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原文地址： 崔永元李承鹏谈抗拆：真的希望这个社会稳定 作者： gengn 崔永元相信文学的力量能够塑造人格，李承鹏认为文学改变不了社会，但可以改变心情，“我写小说不是为了改变社会，而是为了不让社会改变我”。—磨铁供图   崔永元、李承鹏谈抗拆：        “我们真的希望这个社会稳定” 　 　                          　　 北京一家书店，窗外北风正紧。崔永元举着李承鹏的新书《李可乐抗拆记》说：“我希望每一个面临强拆的房子里都堆着一堆这样的书。” 　　《李可乐抗拆记》是李承鹏的第9本作品，前一本《中国足球内幕》披露了大量中国足球事实，“为打假扫黑抓赌风暴指明了方向”。这也是李承鹏的第3本小说，“李可乐”第二次出现，上一本小说《李可乐寻人记》写一个混混为了泡妞跟人打赌修了一座希望小学，汶川地震时，只有这座小学没有倒。他忘了自己是个坏人，四处接受采访时被抓了。还好最后有个光明的结尾。 　　“我就希望大家自私，我们以往的教育把这个词抹黑了。”崔永元对南方周末记者强调“自私”的重要性，“以前我们把‘自私’曲解成损害他人利益、只顾自己利益；实际上‘自私’的概念是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只顾自己利益。大部分公民意识不到‘自私’是一种美德，所以我们一定要花大力气让大家明白这两个字的字里行间是什么意思。” 　　维护私权是两人对谈的重点。《李可乐抗拆记》显然就是可以成为大谈私权的由头，这本书讲的就是这么个事儿：李可乐混世界，诸事不成。碰巧得知丁香街将要拆迁，趁当地住户尚不知情抢先买下一套房子，打算大赚一笔。哪知他越陷越深，钱没赚到，女朋友还“劈腿”了，新街坊唐巧珍自焚了，自己也被“保送”精神病院了……李可乐铁了心，和“90后”非主流女孩儿菜刀妹等群众一起，机关算尽保护家园，当然，结局是光明的——郑书记是好人，付市长略有缺点但也未必不是好人。 　　现场对谈结束后，南方周末记者对二人进行了专访，本文由现场对谈内容和专访两部分组合而成。 　　“小说太有用了，这是毛泽东说的” 　　南方周末：为什么选择了拆迁的主题来写小说？ 　　李承鹏：我小时候家里特别穷，所以从小对房子就特别敏感。记得在一个大雨之夜，我和我妈一起走了很远的路，花15块钱在一户农民家里租了一个月房子。后来长大后，我始终想弄明白一个问题，房子为什么那么贵。我爸爸家族有个很大的院子，1983年中国第一次城市化进程启动，院子卖了三千多块钱，我们住进了楼房，挺高兴。再后来发现，我家老宅每亩地的价格是6000万，涨了上万倍。我就琢磨，为什么我的地变成你的地，我再买你建的房要多花一万多倍的价钱？ 　　由此出发，自然就关注了拆迁。拆迁导致了很多悲剧，这种事情就不应该发生。你不能让人睡醒之后突然闻到青草的味道——你家房子被拆了，你被抬出来扔在草地上。 　　崔永元：现在我们上网总能看到某个地方强拆，某个人被碾死了，渐渐地大家都有点麻木了，好像三天看不到强拆新闻都有点想了似的。其实这是天大的事，不能任由自己视而不见。我们做新闻的首先关心事件真伪，其次关心前因后果。像把人拆死了的事情，我的反应肯定是愤怒，这种事情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搪塞。 　　南方周末：书中有个人物叫唐巧珍，抗拆中自焚，这本书是唐福珍事件引发的吗？ 　　李承鹏：唐福珍事件发生之前我就开始写提纲了，那个惨剧坚定了我的写作信心。事发时我刚好在成都，写了一篇文章发在网上，结果被反复删除。我是穷汉子出身，你欺负我这个事就没完了，所以我一定要把这本书写出来，还要写好。最早的大纲写了8.6万多字，不断推翻重写。这本小说语言貌似狂欢，但写作时真的很压抑。 　　南方周末：为什么用小说的形式写拆迁？杂文对现实的影响是不是更有力量？ 　　李承鹏：拆迁这件事写成小说的原因，第一是容量大，第二更鲜活。在一篇杂文里你无法探讨中国现有土地政策的症结所在，在小说里就可以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人、一个个生动的情节来说明问题。 　　比如说，这本书里写了很多抗拆的点子，李可乐的最后一招就是藏匿身份证、房产证。他是怎么想到这一招的呢？他关进精神病院之后，和他合伙买房的哥们都想把房子卖掉，跪下跟他要身份证。李可乐这才想到，没有我的身份证还办不了这个事，如果整条街的人把身份证和房产证集中藏起来，开发商就无法个个击破，那么，他开发的房子就不合法，也就卖不出去。李可乐就想，你不把我关进精神病院，我还想不到这么好的办法呢！这种隐喻和戏剧强度，小说之外的文体是无法实现的。 　　南方周末：小说或者文学对现实的影响还有力量吗？ 　　崔永元：小说太有用了，这是毛泽东说的。小说的观点和想法都隐藏在字里行间，不一定直指要害，但它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杂文和博客像可乐一样，是快速消费品，而小说是可以留下来的。 　　我现在特别理解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心情，他们当时比我们还要愤怒，他们看到的事更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所以他们当时走的是启蒙。我非常看中这条路，我觉得中国现在最需要做的工作就是思想和文化的启蒙，让所有人都明白事理，这个事情特别关键。无论是老百姓、网民，还是执政者，领导人，我觉得都要纳入到这个社会里才行，明白常识，明白法律，知道春夏秋冬，知道自然规律，这样做事情才能上正道。 　　南方周末：这本书有没有想写但没写的内容？ 　　李承鹏：有，比如有一段是技术原因被删掉了，特别可惜。那段写的是，你是个钉子户，你要告拆迁队，结果你发现开发商抢先把拆迁队告了。这个时候你再想告拆迁队，就要去更高一级的法院告。开发商和拆迁队的官司打到最后，开发商肯定不会赢，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家的。 　　修改阶段，我和责任编辑用投影仪把电子版打到墙上一句一句地看。李可乐说了句，“我要活得有尊严”，前面不能提谁说的这句话，我就很愤怒，就天天吵。 　　南方周末：小说是一个光明的结尾，这是“被”的结果吗？ 　　李承鹏：我是发自肺腑地讲了一个光明的结局，生活中很郁闷，看你的小说还郁闷，这就不对了。而且从小说技术上来讲，悲剧写成喜剧更有力量，苦中作乐是一种高级的东西。 　　崔永元：光明的尾巴没错，好莱坞的电影都是光明的尾巴，它能让观众笑着离开剧场，下次他才乐意重返。其实也没那么悲观，我们有一段时间哀叹野生动物就快死光了，结果一抓环境保护，狼灾和野猪灾全都出来了，自然界的自我修复能力特别强，社会的自我修复能力也一样。最关键的是人心，如果人人都觉得某些东西应该修复，这个社会一定会朝着好的方向走。 　　南方周末：你相信文学能改变现实吗？ 　　崔永元：我认为文学真的可以塑造人格。我1987年刚工作时，做一档节目叫“午间半小时”，当时我刚好看了史铁生揭露社会不公现象的小说《午餐半小时》，看完之后脑子就像被砸了一砖，小说就有这么大的力量。那些名著就更不用说了，像《约翰·克里斯朵夫》、《悲惨世界》，都能让人看得浑身颤抖，浑身出汗。 　　南方周末：有没有遇到过有恻隐之心的拆迁队或不可理喻的钉子户？ 　　李承鹏：善良的拆迁队一个都没有，凶狠的占60%，愿意给人一点小恩小惠的占30%，被击退的不到10%。我经常遇到的情况是，拆迁办、拆迁队、开发商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都披着马甲。 　　不可理喻的钉子户肯定也有，有人出的价格高得离谱，也有人就像藏獒守土，你给我多少钱都不卖。对于这点我想引用村上春树的观点，当鸡蛋和高墙对立，作家一定要站在鸡蛋一边。当然也有少量卧底，他会为了个人利益出卖大家，不过80%的群众都是随大流。 　　南方周末：你们觉得中国为什么屡屡发生强拆事件？ 　　崔永元：拆迁当然为了社会进步和繁荣，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是好的出发点结果未必是好的。我觉得最恐怖的是，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当你大权在握之时，有人会给你描绘另一幅美妙图画——这个城市一两年间翻天覆地，三年赶超发达国家。此时谁能保证自己不强拆？ 　　但在东京、纽约这样的城市经常能看到高楼大厦前面有一个很小很小的房子，那一刻我们才发觉，这座城市的美就在这个地方。 　　那些小房子之所以没被拆掉，是因为法律保障它的存在。我希望什么时候我们的法律也把这一条写进去，“私有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一定要写“神圣不可侵犯”。 　　李承鹏：强拆屡屡发生，是因为我们的市长、区长、镇长都想把自己的城市建成纽约。关于土地的问题，我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人是天和地种下的庄稼，我们是碳水化合物，离不开土地。 　　南方周末：你希望“私权神圣不可侵犯”，你能为此做些什么？ 　　崔永元：当每个人都学会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利，那么就没有人能随便侵犯你的权利，这个社会就会正常运转起来。 　　李承鹏：我小时候觉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非常反动的，后来我发现人不为己真的会天诛地灭。美国大兵为什么自私的同时又那么勇敢？因为你要欺负美国就直接欺负到他家里了，他保护国家就是保护自己的家。 　　崔永元：我们就用宅基地来说，你给我划多少我就用多少，我绝不侵犯你一寸；反之国家也不能侵犯我一寸。 　　我觉得现在的“司法解释”就是证明法律漏洞太多，所谓的司法解释就是补丁，就是一个一个在找补。我觉得要搞清楚一些事情，比如说他是用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所谓的不可抗力的名义强制拆迁，那就要把这个界定清楚，什么叫公共利益，修高速公路是公共利益吗？新建一个小区，哪怕你能容纳2600万人，是公共利益吗？我可不这么认识，我认为公共利益是不排斥个体的，也就是说我的利益就是公共利益，你不能说小崔一个人的利益就是私人利益，因为我的利益只要不超出法律的范畴，没有超出法律范畴的要求，它就是公共利益，所谓的公共利益是由每个个体的私人利益组成的。 　　南方周末：如果制度或法律建设暂时跟不上，“民愤极大，从严惩处”这种方式是否可以重新提起？我们都知道，很多出事的官员都官复原职了，撞死人也可以没有下文。 　　崔永元：我就非常想把干部问责制度搞清楚，犯什么样的错误永远不能出山，什么样的错误一时不能出山。我觉得这都属于政策法律法规这个层面的问题，在这个层面上探讨才有意义。 　　为了顺应网络民意高速解决一些问题，我觉得有违法治精神，还是会埋下隐患。 　　关心现实是一种家教 　　南方周末：说真话的难度在哪里？ 　　崔永元：1996年我们开始做“实话实说”，大概做了两年，“实话实说”创始者之一郑也夫说节目组左顾右盼，经常婆婆没枪毙，媳妇就把自己枪毙了。就说我自己吧，我现在发微博没有人管，但是只要跟时事有点关系的，我自己都要审查好几遍，用中心主任的眼光审查一遍，用台长的眼光审查一遍，用纪检委的眼光审查一遍，最后再用张朝阳的眼光审查一遍，然后才点击。 　　南方周末：你们为什么热心干预社会现实？ 　　崔永元：这个是家教，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我父亲是政委，常年在外，一直到高中我每年只有一两个月能见到他。当时没有人管我，我就在大院的叔叔阿姨家里到处吃。我跟赵本山演小品时叫“大叔大妈”，有很多网友说这两个称谓不是一家子，但在部队大院就叫叔叔、阿姨，没有第三个称呼。 　　我现在帮别人就是小时候训练出来的，我看到一个悲惨的事真扛不住，条件反射似的就想帮一把。前些天刚发生一件事，12名驴友雪夜被困江西宜春明月山，缆车向他们要4倍的价钱，他们下不了山就有可能要被冻死，然后紧急求救。我马上打电话给江西有关部门，第一句话就说我是中央电视台的崔永元。你说用不着这么牛吧？但我觉得人命关天，就别谦虚了，这个名字如果有用就赶紧拿来解决问题。后来这个事解决了，我才踏踏实实睡觉去了。 　　我总是在想，可能崔永元被困在明月山上了，打一个电话有一万个人来救，假如说崔永元不是今天的崔永元呢？他就有冻死的危险，我们不能让这种危险像空气一样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否则可能我不危险，但我女儿会危险，我姐姐会危险，我二舅会危险。其实强拆且拆不到我们家，完全没有必要为这个事愤怒，但每次看到新闻的时候，真的比拆自己家还愤怒。 　　李承鹏：我特别同意小崔说的“家教”。我妈信佛，她给人捐钱之后抬腿就走。她跟我说，如果你等人家说谢谢，功德就还给你了，所以给了钱赶紧走。 　　我小时候家里非常穷，连学费都交不起，小崔还有百家饭可吃，我生在新疆，新疆地广人稀，我要吃百家饭能把自己走死。我不挑食，但我对住特别敏感。我在成都买房子时，房子均价才1000多一平方米，而我买的房子是3800多一平米。那位开发商是个球迷，他带我到他工地上跟我说，这个房子用了三倍的钢筋，这点特别打动我，房子结实我的世界就结实，这是我一辈子的事——意识到70年产权是后来的事情了。 　　南方周末：你们打算对现实干预到什么程度？ 　　崔永元：我这个年龄从小受的教育导致我们关心世界像关心自己的家人一样，是一种条件反射。现在甭说强制拆迁，美国打伊拉克我也反对，美日韩海上军演我也持反对态度。 　　李承鹏：我不是一个喜欢政治的人，以后也不是，但我有自己的生活主张——我希望父母身体健康，同时我也希望别人父母的身体健康。我们是社会最稳定的那部分人，也真的希望这个社会稳定，如果存心捣乱就不会写小说了。我希望通过我的写作可以让很多人得到公平，文学改变不了社会，但可以改变心情。我写小说不是为了改变社会，而是为了不让社会改变我。 　　“小崔说话” 　　◎写拆迁扎不扎手？我觉得一点不扎手，拆迁都不扎手，写个小说怎么会扎手呢？而且现在都没有“拆迁”这个词了，现在都是“强制拆迁”。拆迁有得商量。强拆没得商量。 　　◎拆迁当然为了社会进步和繁荣，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是我们“擅长”的是用好的出发点干坏事。拆迁目的是什么？为了让我们的房子和城市长得一样，现在我们国家有两百多个城市长得一模一样，这事有多恐怖？好像一个女的肚子大了，她要生孩子，传说要生多胞胎，最后生了两百多，长得都一样，再天大的喜事也不觉得它是好事了。 　　◎我觉得不说话和说真话一样值得称赞，那也是非常大的美德，我也很佩服不说话的人，我最恨的是乱说话的人和故意说假话的人。我觉得说真话和沉默同样都是正确的。 　　◎有时候看人的表情可以看出来，越说真话的人越不自然，越说假话的人越沉着。 　　◎美国的社区连铁栅栏都没有，为什么？他就是自私，他非常自私，自私到什么程度？你都不可以进入他的草坪，你进入以后他会喝令你停止，你再不停止他就开枪，这是法律给他的权利。当每个人都自私的时候，我们换个角度看就是每个人都在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利，那么就没有人能随便侵犯你的权利。 　　◎文学真的还是有力量的，现在我同时经历了纸阅读和网络阅读，纸阅读我在坚持，网络阅读已经开始了，完全是两回事。就像我们人讲话的时候，你能听到他的语言，你还能看到他的形体，干这行的人叫做形体语言，我觉得纸阅读就是这件事，为什么叫掩卷长叹，不能关机长叹，其实纸阅读的美就在于这，包括你翻，包括你再翻回来，在重要的地方做标志，感兴趣的地方写上批注，它真的都是一种享受。 　　 (南方周末记者陈一鸣整理)

追寻台湾读者的阅读趣味 《凤凰周刊》2011年15期  苏惠昭 2010年，有一本书狠狠冲击台湾社会大众，它分上下两册印行，上册《医行天下：寻医求道》，下册《医行天下：拉筋拍打治百病》，作者萧宏慈。因为上下册分售，应用篇的下册销量约为上册两倍。《医行天下》上下册分别占据博客来排行榜年度百大之第二和第十名；下册是诚品年度畅销书第三名、金石堂年度畅销榜医疗保健类第一名并被选为“十大影响力之书”。《医行天下》上下册在台销量粗估有四五十万册，两岸交流以来，从来没有任何一位中国大陆作者在台湾如此翻云覆雨，以致他所推广的拉筋拍打风行草偃成全民运动。 大陆作品渗入台湾 事情总有个源起。到底是何年何月何日，中国大陆作家作品悄悄渗入台湾，进入广大人民阅读生活的？答案，一般不是指向二月河便是余秋雨。 1992年尔雅出版社出版由白先勇引荐的余秋雨历史人文散文集《文化苦旅》，结果反应热烈，既是当年金石堂“年度十大影响力书”，也获《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至今十多年过去，《文化苦旅》历久弥新，更是中学老师必开书单。“中国文字可以写成这样美，我从未曾见过。”一位企业家解释他着迷《文化苦旅》的原因。 余秋雨也几乎一人垄断了历史人文散文这个文类，此后台湾凡引进同类型作品都被拿来与余秋雨比较。套句尔雅负责人隐地先生的话，余秋雨红，但红过了头，红到出现“反余”声浪。 《文化苦旅》出版那一年，台湾还有一本轰动的畅销书，张戎的自传体小说《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那段中国大陆犹如神秘大地的年代，“文革故事”对台湾读者恒常有吸引力。 然后从1994年起，巴比伦出版社陆续推出二月河授权版《二月河作品集》。无趣的历史课本，不会说故事的历史学家，以及基因里与中国历史的某种连结，台湾一股由《三国演义》扎下基底的中国历史热一直在寻找出口；也就是说，一个历史小说，或以小说方式论说历史的市场老早就准备好了；1985年由食货出版的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已经预告，到二月河作品一问世，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帝王系列，仅仅透过口碑传播，读者几乎是一本一本地等待，一整套一整套地购买，乃至组成“二月河读书会”相互切磋，“你读过二月河了没？”成为考验是否理解政治斗争的通关密语。 余秋雨和二月河确实是两大高峰群，一个指向历史人文散文，一个指向历史小说，这两块正是台湾读者兴趣浓厚而台湾作家无从也无力处理的，唯有向古老的中国大地索求。1996年出版，明陵挖掘纪实录的《风雪定陵》也便成了当时受到热烈讨论的大书。余秋雨、二月河与1990年出场的《河殇》也不同，《河殇》某种程度被当作教科书读，但阅读余秋雨和二月河，始于纯粹的阅读乐趣。 台湾拉出的大陆当代文学线 台湾读者也并没有独独钟情于历史，要认识变化中的中国大陆，当然不能不读当代小说；无论语言或故事，其中的差异性充满了正反两面的魅惑，所以时间再往前推几年。1986年，台湾出版界便有一个大工程，郭枫主持的新地出版社以“拥抱中国土地，开拓民族文学”之名，推出“当代中国大陆作家丛刊”，之后再由其中分出“女作家卷”。台湾读者初次大规模接触当代大陆一线作家如阿城、张贤亮、莫言、冯骥才、陆文夫、高晓声、邓友梅、汪曾祺、张辛欣、王安忆、铁凝、舒婷、刘索拉、北岛、王蒙、刘再复、张承志，丛刊指标当然是阿城《棋王树王孩子王》，而莫言和王安忆后来则成了洪范、麦田等出版社长期经营的作家；莫言以《红高粱家族》，王安忆以《长恨歌》，奠定在台湾的大家地位，加上余华和苏童，王余莫苏四人应该是台湾读者最熟悉也持续阅读的大陆中生代重量级作家。作品虽然没有晋入畅销榜，却拥有固定的读者，并备受文学评论家青睐。 新地出版社特别拉出一条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线。远流出版小说馆1988年开张，编号第一的书是张大春《四喜忧国》，第二号就是古华《芙蓉镇》。编辑显然有意将大陆文学置放在“当代华文作家”脉络，不希望独立成线，这也是后来出版社如麦田文学、时报新人间或联合文学普遍的做法。远流小说馆后来出版了苏童《妻妾成群》，余华《十八岁出门去旅行》、曹冠龙《阁楼上下》等作品。《妻妾成群》因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而触及“纯文学”以外更广大的读者；《阁楼上下》则是1993年《中国时报》开卷版选出的十大好书（开卷版好书通常是“叫好不叫座”的指标）。至于余华，还要等到1994年麦田出版《活着》，才正式被读者接纳。联合文学在2003年推出新版《芙蓉镇》，2007年麦田还为《活着》做了个特别纪念版。 1990年代后台湾纯文学书受到非文学书挤压，吹起轻薄短小风，而与更具阅读乐趣与知识含量的历史书相较，厚实沉重的大陆当代文学明显不易经营，出版社在理想与市场之间不断测试读者口味，寻找平衡点；文学作家名单陆续加入了王朔、严歌苓、高行健、虹影、贾平凹、李锐、蒋韵、韩少功、苏晓康、张炜、池莉、陈染等，一个乱枪打鸟年代。高行健于200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联经1990年即出版他的《灵山》，卖了3年总共卖出180本，前仆后继，如滴雨入海，无关文学评价，这是大多数大陆当代文学作家在台湾的命运。其中当然也有获青睐的，譬如虹影《饥饿的女儿》，譬如陈丹燕《上海的金枝玉叶》。隐地说过，如果他要在尔雅出版的近七百种书中选出十大，《上海的金枝玉叶》必然名列其中。 透过中国当代小说，台湾读者勾勒了一幅由《红高粱家族》、《妻妾成群》、《活着》、《饥饿的女儿》、《废都》等想象与真实相互交串组合的中国大陆图像，问题是现实的中国已经快步走到一个小说不及的所在，台湾所认识的大陆当代文学家已不足以跟进，他们说的故事也成了某种历史，所以除了历史，台湾人民也亟求了解“正在进行”的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的黑暗与光明，这反映在出版社的选书上，在文学这一块，“争议”、“话题”与“大众”明显成为新世纪新标准，阎连科《丁庄梦》是“再次封杀之作”；韩寒“反大人文学”的《三重门》在大陆创下爆炸性的销量；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填补了撕去的历史扉页”，她说故事的口气又何其动人；余华《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宣称是“台湾首发，大陆禁书”。如果有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的书更好，如刘震云《手机》、毕飞宇《青衣》，如麦家《风声》，纯爱小说《山楂树之恋》则直接以“张艺谋电影”营销。郭妮青春小说《麻雀要革命》则被与《流星花园》相提并列。韩寒获选为2010《时代》周刊“全球百大影响人物”后，半年之内有三家出版社出版他的《青春》、《他的国》等四本书。《杜拉拉升职记》和《蜗居》这两本“电视小说”，带领台湾读者直击现在进行式的北京、上海生活。慑于“百家讲坛”威力，几个收视率高的节目（书）一一渡海来台，有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论语心得》、刘心武《揭密红楼梦》、钱文忠《玄奘西游记》。 只是在“补习”经典这一部分，“实用性与阅读乐趣”至上的台湾读者似乎还没有准备好。 如果说台海两岸读者在阅读小说这件事上有惊人的一致性，除了余秋雨、二月河，那么就是《狼图腾》、《藏獒》，以及盗墓小说。《狼图腾》不只是小说，还被台湾企业家当作研究民族性格与企业经营的教本。盗墓小说，或天下霸唱《鬼吹灯》，或南派三叔《盗墓笔记》，这一派混和中国古文化、各家邪术的神秘惊悚小说，对台湾通俗小说读者来说既是全新品种，又是台湾作者所写不出来的题材，新鲜刺激没有纯文学的门坎，一时之间蔚然成风，如流行疫病蔓延。桐华《大漠谣》三部曲，这一款把背景设立在西汉，两男夹一女的爱情小说，也拥有不少书迷。 也有明知此路难行的尝试。科幻一直是台湾小说很弱的一环，2011年，台湾出版了评论家王德威谓之“想象奇诡，气势磅礴”，“堪称百年中文科幻小说首选”的刘慈欣《三体》系列，这对台湾将会产生何种影响有待观察。藏族伟大英雄史诗、阿来重新演绎的《格萨尔王》，也降临台湾找寻知音。 承续二月河，历史小说或小说历史这一块，不管是以小说笔法写史的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奇情冒险的月关《回到明朝当王爷》、《大争之世》，或是被誉为“二月河接班人”酒徒的《隋乱》、《开国功贼》，再或“比小说还好看”的李开元《秦崩》、《秦谜》，把中国历史精炼成话本小说的袁腾飞《历史是什么玩意儿》系列，从来生生不息。用当代语言写历史，最好是有点好笑的，台湾读者很着迷这种表演。 台湾读者最大的憾恨，恐怕也是完全欠缺会说故事的历史学者或历史小说家。 在这样的景况下，迟来的残雪和史铁生，更显寂寥。暴雨一般猛烈的冯唐小说，到得台湾忽然安静无声。杨红樱、郑渊洁、郭敬明、尹建莉、王树增、笛安、小桥老树、周国平，这几位名列“2010年中国作家富豪榜”的作家，台湾人多不知他们何许人也。事实上台湾出版过笛安《芙蓉如面柳如眉》，还有王树增《长征》三大册。毕飞宇和刘震云是异数，他们遇到了愿意经营系列作品的九歌出版社。 超越意识形态的新书写 “我们差不多每天都生活在蜂拥而至的结果里，很少去追寻产生这结果的原因，于是三十多年来杂草丛生般涌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被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乐观情绪所掩饰，我此刻的工作就是反其道而行，从今天看上去辉煌的结果，去寻找那些可能令人不安的原因。”中国大陆的快速变化，变化到小说家如余华都不能不受惊扰，必须诚实无愧地写出小说无法承载的，他的观察和思索。 一如余华，顺着中国大陆的发展，台湾读者也开始追寻历史与小说以外的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的现在与未来，于是有人出版“披露了改革开放下九亿中国农民真实的生活困境”的《中国农民调查》；有人出版凌志军《成长》、《联想风云》、《改变》、《中关村》，吴晓波《中国·崛起》、《大败局》。潘石屹《我用一生去寻找》、冯仑《非常道》的出现，某种程度代表中国地产大亨对台湾取得发言权。郎咸平《注意！重点不在GDP》、《中国即将面对的14场经济战争》、《谁在谋杀中国经济？》，反映了台湾对中国经济未来更深一层理解的渴求。《未成熟的国家》、《极权的诱惑》，“中国最年轻的公共知识分子”许知远被台湾认可作为“认识中国”的引路人。2008年，宋鸿兵《货币战争》一路无阻打入畅销书榜，接下来的续篇，以及勾红洋《低碳阴谋》、李德林《高盛阴谋》、孙兆东《世界的人民币》?台湾人万万想不到，新一代中国大陆经济学家、分析师、银行家正在一点一点地松动数十年来台湾以英美财经书为首的阅读版块。 但一切都敌不过一个教人如何自助养生的萧宏慈，毕竟健康比赚钱大。 《寻医求道》创造了中国大陆书在台湾的销售高峰，可以在中医诊所看到它，也可以在从来不买书的人家里看见它。台湾媒体则称萧宏慈“萧大侠”，望之如大旱盼云霓。撰写《黄帝内经养生智能》系列养生书的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活到天年》系列养生书的中国养生大家武国忠中医师、《求医不如求己》的“中国第一医家”郑幅中（中里巴人），如今亦无一不是台湾民众信奉的养生老师。 超越意识形态，没有省籍隔阂，在中医学这一块，中国大陆与台湾，一个和平的故事正在书写中。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5/30. | Permalink | 收听敌台 Post tags: 凤凰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