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

法广 | 听众之音: 李伟东:中共十八大给中国带来政改新希望了吗?

李伟东先生是天下公言文化传媒研究员,《中国改革》杂志社原社长,现在是微博等社交网络上活跃的“冬眠熊”。他首先向我们介绍了中共18大后,中国微博上的局面说:由于习近平最初的曝光讲话务实使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因此微博有评论说“开始讲人话了”,但之后传出的信息却比较混乱和矛盾。 “开始讲人话”的习近平班子又传出混乱信息 关于这种状况,李伟东先生这样说: 微博代表了公众的整体态度,因为现在微博用户非常多了,公众的自发导向可以大致从微博上显示出来。好像是18大会议刚刚结束的时候,大家总体上觉得有一些新气象,因为习近平讲话风格比较务实,比较亲民,态度也比较诚恳。微博上当时的评价就是“开始说点儿人话”了。刚一闭会的时候总体的评价还是可以的,觉得还不错。 但当时也有很多的分析,一是觉得整个班子被元老派安插的指挥的差不多了,江系占了主要的成分,但江泽民对习近平是支持的。胡锦涛在军队系统也仍然是有所控制,对国务院也有所控制。我的一个说法就是:江胡习之间的一个“四四二”的权力结构。习近平等于说是“被接班”,别人安排他接班的,整个班子也是上一届元老为他选的,并没有形成一个他自己的核心团队。所以大家觉得他起作用发挥作用的空间比较小,也有分析说习近平上面一共有19个“婆婆”,都是老的退下去的常委。而且也听说在这次18大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干预角斗的事情。所以觉得习近平第一发挥作用的空间有限,第二是没有他自己的核心团队。按照陈子明的说法:“上来的都是按照老男人原则,就是只干一届的,大家利益均沾”。所以整体上是一个比较保守的结构,发挥作用的空间有限。 但是没有几天功夫之后,李克强大讲改革,说要有“承担”,表现出比较开明的态势,整个微博上也就有一种比较欣喜的气氛。加上习近平反复地讲要反腐败,让大家觉得他决心很大。但后来习近平去参观民族复兴的展览,发表长篇讲话,提出“民族复兴”的种种说法。 这期间,微博上的各种言论仍然是有受到打压的情况,被删贴被封号被警告等等。种种状态并没有被解除。有一些案子在地方上仍然发生。当然李庄的案子在高检这边受到约谈,重庆方面也出现平反冤假错案的状态。但是我也听说刘云山在政协学习18大精神的会上大讲“五不搞”,习近平又进一步强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不走邪路老路”,强调18大的观点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些信息都比较乱,给人感觉是悄悄地有些松动,包括李庄案平反,若干反腐的高调,李克强改革的宣誓等等,但受传统势力的影响,底下实际执行发挥作用的空间不大。李克强讲的“中国十几个改革试点地区”的先行措施:温州率先公布的放开金融给人感觉要放开民间银行了,但实际上只是允许民间资本加入国家银行,像刘胜军这种要求改革的人就在微博上大呼上当,说“这算什么改革”?呜呼哀哉改革没什么戏。 习近平最近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民族复兴”这套话语并不新鲜,只是这么多年传统下他们的一个宣誓,表达出来的某种民族主义的倾向也是颇令人担忧的。他好像想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民族复兴”这样的“大词儿”来凝聚民心,我们都觉得有些空洞。微博上,人们也随着这些出现的不同和杂乱的信息变化,一会儿说有好消息了,一会儿说还很保守。大概就是这样,大家有所期待,但是又有所观望,有某些好消息,又有失望的混合的状态。刘军宁给新班子三到六个月的观望期和考验期,过了这个阶段,如果看不到反腐改革有重大进展和任何政改的希望,可能整个微博的态势就会转为批评。 “政改”难,如同哄不爱吃饭的孩子多吃一口 说到“政改”,李伟东先生分析了习近平新团队是否可能进行政改的问题。他说: 国务院大部制的改革方案正在讨论之中,可能会按这个方案办,但这只是机构改革,不代表真正可以裁员,能变成真正小的政府。是否有某种政改的意义,这些都看不出来。因为18大路线是被规定好了的,自由派学派期待的“宪政民主”的东西他是不会弄的。假设有“政改”的话,也不会走到国际舆论国内自由知识分子和普通公众所期待的那个方向。 第二也不会马上就有“政改”,他们最近的几次亮相,他们给自己规定的目标,看起来就是“集中力量干事”,“不要空谈,空谈误国”,“抓紧最好时机赶紧民族复兴”,然后反腐败,整顿吏治,他大体上就说了这么一套话。就是意味着他要建立一个相对威权的体制,然后集中力量办一些很大的事情,可能会有看起来很漂亮的事情和大项目等等来做。 习近平在讲话中一再说“国家好民族好个人就好”,这个逻辑就不是一个自由主义的逻辑,这是国家主义的逻辑。大家也听明白了,但他也没有说具体怎么才能“国家好民族好个人就好”,反正就是反腐败振奋精神。所以这就像一个新的皇帝登基,“新官上任三把火”,说的全是振奋天下,我要干多少大事。算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班子和励精图治的个人。 习近平也想把事情做好。但他不希望走全天下都希望的民主宪政的道路,只想走原来传统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具有国家主义色彩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所以我看不出有更好的政治改革的前景。最多他会走一个新加坡模式,但新加坡是一个准民主的模式,就是在一党独大之下,还会有民主,言论自由,公民社会,司法独立这样一些东西。 我也知道他们有一个班子在研究新加坡模式,有些报告可能会形成,对新加坡模式中共好像普遍都比较感兴趣。他就是要走的话,也只能走到这个程度,但能不能走到新加坡那么廉洁,司法能不能相对独立,看来还远远达不到。我最近在各种场合见到了北京的很多公共知识分子,有一两百人,所有能想到的,点得上名的,大概都见到了。大家的感觉看法和普遍态度和我的想法差不多:就是不能抱过高希望,(他们)继续沿着老路走,然后可能有所改善。大概就是这么个态势,所有的矛盾都没有看到有解决的迹象。 我们也不知道在解决民生问题上下一步会有什么大的动作。当然大家都在提建议,我也写了30条建议,大家都在找突破口,替领导人找突破口,好像是对一个不想吃饭的孩子,想尽法子哄着他吃饭。 习近平将如何处理薄熙来问题? 《纽约时报》连续爆料温家宝家产会不会迫使中共加快官员公布家产,李伟东先生对此并不乐观。首先他对《纽约时报》记者张大卫是否真的对温家宝家产进行独立调查这点持否定态度。李伟东先生这样认为: 这实际是中共党内政治斗争的反映,和《纽约时报》没有关系。张大卫这个记者本来和薄熙来的关系就很好,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他也参加过若干会议。国内反温的力量准备了足够的材料,这是他们给张大卫提供的材料,具体情节我都知道。所以张大卫说他是独立调查,没有人给他提供材料,这完全是撒谎。他等于是薄熙来那股势力的代言人。在国内从来就是这个样子。” 这不是说我欣赏温家宝的全部,温说政改的话题我们都同意,但他家族里也确有某种腐败因素。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儿子都不可能上得这么快,当上大国企的董事长。平安保险公司要上市前也不会凭空地拿他们家人的身份证,肯定是有输送利益的。估计是他发现后很快就退了,所以他很自信地说没有。现在肯定是没有了。但是假如有的话,夫人孩子有股份,这是中共党内高级干部的普遍现象。温家宝在这方面并不是很严重的,而且自己敢于承担敢于面对。这就可以。 温家宝要公布家产的话,党内也不会叫他公布,而且会保护他,说这是国外敌对势力的造谣污蔑。这会更加加重党内掩盖财产的努力。当年89年的时候不就是有人说赵紫阳的儿子大军二军有问题,赵就说咱们公布财产,等于他在这个集体里变成了一个异类。李鹏就此进行攻击。所以对温家财产的爆料可能反而会加重党内掩盖官员财产的努力。 就习近平来说,他心里会明白薄熙来是一个很大的竞争对手,薄熙来的核心问题都不在于那些包庇等等问题。按照中共的传统说法,薄熙来的问题是要篡党夺权,他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对手。但习近平会不会把他置于死地呢?那也不会。因为一个政治家,一个太子党序列里的人,他们之间有父一辈子一辈的关系,他对薄开杀机是不可能的,是会遭到党内极大诟病的,何况国内支持太子党系统的人非常多。所以我想他会根据某些确认确凿的罪责,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估计是一个20年到无期的判决。而且审判不会很快进行,因为老百姓和18大的蜜月期至少要延长一个月以上,或者到明年开完两会诸神就位以后才会进一步处理薄熙来的问题。 以上是对活跃在微博等网络媒体上的中国独立政治评论员李伟东先生的采访,分析中国大陆微博对中共18大和习近平新班子的反应。感谢李伟东先生接受采访,也感谢各位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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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博国际 | 浦志强:任建宇今上诉 “习李新政”尚待观察

原文发表于 荷兰在线 http://www.rnw.nl/chinese/article/858989 11月29日,重庆被劳教村官任建宇的代理律师浦志强在接受荷兰在线采访时表示,任建宇今天已正式向重庆市高级法院提出上诉。浦志强同时表示并不赞同“重庆司法已走出薄王阴影”的说法,称重庆若干个案或可平反,但无论何人当政都难对现有政治格局做出根本改变。 “我的不幸与幸都是这个时代的” 11月19日荷兰在线曾报道 因网上发帖被劳教的重庆村官任建宇获释 ,重庆市劳教委撤销对其的劳教决定书,但重庆市第三法院以任建宇案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起诉。 任建宇的代理律师浦志强今天下午对记者透露,任建宇今早已寄出上诉材料,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重庆市第三法院先前的行政裁定,并指令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案。 据任建宇的另一位代理律师徐利平在其个人博客上晒出的《行政上诉状》显示,任建宇方面认为,无效的劳教决定随时都可起诉,没有时间限制。任建宇本人在被关押期间电话受人监听,信件须经劳教所检查,劳教所还为其会见律师设置障碍,其诉权并未得到尊重和保护。而任建宇母亲早逝,没有兄弟姐妹,父亲是个文盲,因此任建宇及亲属三个月内未起诉不应归咎于任建宇本人。 “过去的几年,是重庆的不正常岁月,司法也在其内。薄王垮台前的重庆阴云密布,说到“薄王”连警察都心惊肉跳。在薄王肆虐的时候,任建宇能正常行使诉权乎?”上诉状如是表示。 除此之外,任建宇和代理律师还认为,重庆第三法院的一审裁定一旦发生法律效力,不仅任建宇对劳教委的诉权将被剥夺,而且几乎所有的被劳教者,都可能循例丧失起诉权,这个后果太可怕了。 任建宇自19日获释之后俨然成为媒体和互联网上最炙手可热的新闻当事人。在短短一周内,任建宇已接受了央视、凤凰卫视、南都等多家媒体的采访,任建宇的实名新浪微博粉丝达近四万人。无论在采访中还是在微博上,任建宇都一再强调自己是清白的,并希望自己的案例可以成为一个判例,劳教悲剧不再重演。 任建宇11月28日在微博中这样写道:“我的不幸与幸都是这个时代的,不幸是因为这个时代还有文字狱;而幸运的是同时又有那么多的律师、媒体、网民在坚守正义与良知。谢谢你们!虽内心亦常存恐惧,但却不能停下前行的脚步!” 重庆若干个案或有望平反 在任建宇被释放之前,彭洪、刘世银、谢苏明等多起同样发生在重庆的劳教决定接连被撤销。除此之外,因在2009年为龚刚模辩护而被追究伪造证据等罪的李庄案也有新进展,11月23日和2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重庆市第一法院分别约谈李庄,称将按照规定程序办理李庄等人的信访材料。 在这期间,3月起兼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张德江被孙政才接替,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也于29日通过新的人事任免,当地法院、检察院系统的几十位官员被集中调整职位。 据此,有匿名分析人士指出,上述种种迹象表明重庆司法正在逐步走出薄王阴影,彰显了重庆当局在法治层面拨乱返正的努力。但浦志强律师对此持不同看法,他表示,薄王统治专横残暴并非个例,这种现象在中国各地都非常普遍,无论是张德江还是孙政才,他们在现有的政治格局下,都必然缺乏彻底否认文革的决心和能力,他们可能会选择若干个案进行甄别和平反,但绝不可能全盘否定薄王统治期间发生的冤假错案。 “习李新政”尚需时日观察 在十八大结束后的两周时间内,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掀起的反腐风暴也引发了中国和海外媒体的强烈关注。11月15日,习近平在大选后的首次亮相中,曾以“打铁还需自身硬”表露反腐决心。两日之后,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又以“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之说警示官员,并强调“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而新任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等近日也就腐败问题接连表态。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发表文章称,中央高层对形势判断准确,改革思路到位,“习李新政,呼之欲出”。 对此,浦志强表示根据目前形势还难以对未来四年的中国政局走向进行判断,“习李”究竟会采取什么新政,这些新政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遏制和消除腐败,尚需时日观察,“我向来认为,反腐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法律问题。习近平的近日表态可以理解为顺应民意,或理解为他有反腐决心,但关键是要拿出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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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十八大之后 北京回归常态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十八大结束后,红灯笼纷纷被拆下。 北京——红灯笼和红旗都不见了。长长的红毯,面带微笑、穿着套装的女服员以及高耸的、五彩缤纷的花篮也消失了。最近一个狂风大作的下午,秋日的落叶铺满附近的公园,天安门广场上那场本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政治盛会仿佛已消失无痕。 在11月中旬,2268名党代表齐聚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这场名为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盛会,为此,在超过一周的时间里,天安门广场不对公众开放。经过数月的派系间的内部斗争以及幕后的政治角逐,习近平和其他六位男性身穿深色西装,首次以中国新领导人的身份正式亮相。之后,这些政治人物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愿望远离华丽、喧嚣,直入主题开始忙于巩固权力、发表标准的共产党语式的讲话。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十八大召开期间,人们挂起红灯笼做装饰。 然而,大会的结束也让北京约2000万居民中的一些人有一丝怀念。 本月,安全机关发动了许多精力充沛的退休人员充当交通协管员,63岁的刘季(音译)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到大街上确保那些不守规矩的行人和司机遵守秩序。在一个拥有超过500万登记车辆的城市里,这样的工作并不轻松。但党员刘季表示,能为这场为期一周的大会出一份力是一种荣耀,即便这意味着,仅有一个红袖章和一面小旗的她,却要应对北京噩梦般的交通拥堵问题。 她说,“哪怕只是帮了点小忙,我也感觉非常光荣。” 但现在,古都的心脏仿佛已回归常态:偌大的花岗岩广场上空灰蒙蒙一片;成群的中外游客在这里漫步、摆姿势拍照;身穿制服的安保人员站在紫禁城前密切注视着他们。(不老的毛泽东依然从他的画像里凝视着这一切,较为罕见的是:一些安保人员开着类似赛格威Segway的两轮车在广场上绕来绕去。) 在其他地方,一些商店里曾被堆到库房的盗版DVD和关于中国的英文书籍重新出现在货架上。几位被要求在党代会期间离京的知名活动人士也已陆续回到家中。 一年一度的北京马拉松赛因为党代会的召开而被推迟数周,最终在上周日举行。美国大使馆的空气质量监测器显示,当天的空气质量属于“危险”级别。大约有三万人在那天上午参加了这场马拉松赛,对他们来说,这再正常不过,只是又一个污染的日子。 刘季的生活已恢复正常,她多数的时间在靠近市中心的老式胡同房子里度过。北京严寒的冬季即将到来,凌冽的寒风从蒙古吹来,她最为关心的是地方官员们能否将她家的燃煤供暖改成电暖,她说她有信心区政府会处理这一问题。 党代会闭幕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15日,刘季看到了习近平就职演说时的从容、自信,这再次确定了她对中国领导人的信心。她问道,“我们上次是什么时候听到一个领导人的普通话说得如此清晰?” 但是她的独子,33岁的李硕属于另一代人。相比他们的父母,这一代人成长在一个更富裕的年代。对于领导人是否能兑现承诺,给人民更高质量的生活、提升人权,他们会问更一些深层的问题。 音响师李硕说他最希望政府能取消或限制“劳改”制度,因为这种制度允许不经审判的羁押。这一制度曾被众多中国人诟病,今年发生的一件事使它再度引发举国热议。一位湖南的妇女在她11岁的女儿遭几个男人诱拐、强奸并胁迫卖淫后要求对他们予以严判,但她竟被送去劳教。这件事在中国最受欢迎的微博上引起众怒,迫使省级主管部门最终释放了这位母亲。 李硕通常看微博来关注新闻。当然,很多中国人并不像他那样关心政治。即使是在北京,人们对政治也表现出高度冷漠,这一现象是体制的产物,因为国民几乎没有机会参与领导人的选择。 尽管如此,人们仍抱有一丝变革的希望。34岁的北京人赵叶是一位商业顾问,她也是一个未经共产党批准的基督教会的成员。赵叶说,“我们不知道新一届领导将会如何处理中国的宗教信仰问题。” 她补充说道,在党代会期间,教会的礼拜并没有受太大的影响,但是教会负责人一直都“很警惕”。 她说,“现在每个人都小心翼翼的。” 回到天安门广场,尽管经过了最近几周的大规模清理,我们依然能看到十八大的痕迹。譬如,在两个巨大的几乎有整个广场那么宽的显示屏上播放的视频中,其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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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英媒:爱滋危机阴影笼罩中国新领导人

河南爱滋病毒丑闻爆发时李克强在河南省主政 《每日电讯报》说,中国官方从来没有承认血液感染造成大批爱滋病毒受害者的丑闻。而负责掩盖丑闻真相的官员已经被任命为下届总理,他就是李克强。 该报星期四(29日)在其网站刊登报道,讲述了中国一名爱滋病毒感染者的经历。 “王平和”(音)12岁的时候,被父母带去医院做开胸手术,手术后他就感染上了爱滋病毒。最初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感染生病。他回到学校上学,但是抱怨说自己发烧一个月,一些天早晨起来甚至睁不开眼睛。离开学校后他去工厂工作,后来在中国西部挖渠。 现在“王平和”已经28岁,他在5月份被诊断患爱滋病。他缩在自己带人造毛领的大衣中,坐在北京一个饭馆里对《每日电讯报》驻北京记者说,他得爱滋病的消息让他父母哭了4天,因为他是家里的独子。 “王平和”只是大批受害者之一,在90年代在“王平和”的老家河南省还有50,000到300,000人也由于医院的失误被感染上了爱滋病毒,当时那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医疗丑闻。 中国官方从来没有承认过该丑闻,也没有道歉过,因此也没有官方的统计数字。而负责掩盖丑闻真相的官员已经被任命为中国下届总理,他就是李克强。现在李克强到达了全力的顶峰,他似乎急于处理其政治生涯中最不光彩的一段。 他晋升后最初的一些举措当中就有帮助一名25岁的携带爱滋病毒的肺癌患者。这位患者在天津被医院拒绝手术治疗。本周早些时候李克强在电视上同爱滋病患者握手,许诺让非政府组织在对付爱滋病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国在去年的爱滋病毒感染率上升了13%。 上周五李克强下令卫生部禁止医院把爱滋病毒感染者拒之门外。这是平息河南公众愤怒的努力之一,在河南300多爱滋病受害者在9月捣毁了当地政府的大门,抗议他们得不到足够的治疗。 “王平和”说当地的医院因为他是爱滋病患者拒绝治疗他的肝病。他每天上午服用两、三种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而这种药物在西方已经被禁用,因为药物会损坏肝脏。 他还说,爱滋病毒的阴影仍然笼罩中国这个医疗系统。“王平和”说,即使现在中国的医院仍然不能担保他们提供的血液没有爱滋病毒感染风险。 国际卫生组织拒绝对此发表评论。当初爱滋病毒传染在河南爆发的起因就是当地官员鼓励农民献血,但是他们没有严格地甄别献血者。 到1996年,“王平和”被感染爱滋病毒的那年,当地官员已经知道河南省的血库已经受到严重污染。他们不但没有发出警报,反而加以掩盖,阻止新闻曝光,对记者和医生封嘴。 “王平和”说当他刚知道自己被感染时,最初的想法就是采取报复,诸如在医院实行自杀爆炸。但是他后来又想到医院里还有很多无辜的患者,所以就改变了主意。 自从他被确诊后,“王平和”一直在河南省汝南县的乡村中独自生活。附近约有100多爱滋病毒携带者,他们都是在汝南县医院输血时被感染的。但是从来没有官员受到处罚,为“王平和”做手术的医生被调往其他医院,之前经他治疗的几个病人都被感染了爱滋病毒。 “王平和”说他生活基本能够自理,他每天上午骑轻便摩托去4,5公里远的地方接受药物治疗”,他的父母已经搬到了南边,因为他们在自己的村庄中感到羞耻。 “王平和”说他总是独自一个人,白天晚上都看电视,白天看美国男篮比赛。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他是爱滋病带菌者,所以没人跟他打交道。 但是“王平和”说有很多爱滋病毒携带者失去了生活的希望,1/3的人从法院得不到任何赔偿,他们通过故意感染他人进行报复。“王平和”说他自己知道至少有10个带菌者那样做过。 “王平和”说这些人看不到未来,政府的做法并不能给他们自信,让他们觉得自己生命还能维持很长时间。这些人都希望能充分利用剩下的时间享乐。他还说,这些人应该得到公正,他们应该得到工作,但是他们受到的却是歧视。 因为真相刻意被掩盖,许多爱滋病毒感染的受害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病毒传染给自己的妻子或其他人。“王平和”听说过在汝南师范大学许多女学生因为同当地人保持关系,所以被感染上了爱滋病毒。那里一个老师也受到感染,因为他同一个学生发生过性关系。这名女生被劝离学校,许多这样的人都去了南方打工,许多人沦为妓女。 汝南法院判给“王平和”价值6万元人民币的赔偿,但是他现在正在进行司法抗争,争取法院判决让医院为他提供治疗。他去北京在最高法院外抗议。但是他刚打开写着标语的红旗,就被外面的警卫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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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薛理泰、朱惠忠:北京反腐的历史教训

中共十八届政治局常委的人数从上届九人减为七人,有助于提高作出决策并予以贯彻的效率。这样的安排也可以避免权力和责任分离的局面,例如宣传系统和党务系统的职能,以及政法系统和全国人大的职能能够整合起来。   胡锦涛“裸退”的历史意义更不应低估。这次胡锦涛同时放弃了总书记、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至明年3月“两会”期间)这三个最重要的职位,实现了接班人交接一步到位,足以大幅度降低政治上的不可预测性。   今后中共领导层显然是一个团队,成员任期有限,又有前几届政治局常委在旁边不时提点(从积极层面去理解,确实为党内民主奠定了基础)。可以预期,今后中共实行国家管理的局面,必定同个人专断或家族垄断资源绝缘了,这是可以未卜先知的。从国家管理制度化的角度着眼,不啻一个长足进步。   北京新领导层中,多数人行政经验丰富,却以年龄关系,干完一届(五年)就要退休,在执政时对长期利益考虑难免不周,明显具有过渡性质。这可能是一个缺憾。   对于新领导层,当务之急,可能还是如何煞住体制性腐败的趋势。这次习近平以强势登台,也有赖于党内核心层业已凝聚的共识:一党执政的局面正在国内外面临空前巨大的挑战。对此,萧规曹随的庸才是无法因应的。值此非常时刻,中共党内应当而且必须产生强势的领导人,以非常的魄力和手段因应挑战。   可以认为,当年邓小平在中国民众中享有的人望,在习近平身上的翻版,则是真正具有危机意识的中国党政军各界翘楚,对于习氏施政绩效的期望。就此而言,党政军精英对于时局的危机感,却在北京领导层认真办几件大事之际,可以??习近平背书。另外,当前全国民众翘首以待,纷纷对新领导层寄予厚望,这也是借力施为的一个有利条件。   有利条件对准备好的人是一个机会,对于因循守旧者而言,条件再好,也不足以成为一个机会。迹象显示,新领导层是准备有所作为的。   11月17日上午,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首次集体学习如何贯彻中共十八大精神。习近平在说到反腐问题时表示,“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他称事实证明:“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针对反腐问题,习近平用词之重,足以引起8000万中共党员的警醒。   习近平的讲话针对性极强,揭示了严峻的社会现实。只要特权行为损坏了社会公平,个人欲望玷污了官员从政理应清正廉明的形象,民间怨声载道、社会动荡不安,一旦成为沉疴痼疾,终至于政权一朝崩溃,并不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官场腐败牵连面广,积重难返,设若反腐能一蹴而就,也不待于今日矣。犹如人患重症,欲施药石救治,温补宜为先,药峻则慎服;否则,反而促病人早日归西。反腐是一项系统工程,何时、何处入手,需要准备周详,才能奏效。总之,有所作为方妥。   按照中国国情,即使当政者仅采取治标的措施,也会触动既得利益阶层的禁脔,以致形格势禁,政令难以贯彻。这方面,在国共内战中,有一个典型的事例可以说明不作为的利弊得失。   在国共内战中,国统区日益缩小,财政左支右绌,恶性通货膨胀随之爆发,民怨沸腾。1948年8月19日晚,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令,并公布《金圆券发行法》,自即日起冻结物价。商人为了继续赚钱,索性诉诸囤积居奇。《中央日报》刊文惊呼“赶快收拾人心”,认为“必须牺牲极少数人的利益来保证大多数人的利益”。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决定下重手,挽狂澜于既倒,于是由蒋经国赴上海担任监督金圆券发行的副经济督导员,控制这个全国金融中枢的币制改革。蒋经国年轻气盛,率部在上海厉行“打老虎”。“打虎队”均由年轻人担任,上下四方搜觅、查处囤积居奇的不法奸商。终于上海头号闻人杜月笙之子杜维屏也因囤积居奇的罪行被拘捕。   杜月笙救子心切,就给蒋经国出了一道难题。蒋经国在上海汇中饭店召开全面查处不法奸商的动员会议时,杜月笙把搜集到的证据当众面交蒋经国,证明孔祥熙之子孔令侃经营的扬子公司也在大肆囤积居奇,逼迫蒋经国一视同仁,也予以查处。蒋经国遂即刻派遣部下前往查封扬子公司,并下令彻查孔令侃。一时国统区人心大振,民众对新发行的金圆券开始有了信心。   这件事终于惊动了宋美龄。在她出面斡旋下,蒋经国仍然铁面无私,不买她的账。接着,宋美龄数次给正在北平督战的蒋介石打电话,催促他紧急返回江南,迫令蒋经国罢手。在宋美龄的压力下,蒋经国迫于父命,只得半途撒手。稍后,蒋经国本人亦因此事而辞职求去。于是“打老虎”运动戛然而止,国统区物价管制归于失败,11月1日全面撤销。自此金圆券价值江河日下,一泻千里。即使在国统区上层社会,蒋政权也几乎人心丧尽。   蒋介石不顾军国大事,为扬子公司的私事离京南下,致使币制改革无疾而终,甚至动摇了军心。当时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听闻此事,即摇头叹息,认为此后国事不堪闻问。这位国府华北最高军事指挥官对蒋政权丧失了最后一点信心。傅作义的观点,也反映了当时仍然对蒋政权抱有最后希望的中间派的政治立场。   以上就是当政者因为顾全既得利益阶层的禁脔,而失去挽救政权败亡的最后机会的一个典型的事例。历史教训值得记取。   薛理泰是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   朱惠忠是中国战略发展基金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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