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独

美国之音 | 台湾台独色彩鲜明立委前往中国访问

台北 — 台独色彩鲜明的民进党立委许添财目前正在中国访问,对此,民进党中央表示,鼓励党内人士和中国进行民间访问和学术交流。 民进党发言人 林俊宪(美国之音张永泰拍摄) x 民进党发言人 林俊宪(美国之音张永泰拍摄) ​​*和中互动非常频繁* 台湾最大在野党民进党发言人林俊宪表示,该党立委许添财访问中国之前,已经依照规定向党中央报备,他强调,事实上,民进党的公职人员和中国方面的互动非常频繁。 他说:“我们和中国在学术交流和民间的访问非常多,我们一直也都鼓励这样的交流。” 林俊宪还指出,除了禁止相关人员出席国共论坛等统战气息浓厚的活动之外,民进党并不反对和中国多加交往。 民进党立委 许添财(美国之音张永泰拍摄) x 民进党立委 许添财(美国之音张永泰拍摄) ​​*私人访问无关政治* 目前人在上海的民进党立委许添财表示,此行是私人行程,和政治无关,主要是观摩上海成市建设。他指出,10多年前就想访问上海,但是,当时未能成行,这次是完成一直以来的心愿。 许添财除了参访上海城市规划馆,还将和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金融学院学者进行座谈。许添财一行共10人,包括许添财过去担任台南市长时的市府团队以及企业界人士,全团23号将转往北京,随后并将访问厦门。 许添财是台独色彩相当浓厚的政治人物,多次公开表达支持台湾独立,也是民进党内非常重要的财经智囊。 *赴中访问成为趋势* 长期研究民进党的东华大学教授施正锋表示,许添财此行,很可能是受到台商的邀请前往访问。未来民进党人士前往中国,也将成为一种趋势。 他说:“民进党自从谢长廷(前主席)去了以后,大概有点挡不太住,所以有一些政治人物抢先要过去接触,这是苏贞昌(现任主席)目前比较为难的地方。” *释出善意调整战略* 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去年上任之后,不仅重新恢复设置中国事务部,也举行了多场认识中国的座谈。苏贞昌表示,世界在变,中国也在变,除了想对中国释出善意之外,民进党也必需调整对中国的战略。 民进党前主席谢长廷曾经于去年10月前往中国访问,这也是过去10年来,民进党层级最高人士前往中国访问,不过,民进党内部随后也出现了正反不同的意见。 中国国台办曾经多次表示,对于台湾任何政党,只要不主张台独,认同一个中国,大陆都愿意交往、对话、合作。此外,民进党在没有改变一边一国的分裂立场之前,中共不会和民进党进行党对党的接触交往。 fullrss.net

阅读更多

美国之音 | 吕秀莲: 马政府倾中政策, 让民众更支持台独

台北 — 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表示,马政府的倾中政策,反而让更多民众支持台独。对此,国民党立委则不表认同,并认为台湾变得更有信心,不仇视中国大陆。 *支持台独比例更高* 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日前召开记者会表示,马英九总统上任之后,采取了倾向中国的政策,不过,根据非绿营的民意调查显示,台湾民众认同台湾、支持台独的比例则越来越高。 她说:“我想,马总统自己也跌破眼镜,他一直努力鼓励统一、中华文化,但是我想台湾人民很聪明,尤其我看到年轻的,在台湾土生土长的年轻朋友,就是天生的台独,因为生在台湾,台湾是自己的国家,觉得很天经地义。” 吕秀莲还指出,台湾老一辈的人还受到戒严统治教科书的毒化,年轻人则没有,并认为带着国旗出国是很平常的事情,不会看到中国人就屈服。 根据政大选研中心的民调,支持台独者多于反对台独者的比例,从2006年的4%增加到2011年的14.6%。反对统一者多于支持统一者的比例,从2006年的25%增加到2011年的53%。 远见杂志去年9月的民意调查还指出,赞成两岸维持现状的台湾民众占52.7%,认同独立的有28.2%,赞成统一的只有10.9%。而赞成终极统一的有22.9%,反对的有63.5%,赞成终极独立是49.1%,反对的是38%。 *更有信心不会仇外* 国民党立委 吴育升(美国之音张永泰拍摄) x 国民党立委 吴育升(美国之音张永泰拍摄) ​​执政的国民党立委吴育升告诉美国之音,因为两岸关系的和解,善意互动的交流,让台湾人对自己更有信心,也让台湾人不会仇外、仇共和仇对岸的中国大陆。 他说:“因此台湾人的心胸,反而因为马英九的两岸政策的和解,和中国大陆的和平互动、文化经济的交流,让台湾人更有信心,善意的面对对岸的中国大陆,我觉得于内于外都好。” 吴育升委员还指出,吕秀莲前副总统只看到偏执的道理,并且以台独的意识形态来解读相关的材料。 吕秀莲在记者会当中还谈到,马英九和中国签署经济协议(ECFA)之后,造成台湾资金、人才、侨外资的外流,这种情况已经动摇了台湾的国本。于此同时,中国对准台湾的导弹从2007年的1070枚,增加到目前的1900多枚。 国民党立委吴育升则认为,事实上,两岸签署ECFA之后,台湾的外资投资有所增加,吕秀莲的说法是胡乱批评,没有根据。至于人才外流的情形在很多国家也都有出现,和签署ECFA无关。 吕秀莲还对马政府提出了建议:一定要修正倾中的政策,同时不要以为国民党可以一党独大、永远执政。

阅读更多

西蒙周 | 吴伯雄突抛“一国两区”说

2012年03月26日 10:23:23        上周四,台湾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进京面见胡锦涛。这次面见,不同于往年的例牌会晤,盖因马英九今年实现连任,而胡锦涛又将在年底的十八大上交棒,所以此次会面,就负有双重使命,其一,总结过往的十年两岸关系;其二,展望未来。胡锦涛要为接班者寻找两岸关系突破口,马英九则要为下一个四年定下基调。       会面前,吴伯雄专门前往北京香山碧云寺,拜祭孙中山衣冠冢,并替马英九致送花圈。马英九的名字出现在北京如此官式场合,还是第一次。尽管这个花圈是马英九以国民党主席、而非“中华民国总统”的名义送出,但国共两党做出这样的安排,显然有不同寻常的含义。双方在共同认同的孙中山名义下,巧妙地传递出继往开来继续合作的暖意,这为下来的胡吴会定下了良好的基调。       北京对台政策奏效       按北京官方口径,胡锦涛在会晤中充分肯定了过去4年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对于未来,胡锦涛谈了两层意思,一是继续强调要把握和平发展主题,准确客观看待台海形势,汇聚一切有利因素,稳步有序推动;二是国共两党和两岸双方要继续巩固和增进政治互信,重在坚持“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       论及两岸关系现状,胡锦涛用了一个转折句概括:“两岸虽然还没有统一,但中国领土和主权没有分裂,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没有改变”。如果撇开“一中”的前提,认真考究,这句话其实前后矛盾,从来没有哪一国在不统一的情况下,还能呈现出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但恰恰是因为两岸共同承认的“一中”前提,使得这句话呈现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逻辑的合理合情性质。       胡锦涛的这句表述,完整准确地描述了两岸关系4年来的进展与现状。自连战获邀访问大陆、两岸关系破冰后,国共两党开始搭建合作平台。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后,这一平台具有了实际层面的操作性,两岸经合随之大步前行。民进党政府当年一手制造的分裂趋势被及时遏止,两岸经贸往来更加便利化,国共平台在已有促进经济合作的基础上,开始向促进政治互信和军事互信的功能演绎。       吴伯雄认同胡锦涛的概述,他把两岸关系的现状定义为“60多年来最为和平稳定的时期”。显然,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益于胡锦涛任内灵活柔软的对台政策,即“硬的更硬,软的更软”,以及软硬之间更强调软的一面,更强调对台政策要真正入岛入户入心,更强调两岸经济要大张旗鼓地合作起来。同时,马英九政府对“九二共识”的认同,也使得两岸重新捡回了打开往来大门的金钥匙。       台海所以风平浪静,两岸努力缺一不可。       伯公突抛“一国两区”       主客谈笑风生,暖意融融。出人意料的是,吴伯雄在谈话中突然抛出了“一国两区”说。他说,推行两岸关系的依据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该条例以“一国两区”概念作为法理基础;台湾处理两岸事务的部门是陆委会,而不是外交部,这足以说明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而是“特殊关系”。       这是国民党高层第一次直接面向中共最高领导人提起“一国两区”说。       所谓“一国两区”,源自2008年的9月3日,马英九在会见传媒时对两岸现状与关系的描述。马英九说,两岸是“特殊”的关系,但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是两个地区之间的关系。应当说,这一提法,一是恢复了“中华民国宪法”修订案对两岸现状的描述;二是和之前李登辉的“两国论”、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进行了有效切割;三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对两岸现状的描述更为准确;四是对北京提出的“一国两制”形成了反制。       马英九当时走出这步棋,显然有着宏大考虑。一方面,他刚上台不久,急需和对岸缓和因陈水扁造成的紧张关系;另方面,如果他在两岸关系上过于疾进,岛内的反对势力会立即反扑,他不得不有所忌惮。在这些背景下,他重拾宪法表述,就是为了寻求发展两岸关系的法理支持。并且,在承认一中的前提下,“一国两区”的说法对北京来说,也有着积极意义,北京应该抱持不反对的态度。不过,基于两岸要积极发展经合关系,有关“一国两区”的讨论并未实质展开。       转眼4年过去,马英九顺利连任,胡锦涛任期快到,两岸经合有了长足进展,和平协议和军事互信不得不提上日程。吴伯雄在北京首提“一国两区”,肯定不是他一时兴起。据说行前,他和马英九曾深度谋划,字斟句酌。吴为马背书,试探北京底线意味甚浓。       “一国两区”和“一国两制”有着本质不同,前者强调一国之下两岸是对等的政治实体,后者则强调一国之下两岸有着隶属关系。如北京承认两区,则坐实两岸是对等政治实体的论断;如果否认两区,则无异于承认台湾是另外一个国家。马英九的潜台词是,北京若承认两区,他在台湾就好交代,两岸就什么都可以谈。       国民党试探意味浓       但北京的官方表述,对“一国两区”只字未提,仔细审视胡锦涛的概述,又会发现北京立场的些许松动,至少,在“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没有改变”这句话包含的各种可能中,包括了两区的概念。       值得注意的另外一点,是吴伯雄在会晤中表示,当前两岸“要求同存异,同的是‘两岸同属一中’,对于异的部份要正视现实,搁置争议”。这是国民党高层首次明确指出“两岸同属一中”,相对于“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两岸同属一中”更强调共性,也是对“一中原则”的再度靠近。吴伯雄的这段话,在两岸官媒报道中均有提及,显见双方就此达成了共识,北京对国民党再度贴近“一中原则”,显然也抱持积极态度。       有意思的是,吴伯雄此后就对“一国两区”三缄其口,再不谈论。这说明,国民党抛出此话题应属试探性质。而从北京没有直接回应分析,面对马英九针对一国两制踢回来的皮球,中共应该也感觉到有点难办。       化解这个难题的责任,落在了中共第五代领导人的肩上。 上一篇: 再改革:从肃清文革遗毒开始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阅读更多

Co-China周刊 | 沈旭晖:万言书——致港澳办王光亚主任

  “ 我深信无论是小圈子选举也好、普选也好,都不容易出现这次乱局;假如时光倒流,防微杜渐,今天唐、梁二人的认受性危机可以大幅减低,其他人日后若有机会参选,也不会面对相同危机。 ”              王主任﹕ 新一届香港特首快将产生,据说中央已有态度,这时候写这文章,无疑不识时务。但是作为一个研究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后辈,我衷心希望和你分享对这次选举的强烈不安。谁当特首,我原来并无感觉,自从月前确认唐先生不能胜任,曾对梁先生的出现充满欣喜,更希望香港出现改变。但经过选战,朋辈都忧虑无论哪个胜出,新政府都会出现致命的认受性危机。投票给谁、投什么票、流选是否就代表“大逆不道”,是选委的责任;与社会分享一些想法,却是知识分子的最后责任。   “ 认受性 ” 等于 “ 民调 ” 的偷换概念   你说这次选举做不到“君子之争”,道尽港人心声。但不少建制派朋友认为,选举乱局“属于迎接普选的必须预演”、“反正无论谁出选都有认受性问题”、“建制派自我撕裂总好过被反对派撕裂”、“哪里选举都有黑材料”;不少泛民朋友则认为“小圈子选举就是这样”、“利益集团操控的选举自然丑陋”云云,潜台词很简单:选举就是不君子的了,认命吧。真的吗?不是的。我深信无论是小圈子选举也好、普选也好,都不容易出现这次乱局;假如时光倒流,防微杜渐,今天唐、梁二人的认受性危机可以大幅减低,其他人日后若有机会参选,也不会面对相同危机。为什么?   六大选举道德规范被打破   半年前,你为新一任特首定下三个条件,第三点是有“认受性”,我十分赞同。然而,在过去半年,“认受性”这概念,在香港这个未落实普选的社会,却被片面误解为“二选一的封闭式民调支持度”,我相信这并非你的原意。就“认受性”的定义,综合不同学者分析,既包括选举制度和过程本身的认受,也包括不同阶层对候选人的认受,内有多项基准,民调只是其一。“认受性”的概念,正是让领袖低民望时也能管治:﹕试问哪个政府可以长期不推行民望必挫的政策(例如加税)?前美国总统布殊低民望时,也有认受,因为产生他的制度有认受;在民主政体,民意既能直接在初选淘汰不理想的候选人,也能直接化为选票,民调和认受性的关联,是相对较大的。但即使同样由公众认受有限的选举委员会(所谓“小圈子”)选出来,董建华、曾荫权当选时,认受性均远胜今天的唐、梁,因为第一,他们的认受除了民调,还有其他;第二,这次建制两营打破了其他民主/小圈子选举都有的“君子之争”规范,令这届选举本身、及所有候选人的认受性大为下降,无论谁当选,都极难施政。这些被打破的规范,可分述六点如下﹕   (1)   打破规范一:选举必须先对游戏规则达成共识   这届选举以“扩大民主性”和“市民参与感”的口号开放建制派竞争,作为支持香港尽快民主化的人,我深信“开放竞争”的精神,必须肯定。但“开放”的背后,有两个重点不为公众注意﹕第一,“小圈子选举”(制度A)、由中央钦点二人再让二人“比民望”的“民调主导式小圈子选举”(制度B)和“普选”(制度C),其实没有层递关系,而是三个完全不同制度,有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分别适合完全不同类型的候选人。第二,建制派的唐营、梁营,为了这次选举,都部署了五至十年,却没有对选举采用哪个制度产生完全的共识。唐营一直相信、在以往五至十年也被长期告知,这次是行制度A,因此用了五至十年时间部署制度A游戏;梁营则尽力把制度A变成B,到了唐营确认中央认同了对手建议的制度B,距离选举只有数月,重新部署已来不及。假如我是唐梁各自的支持者,分别会怎样想?   唐营不挑选任志刚、黄仁龙的 “ 被算计论 ”   唐英年等待钦点的态度,令人十分反感。但从另一角度看,为什么唐营对他情有独钟?答案其实是规则问题:时至今日,我们都知道唐、梁不是两个人,而是代表两个利益集团,假如唐营五年前就知道这届将使用“民调主导式小圈子选举”(制度B),自然会一早建议推出在制度B最有优势的同路人任志刚,他不会害怕在制度B竞争;假如五年前获悉采用普选(制度C),则会一早建议推出在制度C最有优势的黄仁龙,他也不会害怕在制度C竞争。“唐营”支持唐英年的最大原因,就是五年来、乃至数个月前,都一直被告知(或他们相信的被误导)在2012年,还是使用制度A,而在制度B、C毫无优势的唐英年,却是制度A最强势的一人。于是,唐营认为破坏共识的,是偷偷单方面修改游戏规则、制造既成事实、搞“突然袭击”的对方。 第一届特首选举做到“君子之争”,因为四名建制候选人都采用同一制度,当时杨铁梁的民望其实高于董建华,但没有以此变成“反董”公投,因为这是各方的君子协定。社会喜见梁振英挑战钦点,而不明白这也是钦点的一部分,但过了数月,唐营、乃至泛民愈来愈相信,制度B是梁营度身订做的──他们的论据包括,当梁振英要加入选战时,强调的是”反钦点”、“民主化”,以争取社会支持,但再有第三者要加入时,却强调“已钦点”、“别乱来”;若说这是民主进步,论民主化政纲,以“民主化”为名改变制度A的梁营,比起唐却毫不进步、乃至略有保留;梁营支持者在过去十年来如此重视“民意”,更是只此一次。唐营自信只要规则一早获悉,在制度A、B、C都无惧,因而认定被“暗算”,不是输在实力,而是输在临场被改规则,更难像一般输家“愿选服输”,深信这不是公平的一仗。   当年杨铁梁为什么不落区 “ 并民望 ” 挑战董建华?   试想,若在第一届选举,原来民望更高的杨铁梁提前六个月落区,进一步催谷民望,凭公众心目中的法官权威,加上在辩论展示口才,定必把好好先生董建华比下去,再有一批“杨营”的人在各大媒体要求小圈子按这民意投票,旁边有当时得令的软性专栏敲边鼓,董建华的黑材料不知从何处忽然爆出来(杨官当然还是绝不搞黑材料的君子),“反钦点、投铁梁”的剧本,“杨官个款咁有能力、一定做到野,阿董呢个阿伯讲野都唔得点选得落呀”一类民意,定必进一步发酵,那“董营”会如何想?相信他们断不会服输,只会认为是对方半途破坏游戏规则,若一早说明白,就干脆提名李鹏飞。有意思的是,董杨当年真的做到君子之争,选前就可以真的坐下来“饮啤酒”,约定无论谁当选,选后都定期会面谈天。更有意思的是,这二人一句“君子之争”的口号,都没有提。 但在梁营看来,制度B是他们努力争取后获中央首肯的,只是对手政治敏感度低,不及早换下唐英年,责任不在己方;对手不智地提出“撤资论”,更是输打赢要的不君子行为,这是“阳谋”,不是“阴谋”。坦白说,若我是梁先生,也许也会这样操作,因为这是广义梁营的最大机会;何况梁营这些年来一直耳语,当年董建华“脚痛”,不也是在制度上被“屈机”?但无论谁是谁非,社会何辜?假如有一场球赛,双方连对赛规则也没有共识,打架完场是必然的下场。现在结果正是无论谁胜出,落败一方都认为对手“胜之不武”,不可能服气。这教人想起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戈尔得到多数人支持、胜出的却是布殊,民主党也全体服输,就是因为制度有毫无争议的认受性。我们这次呢?恰好相反。   (2)   打破规范二﹕必须点名谴责非法手段获取黑材料   在这次选举,说的是“比政纲”,但政纲无人理会,而且二人政纲几乎完全一样,现在的民望差异,主要是靠对手犯错的“负面认同”。当然,选举从来充满负面活动,揭黑材料也好、人身攻击也好,不必少见多怪。但在外国民主,一切依然有其道德底线,目的正是确保当选人的认受性。不容许打击对手的黑材料来自任何非法行为,可谓是最底的底线。越过了,无论谁人当选,整个制度都是输家,胜者都不可能有“以德服人”的认受。 数月来,令我们忧虑的不是那些丑闻本身,而是揭发丑闻的方式。有评论说,问心无愧就不用害怕,但不是的:例如有候选人的私人电邮被公开,成为报章头条,当事人时任特区政府二把手,那样的保护,还能让私人电邮外泄,只可能是高人所为,坊间相信涉及黑客,应是合理推论。如此行为明显违法,但社会毫无响应、还继续聚焦电邮内容,候选人还以上述电邮的关键内容、即据说是唐英年传说中进行性交的“沙发”,在直播辩论公开质询揶揄对手,这足以制造政圈的白色恐怖。另一候选人揭露闭门会议信息,就算不一定有法律责任,也属灰色地带的“灰色恐怖”,令参与不少政府委员会的人(例如笔者)不安,日后开会再不敢畅所欲言,除非有证据证明事涉重大公众利益,否则其破坏政治伦理令人遗憾。 至于各方分别同时披露的西九陈年密档,以及政府高官收受礼物清单,都甚具针对性,打击对象除了候选人,尚包括被一方支持者视为“港英残余份子”的黄仁龙等具威信官员(当然还有威信所剩无几的曾荫权、曾俊华等)。此等信息愈是琐碎、愈是触及媒体不可能接触的政府深处,介乎各式恐怖之间,政府内部已风声鹤唳,这不是因为心虚,而是来自角力双方的“上帝之手”和“忽然解密”,足以令公务员精神崩溃。再如“江湖拉票饭局”实情在警方调查公布前,各营均不应妄断,但江湖人士掌握候选人黑材料、并因此被其中一方主动接触的说法,已被这阵营中人公开承认,这已制造了政圈的黑色恐怖。香港从来不是这样的。社会流传的恐惧,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   不容非法手段原则应高于胜败   无论这些行为与候选人本身有没有关系、详情是否为其所尽知、是否由其他人唆摆或协作,维持选举认受性的应有做法,是所有候选人在这些挑战规范的行为发生后,立刻作一致的、指名道姓的具体谴责,以示还有原则高于胜败。执法机关或相关编制无论有没有人投诉,也应主动调查,因为表面证据是这样充分。 试想若《纽约时报》刊出麦凯恩的私人电邮,相信对手奥巴马必会第一时间走出来,点名声讨这报纸,而不会嘲笑麦凯恩老而性无能;若奥巴马透露麦凯恩的密室谈话,若无证据,自己已选不下去。遗憾的是,两名候选人除了作出空泛的“君子之争”宣示,既没有勇气指证非法活动的细节,也没有胆量对涉及相关行为的支持者(或媒体)具体谴责,与响应己方丑闻、哪怕只是学生声明的极速,大相径庭。 这教我想起昔日被要求“谴责”我的“激进”员工时,我也尝试以“深信所有人都尊重世界和平”敷衍对方,只是道行不及两名候选人多而已。结果,两名候选人愈说“君子之争”,公众愈是犬儒,认定新政府有暗黑一面,只会令其认受危机恶化。人无信不立,日后谁相信政府?   (3)   打破规范三:竞选团队的 “ 官方支持者 ” 需由候选人问责   这次选举出现一个怪现象,就是不少最活跃的两营代表性人物,均不属“狭义竞选办”,只是二人“支持者”;他们的争议性言行,均可在必要时与候选人切割,无异输打赢要。二人都曾辩解﹕我那么多支持者,怎可能管得了那么多?但这样响应,似是混淆视听。 在海外案例,就算一些著名支持者在竞选办没有职司,但承担了代表候选人的“官方”行为,其言行也就可向候选人问责。何谓“竞选办外的官方行为”,不能有具体定义,不必咬文嚼字,不必大辩论,只能按常识和良心。例如以我得悉,这次不少双方的“竞选办外支持者”都积极为候选人向选委索取提名表,被选为认定/“误会”为候选人的正式代理人,这就涉及了竞选正式程序,无论是否在办公室挂名,这些人已代表候选人无疑;若候选人不认可上述关系,则必须在发现“被代表”时,第一时间严正澄清,否则无异于确认关系。这样的道德要求,不为过吧!又如不少与双方候选人有多年雇佣关系的“竞选办外支持者”,对被称为“头马/家臣”直认不讳,从无澄清这种“马/臣”关系没有延伸到竞选,则他们的行为,也应向候选人问责。   普京的智慧:外判一切不君子行为,谁不是君子?   确认了上述原则,就能发现两营都严重缺乏问责精神,都在不君子地钻空子。例如唐营因为己方充满“感情缺失”,其“官方支持者”就无中生有地制造对手与其竞选办副主任的“绯闻”,令这候选人说别人抹黑自己的绯闻时,显得格外虚伪。梁营的著名“官方支持者”更多,从建制派朋友得知,有的在对手丑闻被媒体报道前,已不知从何处得知讯息、并喜形于色,与朋友分享;有的公开承认从江湖朋友搜集黑材料,态度与候选人表白的“君子之争”背道而驰;有的在第三者考虑参选时,背后以种种明暗手段千方百计将他劝退;这些“官方支持者”的行为,同样令这候选人显得虚伪。我曾问其竞选办,个别支持者是否参与其竞选活动,他们强调绝不,但就在同一夜,竞选办的人和这位支持者,就一起在马会为候选人向资深传媒人吹风。既是这样,两办何不开诚布公?在《笑傲江湖》,要一统五岳的嵩山派暗中吸纳了不少江湖异士(有时还扮成魔教),华山派“君子剑”岳不群后期加入日月神教则不为人所知,他们的对手若以为“教众”只有那些公开记名弟子,就失策了。 谁都知道,支持者的行为,不代表候选人,但这不代表支持者的行为越过道德规范时,候选人也没有责任。例如在本届美国总统初选,共和党候选人保罗的支持者推出涉及种族歧视的广告,攻击对手洪博培的华裔养女,饱受批评,保罗也许事先真的不知情,也公开批评其支持者“disgusting”,公开要其立刻撤掉所有相关行为。否则先例一开,所有负面竞选都会无人认头,而且永远没有人要负责任——也就是现在香港那样。 这样说不是吹毛求疵,而是涉及一个值得忧虑的现实问题﹕假如所有候选人都把真正的核心班子定性为“竞选办外支持者”,把不君子行为“外判”,“狭义竞选办”自然只须处理阳光行为,日后的选举,就肯定充满“君子”了,但这是否“君子之争”?学会了这套操作,领袖哪里还有可能犯错?政府筑起了三、四重安全阀,还哪里需要负责任?假如竞选期间的问责不落实,当选特首的人,也可以重施故技,在正大光明的政府外,整合一批自己不用负责的“政府支持者”,处理其他事务——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正是靠“政府外的政府支持者”维持局面。市民对政府的认受,包括相信它的阳光,但一旦新特首当选后,发生与其“支持者”相关的非君子事件、乃至罪行,无论真相如何,民众先入为主,容易认定政府难辞其咎,个别事件就容易变成政府的认受性危机——这也是近十年俄罗斯政府的危机,每有甚么异见记者被暗杀、流亡特工被暗杀,政府都表白得很无辜,“民间舆论”却众口一词。这是否我们民主化应走的路?   (4)   打破规范四:内部矛盾不能为民调变成 “ 敌我矛盾 ”   选战风云自然要有竞争,有竞争自然会对立。但通过制造二元对立来争取支持,在民主选举依然有其底线,因为“二元对立”与“社会和谐”,本身就是互相冲突的。假如有竞选团队不断化“内部矛盾”为“敌我矛盾”,以制造二元对立来争取支持、或同情,其实也是不断削弱其未来的管治认受性,因为选民相信这通过“矛盾论”上台的人,不会有团结社会的诚意。在第三世界,选举常变成族群对立,无论候选人质素如何,只要选民属于某族,就会被标签,这是内地学者批评民主化时最常举的案例,并一直说中国人能避免之。那道德底线在哪里?我想,在于是否以“敌我矛盾论”操控“标签政治”。   当两营等同 “ 黑五类 ” 、 “ 新黑五类 ” ,谁敢批评一句?   在正常的香港,没有投票权的我们,若被指支持A或B,有什么所谓?但当“唐营”、“梁营”分别成为被污名化的大帽子,不只是建制派,连整个社会也不会迈向“大和谐”,却迈向“大撕裂”。操作是这样的:首先,梁营作为挑战者,把唐英年及唐营的形象简单脸谱化,代表“地产党”、“官商勾结者及既得利益集团”、“曾荫权腐败路线”、“反中乱港勾结外国势力反对派”、“反民主的钦点者”,教人想起昔日文革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当事人则不断强调自己的“弱小”和支持者的“勇敢”,撰文在《大仇富》、袋装《地产霸权》,以示“唱红打黑”;由于支持梁被演绎为等同“打倒黑五类”、“批斗地产党”,民调就变成“反黑五类”的“变相公投”(讽刺的是根据政纲,梁营在“反黑五类”内容上,与对手完全相同,令不少支持者感到震惊)。当唐营终于掌握二元对立的游戏后,虽然为时已晚,却还是令梁振英及梁营的形象同样脸谱化,代表了特务、黑金、地下组织、打手和输家这“新黑五类”,当事人则强调自己的“清纯”和支持者的“可爱”,作为“Anyone But CY(ABC)”的基础(讽刺的是唐营也绝对不乏“新黑五类”)。昔日建制与泛民的竞争,何曾有这样的敌我矛盾?   文革帽子文化:非梁即唐的恐怖   更甚者,在双方支持者眼中,无视社会其实对二人都不满的事实,刻意把社会弄成“非唐即梁”,不少朋友不过一句Facebook status,就换来一堆“哦你系唐/梁营”的帽子,仿佛全球都要为二人的内战归边。由于唐已被“斗倒斗臭”,就没有人敢对梁稍作批评,因为批评梁纵然可有一万个原因,但在梁营眼中只有一个,就是“唐营X队”、就是“黑五类”。唐营前期以“losers’ club”形容梁营,后期操作亦一模一样,不赘。这样下来,一切都是动机论、阴谋论、敌我矛盾、阶级斗争,恍如回到文革,社会怎会和谐?而且这“运动”已接近失控,双方为了证明候选人的“代表性”,都不惜一切垄断相关形象,例如任何同样批评地产霸权的人,甚至是传统爱国人士,只要稍批梁,也会被刻意标签为“唐营B队”、“被李嘉诚收买的打手”,因为社会存在“既不满地产霸权、又不满梁振英”的人,是剧本不容许的,所以爱国阵营好些人不满梁振英的事实,就被按下不表;泛民普遍倾向不接受梁振英的事实,则被一顶“何B”的帽子诛心地料理掉,以减低其独立性,并营造“ABC队都在打压CY”的弱者形象。反之亦然,最荒诞的是批评《港大学生会批梁声明》的港大学生会,也有唐营支持者看作“梁B”;而这群普遍被学界视为国粹派传人的港大学生会,却被梁营旗手大笔一挥,说成是何俊仁的B队“何BB”,帽子横飞的荒诞,已与文革无异。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没有候选人默许,“斗争”怎可能有这样发展?这样说,不是无的放矢:双方那些负责死扣“黑五类”和“新黑五类”帽子的旗手,近半年洋洋洒洒数万字,铁证如山,却没有受过候选人一句公开批评,若说候选人不希望从中受惠,乃自欺欺人。对刻意挑起敌我矛盾的政府,社会如何认受?就像靠挑动敌我矛盾上台的陈水扁,哪怕在执政后的头四个月,找国民党的唐飞当行政院长搞“大和解”,也怎会有人信服?这手法,是否真正的爱国者所为,是否与胡主席的“和谐社会”背道而驰?两营都依靠悍将争取某种支持,却又说什么“君子之争”争取公众,这不是君子的行为不打紧,但为了胜利,而让社会矛盾处处,化内部矛盾为敌我矛盾,值得吗?   (5)   打破规范五: “ 钦点候选人 ” 须在 “ 认受性 ” 各个范畴都合格   虽然你没有为候选人的“个人认受性”提出定义,但我想,在以上谈及的选举制度认受以外,特首的个人认受包括以下条件,应没有太大争议﹕ 第一,这人需要有民意支持,起码不能让不能入闸的人随便比下去,但唐英年入闸那刻的民调表现,足以让他在任何初选出局。 第二,因应社会道德标准,触犯禁忌会降低认受性。香港自由开放,但唐英年的“感情缺失”及其“产品”,对部分港人而言也难以接受。 第三,假如这是宗教地区,候选人需要负责社会稳定的宗教认受。在香港,候选人则需要稳定社会的公务员团队基本认受,这是不能反映在民调的。梁振英这方面的认受被强烈质疑,而且随选战,进一步恶化,以致未当选,即有资深公务员公然以“公务员对梁先生有心理障碍”为由暗示分权。 第四,通过争取精英圈子支持稳定社会,是选举委员会的原意。若有候选人始终不能得到为数不少的选委的真心认受,只凭民调上台,在当选后遇上危机,也难以得到精英圈子的帮助,这是梁振英面对的困局。 第五,候选人所属政党或团体,是其认受性的组成部分,因为这提供了可参考的往绩。在这方面,其中一方的个别长期合作伙伴,特别缺乏社会认受;另一方的团队有强烈现政府色彩,而现政府的民望却接近破产,均不理想。   只有民调支持的认受性,比 “ 综合型认受 ” 政府危险   同时在上述各范畴表现合格的建制派领袖,其实颇不乏人,他们都不像目前二人在欠缺认受性的范畴,均有硬伤。而且你定下的条件“认受性”应是长年累月累积的,民调则可以极速变化,所以在海外例子,一时取得高民调的人,断不敢立刻说自己得到高认受,直到这民望经过没有附设前提的长期考验,否则属误导公众——这是量度民情的基本道德。在第三世界,常有影星、球星凭形象参选,短期内民望极高,但持久的例子不多,除了列根。有如在香港,大学校长多年来有社会认受,但若选特首,不一定得到高民调;刘德华的民调支持可能一时很高,却不代表担任特首容易有社会认受。 值得注意的是,梁振英的经历和唐英年恰好相反﹕他十多年来持续民望偏低,在社会有其认受危机,9个月前的支持度只有5%,现在则飙升至45%(尽管又刚回落至40%),这努力,自然必须肯定,也极度值得欣赏,特别是与唐英年的慵懒相比,后者可算是自取其辱,因此都不认为他能管治。然而,若民调是唯一凭借,未来的梁振英政府又会怎样?谁当选都会面对民望下滑,但这对梁振英的影响最大,因为他的最大认受性就是(有预设前提的)民调,但打了这场选战,却进一步失去精英圈子和公务员的认受,也缺乏市民9个月前长年累月的认受,一旦民调数字下跌,却难以像董建华、曾荫权、乃至唐英年那样,获得小圈子精英和公务员支持,或获得民众基于长年累月感情的理解。若有单一的、让其民调大幅下挫的丑闻或失政出现,新政府就没有其他支撑。届时怎么办?有王道、非霸道的解决办法么?我很担心,因为我想不到。   (6)   打破规范六: “ 最终候选人 ” 必须核实其 “ 入闸认受性 ”   中央重视港人民意,令人鼓舞,因此量度民意的基准,极其重要。在民主选举,终极候选人必然是已获基本认受的人,因为他们经过民主初选产生。但在目前的选举,一方面强调特首要有认受性,另一方面,产生这两位建制派候选人的过程,却无丝毫公众参与的余地,例如毫无竞选工程的叶刘淑仪,宣布参选的民望,就与竞选经年的梁振英不相伯仲,却连闸也入不到。要合理化,指导思想自然可以找到很多理由,但真实的理由是中央钦点了唐、梁,对此连不能入闸的叶刘淑仪、曾钰成,都承认。这容易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无论现在二人的相对民望多高,都可能有不能弥补的先天认受问题。对此隐瞒而说“民调就能代表大多数港人”,并不道德。 曾荫权当选时,宣传有“70%民望”,今天已下降至20%,这自然与他的种种失政有关,但根本问题是那个“70%”的起步数字,只是由必须二选一、而对手不可能当选的情下造出来的,不能自欺欺人,说曾荫权众望所归;但就是曾荫权的支持者,当年也没有横蛮得说“全香港七成人支持我、看我已代表民意、那些说支持民主的泛民选委居然还不投票给我”,还不敢这样偷换概念。同一道理,梁振英在选战表现出色,但他的45%民望,也是通过另一对手不济、和又一名不可能当选的人衬托出来,然而他入选总选前的这个“初选”过程(即在他民望低于5%的阶段),却是市民无可选择的。不少“ABC”一口咬定其民望不真确,乃至认为有不少“五毛党”,我讨厌这样的论调,这并不科学,对当事人的不懈努力并不公平。但我们必须有办法验证这个45%是否“真民望”,还是不过是“曾荫权式的70%”,才能让中央放心。除了以民主制度的初选选出候选人、再一人一票全民普选这个目前不容许的选项,可以怎办? 钟庭耀民调的盲点:当“五区公投”当选人有“67-92%支持”…… 回答这问题前,我们不妨先重温年前的“五区公投”事件。当时五名当选议员在没有真正竞争下,数字上,一律有67-92%的选票,但自然这不代表他们在社会有67-92%的支持。社会相信“五区公投”认受性低,因为当时的投票率低,这关键,中联办的朋友最清楚。林瑞麟局长说(现在连他也是司长了),那是一个“漏洞”,应该“堵塞”,若如是,现在我们面对的漏洞不是更大?那么我们如何通过民调,真的知道特首选举的认受性?须知道无论多少人受访,都不能完全取代“投票率”,也不能取代全民初选;经过一论泥浆摔角,民众越来越相信假如有一场民主初选,在“主场”,这两位都会在初选被淘汰出局。然而,有一些control variables,却是可以考虑加入的。 香港大学钟庭耀博士在选举前夕将进行“323”民调,相信目前选“梁振英”的相对较多(曾荫权式的70%刚才已谈及),至于打算选“白票”的人,大多数根本不会参加以“挑选钦点候选人”为问题的民调,正如不满五区公投的人,不会专门走进票站投白票一样,因此也难以反映社会对整个选举和候选人的总认受。但假如在这问题前,先问第一题:“三位候选人当中,你认为有没有任何理想特首选择?”或“明天举行的选举能否选出理想特首候选人?”,恐怕答“没有/不能”的,不一定比“有/能”少,这正正表达了“白票”的意思。当答“有/能”的远超于“没有/不能”,得到最多支持的候选人,才相对有“真民望”(尽管与全民普选的结果依然大不同)。这其实并不困难,这问题若在内地发问,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肯定轻易过关。这是其中一个例子,其他方法尚有很多,不赘,若没有类似control variables,“323”民调是毫无意义的,正如“五区公投”当选人的92%“支持”是毫无意义的。第一届特首选举也有民调,当时候选人比较诚实,没有说是“代表几百万香港人支持”;若这样的说法也被中央认可,其实就代表这制度可变相取代普选了。那香港人怎会相信下任特首有诚意解决普选问题?   结语﹕由认受性危机展开的五年﹕新特首上台的十三点不祥忧虑   新特首是由中央任命的,他的所有认受危机,也难免对中央威信有所影响。然而,从以上分析可见,这些危机绝非不能避免的;就是时光倒流使用同一制度、这次有机会由其他人再来一次、甚或未来普选,只要及早规范,当选人都不会像今天两位那样百孔千疮。这次选战大量破坏规范,导致其出现的建制两营固然责无旁贷;另一位候选人何俊仁既不能完整表达泛民声音、又不能为市民指出问题,同样令人失望。请不要相信危言耸听的小报告,香港人是很容易管治的,中央希望下周选出新特首,香港自然就会出现新特首。但对香港、对国家,这必须是唯一的选择么?若有人故意设局让中央难堪,自属不该,但假如真的无可选择、票无可投,难道不选择的也是罪人? 基于上述认受危机,新政府产生后,以下后遗症恐怕会陆续出现。关于唐英年当选的危机,社会耳熟能详,基本上延续现在曾荫权面对的危机、再恶化就是,这是不能接受的,篇幅所限,不必重复大家都明白的事。但如果梁振英当选,在未来五年,基于上述认受性危机,也可能产生十三点深远的后遗症。我对梁先生本人至今充满期望,他也曾为我的书作序,并无私怨,只是不得不分享这强烈不安,但愿都是我的过虑﹕ 1、一位以短期民调数字凌驾其他认受性当选的新特首,管治基础其实比上两任特首当选时更弱,民调数字下滑时,会缺乏代表精英阶层的选委、公务员和市民支持,刚才已谈及,他们不落井下石,已是万幸。落败一方对此自然心里明白,加上对胜方的竞选手法极度不安,就是表面接受失败、打哈哈地说是和气生财,又怎会不暗中“继续努力”?因为只需一宗打落民调的丑闻,就足以致命。 2、落败一方认定新政府上台有在规则取巧的“诡计”成分,政府作为利益集团仲裁者的身分,将先天不获信任,明争暗斗更烈。为求自保,香港各大集团唯有进一步和内地集团互动,以寻求庇荫和奥援,进一步卷入内地局势,一切更复杂。 3、新政府靠“民调取代认受性”上台,而缺乏其他范畴的认受性,施政容易由民调主导,乃至愈见民粹倾向。真要改变地产霸权,是难的;以储备派糖,是易的;影响既得利益,是难的;让群众发泄对既得利益的不满,是易的。香港正面临民主化关键阶段,回顾国际案例,在过渡期若失控,民主化实验往往让劣质文化充斥。香港近年已充满民粹气氛,再配合有认受危机的政府,一切以“大局为重”、“为香港好”的“伟光正”口号出发,《香港再出发宣言》的宗旨落实了,却令人担心香港核心价值不能回头。这对内地民主化的实验,也不是好榜样,容易教内地同胞误会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就是“大民主”。 4、一旦民粹主导施政,政府必须有其嫡系群众,必然出现的后果,是有实力的建制团体,将被征收成员作为政府群众部队,是为依靠个人魅力的、无严谨意识形态的、形同“普粉团”的“普京式团体”的雏形。这样一来,旧政党的内部上升阶梯会被改变,“政府团”与“建制党”的矛盾将逐步浮现,问题不比政党政治少,而且“粉团”没有政党的track record责任、却有政治组织之实,带来的不可测性,只会比落实政党政治更大。 5、要民调长期维持高位的另一方法,难免包括强势主导舆论,或像新加坡那样,以法律手段处理反对言论──在竞选过程,候选人已是昨天质疑记者动机、今天“考虑起诉”谁、明天“决定不追究”学生,其支持者则一直强调“言论自由不能凌驾法律”,这些都是客观事实。何况以法家的“法、术、势”治港,也可压过在其他范畴缺乏认受的另一客观事实。法治自然很好,港人是极重视法治的,但“法治”与“法家治港”只是一线之差,若“核心价值”只是后者,香港风气会为之一变。 6、新政府要取得精英圈子和公务员认同,王道自然是以政绩说服之,或邀请具相关认受的人担任政务司司长。但假如不幸不奏效,施政步步维艰,或具相关认受的政务司司长又是合作不来,唯一办法只有通过“非王道”,慢慢切换精英、政府圈子的关键位置,而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梁营朋友深深相信董建华下台的始作俑者,不是五十万人游行,而是“港英公务员”。针对港府的官僚主义,我从来认为整顿是需要的,但始终希望整顿由被整顿者充分认受的领袖带领,不希望出现《雍正皇朝》以“贪财”」一两人格羞辱八旬老状元的情节,否则必然出现新取代旧、白取代黑的二元对立。 7、个别新政府支持者长期主张敌我斗争,认为执政须由狭义的“爱国者”进行。若这路线为新政府采纳,社会必会出现对前朝、“港英余孽”的整肃;若不为采纳,这力量也会斗争尚在位置的“敌人”,“以竟未完之功”。说这是“香港文革”或属夸大,但候选人昔日确曾把反对派议员倾慕东欧变天上纲为“颠覆中共政权”、尊重台湾人民上线为“支持台独”,若配合旗手参与辅政,更多的内部矛盾化为敌我矛盾,更多“参考报告”引用“外国实力论”(有不少评论已把这次乱局归因为“外国实力乱港阴谋”),更多的鞭挞港英殖民历史(例如“八万五”会逐渐变成彭定康的失政),恐怕难免。 8、假如选战被破坏的规范不能在短期内被匡正,它们会变成香港政治的常态。由于候选人都没有具体批评选举涉及的不君子(或非法)行为、和推行敌我矛盾旗手,新政府将先天没有“不在背后参与暗黑行为”的认受。当这类事情出现,社会难免先入为主,认定明亮背影有黑暗,不再信任政府,发生什么事,民众都会犬儒地想:“至于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这是威权政治的常态。 9、当“竞选办”和“支持者”、君子与不君子的分工被默许,余此类推,日后“政府外支持者”的“不君子行为”会再也没有制约。此路一开,“地下政府”不难出现,就是不出现,遇上六月飞霜的怪事,发现“上帝之手”、“天眼”,民众也杯弓蛇影。处理最机密内容的独立调查机构(例如廉政公署)的公信力,也可能逐步被蚕食。 10、政党得到启发,其支持者也将不断成立可切割的新组织,负责不君子行为,自己则君子下去。一些“力量”近年的冒起,已似是执行这模式的初阶。这类组织正正以损人不利己的“人格谋杀”为运作宗旨,主业并非提升自己的公信力,特别活跃网络世界,这也会令提供相关服务的网络公司蓬勃发展。 11、面对从没有遇过、不是靠曾荫权式spin-doctors小家气做政治化妆、而是懂得在大棋局操作的对手,泛民的民生议题将被掏空。当议题余下被掏空的民主,泛民会继续在激进派和温和派的角力中进退失据,加上要面对不君子行为为主业的组织冲击,若继续响应不善,被边缘化指日可待,新一代人才不少会情愿走进“左倾建制”,澳门反对派的际遇即为殷鉴。优胜劣汰,原属正常,泛民也是时候吃够老本,寻找自己的新定位。但若一并被淘汰的包括他们坚持的言论自由等香港核心价值,到了选民日后重新明白其重要性,或已不能回头。 12、在“旧社会”担任核心价值捍卫者的学者、律师,随民粹主义兴起、政府以上述方式操作,公众形象只会愈来愈差,成为“讼棍”、“学棍”,基于“学者评论公共事务就是政客”的理论,不少人会怕麻烦,逐步在专业划地为牢。那时二十三条立与不立已毫无分别,将不会引起“防暴镇压论”一类争议,因为社会已无需再担心政府要以国家安全之名,处理言论自由问题。 13、当上述各点逐一出现,参与社会的人会开始人人自危,即如写这类文章,也不知有何后果。几位近日撰文的朋友,无论是批评唐、梁,都说有很多“信息”传来压力,经历前所未有。慢慢下来,自我审查就会出现,面对政治险恶,有心人都会却步。那时的香港,对国家还有什么价值? 再说一遍,但愿一切都是过虑。我不喜欢政治,曾有这三个阵营的朋友邀请参加不同界别的选委选举,我都不希望掺和,此刻更无他意。我深知这类长文看的人不多,一切大局已定,只是在历史转折,应向自己交代而已。我曾承诺不评论本土事务,这次选战是例外,因为目睹种种对所有规范的挑战,令人神伤,如此无力,更教人知所进退。新特首七月就职后,我会离开公共空间一段时间,回到纯粹国际关系研究的岗位,可能会在新的学术环境工作,Round table理事会主席一职将交卸下来,目前十多份报章、杂志、电台专栏会停写绝大部分,直到对人生有清晰反思为止。王主任,但愿日后的香港,还是你我珍爱的香港。   (沈旭晖,香港国际关系学者,香港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副教授。他以每周或每月方式撰写评论文章及散文,发表于香港媒体和其他华文媒体。本文选入一五一十周刊第52期,周刊下载:)

阅读更多

法广 | 台北一周: 坦然面对大陆─民进党面临蜕变与转型

这次一共有三位民进党人士前往云南腾冲参加国台办直属的「海峡两岸关係研究中心」所主办的一场两岸关係研讨会,台湾的媒体把他们称为「民共对话首发团」,或称为民进党对大陆关係的「破冰之旅」。主要原因是,他们摆明了是秉持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的最新大陆政策「在互动中了解中国」而前往大陆,而民进党代理主席陈菊也赞成他们以个人身分前往大陆互相深入了解、沟通,由于这件事可以当作是一个指标,观察民进党未来大陆政策将改弦更张到什麽程度,因此受到广泛的瞩目。 ●这三位民进党人士分别是什麽身分?他们在座谈会上有什麽具体的谈话吗? 一位是蔡英文竞选新北市市长时的发言人罗致政,一位是苏贞昌担任民进党主席时的中国事务部主任董立文,还有一位是前任陈水扁办公室主任陈淞山。他们都是以学者身分,或专栏作家身份应邀出席。由于以前民进党把中国大陆几乎当作瘟疫,始终保持距离,大家都不敢公开去大陆参加对岸主办的座谈会,甚至动不动就祭出党纪处分,所以这次这几位出席者的谈话就格外让人嗅出不一样的气氛。比如罗致政就在研讨会上谈到民进党对两岸发展的看法以及「民共两党」互动的可能性。他强调民进党和共产党「应该多谈一点有共识的地方,少谈点差异的地方」,还说两党应该有「求同存异」的可能性,甚至具体点出「两岸和平」就是两党共同的语言,和国民党可以说越走越近了。 另一位陈淞山甚至有备而来,在会场发表一篇声明,题目是「民进党破冰之旅的登陆策略」,裡面主张,为了表达友善的态度,民进党应该把「中国」改称为「中国大陆」;他还建议,如果将来民进党中央恢复设置「中国事务部」,也应该把名称改为「中国大陆事务部」,或是「两岸关係事务部」。类似这种呼声,过去几年以来,在民进党内部几乎是不可能听到的。这显示,民进党正在转变,因为这种呼声,有可能是一种「投石问路」,甚至某种程度地反映了党中央的主流意见。 ● 据说,就在这几位民进党人士前往大陆参加研讨会的同时,民进党檯面上的政治人物,在台湾也发出了类似的呼声,他们的主张又是什么? 前民进党主席许信良公开对媒体表示,民进党然虽无需废除台独党纲,但有必要超越《台湾前途决议文》,提出一套尊重中华民国宪政体制的决议文;对外则要展现诚意,改称对岸为「中国大陆」,而非「中国」,放下防卫、冲破禁忌,拒绝让「两岸」成为国民党的专利,否则他认为2016恐将重演2012「叫好不叫座」的历史。 另外,前副总统吕秀莲也公开强调,很多民进党人都已经去过中国,但党内缺乏整合经验的机制,所以她呼吁党应该召开大会,讨论彼此的中国经验。可以说,中国事务或两岸事务,现在已经成为民进党的显学,不过,到目前为止,民进党人士仍然没有亮出最敏感的底牌,也就是,到底承不承认九二共识,共产党会愿意和民进党交往到什麽程度,都有待继续观察。 ●台湾媒体对民进党愿意前往大陆参加共产党主办的研讨会,并提出一些开放性的建议,有什么看法? 基本上台湾的舆论界都还算肯定,不过台湾的媒体也认为,这个「破冰首发团」虽然在心态上是一大调整与进步,但未来民进党如果要证明有能力处理两岸问题,恐怕还需要把目前虚无缥缈的两岸论述,变成有血有肉的实质内容。台湾的媒体甚至建议民进党,如果大陆邀请民进党参加博鳌论坛,民进党不但不必害怕,也不必再批评国民党是去「朝贡」,而应该想办法组团参加,甚至可以由已经卸下党主席职务的蔡英文亲自率团,也就是说,在某些议题上,民进党必须设想自己是执政者的角度来面对和思考,才会逐渐蜕变成长,一个国家,也只有具备了成熟的执政党和在野党,才是国家社稷之福。

阅读更多

CDT/CDS今日重点

【CDT月度视频】十一月之声(2024)——“一路都被撞没了,估计一圈都没了”

【404文库】“闭上眼睛,鬼怪并不会因此遁去”(外二篇)

【CDT关注】“没有一条藏语评论,任何藏语的评论都发表不出来”(外二篇)


更多文章总汇……

CDT专题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蓝灯·无界计划

现在,你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对抗互联网审查:在浏览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时,按下下面这个开关按钮,为全世界想要自由获取信息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桥梁”。这个开源项目由蓝灯(lantern)提供,了解详情

CDT 新闻简报

读者投稿

漫游数字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