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

本报记者 林衍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4月25日  08 版）  漠河露天市场的一位个体户 贵阳附近小镇上的小商贩 伦敦市内一辆加勒比海移民经营食品的流动厢车 改革开放后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 　　个体户老王决心“向中央讨个公道”。 　　他先查询114，然后花费整个上午，相继打了十几个中央政府部门的电话。和大多数求助者一样，他不敢留下自己的名字，只说自己姓王，在成都做手机维修生意。 　　“现在的社会是个啥子情况，我都搞不懂了。每个部门都有权力加一些条件，让老百姓办不成事。你们不厚道，老百姓咋个厚道！”他的语速很快，带有浓厚的四川口音。这句话在那天上午说了很多遍，每一次他都希望，能得到一个像样的回答。 　　现实中，只有一个人主动留下了老王的联系方式，还跟他说了好几句“对不起”。这个人叫张道阳，是国家工商总局个体私营经济监管司的一名副处长。 　　最近，中国青年报记者给这位年轻官员发去采访邮件，很快得到回复。 　　他这样写道：“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有大量底层农民要从做摊贩开始进城谋生，并通过个体经营最终融入城市。但在这个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几千万个体户的声音和利益却往往被忽视。” 　　他希望有人去关注老王的生活，及其身后几千万个体户的生活，因为在当今中国，“个体户问题绝不仅仅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更事关社会公正，甚至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我们自己养活自己，也算危害国家利益？ 　　参加工作9年来，张道阳几乎每天都能接到求助电话。来电者往往说着不同的口音和相似的遭遇。一些个体户执拗地相信，“上达天听”总会得一个公道；另一些人则选择把打通的电话当成愤怒的宣泄口，不由分说地骂出“王八蛋、官僚主义”这样的字眼。 　　面对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质疑、委屈以及期望，张道阳并不忌讳用“麻木”这个字眼形容自己，“就像是法医看惯了死人一样”。 　　今年3月中旬，他接到了老王打的那个电话。 　　和大多数个体户一样，老王来自农村。10年前，他放下锄头，带着一点“成为城里人”的小梦想来到成都。进城的第一个月，便因为“个子比较小”，“又没得技术”，被欠了200多元的工资。后来，他当上了个体户，干过广告灯箱生意，如今做手机维修。他的摊子过去曾有营业执照，但几年前因没有按时参加年检而被吊销。 　　2008年，成都市创建文明城市，为消除无照经营，市政府指定工商局给不能满足办理工商登记条件的小商贩颁发了“灵活就业（营业）辅导证”，但有效期最多3年。 　　就在同一年，财政部、发改委、工商总局联合下发通知，决定全国统一停止征收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因每年能为个体户减负上百亿元，这项新政曾博得一片叫好声。 　　去年，“辅导证”到期，老王想再办个正经的工商营业执照，却遭遇踢皮球的尴尬——当地工商所以房子没有产权证为由，要求他出示街道开具的场所合法使用证明；而街道则称“我们只是个民间组织，没资格同意或者不同意”。 　　前一年还合法的老王就这样成了“非法”，这事儿让他想起过去还收管理费的时候，“追着我们办执照，不去办就处罚，这种事情多噻！”没有营业执照，罚款是逃不掉的，连发票也只能买假的，执法者说他是“危害国家利益”。 　　他把这段经历讲给了电话那头的张道阳。 　　“什么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的第一位不是满足每个老百姓的生存需要吗？我们自己养活自己，也算危害国家利益？”他连珠炮式地发问。 　　长期参与个体私营经济登记工作的张道阳告诉他，按照中央颁布的《个体户条例》以及国家工商总局的相关政策规定，他“应该可以”通过合法途径登记为个体工商户。 　　“我们不跟中央打交道，我们跟地方打交道。每一级部门都有权力增加个说法卡我们，合法的生意，却得干非法的事情才能把钱挣到，老百姓日子咋过吗？”像是找到了出口一般，老王冲着话筒吼道。 　　老王的连珠炮击中了张道阳。放下电话后，他想了许久。 　　“他的遭遇并不新鲜，但这番感受，却无意中替数千万在底层努力经营、希望让自己和家人生活得更幸福一点的个体户发出了声音。”4月初的一个午后，张道阳坐在办公室里接受了媒体采访，手边是几摞厚厚的公文。 　　张道阳说，自己平时常会与一些学者探讨经济问题，但只要聊起个体户，很多颇具声望的学者都说自己“没有什么深入认识”。在经济学已成显学的今天，他发现，中国竟然连一个专门研究个体经济的学会都没有。 　　这让他感触颇深，“许多利益群体都有代言人，但底层的这些个体经营者，好像没什么人给他们说话。” 　　事实上，截至2010年年底，全国共有个体工商户3452.89万户，从业人员7097.67万人，如果算上“非法”的存在，中国的“个体户”问题关系到上亿人的生计。 　　张道阳表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可能一辈子都与什么科技创新、财富积累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每天辛苦经营，只是养家糊口，只是为了生存。 　　在发达国家，这个群体通常被叫做小商人。一个普遍的共识是：个体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稳定紧密相关，与弱势群体的生存权紧密相关，其意义在于，能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参与发展。 　　“当今中国，还有这么一大群人，他们分得的利益比例与社会发展的速度远远不相匹配，属于相对被剥夺的群体。”张道阳叹气道。 　　 店还没开，审批就把你审死了 　　在那次20多分钟的通话里，老王说了这样一句话：“各个部门都不厚道，他们要把他们的利益考虑完了，再来考虑老百姓的利益。” 　　这让张道阳想起，在一家他常去的超市里，有一个缝衣服的小贩，最开始在显眼一点的位置摆摊，后来因为“没有孝敬店长”，就被调到了消防通道里。 　　“一个店长，本身就是个雇员，都有这么大权力，而处在底层的个体工商户却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张道阳感叹，“你就可以想见，有多少管理部门，有多少强势者，就有多少类似的事情发生。伤害他们越重，他们孝敬就越多，恶性循环。” 　　另一次，张道阳到外地调研，遇到一个在公寓楼里开美容院的女老板。在申请营业执照的过程中，美容院卡在了其中一项行政前置许可（审批）上。执法人员对女老板说：“你不达标，我不管你也行，你每年给我拿6万块钱，上面有检查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你关门几天。”对这家美容院来说，6万元意味着一年请了两个雇工去伺候这位队长。 　　实际上，许多个体户有着与这位女老板相似的遭遇。在我国，涉及工商登记的前置行政许可（审批）起码有100多项，这意味存在相当多的行业，要想在其中经营，拿到营业执照之前，总要碰上一两项前置许可的坎儿要过。 　　张道阳向记者讲起了他参加立法工作时，曾整理过的《网民意见建议》，里面收集了8000多条个体户和基层工商人员的建议。 　　“一些前置审批部门坐享其成，有利的抢着，没利的推着，只坐在家里要钱，心情好了，请我吃喝了，上货了，有关系了，就给你办；否则今天推明天，明天天儿不好，后天不在，任你跑断腿，看你敢不来求我？店还没开，审批就把你审死了！” 　　“要提醒法律制定者，在制定条款时多考虑一下，该条款会不会被某个执法单位当成利益杠杠去卡老百姓，去扒老百姓的皮。因为这种情况在咱们中国是最普遍的问题，往往执法者扒了你的皮后，还指着某某条款振振有词地问你，你懂法吗？” 　　张道阳管这些个体户叫“唐僧肉”。他说，在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里，遵循高风险高收益的原则，自己做经营的人，其收益总要略好于普通劳动者。但在中国则恰恰相反，如果有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往往没有人愿意摆摊开店，方方面面的成本太大”。 　　一家日收入不到700元的小型网吧的老板，曾将一份年关送礼名单挂到网上。每到过年，他都要包上20个红包，“每个红包1000元是不能少的”。 　　与此同时，在这套外表光鲜、监管严格的管理体制之下，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很多地区都出现了“个体大户”现象。张道阳告诉记者，有的夜总会要雇佣几百人，却可以登记为个体户，从而避开高额税负，就像开着宝马车买经济适用房一样，很滑稽。 　　 你们是光彩的人，走的是光彩的路，个体经济的事业是光彩的事业 　　事实上，在改革开放初期，“个体户”3个字曾象征着自由与希望。 　　1979年的2月同时发生了两件事，一是知青返城大潮开始，二是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 　　曾是“资本主义尾巴”的个体经济，其合法性第一次在模模糊糊中得到了确认——做生意不用再逃了。 　　在一组名为“看看八十年代中国的个体户们”的照片里，能找到挂着“文明经商”、“礼貌服务”白底红字招牌的路边摊；有留着刚兴起的“青年头”的小伙子，当街支起缝纫机为顾客缝补衣服；还有沾满污垢的灰白色铁炉，上面架一个热气腾腾的铝盆，里面盛着茶叶蛋。 　　1980年，20岁的章华妹领回了一张用毛笔书写的营业执照，编号是10101号。这个卖纽扣的温州姑娘因此被载入改革史。同一年，合众国际社的记者龙布乐来到北京，走进只有3张桌子的“悦宾饭馆”。他写道：“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胡同里恢复元气。” 　　很快，个体工商户的数量便从1978年的14万户发展到1986年的1211万户。 　　当时，个体户、私营业主和企业承包者属于中国的高收入阶层，“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是一句流行的顺口溜。《中国青年报》198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当年最受人们欢迎的职业前三名分别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和厨师，而最后三名则分别是科学家、医生和教师。 　　在那段日子里，还发生过一件饶有意味的事。 　　尽管在政策上给个体户开了口子，但在人们的观念里，干个体仍然是件不光彩的事情，连找对象都困难。 　　1983年8月，在北京郊外的一个机关招待所里，劳动人事部培训就业局召开了一次城镇青年就业先进表彰大会，400多位代表中不乏以捏面人、修自行车为业的个体户。其间，个体户代表们联名写信给大会，希望能亲眼见一见党中央的领导。一个叫成曾樾的年轻干部起草了一封信，并在信封上写下“呈胡耀邦总书记”。 　　信送到中南海的第二天，大会便得到了胡耀邦同志要在怀仁堂接见全体代表的通知。 　　8月30日，十几辆轿车鱼贯驶入中南海。一个叫彭小平的个体户特意捏了一组“八仙过海”当做礼品，而来自广东的个体户荣志仁甚至得到与胡耀邦近距离交流的机会，“一伸手就可以摸到”。 　　这个以搞学生餐出名的个体户回忆道：胡耀邦问我，你当时为什么卖肠粉，有没有心理负担？我说有，觉得不是很光彩。他马上说，谁说你们不光彩，你们是光彩的人，走的是光彩的路，个体经济的事业是光彩的事业。 　　座谈会后，胡耀邦随即在怀仁堂发表了《怎样划分光彩与不光彩》的讲话。胡耀邦说，请同志们回去传个话，说中央的同志讲了，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广大劳动者不向国家伸手，为国家的富强，为人民生活方便，作出了贡献。党中央对他们表示敬意，表示慰问。 　　张道阳告诉记者，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有本杂志叫《光彩》，其名称就来自胡耀邦的这次讲话。 　　1987年，国务院颁布《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在那段个体户的“光彩岁月”里，一位美联社记者曾专程来到北京钱粮胡同，拜访一位将3台缝纫机抬进卧室、办起私营西服缝纫店的妇女。该记者在报道中这样评价眼前的个体户：“她在赚钱，也在创造中国经济史。” 　　 人要能挺胸抬头迈过去，这才叫门槛 　　张道阳曾经问过单位里亲历过改革初期的老同事，那个年代的经营环境是什么样子的。亲历者告诉他，那时候的市场很简单，要拿到经营执照很容易，“也没有什么人来折腾你”。 　　某种意义上，在改革开放初期，大部分计划经济部门并没有将精力放在非公有制经济上，严格的管理没有辐射到新兴的个体户群体。 　　张道阳将1995年称为分水岭。那一年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路，实行“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监管部门也随之转型，纷纷“把触角伸了出去”，更多地腾出精力面对所有市场主体。事实上，正是1995年前后，大量行业管理法出台。据他观察，各部门在立法过程中普遍借鉴国际标准，标准“偏高偏严”。 　　张道阳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出于对资源、环境、市场秩序等多方面的考虑，确实应该对各种行业设立相关行业进入标准。 　　“但这个标准应当实事求是。”他话锋一转，“个体经济的特点就是多层次性。在我国，仍然存在相当多不发达地区，即使在发达地区，也存在相当多不发达角落。就像国际上讨论温室气体排放标准要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一样，国家的标准也要考虑广大底层民众生产生活的现实情况。在这背后，是对个体发展权的尊重和保护。” 　　他说，如果全国都用一把尺子去评价，无异于通过立法，“合法地把很多人划入非法范畴”。这会造成极大的灰色地带，寻租将反复出现。 　　《网民意见建议》里，“创收”这个词不止一次出现。张道阳坦言，越到基层，部门利益表现得越明显，“每个部门都会想方设法在自己职权范围内攫取最大利益，把权力用尽”。 　　张道阳喜欢将一刀切的政府管制比喻为“门槛”。“门槛是必须的，因为它可以挡水。但人要能挺胸抬头迈过去，这才叫门槛。如果我把门槛弄得非常高，你只能爬，或者求着看门的人拉你过去，而迈过去以后就没人再管你了，那门槛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你进门的时候难为你一下吗？” 　　2009年，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曾对摊贩经济进行过实证研究。他认为，过严的政府规制，大幅提高了商贩的经营成本，商贩又不得不将成本转嫁给市场，便会直接导致食品安全问题。 　　张道阳与何兵看法一致。“人啊，只要觉得生活还有奔头，有前途，有希望，就会自觉地讲诚信。你把他逼得没有前途了，没指望了，他还讲什么诚信？”他皱着眉头说道。 　　在一次赴日本考察时，他听过这样一件事：有个卖米的商人因为向酒厂提供了变质的大米，导致酒厂因生产劣质清酒被媒体曝光，卖米的商人竟然因此绝望自杀。 　　当地商人告诉他，在自然形成的市场环境里，人们会自觉地遵守公序良俗，卖变质米的商人被曝光后名声扫地，以后不会有人再和他做生意，他也就无法生存了。这样的环境里，小商人都很珍视自己的商业信誉，有很多家庭经营、父子相承的手艺世家和餐饮老字号可以世世代代做下去。 　　张道阳说，贩夫走卒、引车卖浆在中国自古有之，并没有现在这么多形形色色的监管门槛，小商人同样全靠诚信经营。 　　“他们几十年几百年都那么卖，其产品也未必比现在的更不安全吧？”他反问道。 　　 个体户问题已经从改革问题转变为社会公平公正问题 　　面对个体户所遭遇的种种困境，有人曾评价，这是个从“改革先锋”变成“改革弃儿”的群体。 　　张道阳则察觉到，30多年来，个体经济的形态并没有多大变化，但这个群体的组成成分已经改变。 　　他的感觉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作为最先冲破传统体制的力量，个体经济比传统的计划经济高效得多，而其参与者也是那个年代最渴望经济自由的一群人。但改革至今，多层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呈现，个体经济变成弱势的经济形态，并不会给政府贡献太多财政收入，其组成成分也转变为以谋生、糊口为主要目的的城市底层群体，特别是大量进城务工、创业的农民工群体。 　　这意味着，个体户问题已经从改革问题转变为社会公平公正问题。 　　张道阳遇见过一个年轻的个体户。这个22岁的年轻人这样描写自己的生活，“从7岁开始我的生活就不那么明亮了”。他从小陪着父母在菜场里做生意，还要照顾风瘫的爷爷。还是小学生的时候，他便在作文里许愿：“希望有一个可以安心奔生活的地方，让每个人都可以勤勤奋奋安安稳稳地过上他们的日子。” 　　一篇2009年发表、题为《北京外来农民个体户经营现状调查研究》的论文指出，进京的农民个体户年平均利润呈逐渐下降趋势。90%以上的受访者提到，以前随便做点生意都赚钱，现在却是稍不努力就赔钱。 　　另一个现实是，政府对于个体户的扶持政策面临“制度性冷漠”。 　　据张道阳观察，每年进行就业统计的时候，往往会把个体户的数字纳入中小企业计算，而要扶持中小企业的时候，登场的却都是衣着光鲜的企业家，不会再有人“搭理个体户”。 　　“扶持对不上口，人家哗啦哗啦打麻将，没人陪你打扑克。”张道阳解释道，某些政府部门分配社会财富的过程，往往是谁有能力谁争取，而个体户“连争取的能力都没有”。 　　“归根到底还是发展观的问题。很多官员想的是，这些人对GDP没有多大贡献，对财政也没有多大贡献，为什么要扶持他们？更何况，他们当中很多还是外来的农民工。”张道阳说。 　　《北京外来农民个体户经营现状调查研究》一文还指出，城市中的经营性房屋租金越来越高，很多农民个体户不得不集中到四环甚至五环外，或者在城市中做流动摊贩。 　　张道阳的几个高中同学，在中关村最红火的时候租了柜台挣了点钱。有眼光的买了柜台，如今还能经营下去。另外两个人则选择了离开，因为房租把绝大部分利润都吃掉了。他们对张道阳说，在中关村买东西，恐怕一半以上都是消费陷阱，没办法，“不骗，就干不下去”。 　　回到老王，他的小铺子有30多平方米，搭在成都市的一座立交桥下面，每月要交的租金是1000多元。这是他奔生活的地方，也是他的“家”。他和父母以及上初中的儿子4个人都住在铺子里。在干个体的前两年，他挣了两三万元。老王曾经想，再挣上几万块钱“就能买房子了”。 　　“现在？买房？想都不要想，这是啥子生活喔！”39岁的老王愤愤地对记者说，“我干了10年喔！” 　　“过去老百姓讲‘吃瓦片儿’的成了现在的食利阶层，而那些个体户忙碌终日却难有回报，说明现在这个分配体制是有问题的，缺乏活力的。”张道阳谈起同学和老王的境况，“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整个蛋糕做得很大，强势者吃完了，还能剩下一块儿，别人也够吃。现在速度要降，强势者如果还像以前那么吃一大块，这上亿的处在弱势的个体户还分什么啊？” 　　他注意到，在美国纽约市曾发生过一件与小商人有关的事情。 　　有议员提出，对纽约一直允许的占道经营加以“有条件”限制，结果被大部分议员否决，理由是，取缔占道经营将使一部分“新移民”、“小生意从业者”的生存权利受到“可想而知的伤害”。 　　目前，纽约有超过1.2万名有执照的街头小贩，86%都是外来移民，其中人数第二多的恰恰是来自中国的小商贩。 　　张道阳评价道，一个穷人过不好的社会，富人同样不会过好。而对一个国家而言，“公正地尊重和维护每个公民的发展权比什么都重要”。 　　 一个城市的繁荣，绝对不只是富人的繁荣 　　有一年，张道阳去伦敦考察。在一个停车场内，他看到了一辆经营食品的流动厢车，车身印着加勒比海风貌的图案。他上前了解，原来这是一个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靠做小生意为生。经过多年的努力，他和家人已经住进了当地社区，逐渐融入了英国社会。 　　“一个城市的繁荣，绝对不只是富人的繁荣。”张道阳有所感悟，专门拍下了这个场景。 　　他发现，在发达国家，有大量新移民均是通过个体经营成为城市经济社会生态中的组成部分，并逐渐融入城市。 　　在张道阳看来，这同样也应该是中国完成城市化进而完成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单纯打工的农民，无力维持自己和家人在城市中的生活，并不是真正的城市化。” 　　他甚至想象过一个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理想模式：一个农民工，通过打工积累一点钱、增长点见识，然后可以在城里摆个小摊或者开一个小铺，有稳定的收入，他的家庭从此生活在城市里。他的孩子呢，就可以在城市接受现代教育，成为国家潜在的人才资源。第一代的农民工本人终生可能只是个城市里的小商贩、个体户，但他的孩子可能就是个出色的医生、工程师、科学家。 　　但这只是想象。张道阳隐约感到，近几年，因为各种或明或暗的成本，许多怀有此类美好憧憬的农民工兄弟，离他们的梦想似乎越来越远了。 　　一个广东的小伙子，曾用打工挣来的钱开了家小店，卖手机。干了两年，现在一个月下来还赚不到1000元。他写道：“没办法，做完今年看来也要关门了。中国又少了一个个体户，多了一个农民工。” 　　成都的老王同样感到营生不易。他说，现在生意不好做，一年只能存上几千块钱；娃娃初中要毕业了，没有资格参加中考。但他同时告诉记者，农村也回不去了，“从乡镇到村里的路，只有车轮子上没长荒草”。 　　他如今的愿望是，办下营业执照，再办个5年的居住证。他坚持说，哪怕给他一个很小的门脸，就能养活一家人。 　　在采访当中，张道阳向记者推荐了一位美国社会评论家发表于1902年的一篇文章，题为《与贫民窟的斗争》。文中，他专门用铅笔标注了两段话： 　　“我们总要伸出手，将那溺水者从水中拉出的。现在是时候了。再晚一点，我们恐怕将难逃被溺水者拖下水去而一道沉没的危险。” 　　“不管我们是否拥有兄弟情谊，我们本是兄弟同胞。假如不给纽约下东区桑树街的人以兄弟情谊，我们要想在第五大道繁荣区找到善良公民的美德则是徒劳的。” 　　多年来，每到一个地方，张道阳总要去当地的早市摊儿和各类市场转转，拍一些照片，为此他还特意买了一个长焦镜头。 　　2010年2月，他到了中国最北的漠河，当时的气温在零下45摄氏度左右。在那里的露天市场，他遇到一位卖坚果的个体户，穿着蓝色棉袄，戴着黑色棉帽，在寒风里高声吆喝，努力经营。张道阳端起相机，记录下了这一瞬间。 　　如今，这张照片被张道阳放大后挂在办公室里——一位大妈，冻得满脸通红，却挂着微笑。 　　（本版照片由张道阳提供）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5/08.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中国青年报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小站！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目前正值南海主权争议加剧之际，美菲军事演习演与中俄军演也才刚结束，所以梁光烈的来访备受外界关注。梁光烈是中国九年来首位访问美国的国防部长，他于美西时间4日抵达旧金山后，发表书面谈话，称中美过去40年的发展证明，「两国不是零和博弈的竞争对手」，而是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两国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在当前错综複杂的国际形势下，中美拥有更广泛的共同利益，两国关系具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他指出，两国关系积极发展下，美中两军关系也不断向前发展，这次访美，就是要增进双方了解、加强互信、促进合作，推动美中两国军队关系健康稳定地向前。中国学者时殷弘说，访美期间，梁光烈应会与美方谈到近来备受关注的南海争议，“预料他会进一步表明中方立场”。美国与菲律宾在华府举行首次外长与防长的“2＋2”会谈后，美方表态称要求多边方式和平解决争端。对此，时殷弘进一步指出，中国与菲律宾在黄岩岛对峙事件上，“梁光烈应该会要求美方发挥建设性作用，不要起反面作用，以避免一些国家误判形势。” 梁光烈上次访美是2004年，当时他是中国军方的总参谋长。梁光烈这次主要随行人员还有渖阳军区司令员张又侠、海军副司令员苏士亮、空军参谋长杨国海、第二炮兵参谋长高津、新疆军区司令员彭勇等。梁光烈此行与美国国防部长潘内塔举行了会谈，并访问美国海军圣地牙哥基地、南方司令部总部、陆军班宁堡、空军第四战斗机联队、海军陆战队第2特遣部队和西点军校。此前，大陆国防部官员表示，梁光烈将就国际和地区局势等重大问题与美方进行战略沟通，另外还与美方就两军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深入探讨。 有分析指出，梁光烈此行是对去年初美国防部长盖茨访华的回访。去年1月，盖茨访中，并参观了解放军第二炮兵司令部等重要军事设施。不过，随后美国宣布对台军售，引发中方强烈反弹，两军关系也受到影响。近来，一些国际事件也引发双方的猜忌与质疑，但这次梁光烈应邀访美，显示中美军方发出试图缓解这一趋势的信号。 另外，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现为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访问学者赵干城认为,梁光烈这次造访美国，应在台湾问题上和美方充分沟通，并再次就美国对台军售表达大陆的立场。赵干城表示，美国会继续对台湾军售，但如果继续军售的话，对中国大陆与美国的军事交流将有非常沉重的打击。2010年美国对台湾军售时，曾经造成大陆与美国军事交流一度中断。赵干城说，大陆的底线在那裡，「一定要向美国提出」，要不然大陆与美国的军事关系会再一次起伏，这会导致大陆与美国的关系非常脆弱。 台湾方面也密切关注梁光烈访美。台湾外交部表示，有关美中高层交流，美方基于台美默契，都会援例向台湾方面简报会议情形。美国历届政府也都遵守《与台湾关系法》及6项保证，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多次强调对台政策不变。外交部表示，将持续密切关注美中关系发展，并继续与美方合作，增进台湾国防安全，敦促美方提供军备，加强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并维持两岸和平稳定，相信这也符合区域各方利益。 台湾国防部军事发言人罗绍和受访时则说，对于这个行程，国防部没有评论，但会密切注意后续发展。

傅莹约见菲律宾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蔡福炯时说，菲方至今“没有认识到正在犯严重的错误，反而变本加厉地不断扩大事态，不但继续派公务船在黄岩岛泻湖内活动”。中方”对形势难以乐观“。 傅莹强调，“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希望菲方不要误判形势”，“中方敦促菲方撒走在黄岩岛海域的船只，绝不能再干扰中国渔船作业，更不得干扰中国政府公务船依法执行公务。中方也做好了应对菲方扩大事态的各种准备”。 面对南海对峙不断升级，上星期，马尼拉当局要求美国及国际社会帮助菲律宾具备起码的防御能力。  

文/彭涛（博士） 自4月27日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进入美国驻华大使馆之后，中美双方就陈光诚及其家人的安全和去留等问题迅速地进行了磋商并达成了协议，最后在陈的要求下同意他和家人赴美。这件突发的“人权事件”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广泛关注，成为继王立军事件之后的又一起搅动中国政局的大事。该事件被某些媒体喻为，是一件将对中共十八大权力分配（包括对薄案的处理）和中美两国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 保守派占上风，政改声音被淡化     陈光诚事件暴露了中共维稳安全系统的漏洞和该系统对法制和人权践踏的劣迹，在世人面前大伤了中共的脸面，也让中共感到的极度恐慌，害怕由此而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和骚乱。这种被美国人在自家的地盘“玩弄”的羞辱感和害怕民众生乱的恐惧，促使中国高层的中间派和改革派的一部分向保守派靠拢，并联手为维稳而加强对异议人士和社会舆论的控制和打压，同时也让保守派重新在中共高层权力的构成中增加其分量。在这种“一致对外”和“捍我河山”的氛围下，政治改革的声音便自然而然地被降低和淡化了。 据报道，北京就陈光诚事件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四二七事件处理小组”，胡锦涛为组长，副组长是周永康和令计划，成员有杨洁篪等，但温家宝却没有被纳入该小组。这说明，一向被称为改革派的胡锦涛现在却向保守派靠拢，将激进的温家宝排斥在处理陈光诚事件之外，因为胡锦涛“不愿意让此事成为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契机”。另外，保守派的喉舌还纷纷发起对陈光诚和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的攻击。《环球时报》称陈光诚咎由自取，斥责他“为性情多疑、出尔反尔的小人”。 《北京日报》也连续发表评论，严厉谴责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并以文革式的语言警告骆家辉不要插手中国的事务，称“骆家辉是祸乱中国的鸡鸣狗盗之徒”，等等。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也谴责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并要求美国道歉。同时，陈光诚的家人继续遭到威胁并与陈失去联系，陈光诚的朋友们也仍然受到中共安全部门各种各样的监控。 考验改革派的政改诚意和能力     如何处理陈光诚事件，目前已成为考验中共高层改革派是否对政改真有诚意的一块试金石。至今为止，改革派在陈光诚事件上没有什么令人信服的作为。对陈光诚的三个请求(依法严惩犯罪，保障家人安全和依法惩治腐败)，总理温家宝尚没有做出什么正面而积极的回应（至于北京答应调查山东地方政法委违法行径的允诺是否最终被履行还是个问号），温家宝也没有公开关心过陈光诚事件和直接与陈光诚接触过。 这就让外界对中共高层改革派（特别是温家宝）在政改上的诚意和能力提出了质疑。相反，温家宝却要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尊重中美双方的差异”。改革派在陈光诚事件上的退缩不前和被边缘化，说明他们在中共高层权力角逐中再次处于劣势，以及他们在“大敌当前”（维权人士和美国政府搅局）的情势下也不得不向保守的“维稳派”低头，并与之联手而“从速处理”陈光诚事件，以保证中共十八大前后的绝对稳定。 另外，在陈光诚问题上，温家宝也曾长期“容忍虐待陈光诚及其家人”，而且到迄今为止，他也从未在政改上有什么真正的建树，尽管他长期以来呼吁从事政治改革。人权和法制在中共改革派的权力和利益权衡中究竟有多大的分量，这次就让人们在陈光诚事件中对其略知一二了。 中美关系不会因此而受重大影响     陈光诚事件正好发生在新的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之前，给此次对话和中美双方带来了摩擦和麻烦。为了减少对这次对话的干扰，中美两国均努力合作，试图尽快解决陈光诚问题和尽量减少该事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因为双方有比陈光诚问题“更大和更重要的”事情要商榷（如促进中美经济增长、北朝鲜导弹发射、伊朗核武、叙利亚内乱和南海黄岩岛等问题）。 美国虽然让陈光诚进入了美国驻京使馆，但不久又迅速让他离开使馆而再次落入中共安全部门手中。美国接纳陈光诚是不得已而为之，并不完全是出于真心。这可以从美国使馆开初唐突而草率地处理陈光诚一事上看出来。美国向来在中国人权问题上多是作秀，在重大利益的诱惑下从来不想因为人权问题而真正得罪北京。而美国相信中国政府会履行其保证陈光诚及其家属安全和公民权利的承诺，这本身就是在自欺欺人。在陈光诚事件上，连中共改革派都不敢和不愿为其说两句公道话或为其打抱不平，谁还敢相信北京的诺言？美国人是不了解中共还是在装傻？因此，陈光诚事件不会象一些媒体所认为的那样，将对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两国关系造成什么重大的影响。 今后，美国将跟以往一样，尽量避免在人权问题上与北京发生冲突，以维护自身在经济和战略上的利益。最近，美国甚至已宣布，不插手北京和马尼拉在南海问题上的纠纷。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在南海动武，美国也不会干预。可见，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默契和共识有多大。一句话，不管陈光诚是赴美还是留在中国，赢家都只是中国政府，特别是中共高层的保守派。因为，中国人权不会因为陈光诚的去留而得到任何实质性的改善。到迄今为止，人权在中共政治中没有价值，没有分量，也没有市场。而中国的改革派又太软弱，太模糊和太没有底气。 政改前景渺茫，民众才是希望     陈光诚事件再次让人们看到，中共党内改革派与保守派在人权和维稳问题上的立场的一致性。中共内部各派对人权和维稳问题其实一直都有共识。维稳高于一切，高于人权。因为只有“稳定”（这只是个借口而已）才能保住中共既得利益集团（不管是哪一派）的权力和利益。 在中国大陆，象陈光诚这样受到非法迫害的异议人士比比皆是，他们的遭遇不会因为陈光诚事件而真正得到好转。在中共不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和着手改善人权和法制的情况下，官员滥用权力和违法迫害异议人士的现象就不会停止。一旦陈光诚事件在媒体冷却下来，一切又都会恢复到过去，冤假错案将照常发生而无人过问，上访民众的队伍将一如既往地越来越长。中共高层的保守派也将继续利用陈光诚事件向党内自由派发难，甚至追究其责任，并将变本加厉地打压和控制异议人士。 保守派还有可能利用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争端来刺激党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转移其对他们违法犯纪的视线，为自己在十八大上争取更多的席位和话语权。另外，保守派也有可能借陈光诚事件来给胡温处理薄熙来事件制造难题和增加变数，使薄案变得更加复杂化。 但是，与中共高层各派势力形成鲜明的对照，很多大陆民众在网络上对陈光诚却给予了广泛的人道与政治声援，并对保守派喉舌对陈光诚和骆家辉的攻击予以了严厉的斥责。网民对中共左派宣传机器对陈光诚的抹黑感到忍无可忍，对中共官媒为官员腐败和高高在上作风的辩解感到荒唐至极。大陆民众看清了陈光诚事件的真相，并对中国人权和中共体制问题作出了鲜明的表态。由此看来，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希望不能单单寄托在中共党内的“改革派”身上。 中国民主化的动因是民众。 中国未来的希望在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