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

北斗 | <摇光>致所有因诗意而死的无用之人

在饥饿,疲劳和孤独的状态下写出的诗句最最真诚,鲁迅说文学是“苦闷的象征”,诗人皮包骨头,双眼布满血丝,胃里是盐水煮白菜,饿,可是又饿不死,累,可是又睡不着,孤独,无比的孤独,他想问为什么,可四周只有白的刺眼的墙,这时候诗人出现幻觉,写下一首诗。“春天用大地的肋骨搭成的篝火。”“那些从死者,骨头里伸出的树叶,在把花的酒杯碰得叮当响。”这些语句无比纯净,高傲,敏感,惊心动魄。     致所有因诗意而死的无用之人   文/朱小福(Imperial College London)     1. 念中学的时候,每天上午的时间用来思考中午饭吃什么,下午的时间则一分为二,一半用来打盹,一半用来思考另一个问题,我以后要做什么。 我所在的中学,食堂菜色丰富,大师傅亦算和蔼。初中每天上午四节课,第一节课决定是去大食堂吃白饭加炒菜的套餐,还是去小食堂吃面和其它杂食,第二节决定套餐是要鸡肉还是番茄炒蛋,吃牛肉面还是炒面,第三节课决定吃完了饭是喝酸奶还是吃一个雪糕,第四节课决定酸奶和雪糕的口味。高中转学,每天中午去学校对面的粤菜馆,思考过程更为繁琐,略过不提。 中午饭之后的时间用来听音乐。标准的学生课桌,抽屉很大,里面塞满了各式各样的CD,听完一张,差不多就到下午上课的时间了。下午的课多半乏味,地理,历史,不过总比上午的数理化好那么一点儿。数十个处于新陈代谢旺盛期的肉体挤在一件教室里,空气热哄哄的,漂杂着高浓度的二氧化碳,我趴在桌上看四周的同学,有人发短讯聊天,有人看武侠小说,有人趁老师回过身写板书的时候,赶紧把藏在抽屉里面的小杯的泡面捧出来喝一口汤,吸溜着鼻涕把泡面再塞回抽屉里。 要我说,这种猪一般的生活实在是太美好了。     写杂剧的贾仲明说,“饱暖生淫欲。” 淫欲其实很好满足。对我来说,饱暖之后,比淫欲更可怕的是关于“我以后要做什么”的没完没了的思考。 高中应该选哪些课——大学要学什么——以后要做什么——我的人生价值是什么——如何才算实现我的人生价值——我的人生价值能否反应我的存在——我的存在是偶然还是必然——我是否在其它的平行宇宙中存在——我在其它宇宙中的选择是什么——宇宙的本源。 每个思考人生的人都是神经病。 化学老师撺掇我去学医。我觉得学医挺好,白衣天使,救死扶伤,积阴德,下辈子投胎还生在富贵人家。什么时代都少不了医生,王侯将相,贩夫走卒,谁能长生不老,一辈子健康?随便什么地方长点脓肿肉芽,都得求我治,我把该切的一刀切了,剩下的杂碎缝缝补补,你能不给我钱? 生物老师建议我去学遗传。我觉得学遗传挺好,人都不是人,人是遗传信息的载体,从出生到死亡,所有的行为都有其生物学意义,小孩子为什么怕黑?怕黑暗中的未知威胁,怕威胁带来死亡,怕个体的死亡不断累积造成物种的灭绝。遗传的力量很伟大,张三的儿子像张三,李四的儿子像李四,王二麻子的儿子不像王二麻子,坏了,王二麻子的老婆不是好人。 物理老师不太爱搭理我,我中学几年物理就没及格过,学到高二串并联电路分不清,学什么都不会学物理。 语文老师是个老头子,相貌不俗,伊常穿一件黑色羊毛大衣,长可过膝,头戴礼帽,脚上是黑色漆皮的balmoral lacing牛津鞋,还要一条大红色的开司米围巾作为亮眼搭配,极有海派风情。伊喜欢读我的作文,还问我作文的技巧。作文要什么技巧?识得三五千个汉字,读过几本闲书,平时是个话痨,谁都会作文。 决定文理科分班的时限快要到了。当时老头子已经退休,穿着伊的黑大衣,及其傲慢的在学校里走了几圈,遇见我,问我要学什么。我愁眉苦脸,我什么都不想学,委实不知道要选择什么。 老头子压了压礼帽檐,问我,“你为什么不去写诗?” 说实话,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文科班有写诗这门课吗?” 老头子又说,“你应该是个诗人。” 说完伊就走了。 那次之后,老头子在学校里就鲜有露面。伊退休之后在家里闲着无聊,曾经到学校来无偿的给初中学生讲宋词,自己写讲义自己印,讲了一学期,应者寥寥,教学大纲里说了不考的宋词谁稀罕听,周敦颐比周杰伦酷吗?方岳比方文山帅吗?伊遂罢了手,似乎不久就到美国养老去了。     直到如今,好几年过去了,我每每想到伊彼时彼地那句“你为什么不去写诗?”就难以入眠,推枕绕室辗转反侧。我不知道是伊当时就看准了我爱和自己较劲儿的神经病气质,还是伊干脆就觉得我这辈子只配做写诗这么没有技术含量的事。 倘若时光能够倒流,我当时应该会一把揪住伊的大衣领子,“说清楚啊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怎么就应该是个诗人啊——混——蛋!”   2. “诗人”,开玩笑呢吧? 我读现代诗的起源,其实是读中国近当代史的副作用。 中学里的官配历史书都是三从四德女儿经培育出来的良家妇女,中国近当代史更是其中之最。初看伊,羞羞答答,什么话都是说一半儿留一半儿,掀开了盖头再看,一张寡淡的清水脸,放在人堆里怎么也显不出来,处久了就觉得乏味,教条框架太多,若是要求伊加点猛料,伊义正词严,“此乃青楼娼妓轻佻放浪之行,恕妾不可为。”等到过几年再看看伊,原来这婚姻从头到尾都是幻觉,您有一句真话没有? 我受不了这个,家花不如野花香。我看到教科书上讲了开头,就得去故纸堆里找它不同版本的经过和结尾,正史野史,名人八卦,我在历史课上把这些大毒草夹在教科书里,看得津津有味。 文革的史料我看的最多,开始时我抱着端正的学习态度,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从各个角度剖析红色狂潮,解放思想廓清历史以史为鉴以求进步,后来我发现这么着不行,越看越糊涂。于是军事和经济就不看了,再过一会儿政治也不看了,只看文化,可是文化没什么好看的啊,主流文化只有八个样板戏,地下文学有手抄本和诗,手抄本就是黄赌毒大毒草,除了反特就是情爱,光《一双绣花鞋》我就看过三个版本,看来看去都差不多,女特务奶大腰细,男特务蛊惑青春少女,想炸的都没炸成,该死的全死了,忠诚的人民卫士万岁。 这么算下来,能读的只有诗。 文革时期的主流诗歌和太平天国时期差不多,洪秀全写的《天父诗》最好读,“因何当睡又不睡,因何不当睡又睡。因何不顾主顾睡,因何到今还敢睡。”文革时候的革命小将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水平,“红小兵,反潮流,写出诗歌千万首,首首诗歌如排炮,炮声隆隆轰鬼头。”这是比较好听的,差一点的还有,其中数《谁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最有名,此诗气势之豪壮,韵律之铿锵,纵观千古无出其右者。“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朗诵诗需左手叉腰,右手挥舞毛选,双目平视前方,注意诗的韵律和格调,结尾处“滚他妈的蛋”应重复三次,同时屈膝扎侧身马步,以壮声势。 十年动乱促使地下诗歌在这其间蓬勃发展,文革初期的诗人多为风头正劲的高校中的红卫兵,他们创办诗社,油印报刊,通过诗歌宣传政治主张,后来他们这些“资产阶级文艺青年”遭到了残酷的惩罚,死伤无数,受欧洲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潮流影响,充满哲学思想的诗潮也逐渐消弭。文革后期的诗人主要是参与上山下乡运动的知识青年,理想和现实的严重脱节造就了几十万人格分裂者,分布在云南,新疆,内蒙,东北,以及许多条件恶劣的边陲之地。他们白天坚信自己可以创造历史,晚上却在肮脏简陋的住所里用他们唯一擅长的无用之技排遣心中的彷徨苦闷和强烈的幻灭感。     在饥饿,疲劳和孤独的状态下写出的诗句最最真诚,鲁迅说文学是“苦闷的象征”,诗人皮包骨头,双眼布满血丝,胃里是盐水煮白菜,饿,可是又饿不死,累,可是又睡不着,孤独,无比的孤独,他想问为什么,可四周只有白的刺眼的墙,这时候诗人出现幻觉,写下一首诗。 “春天用大地的肋骨搭成的篝火。” “那些从死者,骨头里伸出的树叶,在把花的酒杯碰得叮当响。” 这些语句无比纯净,高傲,敏感,惊心动魄。 可是这些语句有什么用呢?在混沌的年代里,诗意不能长出橡胶树,诗意不能养出猪,诗意仿佛阴险的杀机,不但不能让营养不良的精神变的强壮,还会让本来就虚弱的灵魂死的更快些。   3. “也许他会冻死在寒冰,我望着迷蒙的雾,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只死去的大雁。他是那样的年轻,他死了,但流露着使人难忘的,笑痕。” 郭世英的《大雁》是他流传在世的有限作品中最漂亮最鲜活的一首诗。诗人是郭沫若之子,著名的北京文艺青年,文革时最先被镇压的两个“成形的资产阶级文艺组织”之一“X社”的创始人,另一个“成形组织”则是张仃之子张郎郎创建的“太阳纵社”,当时徘徊在这两个诗社周围的有北岛,食指,芒克,这些后来的著名诗人当时尚属思想萌芽期。这两个地下诗社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即被镇压,张郎郎被全国通缉,携女朋友私奔不成,被抓回来坐牢,狱友是遇罗克,遇罗克在1970年被枪毙,张郎郎运气好些,坐了十年的死囚牢,最终死里逃生。郭世英被捕之后被送去劳动改造,受了四年折磨,形式愈发严峻,隔离审查,严刑拷问,最终坠楼而亡,身上还绑着一把椅子,据说景象甚惨。郭世英的死因至今没有定论,是他杀还是自杀成了谜案。 总之年轻的诗人就这么死了,死的毫无价值。 当时与郭世英有交往的人零零散散的也写了不少回忆录,前些年逐渐浮出水面,但郭世英的形象始终有点模糊。大约因为但凡回忆亡人,口吻总是温柔,溢美之词甚多,反而失掉了其人的本来面目。牟敦白称其言必称“个性解放”,对现实氛围深感窒息,周国平称其“极其真诚”,但也有传言称其早期“又红又专”。关于“X事件”的各种传闻也越来越扑朔迷离,但近几年却少有人提及,亲身经历文革的人逐渐年老,伤痕文学也已成了过时的产物,前几日在网路上看到有人撰文,呼吁人们停止追究“X事件”,让诗人rest in peace。 想来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他的死虽然蹊跷,虽然毫无价值,但终归还是悲壮的。一个因诗意而死的“苦闷的象征”,如今沦为各方茶余饭后的口舌谈资,甚至被拿来比对其父辈的种种,而那些置他于死地的诗,却没有人再读,这多多少少有些不堪。 大浪淘沙,时间过了几十年,今时今日许多灵魂依然苦闷,终究不愿意再为诗意牺牲。 有一天,闲来无事,看《我爱我家》,十几年前的北京味儿十足的情景戏剧,比现在的无厘头要有趣的多。其中有一集是说全家老少一起阻止小女儿师生恋,说班主任老师不是好人,是反动分子,“曾经贴过‘打倒江青’的大字报”,小女儿听了不忧反喜,“您太了不起了!您和张志新遇罗克他们是一样的人!”我听到这句台词,突然意识到,原来这些一直被视为禁忌话题的动乱中的牺牲者,也曾经在光天化日之下被称作英雄,虽然只是短短的一句台词。     遇罗克是因言获罪的典型例子,他有普罗米修斯的心态,想作为牺牲的先例。他在文革之后的全民自我反思过程中被迅速的神化,成为一个时代的烈士,说到底他其实是个只信奉马列思想的教条主义者。可是他代表千百万被压抑的人发出反抗的声音,这是需要勇气的行为。《出身论》拿到现在,叫我们这辈人读,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他的思想已经被遗弃了。可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无论他们的行为正确与否,他们始终是有信仰并且愿意为之付出性命的人,是一个时代的先锋和极少数派,因此他们就不应该被历史剔除出去。而十几年后,不知是什么原因,他们又逐渐成为了隐秘的话题,被人有意无意的忘却。 好在还有人一直在我们耳边说,时代是在进步的。 在网路上看到了张郎郎的回忆,“在大的政治动乱中,个人就是牺牲品。你最好当一个旁观者,或者当一个记录者,那比牺牲更有意义。” 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白鼠,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 1970年,北京工人体育场举办了遇罗克的万人审判,“现行反革命”,“死刑”。 “啪”,又一个因诗意而死的人。 当时的目击者北岛为此写了一首诗。 “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4. 还是说诗人。 我觉得比较有偶像潜质的诗人是安东尼奥·波契亚,提到他的时候可以顺便卖弄一下因自杀早逝的意大利女诗人安东妮亚·波齐那,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说比较像绕口令。 时代变了,写诗写到被枪毙的情形大约不会再有,但是诗还是能要人命。 关于波契亚的介绍通常只有一句话,“阿根廷诗人,用一生的时间写了一首诗,《遗忘的声音》。” “用一生的时间写了一首诗!” 简直是“孤独致死”的代名词。 他的唯一的诗,没有形式,没有技巧,写完了之后一一标上编号。 “对于死去的人来说,这片土地与最遥远的星辰没有什么两样。” “我看不见泪河,是因为缺少我的一滴泪。” 太文艺了!太文艺了! 我在夜里读他的诗,被感动的热泪盈眶,恨不得要去街上狂奔。 这才是写诗的最高境界,所有八卦,所有吃喝拉撒生老病死,所有与政治和时代背景有关的猜测都是庸俗透顶! 我出生了,我写诗,我死了。诗人留给这世界的任何踪迹都不可寻,除了这唯一的一首诗,仿佛从天而降。 诗是无用的,就让它无用到底! 前日看了一篇妙文,《没有人看见草生长》,是上海女作家毛尖回忆八十年代的姑娘们供养诗人的风潮。文中提及马原,格非等等一票先锋文学青年,亮点甚多。文章最终的点题段落老调重弹,还是感慨“岁月神偷”,“青春不再”。但是本着“隔锅饭香”这个基本理论思想及其演化学说“别人的青春永远比我的有趣”,这篇小短文还是让我看的甚是眼馋,在图书馆里发出不雅观的啧啧称赞之声,艳羡之情溢于言表,毫无骨气,恨不能立刻拉一个诗人来养着。举目四望,满眼净是不知诗为何物的工科男,仰天长叹,“工科者鄙!” 我觉得我读理工科是个错误。不过大多数人的前半生都浪费在错误的事情上。我期望我晚年时能够闭门免谈世事,在杭州小孤山附近找个老房子住下,从此不问苍生问鬼神,把脑子里面记载着的“有用”的知识统统忘记,做一个在智商上毫无优越感的人。 烧死布鲁诺,烧得好! 磕红丸,一天三颗! 炼丹修禅,打卦扶乩,问籤求谶,正经事! 等到那时,我每天想着无用的事,说不定能写出几句诗,不过是做不了诗人的。其一,作为诗人,我前半生污点太多,我读过理工科,亲历过数次暴乱,竟然没有去掺合一下;其二,我是绝不会因诗意而死的,反革命言论不写就不写吧,“孤独”的心境时常有,靠暴饮暴食排遣足矣,写诗赚不来酒钱,只能抖擞精神腆着一张老脸出山,“作文辅导老师侬要勿啦?数理化也能教!” 我又再次想起了老头子的那句话,“你应该是个诗人。” 终于等到了高中文理分班,我左思右想,虽然以后的日子应该衣食无虞,但还是想学个所谓一技之长,用俗世的标尺来衡量我的人生价值,事一事权贵,为五斗米折一折腰。于是乎怀着阴微的心情进了理科班,上午依旧思考中午饭吃什么,下午依旧打盹,依旧思考人生。第一次物理测验的结果出来,我一看,从分班之前的全班倒数第十变成了分班之后的理科班倒数第一。抬头瞧一瞧物理老师,伊真可怜,学识满腹,却要为了五斗米打发我这种学生。遂不再想,趴下便睡。 熬到毕业,上了一个因为理工科闻名的大学,写论文,做实验,坚信科学能拯救世界。有一天,我去找我的导师讨论伊新发表的一篇论文,该论文的数学模拟部分做的颠三倒四,我基本没看懂,伊说伊也没懂,我满心疑惑,“没用的模拟你放这儿干什么?”伊诡秘的一笑,“这个模拟做出来的图放在论文上好看。” 我想,就在那天我的“科学拯救世界”理论被碾的粉粉碎。 上到高年级,对科研成果里的水分见怪不怪,“这是被广泛认可的理论”等同于“我找不到参考文献”,“以三个菌种样本为例”等同于“其它的菌种都被污染了”,对论文中的语言偷梁换柱成了一个技术活儿。 认识了一个和我选了同一门课的黑人兄弟,伊实验报告分数极低,在实验室外面闷闷的抽烟。我看了伊的报告,伊真是个老实孩子,有一部分实验数据的误差比样本本身还大,伊也敢往报告上写。我教育伊说这报告不是这么个写法,伊那张大黑脸绷的笔直,“绝不在科学中弄虚作假”,我担心伊这么弄下去连毕业都有风险,伊说伊不在乎,伊真心的热爱科学,伊愿意一辈子泡实验室,哪怕研究出来的东西没有价值。 我的天,原来我错了。 理工科学校里也有这般愿意为“科学的诗意”而死的无用之人!     (采编:何凌昊;责编:尹桑)     您可能也喜欢: <妇女节特稿>婆媳之争:中国女权史的一条线索 <天权>卢瑟,伦敦和《金瓶梅》 <摇光>责任的来源 本期主题: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评长春马六事件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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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十 | 我们不拥有午夜的巴黎

作者: 骆驼  |  评论(0)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题记:一想到我们这一代人,很有可能创造不了任何能给后人留点念想的东西,我心里就充满了憋屈。 《午夜巴黎》是伍迪艾伦的YY片,这个老头用赤裸裸的手法讽刺了好莱坞和美国式的一切,然后转过头来给了巴黎一个大大的吻。 影片的主人公吉尔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文艺青年。他是好莱坞的编剧,被未来的岳父母看做失败者;他努力创作的小说,被看做是徒劳无功的挣扎;他对巴黎的憧憬,抵不过未婚妻的美式生活。在个人奋斗被屡次奚落,未婚妻对身边朋友频频放电的关头,一次意外的穿越,让吉尔回到了1920年代的巴黎。那是一个汇聚了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夫妇、毕加索、达利、布努埃尔、TS艾略特的巴黎,是一切文艺男女青老年的梦中之地。在这里,他重新审视了自己以及生活,在海明威和格特鲁德•斯泰因等人的帮助下,他的小说逐渐步入正轨,而且还认识了一位很合拍的美女阿德瑞娜。 在吉尔和阿德瑞娜的感情逐渐发展的过程中,他们一同穿越至1890年代。这是阿德瑞娜的黄金时代,她决定停留下来,不再回到那个无聊的1920年代。而对于身处2010年吉尔来说,1920年代已经是他的黄金年代。最终,他和阿德瑞娜分别,独自回到现代,开始了在巴黎的生活。 在分别时,吉尔说了一段话:“看看那些人,对于他们来说,也许文艺复兴时代才是黄金时代。他们情愿拿现在换取和提香、米开朗基罗并肩作画的机会。而那个年代的人,也许会觉得生活在忽必烈的时代更美好吧。我现在终于领悟了,虽然不算大彻大悟,但是让我理解了我曾经做过的一个梦里的焦虑。在那个梦里,我的希舒美用完了,后来我去看牙医,可他没有奴佛卡因,这些人没有抗生素。如果你留在这里,这里就成了你的现在,然后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开始想象另一个年代,那才是你的黄金年代。现在的生活有诸多不如意,但生活就是由不如意组成的。” 这段话让我想起在微博上看到的一个段子——有个姑娘阴错阳差地穿越回到了清朝。在那里,她的美貌得到了当朝阿哥们的垂青;在那里,她的学识得到了当朝大员们的崇敬;在那里,她的生命质量得到了预料之外的升华;很多时候,她认为清朝才是适合她生存的热土,直到有一天她得了肺结核。 我十分庆幸伍迪艾伦最终没有把主人公留在他所向往的1920年代,有了这一番幡然悔悟般的阐述,这部电影好歹没有流于清宫穿越剧的俗套。 这部影片其实很一般,剧情设置过于做作,人物塑造极尽脸谱,不能代表伍迪艾伦真正的艺术水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午夜巴黎》又足够的个人化,这是身为美国人的伍迪艾伦用近乎戏谑的方式向巴黎奉献的一份礼物,整部电影从始至终讲述了美国文艺青年对巴黎这座世界上最浪漫最富文化积淀城市的爱。这种爱不仅仅因为巴黎独特的美丽,还因为塞纳河左岸独一无二的气质,更因为那些历史、那些人物,曾经行走、生活在这里,呼吸了这里的空气,在这里欢乐过,也哭泣过。巴黎的那些石板路,那些错落的建筑,还有夜晚昏暗的灯光,都不知道见证过何等灿烂的风采。 对吉尔来说,他最终明白了所谓黄金时代不过是心中的幻觉罢了,现实永远是不完美的,与其生活在由别人的时代中,不如回到属于自己的年代,创造让后人仰望的黄金时代。吉尔选择了巴黎,放弃了美国;选择了无数可能的未来,放弃了本来那条已经铺设好的道路。这是一个尊重自己的人所做出的决定,从影片的角度来看,这一选择无疑是正确的。 当从这部电影中抽身出来时,我突然感到一阵无力。因为我既找不到心里的那片黄金时代,也没有勇气和信心创造出让后人骄傲的现在。在一个流水线般的社会流程里,我们这些八零后一代人站在这样或那样的位置上,这些位置唯一的共同点,那就是不能用心灵去衡量。我们为了分数在青年时学习,为了饭碗在壮年时工作,为了责任选择创业、考研、国考或者出国,为了下一代能拥有更好的生活条件殚精竭虑。 不能不承认,我们是这个甘于平庸的国度里甘于平庸的一代人。我们没有吉尔那样面对自己内心的勇气,当然更不可能产生让文字拥有子弹一般力量的欧内斯特海明威,不可能出现让画面突破空间与时间限制的萨尔瓦多达利。一想到我们这一代人,很有可能创造不了任何能给后人留点念想的东西,我心里就充满了憋屈。 在官方语境里,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盛世,但是清醒的人应该能够意识到这虚幻背后的真实,其实只有浅薄与浮躁。单以文学工作者而言,民国时期有胡适、鲁迅、沈从文、林语堂、曹禺、郁达夫、张爱玲;四零年代有高行健、北岛;五零年代,有王小波、王朔、刘震云、叶兆言、林白;六零年代有苏童、余华、迟子建;七零年代则是冯唐、余杰、石康、卫慧和安妮宝贝;到了八零年代,拿的出手的只有一个韩寒(其实也不能完全算数)。 今天,八零后陆续步入而立之年,真正意义上告别荷尔蒙与肾上腺齐飞的青年时期,开始创造属于自己的时代。这真是一个让人失望的开始。三十岁时,海明威写出了《永别了,武器》;二十六岁时,爱因斯坦发表了量子论和《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二十七岁时,胡适之完成博士学业,回国成为北京大学教授;三十一岁时,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边城》……而现在,我们只有弹钢琴的药加鑫,我爸是李刚的李启明,开着宝马的李天一,唯一一个看上去靠谱的韩寒,最近在忙着和疯子打架。 我几乎可以看到,在不远的未来,当我们的后代回望这个年代,他们眼中充满的同情以及鄙视。我们不是吉尔,我们不拥有午夜的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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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嚏图卦20120320】少涨了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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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你们能面对着逝去的依依爸妈的墓碑和柔弱的依依理直气壮的再说一次吗? @小炜伊 :心里实在气愤。我想问铁道部几个问题:1,你们认为依依已经出院了?2,后续的康复治疗就不用重视了?3,依依感冒发烧不是因为腿伤影响的,你们不管?发烧39度8不用太上心?看专家门诊是浪费?4,以前你们说过的负责到底的承诺是否作废了?开始官僚作风了?请参加全代会的人民代表帮我问问铁道部部长。 一直想着只要依依好就行了,别的都不算什么。可是几句“孩子发烧感冒和腿伤无关,照道理说我们不负责的;感冒发烧很正常,不用天天挂号去看,不用去看什么教授,什么专家门诊,没意义的”的话。老人家受不了这些话的刺激。你们能面对着逝去的依依爸妈的墓碑和柔弱的依依理直气壮的再说一次吗? 【10】退1000元捐款,付饭钱 @罗永浩可爱多 :方舟子打假基金搞五年半了,没公布过一次支出明细,方舟子的安保基金一年多花了59万之巨(无明细)!公众询问时,方表示没捐款的无权过问,捐款的只能过问自己捐的那部分。我对此质疑后,今天竟然收到这个流氓基金的退款汇款单,妈的!这是赤裸裸的公然挑衅,我已决定详细询问法务后到相关部门举报! 我不会去领这笔汇款,过期后钱会被自动退回。当初承诺会公布账目承诺有专门的小组负责监督,五年多了都没兑现,现在被大家质疑了就想退几笔钱了事,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这骗来的钱可不是你想退就退的,把屁股洗干净等着吧,我会用一切合法合理的手段来收拾你。 【11】司马南辟谣 在北京的司马南星期一晚上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表示,薄被宣布离职以后,网上盛传他逃往美国时被海关抓回、变卖家产净身出户跟妻子离婚以及薄为他儿子留学美国赞助学费云云,所有这些纯属谣言。与此同时,他承认这几天他在国内不同网站均遭删帖并且被一些高校取消讲座等消息确有其事。 “我最近作的一些评论,主要是在国内的网站上,~~~有的是被删了,有的是被雪藏,有的是打不开了,有的是不知道被什么人设了密码。总而言之,我最近发生了一点小麻烦,有点技术上的难处。”司马南说,乌有之乡网站已经恢复运作,只是网速有点慢。 (voa) 司马南与蚁力神: http://video.sina.com.cn/v/b/66776218-2158865104.html 【12】我们都在猜,下一回会派她去哪儿? @FreeSyriaArmy :央视女主播 @张泉灵 ,曾发布了一条微博:“我台有位驻外记者 @徐圣益 ,才去巴基斯坦驻站,拉登就死了。后又派她去已经轮替了多批记者的利比亚,她一去,卡扎菲就死了。于是,我们都在猜,下一回会派她去哪儿?叙利亚还是伊朗?”——现在她真的去了叙利亚!(下图左二,徐圣益 )  @王小山 : 乱折腾,害人精,好好呆家行不行。 【13】躺枪 @散财童子 :买了盘 ,回家一看,发觉现在的字幕组真的碉堡了……….   【14】 仓库机器人 时不时抱怨电子商务发货慢?用机器人来提速吧。亚马逊昨日宣布将支付7.75亿美元现金,买下仓库机器人公司Kiva。这种机器人能够更高效的在仓库中抓取并移动货架和货品,而你在网上下的订单,也将更快的交付发货。 该服务使用的机器人能举起3000磅的货物,像蜜蜂一样成群在仓库里来回穿梭忙碌,可大幅提高仓储效率。收购以后,Amazon将首先采用Kiva的新技术,从而在提高仓储效率上获得先发优势。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14FlFIZTAIQ 【15】地球已经无法阻止海盗湾了! 由于涉嫌盗版在被警方扫荡n次后,全球最大文件共享网站海盗湾终于觉悟:他们在官方博客中宣布,将发射低轨道空间站,把服务器放到太空中!海盗湾预言将来会在银河系每个角落存储文件,“做全银河系最值得信赖的系统”。 【16】日本式刻舟求剑 三名日本游客上周在澳大利亚陷入尴尬境地:在GPS的指引下,这三位意志坚定的大神成功地把车开到了海里……在接下来的4个小时中,他们成了过往车辆和船只的围观对象,直至救援人员把车拖出来。由于进水严重,他们租来的车最终宣告报废。 21岁的Yuzu Noda表示,她一直听从GPS的指示前进,“它告诉我们一直开就能到目的地,反复声称会把我们引导至一条路上。” 【17】它和方舟子一样永不服输 @视觉日刊 :『它和方舟子一样永不服输』南加州的牛头梗Inca在后院跟一只豪猪打架之后变成了……一颗苍耳!!! 兽医麻醉它之后取出了一共1347根刺,幸运的是依靠抗生素和止痛药它事后并无大碍。 【18】为躲避追捕藏身地窖22年 1979年,伊拉克男子夏马里被萨达姆政府以反政权的罪名判处死刑,从此他过起不见天日的逃亡生活。过去22年间,他一直生活在一个宽1米、长2米的地窖中,里面仅有一块旧地毯、几个烹饪工具、一台收音机以及一本古兰经。2003年,美军推翻萨达姆政权以后,男子才得以离开地窖重见光明。 【19】爱因斯坦,你该理发了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将把一批爱因斯坦有关的文件首次在网络公开。这些文件中有改变了世界的著名公式E=MC 2 原稿,有他的婚礼启事及写给第二任妻子的情书。此外还有一个6岁小女孩写给他的信。信中说,“亲爱的爱因斯坦先生,你该理发了,那样会让你好看一点。” 【20】《哈利-波特》男星因在伦敦骚乱中持汽油弹抢劫遭指控 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昨日英国检方指控曾在《哈利-波特》中饰演文森特-克拉布的杰米-韦利特在去年伦敦骚乱中抢劫。监控录像显示,韦利特接过朋友从超市中抢来的香槟后开怀畅饮。在作案过程中,韦利特还与同伙将脸蒙起来,手里都拿着汽油弹。 【21】并非发生在朝鲜 我握着毛主席的手,眼睛哭得甚也看不见,光觉得毛主席那手呀,肉肉的,绵绵的,热热的…… 毛主席走出会场,我还没回过神来,就听见有人突然大喊:“毛主席万岁!” 我从生到大,从没有过这么大的幸福。 ——摘自《忠诚》。 【22】今天组织你唱红歌,明天就会要求你学习这课文,到时候你就热泪盈眶了 ( @译者李阳 ) 【23】《明代特务政治》 @斯伟江 :别联想! 【24】唉,怎么又换装了啊 @达喀尔何旭东 :1950年一支解放军部队历经万难到达当时中国最西部边防要塞—塞图拉哨所,没想这里竟然还驻守着一个班国军士兵。4年没见到人的国军士兵看到共军第一句话就是:“哎呀 可算有人来换防了怎么这么多年都没人来啊”看着共军士兵的军装“唉,怎么又换装了啊”。看着一身破烂的国军,共军战士流下了眼泪! @范忠信 :军队国家化基于一个常识:任何政党都可能有自己的党派利益;党派利益与国家利益不可能永远保持一致!政党是特定政见主张之人们的结合体,不可能有“全民党”;政见特殊性决定了其利益不可能全等于国家利益。既然可能不一致,就当然应该使军队只为国家防御外敌服务,谨防偏向任何政党的特殊利益! 【25】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 @贺延光 :【图片】今天见到一位永远难以忘记的人——原中央电视台播音员薛飞。 @廖信忠 : 我也記得他,當年我小學六年級,快要暑假畢業了,台灣的電視台破天荒得第一次用了新聞聯播的畫面,只見他一席黑衣…. @回灯添酒 :今天不知谁博上发出薛飞近照。这忽然勾起了一种回忆。我想,既然找见薛飞,另外一个人——他的搭档杜宪,也该搜搜吧。还好,找到了。如果,你和我一样在记忆里还留有这两个人,就转转吧。那是两个不错的面孔,更重要的,还有着不错的心灵。 【26】我们的教育,最大的失败是历史 @雾满拦江 :我们的教育,最大的失败是历史,历史是引导孩子建立正常思维和价值观的最有趣读本。可我们的历史课本,却沦为政治读物,满书都是政治术语,丝毫不见对人性的分析解剖。最失败的是,历史教育粉饰暴力,贬斥思想与智慧,给孩子输灌了暴力至上的价值观念,必须要对历史课本进行修订,不要让孩子再喝狼奶。 【27】每次油价上调,大家都格外想念他 @刘峻 :他,是自由贸易的先驱,配合WTO推动了能源产品的自由贸易;他,是防通胀的功臣,长期把油价控制在2块上下,有效降低了CPI;他,是反腐败的先锋,通过真金不怕火炼的测试方法,协助揪出了一大批腐败分子,为此不惜长期漂泊海外。他休假式治疗很多年了,每次油价上调,大家都格外想念他。他,就是赖昌星。 【28】不论你多么富有,有权势,生命结束时,一切都只能留在世上,唯有灵魂跟着你走下一段旅程。人生不是一场物质盛宴,而是一次灵魂修炼,使它在谢幕之时比开幕之初更为高尚  ——稻盛和夫 http://t.cn/zOxBbn5 ( @喷嚏意图 ) 3月19日晚,赖昌星刚吃过晚饭,看守所民警问他:“老赖,汽油涨到8块多了,你知道吗?”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多少?请您再说一遍!”在得到确认后,他几乎跳了起来:“俺当年(2000年)走私的时候,油价才两块呀!”愣了好大一会儿,他才自言自语道:“我算知道他们为什么非要抓我了”   在一个动荡的时刻,保守是最好的选择。而说到保守,谁又能比复古来的更稳妥呢: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4498311994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 @喷嚏意图 (新浪)、  喷嚏意图 (腾讯)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58267249.taobao.com/   广告联系:dapenti#dapenti.com (# 换成 @) 喷嚏电影频道(beta): http://www.dapenti.com/v/index.html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59326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天网络精华尽在【 喷嚏图卦 】        喷嚏网官方新浪围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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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新:我的八十年代

  布罗茨基的回忆是从他和他父母在列宁格勒分享的那一间半屋子开始的:父母一间,他自已半间,一道书架为他挡住了一切。而这个“小于一”(“less than one”)的所在,正是他作为一个诗人成长的世界,甚至书架上摆放的威尼斯小船和奥登的肖像,都奇迹般地预示了他的未来。   而我们“这一代人”或我自己呢?命运却没有给予这样一个位置。我们没有那样的幸运,当然,我们或许也不具备那种惊人的才赋。我自己在成为一个诗人的路上付出了太多的代价。现在,当我回顾过去,也不得不付出更艰难的努力,以从事一种自我辨认。   在收到一个杂志的约稿后,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现在,既然约稿的主题是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京的诗歌地理”,那我就从我来到北京谈起。1985年5月,我从湖北一个山区师专借调到北京诗刊工作(我是1982年大学毕业那年被发配到那里的)。其实,在这之前我和我的大学女友已在北京成了家并有了孩子。在武汉上学期间,我也来过北京两次,我至今还留有那时在长城和圆明园废墟间的留影。对于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浩劫的人来说,来北京必上长城(我记得我和我的一些同学在那时都会背诵江河这样的诗:“我把长城放在北方的山峦/像晃动着几千年沉重的锁链……”),也必到圆明园的残墙断柱间去凭吊一番。这在今天看来也许有点过于悲壮,但我们这一代人在那时的精神状况就是这样。   具体到在北京的生活,那时我每天从新街口马相胡同的家中骑车到虎坊桥诗刊社上班,虽然我对官方诗刊的那一套并不怎么认同,但这份工作可以解决我的“两地分居”问题,也使我有机会为诗歌做一些事情,这就行了。对于北京的市民文化尤其是那种拿腔拿调的“皇民文化”,我这个外地人也很难适应,常常有一种“被改造”之感,但北方在地理和气候上的广阔、贫瘠、寒冷、苍茫,却和我生命更深处的东西产生了呼应,也和我身体中的南方构成了一种张力。北方干燥,多风沙,而一旦下雨,胡同里那些老槐树焕发的清香,便成了我记忆中最美丽、动情的时刻。   更重要的是,在北京这个政治文化中心,在这个文革后期地下诗歌和今天派诗歌的发源地,我能“呼吸”到我渴望的东西。1979年早春,当我还是大二学生,从北京回来的同学带回了北岛、芒克他们刚创办的蓝色封面的《今天》,且不说它发出的人性的呐喊是怎样震动人心,它在诗艺探索上的异端姿态和挑战性,也深深地搅动了我的血液。在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氛围下,我们武汉大学和全国十多家高校的文学社团也创办了一份刊物《这一代》,我是它的诗歌编辑和文学评论编辑,也是它的最激进的一员。我们在办刊过程中和《今天》有了更多的联系,也准备在第二期上转载《今天》的诗歌。我们有几位来自北京的同学,如张桦、张安东等,也在《今天》与《这一代》之间来回穿梭,一时间颇有一种“南北呼应”之势。   由于过于激进,《这一代》只办了一期就夭折了。不过,夭折也有着它的意义,使它获得了我们都没预料到的强烈而广泛的反响。回看我们办的这份刊物包括我那首发在上面的惹起很大麻烦的《桥》,我现在肯定会感到幼稚(其实,《桥》写出后不多久,我自己就不再提它了),但我依然感到庆幸,那就是我们正好赶上了文革结束后那个要奋力冲破重重禁锢的时代!正是那个年代赋予了我们那样一份诗歌冲动和和精神诉求。诗,被禁锢的诗,地火般涌现的诗,如雷霆般在一个乍暖还寒的年代隆隆滚动的诗,它对我们的唤醒和激励,真如帕斯捷尔纳克一首著名的诗《二月》(荀红军译)所写的那样:        二月。墨水足够用来痛哭!    大放悲声抒写二月,    一直到轰响的泥泞    燃起黑色的春天。    到北京后,这一切慢慢沉淀下来,我和今天派诗人们也有了更多的实际上的接触。在大学时代,我和北岛、舒婷、顾城、杨炼等就有联系,记得有一次在顾城情绪低落期间我给他回了一封十多页的长信,极力肯定他和其他今天派诗人对中国诗歌的意义,他在回信中这样说“你知道我爸是怎么评价你的吗?他说你是中国的别林斯基!”顾城他爸即是老诗人顾工。不过当时我对此并不怎么在意,因为我那时的兴趣已转向了现代主义,一册新出版的袁可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尤其是那上面艾略特、叶芝、里尔克的诗,不知被我读了多少遍!   因此初到北京后的那些日子,我主要是和江河、顾城、杨炼、林莽、田晓青、雪迪、一平以及北大五四文学社的老木等人交往。杨炼住在中央党校,我那时很喜欢他的诗,也和他一样相信“太阳每天都是新的”。那时我们几乎每周都要见面,在他家里,他爱给我们展示他当年一次次穿着长风衣从党校图书馆里“顺”来的“战利品”(书),还慷慨地借给了我他珍藏的台湾出版的叶维廉的译诗集《众树歌唱:欧洲、拉丁美洲现代诗选》的复印本,并嘱我几天后一定要还。顾城则爱给我们讲他童年的故事,有一次还诡秘地告诉我他的名诗《一代人》乃为梦中所得(这句话刚出口,他又让我不要告诉任何人),说那两句诗本来放在一首长诗中,后来他单挑出来,并加上了“一代人”这个题目。江河则住在西四白塔寺的一个胡同里,离我们家较近,我和沈睿每次去都要带上两个大苹果,有一点朝拜大师的感觉。在江河那里我的确学到了不少,不仅了解了他们那一拨人的经历,他对艺术的见解也使我颇受益。只不过江河人很精明,谈事论人也比较刻薄,这和他的诗风有很大反差。不过对此他也无所谓,那时他最爱对我们谈的就是艾略特的“非个人化诗学原则”!   在北京这拨诗人中,因为种种原因,北岛要难以接近一些。还在上大三时,我来北京,听北大的黄子平讲到北岛的中篇小说《波动》发表屡遭挫折的事情,我听说后,就把它带给湖北的《长江》丛刊,并极力给他们做工作,后来《波动》的未删节本包括马德升的配画全部在该刊上刊出。因此我来北京后,北岛在他位于前门西打磨厂胡同的家中请客,那晚他本来要和他的画家妻子一起参加一个聚会,他让黄锐陪着去,他自己则亲自掌勺,并叫来杨炼、顾城作陪。我很感动。北岛在这方面没说的,可以说他总能给人一种“老大哥”的感觉。他在那些年也的确顶住了、承担了很多东西。只不过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他也时不时流露出一种“美学上级”的感觉。记得下一次见面,他骑车到新街口马相胡同我家,送我一本油印诗集,那时正好杨炼也在,北岛便谈到了他前不久同艾青在电话中“绝交”一事,艾青说“别忘了你在我家吃过饭”,北岛说“那我把粮票给你寄回去!”后来不知怎的又谈到了江河,那时杨炼还有点和稀泥的意思,“朋友嘛”,他嘻嘻一笑,没想到北岛这样回了一句:“这样的朋友,多一个不如少一个!”   冷冷的一句,听得我不寒而栗。   我要说的是,在那样一个年代,北岛“肩抗黑暗的闸门”、对中国诗歌所起的作用无人可以取代;他们那一代人,作为诗人和叛逆者,也是历史上光辉的不复再现的一代。但是,这只是就诗和他们曾体现的“诗歌精神”而言。作为“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这里借用诗人柏桦的一个说法),权力和权力斗争,还有“唯我独革”那些东西,是不是也像毒素一样渗透到他们(或者说“我们”)的血液中了?人们与他们所反抗或厌恶的东西究竟拉开了多大的距离?对于这些,当然不会有回答,有的是北岛自己在那时的一句诗:“大伙都是烂鱼”(见《青年诗人的肖像》)。他比我们更清楚这一点。   话再回到80年代中期,正当“朦胧诗”在与诗坛“保守势力”的角力中刚刚站稳脚跟时,“第三代诗歌运动”已烽火四起了。我在诗刊(那时我在作品组,具体分管华东片诗稿和外国诗),经常收到这类刊物或宣言,似乎空气中也了一种莫名的兴奋。那时“圆明园诗派”的大仙经常到我家来“侃诗”(我家那台十四?寄档づ坪诎椎缡踊?褪峭ü??潜本┣嗄瓯ㄌ逵?钦叩纳矸莶怕虻降模??淮嗡?詹渭油暌桓鼍刍岬轿壹遥?患?婢托朔艿靥傅奖钡涸谏厦娼不埃?旅嬗腥送蝗缓?ldquo;打倒北岛”,并说把北岛“吓了一跳”。我问是谁喊的,他说是刑天。刑天也是圆明园诗派的一员。这一次刑天舞干戟了。   接着,徐敬亚他们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大展”的约稿也来了,虽然我支持这种倾向,但我本人没有参与。说实话,我对这种“集体兴奋”有点兴奋不起来。文革时期因为父母出身不好,我连红小兵也入不了,这倒也好,从此形成了我内向的性格。记得我从小还在小本子上抄有“小动物成群结队,狮子独往独来”这类“外国格言”,看来它对我毒害甚深。我虽然不是狮子,但我却渐渐认定了诗歌是孤独的果实,是一项个人的秘密的精神事业。在中国现代诗人中,我感到最亲近的是冯至,他翻译的里尔克的一句诗,多少年来一直是我的座右铭:   ……他们要开花,开花是灿烂的,可是我们要成熟,这叫做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    因此,一次黄翔带了六七个人闹哄哄地到了虎坊桥诗刊社,像红卫兵大串连似的,我给他们递上了水,但说实话,我和他们没有什么话要说。还有一次廖亦武和他的崇拜者一起到我家来,嚷嚷着要吃回锅肉,好,我带他们去买,但对于这路豪杰,我只是以礼相待罢了。我既不“结党”,更不想“入伙”。后来见到有些诗选或论述也把我的诗划入什么“第三代”,对不起,如果说起“代”,用欧阳江河的话来说,我也只能属于“二点五代”。更确切地讲,我什么“派”或“代”都不是。   80年代属于我的“练习期”或“成长期”,我知道我还有更远、更艰巨的路要走。因此我希望自己更沉潜一些。如果要做什么事,我也只是想为一些年轻而优秀的、不被更多的人认识或“认可”的诗人和诗歌做一些事情。凭心而论,80年代的诗刊是它办得最好、最开放的一个时期,担任过主编、副主编的邹狄帆、张志民、邵燕祥、刘湛秋以及王燕生、康志强(她是严文井的夫人,他们俩口子一直支持青年诗人的探索)、雷霆、李小雨、唐晓渡、宗鄂以及后来调入的邹静之等编辑,都为诗歌做了很多事情。只不过对一个“主旋律”的刊物来说,它受到的牵制太多,做很多事情都比较难,而且那时人们对诗的认识也在那个“份”上,比如我曾在诗刊送审过海子的诗无数次,我记得只通过了一首。还有一次诗刊作品组为1986年度“青春诗会”提名,我提了韩东、翟永明等,在场的另一位资深女编辑拿腔拿调地问:“这个翟永明是谁——呀——”。   但有眼光和勇气的人总是有的,1986年秋,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的资深编辑邓荫柯来信,约我编选一个青年诗人诗选或先锋诗选,这正是我想做的事情,于是我约在诗刊评论组的晓渡一起来编。我们一起确定了名单和编选体例,并分了工,经过一两个月的工作,最后在我新搬入的家——前门西河沿街196号那座有着上百年历史的老楼里定了稿,并确定了“中国当代实验诗选”这个集名。记得在定稿时,我和晓渡对欧阳江河的《肖斯塔科维奇:等待枪杀》一诗还有些担心,担心它能否在出版社通过,但我们还是决定不抽下这首诗。因为晓渡主要从事批评,我提出把他的名字放在前面比较合适,他最后也就同意了。顺带说一下,在这本后来产生广泛影响的诗选中,我们并没有编入自己的诗。   这里还有一件事是,这本诗选在1987年出版后,可能是听到什么风声,当时的诗刊常务副主编刘湛秋特意把晓渡和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要我们注意“倾向问题”。这个自由派副主编说得并不是那么认真,而我们依然是这个“倾向”。   这就是那个召唤我们、让我们为之献身的诗歌年代。难忘的是1987年夏在山海关举办的青春诗会。这不仅是历届青春诗会中比较有影响的一次,更重要的,是我在那里切身感受到一种能够提升我们、激发我们的精神事物的存在。与会的诗人有西川、欧阳江河、陈东东、简宁、力虹、杨克、程宝林、张子选等。不过,会前也有一段小插曲,我们的邀请刚发出去几天,有关部门就找到诗刊社,说“不止一位不适合参加这样的活动”。刘湛秋急得从诗刊社的四楼上咚咚地跑下三楼来找我,要我马上提供一份与会者名单,并介绍每位的情况,我一边列名单,一边说“我保证他们会没事!”但他哪里在用心听,“上面”还在等着他呢。   好在一切又“没事了”。诗会按原计划进行,我随同诗刊作品组组长王燕生一同前往山海关组织诗会。荒凉而开阔的山海关,以满山坡蓬勃的玉米和苹果树迎向整个大海的山海关。记得一次我们在山坡上散步时,有人随口就说出了一句“把玉米地一直种向大海边”!但我已记不清是谁说的了,是西川?也许谁说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体现了那个年代蓬勃的诗歌精神和诗歌想象力。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我们在暴雨下冲向海里游泳的情景,一张张灌满雨水的嘴中发出“啊——”“啊——”的声音,欧阳江河还站在雨中的海滩上当即作诗:“满天都是墨水!”   正是在山海关,欧阳江河写下了他的名诗《玻璃工厂》。那一天我们在白天参观秦皇岛市玻璃厂,晚上我和他去彻夜看护一个生病住院的女诗人。夜已很晚,我们仍守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我已困得不行了,欧阳江河灵感来了,但是没有纸,我就把我的香烟盒掏空给了他,他就在那上面写下了诗的初稿。这里还有一个细节,他的这首诗本来叫《在玻璃工厂》,我认为“在”字有点多余,他就把它去掉了。那时欧阳江河嘴快笔也快,最爱讲的玄学话题是“蛇的腰在哪里”(讲完就是他自己的一阵哈哈大笑),最爱谈论的是??德、艾略特、斯蒂文斯,因为不愿意听他“布道”,郭力家拒绝开会,整天穿着喇叭裤和尖头皮鞋在外面溜哒,我看他满脑子转悠的就是怎样和欧阳江河打一架,好在此事并没有发生。   现在看来,山海关的相遇和相聚,的确预示了诗歌后来在90年代的某种发展。我想正是因为在那里的交流,陈东东后来有了创办《倾向》的想法。而“知识分子写作”或“知识分子精神”这种与“第三代诗歌”有所区别的说法,在这之后也在西川等人的文章中出现了。   也正是在山海关期间,我抽空去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取回了刚出版的《中国当代实验诗选》样书,记得欧阳江河拿到这本书后就读里面张枣的诗,边读边赞叹“天才!天才!”在这本诗选中我们选了张枣的《何人斯》、《镜中》、《十月之水》等四首诗,在编选过程中我还写了篇读张枣诗的随感《朝向诗的纯粹》(后来收入我的第一本诗歌随笔集《人与世界的相遇》,1989),很可能,这是关于张枣诗的第一篇评论。张枣很高兴,到处给人看,包括给北岛看(这是北岛后来告诉我的)。那时张枣已出国,我时常收到他那有着一手绢秀字体的信,落款是“你的枣”。有一次他回国(应该是1987年冬),来到前门西河沿街二楼上我家昏暗的屋里,一进门,我放上了音乐磁带,他一听“啊,柴可夫斯基!”然后就坐在那里久久不说话了。我可以体会到他内心里的那种感情。说实话,我也真喜欢那时的面目清秀、裹着一条长围巾的张枣。但后来因为我回绝了在一件在我看来很严肃的、我的道德准则不允许我去做的事情上给他帮忙,我们的关系从此疏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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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郝建:在良知的死刑台上——纪念遇罗克罹难42周年

郝建:在良知的死刑台上——纪念遇罗克罹难42周年 进入专题 : 遇罗克    ● 郝建 ( 进入专栏 )       这年冬天北京几乎没有下雪,气温却一直很低。气象学家说这是北京27年来最为寒冷的冬天。3月5日这天,天使投资人薛蛮子发出微博:“1970年3月5日,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执行枪决,年仅27岁……”     今天的年轻人会问,谁是遇罗克?     遗忘,对大量历史事实的惊人的遗忘或者人为的遮蔽、切割,这是民族的羞耻,也许会埋藏着悲剧重演的萌芽。于我,那些历史场景和各色人物却沉甸甸地压在心头。          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体育场·京郊卢沟桥畔          2008年8月,北京工人体育场,我去看阿根廷对美国的奥运足球赛,带着索尼Z1C的小型摄像机。眼前是欢闹喧腾的人群,梅西在球场上腾越奔跑,身影矫健。而我的思绪却不时将这人声鼎沸的场面切换到1970年3月5日。     那一天,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公判大会,数万人被召集到这里,高呼口号,支持对十九名“反革命分子”严惩:立即执行枪决。网友薛蛮子在微博中说的不准确,那天的公判大会是在工人体育场举行,但处决现场不是在那里。很费了一些周折后,我终于寻访到当时的刑场,它位于旧的石头卢沟桥南大约500米,永定河西岸的河堤外侧下方。村民们告诉我,这里旧地名叫南沙筒,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这里就是北京市执行死刑的场所。1971年新的卢沟桥建成以后,刑场就迁移到河流的北边去了。     接受采访的几个男女村民在少年时都来看过枪毙人的场景。有个女村民说他哥哥有一次还不小心踩到过人的脑浆。     在那个年代,“群众专政”被认为是法律的创新。法国著名的左翼学者福柯在60年代是颇为著名的“毛主义”知识分子。他说:“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宣战为的是夺取政权……任何战争都以胜利为目标,没有人为正义而战……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很可能对刚刚被它击败那些阶级实行暴力的、专制的、甚至是血腥的专政。在我看来,这是无可非议的。”     在与另一个法国“毛主义”者维克多辩论时,福柯对中国的执法形式十分赞赏,他说:在中国“国家机器并不执法,”其作用仅在于“教育群众,给群众以政治的训练,开阔群众的政治视野,丰富群众的政治经验,以至于群众自己就可以决定:‘我们不能杀这个人’或者‘我们必须杀死他’。”(转引自:郭建:《人还活着,他已经死了—— 一个中国人眼中的福柯》,《万象》2000年9期)     显然,福柯这里的学说与文革时期令无数人胆战心惊的“群众专政”完全异曲同工,遇罗克的死刑判决就是由群众讨论的。1970年1月9日,北京市的“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公判大会之前的通告,在这一份通告上列出了20名“反革命分子”的罪行供群众讨论。“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在这份名单上,遇罗克名列第十。其罪名有:“遇犯思想反动,对我党和社会主义怀有刻骨仇恨。1963年以来,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攻击和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阴谋进行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这份通告最后还有一句话:“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是的,今天的人们大概都不知道或者遗忘了文革期间一些流行词汇,“一打三反”、“5·16”,有的词写出来青年人也很难读懂,例如:“革干”、“恶攻”。他们不知道,这些词带着多少血迹和人的生命,至今依然是中华民族心理的巨大伤口。          1966年·北京东四北大街519号          北京东四坐落着一个有几十年历史的明星电影院,今天那里已经是装修一新,终日门庭若市。几乎紧挨着它的北边,有一个很小的死胡同,往里走几十米的右手是一个如今已经看不出的小院落,小院落的前面和左右都是拥挤的小平房。1942年5月1日出生于南京的遇罗克从7岁时随家人迁居北京到1968年1月5日被捕,遇罗克就生活在这个小院里。     我采访中遇到的大部分老邻居都很愿意谈论他,除了表示悲哀和惋惜,他们对遇罗克做出的最多评价是聪明、好学。一个遇罗克少年时的棋友说他可以同时跟三四个人下盲棋,还总是他赢。邻居们对遇罗克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爱看书,上公共厕所时都拿着老厚的大部头书。从遇罗克家人、朋友、同学的回忆和他的日记中我得知他的阅读涉猎广泛。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波斯人信札》、启蒙时期的作家蒙田的著作、《论语释注》、《元曲别裁集》……就是这些书成了他思想火花的初始爆发点,就是这些书与他那敏锐、勤奋的大脑相撞,使他在1966年前后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仅冷眼旁观,还颇有抵触和反思。遇罗克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心路历程,他是否知道,就是这些思想和文字很快就会被桂冠文人、思想警犬和专政工具的忠实卫士利用,将他的命运强力推入黑暗的绝路?     1966年1月29日:“治国者手忙脚乱,被治者日以继夜,但成绩却不理想。1954年尚可公布预决算,今天连公布一下都不敢了……十足的愚民政策”。     1966年2月15日:“去看《地道战》,以后的电影,一定离不开读毛著的镜头了,越来越滑稽。”     1966年5月2日:“读《波斯人信札》一百余页,自有妙句:‘对于宗教事业发展的热心,并不等于对宗教本身的爱戴,而且热爱宗教,遵守教规,绝没有必要因此而憎恨与迫害不信奉的人。’可把‘宗教’改为‘思想’或‘马列主义’。”     1966年5月3日:“×××号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     这些日记摘录发表在徐晓、丁东、徐友渔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的《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今天我们能看到这很少的日记片段,都是当时《光明日报》的记者、编辑用钢笔从北京市中级法院尘封的档案中一字一字抄录下来的。现在,这些材料短时间内不容易被看到了。即使从这些日记中也可以看出,遇罗克这样一个家庭出身一栏填写着“资本家”几个字的人在文革前就处处碰壁,他的考试成绩非常好,报考大学时也挑选了比较偏冷的院校,但还是没能获得上大学的机会。到了文革浪潮兴起,他这样的“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子弟即使不说话,也是十分艰难甚至危险的。面对这种荒诞境遇,遇罗克依然做出了自己的抉择。          1967年1月18日·北京1201印刷厂          1966年12月底,中学生牟志京在北京西什库后库的一个电线杆子上看到了一份油印的《出身论》,“拜读之余,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他按照油印稿下面的联络地址找到六十五中,与遇罗克的大弟弟遇罗文相识。经过他们一番奔走,《中学文革报》在北京1201印刷厂付印,于1967年1月18日正式发行。当时这个印刷厂属于部队,位于现在北三环边的花园路,它的库房和旧车间现在成了一个大超市。我每次去买东西,车就停在厂子业务室门口的停车场。     《中学文革报》第一期的主要文章就是那篇由遇罗克撰写的《出身论》,署名是“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遇罗克在文章中主要批驳的对象就是那幅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据说江青和陈伯达当时也觉得这幅对联不够正确,江青将其修改为“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遇罗克在文章中列数了多年来用家庭出身决定个人命运的种种丑恶现象,斥责了文革开始后红卫兵对所谓“黑五类”子女的公开歧视和残酷迫害。他在文章中发出庄严宣告:“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力,我们一概不承认”。     紧接着,《中学文革报》又连续印出了5期,刊发了《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等多篇引起极大反响的文章。这些文章受到当时官方支持的《兵团战报》、清华《井冈山》的猛烈攻击,但在全国各地引起了极大的共鸣。读者来信已经到了邮递员不能负载的程度,遇罗文他们只好每天用三轮车到北太平庄邮局去拉回那三四千封来信。许多读者在来信中向《中学文革报》编辑、作者们倾诉他们的悲惨遭遇和求得平等待遇的强烈心声。     一个贵阳青年来信述说,自己在闹市区看到热心人手工抄写的《出身论》,那是洋洋一万五千字的文章。他读到一小部分就抑制不住自己,嚎啕大哭起来。     今天阅读这些文章,会看到其中用了许多文革时期的主流话语,比如“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之类。但是如果与遇罗克仅存的日记加以对照就可以看出,两者的话语以及思维模式、根本价值观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也许是遇罗克在那个极端恶劣政治环境中要想发出声音所必须采取的唯一话语方式。当然,我们也不必拔高遇罗克,说他对于最高领导人发动文革的目标和走向都洞若观火。但我们在他1966年5月10日的日记中就可以知道,他那时就从对邓拓的批判中看出这个运动的矛头指向远远要高于北京市委。     2008年,美国西雅图的海岸边,牟志京跟我回忆起自己在办报时为了修改文章与遇罗克兄弟俩的争论和对遇罗克的崇敬心情。对于自己,他有一种无端的自责。在得知遇罗克被判死刑时,他哭了。他后悔,总认为如果遇罗克的文章不在《中学文革报》发表从而造成那么大的影响,也许不会被杀害。这时,成群的海鸥在我们身边翱翔、号叫,抢食着游人抛洒的面包, 年近六旬的牟志京眼中闪动着泪光。          1968年1月5日·北京人民机械厂          早晨,遇罗克像往常一样带着饭盒去厂子里上班。一到厂子里就被警察带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同时,他家也受到搜查,弟弟遇罗文赶紧把哥哥的一篇文章藏在了自己屋里。在那之前遇罗克已经知道自己可能面临的遭遇。     1967年4月17日,戚本禹公开表态,说《出身论》是反动文章,立刻就引起新的批判狂潮。戚本禹是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要成员,这个小组被毛泽东委以重任,几乎是当时中国政治机器的中控机房。根据《光明日报》高级记者苏双碧搜集的资料,1967年12月30日公安部门根据谢富治的“批示”,“重新研究了对反革命小集团家庭问题研究小组首要分子遇罗克等人的处理意见”,决定立即拘押。谢富治于1968年1月1日批示“同意”。     当时高调批判《出身论》的戚本禹1968年1月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1980年7月14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依法逮捕。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批准逮捕遇罗克的谢富治后来官至公安部长,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政治机器上的螺丝钉在绞杀别人的生命时,总认为自己是不可触及的,不会认识到自己也会受到无端伤害或者时过境迁的惩处。     遇罗克被捕后很快就被带走,他在工厂的好友杨雨树赶过去没有看到他。后来再看到遇罗克已经是他被警察押着到厂里来接受批斗。前年我到他方庄的住处采访杨雨树,他说自己坐在下面,也跟着举手喊了口号。在他堆满油画作品的小屋里,他给我看他的老师和朋友赵文量为遇罗克画的油画肖像。画像只有寥寥几笔,十分传神。          1970年2月9日·北京半步桥看守所          戴着十几斤重的手铐脚镣,张朗朗和其他几十人被关进北京半步桥监狱。这里是当年关押日本间谍川岛芳子并对她执行死刑的所在。他们一进去,就听见走廊另一头有个人喊报告:“报告管理员,我要见军代表。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因为我有重大问题要细细交代,可是怎么不提审我,那我怎么交代呀?”     张朗朗是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因为读书多,好讲故事,时常对江青等人发些牢骚,被定为反动组织的黑后台。因为1968年就曾经和遇罗克被关在一起,张朗朗听出,这是遇罗克!还是那股嘲弄的腔调,还是那种冷静的辛辣。通过这个方式,遇罗克睿智地让新来的人明白,这里是死刑号,要大家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同时也在向大家传达一种延缓屠刀下落的方法:就说自己有问题“要细细交代”。     张朗朗是干部子弟,出生在延安,在“马背上的摇篮”长大,文革前在经济条件和升学等方面一帆风顺,一直在育才、101、四中这样干部子弟成堆的学校上学。而遇罗克是所谓“黑五类”的子弟,在社会上备受歧视。在监狱里,两人互相讲故事,辩论哲学,论诗谈书,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张朗朗回忆“遇罗克不是监狱油子,从来不为多吃一口窝头、多喝一口白菜汤而陷害别人,更不会在当局谎言的‘感召’之下,见利忘义落井下石。他也不会在老弱病残的犯人身上踩两脚,以示自己手狠心黑,借此镇唬他人”(引自《我和遇罗克在狱中》,载《遇罗克遗作与思考》)。由于得天独厚的家庭条件,张朗朗读过萨特的一些著作,他跟遇罗克谈起存在主义哲学时,遇罗克认为那是吃饱饭撑得没事干的人思考的哲学,而马克思主义才是最精辟、最有指导意义的。     一次提讯时,审讯室坐了二十几个人,主审官员说:“遇罗克,你的态度极端恶劣,今天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否则你就自取灭亡了。你好好想想还有什么话说,我们五分钟以后回来。”这是明白的死亡威胁。五分钟以后,主审官员对遇罗克说:“最后还想给家里留什么话,说吧。”遇罗克的回答是:“我想要家里带一只牙膏。”后来遇罗克告诉张朗朗,主审官员当时气得脸都青了。     但是政治绞肉机终于落下了它的屠刀。文革中最重要、最严厉的镇压运动“一打三反”在最高领导层的推动下掀起高潮。1970年3月5日,张朗朗听到隔壁牢房里一个个狱友被拖出去,听到了遇罗克最后的“呃”的一声,那是他的脖子被细绳子勒住的自然反应。     遇罗克对这最后的时刻早有准备,他入狱之前曾经写过一首《赠友人》:“攻读健将手足情,遗业艰难赖众英。清明未必牲壮鬼,乾坤特重我头轻。”     张朗朗现在居住在美国马里兰州的一栋美丽的别墅里,地下室放着几千张密纹黑胶唱片。他一直想着在自己退休以后设法把这些唱片带回大陆捐给某个音乐爱好者俱乐部。在我的请求下,他哼唱起前苏联的一支歌曲《光荣牺牲》,那是一首他和遇罗克两人都会唱的歌,他们在死刑号里过春节时开临终晚会一起唱过。          1978年11月·《光明日报》宿舍          1978年之后的十年,是改革开放全面启动的时期,是1949年以来首次允许外部思想进入中国大陆的时期,是内部各种思潮抵触、对话的活跃时期,那是一次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颇有狂飙突进意味的解放和复兴。     1978年11月的一个晚上,遇罗克的母亲王秋琳冒着寒风走进《光明日报》记者苏双碧的家中。因为她读了苏双碧11月15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评姚文元 》。苏双碧在此文中提出“今天我们就是要平冤狱,一个一个地清算,一个一个地平反”。王秋琳说遇罗克在文革中的第一篇发表在《文汇报》上的文章《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点名批驳了姚文元《评海瑞罢官》一文。这是遇罗克罪状中“恶毒攻击和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依据。第二天,苏双碧向领导汇报后就带着报社的介绍信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下午四点在北京市中级法院找到了积土尘封的遇罗克档案。档案共有24卷,放在一起将近半人高。第二天苏双碧又约请了报社的两位记者一起来看材料,仔细阅读后,他们认为这是一起冤案。便以《光明日报》的名义致函北京市公安局,要求为遇罗克平反。     1979年11月21日,遇罗克的家人接到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再审判决书。改判如下:“一、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刑字第30号判决书。二、宣告遇罗克无罪。”此后,苏双碧为此事写了长篇报道《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发表在1980年6月的《新时期》第4期上,随后《北京日报》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文章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极大反响,遇罗克的事迹感动了改革开放年代的许多百姓和官员,促进了当时中共中央积极推进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          2009年4月5日·京郊宋庄美术馆          又一个清明节,我和北京的徐晓、栗宪庭等知识界人士以及遇罗克的家人、亲友来到北京郊区的宋庄美术馆,举行了一个十分简短的遇罗克半身铜像落成仪式。人们为遇罗克献上几束鲜花,站立在他的铜像前静静地默哀。     铜像的作者郑敏也来到这里,这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人的毕业作品是王小波的一个裸体坐像。郑敏创作遇罗克塑像时,我到他借用的工作室跟踪拍摄。他一边拿着雕刻刀在遇罗克的塑像小稿上细细修饰,一边跟我聊起自己老家文革时发生的一些惨剧。他的老家是湖南道县,道县在文革后成为一个著名的县份,就因为这里在文革中发生过集体参与的较大规模屠杀。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在湖南省零陵地区道县发生了针对“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的大规模屠杀事件,波及零陵地区(现称永州市)其他10个县。据统计,道县事件在当地造成的死亡人数达4519人,其中4193人被杀,326人被迫自杀。后来解放军6950部队出动才逐渐制止了这次大规模的屠杀。     遇罗克铜像的底座是不锈钢的,上面刻着北岛题献给遇罗克的诗句:“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     诗人北岛的这首诗创作于上个世纪80年代。     《宣告——给遇罗克烈士》     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     我没有留下遗嘱     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宁静的地平线     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选择天空     决不跪在地上     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     好阻挡自由的风     从星星的弹空里     将流出血红的黎明     在《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徐友渔写过这样一段评述:“人类历史上,有两种人对同时代人和后来者的精神和心灵产生巨大的影响。一种是烈士,他们为真理、为理想受尽苦难,视死如归;另一种是思想家,他们目光如炬,洞察实质,是社会的先知先觉。一身兼思想家和烈士两任者寥若晨星,他们承受的巨大苦难和发出的精神光芒交相辉映,使他们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座座丰碑。苏格拉底是这样的人,布鲁诺也是这样的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给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带来空前灾难,反人性、反人道的蠢行、丑行和恶行发展到登峰造极,夺取了无数人的青春、前途、家庭和生命。对苦难的以及黑暗的反抗造就了思想家和烈士,遇罗克就是其中一身兼两任的佼佼者。”     遇罗克的铜像静静地竖立在那里,多数时光都是布满尘土,但这座铜像和这个人的文字、言行却时时在发出光芒,烛照着我们的思想。铜像上的那双沉静、深邃的眸子,时时在凝视我们,与我们进行着穿越历史时空的心灵对话,让我们思考自己的生存意义,提醒我们:不管在任何艰难境遇中,做出自我选择都是无可逃避的。     文章付梓之日,正是全国两会闭幕之时。温家宝总理在记者会上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现在“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不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温总理同时强调:政改有赖于觉醒的人民的推动!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从2007年开始筹拍纪录片《遇罗克》。     来源: 中国经营报      进入 郝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遇罗克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文革博物馆 > 人物档案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4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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