老。四十二年前,也就是一九七零年的三月五日,因言获罪的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死刑,会后惨遭杀害,年仅二十七岁,家人前去领取遗物时,只有一副眼镜、一支钢笔和一件从未穿过的背心。时光弹指一挥间,遇罗克遇难至今已整整四十二年过去了,这个月的月初(二零一二年三月五日),是遇罗克遇难的四十二周年。遇罗克於一九七九年被平反,这年十一月北京中级法院宣告“遇罗克无罪”,之后媒体上刊载多篇纪念文章,《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划破夜幕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等,社会上开始传颂遇罗克的生平事迹、以及遇罗克的文章、日记和诗作。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拨乱反正”、“真理问题大讨论”的社会氛围中,遇罗克为真理献身的精神,和他那闪烁着批判精神的思想光芒,让许多人的心为之震撼。      然而,时过境迁,到如今中国的社会状况已经与八十年代初不可同日而语了,遇罗克几乎已经消失在公共言论空间,甚至被隐没在历史的深处了,三年前在宋庄美术馆,就有年轻的法学博士指着遇罗克的铜像问学者於建嵘,遇罗克是什么人,一九九九年几位学者编辑《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时,也有记者问参与编辑的学者,遇罗克是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遗憾,这表明在官修史书中这位二十世纪下半叶民族的思想先驱并未佔据一席之地,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对遇罗克已经感到陌生,更可怕的是,这其中有着人为的对历史的遮蔽。今天在遇罗克遇难的四十二周年之际,就让我们打开记忆的盒子,回忆一下我们民族历史上那些黯淡无光的年月吧。      阶段斗争荒诞无稽年代      那是一甲子之前的年代了,自从诗人胡风在目睹了城头旗帜更换的盛大集会场面、写下了《时间开始了》的长诗之后,中国的社会秩序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洗牌。在那个荒诞无稽的年代,阶级斗争被奉为社会生活的主调,而人性论、人道主义、人的尊严这些流传千年的超越阶级的道德、价值则被踩在脚下,“人民”一词被无节制地滥用,被任意诠释,以便从其概念中划分出“阶级敌人”,在五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末的将近三十年中,在政治生活领域先后出现了“黑五类”、“黑七类”、“黑九类”等名称,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甚至执政党集团内部的走资派,以及知识分子都是这一阵营的妖魔鬼怪。      他们的子女,无论是十几、二十几岁的青少年,还是几岁的幼童,也因为家庭出身或者说是“血统”的缘故,在诸如升学、就业、参军、招工、婚姻、入党、入团、工种、提干等等的人生事务上被剥夺公民权利,遭受歧视、凌辱,甚至任意的殴打、杀戮。当时有一幅广为流传的对联反映的就是这一谬论,叫做“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由此造就出千千万万的屈辱地挣紮在黑暗里的政治贱民。这种荒谬绝伦的出身“血统论”像瘟疫一样肆虐中华,数以千万计的青少年仅因他们的父辈或祖辈是所谓“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坏分子”的缘故,从一出生就被剥夺了与其他同龄人同等的权利,此种谬论到了文革更是登峰造极,许多地方爆发了滥杀地富反右坏分子及其子女的狂潮,红卫兵们高举红宝书、挥舞着铜头皮带杀向社会,所有出身不好的“狗崽子”们首当其冲。      《出身论》震撼思想界      在那个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年代里,正是遇罗克,这个嗜书如命、博览群书的文弱书生写出了《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註:“联动”系“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之简称)等一系列檄文,来批判包括“血统论”在内的极左谬说,最轰动一时的是洋洋洒洒逾万字的《出身论》,发表在一份铅印小报《中学文革报》上,人们排着长队购买、阅读、争相传抄、议论这篇文章,读者来信像雪片一样飞来。遇罗克用哲学的素养、严谨的逻辑、理性的论证系统地批驳了这一荒谬的理论宣战,为千千万万沦为政治贱民的群体说话,他相信真理、历史、常识、以及人的平等权利,并向受压迫的青年们发出“团结起来、共同战斗”的呼籲.他质疑:“反动的唯出身论者,???重新形成新的批上伪装的特权阶层,以至反动的种性制度,人与人之间新的压迫。”、“‘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类似的例子,只要是个克服了‘阶级偏见’的人,都能比我们举的更多、更典型。那么,谁是受害者呢?象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什么区别呢?”,他宣告“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这些文章思想的光芒和批判性锋芒让当朝的思想鼓吹手惶恐不安,也让无数的政治贱民们在被遮蔽的现实面前睁开了眼睛。      世界发疯理智人遭殃      最疯狂血腥的年代容不下一个独立思考的清醒者。正如遇罗克自己所说:“世界在发疯,理智的人註定是要做祭品的。”,一九六七年四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公然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一九六八年一月,遇罗克被扣上“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阴谋进行暗杀活动”、“组织反革命小集团”、“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等罪名,旋即被捕。但他表示:“假如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并执行死刑。今天看来,遇罗克只是用最简单的理论、事例说出了一个再平常不过的道理,但在那个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年代,却是一种极其难能可贵、大无畏的独立思考精神和勇气。在那个不把人当“人”看待的荒诞时代里,遇罗克争取自身作一个“人”、挺身维护千万名“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权的思想和行动,让一整个时代的人为之动容,让无数的后来人为之感佩。毋庸置疑,《出身论》即是文革中国的“人权宣言”、红朝贱民的“解放宣言”。遇罗克堪称二十世纪人类波澜壮阔的人权事业在中国的先行者。      在畸型不公年代唤呼平等      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遇罗克渐渐变得不为国人所知,这绝不表示遇罗克作为一位呼唤平等的思想者、人权捍卫者的意义已经过时了,恰恰相反,遇罗克的精神资源对於当下之中国依然相当重要、相当可贵。当今的中国诸如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不公平的人为城乡分割和地域分割,不但损害了民众的人身自由,造成民众机会的不平等,也损害了数以亿万计民众的合法权益,使得相当一部份人口的民众在中国沦为“二等国民”。这些充斥特权与不公平的制度导致中国内部社会分化矛盾激化,不满情绪上升暴戾之气弥漫,一个偶发的事件便能激发起一场大规模的骚乱动荡,制度性歧视最终让整个社会都付上了沉重代价,有待於从制度层面上予以革新。因言获罪的案例不胜枚举,知识界的沦落,常识的被扭曲,人文教育的贫乏,均是令人触目惊心而又深感遗憾的现实。遇罗克呼籲平等与人权的思想,以及他为了真理而献身的精神,无疑是民族沉沦的可贵的精神资源。因此,应当让遇罗克进入学校教材,进入公共言论空间,让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知道这个光辉的名字,让遇罗克的思想文字、人格言行成为公共舆论,乃至民族记忆的一部分。谨以此纪念遇罗克遇难四十二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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