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矛盾

自由亚洲 | 调查:中国仅10%的患者信任医生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中国的一项的有关医患关系的调查报告显示,仅有10%的患者信任医生。有两会代表认为,医疗资源分配不公,医院追求经济效益是导致医患矛盾加剧的原因。 《广州日报》3月18日报道,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肿瘤防治研究院院长于金明在中国全国人大政协两会的讨论会上,出示了一项有关华东地区30家医院医患关系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仅有10%的患者信任医生。引起不少代表委员们的关注。 报道说,优质医疗资源缺乏,并且过于集中,医院任务随之加重,使许多医生身心疲惫,对患者的提问和疑虑难免敷衍。而医患矛盾最直接的原因恰是沟通不够。统计显示,70%以上的医疗纠纷由此引起。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院长许树强认为,医护人员态度差,归根结底是医学人文关怀的缺失。另一位代表陈竺则指出,中国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源则是体制问题。一定要改掉以药补医的弊端.如果医院、医生依靠从最弱势的群体身上赚钱,医患关系能好吗? 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表示,以病人为中心是医卫行业的工作准则,如果争取利益最大化,这个行业就会走上邪路。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专家胡宗义,就中国这些年来日趋恶化的医患矛盾表示,中国目前整个社会风气败坏,连很多医生和护士都卷入了想方设法挣钱的洪流中去,深受其害的老百姓当然无法信任这些医疗人士: “这跟社会的整个大环境有关。整体的道德下滑,造成大家谁都不相信谁,而且大家整个都向“钱”看。医生当然也想给人治好病,因为毕竟解决了人家的问题,治好了病,他们也有成就感。但医生看到整个社会都在挣钱,医生也想别的办法,那就红包啊、回扣啊等各种各样的办法都出来了。有些付得起的人他付了就付了,也无所谓。但是那些弱势群体,他没有办法付,但找好医生他又不得不付很多钱,他就心理不平衡了。那这矛盾就来了。” 官方新华网最近的一则报道说,目前在中国,许多医生抱怨,他们的子女表示,哪怕工资再高也不愿做医生。全国人大代表、眼科医生李甦雁表示,他的女儿不仅自己不愿当医生,甚至也不愿嫁给医生。全国人大代表、肺移植专家陈静瑜感叹,医护行业本是受人尊重的行业,但近年来随着医患矛盾不断增多,并经常出现暴力事件,使医疗行业的吸引力大为降低,甚至被一些人看做危险的职业。再加上工作时间长、工作压力大,这样下去,将来医护行业怎么吸引优秀人才? 报道还说,对此,江苏省卫生厅厅长王咏红认为,中国的医护人员与患者的矛盾日趋增长,与当前医疗资源稀缺有关,目前政府和社会所能提供的卫生服务,远远不能满足百姓的需求。解决医患矛盾,一方面需要政府进一步加大投入,不断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提高医疗保障水平;另一方面也需要尽快修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提高医疗纠纷处理的法制化和规范化水平。 国际反腐组织“透明国际”的亚太事务负责人廖然则指出,中国政府多年前把医疗服务划为盈利行业,中国医疗界的腐败也日趋严重,导致患者花钱很多却得不到应有的医疗服务: “我有几个医生朋友确实说,他们的子女都觉得他们的名声非常不好。他们说,一天累的要死,连正常生活都没有,经常干到晚上9点、10点才回家,一天做十几个手术,累得半死,为什么连子女都瞧不起自己?在中国看病难,而且这个国家人口确实太多。你到每一个医院去,大家都想看名医,但名医挂号都是有限的。在这种资源奇缺的情况下,为了得到名义的关照,你得额外的送钱。此外,中国现在的制度下,也没有区别的机制:医术高明和不高明,收入都没有区别。此外,对从事道德败坏、缺乏医德行为的那些医生,也没有制约的机制。这样大家就失去了对医生的信任。 中新网报道说,近年来,中国大陆屡禁不止的医疗领域丑闻事件,让饱受看病难、看病贵的患者群体对医务人员的信任度越来越低,一些患者甚至采取违法手段向医方宣泄、报复。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台州医院院长陈海啸在全国两会期间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医疗市场一味追求“经济医疗”,从而使老百姓的医疗负担变得非常沉重。医疗行业的垄断性以及一些医生职业素养的下降,共同把医疗费用抬高,导致患者看病难、看病贵。陈海啸还指出,在中国,80%的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中,但有80%人口的农村却缺医少药。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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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武玉松:医患矛盾何以如此激烈

  中国广播网于5月6日发表文章,题为《卫生部要求医院高警务室,网友担心治标不治本》,并说“昨日,南方日报记者走访了广州各大医院。率先设立警务室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保卫科负责人称,警务室的设立减少了治安案件发生,对平息医闹起到很大作用;但也有声音担心这么做‘治标不治本’”。   看到这篇报道后,我的心里象有条眼镜蛇在游动,明知有毒,却无法从心中排除,还一直担心会被它咬一口。为什么会是这样?古今中外还从没有听说在医院建警务室,中国的医院与病人到底发生了什么。这还得从众多的医患纠纷来讨论。   中国网络台记者李文学报道《哈尔滨医大一院医患纠纷酿血案,一死三伤》,文中报道:“CNTV消息(微博联播记者李文学报道)3月23日,因医患纠纷,哈尔滨市发生一起血案,一名男子冲进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医生办公室,当场刺死一人,致伤三人…据该院一名医生介绍,被刺死的是一名实习的研究生,姓王,20多岁,已经考上了香港一所大学的博士。三名伤者中,一个在骨科接受治疗,一个在整形科接受治疗,颈动脉受伤的那名医生还在ICU监护中。”   另外,我们在百度中搜索“医患纠纷”时,有394万个网页在报道相关内容,可谓医患纠纷非常之多。按照我们政府的一贯思维定式,在医院发生如此众多的医患纠纷,除了部分病人确实因为医疗问题外,还有社会“闲散人员”利用医患纠纷甚至故意制造医患纠纷从而牟利,因此要从重从严地打击这类行为。而警务室就是一个“好”方法。   我们必须在今天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医患纠纷”?而设警务室是否是个好方法?   为了了解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医患纠纷”,我们必须首先认识病人治病的过程所涉及或可能涉及的关系。   当我们患者来到医院时,我们必然地和医院发生关系,而我们在医院的治疗过程还包含了我们患者与医院的合同关系,这个关系的基本内容应该也必须包括以下基本几点内容:   1.医院必须具备治疗其承接病例所应具备的专业能力。意味着必须有相应资质及经验的医师,设备,物品及其他一切治疗所必须的材料及服务;   2.医院必须承诺其所提供的病人病情是真实的科学的,提供的医疗方案是具有针对性的;   3.医院必须承诺对所有病人一视同仁,所有医疗安排仅依赖病人病情而与其他无关。   以上内容是医院取得信任的基础,也就是我们说双方签约的基础。由于一般患者都没有充分的评价能力,社会也缺乏相应的咨询机构提供服务,以上内容只能由医院自动地做为双方合同的基础而进行签约。否则我们无法想象任何一个患者在医院没有以上内容的基础上会与医院签约!所以我们在讨论医患纠纷时,首先应检查医院是否做到了以上基本内容,当然从合约的角度还应不只以上内容,如果医院做到了,我们讨论就会容易些。而从实践来看,基本上医院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那么,我们就会有以下第二个关系:患者与医生的关系。同时还有隐藏的第四个关系(下面讨论):医生与医院的关系。   我们在讨论第二个关系时,我们必须有以下假设:   1.患者确实患有某种疾病且需要治疗;否则他们就没有必要来医院,或只是陪同患者来医院。职业医闹另外讨论。   2.医生确实具有相应的专业能力;否则医院不能接受他们。当然这在现阶段还是存在一定问题的。这也另外讨论。   从以上假设我们可以看到,病人来到医院见医生时,是带着非常真诚的希望与要求,盼望得到医生专业的帮助以解脱其身体上的痛苦,甚至拯救他们的生命。在这个时候,我们立即清楚做为签约双方病人已经在来医院时100%地透露了自己的底牌,完全丧失了平等谈判的资格,他们与医院是处于完全不平等的地位,是完全的弱者。   如果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做为强势的一方能够保持信息对等,及时准确地向患者提供准确清晰专业的信息,让患者能清楚地掌握自己真正的病情以便于决定其合约内容,毫无疑问,这也可以部分地改善患者的绝对弱势地位,改善双方的合作。但是很遗憾的是,病人很难得到专业清晰准确的信息:病历犹如天书,处方完全是密码,病人自己完全没法阅读。如果病人询问,好的结果是良好的医生耐心地解释,坏的结果是不耐烦地付衍与不屑。病人此时所能做的只有委曲自己放弃自己合同中应有的权利“配合”医生医院治疗。绝大部分病人只要疾病消除,通常也就了了,不再去为自己所谓的“权利”而讨个说法,但有时,病人的疾病因某些原因没有消除而扩大,病人(家属)在争取自己权利时就遇上到诸多困难,首先是专业困难,其次是信息严重不对称,三是没有完整的治疗记录,而无法争取自己的权利。这就出现了有个别的靠“闹”来维权的结果,而有些“闹”出权益的结果有诱发了更多的“闹”。   我们在看上述两个非常直接的关系时,我们可以看到患者处于绝对的弱势,如果保护患者的利益是全社会需要关注的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讨论其他关系前,我们可以简单地就以上两个关系讨论方法如下:   一、医院应该做到的   1.明示自己的专业能力。这点国家在医院等级评比时已经有了一些,但还不完整。除了说明专业能力外,还应明示在超出自己的专业能力时的处理方法,让患者知道应该如何去做;   2.医院应给病人提供病情的检查诊断及治疗记录,这个记录应是清晰的完整的专业的准确的。这个记录不仅可以让病人知道治疗的过程,而且在发生“医闹”时可以有力地保护医院的利益;   3.医院必须一视同仁,不可以设立所谓的VIP通道。这些VIP通道是极其消耗社会资源的,给社会带来严重的不平等。   二、医生应该做到的是以专业的态度对待每个病人。   如果能做好以上两点,我们的所谓“医闹”可以极大地减少。但要想根本上减少或杜绝,还必须认清以下几个关系。   第三个关系病人与保险公司的关系   目前我国的医疗保险基本覆盖了绝大多数的国民,也就是说疾病治疗的绝大部分费用由保险公司承担。对于保险公司而言,每个投保人都是他们的上帝,他们必须为每个投保人做好服务才能争取到更多的客户。我们认为除了支付医疗费用外,应当做到以下服务:   1.为病人建立健康档案。这是保险公司确定保险费用保障盈利的必要工作;   2.为病人提供医疗咨询。让病人到合适的医院去看合适的疾病;   3.为病人提供维权支持。这不仅是维护病人的权利,更是维护保险公司自己的权利。   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亲历保险公司为我们提供这些服务。而且我相信绝大部分患者与我的感觉相同,保险公司目前没有提供这样的服务。我相信,如果哪家保险公司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他们必然可以取得巨大成功,而受益者必然是患者,他们有了一个可以依赖的娘家。   第四个关系医生与医院的关系   我不是医生,平素也少与医生交流,所以不太了解这对关系。但多少知道一些状况。从我所知道的状况来看,医生对于医院来说也是弱者:他们的工资不很高(与社会同学历的相比),但工作压力巨大。他们没有更多的选择,如果离开医院,意味着他们医生生涯的结束。他们没有根据自己的理解建立自己医疗机构的机会,必须在国有医院中接受现实:超大的工作量与微薄的收入及极大的责任之间形成强烈反差,我们很难要求他们更多,从客观上说他们已经付出很多。我们只能说,必须改变无边无际弱者的状况,他们面对患者时,才能提供优质的服务。所以我认为医院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确立以病人为本。如果医院不能以病人为本,而强调经济效益,强调医院行政级别或等级,就会失去目标。   2.以医生为主体。如果医生必须臣服于行政机构,这就不是医院。   3.给医生相适应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当然也不能纵容部分医生的过分脱离实际的追求。   第五个关系医院与保险公司的关系   这是一对极其复杂的关系,做为普通人的我,很难描述清楚。但做为普通人的我,希望看到的是:   1.保险公司与医院保持专业能力的基本对等,这种对等意味着保险公司可以检查医院的治疗方案是否合理、经济。做为医院的最大客户,其有充分的能力建立专业机构开展这项工作,保证与医院的平等对话。   2.保险公司对于支付的承诺。由于最大的付款人的承诺,医院可以保证顺利治疗。   3.保险公司对于药材采购的参与与监督。在保证合理价格的同时,坚决杜绝假药劣药的使用。因为这些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其支付成本,同时也可以让患者受益。   第六个关系医院与医疗当局的关系   这对关系我们做为外行没有发言权,但一个认识是医院处于弱势。   我们可以看到,病人治病的过程包含着众多的关系,有些直接关系,有些间接或隐藏关系,只有正确地公平地处理好这些关系,才能彻底消除“医患纠纷”,建立一个和谐的医患关系。而设立警务室,只是强化医院本来就已经十分强势的地位,这样做不仅无益于“医患纠纷”的解决,只能扬汤止沸,甚至是饮鸩止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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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植荣:医改,应对准医患矛盾的根源

医改,应对准医患矛盾的根源 作者: 刘植荣 2012 年 5 月 4 日,卫生部发布紧急通知,要求二级以上医院设警务室,重点科室 24 小时监控。通知发出后,有的医院医护人员戴头盔上班,保安人员穿防弹背心上岗。笔者认为,这不仅无益于医改,反而会将医患关系二元对立化。医改,应该把消除医患矛盾产生的根源作为目标。从媒体报道的不少案例来看,医患纠纷大多数是因 “ 医药不分 ” 和 “ 信息不对称 ” 引起的。   医护人员被称作是 “ 白衣天使 ” , “ 救死扶伤 ” 自古以来就被看做是最圣洁的职业。可这些年来, “ 一切向钱看 ” 的价值观充斥着社会各个角落,医院也未能幸免,医药暴利、小病大治、过度医疗等不道德的医疗现象广遭诟病。    2008 年 9 月,我因腹泻到医院检查,还没等我把病情说完,医生就开出了内镜检查申请单,并开了 200 来元的泻药。第三天,我按约定的时间到医院做内镜检查,交了 230 元的检查费,大约 6 分钟检查完了,内镜检查报告单上诊断为 “ 乙状结肠直肠炎 ” 。大夫说需要治疗 3 个月,药有吃的,有灌的,有塞的。我告诉医生说,只在国内停留一个星期。医生便给我开了一个星期的药,说如果见效,走的时候再把 3 个月的药都开出来带走。一个星期的药花了 800 多元,吃完后病情并未见好转,出国时也就没有带药。到喀麦隆后,我在西北大区 Widikum 驻地附近发现有家医院,在这家医院检查后,医生给我开了两种药,说很便宜,不收药费了。吃了一天,病情明显好转,吃完三天的剂量,腹泻彻底好了,至今未复发。假如我在国内治疗,需要 3 个月的疗程,药费一万多元,还不见得能痊愈。   人都有利己心,仅靠道德力量很难阻止人对私利的追求。中国医院既卖药又开药,多数医生的收入和开出去的药费与检查费挂钩(也就是拿一定比例的提成),医生为医院创收越多,拿到的提成就越多,为此,医生给患者多开药、开贵药,让患者进行很多不必要的检查,动不动就住院,这对医院和医生来说,可谓是 “ 双赢 ” 。   我去过欧洲、非洲不少国家,他们的医院几乎都采取 “ 医药分开 ” ,医院只管诊断和对住院病人的治疗,患者在门诊看完病后拿着处方在大街上任何一家药店买药。这样做,就是防止黑心医生为从药品上获利而多开药,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或给政府医保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另外,从医疗信息角度来讲,患者与医生相比较,本就处于劣势。什么病,病的轻重,如何治疗,治疗效果,这些信息都是由医生提供给患者的,患者到了医院就由医生 “ 任意摆布 ” 了。遇到有良心的医生,会如实告诉你这些信息,采取最有效的治疗方法,而不是最贵的治疗方法。我二嫂的哥哥是位返聘坐诊的退休医生,他说,有时患者根本就没病,是心理作用认为自己有病,在退休老人中这样的例子很多。退休了,没什么事情做,天天想着延年益寿,再加上电台等媒体上无良医生的讲座忽悠,总感觉自己有病,便常往医院跑。遇到这样的 “ 患者 ” ,他就实施 “ 安慰疗法 ” ,开点维生素、谷维素之类的药物, “ 患者 ” 认为看了专家门诊,就得到了安慰,放下了心理负担, “ 病 ” 也就好了。   如果遇上无德医生,没病也说你有病,小病被放大,给患者造成心理恐惧。患者为了活命,才舍得大把大把地给医院掏钱,做各项检查,开上一堆药。其实这就是一种诈骗,是医疗诈骗。   由于信息不对称,患者很容易被一些医生误导,认为看病花钱越多,效果越好。其实不然,美国华盛顿中心医院的一项研究表明,治疗效果与医疗费用的高低没多大关系。研究还表明,在医生罢工期间,患者的死亡率反而明显下降,下降幅度在 18%-50% 之间。   就拿癌症来说,现在的一些治疗方法并没有多大效果。美国联邦医保开支的 40% 花费在癌症药物上,但半个世纪来,美国癌症患者死亡率一直是 2 ‰。化疗并非对所有癌症都有效,美国和澳大利亚针对癌症治疗展开了一项全面调查分析,结果显示,在所有癌症患者中,发病 5 年内的存活率约为 63% ,化疗仅能提高 2% 的存活率,而化疗对多发性骨髓瘤、软组织肉瘤、皮肤黑素瘤、胰腺癌、子宫癌、前列腺癌、膀胱癌、肾癌等没有任何效果。肿瘤医生是收入最高的一类医生,他们的过半收入都来自化疗和销售药物的提成。在利益的驱使下,有的医生明知医治无效还劝说患者花费高昂的费用继续治疗,增加了患者的痛苦,最后落个人财两空,这当然很容易激化死者家属对医院的不满情绪。   从以上分析看, “ 医药不分 ” 和 “ 信息不对称 ” 是医患矛盾的温床,患者掏了很多冤枉钱,却没有被医好,由此发生冲突。为此,医疗改革必须把 “ 医药分开 ” 和 “ 信息对称 ” 列入改革目标。 “ 医药分开 ” 很好实施,禁止医院对门诊患者卖药(欧美国家的医院门诊只诊断不卖药),患者凭医生处方可在大街上的药店买药。在美国, “ 信息对称 ” 则靠卫生部门及时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各种传媒发布医药医疗信息,规定医院在大厅和各科室醒目位置上公布这些信息,让患者有更多的知情权和选择权,避免被不良医生误导。(作者博客: http://blog.sina.com.cn/zhirong  本文发《 新金融观察 》2012年5月14日第06版) 刘植荣接受《南风窗》记者张默宁专访:公务员涨工资的尴尬 是自己的,资源税社会的 对人民币国际化切莫过于乐观 美债恰似“温水煮青蛙” “养老金入市”是误读还是误导? “向前葱”呼唤农产品价格保护机制 会公民提案:双轨制会到演出双城记 两会公民提案:应尽快出台《工资法》 节能两会公民提案:减排要严控房地产 两会公民提案:改革应以直接税为主体 从巴黎公社看革命的本质——纪念巴黎公社141周年 欧美农民种田为何能得到大量补贴? 股价越高股民赔得越多 大猩猩PK分析师 同样的事故,不同的结果——康菲与 BP 漏油事故引发的思考 欧美国家养老金可以投入股市吗? 监测PM2.5为何如此重要? 养老基金要当好 “ 蓄水池 ” 苏联解体二十周年再思考:执政党利益必须与人民利益相统一 美国彻查居民海外资产,隐报谎报要坐牢 “养老金入市”是个馊主意 房价与地价,谁推高了谁? 住房空置率之谜亟需解开 国外怎样处置住房空置:罚款、征用或推倒 作家税负是工薪阶层的6倍 文化繁荣须为作家增收减负 房价下跌拉开序幕 看看外国物价如何涨:过去20年多数国家CPI年均涨幅2% 股市就是大赌场 美国家庭收入15万吃救济:“救世主”这顶高帽咱戴不起 政府发债的本质就是征税 楼顶安装太阳能热水器的法律解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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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则徐 | 靠加强安保化解不了医患矛盾

靠加强安保化解不了医患矛盾   顾则徐     媒体报道,针对“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生被残杀”事件,卫生部27日要求对医疗机构门急诊、病房等重点科室、部位,实行24小时安全监控,合理调配保安力量,确保医务人员人身安全得到保护。针对该事件,卫生部部长陈竺26日要求卫生部办公厅向黑龙江省卫生厅了解情况,要求严惩凶手、严厉打击残害医务人员的罪行,并请黑龙江省卫生厅代向被害和受伤医务人员家属表示沉痛哀悼和慰问。这一报道给我的感觉:卫生部在激化医患矛盾的道路上正越走越远。   哈医大第一医院医生被杀事件本是个案,起因与医患矛盾没有直接的关系。凶手患强直性脊柱炎,于2011年4月即到哈医大一院风湿免疫科住院治疗,这次3月23日再到该院治疗,医生在确知他患有肺结核病后,因治疗强直性脊柱炎会对肺部造成影响,建议他应先治好肺结核后再行治疗,该青年认为是医生不给他看病,随即买了水果刀后回医院进行凶杀。该案件并不是如常见的由于医疗费、医疗事故而导致医患暴力冲突,而是在该青年对医生的医疗充分信任前提下发生的。他是要医生马上接受他住院治疗,显然,一年前他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治疗是有成效并令他满意的,由于医生不能接受他的要求而令他产生了凶杀的动机。在凶杀过程中,他刺破了自己的颈部,又跑到该医院急诊室去包扎伤口,显然,他信任医生这个群体的医疗,懂得医生这个群体是可以拯救他生命的。强直性脊柱炎是个难以在短期内给予根本性治疗的疾病,该青年对自己所患疾病缺乏正确的态度,假如换一种医疗体制,他也可能会突然产生凶杀念头。   由于在普遍的医患矛盾情绪之下,该案被一部分舆论从医患矛盾角度进行了情绪化发泄。在腾讯网新闻后面的情绪投票中,65%的网友表示对此感到“高兴”。把本不是医患矛盾的冲突理解为医患矛盾,缺乏最基本的理性辨别力。如果从曹操杀华佗,医患矛盾自古有之的角度来理解,那就没有任何当下的社会意义了。现在卫生部实行24小时安全监控之类要求,显然是试图借助这一医疗方完全没有责任的个案,虚张声势渲染医患矛盾中医疗方的悲情,不仅对缓解医患矛盾毫无意义,更是刺激医患矛盾的激化。病人以后去医院看病,到处是摄像头,身边晃荡着象警察又不是警察的大盖帽,医院象是监狱,看病象是接受审讯,医患矛盾要不激化也难。安保措施只能给医生表面的安全假象,在医患矛盾的激化下,病人更加弱势,但病人一方也相应有越来越多的造反冲动,最终也会使医生更加失去安全。   只要形成当下医患矛盾的原因不解决,患者是鱼肉,医生也不会安全,哪怕让每个医生佩着手枪也没用。当然,解决医患矛盾的原因不是卫生部一家所能完全承担,但作为主管机构当然应该负责起主要的行政责任。但是,十分遗憾,在普遍的医患矛盾中,至今没有看到过卫生部对自己责任的自责,一谈工作就全是成绩,漠视医患矛盾的广度和深度。卫生部对自己能够有所为的是什么,无法有所为的是什么,从来没有对公众有坦诚的态度。卫生部要求“以病人为中心”,听起来不错,其实只是虚伪的高调。关键是以病人的什么为中心?现行的医疗体制实际不过是以赚病人钱为中心而已,患者一方完全是弱者,医生则是被驱赶的炮灰,是完成赚钱指标的工具。实行24小时监控、调配保安力量之类,不过是用赚来的病人的钱武装医生和医院而已。   似乎卫生部很维护医生的利益,但结果只会推动医患矛盾激化,令医生更加不安全。如果真的有维护医生利益的态度,具体到哈医大第一医院医生被杀事件上,就应该是从该医院院长到卫生部陈竺部长,作为医生的领导者,至少有人挺身而出辞职,向医疗制度和一些患者进行抗议。假如是在民国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部长、厅长、院长们会如何?我想,一定会有人跪到被杀医生的灵前痛哭,痛责自己和社会,然后宣布辞职。     2012-3-28 发表于2012-3-29《南方都市报》,发表时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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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六六:理解医生,态度决定医患矛盾

“ 重新建立起一种良性循环,一定需要有一方,先伸出手来。相对而言,可能医生更简单。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心术》,我希望它可以为双方打开一扇门,架一座桥,从相互怀疑敌视,到相互换位理解,尽量去信赖这个世界,我们就能增加安全感,幸福感。 ” 编者按:因《蜗居》当红的作家六六,分别以患者和医生的身份“卧底”上海的大医院半年,试图去揭开中国医患关系恶化的根源。她的结论并不一定正确与深刻,但为观察医患矛盾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与体验——理解医生。而有的观点认为,如果不能建立良性的医疗机制和制度,单靠“理解”并不能真正解决医患冲突。 医生的共性是,如果你只与他们见一两次面,你会发现他们大多冷面,难开笑脸。他们说话谨慎,善用模糊词汇。带着探究黑幕的心理进医院,直到后来我才明白,从院长到所有的医生,敢于敞开门让我进去看的原因是,他们觉得能写的黑幕,早就被写完了。 我曾在手术室里看见医生一针一针缝脑膜。这是一门几近失传的手艺,费时又费力,大多数人都用人工脑膜贴上完事。我问他你为什么做这样的活啊!他答我:“我练手艺,艺不压身。”后来熟了以后,我才知这位患者来自贫困农村,一块脑膜要八百多元,医生用自己的时间和手艺,替他省了。       打破对医生的成见   2007年对我是很糟糕的一年,母亲被检查出乳腺癌。 术后很久,我和母亲都在讨论这个手术的意义。母亲在手术后活动起来,经常胳膊疼。她甚至一度怀疑这个手术是否真的必要。 而我不仅仅跟母亲讨论,也跟不同的医生讨论。我惊奇地发现,不同的医生对这个手术的必要性有完全不同的见解。一部分人认为乳房对于我母亲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已经失去意义了,而生命高于一切,割除是最安全有效的方法。另一部分医生则认为,这么早期,近乎零的癌细胞,局部清扫一下即可,创伤小,人活着不仅仅是生命,还要注重生命的质量。 给予我不同信息反馈的两派医生,全部都是我的朋友,忠诚可靠,不涉及利益。 于是我知道,排除在床位、红包、回扣等等之外,医生本身之间在同一病例上都有不同的理解。医生是这样一个行业:它不是ISO9000标准管理系统,它全凭主观和经验。即使有先进的科技保驾护航,但在治疗上,依旧以个人判断以及对医学的认知水平为基准。不同的人,标准截然不同。 因此我有理由相信,我们对医生的了解,很肤浅,很片面,大多来源于报纸媒体等的宣扬,我们张口提及的都是医疗事故、掩盖、医药代表、过度医疗等。 2008年夏天,我母亲又被查出有脑瘤。这里我要提到一位医生,他姓孔,是在我母亲第一次动乳腺癌手术的时候结交下的医生。母亲对他几近于迷信,无他,他在母亲这里有权威,且愿意担当起医生的责任,是他替母亲做出决定不要化疗了,因为化疗对极早期癌症来说意义不大,还伤身体。他的一句:“你相信我,出事我负责!”让我们从此坚定地跟他走。 我母亲一次去见他,跟他说自己三叉神经疼,孔医生对母亲端详半天,建议母亲去做个脑部检测,他说:“我怕里面不好。”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母亲大约是几年前起,脑部生长良性肿瘤,现在长大压迫面部神经了。 母亲在上海华山医院接受了第二次手术。 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大名鼎鼎,赵本山的脑溢血就是在那里治好的。我又一次与医生打上交道。医生的共性是,如果你只与他们见一两次面,你会发现他们大多冷面,难开笑脸,“冷漠”是第一印象。他们说话谨慎,善用边缘词汇,诸如大概,可能,也许,百分比。当我开始设计《心术》这本小说的时候,曾经想将这所医院的院长设计为反面典型。他是我的朋友,只有朋友可以说了不被告。带着探究黑幕的心理进院,直到后来我才明白,从院长到所有的医生,敢于敞开门让我进去看的原因是,他们觉得能写的黑幕,早就被写完了。最差不也就写那些吗?   你该怎样信医生   最终促使我走进医生的世界,从一个病患家属的眼光转为医生的视角,是缘于我偶然病倒住院。人在虚弱的时候,我发现是最悲观失望对一切产生怀疑的时候,我把医生当作精神寄托,也不断质疑他们每句话的潜意思,他们是不是暗示我,我已经病入膏肓了?他们是不是故意把我的病说得很严重,以方便榨取钱财?我在负面情绪中摇摆。 等我转危为安以后,决定走进医生的世界。我被医院同意,以一个医生的身份,走进了医生的世界(注,约半年)。 一天,我和吴教授出台会诊。 我坐在吴教授身后,听某女病人如下对话:“医生啊,我们那边的医生让我过来看看,说我有垂体瘤,麻烦你给看看。” 吴教授:“你没有垂体瘤,CT里没有任何明显指征说明你有垂体瘤。”“可我为啥不怀孕呢?”“这个你要问妇科大夫。”“妇科大夫说了,我不怀孕是因为长了垂体瘤。” “可我说了,你没有垂体瘤。你相信我还是相信她呢?”“我不是不相信你,可我要是没有垂体瘤,为啥不怀孕呢?”“同志,你到底希望长瘤还是不希望长瘤?”“我不希望。”“那我跟你说了,你没有垂体瘤啊!你去妇科再看看。” …… 那一个下午,吴教授需要这样鸡生蛋蛋生鸡地解释给病人很多遍类似的问题。人对于医生的信任应该怎样才能够建立起来呢? 去年我摔断胳膊,医生告诉我有两种治疗方案,一种是保守治疗,让骨头长在胳膊里,缺点是有可能以后阴天下雨疼痛。另一个是开刀治疗,取出碎片,缺点是有可能损伤运动神经。 正常情况下,医生会说:“我告诉你两种后果,你自己决定治疗方法,我不能替你做决断。” 这个医生我信任他,我让他替我决断,他最终让我不开刀保守治疗。我的信任,为我省了一刀的费用和疼痛,且保护了我的运动神经。目前为止没出现下雨疼痛的症状。他因我的信任而担负了责任。这就回到了一个问题上,你该怎样信任一个医生? 信任一个人,就这么困难吗?   医生的委屈   在医院时亲身经历这样一件事。有个孩子,五岁,病毒反复感染角膜,视力迅速下降,一周前还0.8,到眼科的时候就只剩0.1了。那天接待他的医生是小波。小波和他素昧平生,一听说这状况就急了,带着这个小孩楼上楼下地跑,要最快时间做出各种诊断,尽早手术。 我是跟着后面楼上楼下地跑的。做到一个房角测试检查的时候,小波刚推门,有个七十多的老头就拿拐杖撑住门,说,你们医生就是这样腐败的,利用职权,老是插队!那要我们拿号干吗?他一说,群情激愤。小波只好解释说,这个小孩只有五岁,马上就要失明了,要抢时间。 老头说,我们这里哪个不是要失明的?我们为做这个检查,哪个不是排队好几个礼拜的?谁都不能插队。 小波解释说,你能等,小孩不能等。 老头说,谁都不能等!疾病面前人人都一样。 我当时真想煽他耳光。我一气之下一把拉过老头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看不见有什么关系?他才五岁,你七十多的老头跟个小孩计较?” 老头拿拐杖打我,要不是小波拉着我,我肯定就煽过去了。 你们没见到那个孩子,不知道他多可怜。你不拉他的手,他就会顺楼梯滚下去。后来小波跟老人说,你先看,你看完了我们再看。 老头一本正经地说,我就是维护正义的。我不看,我看在这里,大家都看完了我才看。 我的眼泪当场就下来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对小孩子这样投入情感。也许是自己有儿子,不忍心看小孩受罪。 小波说,以前就出现过这种情况,他为此难受了很久。有个小孩做手术,排队排得一点一点视力弱下去,手术前一天晚上还能数清楚几个灯泡,第二天上了手术台,又撤下来,因为完全没视力了。对小孩而言,时间就是视力。他到现在都在自责,如果当天晚上加班给他做手术…… 所以我非常理解他这次为什么如此投入,其实是在弥补过去自己的内疚。 我们总拿放大镜挑剔别人的缺点和过失。 却对善良和恩惠坦然受之。 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感恩,就是这样毁坏的。   医院的信、望、爱   我在手术室遇到个我以为要死掉的男人,全部的人都觉得他不行了。 但医护人员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后关头奇迹发生。这个人在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抢救后,救回来了。连医生都擦着汗说:“他命大!” 所以我希望病患家属,对医生要多些感恩,少些责难,要知道,神明再保佑,医生放弃治疗,管子一拔,啥都没了。 在医院呆的这一段,让我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无论你病患家属什么态度,医生护士再委屈,内心里是有杆秤的,不会因为家属的不理解,纠缠,吵闹而放弃一条生命。《圣经》上说,这世界有三样东西对人类是最重要的,FAITH(信),HOPE(望),LOVE(爱)。我认为,我能看到的对这三个字最好的诠释,就是医院。 我曾在手术室里看见医生一针一针缝脑膜,这是一门几近失传的手艺,因为费时又费力,大多数人都用人工脑膜贴上当补丁完事。我问他你为什么做这样的活啊!他答我:“我练手艺,艺不压身。”后来熟了以后,我知这位病患来自福建山区农村,年收入都负担不起这台手术,一块脑膜要八百多元,他用自己的时间和手艺,替他省了。 他做这样的好事,躺在病床上的病人,永远不会知道,新闻媒体也不会报道他的善心。如果恰巧不是我站边上,又多话好问,这样的事就湮灭了。我知他也拿红包,也拿回扣,也推荐最贵的药给富豪,但同时,他和他的同事们,每个月都在为付不起医药费逃跑的人们垫资。 如果我们有非常完善的健保制度,药品公平竞争进入市场,由病患自己选择,医生只有处方权而没有推销权,国家提高医生问诊的待遇和专业技能的待遇,而药物因渠道畅通价格低廉,医保局不是只下拨医院固定的数额,余额让医院自己补齐解决;那么,我们或许就能从医生和病患的直接对抗中走出来,就不会再把原本属于制度的问题,直接推及到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上去。   态度决定医患矛盾?   我在医院碰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医生,一度颠覆了我对医生的全部判断。 他是医院里处理医患纠纷的院长办公室主任,他本人也是一位医生。他跟我说,你写的小说都是浮在表面的:我告诉你一个事实:60%的医患纠纷,责任都在医院。 这句话对我实在是太震撼了! 他说,病人到医院来是干什么的?看病的。谁吃饱饭没事干,到医院来吵一架弄点钱花花? 病人来闹,就是因为医疗不顺利,就是有问题。什么样的问题?我认为是态度问题。有的时候的确是医生的责任心不够,疏漏;有的时候是态度不好,解释不到位;有的时候是给病人的期望值太高,最终没达到。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医生的问题。 他说,你各个医院走一走,大部分医生可能职业生涯里都会有被投诉的经历,但经常被投诉的,就那么少数几个。我一直认为这就是害群之马,就是这几个人坏了医生队伍的素质。他们没有责任心,没有同情心,没有怜悯心,把病人当机器,把自己当操作员。他们的口头禅就是工厂产品都有2%的次品率,我们医生一天都看一百个病人,怎么不能错两三次?有这个态度放这里,他就不配当医生,这和你待遇高低、公平不公平没有任何关系。你增加了病患的痛苦,你拉长了治疗的过程,你多花了病患的钱,你就是坏人。 他说,我工作一生,门诊一天看病八十个以上,每个患者一到两分钟。我的手术也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没有一个病人投诉我。因为我以心换心。病人进门,你冲他笑一下有什么难的?你的说话语气加一个请字,有什么难的?来看病的人,你当他们都是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小孩,你会这样呼来唤去居高临下吗? 他说大部分病患都是通情达理的。你工作做到位了,他们大多能够理解。他们要的也就是一个平等对待,争的是一口气。 他的说法,被我在医院里当“卧底医生”的那段经历验证了。对于一个完全没有医学背景的人来说,我起到了甚至连医生都起不到的作用,这是令我极其诧异的。病患是病急乱投医,他们只要看到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和善的面孔,挂着照片和名牌,就会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地倾诉。我的医生朋友们在解决完他们的工作以后,便将这样一部分病人转移给我,我的功用就是出借耳朵和同情心再加上温存软语。 我抽出相当一部分时间听他们说疾病的起源,家庭的纠纷,老板的残酷,未来的担忧,甚至房贷还有多少没还等等,听到动情处,我会提出我的意见甚至给予拥抱。在我离开医院以后的好几个月,还有病人跟人打听那个“张大夫,人特好”。 所以我尽量地告诉医生朋友们,你如果换一种柔和的语气,多说哪怕一句关爱的话,病患和家属,都对你恨不起来。 重新建立起一种良性循环,一定需要有一方,先伸出手来。相对而言,可能医生更简单。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心术》,我希望它可以为双方打开一扇门,架一座桥,从相互怀疑敌视,到相互换位理解,尽量去信赖这个世界,我们就能增加安全感,幸福感。   (六六,原名张辛,作家。原文链接: http :// www . infzm . com / content /482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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