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视点

18 廉价中国的终结 2012-12-24 22:26:28 浏览 14449 次 | 评论 9 条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每4年准备一次《全球趋势》报告，在总统大选结束到新总统就职之前，提交给下一任总统作为施政参考。在2012年12月10日提交了长达166页的最新报告《2030年全球趋势》。报告预测中国经济将在2030年之前超越美国，不过美国将依旧保持全球领导地位。对此，北京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帕特里克·霍瓦内茨认为，中国目前仰赖的出口模式无法持续：“如果中国想要生产超过消费，则世界其他国家就要消费超过生产。但世界其他国家已经无法继续这种消费模式，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出口呈现缓慢成长。” 《2030年全球趋势》报告指出，未来企业、创意、资金以及科技研发，将会转到亚洲。中国的经济模式也会因此逐渐转型并取得优势。而新兴国家如中国等，将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组织发挥影响力，而排挤美国的势力。 台湾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林中斌告诉美国之音，其实最新的预测是在2016年中国就会超越美国。他认为报告当中提到的因素，如能源、金融、水资源等等，都是物质因素，但其实美国面临最大的危机是内部的社会问题，他分析：“其实美国最大的危机是物质以外的，社会价值、精神方面、教育等等这些，才是最大危机。我举几个例子来说，他们(美国)监狱的人口有600万，无论是绝对数目或以人均来算，都是全世界最多的。600万比斯大林时代古拉格的人口还多。加州花在监狱的钱，多于加州花在大学的钱。这是一个指标。另一个指标就是枪击造成的死亡，每天有87个人死于枪击，17个是小孩。” 报告指出，美国将达到能源独立，而丰富的天然资源及军事力量也将让美国保持竞争力。至于人口逐渐老化的地区如欧洲、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将出现经济减缓的现象。而到了2030年，印度将取代中国成为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而中国，百分之八以上的经济成长率将成为历史。 林中斌认为，美国在资源方面的确得天独厚，不过他认为美国还有另一个强项，将让美国不会如历史上其他帝国一样崩溃，而会继续保持世界领导地位。林中斌说，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针对历史上几个帝国的分析，包括罗马帝国、中国的明帝国、厄图曼帝国、奥匈帝国、前苏联帝国等，都是一下就瓦解了，但美国不同。林中斌说：“这些帝国的特性是没有一个自省的能力，美国不同，美国不断在反省，不断的有不同意见提出来。我觉得这个能力它(报告)没有提到，这个会拯救了美国。这个能力，保证了美国在未来很多很多年，甚至几十年，仍然是世界举足轻重的国家。” 《2030年世界趋势》报告指出，如果美国崩溃或是急速从世界舞台上后退，将会造成全球性的无政府状态。因为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出面取代美国扮演的稳定角色，包括面对来自伊朗和中东动荡局势的挑战。 报告指出，如果美中维持稳定关系，全球经济规模将可达到132兆美元，各国都可受惠。但报告也说，经济危机、疾病、区域冲突和气候变化，将是变数。 中国同样也面临隐患。香港浸信大学的让皮埃尔卡贝斯唐认为，北京当局也体认到要继续增长，改革是必须的。他说：“我想北京方面认知到，中国采行的增长模式及一党体制必须要进化，同时进步成为一个更开放的多元化政治及社会体系。至于要花多长的时间，以及将面临哪些挑战，则是难以回答的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引擎，它产出的电视，智能手机、钢管和其它物件轻松的超过美国的年产量。中国现在占全球制造业的五分之一，其工厂产出是如此大，如此廉价，以至于他遏制了许多贸易伙伴的通货膨胀。但中国廉价的时代可能即将结束。成本正在飙升，从一直工厂密集的沿海省份开始。土地价格上涨、环境和安全法规和税收都占了重要一席，但最关键的还是是劳动力。 香港渣打银行曾发布一项覆盖200家香港制造商在珠江三角洲运营的调查。它发现工资已经上涨了10%。富士康，一家台资合约制造商，为苹果制造ipad(以及更多的)在深圳，上个月上调了工资16-25%。不像以前那么便宜了，Kolcraft这家在中国南方制造手推车的合同承包商的 Dale Weathington感叹道，劳动力成本上升了20%，在过去的四年中，他抱怨道。 中国的沿海省份正在失去他们对大陆工人的吸引力。Kolcraft的情况是典型的。当上海美国商会问询其成员关于他们最近最大的挑战时，91%的回答是”成本上升”。腐败和盗版远远落后。劳动力成本(包括福利)在广东的蓝领工人一年上涨了12%，以美元计算，从2002年到2009年;在上海，每年是14%。罗兰贝格公司估计，对比 菲律宾 和墨西哥分别只有8%、1%。Joerg Wuttke，一位中国欧盟商会资深的实业家，预测到2020年中国制造的成本可能会翻两番到三番。AlixPartners，一家咨询公司，提供了这个有趣的推断:如果每年中国的货币和运输成本上升5%，工资每年上升30%，到2015年在北美制造将和在中国制造然后运输至美国一样便宜。 效应可能会较慢，但趋势是明确的廉价的中国正在褪去。谁将取代它呢?工厂将会转移到劳动力便宜的贫穷国家吗?这是传统的看法，但这是错误的。PPC为电视做连接器的Brian Noll表示，他的公司认真考虑将其运营搬迁到越南。那里劳动力便宜，但越南缺乏可靠的供应商的服务如镀镍、热处理和特殊冲压。最后，PPC决定不离开中国。相反它在靠近上海的工厂，增加了更多自动化流程，取代一些(但不是所有)的工人的机器。中国以外的国家劳动力成本通常低30%，通用电气副总裁 John Rice说，，但这通常是抵消了其他问题，特别是缺乏可靠的供应链。通用电气确实在越南开设了一个制造风力涡轮机的工厂，但Rice坚称，人才是吸引，而不是廉价的劳动力。多亏了他工厂在一个大政府船坞附近，他的工厂能聘请世界级的焊工，除了商品业务外，”胜任力总是会胜过成本，”他说。 Sunil Gidumal，一个来自香港的企业，为Harrods， Marks& Spencer及其他零售商制造饼干外包盒。他广东的厂子，原本占三分之一的成本的工资已经翻了一倍，在过去四年里。工人在斯里兰卡便宜35-40%，，他说，但是他发现那里效率更低。所以他是在中国保持较小的工厂为美国和中国的国内市场服务。只有运往欧洲的罐头是在斯里兰卡制造，因为运输成本低于中国。 Fung Global Institute的Louis Kuij，注意到一些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型行业，如T恤和廉价的运动鞋，已经离开中国。一些公司正在使用一个“中国+1” 战略 ，在另一个国家开设一个工厂去试水和做后援。但中国的沿海地区有持久的优势，尽管成本飞涨。首先，它接近蓬勃发展的中国国内市场，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没有其它国家有如此多的新富有的消费者强烈要求的东西。其次，中国的工资水平可能会快速增长，但中国的生产率也同样如此。精确的数字存在争议，但这种趋势却毫无异议。中国工人支付更多因为他们生产更多。第三，中国是巨大的。它的劳动力池足够巨大和灵活以适应季节性产业。一家组转iphone的工厂在应对突然的需求时，能够半夜把8000工人从他们的宿舍召来并分配到组装线上，不是第二而是午夜。没有别的地方能如此灵活可行。第四，中国的供应链是复杂和柔性的。正确衡量制造业竞争力不是通过单一比较劳动力成本，而是比较比较整个供应链。即使劳动力成本占据了四分之一，不可靠或不可用使许多组件在其它地方比起来根本不经济。一家制造业咨询公司认为，中国电子产品制造的供应链如此之好，至少10到20年没有地方能停止这种主宰地位。这种优势同样适用于低技术含量的行业。 中国内陆的工厂将取代它的沿海地区。一些内陆省份，如重庆，现在吸引外资差不多如同上海，更少的农民工不愿意从内陆回归到沿海工厂的原因是那里有大量的离家更近的工作。 但制造商不仅仅是迁往内陆地区寻找廉价劳动力。首先，它也不便宜多少。华为，一家中国电信公司报告说，硕士学位工程师的工资甚至没有比它在深圳低10%，Kolcraft考虑搬迁到湖北，但发现总成本最终将只有5-10%低于沿海地区。Topline考虑迁往内陆，但发现巨大的额外成本，物流未充分发展，Topline的整个供应链仍在沿海。它决定留在那里。迁往内陆带来各种意想不到的成本，例如它需要花更多的钱来船运货物从中国内陆地区比从上海到纽约。经理和其他高技能员工通常需求大幅加薪以同一从沿海城市搬移到偏远地带。重庆有3千万人，但其反腐运动如此暴力，使得合法商人以及骗子都受到惊吓。那些在中国内陆地区投资的公司这样做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消费者居住在那里。 有这么多的内陆城市正在蓬勃发展，这是一个诱人的市场。但当做ipad和智能手机出口，世界工厂的优势仍将在中国沿海省份。当然，随着时间推移，其他地方将建立更好的道路和港口以及供应链。最终，他们将会挑战中国的沿海地区控制的基础制造业。所以如果中国蓬勃发展，那其制造必须向价值链上游转移。而不是组合那些在其他地方设计的复杂产品，他们需要多做设计，他们需要使产品具有更高的利润和提供更佳的服务来增值。 一些中国公司已经开始已经这样做了。华为在深圳的庞大的企业校园是有借鉴意义的。这家公司由一个前军官创立，一直得益于政府多年来的扶持，但是现在它更像一个政府后盾的西方高科技公司。它的经理人员是一流的，其领导人多年来一直学习来自IBM和其他 美国 咨询公司的建议。它已成为高度专业的公司，其创新令人印象深刻。华为2008年国际专利申请比任何其他公司都多。有迹象显示，至少 中国 的民营企业已经严峻认识到知识产权，华为在知识产权中争斗，他不仅与跨国公司也与中兴通讯，这家同城竞争对手，中兴同样希望由一种低成本电信设备制造商向创造者性感的新消费产品转变。 中国还没有足够多的华为，但是它吸引了大量的聪明的年轻人们想去建立一个华为。每年另一波“海龟”——海外学习或工作过的人返回祖国，许多人有着在世界上最好的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 大学 的经历。许多人亲眼目睹硅谷的作品。事实上，硅谷老兵们已经建立了许多中国最具创新精神的公司，例如百度。 然而，有一些成为趋势的事情短时间便可逆转。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在白宫会见大公司总裁，商讨解决提振就业的难题。奥巴马要求乔布斯将苹果公司迁到国外的部分生产线迁回美国，乔布斯当即拒绝，告诉奥巴马，美国流失的工作职位永远不会回来了。但不到两年，苹果公司现任总裁蒂姆·库克接受NBC电视访问时宣布：公司斥资一亿美元，将苹果手提电脑Mac的生产线从中国迁回美国。 苹果公司早在十年前就不在美国本土制造产品了。库克没有解释决定将手提电脑生产线迁回美国的原因，但他告诉《彭博商业周刊》：“我认为我们确实有责任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苹果的手提电脑，由台湾鸿海集团在中国的代工企业富士康制造。苹果并没有打算终止与富士康的合作，富士康将跟进苹果公司把生产线迁回美国的行动，来美国开设厂房，生产苹果产品。到时，苹果手提电脑由“中国制造”变成“美国制造”，就有更纯净美国血统了。 库克的宣布，对深受失业率居高不下困扰的美国经济，是一大利多消息，是2013年美国经济的好兆头，兆示着新的一年，美国或将出现制造业重回美国的风潮，“美国制造”东山再起。其实，近年来，制造业重回美国的风潮已悄然兴起：美国的公司，电子、汽车与机械、医疗器材、化工，等等，已经让或者正在让过去十几年迁往国外的部分生产线回流，比如通用电器公司雇用更多的美国工人生产其公司的家电产品，福特汽车公司宣布将在密西根州增加一千二百个工作职位。波士顿咨询顾问公司的调查表明：美国有73%制造厂商的高层正计划或者正在把企业搬离中国，其中大企业比小企业更愿意把工厂从中国搬回美国。 美国企业的回流，有着共同的原因。其中当然是对奥巴马总统近几年来不断呼吁美国企业回流做出回应，也就是库克所说的，有责任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但更主要的是：美国现在已经成为制造业低成本的国家，尤其是较低的能源成本;并且制造商们在国外闯荡了几年发现，美国才是营商环境最好的国家。波士顿咨询顾问公司的调查还表明：一些大企业把生产线迁回美国，是因为在美国取得融资比较容易，还觉得过去把生产线移到国外的路子走的太远了。 与此同时，这些公司发现，他们在中国的工厂生产费用节节上升，本来生产线外移为降低成本，却遇到许多料想不到的成本。近几年来中国工人的工资保持每年17%的涨幅，到2015年，在中国设厂与美国区别不大，而美国工人的生产力较中国高出3.3到3.4倍，加上美国工厂的自动化程度高，中国廉价劳工的吸引力对美国企业而言已不存在了。 库克宣布苹果手提电脑离开中国也许还有深一层的原因：苹果公司在中国的代工企业恶劣的生产环境使得公司饱受指责，被 人权 组织批评在专制国家的血汗工厂生产产品总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因此而考虑离开中国的 美国 企业恐怕也不止苹果公司一家。波士顿大学教授萨伦说：“一家公司说他们想在美国创造就业机会，这很好。但只有一家公司带动起一场连锁反应，或是成为一场更大 经济 转变的一部分，才能够真正对国家有所帮助。” 对于中国企业界来说，舞曲已经放完。今年中国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可能会出现十多年以来的第一次下降，并可能造成失业，使经济增长迈向消费驱动的必要转型难以实现。投资过度、实际利率突然升高、全球经济增长减速，所有这些因素都让企业不堪重负。 问题在于政府的政策。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北京推出一轮蔚为壮观的经济刺激，但错误地将刺激措施瞄准投资和出口。2004年，投资占经济产出的41%，已经过高;2011年又进一步升高至46%。相比之下，日本繁荣时代的最高投资率只有36%，韩国只有39%。经济刺激以及所有其他投资或许帮助很多资本密集型企业启动了项目，但项目启动过后呢?在投入这么多资本的情况下，增加的投资恐怕是被浪费掉了。它让企业变得低效，于是产生亏损。 中国经济的根本缺陷是它不为自己的消费者服务。高投资率的另一面是低消费，2011年消费率已经从10年前的45%下降到35%。让我们回到经济理论上来：生产是为了消费，投资是为了能够生产更多东西。一个国家不可能无休止地增加投资占产出的比例。归根结底，中国的经济战略是一条死胡同，因为这些投资在一段时间过后会变得无利可图。到某个时候，企业通过增加投资生产出来的多余产品将卖不出去，从而导致利润大幅下降。今天的中国就是如此。 如果说这还不够严重的话，企业还必须面对其他一些不利变化。中国2008年之后的大规模货币刺激点燃通货膨胀，已经烧到了劳动力市场。2009年以来工资上涨43%，2007年以来按美元计算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增加22%。这抹掉了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成本优势。另外， 人民币 兑美元也不再处于低估状态。 除了过度投资和工资快速上涨等问题挤压了企业的利润空间，从2010年末开始，随着北京收紧货币政策以应对中国经济过热的问题，实际利率水平也开始上升。全球经济艰难复苏也使得靠投资拉动的中国经济失去了为实现增长所需要的市场。在这样的环境中，民营企业已经重新评估了它们的投资需求，并有可能进一步削减资本开支。2012年夏末北京稍稍放松了货币政策，但这只对大型国有企业有帮助，而大型国企并不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这或许也对产业扩张稍稍有所助益–正如本周数据所显示的那样。过去数月，韩国和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的资本商品出口增速也在加快。 但是，如果北京大幅放宽融资条件，像2009年那样实行政府推动的大规模刺激计划，也仍旧不会有所帮助。如果算上国有银行的隐性负债，政府债务负担远高于官方数字揭示的情况。除非让债务负担变得过重，否则北京并没有多少实施刺激计划的空间。此外，大量资金外流削弱了银行的流动性，从而更难以利用银行为经济扩张提供资金。如果政府推动投资增加，未来几个季度的经济活动可能会有所改善，但未来经济增长前景会受到更大冲击。 部分看好中国经济前景的人虽然承认中国存在投资浪费的现象，但他们仍然认为消费者将可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确保中国经济仍有非常不错的增速。但如果企业削减投资，消费者收入会随着失业率上升、工资增速放缓而受到影响。这可能会导致需求不断萎缩，而需求萎缩注定又会增加债务负担、大幅拖累经济增速;此外，这还可能会令 金融 体系承受重负。 因此，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可能呈现的状况是消费率上升，但整体经济年增速随着投资率下降而降至最高5%的水平。但与看好中国的那些人所想象的不同，消费率上升不会带动经济强劲增长并让中国经济增速维持在接近前些年的水平。 从长远看，经济增速出现类似放缓可能对中国有益，因为经济政策将变得更加理性。如果北京能停止娇惯国有企业，推行 改革 以确保投资效率，提高家庭收入在产出中的占比，并减少繁文缛节，那么 中国经济 将在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上实现增长。对于企业来说，它们需要重新调整以面向消费者。相比没有出路的发展模式，中国人民将更欢迎收入和消费的更快增长。 但这一切的前提是，北京能认真推行改革，并大幅放松对利率和 汇率 的管制。  

24 中国“稚嫩”的中产阶层将面临空前浩劫 2012-12-30 12:09:35 浏览 11188 次 | 评论 12 条 曾当选日本首相的菅直人，尽管贵为首相，却仍在租房居住。就在他当选首相之际，中国拥有房子最多的官员、一个县级干部都不是的局长爆出拥有35套房子。再苦不能苦孩子，再富不能富官员。日本在这种做法下，打造出一个经济强国，尽管日本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中国，但租房的日本首相恰好是中日差距之所在，中日两国的较量始终进行，科技经济较量的背后，一个廉洁的公务员全体也决定两国发展的潜力和成败。 尽管对中国大陆过去数十年持续高涨的GDP究竟有多少的水分，世界顶尖的经济学家也是难明就里，但过去十几年中国大陆的住房价格以远超GDP增幅的狂猛成长确实是不争的事实。房价与家庭年均收入的比值，世界各国长期稳定在3至6倍之间，这也是国际公认的合理比值，而中国早以10至20倍雄踞世界各国首位。由于普通中国百姓收入的成长远远赶不上GDP的成长，妄谈与房价的涨幅看齐，因此有很多老百姓靠自己一辈子的积蓄也买不起一套住房，很多工薪阶层也因此而深感人生的挫败与无力。不过，这并不影响房地产市场持续发飙，因为房产早已成为各类大大小小官员们受贿洗钱、增值保值的工具。 下面是中国官方媒体公布的部分被查处官员拥有的房产数，看完就不难理解都是些什么人在希望房价高居不下—— 浙江省药监局原局长黄萌有房产84套；原山东省副省长黄胜有房产46套；安徽黄山园林管理局原局长耿晓军拥有房产38套；青岛远洋运输公司（国企）副总经理宋军有37套房产，其中25套在北京；山西蒲县煤炭局局长郝鹏俊有房产36套，其中北京33套；山东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张万青名下房产30多套；山西阳泉市城区公安分局巡警大队大队长关建军在北京就有房产27套；上海房管局第一副局长陶校兴有房产30套；上海房管局副局长殷国元拥有房产至少有30套；原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有房产25套；上海的〝炒房区长〞康慧军有24套；原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州长杨红卫有房产23套；辽宁抚顺市顺城国土分局局长罗亚平2007年便拥有多达22套的房产。 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及其妻儿名下拥有21处房产，房产总面积7203.33平方米，房产保守估值在4千万以上。长沙市市政设施建设管理局原局长顾湘陵任长沙市规划局局长助理、副局长期间，在多个房地产项目规划报建审批方面，为房地产老板谋取利益，敛财数以千万。正如人民论坛所言：这些官员不查都是两袖清风，一查不是浑身是宝就是房产连片，谁还敢相信腐败分子是“极少数”？ 曾任福州市副市长10年的杨爱金，纪检调查组在其办公室、家里一下子就搜查出3000万元现金以及17套房产证。浙江省药监局原局长黄萌有房产84套，原山东省副省长黄胜有房产46套，广东茂名原市委书记罗荫国名下有67套，广东茂名市副市长杨光亮也有房产35套，安徽黄山园林管理局原局长耿晓军拥有房产38套，山西蒲县煤炭局局长郝鹏俊在北京就有33套，上海房管局第一副局长陶校兴在上海有房产30套，山西阳泉市城区公安分局巡警大队大队长关建军在北京有房产27套，原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在杭州有房产25套，原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州长杨红卫有房产23套…… 打开2012年12月13日各门户网站的最新新闻，与房产有关的报道就有三条：第一条佛山：“房产上亿妻子移民”的公安局长未违纪；第二条：杭州房管局副局长被停职，传其名下房产有20多套；第三条：北京现年底恐慌式抢房：有二手房一天提价70万。综合此三条新闻不难发现，一边是部分政府官员动不动就是“房产数十套价值数亿”，而另一边是高房价下大量老百姓无房安身立命的焦虑与尴尬。一个官员被曝出有几十套房产，这显然有着巨大的问题。因为在中国当官，官员靠实际工资收入压根就买不起房子，但官员很少没有自己的房子。就如今年6月初，云南昆明市委副书记、市长张祖林指出，有权有钱部门的人员有4、5套房子很普遍。这些动辄坐拥几十套上百套房子的官员，只不过是冰山之一角。几乎每个官员倒下，除了持续刷新贪腐数额的纪录外，都有多套房产的罪证一并罗列。在种种权力优势下，多数官员往往占有着远远超过各地公务员住房标准的房子，在多数百姓沦为“房奴”为房子挣扎的时候，他们却奢靡成风。这种巨大差距和矛盾，只有用杜甫的诗可以形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而这些动辄几十套的房产只是被曝光的部分官员众多财富中的一部分而已。据《南方都市报》报道，中山大学廉政与治理中心、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等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廉政制度创新学术研讨会12月16日在中大举行。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副教授张红霞作了《土地市场中开发商行贿与政府干预的量化关系》的报告。张红霞称，研究的初衷是发现近年来，地产腐败案频繁曝光，更有开发商直言：“至少要拿出两成左右的利润，通过请客吃饭、假期组团旅游等方式来摆平权力部门。”张红霞表示，国土资源等部门的官员拥有资源配置和机会授予权，不法者有出于私人目的而索贿的企图。 2011年12月-2012年3月，课题组成员深入武汉、广州、南京三地，在当地国土资源及房地产管理部门的支持下，对开发商行贿问题展开了问卷调查。不过调查并不容易。匿名填写且保密的情况下，共发放了600份问卷，有460份返回，其中有72份缺失数据。更重要的是，经过核实，有251份回收的问卷是受访者的下属或者亲戚朋友而非开发商本人填写，因此，最后保留的有效问卷是137份。调查结果发现，有70%的受访开发商选择了行贿可以获得廉价土地或有利政策。有72%的受访开发商认为行贿可以获得政府保护并促使对其竞争对手施加限制。133名受访开发商(有4名因外出未访问)中有七成人表示，春节、中秋、国庆等节日是与政府官员联络感情的最佳时机。根据各个城市的经济情况和官员所处的位置以及帮助自己的程度，在心里形成好处费的价目表，通常是：科级干部5000元-1万元，处级干部2万元至3万元，局级干部则需要5万元或者更多才拿得出手。研究最后得出结论是，开发商行贿与政府干预正向相关，即政府的干预越多，开发商行贿越多。开发商对收入的预期在二者之间起到充分调节作用。而政府干预对收益感知有明显的正向作用，即政府设置的垄断越多，开发商越感到这里面有空子可钻，送了钱能带来好处。实际上，在房地产市场，腐败绝不是暗流涌动，很多时候已经成为公开的必要成本。有专家曾披露，中国高企的房价中至少有30%的腐败成本。统计数据也显示，国内房地产业的毛利率一直居高不下，既使扣除腐败成本，平均利润仍然远不止100%。 在西方发达国家，房地产从来就不是富豪的主要来源，在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充分发达而政府不干预经济活动的国家里，房地产开发平均利润率和其他工业制造业以及服务业基本上接近，更不可能出现中国这些通过大规模圈地囤地开发房地产而迅速暴富的富豪。中国却是个特例，一个涉及13亿国人民生的领域却变成了一个制造富豪的行业，其财富的积累又完全取决于政府官员和房地产商之间的私下交易。这种交易必然导致一个结果，谁与官方有重要关系或与主要官员能够达成一种默契，就能够获得最好的土地，获得巨额暴利。 在各地房价高企的今天，千千万万老百姓一辈子的收入也已经买不起一套房了，而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却在城市里占有拥有大批房子，这无疑给千千万万老百姓点深重的无力感和挫败感。在房子就是硬通货的现实语境里，官员们坐拥如此之多的房子，不过是再次告诉我们，权力寻租，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严重更加可怕。官员们除了拥有大量现金或情妇之外，都会通过房地产来攫取大量财富。几乎每个官员倒下，除持续刷新贪腐数额纪录外，都有多套房产的罪证一并罗列。 有人说，在房子就是硬通货的现实语境里，不搞几套房子，你都不好意思当腐败官员。君不见，只不过一个城管领导，名下就拥有房产数十套，在城市房奴无数，房产被称为硬通货的当下，难怪惊起网民们莫名惊诧一片：“这得抢多少苹果，没收多少辆推车，收多少保护费啊！”。很显然，如果一位官员量工资之入为购房之出，不过就一两套房产，他就是在践行为人民服务；如果一位官员量隐性收入为购房之出，拥有多套乃至数十套房产，他就是在疯狂地为人民币服务。 现如今，中国房价持续上涨，房产己成为官员受贿洗钱、增值保值的最佳途径。将非法所得转变成房产，不仅安全性提高，租金可观，还能享受房价飙升带来的快感，完全用不着担忧财富在通胀下缩水。如果一个官员拥有了多套房产，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很可能会利用权力资源，将房价继续推高，他们岂会为调控房价去努力，只有房价高企，维持持续上涨的势头，官员们所拥有的房子才会成为真正的硬通货才会保值增值。最终受到伤害的仍是普通百姓。 房子的主要属性是居住，而官员们拥有太多的房子只是为了保值和炫耀！北京如此多的空置房，都是拜各地贪官所赐。早前一项统计显示，各省市的书记、市长、县长不少都在京城购置房产，如果将他们赶出北京，恐怕北京的房价要跌去一半。更何况，官员们自己都有几套房在手，当然体会不到中低收入老百姓买不起房、租不起房的痛苦，反而因房价、租金高涨成为既得利益者，谁都不愿打压房价，降低租金，自然也对保障房建设热情不高。 不论你是买房还是买馒头，首先你兜里需要有钱，你需要有支付能力。换句话说，我们的收入水平决定了我们能够买些什么，能够买多少。因此评估楼市是否存在泡沫的第一种方法，就是把房价和老百姓的收入水平联系起来。 其次，住房不同于苹果或馒头，更像是股票。苹果、馒头只能给我们带来一次满足或一次收益，我们称之为商品。确定商品价格是否昂贵，我们只需要比较我们支付的价格和商品给我们带来的收益或满足程度即可。而住房、股票能够给我们带来多次满足或多次收益，我们称之为资产。评估其价格是否昂贵，往往需要比较我们支付的价格和这些资产给我们带来的多期的收益。以上海为例，2011年度上海市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即毛收入中扣除所得税和“五险一金”之后，老百姓可以带回家用于储蓄或消费的收入为36230元。2011年度上海市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为25102元，那么上海市人均储蓄为36230 – 25102 = 11128元。2011年上海商品房销售均价为23591元，这就意味着一套100平方米左右的公寓的平均价格为235.91万元，上海城镇居民购买这样一套房子，需要储蓄2359100/11128=212年。两个成年人组成家庭并且每一个家庭成员能够储蓄40年，并且不买骨灰盒和墓地，需要储蓄2.65代人！ 房地产调控、房价下降，无疑会降低房地产投资，降低地方政府在高房价中获得的利益，从而导致经济增速放缓。没有不破的泡沫，不要相信日本的泡沫会破灭而中国的泡沫永远“闪烁”的神话。泡沫的存在性和泡沫破灭的必然性，意味着所谓“刚需者”入市，未来的财富会腰斩！最大的担心是，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对中国“稚嫩”的中产阶层，将是一场空前的浩劫。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提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是城镇化，“尽管官方数据表明城镇化率为50%，但真实的数据可能只有35%”。他认为，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可以创造更多新的社会需求，所以中国不缺需求。但高房价已经阻碍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国僵化的经济体制束缚了需求的释放。因此中国需要体制改革，释放内需。许小年称，造成高房价的原因在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房地产市场真正的博弈巨头，地产开发商、老百姓、农民都不具有博弈能力。地方政府财政问题不解决，就会继续依靠卖地补充财政收入，在土地指标紧张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会希望地价越高越好。“小产权房一旦合法化，房价立马就降。房地产问题经济学可以解决，但是政府的利益解决不了。但我相信，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政府会回到正确的道路上”。许小年表示。 2012年的房地产市场的特点是分化，由于经济景气周期下行，以及出口大幅下降，导致以单一资源为主的中小城市如鄂尔多斯、以外向出口为主的中小城市如温州东莞等地房价下降，如冰山融化。也许因为冰山融化惊吓到了某些人，也许因为地方财政的警报开始拉响，从2012年年中开始，房地产市场出现逆转，开发商开始以低价检选土地，下半年大规模进入市场，到四季度地价上升，以至于某地方政府不得不以行政手段中止企业拿地。从年中开始，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价格坚挺、成交量上升，其他省会城市房价开始抬头，到四季度趋势已经十分明显。房地产市场由淡转旺，其背景是刚性与改善型需求主导、表面上限购限贷仍在严格执行。可以想像，一旦房地产政策放松，房地产市场将如何火爆。 2013年，主导房地产市场的首先是城镇化。农民无论是自愿上楼还是被动上楼，都需要“楼”。假如未来十年有4亿农民朋友进入城镇，如果他们手中拥有征地而来的第一桶金，通过商品房解决农民进城的住房问题。那么市场必须提供给他们足够的商品房；如果进城的农民朋友大部分征地款被剥夺，那么地方政府必须提供足够的保障房，羊毛出在羊身上，分配给农民的保障房等支出必须通过房地产收益得到补偿。所以，成本就是房地产，40万亿的成本，需要多少房地产支撑？女人永远缺少一件衣服，地方政府永远缺少社会保障的一块资金。 基建投资需要土地杠杆。城镇化进入快车道，中国需要大规模基建，2013年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投资还将大干快上：中央重点工程由央企负责，各地基础工程基本上都由各地城投公司负责，城投公司发城投债、到银行借贷，最重要的抵押品、资产评估就是土地，失去土地，就像火箭失去燃料，还做什么基建？还建什么轨交？乐观的说法是，可以利用民资，确实，中国存款将近百万亿，民资作用不可小覤。城投债或者信托就是利用民资的重要方式，除非造假，仍然需要抵押、担保、风险等级评估。而从温州等地的轨交民间集资情况看，民资对于入股、集资轨交兴趣缺缺，一方面是因为公益项目赢利前景黯淡，需要政府补贴，另一方面，是担心无法提到相应的管理权与收益权，甚至担心最终被“关门打狗”，从历史经验看，这样的担忧绝非空穴来风。 从2012年四季度开始，热钱开始冲击中国香港地区，导致香港金管局释放千亿港币、几十次干预汇市，以压低港币汇率。2013年，全球热钱流动势头有增无减，国内资金流动到发达经济体进行资源、品牌、技术并购，而大规模的移民推动了人口、资金进入地的房价。发达国家借入零利率的美元、日元，在全球寻找套利机会。可以肯定，中国货币政策将比2012年略有宽松，以适应投资增长，全球主要央行零利率抑制了中国央行的加息空间，明年真实汇率还将继续上升，名义汇率加上通胀都处于小幅上升区间，尤其是通胀的预期，正在逐渐加重。 不可忽视，2013年还有两个特点，房地产市场继续分化，温州、鄂尔多斯、邯郸等地回升无望，冰山从边远地区融化，而大部分省会以上核心城市房价还会上升。另一个特点，房价上升半遮半掩、欲说还羞，有关方面意识到房地产泡沫在将来的危害，因此房地产政策继续紧缩，而实际需求与经济决定了房地产市场上涨的内生动力。尽管戴着原罪的帽子，尽管无数骂名，房地产市场还是在往上走。市场有逻辑，路径依赖也有逻辑，骂声与政策不可能消除逻辑。 这些动辄坐拥几十套上百套房子的官员，在中国官场只不过是冰山之一角。只要对全国各地所有的房子进行一次认真的普查，相信不难发现，官员所拥有的房子远远超过了老百姓。事实上，官员都是房价上涨的最大受益者，其拥有的财富甚至与房价息息相关，正是因为这层关系，各地所有针对房地产的调控政策往往都是虎头蛇尾无济于事，谁也不愿意真正花力气去抑制房价。 中国房价飚升与腐败有直接关系，虽说房子的主要属性是居住，但许多官员通过权力获得房子只是为了洗钱和套现，因而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市场越来越脱离了民生的本质，当蚁族拥挤在城市的地下室为生计奔忙为未来愁苦时，官员却轻而易举就能通过权力获得大量的房子以及花不完的黑金，从而导致了今天中国日趋严重的贫富分化，以及官民对立仇官仇富情绪。 就在2012年11月份，北京、上海、广州等多地的二手房成交量出现明显增长。对此，传说是因国家试点推行公开官员个人财产及住宅信息，以至拥有多套房产的官员急于脱手名下房产。因为，对于官员来说，拥有过多数量或者价值过大的房产，可能成为新一轮反腐大行动的对象。看到18大后不断有“房叔”、“房婶”出现，最终因为房产过多而断了前程，相信许多贪官都十分害怕，不少人也许要悄悄暗地变卖四处空置的房产。可以预计，只要拿出人口普查的劲头来次官员房产普查，认真调查、排查官员的房产，许多隐藏很深的贪官将会“无所遁形”，暴露于世人的面前，成为现阶段打击官员腐败的有力“武器”。 如果在房地产领域清除了所有腐败因子，也就还原了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而竞争的结果肯定是价格的大幅度回落。