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中国历史上的“敏感词”制度

    中国历史上的“敏感词”制度   完美孤独   文字本来是用于描述事物、表达思想的符号,为全社会共同所有。但是在我国历史上,一些人为了显示权威与尊严,规定有些字只属于个人,不允许别人使用,如果别人使用了,轻则会招来砖块,重则有性命之忧,这就是避讳制度,也叫敏感词制度。敏感词制度是我国历史上一项极为重要的社会制度,是一种专制文化现象。   敏感词已知最早出现于周朝,周王室明文规定了“六避”,即在六个方面设置了敏感词,等于在六个方面注册了商标,别人没有使用的权力,甚至叫的权力也没有。但历史上常见的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君主的名字是敏感词。在历史上最高统治者的名字可不能随便叫的,《唐律疏议》规定,直呼皇帝名字,相当于颠覆国家政权罪,就要请去喝茶。“诸上书若奏事,误犯宗庙讳者,杖八十;口误及余文书误犯者,笞五十。即为名字触犯者,徒三年。”因为叫了君主名字请去喝茶而喝开水死、做噩梦死的、躲猫猫死的大有人在。   康熙年间,庄廷鑨《明书》直书清太祖努尔哈赤之名,结果修订、校阅、写序、署名、刻字、印刷、卖书、藏书、官员等达数百人受到牵连,处死刑者七十余人。举人王锡侯删改钦定的《康熙字典》,重编作《字贯》,触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帝名,判处斩刑,封疆大吏也因失察革职治罪。   上级的名字是敏感词。上级的名字也是不能随便叫的,叫了要你吃不了兜着走。宋代的杨万里任监司,一次外出调研,地方官员请他喝花酒,三陪女为他献歌,其中有“万里云帆何日到”,犯了杨万里的讳。地方官员为讨好杨万里,下令将这位三陪女送往监狱。   宋代太守田登,不允许下级直呼其名,谁叫了就要倒霉。有一年过元宵节,他的秘书起草通知放灯火,有“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这样的句子,闹出“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样的大笑话。   五代时的冯道,历朝为相。一天有人给他举行老子《道德经》学术讲座,可书的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一句话中竟有三处是敏感词。为了避免冒犯冯道,老师灵机一动,将这句话改为“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   长辈名字是敏感词。古代与人交往,最好先打听别人长辈叫什么名字,因为对于晚辈来说,长辈的名字也是敏感词,言谈中不能出现,否则就等于辱没人家先人。晋朝有个叫王忱的人,一天去看望桓玄,桓玄用酒招待他,王忱因为身体原因忌冷酒,因此叫仆人去“温酒”,谁知桓玄听后突然大哭起来,结果不欢而散,原来桓玄的父亲叫桓温。   唐朝汝南人袁德师是给事中袁高的儿子,因为父亲名高,便不吃糕这种食物。   唐朝的诗人杜甫,父亲的名字叫杜闲,对他来说,“闲”字是敏感词,杜甫写了一辈子的诗,却没在诗中用过“闲”字。杜甫母名海棠,《杜集》中无海棠诗,不名母名也。苏轼祖父名“序”,即讳“序”字,所以苏洵不写“序”字。碰到写“序”的地方,改成“引”字;苏轼也跟着不用“序”字,他以“叙”字来代替。   宋人徐积父因为父亲名石,从来不用石器,不踩石子,遇上非过不可的石桥,便让人背着他跑过去;刘温搜因为父亲名岳,便终身不听音乐,不到嵩月、华山等五岳游玩;北宋吕希纯因为父亲名公著,著作郎是个官职,他宁愿舍弃不做;韦冀的父亲名乐,由于乐是个多音字,即可读作音乐的乐,又可读作快乐的乐,因此韦冀一生中不仅不听音乐,不游高山大岳,不饮酒做乐。   圣人的名字是敏感词。主要指避孔子和孟子的名讳,有的朝代也避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之名,有的还避周公之名,有避老子之名的。比如孔夫子,名孔丘,北宋朝廷下命令,凡是读书读到丘字的时候,都应读成“某”字,同时还得用红笔在“丘”字上圈一个圈。清朝规定,凡是天下姓丘的,从此以后,都要加个耳字旁,改姓邱字,并且不许发音为邱,要读成七。于是天下姓丘的,从此改姓邱了。   你可以不写文章,但不可以不说话,因为敏感词,给人交流凭添了多少麻烦,怎样避免敏感词是古人很伤脑筋的一件事,他们基本上采取以下办法脱敏:   改字。秦始皇的父亲名子楚,于是把楚地改为荆。秦代以前阴历一月古时本来又叫政月,到了秦朝,由于秦始皇一月出生,取名嬴政,就把政月改为正月。正月的正”不再读政而读征了。晋文帝名叫司马昭,昭字别人就不许用,于是古代的王昭君改称为王明君。唐高宗叫李治,当时在行文中凡遇到治字都要改成理字。宋仁宗名赵祯,蒸包子、蒸馒头的蒸字就得改为炊字。《水浒传》里武大郎吆喝的卖炊饼应该是卖蒸饼。   汉高祖名刘邦,汉代凡用“邦”字的地方,都改用同义的“国”字。《论语》中有“邦君为两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邦”,《尚书》中“安定厥邦”,邦都改用“国”字。张迁碑说:“诗云旧国,斯命维新。”而《诗?大雅?文王》原文作“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是后人抄碑文时为脱刘邦的敏而把“邦”改用“国”。微子启改作微子开,这是避汉景帝讳“启”;盈数改作满数,这是脱汉惠帝敏“盈”等等。   空字。指遇有敏感词的地方则空而不书,或打个空囗,或用“某”字代替,或直接书“讳”字。《史记?孝文本纪》:“子某最长,请建以为太子。”文中的“某”指汉景帝刘启。许慎《说文解字》中遇有敏感词都注“上讳”而不加以解释。禾部“秀”,是光武帝刘秀的讳,戈部“肇”字是汉和帝讳等。脱敏空字极易造成史病。唐人写《隋书》避李世民讳,将王世充、徐世勣分别写成了王充、徐勣。   缺笔。是指用缺少字的笔画的方法脱敏。用缺笔的方法脱敏始于唐高宗时。“世”字因脱唐太宗李世民之敏,在唐代碑文中缺作卅,少了最下边的一横。用缺笔的方法避免敏感词导致古代典籍用字的混乱,影响对文义的理解和正当流传。所以在唐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1年)曾下诏曰:“孔宣设教,正名为首,戴圣贻范,嫌名不讳。比见钞写古典,至于朕名,或缺其点画,或随便改换,恐六籍雅言,会意多爽;九流通义,指事全违,诚非立书之本意。自今以后,缮写旧典文字,并宜使成,不须随义改易。”后世沿用这种脱敏方法的,如清康熙帝名玄晔,在书写或刻书时都要缺掉最后的一笔。   同音替代。指用音同或音近的字代替所要脱敏的字。   我相信这些方法现在很多人并不陌生。这都属于明文规定的,变通处理还可以,但在有的王朝敏感词被滥用,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令人防不胜防。根据《礼记·典礼》,“名字者不以国,不以日月,不以隐疾,不以山川。”孟子也说过,“讳名不讳姓,姓所同也,名所独也。”意思是称呼国名、姓氏、日月、官职、牲畜、器物、货币、山川不受敏感词限制。然而,在有的统治者眼里,“朕即天下”,祖制算个逑!朕就是祖制,为了所谓个人权威与尊严,可以为所欲为,什么国名、姓氏、日月、官职、牲畜、器物、货币、山川,都要给我让道。   五岳之一的恒山,一度改称常山,就因汉文帝大名刘恒。战国时的鲁国出了姬具、姬熬二位君主,鲁境的具山、熬山即告易名。宋太祖名赵匡胤,于是匡城县、胤山县统统改掉。南京曾名建邺,司马邺登基后改为建康;玄武湖曾名元武湖,因清朝有康熙皇帝玄烨。   战国时,宋武公名司空,官职司空改为司功;晋僖侯名司徒,官职司徒便被改为司城,后改称中军;唐太宗名李世民,改民部尚书为户部尚书。   郑樵《通志?氏族略》曰,籍氏脱项羽敏而改为席氏;奭氏脱汉元帝敏改为盛氏;庄氏脱汉明帝敏改为严氏,春秋时的庄子名周,此时也要改姓,叫严子;庆氏脱汉安帝父敏改为贺氏;师氏脱晋景帝敏改为帅氏;姬氏脱唐明皇敏改为周氏;弘氏脱唐明皇敏改为洪氏;淳于氏脱敏唐宪宗讳改为于氏;啖氏脱唐武宗敏改为澹氏。山药蛋本来叫薯蓣,因为唐代宗讳予,改名为薯药,到宋代,天子英宗名曙,薯便成了禁忌,薯蓣又改名山药。   二十四节气之一的“惊蛰”原本叫启蛰,是脱汉景帝刘启敏而改称的;野鸡本叫雉,是脱汉高祖吕后雉敏为改称的;《广雅》一书因扬广而改名《博雅》、《太玄》一书因唐熙玄烨而改为《大园》。   李渊当上皇帝以后,因为李与鲤同音,就明令天下,禁食鲤鱼。明武帝朱厚照发文在全国禁止养猪,禁食猪肉。好在历史上没有姓万或范的皇帝,否则老百姓吃饭的权利都会被剥夺。   据鲁迅先生的描述,阿Q因为有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痊愈之后留下的光滑发亮的疤痕。阿Q对此又很有讲究,怕人提及,因而忌讳说“癞”以及一切相同相近的读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亮”也讳,再后来,连会发光发亮的“灯”“烛”之类也都讳了。一犯阿Q的讳,阿Q就“全疤通红地发起怒来”,跟人家吵骂,打架。阿Q的联想属于捕风捉影、疑神疑鬼,鲁迅的《阿Q正传》是小说,但有血淋淋的历史作依据的。   明朝初年,朱元璋作了皇帝,杭州儒学教授徐一夔献上一篇贺表,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光天”者,光辉达于天下也;“作则”者,作榜样也。可谓是称颂备至了。然而,朱元璋看了,破口大骂:“腐儒乃如此侮朕耶!''生’者僧也,以我从释氏也;''光’则摩顶之谓矣;''则’字近贼。”下令将徐一夔抓起来斩首,罪名为“不敬”。原来,朱元璋贫贱时,当过和尚,也干过偷鸡摸狗的勾当。当了皇帝,怕人家揭他的老底,心存疑虑,忌讳良多。“和尚”、“僧”以至音近的“生”,还有光头的“光”,“贼”以至音近的“则”之类,都是敏感词。一篇歌功颂德文章,经朱皇帝歪批三国,变成了指桑骂槐,徐教授稀里糊涂做了刀下之鬼。   清朝,统治者嫉恨中原人民视其为外族,除皇帝名之外,胡、夷、虏、狄等字都是敏感词,不注意是要判刑的,处罚十分恐怖,本人动辄砍头凌迟,株连几族。清人徐骏诗集里有“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两句诗,被人告发这“清风”就是指清朝,于是徐骏以诽谤朝廷罪斩首。雍正年间,主考官查嗣庭摘用《诗经》中的“维民所止”作为试题,经人告发说题中“维止”二字是暗示将“雍正”砍头示众,查嗣庭下狱并病死狱中,惨遭戮尸枭首,儿子处斩,兄侄流放。乾隆年间,内阁学士胡中藻引用《周易》中的爻象之说,以“乾三爻不象龙”为试题,题中有“乾、龙”二字,龙与隆同音,竟判定是影射乾隆皇帝而被送上断头台。   谁说中国人没有想象力?这就是想象力,但我们的想象力都用在了这些歪门邪道上了。在专制社会,老百姓不仅剥夺了思想的权利,而且剥夺了说话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你什么时候冒犯了敏感词,什么时候没有冒犯敏感词,解释权在最高统治者,令人防不胜防,权力的霸道与专横发挥到了极致,如果你因此被请去喝茶,最好不要怨天尤人,套用中科院院士何祚庥的一句话就是“谁叫你不幸生活在这个年代”。   敏感词的出现,一是给文献的流布制造了混乱。由于敏感词,文献典籍经常改动,给后人阅读造成诸多不便;二是给人们语言正常交流造成了障碍。据统计,宋代是敏感词最多的一个朝代,有278个字,这不是成心让人添堵吗?那时候能将意思表达清楚、顺畅的人简直就是天才,估计宋人见了面,交谈内容大概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三是扼杀了中国人想象力。明清两代因敏感词问题导致文字狱不知牵连了多少人,敏感词制度在明清两朝成了钳制读书人思想的重要手段,天下读书人莫不胆战心惊,中国近代文人少有独立的人格和思维,和这种残酷的敏感词制度有很大的关系。可以看出,我国历史上敏感词的出现是封建等级制在文字领域的集中反映,是恶搞,是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糟蹋,是一种反文明的行为。   唐代大诗人李贺,才华横溢,但是他的父亲叫李晋肃,“进士”与“晋肃”谐音,对李贺来说是敏感词,为此他放弃了进士考试,进士考试相当于今天的公务员考试,为了敏感词,李贺自毁前程。韩愈得知此事后,写了《避讳》一文,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批判:“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可见敏感词制度是多么滑稽与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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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当:唐代没有敏感词

中国古代的 敏感词 并不多,往往仅是对皇帝的名字有避讳。唐太宗即位后,仍认为避讳太多,人名两字都避讳,废除和空缺的字已经很多,长此以往,会影响中国的文字发展。为了让百姓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什么话都可以说,太宗下令那些官职名号和人的名字,以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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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丑闻: 民国时期的言论自由情况

为此国民党仿照苏共模式成立了负责舆论宣传的中宣部,并在执政后发布了一系列控制舆论的法令,建立了新闻检查制度,建立了由中央报刊、广播、通讯社和遍及各地的地方党报所组成的完整系统的党的宣传体系。国民党还查禁对立政党的报纸,迫害报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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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作者: 凯风  |  评论(5)  | 标签: 建国大业 , 建党伟业 , 民国 , 陈独秀 , 毛泽东 《建国大业》繁星满天,让人目不暇接。《建党大业》又想故技重施,继续布上漫天繁星,试图再揽眼球与掌声入怀。可是,繁星怎可与皓月争辉?星星再多,倘若无民国风流在内,又怎能掩饰其苍白? 1 建党之所以能够成为大业,是因为党掌握了历史的笔杆子,自然可以对过去挥笔豪书,将一些激进分子在南湖上的匆匆聚会强化成一次划时代的里程碑,将当时弱小且非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尽情放大,而全然不顾党的创始人的困窘与弱小、激进且盲目。 那时的毛润之不过是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那时的绍兴师爷周恩来还名不见经传,那时的名伉俪蔡和森、向警予夫妇不过是偏僻乡下被激情燃烧了的青年,那时的润之与开慧的情事既不惊天动地也不浪漫满屋,军阀混战中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五四运动里也不见他们的脚步,新潮社的努力中亦无他们的参与,建党前所有的重要场合都与他们无缘,总之,那时,无论在思想界,还是在政界,都还不是他们的天下。 谁敢说陈仲甫(独秀)不是当时的青年领袖,谁不嫉妒胡适之年轻时就爆得大名,谁不知道罗家伦、傅斯年、张国焘之流在五四运动的激情和斗志?谁不知道汪精卫的江湖地位,谁敢小觑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孙传芳、段祺瑞、张作霖这些呼云唤雨的地方寡头,谁敢无视曾任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中山先生即将改组的国民党?他们才是1910年代-1920年代的风流人物。谁不知道新青年在知识界一呼百应,谁不知道新潮社与国故社对学生的吸引,但有多少人知道润之在湖南创办的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新民学会,有多少人去关注周恩来在天津创办的觉悟社? “德先生”、“赛先生”刚打倒“孔先生”,在江湖上获得一席之地。其时,辫子派还有余力,保皇党尚未声名狼藉,立宪派还大有人缘,爱国主义渐成气候,无政府主义多少有点吸引力。江湖上帮派众多,马克思主义的威力还不为人所知,至多是十月革命的炮火吹来的火星烫着了李大钊和陈独秀,这才勉勉强强地踏入江湖之中进行争霸。至于陈独秀、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的联姻,还得苏联这个不安好心的媒人过来才能喜接良缘。 2 马克思主义一直都是世界主义的,而不是民族主义的,苏联一直以第三国际统治地球,实现全地球的千禧梦想,它又怎会放过身边的邻居呢?苏共一直在中国寻找可以支持的力量以实现其图谋,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是它藤上长出的两个瓜,共产党小时候长得歪歪扭扭(地下政权,缺乏革命基础)、又瘦(人少,直到24年党员都很少)又硬(太原则化,老是要求反帝反封建,吓跑多少人),而国民党就比较入苏联的眼,可惜孙中山一心向着“三民主义”,愣是不把马克思放在眼里,两党的合作也是各怀鬼胎:孙中山企图招安共产党,共产党企图借国民党的壳来上市。 这是后话。话说1921年7月,吹了十月革命风的各地青年各地踌躇满志的青年共计13人相聚在上海滩,此时他们虽有夺取政权的设想,但都是爱国主义的情怀在作祟,真正受马克思影响的人并不多,更何谈马克思主义深入内心?否则,参加一大的12位创党元老中就不会有多人“叛变”或脱离党的组织。其实,主义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尤其是被列宁改造过的马克思主义更是吸引了各种各样的人,理想主义者期待着千禧(大同世界)的到来,爱国主义者试图借马克思主义以救生民于水火之中,投机主义者借马克思主义获取政权,孤独的人儿则是期望获得集体的温暖,当时党的队伍可不是像后来那样纯洁,所以后来屡屡出现“中共的缔造者背叛中共”这样的丑剧:张国焘因路线斗争失败于38年投入国民党,周佛海先是投靠国民党后是成为汪精卫的“股肱之臣”,陈公博后来成为国民党的座上宾随后又投靠汪精卫背上汉奸骂名。参与一大的12位革命元老居然有3位叛变,令人唏嘘。12位元老在共产党发迹时仍然健在的只有毛泽东、李达、董必武几位,而为后世人所熟知的不过是这几人而已。 当时谁能想到,微不足道的一次聚会造就出的共产党居然会在之后的一个世纪呼风唤雨。在当时,这股力量随时都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但它一次又一次地在血雨腥风中挺了过来,共产党在两次国共合作中发展壮大,第一次是大革命时期借国民党的壳来发展自己的党员,卓有成效;第二次是借全国对日本的同仇敌忾在后方大力发展军队,实力大增。共产党一次又一次地成为剩者,这才有了”建国大业”的可能。 所以说,剩者为王。但我们不能因为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就斩钉截铁地说“没有哥伦布,就没有新大陆”。一个政权后来的功绩并不能反应它当初的伟大,建国当之无愧是大业,而建党却未必如是。 3 历史总是无情物,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风云一时的陈独秀不免沉寂,党的创始人被开除出党,后来眼看着他创建的党发展壮大,而自己只能在江津困顿而死,这个犯错误的党的第一领导人很少被人提及,至今连安徽的荒冢都少有人拜祭。 作为重要战犯的胡适被“他的学生毛泽东”批判了之后也扔进了灰尘里,直到八十年代才又重现其灿烂而苦涩的笑。这位不相信共产主义的“东拼西凑派”不愿听从他的学生的安排留在大陆做北京图书馆馆长,临走之时,自由主义者显现出的哀伤令人叹息。 昔日的北大热血青年,后来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张国焘更是半生坎坷。离开经常搞左右斗争的根基之后,在国民党内“反共十分积极”的他却不得受用,政治生命就这样消失了,还背上了千古骂名。 ……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知道何时才能摆脱被操控的命运? 建党伟业,将会怎样打扮历史这个小姑娘? 建党伟业,建党的仓促和党员的混杂将如何展现?原本不重要的毛泽东的恋情又将占据多大的篇幅?至于当时乏善可陈但后来居上的周恩来又将如何展现? 民国的风流人物,孙中山、蒋介石、汪精卫又会赋予怎样的定位?张勋、段祺瑞、冯国璋等军阀头子又将赋予怎样的性格?陈独秀、胡适之、罗家伦等思想界领袖又会得到怎样的对待?更重要的是,九十年后,党如何看待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呢? 倘若忽视了这些民国风流,剩下就是星星了。 不过,现在我还在期待。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5 个评论 凯风的最新更新: 若是当年身先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 2010-10-11 23:19 / 评论数( 5 ) 诺奖,让中国吞下自己种的苦果 / 2010-10-10 23:43 / 评论数(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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