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

说明：此投票于2011年7月7日创建，将持续到2011年8月7日，投票开始数天时间已有12000＋人参与，图片提供截止目前的投票结果。 投票链接：http://abc.renren.com/abc/227123689/5583112/show 以下为人人网用户的回复： 张晓磊 回复 2011-07-12 10:57:11 其实有很多哎~ 怎么办~三个不够选~ 杨程 回复 2011-07-11 21:06:25 有什么？有Dang 王慧 回复...

6月中旬的一天，阿里巴巴工号“13”的蒋芳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被人劈头盖脸地质问，“马云私自转移支付宝这事实在太坏了，根本不算是偷，简直是抢，胡舒立的文章你看过了吗？她说马云的做法，是违背了契约原则，你说他是不是在为自己谋私利？” 1992年，杭州电子工业学院学生蒋芳结识了教师马云，毕业后她选择跟随老师一同创业，成为阿里巴巴18位创始人之一。而打电话的人也是她大学同学的丈夫，在追问中她回复说：“老马为个人谋私利？这事绝无可能。” “你怎么能如此肯定？如果看错了怎么办？”“我认识老马19年，公司成立到现在也有12年，我没看到任何一次，他为自己利益动手脚。如果我看错了，大不了就鄙视他，然后离开，所以这事用不着瞎操心。”蒋芳最后说道。 集马云学生、下属和晚辈于一身的蒋芳，对“老马”无比敬仰，大部分阿里巴巴员工也一样，他们通常都能脱口而出公司的价值观：缔造诚信的新商业文明，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创造并灌输这个理念的正是“老马”本人。长久以来，马云的形象一直光辉和正面，经济学家茅于轼称赞他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二代企业家代表”（第一代是联想创始人柳传志）。但支付宝股权转移事件，却让这个以“诚信”闻名的道德楷模，遭受到了生平最大的一次“失信”质疑。 其实，这并非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在今年遇到的唯一“诚信”挑战。 3个月前，马云“挥泪斩马谡”，让B2B的CEO卫哲和COO李旭晖两名高管自己递交辞呈，原因是调查发现，有2300个B2B卖家涉嫌欺诈，部分阿里巴巴销售员明知有假却仍然签约。 今年4月，央视《焦点访谈》节目又报道称，阿里巴巴的另一个子公司淘宝网上知假售假、纵容商家违法销售外贸仿造商品，消费者维权困难。对于央视的报道，马云火很大：“我不是很清楚，到底是在打假还是打淘宝，如果把淘宝关了，假货就能消灭的话，那今天晚上我们就把淘宝关闭。” 其实，央视报道之前，淘宝才刚刚联合了89个国际知名品牌一起打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几乎在同时将淘宝列为售卖假货的“恶名市场”。事实上，2010年，淘宝400人的打假团队已经删除了1400万件的涉嫌造假商品。 2011年，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明显流年不利，被人质疑，被人批评，陷入股东股权争斗，作为近50年第一个登上《福布斯》杂志封面的中国企业家，马云和阿里巴巴究竟怎么了？ 1999年，创业初期马云在湖畔花园召开会议。 阿里巴巴初创时期，部分员工自娱自乐。 1998年，阿里巴巴部分创始人在长城上的合影，马云与其他阿里创始人在长城宣誓要创建一家中国人为之骄傲的公司。 第一部分  B2B的烦恼 16年前，马云从杭州电子工业学院辞职，创办了中国黄页，这是中国第一家商业网站。因此，马云早期的江湖名号是“中国互联网教父”，而16年后，教父受到了江湖后辈们指责，认为他要埋葬“江湖”。 中国互联网从来不缺少此类大戏，去年的“QQ大战360”，让腾讯背负了垄断和扼杀创新的恶名；中国作家告百度一事，继竞价排名后又让百度成了“过街老鼠”。而这一次则轮到了阿里巴巴，一个代表了中国互联网特质的公司。 绝路成全 1999年，马云率领“十八罗汉”在他的老家杭州创办了阿里巴巴。2000年，马云的阿里巴巴刚刚创办半年就立刻名闻世界，这个网站不同于当时的门户，也不像世人熟知的B2C或者C2C。 它就像一个全球商人的大BBS，主要都是中国中小企业的电子广告，日夜不停地为企业寻找客户。 网站建立刚半年，就累积了8万名企业级会员，库存买卖信息 20 万，每天新增信息800条。很快，阿里巴巴就被评为继雅虎、亚马逊、eBay之后的第四种互联网商业模式，实际上这也是中国互联网到目前为止所获得的国际最高评价。 凭借日益壮大的名气，阿里巴巴先后获得了高盛500万美元以及软银2000万美元的投资。可惜2000年全球互联网泡沫破灭，阿里巴巴一时间再难融资。更麻烦的是，彼时的马云还没想好阿里巴巴如何赚钱。 蒋芳说，他们计算过，从2000年4月开始，阿里巴巴手里的资金，最多只能再维持9个月。马云必须找到方法让公司活下来。他想过做广告，从交易中抽取佣金，为企业做电子商务网站，卖服务软件，甚至还想做个酒店预定。“没有一样是可行的，只剩下最后一项，向会员收费。”蒋芳说阿里巴巴的赚钱之道，其实是绝路成全的。 2000年、2001年的中国互联网，新浪和搜狐靠着短信撑了下来，盛大找到了免费网游,网易找到免费邮箱，腾讯找到了增值服务，百度找到竞价排名，没有一家成功的中国互联网网站，是向用户收费的，谁收费谁死亡，这是当时中国互联网的共识。 2000年10月国庆节三天，阿里巴巴在西湖西子国宾馆开了连续三天的会议，前两天争吵异常激烈，大部分员工反对会员收费。最后一天下午，马云拍了板，决定推出“中国供应商”，向会员收费。这个会议后来被阿里人称为“遵义会议”。“我们当时就是要赌，会员中有一部分人是愿意彰显自己的，以获得更好的交易机会。”蒋芳说马云敢下注，这个注马云也赌对了。 当时，马云坚信中国即将加入WTO，这无疑将给中国中小企业到全球做生意的机会，但此前中国商人做外贸，唯一的通道只有每年一次的广交会，而广交会的名额又十分有限，门槛也非常高，还需要所在地市外经贸委审核并上报省外经贸委通过，方有资格参加。 “中国供应商”说简单一些，就是给用户提供一个更好机会，去向外商宣传自己的产品。为了让产品有吸引力，“中国供应商”拥有3个免费会员没有的特殊服务：阿里巴巴为“中供”会员做漂亮的展示页面；培训客户应对外商的礼节和帮助签订合同；“中供”会员产品放在阿里巴巴英文网站的类目首页，并可在同类产品中排名靠前。 阿里巴巴创始人之一蒋芳。她说：“我认识老马19年，公司成立到现在也有12年，我没看到任何一次，他为自己利益动手脚。”摄影_朱庆芳 欺诈 正是第三点服务，“中国供应商”得以大获成功，并从此奠定阿里巴巴的发展模式，先免费聚集人气，再试图收费，收费的前提往往建立在一个产业缺陷上，日后的淘宝和支付宝，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中供”的影子，要理解阿里巴巴，“中国供应商”始终是个绕不开的原点。 开始，“中国供应商”定价不过1.8万元，很快改为2.5万元,再后来又调到4万—20万元。从2001年到2005年，短短4年间,“中供”每年的净利润都以3倍的速度增长。杭州维尚卫浴有限公司总经理全水洪，正是被这股潮流所吸引，成为了其中一员。 在决定从事卫浴出口生意时，全水洪就选择了签约“中国供应商”，因为除了广交会，中国尚没有其他通道能像阿里巴巴一样，集中如此多的外商：2001年，阿里巴巴海外用户为150万，2009年已经升至1000万。现在全水洪公司70%的海外订单，都是在阿里巴巴平台上敲定的。 2006年，时任阿里巴巴COO的李旭晖说，“在5年之内,‘中国供应商’的潜力几乎是无限的。”李是台湾人，来阿里之前，他在台湾一家贸易公司干了10多年的销售工作，阿里巴巴最早推销“中供”，他是“中国供应商”副总裁,不仅要给阿里巴巴销售团队上课，还负责华东地区销售，后又负责全国销售。10年后，“中国供应商”会员欺诈问题曝光，李旭晖引咎辞职。 事实上，直到2007年之前，“中国供应商”都没出现过一例欺诈投诉，这也是外商们觉得“中供”靠谱的地方，毕竟能交最低一年4万的会费，这家公司还是需要一定实力的。那一年，阿里巴巴突然发现，福建莆田100多家“中国供应商”用户，除了16家没有问题外，其余都涉嫌欺诈，后来阿里巴巴索性取消了莆田的销售点。 建立在阿里巴巴B2B模式之上的“中国供应商”，确有其长处和优势。全水洪可以让全世界范围的买家找自己，但也面临着数千家同行共同抢食的局面。2007年，次贷危机刚刚露出苗头，并逐渐影响欧美市场进口需求，全水洪就在那一年感到“中供”的宣传效果，已渐渐不如往年，100万美金的大客户已经越来越少了。商人们赚的钱少了，自然就渐渐感到“中国供应商”贵了。 在经济危机肆虐的2008年，阿里巴巴出现净利润首次减少的情况，根据当年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统计，中国半年内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2007年，阿里巴巴股价还曾创下39.5港元的高价，2008年就创下了3.46港元的新低。 马云适时抛出了“过冬和拐点”论，阿里巴巴前CEO卫哲接着将公司销售和服务体系动了一次大手术，推出了简化版的“中供”—出口通，会费价格降低至1.98万元。结果在冬天的环境下，阿里巴巴付费会员，从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井喷，5个季度竟然增长了2倍，而此前6个季度也不过增长了50%。 门槛低了，灾难也随之而来。2010年年底，蒋芳由海外市场总监，调任到诚信发展体系部，这个部门前身叫做诚信安全部，专门负责会员间的纠纷与投诉。2011年年初，蒋芳发现，有些地区业务员，竟连续签下多起涉嫌欺诈的“中供”会员，1月22日，她给马云及其他创始人发了一封邮件，“TMD，就算把这个平台炸了，也不给这些死骗子机会。” 看到邮件后，马云立即给蒋芳打了电话，“发生了什么事？”而后就是前文所指的阿里巴巴高管辞职风波。 淘宝网创业元老，淘宝网客户品牌与沟通部总监柴栋。在淘宝网创业初期，他们就确立了免费的策略。摄影_吴超桂 第二部分  转型的淘宝 3个多月后，马云来到香港参加股东大会，他在大会上就B2B的股价从2007年上市至今持续不振，向全体股东道歉。“我们表示歉意，觉得无能为力，但是也不会放弃，这才刚刚开始。” 他接着告诉所有人，从现在开始，支付宝、淘宝及阿里云都将帮助B2B整合、转型和升级。马云已意识到，在中国制造业还将持续萎缩的大环境下，阿里巴巴仅靠中国供应商模式供血的现状，必须加以改变。 回到杭州后，马云再给员工发了一封公开邮件。“我们决定把‘大淘宝’战略提升为‘大阿里’战略，我们必须从以淘宝网为主的消费者平台升级为‘无处不在’的供需双赢的消费平台。这新平台将由阿里巴巴B2B和三家‘Tao’公司一起完成对不同客户的服务。” 马云提到的“供需双赢”，无疑阿里巴巴B2B是供，淘宝网是销，两家公司彻底打通，阿里巴巴就真成为一个统一大平台。这个计划是围绕淘宝，让阿里巴巴在下一个10年找到新的盈利之道。但回到8年前，马云自己绝对也想不到，淘宝网会像今天这般如此重要。 淘宝小店“眼袋自制”的店主何先生。 摄影_吴超桂 实验品淘宝 2002年底，马云带着公司团队，去东京考察并与孙正义会面,后者与马云一见面就说,“eBay 和你们的平台是一样的。”孙正义的说法勾起了马云的好奇心：eBay不是做个人交易的吗，怎么跟做企业交易的阿里巴巴相像了呢？ 回国后，马云开始仔细研究eBay，看到同样为橱窗展示商品的网站界面，他意识到，“今天eBay也许只做 C2C,但明天它会不会突然想明白了,也开始做 B2B 呢?”毕竟，中国制造商们也可以通过eBay开店，来吸引全球买家。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马云后来对所有阿里员工说道。这也表明淘宝网的诞生其实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向潜在竞争对手eBay进攻。 花名为“小宝”的柴栋至今还记得，2003年4月10日，阿里巴巴的战略总经理跑过来让他留下，说有要事同他聊。结果他一进办公室，就发现马云和其他高管。老马对他说，公司要准备做一个项目，但现在不能告诉你，你只有答应做了，才能告诉你做什么。 柴栋没有犹豫就接下这个神秘的项目，他与另外九个人同公司签订了“保密”协议，几天后，他们被带到杭州文一西路176号的湖畔社区，这里的风荷院16栋1号202房，曾是马云的房子，后来创办阿里巴巴时，又成了公司的办公室。 带上行李，从公司搬来了电脑和办公桌，马云花了几千美金从美国买了一套C2C交易系统，就这样淘宝网开始运营了。“看看这些投入，你就知道那时淘宝还是试验品。”柴栋回忆说。 没有任何经验，柴栋和同事，就成天泡在易趣和eBay上购物，仔细研究从商品发布到用户收货的每一个细节。“eBay上的用户，多数来自于欧美，最初是拍卖用过的家具，虽说是置换，但很多还是古董，拍卖一件商品价格并不低，利润可以高达200%到300%，所以eBay收费完全没问题。”柴栋说，经过对比，他们发现中国没有这样的基础。 他把自己的意见反馈给马云，马云也大胆采用了阿里巴巴的惯例，用免费来招揽卖家。“淘宝网三年内不许盈利。”这是他对孙彤宇最初下的死命令，事实上这也就是个宣传噱头，因为创建之初的淘宝，根本也不可能盈利。 何超（化名）就是被感召的早期卖家，他的淘宝小店，最早卖的产品是一种骷髅头围巾，每条能赚两块钱，这样一点一点卖起来。“15块钱的东西，有些人还会要你包邮。有个朋友卖5毛钱的头绳，每条赚1毛钱，有个新疆的买家还问包邮吗，邮费就要20块！” 他形容这个时期的淘宝为“蛮荒时代”，“全靠卖家自身能力和对产品的感觉去卖东西，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工具。” 收费 从2006年开始，淘宝的运营部门开始筛选一些优质卖家，做一些针对活动，比如单款打七折包邮，或者搭配其他商品减价等。这也是淘宝开始尝试将流量转换成交易额的开始。当年，淘宝推出“招财进宝”，这个产品让卖家通过付费，获得更靠前的搜索结果排名，而卖家则根据成交额跟淘宝协议支付费用，但推出没几天，就遭到4600名卖家罢市反对，最终只有取消。 “招财进宝”的设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供应商”的影子，都是用流量来换取收益的产品思路，只是前者被没有多少财力的卖家认为不公平，导致淘宝第一次盈利探索以失败告终。其后淘宝小心翼翼推出“淘宝直通车”、旺铺等广告和增值服务收费。 何超说这时期淘宝进入了“铁器时代”，营销工具开始丰富起来，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纷纷选择到淘宝创业，到2007年、2008年，淘宝销售额狂飙突进，到淘宝购物一度成为城市小白领和大学生们的生活方式。 此时的淘宝在C2C领域成为王者，但外面却兴起了B2C热潮，当当、京东、红孩子、凡客诚品一个接一个吸引人们眼球，很多人买书会选择去当当、买家电到京东、买衬衫到凡客，而这些网站如今都发展成为综合商城，有的还已上市，在美国，B2C的标杆企业亚马逊市值也早已压过C2C的标杆企业eBay。 于是，2007年B2C的淘宝商城开始出现在淘宝页面上，2008年4月，淘宝成立商城事业部，由淘宝前副总裁黄若带队，淘宝商城首次“独立”，4个月后，商城事业部解散，商城再次并入淘宝；到2009年8月，商城事业部恢复，由淘宝CFO张勇兼任商城总经理，再次尝试独立运营。 这一次到2010年11月1日，淘宝商城启用新域名，成为独立站点。如今淘宝分拆后，张勇成为新公司总裁。 商城 淘宝商城起起伏伏，一波三折，但重要性日益突出。各种活动和规则也都明显往商城方向发展，从2008年开始，何超注意到很多淘宝卖家，已经越来越多采用企业化运作方式,来经营自己的店铺，他认识的一个卖家，不仅自己设计品牌，自己找加工厂代工生产，还聘请专职客服。甚至雇用专业的数据分析师，及时对网购市场的变化作出反应。 这个时期的淘宝给他的印象，是一个讲究精雕细琢营销的“木匠时代”,秒杀、淘品牌、淘宝天下、聚化算、一淘促销，淘宝上的营销工具和营销活动多达几十个，以前做淘宝，何超总觉得最重要的是货源，第二是摄影，广告也不去打。结果是常常感到不知所措，“每次淘宝规则一变，我的生意就又差了一点，我从来都不善于分析这些规则。” 然而，成立之初压根就没考虑赚钱的淘宝，尽管开发出多达几十个不同收费项目，却依然没有一个主力营收项目。而淘宝分拆后，淘宝网被认为将以广告和服务费模式赚钱，淘宝商城目前是佣金和入驻费用，一淘网则可以采用竞价排名。 事实上，淘宝网的广告收费增长空间有限，一淘是否采用竞价排名尚未明确，淘宝商城自然被认为在“大阿里”战略中背负重任。淘宝商城资深总监马学军就正在进行一些尝试，他主导的线下家装体验馆“淘宝商城爱蜂潮店”刚刚在北京开业。这个爱蜂潮店的商品全都来自淘宝商城家装市场近300家厂商，已涵括了众多OEM厂商、网货品牌，也包括曲美、全友等家具企业，马学军的设想是让用户到线下2.5万平米的实体店体验家具，然后再到网上交易。 “我们有一个价值2.6万的沉船木家具，这种家具一般都用于别墅，当时我们还在想，会有顾客来淘宝光顾这样的商品吗？谁知第一天就卖出了。”马学军对此始料未及，但他总结在爱蜂潮店，贵的家具往往十分畅销，“富人们居然也喜欢到淘宝购物。” 马学军所言正是淘宝商城当下一个奢华趋势：商城里的纽约数码城，在今年3月卖出20多万元莱卡相机；爱家居官方旗舰店在今年4月29日，迎来一位狂买20万家具的女客人；更疯狂的是还有人买走了售价111.5万元的奥迪A8，而新纪录属于克徕帝钻石专卖店，他们在4月12日卖出一颗价值399万元的粉钻。淘宝第一笔珠宝交易是在2004年，到现在，平均每天有445人在淘宝上购买钻石。 走向资本的淘宝 很明显，淘宝商城将触角伸进这片昂贵市场，这也正是淘宝商城为何一年前交易额还排在京东之后，却在一年后排名第一，并比其余29家B2C网站交易额总和还要高。当京东商城董事长刘强东还在强调向所有暴利行业开战时，淘宝商城早已向高价商品敞开了胸怀。 何超说这是他最担忧的淘宝时代，他们很多小卖家私底下称之为“黄金时代”，“在这个阶段，我们拼的就不是工具，不是产品，说白了，就是玩资本运作。”没有强大资本，根本没有实力向富人们兜售高价商品。 马云在给所有员工的公开信中透露，这次淘宝一拆为三，不是按照业务而拆，而是根据客户需求和客户属性而拆。事实上，淘宝商城几乎已成CBD里的高端百货商场，C2C更像一个线上的超市，拆分显然更利于寻找各自的盈利模式。 2011年1月，阿里巴巴又推出一个全新的网络交易平台—“无名良品”，这一平台面向没有知名品牌的阿里巴巴付费会员，让这些会员直接将产品在淘宝网上销售，事后由阿里巴巴B2B和淘宝网两家公司对交易佣金分成。 在马云设想的大阿里战略中，无印良品是连接B2B与淘宝网的通道。只是便宜不会总让马云和阿里巴巴占尽，在既没有品牌，又没有网购经验的条件下，这些加工厂们如何能与商城里的品牌商、C2C卖家们竞争？淘宝商城充斥着大量高价商品，而这股消费浪潮能够持续多久？C2C市场上的假货和仿冒货物，未来又将带来多大麻烦？ 大淘宝变成大阿里，马云要操心的事情还有很多，支付宝就是其中之一。 第三部分  支付宝之困 在马云的宏伟蓝图里，支付宝是连接所有环节的通道。但在现行的金融政策下，这条通道的路却并不好走。直到现在，针对支付宝股权的谈判，雅虎、软银和阿里三家公司还尚未达成一致。 而这条通道从一诞生，就面临着种种政策限制。支付宝银行服务部副总经理袁雷鸣回忆，2005年，马云亲自拜访时任中国银联总裁万建华，他希望与银联合作，让中国境内所有银行发行的银联卡，能不用开通网银就能在网上支付。 当时网银不仅申请步骤麻烦，有的银行还需要到柜台绑定U盾，同时每一家银行，支付宝还需要单独谈判才能支持接入。 马云的这个想法来自PayPal。因为有VISA和Master等卡组织支持，只要是两个卡组织的信用卡或银行卡，都可以通过 PayPal进行支付，而不需要用户再额外向银行签约。 但万建华还是对他摇了头。跟欧美不同，中国的银行卡只能给其他银行卡汇款转账，而如果其他银行或组织要从银行卡里扣款，就绝对行不通。原因是中国没有健全的银行卡赔付体系，比如在美国，即使持卡人被盗刷、盗现再多金额，个人最多也只需承担50美金。中国的商业银行都不愿意为此承担风险，所以就算央行也不可能从任何一家银行卡里扣款。 被拒绝的马云，也只得回到现实，让支付宝慢慢地同各个商业银行谈判，直至今日，使用支付宝，最后的支付页面都来自于各家银行系统。 支付宝当时才刚刚推出,但每天的交易量就达到了两三万笔, 但是支付宝的现实处境是，他们必须等待银行配合才能有所行动，这直接造成了，直到2007年支付宝才接通了16家银行，很多还不支持信用卡接入。 躲不开的银行 在这个漫长过程中，2008年1月，马云让原淘宝网副总裁邵晓锋出任支付宝执行总裁，邵曾经任职杭州重案队长，拥有多年刑侦经验，为人稳重，也许当时马云是想凭借邵晓锋的经历，让中国商业银行们觉得支付宝安全可靠。 邵晓锋就任后极力推动了支付宝走向独立，他将业务发展部除负责淘宝外的同事全部抽调出，分别组建了航空旅游、B2C平台、公共事务缴费、保险、虚拟产品、教育考试、海外购物和数字娱乐等八个支付小组，每个小组都积极向外拓展外部商户。 到2010年，支付宝的外部商户达到46万家，支付宝的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2009年底邵晓锋以黑礼帽、黑墨镜、黑披风以及一条红短裤的“佐罗”造型，通过“裸奔”方式来庆祝支付宝日交易量突破12亿元大关。 但马云对这样的成绩却并不满意，支付宝与银行关系仍然推进得太慢，邵晓锋任上，甚至发生民生银行信用卡停止支付宝交易的事情，在信用卡还款上，支付宝也不比财付通或者快钱有优势，支持支付宝还款的银行只有11家，而财付通及快钱则都支持18家。 在2010年支付宝年会上，从来不轻易公开指责员工的马云，从头到尾都黑着脸，痛骂支付宝的固步自封。用户体验“烂、烂、烂，简直烂到了极点”。连续几个烂字，甚至把五大三粗的邵晓锋当场骂哭了。 实际上，支付宝内部人士评论说，邵确实对支付宝业务的复杂性与安全性考虑很充分；但他也对前方存在的安全风险和政策风险过于担忧，支付宝的支付方式一直都十分麻烦，唯一便捷的支付方式—卡通，还需要到银行签署协议，才能开通，而且支持卡通银行一直都很少，信用卡更是没有。 正因为此，马云在痛骂过后，更作出了人事更换的决定，由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彭蕾接替邵晓锋，出任支付宝公司首席执行官。彭是阿里创业元老，一直负责整个集团的价值观文化，并掌控集团高级干部培养与管理大权，被视为阿里巴巴团队中仅次于马云的“二号人物”。 不仅如此，马云还对支付宝的内部人事和组织结构进行了大调整，金融事业部、商户事业部和用户事业部三个部门负责人，全部在2010年7月更换。支付宝商户事业部高级经理程维，正是这次更换中来到了支付宝。 “我们最紧要的任务，就是要确立属于支付宝的商业模式，这套商业模式的基础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快捷支付。”程维说他们这批中层来到岗位，用了半年时间思考公司未来方向，他们发现马云说的用户体验，主要就集中在使用网银实在太麻烦，支付宝支付成功率一直维持在60%左右。 如此低的成功率，支付宝在向外部商户合作时，自然就不可能收到较高的手续费。据支付宝内部人事透露，普通支付方式，支付宝向外部商户收取佣金只有千分之二，而使用新的快捷支付，支付宝可以收取到千分之五以上的佣金。 所谓快捷支付，就是只要有银行卡或银行卡，用户无须办理网银，直接输入支付宝支付密码即可完成付款，且所有开通程序只需在网上操作。“要让银行合作，我们只有提高付给的手续费，而且还得拿出部分资金作为保证金。”袁雷鸣说。 今年4月，支付宝宣布工行在内的10家银行信用卡支持支付宝快捷支付，一个月前，马云斩断支付宝的VIE，让支付宝成为内资公司。5月底，央行终于发放首批第三方支付牌照，支付宝是所有27家公司中获得业务许可最多的公司。 支付宝脱离不了政策，至少马云是这么想的，所以当政策与股东冲突，马云的选择不言而喻。 via 让我们一起来胡扯吧： 南都周刊：网购一辆车 南都周刊：人少，钱多，速来 南都周刊：站出来，大声说 巴菲特午餐竞标首日突破200万美元 南苏丹今日正式宣布独立，成为世界上最新国家 无觅 © 胡扯吧 | 订阅 | 查看原文 | 新鲜资讯传播媒体与分享平台

（2011年7月8日） 一 中国官方处罚地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责任人员的消息，是市场化媒体今日头条首选。若是赞许，便如《现代快报》，标题作“土地问责动真格：73名官员被处分”；若是平铺直叙，便如《京华时报》，《首次土地问责73官员受处分，新一轮土地问责有望9月底开始，将追究每一地块责任人》；若是略感失望，则是《新京报》或者搜狐的标题做法，“最重处罚为降级”或者“仅涉三四线城市”。在那句“国土部称合情合理”的概括下，这两家媒体还引用央广采访录音，突出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局长李建勤表态，“这次问责做到了精准问责、合情合理、让被问责对象心服口服。” 同样转载一篇纸媒稿件，凤凰网“无中生有”，在首页标题中发明“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形容方式；网易则擅对比，除了“仅涉三四线城市”的主标题外，再配上“未涉京沪广深以及省会城市”、“官员最重处罚仅为降级”的副题说明，最后加注“国土部：确实动真格”。《第一财经日报》有心调查，据其今日头版头条所云，“经过本报记者仔细核对发现，国土部的土地问责官员中，仅一人降级，但无一人撤职，且有官员早已升迁。” 同样招致媒体人士“政令疲软”非议的，还有“三公”消费公开。公款招待、公务出境及公务用车这三项经费支出的“糊涂账”状态长受诟病，民间人士连年累月呼吁公开监督。今春，官方通报称，国务院决定6月报告中央财政决算时纳入“三公”经费支出，而后，5月底，温家宝宣称“中央国家机关要带头严控‘三公’支出”更是成为一时热语，媒体据此多有期待。 然而，6月底的时间表已到点，虽然延时一周，却也只有2家做到了“由本部门向社会公开”。最新消息是，继科技部和中国工程院后，国家文物局昨天在其官网上公开了“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情况，其中包括去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决算数和今年“三公经费”预算数。 除了播报这一进展，《新京报》和《京华时报》均刊出对北京律师李劲松的访问，由其讲述“申请公开三公消费数据，发改委等3部门拒绝”的经历。文中更引全国人大代表、预算专家叶青之言，称“6月份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财政部公布的中央单位三公消费总数据，来自于每个部门的数字叠加，这说明各部门数据早已计算统计出来，因此没有任何借口可以不公开。” 社论上阵。《新京报》直斥“拖拖拉拉、遮遮掩掩”：“现在看来，首先是对公开的时间缺乏问责等硬性约束机制。应对各部门的拖延战术，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制定明确的细节公开的标准”；《南方都市报》则自叹当初“似乎过于浪漫了一点”，批评“各部门的岿然不动既是对中央政府的失职，更是对公众的一种失信……这种呼吁在任何一个有责任感和廉耻感的公职人员耳里，应该自有其分量”；《京华时报》评论员劝上一句，“三公消费早公开顺大势得民心”：“我们期盼更多的中央部门勇敢地迈出第一步。也只有这样，才能为地方当好表率”。 《东方早报》独辟蹊径，宣布“‘三公’经费公开再无回旋余地”。由《北京青年报》评论员潘洪其撰文，分析媒体和公众对3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决定产生“误读”、对大多数中央部门没有公开“三公”经费产生了“误解”，进而强调：“这种‘误读’和‘误解’本身，反映了公众对全面公开中央财政预算和决算，特别是全面公开‘三公’经费的强烈吁求和殷切期待——以至于无暇严格区分一些专业性概念，而‘本能’愿意相信国务院下达过今年6月中央部门须公开‘三公’经费的要求。被‘误解’的中央部门似乎有些冤枉，但反过来看，谁能说媒体和公众有多大过错呢？”

在中国，红十字会已经异化为这样一种组织——它与权力体系走得太近，又与商业世界结交甚欢。这几乎让人们忘了它作为民间组织的中立、独立的人道主义初衷。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冯禹丁 陈新焱 实习生 祝杨 房姗姗 一手垄断权力，一手与商业结盟。中国红十字会创造了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存在模式。 （CFP/图） 郭美美，一个20岁女孩的网络炫富之举，将中国红十字会拉进了舆论的旋涡。在过去一个月内，这场质疑的风暴从商业系统红十字会与多家公司的勾连，逐渐演化到对红十字会这一官办慈善组织本身的反思。 对公众而言，中国红十字会一直是一个庞大的神秘组织。它每年得到政府的近3亿元补贴，其架构包括31个省级分会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会、333个地级分会、2860个县级分会，还拥有港澳红十字会和商业系统红十字会、铁路系统红十字会。 除了这些与政府相似的行政设置之外，红十字会总会之下还包括基金会这一系统，由红十字基金会、红十字传播基金以及挂靠的多个基金组成。 这两条脉络揭示出中国红十字会官办慈善的双重身份。为何中国红十字会的架构如此独特？它究竟应该是个官方慈善组织，还是个独立的民间组织？它对权力的垄断及与商业的结盟，是否符合国际红十字会的传统和价值观？   官办的“民间慈善组织” “慈善业有现代的慈善规则，比如收取行政管理费用。但公务员是吃财政饭的，一分钱也不能收。我们把两者弄到一起，就出来一个很古怪的东西。” “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在伊斯兰教国家，因宗教原因称为“红新月运动”)是全世界组织最庞大的公益慈善组织，由瑞士银行家亨利·杜南创立于1864年。其起源是缘于亨利·杜南发现战争的伤员和战俘无人救援，发起了这一民间、中立的伤兵救援组织。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东亚区传播主管 Divid Pierre Marquet先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和平时期全球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下一共有三大组织：沿袭红会传统的战俘人道协助使命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他们仍活跃在局部战争地区；各自独立的186个国家的红十字会、红新月会体系；以及协调各国红会、组织跨国救援的红会国际联合会。 自建立之初，红十字运动便确定了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普遍的基本原则，其含义是从人道精神出发，不因国籍、种族、宗教信仰、阶级偏见和政治见解而有所歧视，任何时候不参与带有政治、种族、宗教或意识形态的争论；各国红十字会，是本国政府的人道助手，但必须保持独立；且该运动是志愿运动，绝不期望以任何方式渔利。 也即是说，从创立之初，红十字运动便刻意与各种政治力量和商业力量保持距离，试图“中立”、“独立”于政府之外。而为表示对红十字运动这一超然属性的支持，各国红十字会虽属于民间组织，其“名誉主席”却通常由国家元首或皇室代表担任。 长达半个世纪的和平时期，使公益慈善事业成为各国红十字会行使的主要职能。中国红会概莫能外。但在中国，本应属于民间组织的红十字会却已异化为一种与权力体系结合甚密的官办组织。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属国务院直属的副部级单位，中国红会从中央到县乡一级，层层与政府体系接驳。其名誉会长是当地政府的一把手，会长是政府主管文教的行政副手，大部分理事由政府部门及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兼任。各级红会的负责人由政府任免。每年红会接受财政拨款近3亿元(2007年数据)，与其接受捐赠收入相当。各级红十字会的经费收支情况只需向理事会负责。 中国的公益组织分为三种，一种是基金会，又分为公募或非公募性质；一种是会员制社团；第三种是民办非企业单位。中红会属于第二种的人民团体，同类社团还有工会、妇联等。但红十字在行政体系的坐标中，实际却比一般事业单位更加“行政化”。因为它按政府机关行政序列定级，其正式聘任的工作人员属于“参照公务员”编制，按国家公务员的15级科层行政级别定级。比如红十字会会长享有副部级待遇，县红十字会则挂靠在卫生局下，为科级单位。 据中红会官网上的最新统计数据，截至2007年，全国红会(不包括港澳台分会)共有编制人数7774人，其中专职人数为6745人。西南某县的一位红十字会副会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县红会主要与当地政府打交道，不怎么与上级红会打交道，和红十字基金会从未打过交道。每年，该县红会的活动经费大概数万元，“找每个理事单位报销一点就够了”。 而在法律形式上，红会面对社会募款又以公募基金的形式出现。既是政府又是慈善组织，“慈善业有现代的慈善规则，比如收取行政管理费用。但公务员是吃财政饭的，一分钱也不能收。我们把两者弄到一起，就出来一个很古怪的东西。”民政部慈善促进司原司长王振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王振耀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红十字会实际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历史上唯一保留下来的“非政府组织”，新中国成立后，几乎所有的NGO如“育婴堂”、“寡妇堂”等，都在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被取缔了。而由于红会的国际地位和当时接收红会时的承诺，它被保留下来，但随后就被计划经济时期“普照之光”给行政化了。“几十年之后，这套体系已经积重难返，现在要让它转型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王振耀说。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认为财政拨款不能随便交给民间组织去用，要保持对钱的控制力。”一位民间NGO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大道未开，小道就乱 垄断了公募牌照的中红会，一方面没有动力去主动募款，因为旗下二级基金所募款项都托管于其账户之上；另一方面也没有动力去有效率地使用善款，或使善款保值增值，因为它没有竞争压力。   中国法律规定，民间个人、公司或社团要从事公募性公益慈善事业，必须挂靠在红十字会下面作为二级专项基金，且没有独立账户和法人资格，资金使用受到红会的严格控制。真正有心做慈善的民间力量，则需要突破重重政策限制，到红总会去求情“拜衙门”，才能打通此道。这一制度安排被业内专家戏称为“只许皇恩浩荡，不许民间行善”。 在其他国家，民间公益慈善的门槛远没有中国这么高。在很多国家，个人或家庭就可以发起注册一个基金会去募捐、行善。其信用完全依赖于它履行对捐款人承诺的程度。“在中国，大道未开，所以小道就乱了。”王振耀说。 垄断了公募牌照的中红会，一方面没有动力去主动募款，因为旗下二级基金所募款项都托管于其账户之上；另一方面也没有动力去有效率地使用善款，或使善款保值增值，因为它没有竞争压力。这在中红会旗下红基会的逐年年报上也得到体现，其善款的投资收益连年为零；且账上的净资产总额已经由2007年的约1.5亿元，沉积至2009年的约7.7亿元。 红会掌握了大量政府资源，又垄断公益慈善牌照，给权力寻租创造了可能。一些商人打着公益慈善的幌子与红会合作，实际是看重红会背靠的大树。郭美美事件中，天略集团前员工即爆料说，天略慈善捐赠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政府的支持，与政府系统搭上关系。 一位不愿具名的某基金会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个别红总会的人下到地方，“就跟发改委官员似的待遇”。 改革开放后，为规范公益慈善事业，中国引入国际上的现代基金会管理机制。1994年，中国红会直属基金——红十字基金会在民政部注册登记成立。但红十字总会原有的公募资格和公募牌照资源，由于体制原因并没有被同时取消。由此，中国有了红十字会和红十字基金会两个具有独立公募资格的组织。这在全世界各国红十字会中，也属罕见。 而且，国务院直接领导的红十字会比红基会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其直属分会和直属基金的设立只需由中国红十字总会审批生效，无需基金会主管机构民政部批准。 历史遗留的监管空白地带，为红会公募牌照资源的自我繁殖和滥用留下了操作空间。眼下令中国红会身陷“郭美美”漩涡之中的根源，正在于此——围绕在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和红会直属专项基金周边的关联公司，可以通过种种曲径通幽的创新性运作，将本应用于公益慈善事业的公募资格进行商业变现。 对于此次中红会风波的成因，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分析其必然性：从公益组织管理来说，首先是对捐赠人负责，公益组织是受托于捐赠人而存在的。所以，捐赠人代表一定要进入核心层，任命信得过的管理者，监督管理层的运行。“今天中国许多公办慈善组织的最大问题，是负责人的任免与捐赠人无关。钱由捐赠人捐，任免由政府部门领导决定，组织负责人首先只对政府部门负责，而政府部门不可能了解捐赠人最内在的具体期望”。 谁来问责？ 由于问责制度完善，一般来说红会会长要承担的压力较大，以至于在美国多次发生被选中者不愿出任会长一职的情形。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东亚区传播主管Marquet先生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说，“透明化运作”是国际红十字运动一个半世纪以来长盛不衰的保证。这名热心的法国人动作夸张地捧起一本16开厚达578页的《2010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年报》，舔着手指给记者翻看，“所有的捐款收入和花销，小到每一个瑞士法郎，我们都统计在此。”他说，“我不能把这一本送给你，因为我们要替捐款人节约成本，不过所有的内容你都可以在ICRC官网上查到。” ICRC的活动经费来自于每年各国政府的资助，南方周末记者看到，2010年它获得了美国政府捐助的2.61783亿瑞士法郎，中国政府也捐助了59万瑞士法郎。 对捐款人透明，遵从捐款人的意志，对其负责，是现代公益慈善业的基石。“捐赠人满意不满意，这是公益慈善事业最高标准。”王振耀说。在此方面的制度安排上，中国红会显然还与国际同行有很大差距。 在中国红会现有机制中，捐款人在红会官网上的捐款查询系统只能查询善款是否到账，而没有善款流向、使用情况的告知；国家审计署每年只对红会的政府拨款一项资金来源的收支进行审计，而不对红会的另两笔资金来源(募集的善款和层层上缴的会费)进行审计；募款对象为全社会公众的中红会不受《基金会管理条例》的约束，每年的财务收支情况、项目执行情况等，按照《中国红十字会法》只需向理事会报告，而没有向公众公示的义务；虽然承诺“定期向社会公众公布财务收支情况”，但红会官网上的“统计数据公告”，至今也才披露到2007年；对比其他国家比如美国的红会年报，可以发现中红会的披露数据和红基会已发布的年报可谓简略到极致。 由民政部主管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由于实行基金会管理制度，受《基金会管理条例》制约，其信息披露比中红会规范，但也只是相对而言。比如，《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每年3月份必须公布上一年的年报，时至7月，中红会仍没有披露2010年年报。 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近年来，中红会系统不断被爆出“天价帐篷”、“万元午餐”等丑闻，与其内部长期不够透明、公开有着直接关系。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中红会不仅存在上述信息披露方面的不透明，其内部运作也给人打擦边球的不透明之感。比如中红会下直属的“百分之一”基金明明是非公募基金，却在其门户网站首页设有“我要捐赠”的链接。此为明显违规行为，因为按照法律规定，非公募基金“不得主动向不特定公众募款”。 万通基金会理事长李敬认为，中红会的不够透明，其主要原因是缺少问责的压力。“我们的公募没有形成市场，不会对公众负责，所以没有公众问责的压力存在，基本靠自律。长期如此就造成了内部问责机制的脆弱”。 相较而言，其它国家的红十字会一般实行基金会管理制度，属于真正的民间组织，但也得到政府的财政拨款。其会长由民间的理事选举产生，领取年薪。由于问责制度完善，一般来说红会会长要承担的压力较大，以至于在美国多次发生被选中者不愿出任会长一职的情形。 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后，台湾红会收到大量捐款，到4月6日已有17亿新台币进入其账户。但随后有媒体爆出，“3·11”大地震后一个月，台湾红会才拨了1700多万台币到日本，引起台湾民众的极大不满。“那段时间台湾媒体的封面报道都在质疑红会，要求会长下台。”国际NGO“透明国际”东亚区高级主任廖燃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原文地址 © 艾绿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7/10.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周末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